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金溪畔重会道源和尚》
——辛丑秋会天童寺道源和尚憇西村朱炳根家与建平新民
……李远山
山外青山寺外天
道源会我素寒喧
金溪问水包山下
朱理天童云雾端
松影翻风送远客
竹阴扶雨惠人间
仙丹化羽酆童子
逐雨驱雷王自然
此地隋唐袁道观
今朝缘起佛安祥
西村有酒炳根请
不食凡烟惑道源
石径有尘仙露洗
寺门无锁野云关
随缘结友空归去
乐与山云笑比闲
千年古刹 ,天童山寺。始建于唐代,它座落在钱塘江源头马金镇东麓,隔溪与朱熹讲学之包春山相望。唐乾符年间(874一879)香火一度盛兴。宋·元佑年间众多名人到访,问道天童而名扬天下。明朝万历乙卯(1579)年立二仙碑刻传世。是儒释道三家圣地之一。
唐朝时,道士袁天罡晚年经黄山,游猎金溪,见一妇人领一孩童,孩童相貌令袁天罡遂呼“此乃天童之相也”,据马金镇地方献志记载此妇人所居地址乃是今天童山脚下马金古镇,天童降至,一派祥瑞,山光水色,仙气逸然。
唐武则天时期,儒释道文化盛行,诸多云游道士来此烧丹炼汞,后化羽成仙者有二。当年孩童酆去奢因在天童山上烧丹炼汞,久之被村言相传称其“能致天童”,百年之后化羽成仙,因此流录。一时天童寺道教盛鼎。宋朝时,中国禅宗日益昌盛,南宋时达鼎盛时期,天童山也因此成为中国禅宗圣地之一。宋朝异士王自然能驱雷逐雨,因爱其山水,遂在此结茅修持,烧丹炼汞,百年之后亦化羽成仙。
到明万历乙卯(1615)年,后人因怀情念旧,敬仰能致天童酆去奢、王自然二仙,刻石碑树范,光照后人。《天童山二仙祠碑记》于山中,纪念二仙在此烧炉炼丹、化羽成仙的艰辛历程,并在他俩结庐炼丹处修建“二仙祠”“玉宵宫”,惠及后生,早晚念经,顶礼膜拜。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佛像被毁,建筑只留下断恒残壁。改革开放后,二仙祠、玉宵宫得以恢复和改建,并改“玉宵宫”为“真武宫”,同时复建“观音殿”“地藏殿”“静心斋”,两侧新增僧寮、斋堂等,《天童山二仙祠碑记》石碑亦被莫名立于原址深山松林之中,石阶之上,并修有石栏围栏。
百阶穿林,千步叩台,天童山寺建于山之中部,车在山中盘山而行,需徒步登台。石步台盘如蛇行,依松林延绵而上。
据考证砌石台所用之石距今有近1800年之久,石材来源于钱塘江源头河床,全山下人工所凿担夫背挑,每块石步泛着青光,大小、形状、厚度不一,拼装组成,延绵有近1000米,群山最高峰海拔约800米。古人因尊天敬神,虔诚心志,徒步上此石台皆三步一拜九步一叩。今寺庙中每日所需物品也皆是由寺中僧人或挑或背经此石步台运输。天童山寺掩映于茂林修竹间,群山怀抱,古松参天,深径回松。依着山势波浪式埋伏,以石步台为界,参天大柏树立于两侧挺拔直上,每颗皆有百年之上,高不见稍环抱不触。茫茫林海,巍巍群山,石板青光,雾气缭绕,清幽、阴凉自不必说,恍如隔世才是它的最大特色。天童台、天仙台、天都台遗址正待有识之士复兴。
石阶层层,巉岩裸露,一块块巨石如龟似龙、奇岩怪形趴伏在山体之中。《天童山二仙祠碑记》:“山,何以天童名?志仙也;仙,何以天童名?志事也……”高268cm宽102cm,全文718字,楷体碑刻,书艺叫绝。二块巨大的龙龟石,峰回路转,陡立直上,乃是天童山寺正门必经之路。仿如与世隔绝,不同于俗世中佛家院落。盛夏仙泉叮咚。冬暖夏凉、久旱不涸,天然山泉,甘甜润心,流芳千古。
——辛丑秋会天童寺道源和尚憇西村朱炳根家与建平新民
……李远山
山外青山寺外天
道源会我素寒喧
金溪问水包山下
朱理天童云雾端
松影翻风送远客
竹阴扶雨惠人间
仙丹化羽酆童子
逐雨驱雷王自然
此地隋唐袁道观
今朝缘起佛安祥
西村有酒炳根请
不食凡烟惑道源
石径有尘仙露洗
寺门无锁野云关
随缘结友空归去
乐与山云笑比闲
千年古刹 ,天童山寺。始建于唐代,它座落在钱塘江源头马金镇东麓,隔溪与朱熹讲学之包春山相望。唐乾符年间(874一879)香火一度盛兴。宋·元佑年间众多名人到访,问道天童而名扬天下。明朝万历乙卯(1579)年立二仙碑刻传世。是儒释道三家圣地之一。
唐朝时,道士袁天罡晚年经黄山,游猎金溪,见一妇人领一孩童,孩童相貌令袁天罡遂呼“此乃天童之相也”,据马金镇地方献志记载此妇人所居地址乃是今天童山脚下马金古镇,天童降至,一派祥瑞,山光水色,仙气逸然。
唐武则天时期,儒释道文化盛行,诸多云游道士来此烧丹炼汞,后化羽成仙者有二。当年孩童酆去奢因在天童山上烧丹炼汞,久之被村言相传称其“能致天童”,百年之后化羽成仙,因此流录。一时天童寺道教盛鼎。宋朝时,中国禅宗日益昌盛,南宋时达鼎盛时期,天童山也因此成为中国禅宗圣地之一。宋朝异士王自然能驱雷逐雨,因爱其山水,遂在此结茅修持,烧丹炼汞,百年之后亦化羽成仙。
到明万历乙卯(1615)年,后人因怀情念旧,敬仰能致天童酆去奢、王自然二仙,刻石碑树范,光照后人。《天童山二仙祠碑记》于山中,纪念二仙在此烧炉炼丹、化羽成仙的艰辛历程,并在他俩结庐炼丹处修建“二仙祠”“玉宵宫”,惠及后生,早晚念经,顶礼膜拜。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佛像被毁,建筑只留下断恒残壁。改革开放后,二仙祠、玉宵宫得以恢复和改建,并改“玉宵宫”为“真武宫”,同时复建“观音殿”“地藏殿”“静心斋”,两侧新增僧寮、斋堂等,《天童山二仙祠碑记》石碑亦被莫名立于原址深山松林之中,石阶之上,并修有石栏围栏。
百阶穿林,千步叩台,天童山寺建于山之中部,车在山中盘山而行,需徒步登台。石步台盘如蛇行,依松林延绵而上。
据考证砌石台所用之石距今有近1800年之久,石材来源于钱塘江源头河床,全山下人工所凿担夫背挑,每块石步泛着青光,大小、形状、厚度不一,拼装组成,延绵有近1000米,群山最高峰海拔约800米。古人因尊天敬神,虔诚心志,徒步上此石台皆三步一拜九步一叩。今寺庙中每日所需物品也皆是由寺中僧人或挑或背经此石步台运输。天童山寺掩映于茂林修竹间,群山怀抱,古松参天,深径回松。依着山势波浪式埋伏,以石步台为界,参天大柏树立于两侧挺拔直上,每颗皆有百年之上,高不见稍环抱不触。茫茫林海,巍巍群山,石板青光,雾气缭绕,清幽、阴凉自不必说,恍如隔世才是它的最大特色。天童台、天仙台、天都台遗址正待有识之士复兴。
石阶层层,巉岩裸露,一块块巨石如龟似龙、奇岩怪形趴伏在山体之中。《天童山二仙祠碑记》:“山,何以天童名?志仙也;仙,何以天童名?志事也……”高268cm宽102cm,全文718字,楷体碑刻,书艺叫绝。二块巨大的龙龟石,峰回路转,陡立直上,乃是天童山寺正门必经之路。仿如与世隔绝,不同于俗世中佛家院落。盛夏仙泉叮咚。冬暖夏凉、久旱不涸,天然山泉,甘甜润心,流芳千古。
#品茶说酒[超话]#【茅台历史】2000多年前,今茅台镇一带盛产枸酱酒就受到了汉武帝 “甘美之”的赞誉,此后,一直作为朝廷贡品享盛名于世。公元前135年,汉武帝令唐蒙出使南越,唐蒙饮到南越国(今仁怀县茅台镇)所产的枸酱酒后,将此酒带回长安,受到汉武帝的称赞,并留了“唐蒙饮构酱而使夜郎”的传说。 #酱香趣话#
【名家鉴评】漫谈西周玉器
名家艺术品鉴定经纪评估中心
玉器的发展进程与人类社会同步。从远古到近现代,人类社会是在不断进步发展的,这种进步也同时带动了社会方方面面趋于完善,西周玉器的发展比商代玉器更完美。引领玉器在西周进一步走向完善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西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王朝,其重要性是确立宗法制,创立典章制度,颁布礼仪法规,使中国走上礼仪和法制国家的道路。
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姬发,发动了“武王革命”,推翻殷纣王的残暴统治,建立周王朝,定都镐京,直到幽王,共传11世12王,历时260多年。因镐京在洛邑的西面,故称西周。
西周玉器在两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渐趋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西周从商代那里获得大批奴隶玉匠及玉器,为西周玉器发展奠定了基础。西周玉器有一部分是继承先周传统,但从商朝那里获得了大批商代手工业奴隶及大量商代玉器,其中不乏琢玉名匠。鉴于淫酒商亡的历史教训,周代社会实行禁酒令,对饮酒者格杀勿论,唯对手工业奴隶违禁者免除。据文献记载,周武王俘商旧玉共“亿有百万”,清代学者校为“一万四千”,均可说明周从商获得的玉器数量是相当多的。西周皇室获得商代旧玉,亦为西周玉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同时也说明了早周玉器接近晚商玉器风格的原因。
在西周手工业方面,设立琢磨玉器的专门工种,促进了西周玉器的专门化生产。虽然琢玉从制石或其他手工业独立出来,出现很早,但从政治制度上对琢玉行业给予独立的地位,并加以法律规定,应从西周开始。《考工记》载,西周手工业分工很细,当时六大手工业行业有工种30个,其中“刮摩之工”(雕工)就有“玉人”等五种。西周不仅皇室有琢玉工场,连分封诸侯国也有自己的玉作业。各地玉器的广泛琢制,共同繁荣了西周玉器。
西周既有专门的琢玉工场,也有专门的管理用玉的机构及官员。这些机构的设立,使西周玉器制作更规范化、系统化、制度化。《周礼》规定,“玉府”是西周直接为王权政治服务的专职管玉、用玉机构,隶属于天官,是天官的一个下属机构,内有各种官员78人,其中还有明确分工。“玉府”的管理范围相当广,仅管理的玉器就有礼器、瑞器、丧葬器、服饰器和符节器等。
西周另一个主管玉器的机构是“典瑞”,隶属于春官,专门管理瑞玉和礼仪玉。按《周礼》记载,“典瑞”中有17个管玉人员,他们负责王公大臣所执的瑞玉及礼仪玉的保管、提用、发放等。“典瑞”与“玉府”的区别,在于它们分管的玉器属于不同的性质和用途。当时两者有明确的分工,即法度之玉“典瑞”掌之,良货贿之玉“玉府”掌之。
西周玉器趋于完善的另一个因素,是君臣的道德品行开始与和田玉联系在一起,加速了西周用玉制度的完善。据《竹书纪年》载,周穆王于公元前998年,曾至产和田玉的昆仑山。又据《穆天子传》,周穆王到昆仑山后,攻其玉石,取玉版三车,戴玉万只。明高濂《遵生八笺》记载“上古用玉,珍重似不敢亵”。西周和田玉的采掘和用玉的广泛,使人们把和田玉当作修身的标准和个人的品德象征,成为一种具有社会道德含义的特殊物品,为东周玉器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周实行的是分封制。从周天子到诸侯王及及卿士,权力、土地和人民一级一级分配到这些统治者手中,由此可见西周的等级制度更加森严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周实行分封制和宗法制,普天之下的土地和臣民,都归在周天子的名下。周武王逝世后,商代遗民曾发动叛乱,武王之弟周公大举东征,灭了50多个小国,征服了商朝在东方的残余势力,西周的势力扩张到整个黄河流域。为了便于巩固周朝的统治,加强管理,也为了权力利益的分配,周公将新征服的土地与人民分封给同姓和异姓的贵族,即所谓“授民与授疆土”。文王、武王和周公的儿子们和其他同姓的人多受封为大小诸侯,封地在今陕西、河南、山东、山西、河北、湖北等省境内。据古史记载,周公共封了71个诸侯,此外还有许多小国被西周征服,以附属国的名义服从西周的命令并向周王纳贡赋。西周的宗法制度确立了长子的继承权。在西周,贵族的政治地位和财产由嫡出的长子继承。已经继承父亲政治地位和财产的长子称为宗子。周王是天下的宗子,诸侯是一国的宗子,大夫是一家的宗子。
西周的分封制和宗法制度,对西周的玉器制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除对玉器采取强有力的管理措施外,还对玉器的使用等级等作出了严格的规定。
西周由于分封制需要,对玉器进一步加以调整,使之系列化和规范化,正如考古学家郭宝钧先生云:“既联合璧琮冲牙组为杂佩,复抽绎玉之属性,赋予哲学思想而道德化;排比玉之尺寸,赋以等级思想而政治化;分别上下四方,赋以五行思想而迷信化。”
由于分封制度的需要,周代的用玉制度在《周礼》中规定得很明确。按当时制度,王、公、侯、伯、子、男用圭、璧“六瑞”玉器。王、公、侯、伯、子、男所执的玉圭、玉璧,依爵位的高低而有别,名称不同,大小不同,形式不同,等级森严。
物随人贵。周代镇圭、桓圭、信圭、躬圭,代表君臣之间不同的等级,其玉圭实物的等级之差,除名称不同外,还表现在尺寸大小上。《周礼·冬官·考工记》载:“玉人之事: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可能是五寸之误),谓之躬圭,伯守之。”周代玉人治玉圭,按礼制标准化生产,天子镇圭最大,超过一尺。诸侯所执之圭,均不能大于天子之圭。桓圭、信圭、躬圭与镇圭在皇室统一琢制,天子向各贵公和各路诸侯封爵时,将玉圭连同土地、人民一起赏赐,带有任命的性质,故称“命圭”。《论语》云:“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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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的发展进程与人类社会同步。从远古到近现代,人类社会是在不断进步发展的,这种进步也同时带动了社会方方面面趋于完善,西周玉器的发展比商代玉器更完美。引领玉器在西周进一步走向完善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西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王朝,其重要性是确立宗法制,创立典章制度,颁布礼仪法规,使中国走上礼仪和法制国家的道路。
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姬发,发动了“武王革命”,推翻殷纣王的残暴统治,建立周王朝,定都镐京,直到幽王,共传11世12王,历时260多年。因镐京在洛邑的西面,故称西周。
西周玉器在两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渐趋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西周从商代那里获得大批奴隶玉匠及玉器,为西周玉器发展奠定了基础。西周玉器有一部分是继承先周传统,但从商朝那里获得了大批商代手工业奴隶及大量商代玉器,其中不乏琢玉名匠。鉴于淫酒商亡的历史教训,周代社会实行禁酒令,对饮酒者格杀勿论,唯对手工业奴隶违禁者免除。据文献记载,周武王俘商旧玉共“亿有百万”,清代学者校为“一万四千”,均可说明周从商获得的玉器数量是相当多的。西周皇室获得商代旧玉,亦为西周玉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同时也说明了早周玉器接近晚商玉器风格的原因。
在西周手工业方面,设立琢磨玉器的专门工种,促进了西周玉器的专门化生产。虽然琢玉从制石或其他手工业独立出来,出现很早,但从政治制度上对琢玉行业给予独立的地位,并加以法律规定,应从西周开始。《考工记》载,西周手工业分工很细,当时六大手工业行业有工种30个,其中“刮摩之工”(雕工)就有“玉人”等五种。西周不仅皇室有琢玉工场,连分封诸侯国也有自己的玉作业。各地玉器的广泛琢制,共同繁荣了西周玉器。
西周既有专门的琢玉工场,也有专门的管理用玉的机构及官员。这些机构的设立,使西周玉器制作更规范化、系统化、制度化。《周礼》规定,“玉府”是西周直接为王权政治服务的专职管玉、用玉机构,隶属于天官,是天官的一个下属机构,内有各种官员78人,其中还有明确分工。“玉府”的管理范围相当广,仅管理的玉器就有礼器、瑞器、丧葬器、服饰器和符节器等。
西周另一个主管玉器的机构是“典瑞”,隶属于春官,专门管理瑞玉和礼仪玉。按《周礼》记载,“典瑞”中有17个管玉人员,他们负责王公大臣所执的瑞玉及礼仪玉的保管、提用、发放等。“典瑞”与“玉府”的区别,在于它们分管的玉器属于不同的性质和用途。当时两者有明确的分工,即法度之玉“典瑞”掌之,良货贿之玉“玉府”掌之。
西周玉器趋于完善的另一个因素,是君臣的道德品行开始与和田玉联系在一起,加速了西周用玉制度的完善。据《竹书纪年》载,周穆王于公元前998年,曾至产和田玉的昆仑山。又据《穆天子传》,周穆王到昆仑山后,攻其玉石,取玉版三车,戴玉万只。明高濂《遵生八笺》记载“上古用玉,珍重似不敢亵”。西周和田玉的采掘和用玉的广泛,使人们把和田玉当作修身的标准和个人的品德象征,成为一种具有社会道德含义的特殊物品,为东周玉器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周实行的是分封制。从周天子到诸侯王及及卿士,权力、土地和人民一级一级分配到这些统治者手中,由此可见西周的等级制度更加森严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周实行分封制和宗法制,普天之下的土地和臣民,都归在周天子的名下。周武王逝世后,商代遗民曾发动叛乱,武王之弟周公大举东征,灭了50多个小国,征服了商朝在东方的残余势力,西周的势力扩张到整个黄河流域。为了便于巩固周朝的统治,加强管理,也为了权力利益的分配,周公将新征服的土地与人民分封给同姓和异姓的贵族,即所谓“授民与授疆土”。文王、武王和周公的儿子们和其他同姓的人多受封为大小诸侯,封地在今陕西、河南、山东、山西、河北、湖北等省境内。据古史记载,周公共封了71个诸侯,此外还有许多小国被西周征服,以附属国的名义服从西周的命令并向周王纳贡赋。西周的宗法制度确立了长子的继承权。在西周,贵族的政治地位和财产由嫡出的长子继承。已经继承父亲政治地位和财产的长子称为宗子。周王是天下的宗子,诸侯是一国的宗子,大夫是一家的宗子。
西周的分封制和宗法制度,对西周的玉器制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除对玉器采取强有力的管理措施外,还对玉器的使用等级等作出了严格的规定。
西周由于分封制需要,对玉器进一步加以调整,使之系列化和规范化,正如考古学家郭宝钧先生云:“既联合璧琮冲牙组为杂佩,复抽绎玉之属性,赋予哲学思想而道德化;排比玉之尺寸,赋以等级思想而政治化;分别上下四方,赋以五行思想而迷信化。”
由于分封制度的需要,周代的用玉制度在《周礼》中规定得很明确。按当时制度,王、公、侯、伯、子、男用圭、璧“六瑞”玉器。王、公、侯、伯、子、男所执的玉圭、玉璧,依爵位的高低而有别,名称不同,大小不同,形式不同,等级森严。
物随人贵。周代镇圭、桓圭、信圭、躬圭,代表君臣之间不同的等级,其玉圭实物的等级之差,除名称不同外,还表现在尺寸大小上。《周礼·冬官·考工记》载:“玉人之事: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可能是五寸之误),谓之躬圭,伯守之。”周代玉人治玉圭,按礼制标准化生产,天子镇圭最大,超过一尺。诸侯所执之圭,均不能大于天子之圭。桓圭、信圭、躬圭与镇圭在皇室统一琢制,天子向各贵公和各路诸侯封爵时,将玉圭连同土地、人民一起赏赐,带有任命的性质,故称“命圭”。《论语》云:“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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