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恋爱发生关系被羁押4年多获释”，男子39年后拿到释放证，申请赔偿被驳回】我们发生了关系，她要求马上跟她结婚，我没答应她……”日前，云南昆明71岁的戴先生告诉记者，女方自愿主动发生关系，逼婚控告性侵，他背负着强奸犯的罪名被羁押4年多，历经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从案发至今已经过去近50年，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恢复清白之身。
>>>青工初尝禁果
谈恋爱机房发生关系自称被女方逼婚
“当时我是下乡返城参加工作的知青，在一家大厂总机房做修理工。”那个特殊年代，戴先生曾是一名知青。
“当时总机房有6个人，有4个是女的，其中最小的一位女工有十八九岁，我当时是20岁，她就喜欢上我了。在那个年代，我的条件比较好，她对我非常好，我们俩就谈恋爱了。
戴先生回忆起1973年案发记忆犹新。“我们当时都是住在厂里，八九月份的一天，我上白班，下午6点下的班，当晚她值夜班，就叫我去总机房值班室，当晚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俩就发生了关系。”
戴先生称自己当年不懂男女之事，是女方引导他。总机房有10平方米，里面有供值班人员休息的床铺。
“她就拿我的衣服垫在床单上，我的衣服上留下痕迹了，床单上没有，到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在交接班时，我师傅和另一位师傅都在，这位师傅就问她怎么床单不见了，她说她洗了，师傅说前天才洗过，怎么又洗了，她说她看着脏了一点，师傅就起疑心了。”
事发两天后，戴先生也问过这位年轻女工为什么洗床单，“她说6点多天亮了，看见好像床单上有一点痕迹，所以她就洗了。”
“我当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她就叫我马上跟她结婚，当时就发生那么一次，是她自己同意的嘛。”
戴先生称女方要求他娶她：“她家条件也比较好，她说钱她来出，我没答应她。我说我从农村回来才参加工作一年多，还不太熟悉，她就问我到底答不答应，她后来就说她怀孕了。”
>>>审查羁押4年
女方称怀孕报案4000人大会公布逮捕
戴先生表示，那天晚上发生关系是女方主动的，但后来她就拿着他的衣服作为案发证据，“她就到厂里保卫科，说我强奸她。怀孕其实也是她自己说的，我不清楚她后来有没有真的怀孕。”
戴先生解释其中的一个原委，称女方曾告诉他，她有一位前男友，但并未令芳心萌动。
“她跟我说，她原来谈过一个同厂的工人，她嫌对方个子矮，没有同意。她当时就要求我马上跟她结婚，我当时还想问题不大，因为我家里有亲戚是医院妇产科主任，但我还没告诉她这个，10月2号我被厂里隔离审查3个月，后来被昆明市公安局拘留，到11月份就被送到公安局，12月份被逮捕，一直在看守所羁押了4年。”
“逮捕我的那一天，厂里开了4000多人的全厂职工大会，当场公布的，这个影响好大。”戴先生感觉自己名誉扫地。
“她写给我的信，当时都交给保卫科了，后来移交给公安局，公安局调查也证明我们确实是在谈恋爱。”
戴先生表示，这名女工事后也离开了，多年没有音讯。“她后来也调离了本厂，因为影响不好，她就调走了，一直联系不上她，她家也搬走了。”
戴先生遗憾地表示：“她当年送我的照片也遗失了，经历这么多年，没有保存下来。”
>>>没有判刑获释
依据不足教育释放39年后拿到释放证
为了个人名誉，戴先生从1978年获释后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到1978年5月5号放我出来，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释放，反正放出去就不管我了，当时也没有给我释放证明。我后来去找人家去问，我为什么没有判刑？”
“2017年我从看守所拿到了释放证明，这已经过去39年了，给我解释说我这个案子强奸的证据不足，说我犯有错误，是教育释放，就相当于现在的无罪释放。”
记者看到，公安机关1978年5月5日填发的《释放证》显示，称案犯于1974年12月25日因强奸一案依法逮捕，经审查认定依据不足，属犯有错误，予以教育释放。
戴先生认为自己被蒙在鼓里：“这个释放证是1978年制作的，但我放出来时，没有人对我说是释放，更没有人拿出释放证给我过目，所以几十年来我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一个人。”
>>>申请国家赔偿
被告知已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予受理
“没有办法，我要吃饭，我要工作，就一直反映，去了不下上百次，我都成了人家的老熟人。”戴先生称自己是劫后余生，一直向当年的相关办案机关申请国家赔偿。
戴先生被告知当初他在看守所关押，又从看守所释放，得去看守所申请。戴先生表示：“人家答复我说，已经超过了国家赔偿的两年时效，不予受理，说国家赔偿要从拿到释放证明两年之内申请，两年之后就不管了，我是2017年3月20号拿到的释放证明，我6月10号去提出申请，才过了不到3个月，没有过两年的时效嘛？”
相关办案机关认为，依据《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当年戴先生被逮捕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延续至该法实施之后，戴先生申请国家赔偿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适用该法规定的索赔救济，遂决定不予受理。
>>>申诉不予立案
刑事羁押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
因无罪逮捕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戴先生不服，向最高检申诉。
2021年3月，最高检赔偿监督申请审查结果通知书答复称，最高检审查认为，《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
本案中，戴先生被采取刑事羁押措施发生在1974年12月25日至1978年5月5日之间，上述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持续到1995年1月1日之后，应当按照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规定处理，依法不适用《国家赔偿法》。
最高检认为，当地办案机关决定驳回戴先生国家赔偿申请，在实体法的适用上并无不当，认定戴先生的申诉不符合《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第30条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被羁押1678天
希望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发生关系逼婚不成被女友控告性侵，此事对戴先生影响巨大。1973年10月2日被厂里隔离审查，1974年12月25日被逮捕，1978年5月5日被释放，戴先生一共被羁押1678天，到2017年3月，才拿到释放证。
“我在44年前就认定无罪，整个案件至今49年了还未结束，人生一世又有几个49年啊？”戴先生称可悲可叹。
“我出来以后，厂里恢复了我的工作，当月的工资也发给我了，这说明厂里没有把我当成犯罪的人来对待，我也拿到了厂里的档案证明，所以我才申请国家赔偿，但公安机关答复说，事情是发生在《国家赔偿法》颁布之前，过了时效就没办法了。”
戴先生表示：“审查、拘留、逮捕、关押期间我是没有工资，逮捕是没有工资的。我更不会想到我被释放，并且当初还恢复了工作，一出来就发给了工资，所以我才提交了申请，要求国家赔偿。”
戴先生希望赔偿义务机关向他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他从1973年10月2日至1978年5月9日的工资，赔偿因人身自由被限制的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
>>>一辈子的影响
如今已当爷爷 希望有生之年洗清罪名
戴先生介绍，他去找过厂里反映，原先的保卫科长都退休了，换了新领导。“去年新任的保卫科长还专门问我这个事情，他也为我感到惋惜，他管保卫，当然清楚这个案子，他也感觉这里面有问题。”
戴先生说：“你想想看，还有好多细节，这要写部小说也吸引人的，我毕竟亲身遭遇了这一切，我经历的这些比现在的年轻人多多了……”
戴先生强调，1978年释放出来对他个人名誉、工作和家庭婚姻造成一辈子的影响。
“我再谈朋友组建家庭也很受影响，而且国企的工作也丢掉了，39年的工龄就没有了，我只能按厂里的要求去调动工作，只能自己去找单位，等于就失去了工作。”
戴先生介绍，“我是1983年结的婚，现在已经当爷爷了，今年我71岁，我18岁去农村，20岁回城里工作，21岁开始为这个事情，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前后已经过去近50年。”
“这个事是我晚年最大的心愿，一直了不掉嘛？”戴先生认为这个案子对自己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洗清罪名，这已经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代理律师观点
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戴先生表示自己会继续申诉：“2017年我拿到释放证明后，有5年多的申诉经历，我现在请了罗忠平律师代理。”
“这个事也是全国少有的，律师给我说我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我出来以后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如果不是我自己去找去问的话，这个事情恐怕就很难大白于天下。律师说我不去找，人家就算了，就会不了了之了。”
“嫌疑人未经法院判决定罪，均属于无罪身份。”5月20日，罗忠平律师告诉记者，“以前的‘教育释放’等同于现在的无罪释放。的确是1995年颁布《国家赔偿法》，在这之前虽无《国家赔偿法》，但出现此类情况，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第三方律师说法
“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赔法之后可适当补偿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接受记者采访，对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
赵良善介绍，关于“教育释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今后判决不再适用“教育释放”问题的批复》中已明确释明：“把‘教育释放’当作一种刑罚，适用于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判处徒刑的人。”
赵良善认为，以此对戴先生进行处理也不够合适。根据加强国家法治的要求，适用刑罚应当正规、明确，而“教育释放”则是一种很不明确的处分，“它不能说明有罪或无罪，所以应当取消这种处分方法。”
赵良善指出，所以“教育释放”在当时应当并不完全属于“无罪释放”，而是属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之人，可以类比目前“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
既然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事实，那就应该是无罪，而非“有轻微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况且，在1957年的时候最高法已经明确要求取消“教育释放”，涉案发生在1974年，本身就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再加上证据不足也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因为“教育释放”是有罪但不予处罚，本质还是有罪。因此，赵良善认为，涉案本身适用法律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赵良善表示，关于诉讼时效，本案2017年才拿到释放证，此前行为人自身对于羁押行为的性质系有罪或者无罪并不清楚。《国家赔偿法》第39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
赵良善强调，在2017年拿到释放证后戴先生才明确知道自身的权利可能被侵犯，虽然《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实施，但是国家机关相关羁押行为却是2017年释放证发放后才可能确认违法，所以存在“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家赔偿法》之后，从有利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本案毕竟是历史遗留问题，可考虑对当事人戴先生予以适当补偿。
赵良善指出，戴先生被依法侦查，可被称为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并不代表有罪，疑似触犯《刑法》，但还没有被人民法院依法定罪判刑的人，称为犯罪嫌疑人。最终有罪与否，必须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来确定。除人民法院以外，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与否。
赵良善表示：“结合刑事案件性质、流程及法律规定，目前，戴先生只能选择继续申诉。”
（华商报记者 李华）
>>>青工初尝禁果
谈恋爱机房发生关系自称被女方逼婚
“当时我是下乡返城参加工作的知青，在一家大厂总机房做修理工。”那个特殊年代，戴先生曾是一名知青。
“当时总机房有6个人，有4个是女的，其中最小的一位女工有十八九岁，我当时是20岁，她就喜欢上我了。在那个年代，我的条件比较好，她对我非常好，我们俩就谈恋爱了。
戴先生回忆起1973年案发记忆犹新。“我们当时都是住在厂里，八九月份的一天，我上白班，下午6点下的班，当晚她值夜班，就叫我去总机房值班室，当晚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俩就发生了关系。”
戴先生称自己当年不懂男女之事，是女方引导他。总机房有10平方米，里面有供值班人员休息的床铺。
“她就拿我的衣服垫在床单上，我的衣服上留下痕迹了，床单上没有，到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在交接班时，我师傅和另一位师傅都在，这位师傅就问她怎么床单不见了，她说她洗了，师傅说前天才洗过，怎么又洗了，她说她看着脏了一点，师傅就起疑心了。”
事发两天后，戴先生也问过这位年轻女工为什么洗床单，“她说6点多天亮了，看见好像床单上有一点痕迹，所以她就洗了。”
“我当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她就叫我马上跟她结婚，当时就发生那么一次，是她自己同意的嘛。”
戴先生称女方要求他娶她：“她家条件也比较好，她说钱她来出，我没答应她。我说我从农村回来才参加工作一年多，还不太熟悉，她就问我到底答不答应，她后来就说她怀孕了。”
>>>审查羁押4年
女方称怀孕报案4000人大会公布逮捕
戴先生表示，那天晚上发生关系是女方主动的，但后来她就拿着他的衣服作为案发证据，“她就到厂里保卫科，说我强奸她。怀孕其实也是她自己说的，我不清楚她后来有没有真的怀孕。”
戴先生解释其中的一个原委，称女方曾告诉他，她有一位前男友，但并未令芳心萌动。
“她跟我说，她原来谈过一个同厂的工人，她嫌对方个子矮，没有同意。她当时就要求我马上跟她结婚，我当时还想问题不大，因为我家里有亲戚是医院妇产科主任，但我还没告诉她这个，10月2号我被厂里隔离审查3个月，后来被昆明市公安局拘留，到11月份就被送到公安局，12月份被逮捕，一直在看守所羁押了4年。”
“逮捕我的那一天，厂里开了4000多人的全厂职工大会，当场公布的，这个影响好大。”戴先生感觉自己名誉扫地。
“她写给我的信，当时都交给保卫科了，后来移交给公安局，公安局调查也证明我们确实是在谈恋爱。”
戴先生表示，这名女工事后也离开了，多年没有音讯。“她后来也调离了本厂，因为影响不好，她就调走了，一直联系不上她，她家也搬走了。”
戴先生遗憾地表示：“她当年送我的照片也遗失了，经历这么多年，没有保存下来。”
>>>没有判刑获释
依据不足教育释放39年后拿到释放证
为了个人名誉，戴先生从1978年获释后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到1978年5月5号放我出来，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释放，反正放出去就不管我了，当时也没有给我释放证明。我后来去找人家去问，我为什么没有判刑？”
“2017年我从看守所拿到了释放证明，这已经过去39年了，给我解释说我这个案子强奸的证据不足，说我犯有错误，是教育释放，就相当于现在的无罪释放。”
记者看到，公安机关1978年5月5日填发的《释放证》显示，称案犯于1974年12月25日因强奸一案依法逮捕，经审查认定依据不足，属犯有错误，予以教育释放。
戴先生认为自己被蒙在鼓里：“这个释放证是1978年制作的，但我放出来时，没有人对我说是释放，更没有人拿出释放证给我过目，所以几十年来我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一个人。”
>>>申请国家赔偿
被告知已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予受理
“没有办法，我要吃饭，我要工作，就一直反映，去了不下上百次，我都成了人家的老熟人。”戴先生称自己是劫后余生，一直向当年的相关办案机关申请国家赔偿。
戴先生被告知当初他在看守所关押，又从看守所释放，得去看守所申请。戴先生表示：“人家答复我说，已经超过了国家赔偿的两年时效，不予受理，说国家赔偿要从拿到释放证明两年之内申请，两年之后就不管了，我是2017年3月20号拿到的释放证明，我6月10号去提出申请，才过了不到3个月，没有过两年的时效嘛？”
相关办案机关认为，依据《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当年戴先生被逮捕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延续至该法实施之后，戴先生申请国家赔偿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适用该法规定的索赔救济，遂决定不予受理。
>>>申诉不予立案
刑事羁押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
因无罪逮捕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戴先生不服，向最高检申诉。
2021年3月，最高检赔偿监督申请审查结果通知书答复称，最高检审查认为，《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
本案中，戴先生被采取刑事羁押措施发生在1974年12月25日至1978年5月5日之间，上述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持续到1995年1月1日之后，应当按照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规定处理，依法不适用《国家赔偿法》。
最高检认为，当地办案机关决定驳回戴先生国家赔偿申请，在实体法的适用上并无不当，认定戴先生的申诉不符合《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第30条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被羁押1678天
希望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发生关系逼婚不成被女友控告性侵，此事对戴先生影响巨大。1973年10月2日被厂里隔离审查，1974年12月25日被逮捕，1978年5月5日被释放，戴先生一共被羁押1678天，到2017年3月，才拿到释放证。
“我在44年前就认定无罪，整个案件至今49年了还未结束，人生一世又有几个49年啊？”戴先生称可悲可叹。
“我出来以后，厂里恢复了我的工作，当月的工资也发给我了，这说明厂里没有把我当成犯罪的人来对待，我也拿到了厂里的档案证明，所以我才申请国家赔偿，但公安机关答复说，事情是发生在《国家赔偿法》颁布之前，过了时效就没办法了。”
戴先生表示：“审查、拘留、逮捕、关押期间我是没有工资，逮捕是没有工资的。我更不会想到我被释放，并且当初还恢复了工作，一出来就发给了工资，所以我才提交了申请，要求国家赔偿。”
戴先生希望赔偿义务机关向他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他从1973年10月2日至1978年5月9日的工资，赔偿因人身自由被限制的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
>>>一辈子的影响
如今已当爷爷 希望有生之年洗清罪名
戴先生介绍，他去找过厂里反映，原先的保卫科长都退休了，换了新领导。“去年新任的保卫科长还专门问我这个事情，他也为我感到惋惜，他管保卫，当然清楚这个案子，他也感觉这里面有问题。”
戴先生说：“你想想看，还有好多细节，这要写部小说也吸引人的，我毕竟亲身遭遇了这一切，我经历的这些比现在的年轻人多多了……”
戴先生强调，1978年释放出来对他个人名誉、工作和家庭婚姻造成一辈子的影响。
“我再谈朋友组建家庭也很受影响，而且国企的工作也丢掉了，39年的工龄就没有了，我只能按厂里的要求去调动工作，只能自己去找单位，等于就失去了工作。”
戴先生介绍，“我是1983年结的婚，现在已经当爷爷了，今年我71岁，我18岁去农村，20岁回城里工作，21岁开始为这个事情，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前后已经过去近50年。”
“这个事是我晚年最大的心愿，一直了不掉嘛？”戴先生认为这个案子对自己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洗清罪名，这已经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代理律师观点
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戴先生表示自己会继续申诉：“2017年我拿到释放证明后，有5年多的申诉经历，我现在请了罗忠平律师代理。”
“这个事也是全国少有的，律师给我说我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我出来以后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如果不是我自己去找去问的话，这个事情恐怕就很难大白于天下。律师说我不去找，人家就算了，就会不了了之了。”
“嫌疑人未经法院判决定罪，均属于无罪身份。”5月20日，罗忠平律师告诉记者，“以前的‘教育释放’等同于现在的无罪释放。的确是1995年颁布《国家赔偿法》，在这之前虽无《国家赔偿法》，但出现此类情况，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第三方律师说法
“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赔法之后可适当补偿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接受记者采访，对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
赵良善介绍，关于“教育释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今后判决不再适用“教育释放”问题的批复》中已明确释明：“把‘教育释放’当作一种刑罚，适用于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判处徒刑的人。”
赵良善认为，以此对戴先生进行处理也不够合适。根据加强国家法治的要求，适用刑罚应当正规、明确，而“教育释放”则是一种很不明确的处分，“它不能说明有罪或无罪，所以应当取消这种处分方法。”
赵良善指出，所以“教育释放”在当时应当并不完全属于“无罪释放”，而是属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之人，可以类比目前“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
既然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事实，那就应该是无罪，而非“有轻微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况且，在1957年的时候最高法已经明确要求取消“教育释放”，涉案发生在1974年，本身就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再加上证据不足也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因为“教育释放”是有罪但不予处罚，本质还是有罪。因此，赵良善认为，涉案本身适用法律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赵良善表示，关于诉讼时效，本案2017年才拿到释放证，此前行为人自身对于羁押行为的性质系有罪或者无罪并不清楚。《国家赔偿法》第39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
赵良善强调，在2017年拿到释放证后戴先生才明确知道自身的权利可能被侵犯，虽然《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实施，但是国家机关相关羁押行为却是2017年释放证发放后才可能确认违法，所以存在“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家赔偿法》之后，从有利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本案毕竟是历史遗留问题，可考虑对当事人戴先生予以适当补偿。
赵良善指出，戴先生被依法侦查，可被称为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并不代表有罪，疑似触犯《刑法》，但还没有被人民法院依法定罪判刑的人，称为犯罪嫌疑人。最终有罪与否，必须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来确定。除人民法院以外，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与否。
赵良善表示：“结合刑事案件性质、流程及法律规定，目前，戴先生只能选择继续申诉。”
（华商报记者 李华）
#云南高速路况[超话]#【建水高速交警提示】红河州建水高速公路交巡警大队：2022年07月04日08:45路况，呈元高速建水段、天猴高速鸡街至撮科段天气晴，气温21-28℃左右，目前天猴高速石屏至撮科方向K354处因桥梁施工，从K353做防护；天猴高速撮科至石屏K344处因桥梁施工，从K346做防护。预计工期一个月。各路段路面干燥，车流量小，通行正常。建水高速交警提示：请途经以上路段的车友们注意观察沿途指示标识，谨慎驾驶，安全有序通过；遇有交通事故或求助时，请“车靠边 人撤离 即报警”，报警电话110或0873-7615122
#湖北地方动态# 【查数据、盯视频,揪出数据造假“纸老虎” ,十堰市快查快处一起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测数据造假案】3段短暂消失的在线监测数据,6段缺失的监控视频画面,6次污染物浓度突变的在线数据,蛛丝马迹之中发现了一起烟气在线监控数据造假案件的重要线索。近百个安防视频监控点位、近百小时的安防监控视频,两千多个在线监测设备的原始数据,抽丝剥茧之中还原事件发生的全部过程……近日,十堰市生态环保执法人员通过在线监控数据,一步步揭开了某企业自动监测数据造假违法行为的真相。
异常突变,小数据暗藏“大玄机”
2022年5月11日早上,十堰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信息装备科的执法人员像往常一样打开了湖北省污染源自动监控综合管理系统,对前一日各重点排污单位的在线监测数据逐一进行巡查。
当巡查至十堰市郧西县某企业时,执法人员发现该企业5月10日11时至23时的二氧化硫(折算均值)的小时数据都显示为红色超标状态,但是到5月11日0时至5时同一因子的小时数据却异常变小。
凭着对环境在线自动监测违法行为的敏锐嗅觉,执法人员果断判定该企业在线数据存在问题,决定对该企业进一步跟进调查。
不查不要紧,一查果然发现了在线数据中的“大玄机”。
执法人员从湖北省污染源自动监控综合管理系统调取了该企业在线监控系统上传的分钟数据,发现在5月11日凌晨0点至6点的6次污染物浓度突变在线数据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氧含量、湿度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且氧含量和湿度数据在企业正常工况与空气状态下切换,但烟气流速、温度、烟尘实测值均未发生明显变化,据此,执法人员判断企业烟气在线设施的进气管在该时间段被人为断开。
为慎重起见,执法人员再次对该企业烟气在线监测系统上传至十堰市生态环境局污染源在线监控平台的数据进行了核对,结果显示两者数据一致。
突击核查,可疑点揪住深挖
数据出了问题,原因到底出在哪儿?
到底是企业弄虚作假还是在线监测设备故障?
执法人员为了尽快查清真相,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站房内省、市两级生态环境监管部门安装的视频监控。
通过直接调取市级视频监控,执法人员发现,在5月11日凌晨0时4分至7分、1时43分至47分、2时08分至2时12分、3时41分至46分、4时07分至11分、5时45分至49分,站房内的视频先后掉线缺失6次,视频掉线的时间和数据异常的时间同步呼应,进一步坐实了该企业存在人为干扰烟气在线监测设施的事实。
兵贵神速,在基本摸清涉案企业的违法行为的时间点后,执法人员决定直击第一现场,对前期整理的线索进行核实查处。
当天下午3点钟,执法人员赶到了涉案企业现场。为了不打草惊蛇,执法人员按照常规检查的步骤对该企业的生产情况进行了检查,同时对企业的烟气在线监测设施进行了核查。
通过现场对省市两级视频监控的位置、站房内供电线路的排布、烟气在线分析仪器状况的勘察,执法人员发现了问题的端倪——该企业烟气在线监测站房内所有设备的供电总开关位于站房外的一个配电箱内,当总开关关闭时,站房内的视频监控、烟气在线分析仪器均会断电,自然也就不会拍摄到站房内的画面,企业也就可以趁着断电的间隙在站房内“为所欲为”,同时此时段的在线数据也会缺失。
视频掉线、数据缺失的原因已经找到,下面就要破解违法人员是在何处实施的,从采样点到在线站房分析仪,近50米的高空管线都有可能。
细心的执法人员通过分析企业5月11日0至6点的在线数据,发现6次污染物浓度突变的在线数据中,湿度在线数据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执法人员分析,进气管断开位置不应该在站房以外,否则涉案人员无须通过切断在线站房的电源来避开监控拍摄;进气管断开的位置也不可能在湿度测量仪之后,否则进气管断开前后,湿度不可能发生突变。
据此,执法人员判断在线设施进气管的断开位置位于在线站房内且处于湿度测量仪前端。执法人员立即到站房内在线设施的进气管走线进行排查,在湿度测量仪顶部的进气管上发现一个活动的接口,高度怀疑视频监控掉线的间隙,涉案人员从这个接口将进气管人为断开,导致分析仪检测的是站房内的空气。
疑点已经排查出来,但是站房内重要节点监控视频缺失,站房外又无监控探头,如何才能锁定违法行为的核心证据呢?
视频分析,关键点锁定证据链
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任何违法行为只要发生终究会留下痕迹。
在结束在线监测站房的现场勘察后,执法人员直奔下一个重要取证地点——企业安防监控室。一进入安防监控室,首先映入执法人员眼帘的就是两块巨大的显示屏,每个屏幕上显示着30个监控点位的实时画面。
现场经过询问,该企业厂区内有近百个安防监控点位,所有点位的画面都集中显示在眼前的两块大屏上,这个状况如当头一棒让人顿感蒙圈。但是执法人员迅速调整好心态,逐个画面开始进行人工匹配查找,最终迅速确定了以“生活区门口1”为目标的安防视频监控点位,因为该点位拍摄的画面正好对准了在线监测站房的必经之路。
目标锁定,问题迎刃而解。执法人员根据已经掌握的时间线来匹配监控画面,最终确定了企业安环科长多次出现在了监控视频的画面之中。
执法人员当即对安环科长进行了调查询问,但是其本人却一口否认5月11日凌晨去过在线站房。明知安环科长说了谎,执法人员并未当即点破,执法人员直接围绕安环科长所述当晚活动轨迹,再次调取了企业办公楼周边3个点位、生活区周边4个点位5月11日0时至6时的监控视频,足足27GB的视频数据,当执法人员证据调取完毕、调查询问结束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了。
执法人员从企业离开后,并未对速战速决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也未对一天的辛劳感到疲惫,反而对调取的证据精神百倍,因为执法人员知道尽快还原事实真相,将企业的违法行为绳之以法才是自己肩负的最大责任。
根据时间节点,执法人员对27GB的视频进行了比对,同时再次对企业在线监测设施站房内市级监控的视频画面进行了分析。可谓是天不藏奸,执法人员通过视频不仅还原了安环科长当晚0时至早上6时许多次进入站房的全部过程,更是惊喜的发现站房内断电前后湿度测量仪顶部的进气管接头位置发生了明显变化,锁定烟气在线分仪进气管多次被人为插拔干扰的事实。此时已是凌晨4点,但至此该企业通过干扰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大气污染物的违法行为被完整揭穿。
5月12日一早,执法人员再次来到该企业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调查及取证,调取了企业的生产工况及投料资料、原料检验资料、烟气在线分仪原始数据等关键证据,使得所有证据形成了一条完整链条,企业的违法事实被牢牢锁定。
天网恢恢,环境执法人员在前方等你
此案中,该企业安环科科长应该是对“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理解的最为透彻。
根据执法人员的调查发现,企业安环科科长在5月11日0点—6点实施了该环境违法行为后,当天8:30到十堰市生态环境局参加生态环境相关业务培训,培训过程中听到“污染环境罪”相关内容时,将该页面拍照并将“重点排污单位存在干扰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的情形视为严重污染环境罪”等字样圈起来后发给其领导,当天13:10,执法人员联系他开始调查了解相关情况,或许其做梦也未想到伸手即被捉。
为了做到快查快处,执法人员利用周末分头加班整理证据材料、撰写调查报告,从立案到具备条件移交公安部门只用时5天。这既是环保执法人员高效办案能力的体现,又彰显十堰市生态环境局严厉打击生态环境领域违法犯罪的决心。目前此案因涉嫌刑事犯罪已移交公安机关进一步侦办查处。
异常突变,小数据暗藏“大玄机”
2022年5月11日早上,十堰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信息装备科的执法人员像往常一样打开了湖北省污染源自动监控综合管理系统,对前一日各重点排污单位的在线监测数据逐一进行巡查。
当巡查至十堰市郧西县某企业时,执法人员发现该企业5月10日11时至23时的二氧化硫(折算均值)的小时数据都显示为红色超标状态,但是到5月11日0时至5时同一因子的小时数据却异常变小。
凭着对环境在线自动监测违法行为的敏锐嗅觉,执法人员果断判定该企业在线数据存在问题,决定对该企业进一步跟进调查。
不查不要紧,一查果然发现了在线数据中的“大玄机”。
执法人员从湖北省污染源自动监控综合管理系统调取了该企业在线监控系统上传的分钟数据,发现在5月11日凌晨0点至6点的6次污染物浓度突变在线数据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氧含量、湿度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且氧含量和湿度数据在企业正常工况与空气状态下切换,但烟气流速、温度、烟尘实测值均未发生明显变化,据此,执法人员判断企业烟气在线设施的进气管在该时间段被人为断开。
为慎重起见,执法人员再次对该企业烟气在线监测系统上传至十堰市生态环境局污染源在线监控平台的数据进行了核对,结果显示两者数据一致。
突击核查,可疑点揪住深挖
数据出了问题,原因到底出在哪儿?
到底是企业弄虚作假还是在线监测设备故障?
执法人员为了尽快查清真相,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站房内省、市两级生态环境监管部门安装的视频监控。
通过直接调取市级视频监控,执法人员发现,在5月11日凌晨0时4分至7分、1时43分至47分、2时08分至2时12分、3时41分至46分、4时07分至11分、5时45分至49分,站房内的视频先后掉线缺失6次,视频掉线的时间和数据异常的时间同步呼应,进一步坐实了该企业存在人为干扰烟气在线监测设施的事实。
兵贵神速,在基本摸清涉案企业的违法行为的时间点后,执法人员决定直击第一现场,对前期整理的线索进行核实查处。
当天下午3点钟,执法人员赶到了涉案企业现场。为了不打草惊蛇,执法人员按照常规检查的步骤对该企业的生产情况进行了检查,同时对企业的烟气在线监测设施进行了核查。
通过现场对省市两级视频监控的位置、站房内供电线路的排布、烟气在线分析仪器状况的勘察,执法人员发现了问题的端倪——该企业烟气在线监测站房内所有设备的供电总开关位于站房外的一个配电箱内,当总开关关闭时,站房内的视频监控、烟气在线分析仪器均会断电,自然也就不会拍摄到站房内的画面,企业也就可以趁着断电的间隙在站房内“为所欲为”,同时此时段的在线数据也会缺失。
视频掉线、数据缺失的原因已经找到,下面就要破解违法人员是在何处实施的,从采样点到在线站房分析仪,近50米的高空管线都有可能。
细心的执法人员通过分析企业5月11日0至6点的在线数据,发现6次污染物浓度突变的在线数据中,湿度在线数据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执法人员分析,进气管断开位置不应该在站房以外,否则涉案人员无须通过切断在线站房的电源来避开监控拍摄;进气管断开的位置也不可能在湿度测量仪之后,否则进气管断开前后,湿度不可能发生突变。
据此,执法人员判断在线设施进气管的断开位置位于在线站房内且处于湿度测量仪前端。执法人员立即到站房内在线设施的进气管走线进行排查,在湿度测量仪顶部的进气管上发现一个活动的接口,高度怀疑视频监控掉线的间隙,涉案人员从这个接口将进气管人为断开,导致分析仪检测的是站房内的空气。
疑点已经排查出来,但是站房内重要节点监控视频缺失,站房外又无监控探头,如何才能锁定违法行为的核心证据呢?
视频分析,关键点锁定证据链
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任何违法行为只要发生终究会留下痕迹。
在结束在线监测站房的现场勘察后,执法人员直奔下一个重要取证地点——企业安防监控室。一进入安防监控室,首先映入执法人员眼帘的就是两块巨大的显示屏,每个屏幕上显示着30个监控点位的实时画面。
现场经过询问,该企业厂区内有近百个安防监控点位,所有点位的画面都集中显示在眼前的两块大屏上,这个状况如当头一棒让人顿感蒙圈。但是执法人员迅速调整好心态,逐个画面开始进行人工匹配查找,最终迅速确定了以“生活区门口1”为目标的安防视频监控点位,因为该点位拍摄的画面正好对准了在线监测站房的必经之路。
目标锁定,问题迎刃而解。执法人员根据已经掌握的时间线来匹配监控画面,最终确定了企业安环科长多次出现在了监控视频的画面之中。
执法人员当即对安环科长进行了调查询问,但是其本人却一口否认5月11日凌晨去过在线站房。明知安环科长说了谎,执法人员并未当即点破,执法人员直接围绕安环科长所述当晚活动轨迹,再次调取了企业办公楼周边3个点位、生活区周边4个点位5月11日0时至6时的监控视频,足足27GB的视频数据,当执法人员证据调取完毕、调查询问结束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了。
执法人员从企业离开后,并未对速战速决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也未对一天的辛劳感到疲惫,反而对调取的证据精神百倍,因为执法人员知道尽快还原事实真相,将企业的违法行为绳之以法才是自己肩负的最大责任。
根据时间节点,执法人员对27GB的视频进行了比对,同时再次对企业在线监测设施站房内市级监控的视频画面进行了分析。可谓是天不藏奸,执法人员通过视频不仅还原了安环科长当晚0时至早上6时许多次进入站房的全部过程,更是惊喜的发现站房内断电前后湿度测量仪顶部的进气管接头位置发生了明显变化,锁定烟气在线分仪进气管多次被人为插拔干扰的事实。此时已是凌晨4点,但至此该企业通过干扰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大气污染物的违法行为被完整揭穿。
5月12日一早,执法人员再次来到该企业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调查及取证,调取了企业的生产工况及投料资料、原料检验资料、烟气在线分仪原始数据等关键证据,使得所有证据形成了一条完整链条,企业的违法事实被牢牢锁定。
天网恢恢,环境执法人员在前方等你
此案中,该企业安环科科长应该是对“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理解的最为透彻。
根据执法人员的调查发现,企业安环科科长在5月11日0点—6点实施了该环境违法行为后,当天8:30到十堰市生态环境局参加生态环境相关业务培训,培训过程中听到“污染环境罪”相关内容时,将该页面拍照并将“重点排污单位存在干扰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的情形视为严重污染环境罪”等字样圈起来后发给其领导,当天13:10,执法人员联系他开始调查了解相关情况,或许其做梦也未想到伸手即被捉。
为了做到快查快处,执法人员利用周末分头加班整理证据材料、撰写调查报告,从立案到具备条件移交公安部门只用时5天。这既是环保执法人员高效办案能力的体现,又彰显十堰市生态环境局严厉打击生态环境领域违法犯罪的决心。目前此案因涉嫌刑事犯罪已移交公安机关进一步侦办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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