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嘉宾[爱心] 21013103。90.石狮，晋江，私营[鼓掌]。爱好运动，美食，旅游，音乐，房车均有。不烟，基本不酒，工作或者熟人会应酬两口，一年喝不到2次。不熟有点冷，熟了是逗比。希望找个合眼缘，活泼开朗，积极向上，有共同进步的想法。一起享受生活的点滴乐趣。
#泉州##泉州身边事##泉州生活##泉州美食##晋江##石狮#
#泉州##泉州身边事##泉州生活##泉州美食##晋江##石狮#
女博士6年逛遍中国菜市场：拥挤嘈杂但活色生香(上）
文章来源: 一条 于 2022-07-06 02:24:10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人立场！
(被阅读 23092 次)A- A A+
钟淑如是一名人类学学者。
为了研究中国菜市场，
6年里，她走访了全国，
更打入海南33个菜市场内部，
亲身体验摊贩的生活，
跟300多个菜场熟客做朋友……
菜市场展现了一个城市生活的底色，
它虽然拥挤嘈杂，但活色生香。
她希望把中国菜市场的全观图景都摸个明白。
为什么在中国，超市就是干不过菜场？
菜场对城市生活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如今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未来，还会有菜市场吗？
自述：钟淑如
编辑：陈星
责编：倪楚娇
▲
厦门八市菜场里，海鲜是菜场的主角
▲
北京三源里菜市场，海鲜区是最富贵的地方，澳龙、帝王蟹比比皆是
▲
海南的水果摊，以各种新鲜的热带水果著称
▲
云南昆明篆新菜市场，以豆花米线、豆腐石板烤加秘制蘸水、酸酸的腌菜膏为特色
▲
哈尔滨道里菜市场，到了冬天，蔬菜被冻得梆硬
我叫钟淑如，是一名人类学学者。在过去的6年里，我做了一个关于中国菜市场的研究。
8岁我就开始自己买菜做饭了，所以我对菜市场有一种天然的感情。只要有出差、旅游，我一定会去当地的菜市场看看。
每个城市都很有特色，比如在贵阳，市场里有超过20种豆腐，是不是很难想象？再比如福州，菜市场是嵌在居民楼的第一层里的，非常方便，但居民别想睡懒觉了。
▲
沈阳西塔农贸市场，集满了朝鲜族特色的食材
后来长大后到美国念博士，我发现在美国找不到菜场。每个礼拜，我只能和美国人一样，到超市买菜，把一周的食物都采购回家，塞满冰箱。
在美国，80%以上的生鲜交易是被沃尔玛等超市巨头控制。1994年家乐福也已经进入中国了，我就很好奇，为什么在中国，菜市场可以生生不息？而且中国的超市就是干不过菜市场？
▲
对菜市场的印象，大多是潮湿、嘈杂，混杂着各种气味
中国的菜场嘈杂、潮湿、看起来很没有秩序，还混杂着各种复杂气味，摆着各种各样“非标准化”的新鲜食品，生肉、活鱼和熟食靠得很近……它吸引人的点是什么？
我买了那么多年菜，我对菜市场的里边的东西是怎么来的，它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流通体系，居然一窍不通。
这些原因叠加起来，就让我决定了要对菜市场好好地深究一番，作为我的博士论文。
▲
钟淑如在海南的菜市场做研究
我是从海南开始研究的。
海南人喜欢饭后到海边散步，我就在海边逮人聊天，就这样聊了300多个。问10个海南人，可能有9个半的人，他们最日常的消费场地还是菜市场，这是为什么？
因为在菜市场获得的新鲜，是其他的任何一种购物渠道都没有办法比拟的，新鲜就是中国菜市场的灵魂。
▲
苏州葑门横街菜市场，时令鲜味层出不穷
▲
厦门八市离第一码头很近，渔船上捕捞的海鲜第一时间就运来市场
▲
云南昆明篆新菜市场，春夏的鲜花和菌子，秋冬的野菜，四季供应着最新鲜的应季菜
▲
雨季时的云南菜市场，是菌子的世界，羊肚菌、鸡枞、竹荪、红菇、牛肝菌……
我做了一百多个摊贩的详细调查，他们每天平均工作时间十二小时以上，全年几乎无休。小小的档口，一家人的生活都在那里。
我陪着鱼贩红姐到码头进货，每次都是深夜一两点出发，在码头里挑货拣货，清晨五六点鱼货送到档口，交给看摊的搭档。红姐回家休息一会，又过来帮忙卖鱼，直到晚上七八点收摊，每天如此。
我还帮忙卖过几个月的马鲛鱼，虽然每天只去半天，也已经体会到那种累，也深刻明白，市场的新鲜是摊贩的辛勤劳作赋予的。
▲
国外超市的蔬果、肉类都通过冷链等标准化生产线生产
西方对我们的饮食文化非常陌生，对“新鲜”的定义跟我们不同。
以猪肉作为例子，对海南人来说，早上5、6点钟去到市场买到的猪肉，摸起来还是热的，就是新鲜的。
外国人认为的新鲜，是通过冷链和现代科技赋予的。他们追求的是冷鲜肉，猪杀了之后，要排酸，肉才会变得软嫩。经过这个过程，才是好的肉。这个就跟我们的认知完全不一样。
你说中国消费者喜欢哪一种？肯定是喜欢前者。
▲
北京三源里菜市场，拥有139个摊位，每个摊位都极具特点和美感
▲
厦门八市，琳琅满目的海鲜
所以，中国菜市场在国外有一种污名化的印象。
某些国外媒体把它当作是一个肮脏、不卫生、病毒滋生的温床。疫情以来，铺天盖地的声音，要求彻底关停中国菜市场。像非典、H5N1禽流感，每当这种大的传染病出现，都会有一定的舆论指向，指责菜市场是载体。
这件事情完全是国外媒体的一些误读。他们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就容易把中国的菜市场当作一个现代化和卫生的对立面。
其实近年来随着菜市场的更新改造，购物环境已经极大提升。菜市场和现代化可并行不悖。
▲
“参与式观察”的方式，就是自己也成为摊贩
图为钟淑如与一位摊主的合影
我在海南待了14个月，想尽了办法去体验菜市场的生活。
我先是用了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趁摊主闲着的时候去搭讪，表明自己研究员的身份。但一开始大家觉得我是来做批发生意的老板，因为从来没有人在市场里面搞过研究，都以为我是来窃取他们的商业机密的。
我出现第一天好多人就把目光紧盯着我了，各种打量。大家就会好奇，说小妹你是谁？或者让我走开，说这里生意不好做，别来抢生意。
后来我是靠熟人介绍，才加入了一个卖马鲛鱼的摊位。到后面因为我每天都去，大家发现我真的是在干活，又是不收钱的，才渐渐熟络。
有时候帮他们卖菜、卖猪肉，还会被他们叫去辅导孩子作业，收货、送货，到码头进货，这都是小case。
还有到乡下参加一些活动，帮着巡视收账；有的送货餐馆会欠钱就去收钱；还有叫我帮忙写离婚协议书的，我还真的帮他写了。
▲
通过走访码头、集散地，和每个人的交谈，厘清海鲜产业中的结构
田野调查期间，我记录了113个海南菜市场摊贩的人生故事。113个摊贩之中，1/3来自外省，2/3是海南人，海南人里面1/4来自三亚本地。
做研究，很大一部分就是靠跟每个人聊天，我会特别关注他们的社交网络。
特别是一开始谁资助他们做生意的，怎么进入这个圈的，主要供应商是谁？他们认为的主要竞争者是谁，他们的熟客是谁？慢慢摸清楚里面的社会分工结构，看他们怎么参与到菜市场的生态里。
也慢慢摸出了，一座菜市场对于一座城市和其中的居民，意味着什么。
▲
在菜市场开店，成为不少农村移民在城市扎根的方式
像在大城市里的菜市场，里面的摊主一般都是周边农村的移民。比如，北京望京的某菜市场里，76%的摊贩是农村移民。
在菜市场做生意进入门槛低，收入不错，是农村移民热衷的职业选择，也承载着他们在城市扎根的希望。
慧姐就是海南本岛人，出生在渔港，她十三岁开始跟着妈妈挑着箩筐，在村里游走卖海鱼，十五岁开始单干。她个头不高，能量十足，仿佛每个进市场的人她都认识，还要寒暄：“为什么不来我这里买鱼！”声音很有穿透力，被叫住的人基本无法躲藏。
她把自己的成功经验归结为两点，一是拼劲足，二是诚信。“骗人一两，短寿一年”，绝对不做一次性生意。因此，她累积了一批忠实的客户，大多数是餐厅、学校、工地等机构性客户。
▲
菜场中有不少像慧姐一样的农村移民摊贩
▲
文章来源: 一条 于 2022-07-06 02:24:10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人立场！
(被阅读 23092 次)A- A A+
钟淑如是一名人类学学者。
为了研究中国菜市场，
6年里，她走访了全国，
更打入海南33个菜市场内部，
亲身体验摊贩的生活，
跟300多个菜场熟客做朋友……
菜市场展现了一个城市生活的底色，
它虽然拥挤嘈杂，但活色生香。
她希望把中国菜市场的全观图景都摸个明白。
为什么在中国，超市就是干不过菜场？
菜场对城市生活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如今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未来，还会有菜市场吗？
自述：钟淑如
编辑：陈星
责编：倪楚娇
▲
厦门八市菜场里，海鲜是菜场的主角
▲
北京三源里菜市场，海鲜区是最富贵的地方，澳龙、帝王蟹比比皆是
▲
海南的水果摊，以各种新鲜的热带水果著称
▲
云南昆明篆新菜市场，以豆花米线、豆腐石板烤加秘制蘸水、酸酸的腌菜膏为特色
▲
哈尔滨道里菜市场，到了冬天，蔬菜被冻得梆硬
我叫钟淑如，是一名人类学学者。在过去的6年里，我做了一个关于中国菜市场的研究。
8岁我就开始自己买菜做饭了，所以我对菜市场有一种天然的感情。只要有出差、旅游，我一定会去当地的菜市场看看。
每个城市都很有特色，比如在贵阳，市场里有超过20种豆腐，是不是很难想象？再比如福州，菜市场是嵌在居民楼的第一层里的，非常方便，但居民别想睡懒觉了。
▲
沈阳西塔农贸市场，集满了朝鲜族特色的食材
后来长大后到美国念博士，我发现在美国找不到菜场。每个礼拜，我只能和美国人一样，到超市买菜，把一周的食物都采购回家，塞满冰箱。
在美国，80%以上的生鲜交易是被沃尔玛等超市巨头控制。1994年家乐福也已经进入中国了，我就很好奇，为什么在中国，菜市场可以生生不息？而且中国的超市就是干不过菜市场？
▲
对菜市场的印象，大多是潮湿、嘈杂，混杂着各种气味
中国的菜场嘈杂、潮湿、看起来很没有秩序，还混杂着各种复杂气味，摆着各种各样“非标准化”的新鲜食品，生肉、活鱼和熟食靠得很近……它吸引人的点是什么？
我买了那么多年菜，我对菜市场的里边的东西是怎么来的，它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流通体系，居然一窍不通。
这些原因叠加起来，就让我决定了要对菜市场好好地深究一番，作为我的博士论文。
▲
钟淑如在海南的菜市场做研究
我是从海南开始研究的。
海南人喜欢饭后到海边散步，我就在海边逮人聊天，就这样聊了300多个。问10个海南人，可能有9个半的人，他们最日常的消费场地还是菜市场，这是为什么？
因为在菜市场获得的新鲜，是其他的任何一种购物渠道都没有办法比拟的，新鲜就是中国菜市场的灵魂。
▲
苏州葑门横街菜市场，时令鲜味层出不穷
▲
厦门八市离第一码头很近，渔船上捕捞的海鲜第一时间就运来市场
▲
云南昆明篆新菜市场，春夏的鲜花和菌子，秋冬的野菜，四季供应着最新鲜的应季菜
▲
雨季时的云南菜市场，是菌子的世界，羊肚菌、鸡枞、竹荪、红菇、牛肝菌……
我做了一百多个摊贩的详细调查，他们每天平均工作时间十二小时以上，全年几乎无休。小小的档口，一家人的生活都在那里。
我陪着鱼贩红姐到码头进货，每次都是深夜一两点出发，在码头里挑货拣货，清晨五六点鱼货送到档口，交给看摊的搭档。红姐回家休息一会，又过来帮忙卖鱼，直到晚上七八点收摊，每天如此。
我还帮忙卖过几个月的马鲛鱼，虽然每天只去半天，也已经体会到那种累，也深刻明白，市场的新鲜是摊贩的辛勤劳作赋予的。
▲
国外超市的蔬果、肉类都通过冷链等标准化生产线生产
西方对我们的饮食文化非常陌生，对“新鲜”的定义跟我们不同。
以猪肉作为例子，对海南人来说，早上5、6点钟去到市场买到的猪肉，摸起来还是热的，就是新鲜的。
外国人认为的新鲜，是通过冷链和现代科技赋予的。他们追求的是冷鲜肉，猪杀了之后，要排酸，肉才会变得软嫩。经过这个过程，才是好的肉。这个就跟我们的认知完全不一样。
你说中国消费者喜欢哪一种？肯定是喜欢前者。
▲
北京三源里菜市场，拥有139个摊位，每个摊位都极具特点和美感
▲
厦门八市，琳琅满目的海鲜
所以，中国菜市场在国外有一种污名化的印象。
某些国外媒体把它当作是一个肮脏、不卫生、病毒滋生的温床。疫情以来，铺天盖地的声音，要求彻底关停中国菜市场。像非典、H5N1禽流感，每当这种大的传染病出现，都会有一定的舆论指向，指责菜市场是载体。
这件事情完全是国外媒体的一些误读。他们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就容易把中国的菜市场当作一个现代化和卫生的对立面。
其实近年来随着菜市场的更新改造，购物环境已经极大提升。菜市场和现代化可并行不悖。
▲
“参与式观察”的方式，就是自己也成为摊贩
图为钟淑如与一位摊主的合影
我在海南待了14个月，想尽了办法去体验菜市场的生活。
我先是用了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趁摊主闲着的时候去搭讪，表明自己研究员的身份。但一开始大家觉得我是来做批发生意的老板，因为从来没有人在市场里面搞过研究，都以为我是来窃取他们的商业机密的。
我出现第一天好多人就把目光紧盯着我了，各种打量。大家就会好奇，说小妹你是谁？或者让我走开，说这里生意不好做，别来抢生意。
后来我是靠熟人介绍，才加入了一个卖马鲛鱼的摊位。到后面因为我每天都去，大家发现我真的是在干活，又是不收钱的，才渐渐熟络。
有时候帮他们卖菜、卖猪肉，还会被他们叫去辅导孩子作业，收货、送货，到码头进货，这都是小case。
还有到乡下参加一些活动，帮着巡视收账；有的送货餐馆会欠钱就去收钱；还有叫我帮忙写离婚协议书的，我还真的帮他写了。
▲
通过走访码头、集散地，和每个人的交谈，厘清海鲜产业中的结构
田野调查期间，我记录了113个海南菜市场摊贩的人生故事。113个摊贩之中，1/3来自外省，2/3是海南人，海南人里面1/4来自三亚本地。
做研究，很大一部分就是靠跟每个人聊天，我会特别关注他们的社交网络。
特别是一开始谁资助他们做生意的，怎么进入这个圈的，主要供应商是谁？他们认为的主要竞争者是谁，他们的熟客是谁？慢慢摸清楚里面的社会分工结构，看他们怎么参与到菜市场的生态里。
也慢慢摸出了，一座菜市场对于一座城市和其中的居民，意味着什么。
▲
在菜市场开店，成为不少农村移民在城市扎根的方式
像在大城市里的菜市场，里面的摊主一般都是周边农村的移民。比如，北京望京的某菜市场里，76%的摊贩是农村移民。
在菜市场做生意进入门槛低，收入不错，是农村移民热衷的职业选择，也承载着他们在城市扎根的希望。
慧姐就是海南本岛人，出生在渔港，她十三岁开始跟着妈妈挑着箩筐，在村里游走卖海鱼，十五岁开始单干。她个头不高，能量十足，仿佛每个进市场的人她都认识，还要寒暄：“为什么不来我这里买鱼！”声音很有穿透力，被叫住的人基本无法躲藏。
她把自己的成功经验归结为两点，一是拼劲足，二是诚信。“骗人一两，短寿一年”，绝对不做一次性生意。因此，她累积了一批忠实的客户，大多数是餐厅、学校、工地等机构性客户。
▲
菜场中有不少像慧姐一样的农村移民摊贩
▲
【“谈恋爱发生关系被羁押4年多获释”，男子39年后拿到释放证，申请赔偿被驳回】我们发生了关系，她要求马上跟她结婚，我没答应她……”日前，云南昆明71岁的戴先生告诉记者，女方自愿主动发生关系，逼婚控告性侵，他背负着强奸犯的罪名被羁押4年多，历经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从案发至今已经过去近50年，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恢复清白之身。
>>>青工初尝禁果
谈恋爱机房发生关系自称被女方逼婚
“当时我是下乡返城参加工作的知青，在一家大厂总机房做修理工。”那个特殊年代，戴先生曾是一名知青。
“当时总机房有6个人，有4个是女的，其中最小的一位女工有十八九岁，我当时是20岁，她就喜欢上我了。在那个年代，我的条件比较好，她对我非常好，我们俩就谈恋爱了。
戴先生回忆起1973年案发记忆犹新。“我们当时都是住在厂里，八九月份的一天，我上白班，下午6点下的班，当晚她值夜班，就叫我去总机房值班室，当晚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俩就发生了关系。”
戴先生称自己当年不懂男女之事，是女方引导他。总机房有10平方米，里面有供值班人员休息的床铺。
“她就拿我的衣服垫在床单上，我的衣服上留下痕迹了，床单上没有，到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在交接班时，我师傅和另一位师傅都在，这位师傅就问她怎么床单不见了，她说她洗了，师傅说前天才洗过，怎么又洗了，她说她看着脏了一点，师傅就起疑心了。”
事发两天后，戴先生也问过这位年轻女工为什么洗床单，“她说6点多天亮了，看见好像床单上有一点痕迹，所以她就洗了。”
“我当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她就叫我马上跟她结婚，当时就发生那么一次，是她自己同意的嘛。”
戴先生称女方要求他娶她：“她家条件也比较好，她说钱她来出，我没答应她。我说我从农村回来才参加工作一年多，还不太熟悉，她就问我到底答不答应，她后来就说她怀孕了。”
>>>审查羁押4年
女方称怀孕报案4000人大会公布逮捕
戴先生表示，那天晚上发生关系是女方主动的，但后来她就拿着他的衣服作为案发证据，“她就到厂里保卫科，说我强奸她。怀孕其实也是她自己说的，我不清楚她后来有没有真的怀孕。”
戴先生解释其中的一个原委，称女方曾告诉他，她有一位前男友，但并未令芳心萌动。
“她跟我说，她原来谈过一个同厂的工人，她嫌对方个子矮，没有同意。她当时就要求我马上跟她结婚，我当时还想问题不大，因为我家里有亲戚是医院妇产科主任，但我还没告诉她这个，10月2号我被厂里隔离审查3个月，后来被昆明市公安局拘留，到11月份就被送到公安局，12月份被逮捕，一直在看守所羁押了4年。”
“逮捕我的那一天，厂里开了4000多人的全厂职工大会，当场公布的，这个影响好大。”戴先生感觉自己名誉扫地。
“她写给我的信，当时都交给保卫科了，后来移交给公安局，公安局调查也证明我们确实是在谈恋爱。”
戴先生表示，这名女工事后也离开了，多年没有音讯。“她后来也调离了本厂，因为影响不好，她就调走了，一直联系不上她，她家也搬走了。”
戴先生遗憾地表示：“她当年送我的照片也遗失了，经历这么多年，没有保存下来。”
>>>没有判刑获释
依据不足教育释放39年后拿到释放证
为了个人名誉，戴先生从1978年获释后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到1978年5月5号放我出来，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释放，反正放出去就不管我了，当时也没有给我释放证明。我后来去找人家去问，我为什么没有判刑？”
“2017年我从看守所拿到了释放证明，这已经过去39年了，给我解释说我这个案子强奸的证据不足，说我犯有错误，是教育释放，就相当于现在的无罪释放。”
记者看到，公安机关1978年5月5日填发的《释放证》显示，称案犯于1974年12月25日因强奸一案依法逮捕，经审查认定依据不足，属犯有错误，予以教育释放。
戴先生认为自己被蒙在鼓里：“这个释放证是1978年制作的，但我放出来时，没有人对我说是释放，更没有人拿出释放证给我过目，所以几十年来我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一个人。”
>>>申请国家赔偿
被告知已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予受理
“没有办法，我要吃饭，我要工作，就一直反映，去了不下上百次，我都成了人家的老熟人。”戴先生称自己是劫后余生，一直向当年的相关办案机关申请国家赔偿。
戴先生被告知当初他在看守所关押，又从看守所释放，得去看守所申请。戴先生表示：“人家答复我说，已经超过了国家赔偿的两年时效，不予受理，说国家赔偿要从拿到释放证明两年之内申请，两年之后就不管了，我是2017年3月20号拿到的释放证明，我6月10号去提出申请，才过了不到3个月，没有过两年的时效嘛？”
相关办案机关认为，依据《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当年戴先生被逮捕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延续至该法实施之后，戴先生申请国家赔偿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适用该法规定的索赔救济，遂决定不予受理。
>>>申诉不予立案
刑事羁押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
因无罪逮捕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戴先生不服，向最高检申诉。
2021年3月，最高检赔偿监督申请审查结果通知书答复称，最高检审查认为，《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
本案中，戴先生被采取刑事羁押措施发生在1974年12月25日至1978年5月5日之间，上述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持续到1995年1月1日之后，应当按照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规定处理，依法不适用《国家赔偿法》。
最高检认为，当地办案机关决定驳回戴先生国家赔偿申请，在实体法的适用上并无不当，认定戴先生的申诉不符合《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第30条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被羁押1678天
希望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发生关系逼婚不成被女友控告性侵，此事对戴先生影响巨大。1973年10月2日被厂里隔离审查，1974年12月25日被逮捕，1978年5月5日被释放，戴先生一共被羁押1678天，到2017年3月，才拿到释放证。
“我在44年前就认定无罪，整个案件至今49年了还未结束，人生一世又有几个49年啊？”戴先生称可悲可叹。
“我出来以后，厂里恢复了我的工作，当月的工资也发给我了，这说明厂里没有把我当成犯罪的人来对待，我也拿到了厂里的档案证明，所以我才申请国家赔偿，但公安机关答复说，事情是发生在《国家赔偿法》颁布之前，过了时效就没办法了。”
戴先生表示：“审查、拘留、逮捕、关押期间我是没有工资，逮捕是没有工资的。我更不会想到我被释放，并且当初还恢复了工作，一出来就发给了工资，所以我才提交了申请，要求国家赔偿。”
戴先生希望赔偿义务机关向他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他从1973年10月2日至1978年5月9日的工资，赔偿因人身自由被限制的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
>>>一辈子的影响
如今已当爷爷 希望有生之年洗清罪名
戴先生介绍，他去找过厂里反映，原先的保卫科长都退休了，换了新领导。“去年新任的保卫科长还专门问我这个事情，他也为我感到惋惜，他管保卫，当然清楚这个案子，他也感觉这里面有问题。”
戴先生说：“你想想看，还有好多细节，这要写部小说也吸引人的，我毕竟亲身遭遇了这一切，我经历的这些比现在的年轻人多多了……”
戴先生强调，1978年释放出来对他个人名誉、工作和家庭婚姻造成一辈子的影响。
“我再谈朋友组建家庭也很受影响，而且国企的工作也丢掉了，39年的工龄就没有了，我只能按厂里的要求去调动工作，只能自己去找单位，等于就失去了工作。”
戴先生介绍，“我是1983年结的婚，现在已经当爷爷了，今年我71岁，我18岁去农村，20岁回城里工作，21岁开始为这个事情，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前后已经过去近50年。”
“这个事是我晚年最大的心愿，一直了不掉嘛？”戴先生认为这个案子对自己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洗清罪名，这已经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代理律师观点
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戴先生表示自己会继续申诉：“2017年我拿到释放证明后，有5年多的申诉经历，我现在请了罗忠平律师代理。”
“这个事也是全国少有的，律师给我说我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我出来以后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如果不是我自己去找去问的话，这个事情恐怕就很难大白于天下。律师说我不去找，人家就算了，就会不了了之了。”
“嫌疑人未经法院判决定罪，均属于无罪身份。”5月20日，罗忠平律师告诉记者，“以前的‘教育释放’等同于现在的无罪释放。的确是1995年颁布《国家赔偿法》，在这之前虽无《国家赔偿法》，但出现此类情况，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第三方律师说法
“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赔法之后可适当补偿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接受记者采访，对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
赵良善介绍，关于“教育释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今后判决不再适用“教育释放”问题的批复》中已明确释明：“把‘教育释放’当作一种刑罚，适用于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判处徒刑的人。”
赵良善认为，以此对戴先生进行处理也不够合适。根据加强国家法治的要求，适用刑罚应当正规、明确，而“教育释放”则是一种很不明确的处分，“它不能说明有罪或无罪，所以应当取消这种处分方法。”
赵良善指出，所以“教育释放”在当时应当并不完全属于“无罪释放”，而是属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之人，可以类比目前“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
既然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事实，那就应该是无罪，而非“有轻微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况且，在1957年的时候最高法已经明确要求取消“教育释放”，涉案发生在1974年，本身就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再加上证据不足也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因为“教育释放”是有罪但不予处罚，本质还是有罪。因此，赵良善认为，涉案本身适用法律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赵良善表示，关于诉讼时效，本案2017年才拿到释放证，此前行为人自身对于羁押行为的性质系有罪或者无罪并不清楚。《国家赔偿法》第39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
赵良善强调，在2017年拿到释放证后戴先生才明确知道自身的权利可能被侵犯，虽然《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实施，但是国家机关相关羁押行为却是2017年释放证发放后才可能确认违法，所以存在“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家赔偿法》之后，从有利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本案毕竟是历史遗留问题，可考虑对当事人戴先生予以适当补偿。
赵良善指出，戴先生被依法侦查，可被称为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并不代表有罪，疑似触犯《刑法》，但还没有被人民法院依法定罪判刑的人，称为犯罪嫌疑人。最终有罪与否，必须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来确定。除人民法院以外，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与否。
赵良善表示：“结合刑事案件性质、流程及法律规定，目前，戴先生只能选择继续申诉。”
（华商报记者 李华）
>>>青工初尝禁果
谈恋爱机房发生关系自称被女方逼婚
“当时我是下乡返城参加工作的知青，在一家大厂总机房做修理工。”那个特殊年代，戴先生曾是一名知青。
“当时总机房有6个人，有4个是女的，其中最小的一位女工有十八九岁，我当时是20岁，她就喜欢上我了。在那个年代，我的条件比较好，她对我非常好，我们俩就谈恋爱了。
戴先生回忆起1973年案发记忆犹新。“我们当时都是住在厂里，八九月份的一天，我上白班，下午6点下的班，当晚她值夜班，就叫我去总机房值班室，当晚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俩就发生了关系。”
戴先生称自己当年不懂男女之事，是女方引导他。总机房有10平方米，里面有供值班人员休息的床铺。
“她就拿我的衣服垫在床单上，我的衣服上留下痕迹了，床单上没有，到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在交接班时，我师傅和另一位师傅都在，这位师傅就问她怎么床单不见了，她说她洗了，师傅说前天才洗过，怎么又洗了，她说她看着脏了一点，师傅就起疑心了。”
事发两天后，戴先生也问过这位年轻女工为什么洗床单，“她说6点多天亮了，看见好像床单上有一点痕迹，所以她就洗了。”
“我当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她就叫我马上跟她结婚，当时就发生那么一次，是她自己同意的嘛。”
戴先生称女方要求他娶她：“她家条件也比较好，她说钱她来出，我没答应她。我说我从农村回来才参加工作一年多，还不太熟悉，她就问我到底答不答应，她后来就说她怀孕了。”
>>>审查羁押4年
女方称怀孕报案4000人大会公布逮捕
戴先生表示，那天晚上发生关系是女方主动的，但后来她就拿着他的衣服作为案发证据，“她就到厂里保卫科，说我强奸她。怀孕其实也是她自己说的，我不清楚她后来有没有真的怀孕。”
戴先生解释其中的一个原委，称女方曾告诉他，她有一位前男友，但并未令芳心萌动。
“她跟我说，她原来谈过一个同厂的工人，她嫌对方个子矮，没有同意。她当时就要求我马上跟她结婚，我当时还想问题不大，因为我家里有亲戚是医院妇产科主任，但我还没告诉她这个，10月2号我被厂里隔离审查3个月，后来被昆明市公安局拘留，到11月份就被送到公安局，12月份被逮捕，一直在看守所羁押了4年。”
“逮捕我的那一天，厂里开了4000多人的全厂职工大会，当场公布的，这个影响好大。”戴先生感觉自己名誉扫地。
“她写给我的信，当时都交给保卫科了，后来移交给公安局，公安局调查也证明我们确实是在谈恋爱。”
戴先生表示，这名女工事后也离开了，多年没有音讯。“她后来也调离了本厂，因为影响不好，她就调走了，一直联系不上她，她家也搬走了。”
戴先生遗憾地表示：“她当年送我的照片也遗失了，经历这么多年，没有保存下来。”
>>>没有判刑获释
依据不足教育释放39年后拿到释放证
为了个人名誉，戴先生从1978年获释后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到1978年5月5号放我出来，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释放，反正放出去就不管我了，当时也没有给我释放证明。我后来去找人家去问，我为什么没有判刑？”
“2017年我从看守所拿到了释放证明，这已经过去39年了，给我解释说我这个案子强奸的证据不足，说我犯有错误，是教育释放，就相当于现在的无罪释放。”
记者看到，公安机关1978年5月5日填发的《释放证》显示，称案犯于1974年12月25日因强奸一案依法逮捕，经审查认定依据不足，属犯有错误，予以教育释放。
戴先生认为自己被蒙在鼓里：“这个释放证是1978年制作的，但我放出来时，没有人对我说是释放，更没有人拿出释放证给我过目，所以几十年来我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一个人。”
>>>申请国家赔偿
被告知已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予受理
“没有办法，我要吃饭，我要工作，就一直反映，去了不下上百次，我都成了人家的老熟人。”戴先生称自己是劫后余生，一直向当年的相关办案机关申请国家赔偿。
戴先生被告知当初他在看守所关押，又从看守所释放，得去看守所申请。戴先生表示：“人家答复我说，已经超过了国家赔偿的两年时效，不予受理，说国家赔偿要从拿到释放证明两年之内申请，两年之后就不管了，我是2017年3月20号拿到的释放证明，我6月10号去提出申请，才过了不到3个月，没有过两年的时效嘛？”
相关办案机关认为，依据《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当年戴先生被逮捕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延续至该法实施之后，戴先生申请国家赔偿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适用该法规定的索赔救济，遂决定不予受理。
>>>申诉不予立案
刑事羁押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
因无罪逮捕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戴先生不服，向最高检申诉。
2021年3月，最高检赔偿监督申请审查结果通知书答复称，最高检审查认为，《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
本案中，戴先生被采取刑事羁押措施发生在1974年12月25日至1978年5月5日之间，上述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持续到1995年1月1日之后，应当按照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规定处理，依法不适用《国家赔偿法》。
最高检认为，当地办案机关决定驳回戴先生国家赔偿申请，在实体法的适用上并无不当，认定戴先生的申诉不符合《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第30条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被羁押1678天
希望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发生关系逼婚不成被女友控告性侵，此事对戴先生影响巨大。1973年10月2日被厂里隔离审查，1974年12月25日被逮捕，1978年5月5日被释放，戴先生一共被羁押1678天，到2017年3月，才拿到释放证。
“我在44年前就认定无罪，整个案件至今49年了还未结束，人生一世又有几个49年啊？”戴先生称可悲可叹。
“我出来以后，厂里恢复了我的工作，当月的工资也发给我了，这说明厂里没有把我当成犯罪的人来对待，我也拿到了厂里的档案证明，所以我才申请国家赔偿，但公安机关答复说，事情是发生在《国家赔偿法》颁布之前，过了时效就没办法了。”
戴先生表示：“审查、拘留、逮捕、关押期间我是没有工资，逮捕是没有工资的。我更不会想到我被释放，并且当初还恢复了工作，一出来就发给了工资，所以我才提交了申请，要求国家赔偿。”
戴先生希望赔偿义务机关向他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他从1973年10月2日至1978年5月9日的工资，赔偿因人身自由被限制的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
>>>一辈子的影响
如今已当爷爷 希望有生之年洗清罪名
戴先生介绍，他去找过厂里反映，原先的保卫科长都退休了，换了新领导。“去年新任的保卫科长还专门问我这个事情，他也为我感到惋惜，他管保卫，当然清楚这个案子，他也感觉这里面有问题。”
戴先生说：“你想想看，还有好多细节，这要写部小说也吸引人的，我毕竟亲身遭遇了这一切，我经历的这些比现在的年轻人多多了……”
戴先生强调，1978年释放出来对他个人名誉、工作和家庭婚姻造成一辈子的影响。
“我再谈朋友组建家庭也很受影响，而且国企的工作也丢掉了，39年的工龄就没有了，我只能按厂里的要求去调动工作，只能自己去找单位，等于就失去了工作。”
戴先生介绍，“我是1983年结的婚，现在已经当爷爷了，今年我71岁，我18岁去农村，20岁回城里工作，21岁开始为这个事情，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前后已经过去近50年。”
“这个事是我晚年最大的心愿，一直了不掉嘛？”戴先生认为这个案子对自己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洗清罪名，这已经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代理律师观点
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戴先生表示自己会继续申诉：“2017年我拿到释放证明后，有5年多的申诉经历，我现在请了罗忠平律师代理。”
“这个事也是全国少有的，律师给我说我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我出来以后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如果不是我自己去找去问的话，这个事情恐怕就很难大白于天下。律师说我不去找，人家就算了，就会不了了之了。”
“嫌疑人未经法院判决定罪，均属于无罪身份。”5月20日，罗忠平律师告诉记者，“以前的‘教育释放’等同于现在的无罪释放。的确是1995年颁布《国家赔偿法》，在这之前虽无《国家赔偿法》，但出现此类情况，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第三方律师说法
“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赔法之后可适当补偿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接受记者采访，对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
赵良善介绍，关于“教育释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今后判决不再适用“教育释放”问题的批复》中已明确释明：“把‘教育释放’当作一种刑罚，适用于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判处徒刑的人。”
赵良善认为，以此对戴先生进行处理也不够合适。根据加强国家法治的要求，适用刑罚应当正规、明确，而“教育释放”则是一种很不明确的处分，“它不能说明有罪或无罪，所以应当取消这种处分方法。”
赵良善指出，所以“教育释放”在当时应当并不完全属于“无罪释放”，而是属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之人，可以类比目前“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
既然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事实，那就应该是无罪，而非“有轻微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况且，在1957年的时候最高法已经明确要求取消“教育释放”，涉案发生在1974年，本身就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再加上证据不足也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因为“教育释放”是有罪但不予处罚，本质还是有罪。因此，赵良善认为，涉案本身适用法律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赵良善表示，关于诉讼时效，本案2017年才拿到释放证，此前行为人自身对于羁押行为的性质系有罪或者无罪并不清楚。《国家赔偿法》第39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
赵良善强调，在2017年拿到释放证后戴先生才明确知道自身的权利可能被侵犯，虽然《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实施，但是国家机关相关羁押行为却是2017年释放证发放后才可能确认违法，所以存在“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家赔偿法》之后，从有利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本案毕竟是历史遗留问题，可考虑对当事人戴先生予以适当补偿。
赵良善指出，戴先生被依法侦查，可被称为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并不代表有罪，疑似触犯《刑法》，但还没有被人民法院依法定罪判刑的人，称为犯罪嫌疑人。最终有罪与否，必须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来确定。除人民法院以外，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与否。
赵良善表示：“结合刑事案件性质、流程及法律规定，目前，戴先生只能选择继续申诉。”
（华商报记者 李华）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