【新京报关注贵阳发展：贵州省会贵阳市经济表现抢眼，GDP增速继续位居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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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31个省区市以及各主要城市，陆续公布了2020年的主要经济指标。省会城市中，截至2月5日，除拉萨、石家庄等2市之外，其余城市均公布了GDP总量、GDP增速等指标。
其中，贵州省和省会贵阳市经济表现抢眼——2020年，贵州省地区生产总值17826.56亿元，进入全国省域经济20强；贵阳市全年GDP总量4311.65亿元，GDP增速5.0%，高于全国2.7个百分点，在省会城市中，其GDP增速位居全国第4。
最具经济发展“冲劲”的城市之一
2020年，我国GDP同比增长2.3%。初步统计，跑赢全国GDP增速的城市不下23个，包括上海、北京、重庆、深圳、苏州，以及18个省会城市。
其中，贵阳市2020年GDP同比增长5%，在省会城市中，位居全国第4位。
跟其他城市一样，2020年，贵阳市的经济发展也受到了疫情的冲击。不过，来自贵阳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其工业经济呈稳步增长态势，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增速高于全国3.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2580.75亿元，同比增长4.4%，高于全国2.3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88.26亿元，同比增长6.6%，高于全国10.5个百分点。
贵阳市委市政府首席战略顾问、贵阳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连玉明表示，“近十年来，贵阳市的GDP增速一直在‘逆袭’，一度排在全国省会城市第一位。可以说，作为西部后发城市，贵阳近几年‘跑’出了人们的想象。从近年来的经济指标看，特别是2020年的经济表现，让人刮目相看，地区生产总值增速时隔8年重返全省第一，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时隔16年重返全省第一，龙头地位更加稳固，从全国来看无疑是极具经济发展‘冲劲’的城市之一”。
减掉248.7亿税费
在2020年的疫情冲击下，不沿海、不沿边、不沿江的贵阳凭借什么保持住了经济发展的上升态势，经济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
“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全力打赢了疫情防控这场硬仗。”回顾2020年的经济发展态势，贵阳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祖章能回忆，2020年1月疫情发生后，贵阳反应迅速，两周建成了将军山医院，完成了全省确诊患者集中收治；一个月实现无新增本土病例，两个月实现本土确诊病例清零，自2020年2月17日以来，未出现本地确诊病例和本土阳性无症状感染者。
疫情情况得到有效控制后，贵阳在全国较早取消交通卡点限制，“果断决策推动经济社会秩序全面恢复”，祖章能说，2020年2月中旬，贵阳有序恢复了各类商场市场营业，2月24日，规模以上企业、重大工程项目全部复工复产。
不过，复工复产后，贵阳仍一直面临如何稳住经济基本盘的严峻考验。2020年第一季度，全市GDP总量仅为838.76亿元，GDP增速曾下降到-2%。2020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速也仅达到了1.3%。
祖章能回忆，为了稳住经济基本盘，贵阳在全国首批推出了复工复产复市政策性保险，出台了《关于疫情防控期间支持企业稳定发展若干措施》和《关于支持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达产增产和省重大工程重点项目加快建设若干措施》等，实施企业费用“减免缓”、金融支持“惠准快”一揽子支持措施。
贵州合力超市集团是一家成立于2000年的企业，总经理汪建文说，2020年是企业成立以来最艰难的一年，但仍旧完成了年初制定的年度经济指标，“政府的一系列支持政策，社保缓交、房租减免等等‘减免缓’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政策，不可能完成年度任务”。
汪建文回忆，2020年1月疫情发生后，口罩等防疫物资一度告急，“作为商超企业，防疫物资特别是口罩，必不可少，关键时刻是政府解决了我们的难题。高速费等费用是企业的一项重大开支，单此一项，全年就减免了接近千万元左右”。
来自贵阳市发改委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贵阳为企业减免各类税费248.7亿元，企业获得贷款支持53.4亿元。
贵阳市统计局局长张缨表示，在一系列帮扶政策的“刺激”下，全市经济运行快速恢复，经济韧性和抗风险的能力显著增强，“上半年扭负为正，增长1.3%，前三季度以3.7%的增速历经28个季度后跃居全省第一，全年以5%的增速继续领跑全省”。
还有一个数据能说明贵阳2020年的经济发展活力，2020年贵阳市场主体新增11万余户，高于往年。
大数据“红利”
2月1日，位于贵阳经开区的贵州贵材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一根根长方形的铝型材板通过预处理、脱脂、喷绘、固化后，由立式粉末喷涂滑出台缓缓运送到辅助下料的工人面前，工人将成型的铝型材板分拣到操作台上，在传输机床的协助下，1分钟就有35支成型铝材下线，产值可达1900元。
“以前人工操作，一分钟能完成10根铝型材喷绘就算高效了。”该公司副总经理李衍雷说，得益于自动化，公司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年产能从1万吨增加到5万吨，产品合格率从以前的82%提升到95%以上。
连玉明认为，贵州贵材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生产线智能化的受益者之一。2020年，贵阳经济发展之所以能有效克服疫情冲击，继续保持上升态势，另一关键因素在于大数据“红利”。“很多人会问，为什么是贵阳？如果把答案总结为一句话，我认为就是，贵阳走出了一条创新驱动发展、数据驱动创新的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贵阳是最早提出发展大数据产业的城市之一。早在2013年，贵阳就开始由一把手牵头，构建以大数据为引领的新型产业体系。不过，贵阳的大数据产业能走多远？这个话题一度备受业内人士关注。有人曾提出，贵阳的大数据产业相当于“天然机房”，利用本地丰富的水电资源和凉爽气候优势，以较低的成本建设数据中心机房，在整个大数据产业链里仍然是最低端的资源密集型环节。
如何解决上述问题？贵阳市工信局局长刘良果表示，近年来，贵阳一直在布局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推动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提升传统支柱产业竞争力，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服务化技术改造，我们实施了‘千企改造’‘万企融合’工程，实施省级‘千企改造’工业项目51个”。
贵阳市大数据局局长吴宏春认为，得益于不断汇聚的海量数据优势，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布局在2020年显示出威力，“‘一码贵州’‘货运滴滴’‘脸行贵阳’，灵活就业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为贵阳应对疫情、实现GDP增长5%注入了强大动能。被列入国家首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贵阳信息技术服务产业，2020年实现规模以上营业收入122亿元，同比增长53.5%。满帮、白山云等独角兽企业头部引领，航天云网、朗玛、白山云等企业先后入选中国互联网企业百强榜单，数字产业集群化发展进入了快速道”。她表示，贵阳市的数字经济增加值在地区生产总值的占比已经超过38%，数字经济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吴宏春说，五年前，提到国家级大数据产业发展集聚区、大数据产业技术创新试验区、国家大数据及网络安全示范试点城市这些称号，很难跟地处西南欠发达省份的贵阳联系起来，“但目前，数字经济已经在贵阳落地生根。贵阳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水平指数达到51.1，高出全省平均水平10个点，30余个项目获评省级融合标杆，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由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加速迈进”。（来源：新京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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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31个省区市以及各主要城市，陆续公布了2020年的主要经济指标。省会城市中，截至2月5日，除拉萨、石家庄等2市之外，其余城市均公布了GDP总量、GDP增速等指标。
其中，贵州省和省会贵阳市经济表现抢眼——2020年，贵州省地区生产总值17826.56亿元，进入全国省域经济20强；贵阳市全年GDP总量4311.65亿元，GDP增速5.0%，高于全国2.7个百分点，在省会城市中，其GDP增速位居全国第4。
最具经济发展“冲劲”的城市之一
2020年，我国GDP同比增长2.3%。初步统计，跑赢全国GDP增速的城市不下23个，包括上海、北京、重庆、深圳、苏州，以及18个省会城市。
其中，贵阳市2020年GDP同比增长5%，在省会城市中，位居全国第4位。
跟其他城市一样，2020年，贵阳市的经济发展也受到了疫情的冲击。不过，来自贵阳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其工业经济呈稳步增长态势，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增速高于全国3.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2580.75亿元，同比增长4.4%，高于全国2.3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88.26亿元，同比增长6.6%，高于全国10.5个百分点。
贵阳市委市政府首席战略顾问、贵阳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连玉明表示，“近十年来，贵阳市的GDP增速一直在‘逆袭’，一度排在全国省会城市第一位。可以说，作为西部后发城市，贵阳近几年‘跑’出了人们的想象。从近年来的经济指标看，特别是2020年的经济表现，让人刮目相看，地区生产总值增速时隔8年重返全省第一，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时隔16年重返全省第一，龙头地位更加稳固，从全国来看无疑是极具经济发展‘冲劲’的城市之一”。
减掉248.7亿税费
在2020年的疫情冲击下，不沿海、不沿边、不沿江的贵阳凭借什么保持住了经济发展的上升态势，经济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
“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全力打赢了疫情防控这场硬仗。”回顾2020年的经济发展态势，贵阳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祖章能回忆，2020年1月疫情发生后，贵阳反应迅速，两周建成了将军山医院，完成了全省确诊患者集中收治；一个月实现无新增本土病例，两个月实现本土确诊病例清零，自2020年2月17日以来，未出现本地确诊病例和本土阳性无症状感染者。
疫情情况得到有效控制后，贵阳在全国较早取消交通卡点限制，“果断决策推动经济社会秩序全面恢复”，祖章能说，2020年2月中旬，贵阳有序恢复了各类商场市场营业，2月24日，规模以上企业、重大工程项目全部复工复产。
不过，复工复产后，贵阳仍一直面临如何稳住经济基本盘的严峻考验。2020年第一季度，全市GDP总量仅为838.76亿元，GDP增速曾下降到-2%。2020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速也仅达到了1.3%。
祖章能回忆，为了稳住经济基本盘，贵阳在全国首批推出了复工复产复市政策性保险，出台了《关于疫情防控期间支持企业稳定发展若干措施》和《关于支持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达产增产和省重大工程重点项目加快建设若干措施》等，实施企业费用“减免缓”、金融支持“惠准快”一揽子支持措施。
贵州合力超市集团是一家成立于2000年的企业，总经理汪建文说，2020年是企业成立以来最艰难的一年，但仍旧完成了年初制定的年度经济指标，“政府的一系列支持政策，社保缓交、房租减免等等‘减免缓’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政策，不可能完成年度任务”。
汪建文回忆，2020年1月疫情发生后，口罩等防疫物资一度告急，“作为商超企业，防疫物资特别是口罩，必不可少，关键时刻是政府解决了我们的难题。高速费等费用是企业的一项重大开支，单此一项，全年就减免了接近千万元左右”。
来自贵阳市发改委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贵阳为企业减免各类税费248.7亿元，企业获得贷款支持53.4亿元。
贵阳市统计局局长张缨表示，在一系列帮扶政策的“刺激”下，全市经济运行快速恢复，经济韧性和抗风险的能力显著增强，“上半年扭负为正，增长1.3%，前三季度以3.7%的增速历经28个季度后跃居全省第一，全年以5%的增速继续领跑全省”。
还有一个数据能说明贵阳2020年的经济发展活力，2020年贵阳市场主体新增11万余户，高于往年。
大数据“红利”
2月1日，位于贵阳经开区的贵州贵材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一根根长方形的铝型材板通过预处理、脱脂、喷绘、固化后，由立式粉末喷涂滑出台缓缓运送到辅助下料的工人面前，工人将成型的铝型材板分拣到操作台上，在传输机床的协助下，1分钟就有35支成型铝材下线，产值可达1900元。
“以前人工操作，一分钟能完成10根铝型材喷绘就算高效了。”该公司副总经理李衍雷说，得益于自动化，公司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年产能从1万吨增加到5万吨，产品合格率从以前的82%提升到95%以上。
连玉明认为，贵州贵材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生产线智能化的受益者之一。2020年，贵阳经济发展之所以能有效克服疫情冲击，继续保持上升态势，另一关键因素在于大数据“红利”。“很多人会问，为什么是贵阳？如果把答案总结为一句话，我认为就是，贵阳走出了一条创新驱动发展、数据驱动创新的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贵阳是最早提出发展大数据产业的城市之一。早在2013年，贵阳就开始由一把手牵头，构建以大数据为引领的新型产业体系。不过，贵阳的大数据产业能走多远？这个话题一度备受业内人士关注。有人曾提出，贵阳的大数据产业相当于“天然机房”，利用本地丰富的水电资源和凉爽气候优势，以较低的成本建设数据中心机房，在整个大数据产业链里仍然是最低端的资源密集型环节。
如何解决上述问题？贵阳市工信局局长刘良果表示，近年来，贵阳一直在布局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推动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提升传统支柱产业竞争力，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服务化技术改造，我们实施了‘千企改造’‘万企融合’工程，实施省级‘千企改造’工业项目51个”。
贵阳市大数据局局长吴宏春认为，得益于不断汇聚的海量数据优势，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布局在2020年显示出威力，“‘一码贵州’‘货运滴滴’‘脸行贵阳’，灵活就业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为贵阳应对疫情、实现GDP增长5%注入了强大动能。被列入国家首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贵阳信息技术服务产业，2020年实现规模以上营业收入122亿元，同比增长53.5%。满帮、白山云等独角兽企业头部引领，航天云网、朗玛、白山云等企业先后入选中国互联网企业百强榜单，数字产业集群化发展进入了快速道”。她表示，贵阳市的数字经济增加值在地区生产总值的占比已经超过38%，数字经济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吴宏春说，五年前，提到国家级大数据产业发展集聚区、大数据产业技术创新试验区、国家大数据及网络安全示范试点城市这些称号，很难跟地处西南欠发达省份的贵阳联系起来，“但目前，数字经济已经在贵阳落地生根。贵阳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水平指数达到51.1，高出全省平均水平10个点，30余个项目获评省级融合标杆，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由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加速迈进”。（来源：新京报客户端）
【疫情之下显强者本色 硬核工业挺直山东经济腰杆】2021年1月29日，全国31省份2020年经济“成绩单”全部出炉。其中，工业大省山东以“3.6%”的经济增速，在与诸多沿海发达省份的横向比较中丝毫不落下风。如果考虑到山东排位全国第三的经济体量，这一增速更显难能可贵。
2020年，被成为“历史性的一年”：罕见的新冠疫情突如其来，继而引发了宏观经济萧条、市场消费乏力、国内产业低迷……重重困境相互叠加，一度对经济稳定发展形成了巨大冲击，对工业大省山东经济的冲击尤为显著。
疫情之下，中国第一产业（农业）因总体呈现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种植模式，所受影响不大；第三产业（服务业）中，尽管线下实体店铺纷纷停业，但线上电商业务却空前高涨；三大产业之间，唯有第二产业（工业）所受冲击最大。
根据权威部门统计局数据，2020年一季度，无论是就全国而言、还是仅就山东而言，第二产业都是三大产业中降幅最大的——山东2020年一季度第二产业降幅达7.1%！
原因在于，工业处于三大产业的中间环节，无论是农业还是服务业所受冲击都会传导至此；而汽车、家电、装备制造等工业自身产业链、供应链长——如中国重汽生产一台重卡涉及上万个零部件、900多个供应商——任何一个零部件短缺，都可能导致整条产业链停摆；同时，中国是“世界工厂”，工业产业与进出口贸易更为紧密，全球疫情持续蔓延对工业产品市场冲击最大。
因此，经济结构以工业为主的山东，取得如此经济增速，要比以服务业、金融业或高新技术产业见长的省份更加困难、也更加难得。所幸，工业大省山东凭借着自身优势克服了重重困难，增速逆势上扬。
大企业能抗大风险
长期以来，山东经济在全国各省之中有着鲜明特点——因大企业林立，呈现出“群象经济”生态特点。
经历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考验，证明了大企业往往比中小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更强。2008年，山东省经济总量一度超越江苏，排名全国第二。
2020年疫情之下，处于产业上游的山东大型企业、国有企业，不仅抗风险能力较高，而且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能够在全国乃至全球调配经济社会资源，率先复工复产。
比如，山东最大的省属国企山东重工集团，在大年初三（1月27日）就实现了复工复产，成为全国重卡行业第一个复产的企业，并带动了整个产业链复工；2月2日，山东省政府紧急协调山东能源集团复工复产，开辟绿色运输通道，保障魏桥集团煤炭供应，以解燃“煤”之急；在完成全球布局后，中国最大的葡萄酒企张裕一度在全球采购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保证自身复工复产；全国最大的无水葡萄糖原料药企业——西王糖业公司面对下游药厂频频告急的订单需求紧急复工复产，在地方政府多方协助下迅速组织货源、运力，保障药企原料需求，确保为疫情防控提供“弹药”……
截至2020年2月27日，尽管疫情防控还处于攻坚阶段，山东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开工26582家，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的98%！复工人数394.73万人，占职工总数的74.1%，复工率居全国首位。
根据统计数据，山东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在3月份实现由负转正，增长1.7%，比1-2月回升12.3个百分点，3月当月工业用电量由2月份的下降15.8%转为增长3.1%，工业生产逐步恢复常态。
在危机之下，大企业再次成为山东经济的稳定器、压舱石。
工业体系支撑复工复产
工业企业因供应链长、用工人数多等原因在，疫情下受到的冲击最大，可一旦实现复工复产，工业体系相对完备的山东应对疫情也更为有利。
疫情肆虐，口罩成了企业复工、人们出行的急缺物资。在山东，完全能够凑齐口罩产业链所有环节——3M口罩无人不知，但你不知道的是，给3M提供原材料的就有东营的山东俊富。这家国内知名熔喷无纺布生产企业，产能占到全省4/5，每天生产15吨熔喷无纺布，可供生产1500万只口罩。
在第一波复工企业中，如意科技、魏桥创业、威高、华纺股份这些纺织工业龙头，纷纷转产生产口罩、防护服。比如，青岛服装企业酷特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转产后，就能实现日产口罩500万只；烟台服装企业舒朗集团2月10日复产后，从成立舒朗医疗公司到首批民用防护服下线仅用4天，生产防护服所用的胶条机，是舒朗启动全球供应链从德国法兰克福空运而来。
2020年春节后一个多月时间，山东省口罩日产量由120万只扩大到800万只，提升6倍多；医用防护服日产量由5000件迅速扩大到4.7万件，提升了8倍多。
消杀防疫物资在其他省市或许是个难题，但难不倒山东这个化工大省：化工企业纷纷转产，向地方政府和企业敞开供应消毒剂。
企查查数据显示，自1月1日至2月10日，全国医疗器械新增企业数超2万家，消毒产品次之，专门生产口罩企业新增注册数量154家。全国医疗器械新增企业中，山东排名首位，广东第二。新增的消毒产品生产企业中，广东以900余家企业排名首位，山东第三。
山东工业体系完整不仅支撑了复工复产所需的防疫物资的供给，对于山东进出口贸易也贡献不小。2020年，山东全年防疫物资出口525.9亿元，增长243.9%，其中口罩、防护服出口分别增长11倍、17倍！
一位有着二十多年从业经历的山东货代指出，今年外贸出口，不同地区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广东以电子产品为主，江浙以家庭消费品居多，北方尤其是山东，防疫物资、制造装备等占据了相当的比例。
补齐产业链做大内循环
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加重，数十个国家举国“封城”，大量国际空运航线因停航、停港而停运。这时，内循环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但这有一个先决条件，即自身的产业链条必须相对完善。
山东是全国唯一一个拥有全部联合国所分41个工业大类的省份；在207个中类中，山东拥有197个，其中制造业占179个。
正如淄博市委书记江敦涛所说，“全国工业领域3个门类，我市一个不少，41个产业大类中淄博有39个，207个产业当中淄博有144个。”刚刚离任的青岛市委书记王清宪在招商中频频提及，青岛作为中国领先的制造业强市，拥有齐全的工业门类，大数据、机器人、人工智能等各类高新技术在这里都有应用场景。
2018年，山东就出台了《关于推动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通知》，完善农业供应链，创新制造供应链，优化流通供应链，发展供应链金融，全面推进产融结合。近年来，山东启动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改革，在原有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之上，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完善产业链每个环节，延链、补链、强链，提升产业能级。
山东最大的化工企业万华化学，就通过自身“补链”形成完整的化工链条——构建起生产聚氨酯所需MDI和聚醚两大原料的技术与产能，既确保了生产原料，又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闭环，同时为精细化学品拓展奠定了基础，从而锻造出“中国利润最高的基础化工产业链”。
山东通过重卡产业链的大整合，将中国重汽集团划归山东重工集团，增强了山东重工在重卡产业链的短板，使之在柴油发动机与重卡整车的产能更加均衡，更好的参与国内大循环。2020年，山东重工营业收入突破5000亿元，利润200亿元；中国重汽集团实现收入同比增长48.4%，利润同比增长65.5%。
疫情的不确定性、供应链的不稳定性等外在因素，都将给青岛市汽车产业带来较大挑战。但青岛一方面整合用好本地产业链资源，扩大本地配套；一方面，在招商引资中，试图完善汽车产业链的短板环节。今年将有一汽解放新能源轻卡、美锦新能源汽车和北京汽车的整车制造等项目落地，同时推进存量储备项目加快落地，形成产业集群优势，推动汽车产业体量持续做大做强。
山东高新技术制造业增长
原有的产业优势与新旧动能转换改革，推动着山东这个工业大省在2020年实现了经济快速复苏。2020年，山东新一代信息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高端装备产业、高端化工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4.5%、19.6%、9.0%和9.5%。高技术制造业实现增加值增长9.8%，增速高于规模以上工业4.8个百分点。传统行业加速改造提升，高端化工增加值占行业比重超过45%，钢材深加工行业增加值占行业比重超过70%……
2021年，全球疫情尚未消退，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工业大省山东在后疫情时代的区域角逐中、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能否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取得更快速的增长呢？我们拭目以待。
2020年，被成为“历史性的一年”：罕见的新冠疫情突如其来，继而引发了宏观经济萧条、市场消费乏力、国内产业低迷……重重困境相互叠加，一度对经济稳定发展形成了巨大冲击，对工业大省山东经济的冲击尤为显著。
疫情之下，中国第一产业（农业）因总体呈现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种植模式，所受影响不大；第三产业（服务业）中，尽管线下实体店铺纷纷停业，但线上电商业务却空前高涨；三大产业之间，唯有第二产业（工业）所受冲击最大。
根据权威部门统计局数据，2020年一季度，无论是就全国而言、还是仅就山东而言，第二产业都是三大产业中降幅最大的——山东2020年一季度第二产业降幅达7.1%！
原因在于，工业处于三大产业的中间环节，无论是农业还是服务业所受冲击都会传导至此；而汽车、家电、装备制造等工业自身产业链、供应链长——如中国重汽生产一台重卡涉及上万个零部件、900多个供应商——任何一个零部件短缺，都可能导致整条产业链停摆；同时，中国是“世界工厂”，工业产业与进出口贸易更为紧密，全球疫情持续蔓延对工业产品市场冲击最大。
因此，经济结构以工业为主的山东，取得如此经济增速，要比以服务业、金融业或高新技术产业见长的省份更加困难、也更加难得。所幸，工业大省山东凭借着自身优势克服了重重困难，增速逆势上扬。
大企业能抗大风险
长期以来，山东经济在全国各省之中有着鲜明特点——因大企业林立，呈现出“群象经济”生态特点。
经历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考验，证明了大企业往往比中小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更强。2008年，山东省经济总量一度超越江苏，排名全国第二。
2020年疫情之下，处于产业上游的山东大型企业、国有企业，不仅抗风险能力较高，而且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能够在全国乃至全球调配经济社会资源，率先复工复产。
比如，山东最大的省属国企山东重工集团，在大年初三（1月27日）就实现了复工复产，成为全国重卡行业第一个复产的企业，并带动了整个产业链复工；2月2日，山东省政府紧急协调山东能源集团复工复产，开辟绿色运输通道，保障魏桥集团煤炭供应，以解燃“煤”之急；在完成全球布局后，中国最大的葡萄酒企张裕一度在全球采购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保证自身复工复产；全国最大的无水葡萄糖原料药企业——西王糖业公司面对下游药厂频频告急的订单需求紧急复工复产，在地方政府多方协助下迅速组织货源、运力，保障药企原料需求，确保为疫情防控提供“弹药”……
截至2020年2月27日，尽管疫情防控还处于攻坚阶段，山东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开工26582家，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的98%！复工人数394.73万人，占职工总数的74.1%，复工率居全国首位。
根据统计数据，山东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在3月份实现由负转正，增长1.7%，比1-2月回升12.3个百分点，3月当月工业用电量由2月份的下降15.8%转为增长3.1%，工业生产逐步恢复常态。
在危机之下，大企业再次成为山东经济的稳定器、压舱石。
工业体系支撑复工复产
工业企业因供应链长、用工人数多等原因在，疫情下受到的冲击最大，可一旦实现复工复产，工业体系相对完备的山东应对疫情也更为有利。
疫情肆虐，口罩成了企业复工、人们出行的急缺物资。在山东，完全能够凑齐口罩产业链所有环节——3M口罩无人不知，但你不知道的是，给3M提供原材料的就有东营的山东俊富。这家国内知名熔喷无纺布生产企业，产能占到全省4/5，每天生产15吨熔喷无纺布，可供生产1500万只口罩。
在第一波复工企业中，如意科技、魏桥创业、威高、华纺股份这些纺织工业龙头，纷纷转产生产口罩、防护服。比如，青岛服装企业酷特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转产后，就能实现日产口罩500万只；烟台服装企业舒朗集团2月10日复产后，从成立舒朗医疗公司到首批民用防护服下线仅用4天，生产防护服所用的胶条机，是舒朗启动全球供应链从德国法兰克福空运而来。
2020年春节后一个多月时间，山东省口罩日产量由120万只扩大到800万只，提升6倍多；医用防护服日产量由5000件迅速扩大到4.7万件，提升了8倍多。
消杀防疫物资在其他省市或许是个难题，但难不倒山东这个化工大省：化工企业纷纷转产，向地方政府和企业敞开供应消毒剂。
企查查数据显示，自1月1日至2月10日，全国医疗器械新增企业数超2万家，消毒产品次之，专门生产口罩企业新增注册数量154家。全国医疗器械新增企业中，山东排名首位，广东第二。新增的消毒产品生产企业中，广东以900余家企业排名首位，山东第三。
山东工业体系完整不仅支撑了复工复产所需的防疫物资的供给，对于山东进出口贸易也贡献不小。2020年，山东全年防疫物资出口525.9亿元，增长243.9%，其中口罩、防护服出口分别增长11倍、17倍！
一位有着二十多年从业经历的山东货代指出，今年外贸出口，不同地区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广东以电子产品为主，江浙以家庭消费品居多，北方尤其是山东，防疫物资、制造装备等占据了相当的比例。
补齐产业链做大内循环
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加重，数十个国家举国“封城”，大量国际空运航线因停航、停港而停运。这时，内循环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但这有一个先决条件，即自身的产业链条必须相对完善。
山东是全国唯一一个拥有全部联合国所分41个工业大类的省份；在207个中类中，山东拥有197个，其中制造业占179个。
正如淄博市委书记江敦涛所说，“全国工业领域3个门类，我市一个不少，41个产业大类中淄博有39个，207个产业当中淄博有144个。”刚刚离任的青岛市委书记王清宪在招商中频频提及，青岛作为中国领先的制造业强市，拥有齐全的工业门类，大数据、机器人、人工智能等各类高新技术在这里都有应用场景。
2018年，山东就出台了《关于推动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通知》，完善农业供应链，创新制造供应链，优化流通供应链，发展供应链金融，全面推进产融结合。近年来，山东启动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改革，在原有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之上，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完善产业链每个环节，延链、补链、强链，提升产业能级。
山东最大的化工企业万华化学，就通过自身“补链”形成完整的化工链条——构建起生产聚氨酯所需MDI和聚醚两大原料的技术与产能，既确保了生产原料，又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闭环，同时为精细化学品拓展奠定了基础，从而锻造出“中国利润最高的基础化工产业链”。
山东通过重卡产业链的大整合，将中国重汽集团划归山东重工集团，增强了山东重工在重卡产业链的短板，使之在柴油发动机与重卡整车的产能更加均衡，更好的参与国内大循环。2020年，山东重工营业收入突破5000亿元，利润200亿元；中国重汽集团实现收入同比增长48.4%，利润同比增长65.5%。
疫情的不确定性、供应链的不稳定性等外在因素，都将给青岛市汽车产业带来较大挑战。但青岛一方面整合用好本地产业链资源，扩大本地配套；一方面，在招商引资中，试图完善汽车产业链的短板环节。今年将有一汽解放新能源轻卡、美锦新能源汽车和北京汽车的整车制造等项目落地，同时推进存量储备项目加快落地，形成产业集群优势，推动汽车产业体量持续做大做强。
山东高新技术制造业增长
原有的产业优势与新旧动能转换改革，推动着山东这个工业大省在2020年实现了经济快速复苏。2020年，山东新一代信息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高端装备产业、高端化工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4.5%、19.6%、9.0%和9.5%。高技术制造业实现增加值增长9.8%，增速高于规模以上工业4.8个百分点。传统行业加速改造提升，高端化工增加值占行业比重超过45%，钢材深加工行业增加值占行业比重超过70%……
2021年，全球疫情尚未消退，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工业大省山东在后疫情时代的区域角逐中、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能否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取得更快速的增长呢？我们拭目以待。
【“十四五”减税降费还有多大空间】
减税降费的故事还会继续。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普惠金融服务，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创新，让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增加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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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工作犹如在刀尖上起舞，每一笔资金的细微变化都和民生息息相关。在过去5年，减税降费成为财政工作的主线，据统计，2016年至2020年新增的减税降费累计将超7.6万亿元。减税红利撬动的不只是经济增长还有民生福祉。如今，“十四五”的大幕即将拉开，减税降费还有多大空间？
今年，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一支近20人的团队用了10个月对我国的财政情况进行了疏理，采集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33个城市以及136个区县的经济社会指标、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以及债务的 2017—2019 年收入侧数据，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大规模减税降费空间已有限，结构性减税还有空间。”
这个团队由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副主任梁季领衔。梁季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从目前的宏观税负水平和财政风险来看，继续实施大力度的普遍性降税（费）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十四五”期间，政府将在稳定宏观税负的背景下推进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费）。
拉开减税降费大幕
我国新世纪减税降费的大幕是在2009年拉开的。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作为积极财政政策重要内容之一首次写入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之后的十余年，“减税降费”成为税费政策调整的主基调。
由此，我国小口径的宏观税负一改1994年以来持续上升的趋势，从2012年的历史高点18.62%下降至2019年的15.94%，税收收入增速也从2011年的23%下降至2019年1%，切实减轻了市场主体负担，激发了市场活力，对于稳定经济增速、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9年减税降费2.36万亿元，拉动当年GDP增长0.8个百分点，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0.5个百分点，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个百分点。而今年为了对冲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减税降费规模更大，前三季度，全国新增减税降费累计达20924亿元。
广东星联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姜晓平说，近两年，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累计减免所得税近700万元；而增值税税率下调，预计可为企业新增减税100万元。这些省下的资金都投入到了产品研发、装备更新和人才引进中，企业的创新发展也吸引了海内外的商家前来合作。
2019年2月起，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预算工委”）组成调研组，赴江苏、黑龙江、新疆等省（自治区）实地调研并开展相关专题调研。预算工委组织的问卷调查显示，在753家调查对象中，超过92%认为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好或者较好。从调研的情况看，减税降费政策措施力度大、受益面广、成效明显。
更为关键的是市场预期。自2018年以来，稳预期作为“六稳”内容之一，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预期的背后是信心。
梁季表示，减税降费天然具有稳定预期的作用，它可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投资利润率，扩大内需，增强企业投资信心，提升市场活力。而政策背后传递出的“政府让利于民”的积极信号，更是能激发居民个人的消费意愿，提振企业家信心，进而为经济发展注入确定性。
财政运行“紧平衡”
减税降费政策的持续，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弥补因大规模减税降费造成的财政收支缺口，保证财政特别是地方政府财政的可持续性。
从中央政府层面来看，财政平衡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适度提高赤字率，二是增加特定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因此，中央政府自身的财政可持续性问题不大。但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如果在外部因素影响下，经济提振效果不佳，那么减税降费带来的收入下降会对其造成一定的财政收支压力。
迄今，全国以及各省财政数据已被收录在财政部网站，这些数据在《中国财政年鉴》里最早可查询到1992年。但若你想观察中国财政运行的全貌，基层财政的数据必不可少。这是刘尚希、梁季团队编写《中国政府收入全景图解（2020）》的初衷。数据显示，全国有部分地方政府财政运行处于“紧平衡”状态。
比如，团队在调研中发现某省人均财力弱，属于典型的“吃饭”财政。当前该省的一些重大国家战略实施进入关键期，打好“三大攻坚战”、落实国家民生指标政策、推动全省经济转型升级等支出需求很大。
同时，该省有3/4的县（市、区）属于“吃补助”的弱县，其中近80%的县（市、区）上级转移支付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一半以上。2019年1—6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低于6％的县（市、区）有23个，其中11个负增长，财政运行始终处于“紧平衡”状态。
随着减税降费力度的加大，特别是2019年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实施后，叠加民生等刚性支出不减，地方财政收支压力更加凸显。
1992—2013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连续22年保持在10%，其中8年保持在20%以上；2014—2019年降至10%以内，但仍连续5年高于收入增速，上述形势导致大部分年份均有赤字。
“财政能够承担的风险有限度，超出限度后，不仅会推升隐性赤字和债务，而且会扩大公共风险。”“这当中的关键就是平衡”，梁季说，财政要统筹考虑的关系很多，比如长远与当前、发展与稳定、供给与需求、节奏和力度等。
她强调，面对外部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和经济下行的压力，减税降费政策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
蛋糕不可能无限做大
减税有三种效应，一是扩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二是降成本，三是引导和稳定预期。
减税降费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的前提和关键点是，企业和居民要将减税降费“好处”用出去，即投资或消费，否则不会带来经济增长。并且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后续传导机制也都在于带来消费的无限次循环，只有消费循环一直继续下去，才能产生减税降费的乘数效应。
我国2019年全年减税降费2.36万亿元，其中给居民减税降费0.58万亿元，给企业减税降费1.79万亿元（减降流转类税费1.43万亿元，所得类税费0.36万亿元）。根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团队的测算，给居民减税拉动经济增长0.57万亿元，给企业减税降费拉动经济增长在1.42—2.28万亿元之间，其中减流转类税费拉动GDP增长1.18—1.79万亿元，减所得类税费拉动GDP增长0.23—0.48万亿元。
与此同时，减税降费对财政可持续的挑战与日俱增，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率逐年攀升。1994—2012年之间，只有少数年度（主要集中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2000—2003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率超过2%，但自2015年以来，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率急剧扩大，2015年突破3%，至2019年已经达到4.89%，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越发依赖于调入资金和债务。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章指出，要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加强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
这是决策层首次提及“加强财政资源统筹”，传达出的信号不言而喻，政府要过“紧日子”，如何铁腕压减财政支出、把钱用在刀刃上，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道考题。
显然，作为短期政策措施实施，减税降费的空间已极小。刘尚希认为，未来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应该和税制的完善结合起来，“减税降费应当是制度完善的一个副产品。”
蛋糕不可能无限制做大，未来，分好蛋糕成了更重要的选项。梁季说，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相互交织，需要减税降费政策以对冲经济周期性下行压力，更需要以税费政策调整顺应和引导经济结构性变革、以税费制度改革解决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
推进结构性减税
减税降费的故事还会继续。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普惠金融服务，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创新，让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增加活力。
这在梁季看来，具体到税负上，就是在保持宏观税负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实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费），即通过税费制度（政策）的结构性调整，实现我国税制体系结构、税费收入结构、税源结构以及纳税人结构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
她说，结构性减税（费）既是应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暂时的经济“断崖式”下跌之需，也是我国当前所处的“三期”叠加阶段所决定的，更是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的要求。
比如通过更科学合理的增值税制度安排，减少其对生产者、消费者决策行为的“干扰”，提升市场运行效率；通过优化所得税制度（政策），提高个人和企业的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促进实体经济和金融的良性循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激活蛰伏的发展潜能等。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认为，实施减税降费是迈向现代税收制度、适应经济全球化外部环境的重大举措，下一步需要立足建立现代税收制度的方向，既在增值税、个人所得税改革中体现减税的要求，以改革促减税；又要瞄准建立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现代税制大方向。
她建议，在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政策成效的同时，政府要进一步深化税收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大力提升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其他涉企收费管理的制度化与规范化水平，大力加强政府收入法治化建设，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副院长于洪还提到了减税降费的空间问题，她觉得明年要继续释放减税降费的红利，可以在一些规费方面下功夫，例如一些公用事业费或行政管理费用有一些空间可以让渡给消费者。
“十四五”期间，既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又要避免结构性矛盾积聚，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考验的是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与水平。
https://t.cn/A6qKG3g5
减税降费的故事还会继续。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普惠金融服务，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创新，让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增加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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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工作犹如在刀尖上起舞，每一笔资金的细微变化都和民生息息相关。在过去5年，减税降费成为财政工作的主线，据统计，2016年至2020年新增的减税降费累计将超7.6万亿元。减税红利撬动的不只是经济增长还有民生福祉。如今，“十四五”的大幕即将拉开，减税降费还有多大空间？
今年，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一支近20人的团队用了10个月对我国的财政情况进行了疏理，采集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33个城市以及136个区县的经济社会指标、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以及债务的 2017—2019 年收入侧数据，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大规模减税降费空间已有限，结构性减税还有空间。”
这个团队由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副主任梁季领衔。梁季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从目前的宏观税负水平和财政风险来看，继续实施大力度的普遍性降税（费）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十四五”期间，政府将在稳定宏观税负的背景下推进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费）。
拉开减税降费大幕
我国新世纪减税降费的大幕是在2009年拉开的。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作为积极财政政策重要内容之一首次写入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之后的十余年，“减税降费”成为税费政策调整的主基调。
由此，我国小口径的宏观税负一改1994年以来持续上升的趋势，从2012年的历史高点18.62%下降至2019年的15.94%，税收收入增速也从2011年的23%下降至2019年1%，切实减轻了市场主体负担，激发了市场活力，对于稳定经济增速、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9年减税降费2.36万亿元，拉动当年GDP增长0.8个百分点，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0.5个百分点，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个百分点。而今年为了对冲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减税降费规模更大，前三季度，全国新增减税降费累计达20924亿元。
广东星联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姜晓平说，近两年，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累计减免所得税近700万元；而增值税税率下调，预计可为企业新增减税100万元。这些省下的资金都投入到了产品研发、装备更新和人才引进中，企业的创新发展也吸引了海内外的商家前来合作。
2019年2月起，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预算工委”）组成调研组，赴江苏、黑龙江、新疆等省（自治区）实地调研并开展相关专题调研。预算工委组织的问卷调查显示，在753家调查对象中，超过92%认为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好或者较好。从调研的情况看，减税降费政策措施力度大、受益面广、成效明显。
更为关键的是市场预期。自2018年以来，稳预期作为“六稳”内容之一，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预期的背后是信心。
梁季表示，减税降费天然具有稳定预期的作用，它可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投资利润率，扩大内需，增强企业投资信心，提升市场活力。而政策背后传递出的“政府让利于民”的积极信号，更是能激发居民个人的消费意愿，提振企业家信心，进而为经济发展注入确定性。
财政运行“紧平衡”
减税降费政策的持续，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弥补因大规模减税降费造成的财政收支缺口，保证财政特别是地方政府财政的可持续性。
从中央政府层面来看，财政平衡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适度提高赤字率，二是增加特定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因此，中央政府自身的财政可持续性问题不大。但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如果在外部因素影响下，经济提振效果不佳，那么减税降费带来的收入下降会对其造成一定的财政收支压力。
迄今，全国以及各省财政数据已被收录在财政部网站，这些数据在《中国财政年鉴》里最早可查询到1992年。但若你想观察中国财政运行的全貌，基层财政的数据必不可少。这是刘尚希、梁季团队编写《中国政府收入全景图解（2020）》的初衷。数据显示，全国有部分地方政府财政运行处于“紧平衡”状态。
比如，团队在调研中发现某省人均财力弱，属于典型的“吃饭”财政。当前该省的一些重大国家战略实施进入关键期，打好“三大攻坚战”、落实国家民生指标政策、推动全省经济转型升级等支出需求很大。
同时，该省有3/4的县（市、区）属于“吃补助”的弱县，其中近80%的县（市、区）上级转移支付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一半以上。2019年1—6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低于6％的县（市、区）有23个，其中11个负增长，财政运行始终处于“紧平衡”状态。
随着减税降费力度的加大，特别是2019年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实施后，叠加民生等刚性支出不减，地方财政收支压力更加凸显。
1992—2013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连续22年保持在10%，其中8年保持在20%以上；2014—2019年降至10%以内，但仍连续5年高于收入增速，上述形势导致大部分年份均有赤字。
“财政能够承担的风险有限度，超出限度后，不仅会推升隐性赤字和债务，而且会扩大公共风险。”“这当中的关键就是平衡”，梁季说，财政要统筹考虑的关系很多，比如长远与当前、发展与稳定、供给与需求、节奏和力度等。
她强调，面对外部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和经济下行的压力，减税降费政策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
蛋糕不可能无限做大
减税有三种效应，一是扩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二是降成本，三是引导和稳定预期。
减税降费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的前提和关键点是，企业和居民要将减税降费“好处”用出去，即投资或消费，否则不会带来经济增长。并且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后续传导机制也都在于带来消费的无限次循环，只有消费循环一直继续下去，才能产生减税降费的乘数效应。
我国2019年全年减税降费2.36万亿元，其中给居民减税降费0.58万亿元，给企业减税降费1.79万亿元（减降流转类税费1.43万亿元，所得类税费0.36万亿元）。根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团队的测算，给居民减税拉动经济增长0.57万亿元，给企业减税降费拉动经济增长在1.42—2.28万亿元之间，其中减流转类税费拉动GDP增长1.18—1.79万亿元，减所得类税费拉动GDP增长0.23—0.48万亿元。
与此同时，减税降费对财政可持续的挑战与日俱增，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率逐年攀升。1994—2012年之间，只有少数年度（主要集中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2000—2003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率超过2%，但自2015年以来，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率急剧扩大，2015年突破3%，至2019年已经达到4.89%，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越发依赖于调入资金和债务。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章指出，要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加强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
这是决策层首次提及“加强财政资源统筹”，传达出的信号不言而喻，政府要过“紧日子”，如何铁腕压减财政支出、把钱用在刀刃上，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道考题。
显然，作为短期政策措施实施，减税降费的空间已极小。刘尚希认为，未来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应该和税制的完善结合起来，“减税降费应当是制度完善的一个副产品。”
蛋糕不可能无限制做大，未来，分好蛋糕成了更重要的选项。梁季说，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相互交织，需要减税降费政策以对冲经济周期性下行压力，更需要以税费政策调整顺应和引导经济结构性变革、以税费制度改革解决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
推进结构性减税
减税降费的故事还会继续。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普惠金融服务，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创新，让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增加活力。
这在梁季看来，具体到税负上，就是在保持宏观税负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实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费），即通过税费制度（政策）的结构性调整，实现我国税制体系结构、税费收入结构、税源结构以及纳税人结构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
她说，结构性减税（费）既是应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暂时的经济“断崖式”下跌之需，也是我国当前所处的“三期”叠加阶段所决定的，更是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的要求。
比如通过更科学合理的增值税制度安排，减少其对生产者、消费者决策行为的“干扰”，提升市场运行效率；通过优化所得税制度（政策），提高个人和企业的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促进实体经济和金融的良性循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激活蛰伏的发展潜能等。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认为，实施减税降费是迈向现代税收制度、适应经济全球化外部环境的重大举措，下一步需要立足建立现代税收制度的方向，既在增值税、个人所得税改革中体现减税的要求，以改革促减税；又要瞄准建立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现代税制大方向。
她建议，在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政策成效的同时，政府要进一步深化税收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大力提升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其他涉企收费管理的制度化与规范化水平，大力加强政府收入法治化建设，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副院长于洪还提到了减税降费的空间问题，她觉得明年要继续释放减税降费的红利，可以在一些规费方面下功夫，例如一些公用事业费或行政管理费用有一些空间可以让渡给消费者。
“十四五”期间，既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又要避免结构性矛盾积聚，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考验的是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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