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往事漫忆（33）：怀念李蔚波老师
李蔚波老师是原镇海县文化馆群众文艺部老师，后调宁波任《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宁波走书》主编。50年前，我在农村苦苦追求文学梦，他辅导过我。
1973年起，我成了文学愣头青，四处投稿，记不清是听谁说的，只要把投稿的信封剪角，并写上''邮资总付''四个字，就不用贴邮票，直接投进邮筒或邮箱就行。于是我不停地写，不停地投，但每次都如石沉大海。现在想想，估计都被当地邮所或邮局的拣件员扔进垃圾筐了，只是我听不到他们的骂声而已。但我总以为稿件肯定是到了所投的报刋杂志编辑手里，只是没被选中，所以我一直写，一直投。——因为当时我在农村找不到出路，唯有读书和写作，才给我精神带来慰籍。
1970年至1974年，是我在农村最困厄的时期，失望和苦闷折磨着我，但倔强又支撑着我……
有人也向我推荐了镇海县文化馆群艺部，我贴上邮票试着投了几次，某一天，居然得到了李蔚波老师的回音。他大概从我稚嫩的文字中，读出了我的渴求和志向。
首先是邀请我参加县文化馆召开的文艺创作会议，并确定某篇作品列入会议讨论，二是他下乡路过时将来看我（实际上是来辅导我）。这对当时在苦苦追求文学梦，投稿屡败屡投，环顾四野皆茫茫的我，起到多大的精神鼓励作用啊。
象久旱的禾，得到了雨露，父亲和母亲高兴得早早考虑起李老师来了，该送些什么。我把我的作品，一遍遍修改……
见李老师的第一面，是在距我村五里路的邻村（湖塘）宣传队排演现场。他约五十岁左右，戴眼镜，脸色没有知识分子的白净，讲话洪亮但有些鼻音，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个没有架子但有刚气的文人。他本来是第二天才路过我村来看我的，想不到我会在头天夜里到邻村排演现场去看他。
简单地招呼后，他仍专注于自己的工作，直到这个村文宣队排演结束，才把注意力转向我。
''你是罗维开？''这是与李老师见面的第一句话，他虽一脸倦容，但透过眼镜的镜片，目光却满是和善。
''是的，'' 我说，''我来接您！''我由于激动，把''看您''直接说成''接您''了。
李老师本来是可以宿这个村的，村里已经给他安排了住处。他考虑了一会，对该村的负责人说：''不用了，我今晚随小罗去。'' 这是他第一次称我为小罗。我心里一热，与他的距离感，一下子就没有了，象遇上了亲人。
于是，五十年前的夜，在月光下乡间小路上，走着一对忘年交。我感到他对我是那样的知己，一路上，他大致了解了我的情况后，我就滔滔不绝地向他介绍自己近段时间正在创作的作品构思。他专注地听着，偶然插话询问些我介绍的内容梗概过于跳跃的地方，听了我的解释，''噢''了一声继续听……
我五十年来一直感动着，李老师作为专家级的群艺文化人，居然那夜在那乡间小路上，踏着月色，一路默默地听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农村文青，口若悬河地讲''作品构思''。他一直是那么专注地听，不时地思考，不时地提问，完全融入了我向往文学梦的意境……
到了我家，已近半夜，父母以会李老师明天才到，已经睡了。我陪着李老师进了我的卧室，继续着我们之间的话题。说实在，当时只希望多与他讲话，连怎样安排他的住宿，都没有想过。
我们又聊了很长时间，母亲大约觉察到了我们的动静，起来看了一下，发现李老师随我连夜来了，已经这么迟了，过意不去，下橱房烧了点鲁稷（高梁）甜饼。这么粗的点心，李老师居然很感激母亲，连说：''很好吃，很好吃……''
下半夜了，我才想起李老师的住宿问题，开始着急起来。李老师看出我的心思，说：''没关系，难得我们一起睡。'' 于是，这一夜，李老师与我抵足而卧。
第二天，吃过早饭，李老师就开始了对我的辅导。先敬呈给他的，是我写的几首民兵生活的自由诗——那个时候我对自由诗的理解很可笑，以为只要有激情，字里行间多几个''冲''、''杀''之类的，就行了——李老师看了良久，突然微笑着问了我一句：''诗的韵辙你懂吗？''
我坠入五里雾中，从来没有听说过，懵在那里。
李老师找到了辅导我的突破口，在我的''诗''上，对该押韵而没有韵的句子最后一个字，画上了圈，然后说：''任何诗，都有与心灵相应的音乐美，律诗讲究平仄，自由诗包括快板等讲究韵辙，就好象车轮沿着辙一样。你写的是自由诗，尽量要押韵。你的诗，这些地方就少了韵，从而，朗诵时就没有了节奏感和音乐美。''
于是，李老师深入浅出给我从诗的韵辙讲起……
孔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由于我有强烈的写作欲望，李老师的点拨，花的时间不多，但我豁然开朗得奇快。原来自由诗也好，快板也好，这么朗朗上口，是韵辙在起作用。而韵辙，是拼音字母中的同一口型或近似口型的韵母。诗的起句用的韵母字，叫起韵，那么接下去的句子，出韵辙后又必须回韵辙，即必须与开头所起的韵保持一致，例如快板：''锣鼓响，电灯亮，东风大队晒谷场上闹洋洋。贫下中农坐一块，讨论队里的储备粮。……'' 这里的''''块''字是出辙，''响、亮、洋、粮''，都押''ang''韵，叫韵辙。押住了''ang''韵，念起来就响亮上口。任何自由诗或快板，甚至顺口溜，头一句定的韵，后面既须出辙，又须入辙，一出一入，一直顺着这个韵，这叫''合辙''。
韵辙有响亮和压抑之分，主要的韵辙有''堂昂韵''和''意气韵''。上例中的''ang''属于''堂昂韵''，响亮高昂，而''意气韵''则低沉压抑，这类文字往往带有拼音韵母''i''，如''里、气、意、咪''等。文字中这类字最多，但只能用于滑稽恢谐的快板，或戏中反派人物的念白，作为高吭激昂的诗或戏剧唱段，不宜采用，否则声音压抑，念不响，唱不开。
写诗、快板、戏文中各类人物的唱词念白，居然还有这么多讲究……
那天李老师给我辅导了很多写作常识，简直使我胜读数年书。傍晚，李老师要离开我家去下一个辅导点，父母亲执意要送给他些东西，他婉拒了，说还要去另一个农村，拿着不方便……
在李老师辅导后，我参加了几次县里召集的农村群艺创作会议，写的相声《路》，还在全县作了公演。——我写作的激情，更被李老师激发了。
记得当年参加创作会议的，有柴桥的林圣国，白峰的乐胜龙，三山的柯才明，大矸的屠明华，庄市的余通化等。这些人中，有些人现已成为省市级作家协会会员，写出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曲艺作品和中长篇小说。但我考入高校后，走的是另一条路了，所以，长期来，我们已失去联系。
记得1974年春节，我专门到宁波看望过李老师。他家住槐树路，师母在搪瓷厂工作，家里有好几个孩子，其中大儿子年龄和我相仿，在黑龙江支边，另外一个子女在宁波近效插队。我去拜访时，黑龙江的长子探亲在家，几天后将返回黑龙江。李老师的家，负担很重，原来他也一直处于无法言明的生活状态中。
1975年，我离开老家去代课了，李蔚波老师仍旧关心着我。一天，他到我代课的中学看望我，又特意拜会了校长，私下交谈良久，''移交''提携的意图很明显。事后校长对我说，李蔚波老师很看重我，对我的评价很中肯：''有才气，但基础不实，最好有深造的机会。'' 我听了很感动，知我者，李老师也！1977年考上高校，也有李蔚波老师的期望，在精神上助了我一臂之力。
我毕业后，一方面回报社会激情炽烈，一头钻进工作，一方面因李蔚波老师已调回宁波，所以一直失联，现在除了购到一本他主编的《宁波走书》外，不知他的近况，今借此文，遥寄怀念。
李蔚波老师是原镇海县文化馆群众文艺部老师，后调宁波任《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宁波走书》主编。50年前，我在农村苦苦追求文学梦，他辅导过我。
1973年起，我成了文学愣头青，四处投稿，记不清是听谁说的，只要把投稿的信封剪角，并写上''邮资总付''四个字，就不用贴邮票，直接投进邮筒或邮箱就行。于是我不停地写，不停地投，但每次都如石沉大海。现在想想，估计都被当地邮所或邮局的拣件员扔进垃圾筐了，只是我听不到他们的骂声而已。但我总以为稿件肯定是到了所投的报刋杂志编辑手里，只是没被选中，所以我一直写，一直投。——因为当时我在农村找不到出路，唯有读书和写作，才给我精神带来慰籍。
1970年至1974年，是我在农村最困厄的时期，失望和苦闷折磨着我，但倔强又支撑着我……
有人也向我推荐了镇海县文化馆群艺部，我贴上邮票试着投了几次，某一天，居然得到了李蔚波老师的回音。他大概从我稚嫩的文字中，读出了我的渴求和志向。
首先是邀请我参加县文化馆召开的文艺创作会议，并确定某篇作品列入会议讨论，二是他下乡路过时将来看我（实际上是来辅导我）。这对当时在苦苦追求文学梦，投稿屡败屡投，环顾四野皆茫茫的我，起到多大的精神鼓励作用啊。
象久旱的禾，得到了雨露，父亲和母亲高兴得早早考虑起李老师来了，该送些什么。我把我的作品，一遍遍修改……
见李老师的第一面，是在距我村五里路的邻村（湖塘）宣传队排演现场。他约五十岁左右，戴眼镜，脸色没有知识分子的白净，讲话洪亮但有些鼻音，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个没有架子但有刚气的文人。他本来是第二天才路过我村来看我的，想不到我会在头天夜里到邻村排演现场去看他。
简单地招呼后，他仍专注于自己的工作，直到这个村文宣队排演结束，才把注意力转向我。
''你是罗维开？''这是与李老师见面的第一句话，他虽一脸倦容，但透过眼镜的镜片，目光却满是和善。
''是的，'' 我说，''我来接您！''我由于激动，把''看您''直接说成''接您''了。
李老师本来是可以宿这个村的，村里已经给他安排了住处。他考虑了一会，对该村的负责人说：''不用了，我今晚随小罗去。'' 这是他第一次称我为小罗。我心里一热，与他的距离感，一下子就没有了，象遇上了亲人。
于是，五十年前的夜，在月光下乡间小路上，走着一对忘年交。我感到他对我是那样的知己，一路上，他大致了解了我的情况后，我就滔滔不绝地向他介绍自己近段时间正在创作的作品构思。他专注地听着，偶然插话询问些我介绍的内容梗概过于跳跃的地方，听了我的解释，''噢''了一声继续听……
我五十年来一直感动着，李老师作为专家级的群艺文化人，居然那夜在那乡间小路上，踏着月色，一路默默地听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农村文青，口若悬河地讲''作品构思''。他一直是那么专注地听，不时地思考，不时地提问，完全融入了我向往文学梦的意境……
到了我家，已近半夜，父母以会李老师明天才到，已经睡了。我陪着李老师进了我的卧室，继续着我们之间的话题。说实在，当时只希望多与他讲话，连怎样安排他的住宿，都没有想过。
我们又聊了很长时间，母亲大约觉察到了我们的动静，起来看了一下，发现李老师随我连夜来了，已经这么迟了，过意不去，下橱房烧了点鲁稷（高梁）甜饼。这么粗的点心，李老师居然很感激母亲，连说：''很好吃，很好吃……''
下半夜了，我才想起李老师的住宿问题，开始着急起来。李老师看出我的心思，说：''没关系，难得我们一起睡。'' 于是，这一夜，李老师与我抵足而卧。
第二天，吃过早饭，李老师就开始了对我的辅导。先敬呈给他的，是我写的几首民兵生活的自由诗——那个时候我对自由诗的理解很可笑，以为只要有激情，字里行间多几个''冲''、''杀''之类的，就行了——李老师看了良久，突然微笑着问了我一句：''诗的韵辙你懂吗？''
我坠入五里雾中，从来没有听说过，懵在那里。
李老师找到了辅导我的突破口，在我的''诗''上，对该押韵而没有韵的句子最后一个字，画上了圈，然后说：''任何诗，都有与心灵相应的音乐美，律诗讲究平仄，自由诗包括快板等讲究韵辙，就好象车轮沿着辙一样。你写的是自由诗，尽量要押韵。你的诗，这些地方就少了韵，从而，朗诵时就没有了节奏感和音乐美。''
于是，李老师深入浅出给我从诗的韵辙讲起……
孔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由于我有强烈的写作欲望，李老师的点拨，花的时间不多，但我豁然开朗得奇快。原来自由诗也好，快板也好，这么朗朗上口，是韵辙在起作用。而韵辙，是拼音字母中的同一口型或近似口型的韵母。诗的起句用的韵母字，叫起韵，那么接下去的句子，出韵辙后又必须回韵辙，即必须与开头所起的韵保持一致，例如快板：''锣鼓响，电灯亮，东风大队晒谷场上闹洋洋。贫下中农坐一块，讨论队里的储备粮。……'' 这里的''''块''字是出辙，''响、亮、洋、粮''，都押''ang''韵，叫韵辙。押住了''ang''韵，念起来就响亮上口。任何自由诗或快板，甚至顺口溜，头一句定的韵，后面既须出辙，又须入辙，一出一入，一直顺着这个韵，这叫''合辙''。
韵辙有响亮和压抑之分，主要的韵辙有''堂昂韵''和''意气韵''。上例中的''ang''属于''堂昂韵''，响亮高昂，而''意气韵''则低沉压抑，这类文字往往带有拼音韵母''i''，如''里、气、意、咪''等。文字中这类字最多，但只能用于滑稽恢谐的快板，或戏中反派人物的念白，作为高吭激昂的诗或戏剧唱段，不宜采用，否则声音压抑，念不响，唱不开。
写诗、快板、戏文中各类人物的唱词念白，居然还有这么多讲究……
那天李老师给我辅导了很多写作常识，简直使我胜读数年书。傍晚，李老师要离开我家去下一个辅导点，父母亲执意要送给他些东西，他婉拒了，说还要去另一个农村，拿着不方便……
在李老师辅导后，我参加了几次县里召集的农村群艺创作会议，写的相声《路》，还在全县作了公演。——我写作的激情，更被李老师激发了。
记得当年参加创作会议的，有柴桥的林圣国，白峰的乐胜龙，三山的柯才明，大矸的屠明华，庄市的余通化等。这些人中，有些人现已成为省市级作家协会会员，写出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曲艺作品和中长篇小说。但我考入高校后，走的是另一条路了，所以，长期来，我们已失去联系。
记得1974年春节，我专门到宁波看望过李老师。他家住槐树路，师母在搪瓷厂工作，家里有好几个孩子，其中大儿子年龄和我相仿，在黑龙江支边，另外一个子女在宁波近效插队。我去拜访时，黑龙江的长子探亲在家，几天后将返回黑龙江。李老师的家，负担很重，原来他也一直处于无法言明的生活状态中。
1975年，我离开老家去代课了，李蔚波老师仍旧关心着我。一天，他到我代课的中学看望我，又特意拜会了校长，私下交谈良久，''移交''提携的意图很明显。事后校长对我说，李蔚波老师很看重我，对我的评价很中肯：''有才气，但基础不实，最好有深造的机会。'' 我听了很感动，知我者，李老师也！1977年考上高校，也有李蔚波老师的期望，在精神上助了我一臂之力。
我毕业后，一方面回报社会激情炽烈，一头钻进工作，一方面因李蔚波老师已调回宁波，所以一直失联，现在除了购到一本他主编的《宁波走书》外，不知他的近况，今借此文，遥寄怀念。
在当今，激烈的竞争，快节奏的生活，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强烈追求物质生活的欲望给人们增加了无形的压力。
使一些人的心态浮躁得宛若汤煮，身上或多或少充斥着匠气、俗气、躁气。
心烦意乱者有之，神不守舍者有之，着急上火者有之，归根结底就是缺少一此静气。
宁静才能致远，平心才能静气，静气才能干事，干事才能成事。
涵养静气的过程，就是在追求一种平衡，营造一种和谐，积蓄一种底蕴，成就一种境界。
胸怀静气——才能保持清醒头脑，深谋远虑，鉴天地之精微，察万物之规律
胸怀静气——才能真正淡泊名利，心态平衡，不为进退滋扰，宠辱泰然不惊
胸怀静气——才能做到志存高远，心忧天下，不为成绩骄傲，不为挫折沮丧
胸怀静气——才能把握心理健康，明白事理，可以知荣明辱，可以心无旁骛
胸怀静气——才能勇于不计名利，追求卓越，高不孤方自赏，低不自抱自弃
2
养一点静气，我们遇事时从容不迫，举重若轻;养一点静气我们无事平和超越。
自我。不歪不斜、不骄不躁、不卑不亢、不偏不倚、杂气自去，静气自来。
浩然处世，静气养身，在平凡的生命历程中发掘真我，为平淡的日子增添一抹亮色。
静气，是一种气质，一种修养，一种境界，也是东方智慧之一。
诸葛亮给他儿子写信说：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
这是诸葛亮一生的体会。细细品味，"静气"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的句子，原是出自晚清风云人物翁同和的一幅对联。
这幅对联要告诉人们的道理是：
自古以来的贤圣之人，也都是大气之人，越是遇到惊天动地之事，越能心静如水，沉着应对。
静气是一种应急的态度。
3
有许多人总是为别人的评价而生活，在被动中死要面子活受罪。
而有的人则不然，依然我行我素，走自己选择的路，这样的人则最能成功。
一位著名画家说：“宠辱不惊，看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抒”。
这就是一种处世态度所产生的人生境界了，虽然这种境界很难达到。
但是，在失意和迷茫时细细品味，会豁然开朗的。
凡大事面前有静气者，反映出他修炼道行的深邃，大事且能以静制动，小事更是拿得起放得下。
静气决不是柔弱，比如韩信胯下之辱，看客们无不哈哈大笑或为之鸣不平，而韩信却无所谓，这是多么大的气度。
有人说得好：
浮躁的社会，心静者胜出。养一点静气，给自己一片晴朗的天空！万物静观皆自得，人生宁静方致远。
使一些人的心态浮躁得宛若汤煮，身上或多或少充斥着匠气、俗气、躁气。
心烦意乱者有之，神不守舍者有之，着急上火者有之，归根结底就是缺少一此静气。
宁静才能致远，平心才能静气，静气才能干事，干事才能成事。
涵养静气的过程，就是在追求一种平衡，营造一种和谐，积蓄一种底蕴，成就一种境界。
胸怀静气——才能保持清醒头脑，深谋远虑，鉴天地之精微，察万物之规律
胸怀静气——才能真正淡泊名利，心态平衡，不为进退滋扰，宠辱泰然不惊
胸怀静气——才能做到志存高远，心忧天下，不为成绩骄傲，不为挫折沮丧
胸怀静气——才能把握心理健康，明白事理，可以知荣明辱，可以心无旁骛
胸怀静气——才能勇于不计名利，追求卓越，高不孤方自赏，低不自抱自弃
2
养一点静气，我们遇事时从容不迫，举重若轻;养一点静气我们无事平和超越。
自我。不歪不斜、不骄不躁、不卑不亢、不偏不倚、杂气自去，静气自来。
浩然处世，静气养身，在平凡的生命历程中发掘真我，为平淡的日子增添一抹亮色。
静气，是一种气质，一种修养，一种境界，也是东方智慧之一。
诸葛亮给他儿子写信说：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
这是诸葛亮一生的体会。细细品味，"静气"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的句子，原是出自晚清风云人物翁同和的一幅对联。
这幅对联要告诉人们的道理是：
自古以来的贤圣之人，也都是大气之人，越是遇到惊天动地之事，越能心静如水，沉着应对。
静气是一种应急的态度。
3
有许多人总是为别人的评价而生活，在被动中死要面子活受罪。
而有的人则不然，依然我行我素，走自己选择的路，这样的人则最能成功。
一位著名画家说：“宠辱不惊，看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抒”。
这就是一种处世态度所产生的人生境界了，虽然这种境界很难达到。
但是，在失意和迷茫时细细品味，会豁然开朗的。
凡大事面前有静气者，反映出他修炼道行的深邃，大事且能以静制动，小事更是拿得起放得下。
静气决不是柔弱，比如韩信胯下之辱，看客们无不哈哈大笑或为之鸣不平，而韩信却无所谓，这是多么大的气度。
有人说得好：
浮躁的社会，心静者胜出。养一点静气，给自己一片晴朗的天空！万物静观皆自得，人生宁静方致远。
胡偉星：香港要從施政層面實現有效治理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特聘教授胡偉星日前出席由中評智庫基金會、中國評論通訊社主辦的思想者論壇“香港回歸二十五週年的回顧與展望”並發言表示，香港回歸二十五年來所取得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且多方面，不僅香港的繁榮穩定得到保持，還找到了自己發展方向和定位，香港的管治體制也終於有突破。在總結香港發展成就的同時，胡偉星也指出了在解決深層次矛盾、國家認同和治理問題上值得反思之處。他認為，重塑香港管治架構只完成了上半場，下半場應當要重點改造行政官僚體系，從施政層面上實現有效治理，否則就無法實現特區政府的高效善治。為此，他還就香港有效治理體系以及行政官僚系統改革給出了具體的建議。
回歸二十五年香港取得三大發展成就
胡偉星表示，回歸二十五年來，香港取得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且是多方面的。主要概況為三點：第一，過去25年香港的繁榮穩定得到保持。香港過去25年經歷了多次金融危機和社會危機，依然保持住她的繁榮穩定，保持著了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香港金融系統穩健、資本自由流動、人才資源豐富、法治環境良好，仍然是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之一。當然，這都得益於祖國的強有力支持，每當困難時刻香港都會得到中央政府和內地的大力，使香港能夠挺過難關，繼續前進。
第二，過去25年香港終於找到了自己發展方向和定位。胡偉星指出，香港經濟曾經是“亞洲四小龍”，靠著上個世紀70、80年代亞洲經濟起飛的帶動，崛起為亞洲的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和貿易樞紐。但是幾十年過去，地區和全球經濟環境早就時過境遷，香港的優勢不再，需要重新定位。過去25年香港有迷茫的時候，有悲觀的時候，不知道自己向何處行。最近十幾年，香港逐漸找到自己定位，這就是要背靠祖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搭上中國經濟發展的快車，香港才能保持自己發展的動力和可持續性。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綱要出台後，大灣區一體化發展加速推進，香港與內地聯繫越來越緊密，公路鐵路網、通關設施更方便，香港與大灣區城市“一小時生活圈”初步形成，服務貿易自由化、規則銜接、機制對接使“軟聯通”進一步深化，香港今後發展前景更美好。
第三，香港的管治體制終於有突破，政治上撥亂反正，香港開啟了良政善治新局面。胡偉星認為，2019年香港發生“修例風波”，這是回歸以來最嚴重挑戰。中央審時度勢，採取制定港區國安法和修改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等一系列舉措，止暴制亂，使香港局面得到控制，現在三個選舉完成，落實了愛國者治港，香港重回正軌。這項工作很了不起，香港經受了考驗，古人說祗有大亂才能達到大治。一個好的制度是無法設計安裝的，祗有經過風風雨雨才能脫穎而出。
三大問題值得反思：深層次矛盾、國家認同、治理問題
同時，胡偉星也認為，回歸二十五年來有三大問題值得反思：第一，過去25年雖然經濟繁榮穩定，也存在著不少深層次矛盾沒有解決，包括住房問題、貧富懸殊、青年向上流動受限、公共衛生問題等等。說了很多年了，至今依然有20多萬人住在劏房，人均居住面積不足6平方米，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嚴重不符。
第二，是國家認同問題，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人心回歸”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胡偉星認為，這是香港近些年來不斷發生社會運動的根本原因，從反對23條立法，到2014年佔中運動，到2019年反修例風波，“一國兩制“的“一國”根基受到挑戰和衝擊。
第三，是治理問題。胡偉星表示，回歸前，香港被看作是治理的模範，行政效率高、政府廉潔、公務員素質好、城市管理先進。但是，近些年香港治理越來越被人詬病，前面說的房屋問題、公共衛生、青年問題以及施政效率等問題，香港落後了，過去這麼多年沒有進步，其他城市和地方都在進步。香港為什麼新冠疫情死了這麼多人？為什麼遲遲不能與內地通關？值得深思。
胡偉星表示，97年回歸以來，香港政制和治理的爭論長期陷入“普選迷思”，嚴重偏離了有效治理的軌道。反中亂港分子通過散布各類“雙普選”和“港獨”言論，混謠視聽，抗拒中央管治，煽動對內地不滿情緒，嚴重干擾了政府施政。他們通過選舉進入特別行政區各級管治架構，包括立法會、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區議會等機構，肆意阻撓特區政府施政，損害香港市民福祉，讓香港社會付出了沉重代價。反中亂港分子之所以能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如此興風作浪、坐大成勢，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愛國者治港”原則沒有得到真正落實，香港沒有真正形成“愛國者治港”的管治局面，嚴重影響了回歸以來香港的有效治理。《基本法》確立了行政主導體制，但是過去相當長時間行政受到立法會，反對派干擾政府依法施政，行政主導名存實亡。
胡偉星表示，港區國安法的實施，“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完善，“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的落實，香港的重要管治力量（選委會、立法會）得到重建，現在香港出現了一個非常良好的局面，有了一個新管治架構。但是，他認為這只是朝著良政善治方向邁出的第一步，未來還任重道遠。我們要看到香港管治架構和治理效能上仍有很多短板。這次新冠疫情的衝擊，政府如何應對這次公共衛生危機，與其他地方比較，大家都知道問題所在。這次疫情讓我們認識到香港行政體系內部的問題，治理能力還存在很多深層次問題。他指出，香港行政管治團隊還沒有真正“升級換代”，這個體系還有制度性弊端和規範性失缺。所以，重塑香港管治架構只完成了上半場，下半場應當要重點改造行政官僚體系，從施政層面上實現有效治理，否則就無法實現特區政府的高效善治。
有效治理體系要解決三個基本問題
胡偉星也就香港今後的治理問題提出了具體建議，他認為，有效治理體系要解決三個基本問題：誰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樣，這三個問題實際上就是治理三要素，即治理主體、治理機制和治理效果。2019年“修例風波”後，中央從國家層面對特區選舉制度和國家安全制度進行了修改，在大的制度層面上確保了“愛國者治港”原則落實，解決了治理主體問題，即“誰治理”的問題。但是，在治理體系運行層面上並沒有完全解決“如何治理”和“治理得怎樣”的問題。香港的治理問題和缺失有大有小，既有制度性問題，也有操作性和人事問題，特區政府行政管治團隊應當自行對未來行政主導的治理模式、政策決策機制、行政執行力、政府的施政效能等問題進行深刻的反思、全面改革。
胡偉星認為，香港治理體系問題主要體現在政府治理效能、領導能力、社會信任幾方面，改革的關鍵是要克服治理體系中的一些制度性弊端。這些弊端造成政府治理效果不彰、政府治理能力弱、領導力不強以及社會信任度低。當選行政長官人李家超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他要改革政府管治文化和改革公務員體制，這是非常正面的消息。過去很多制度上問題導致公務員能力未充分發揮，施政效能大大打折扣。
行政官僚系統改革應從三方面入手
胡偉星建議，行政官僚系統改革應當從三個方面入手。首先，特區政府要與中央在治理過程中形成合力。回歸後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的關係沒有完全捋順，機制整合也不完全，運作上也不暢順。特區政府要設置政策研究和溝通的機制，可以考慮重啟“中央政策組”，承擔政府政策研究和把握民意功能，幫助特首及主要官員把握國家大政方針、國內外政治大事和社會輿情，強化戰略謀劃和整體統籌能力。
第二，行政管治團隊除了社會上愛國愛港力量穩定可靠的支持外，要與社會各界形成一個有效的“管治聯盟”，擴大自己執政的政治社會基礎。這不光需要管治班子具備相應的政治才能，也需要制度上有所完善。
第三，要改造管治文化和公務員體制中的弊病。胡偉星認為，權力間的互相制衡導致香港目前的官僚系統效率低下，管治班子難以落實有效領導。2002年實行“主要官員問責制”之後，3位司長和13位局長均為行政長官“政治任命”的問責制官員，不再是公務員，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政治任命官員脫離公務員系統，不再是所在局政務職系首長，政務職系之首變為政策局常任秘書長。如果局長和常任秘書長“不咬弦”，會影響政策決策和實施，也會導致部門之間統籌和配合問題。按照目前制度安排，人事權和財政權落入常任秘書長手中，局長無權參與公務員的評核、升遷和日常管理，也不能完全決定財政的使用權。按照《公務員守則》規定，公務員與副局長、局長政治助理之間工作配合是基於“伙伴合作精神”進行，不構成從屬關係，這使得管治班子領導公務員工作時，常出現不協助、不配合或者不得力的情況。加上公務員“政治中立”立場，施政的效率和效果很難保障。改革香港行政官僚體制需要完善公務員隊伍的問責制度，完善與其配套的考核與激勵機制。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中評社》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特聘教授胡偉星日前出席由中評智庫基金會、中國評論通訊社主辦的思想者論壇“香港回歸二十五週年的回顧與展望”並發言表示，香港回歸二十五年來所取得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且多方面，不僅香港的繁榮穩定得到保持，還找到了自己發展方向和定位，香港的管治體制也終於有突破。在總結香港發展成就的同時，胡偉星也指出了在解決深層次矛盾、國家認同和治理問題上值得反思之處。他認為，重塑香港管治架構只完成了上半場，下半場應當要重點改造行政官僚體系，從施政層面上實現有效治理，否則就無法實現特區政府的高效善治。為此，他還就香港有效治理體系以及行政官僚系統改革給出了具體的建議。
回歸二十五年香港取得三大發展成就
胡偉星表示，回歸二十五年來，香港取得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且是多方面的。主要概況為三點：第一，過去25年香港的繁榮穩定得到保持。香港過去25年經歷了多次金融危機和社會危機，依然保持住她的繁榮穩定，保持著了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香港金融系統穩健、資本自由流動、人才資源豐富、法治環境良好，仍然是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之一。當然，這都得益於祖國的強有力支持，每當困難時刻香港都會得到中央政府和內地的大力，使香港能夠挺過難關，繼續前進。
第二，過去25年香港終於找到了自己發展方向和定位。胡偉星指出，香港經濟曾經是“亞洲四小龍”，靠著上個世紀70、80年代亞洲經濟起飛的帶動，崛起為亞洲的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和貿易樞紐。但是幾十年過去，地區和全球經濟環境早就時過境遷，香港的優勢不再，需要重新定位。過去25年香港有迷茫的時候，有悲觀的時候，不知道自己向何處行。最近十幾年，香港逐漸找到自己定位，這就是要背靠祖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搭上中國經濟發展的快車，香港才能保持自己發展的動力和可持續性。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綱要出台後，大灣區一體化發展加速推進，香港與內地聯繫越來越緊密，公路鐵路網、通關設施更方便，香港與大灣區城市“一小時生活圈”初步形成，服務貿易自由化、規則銜接、機制對接使“軟聯通”進一步深化，香港今後發展前景更美好。
第三，香港的管治體制終於有突破，政治上撥亂反正，香港開啟了良政善治新局面。胡偉星認為，2019年香港發生“修例風波”，這是回歸以來最嚴重挑戰。中央審時度勢，採取制定港區國安法和修改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等一系列舉措，止暴制亂，使香港局面得到控制，現在三個選舉完成，落實了愛國者治港，香港重回正軌。這項工作很了不起，香港經受了考驗，古人說祗有大亂才能達到大治。一個好的制度是無法設計安裝的，祗有經過風風雨雨才能脫穎而出。
三大問題值得反思：深層次矛盾、國家認同、治理問題
同時，胡偉星也認為，回歸二十五年來有三大問題值得反思：第一，過去25年雖然經濟繁榮穩定，也存在著不少深層次矛盾沒有解決，包括住房問題、貧富懸殊、青年向上流動受限、公共衛生問題等等。說了很多年了，至今依然有20多萬人住在劏房，人均居住面積不足6平方米，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嚴重不符。
第二，是國家認同問題，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人心回歸”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胡偉星認為，這是香港近些年來不斷發生社會運動的根本原因，從反對23條立法，到2014年佔中運動，到2019年反修例風波，“一國兩制“的“一國”根基受到挑戰和衝擊。
第三，是治理問題。胡偉星表示，回歸前，香港被看作是治理的模範，行政效率高、政府廉潔、公務員素質好、城市管理先進。但是，近些年香港治理越來越被人詬病，前面說的房屋問題、公共衛生、青年問題以及施政效率等問題，香港落後了，過去這麼多年沒有進步，其他城市和地方都在進步。香港為什麼新冠疫情死了這麼多人？為什麼遲遲不能與內地通關？值得深思。
胡偉星表示，97年回歸以來，香港政制和治理的爭論長期陷入“普選迷思”，嚴重偏離了有效治理的軌道。反中亂港分子通過散布各類“雙普選”和“港獨”言論，混謠視聽，抗拒中央管治，煽動對內地不滿情緒，嚴重干擾了政府施政。他們通過選舉進入特別行政區各級管治架構，包括立法會、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區議會等機構，肆意阻撓特區政府施政，損害香港市民福祉，讓香港社會付出了沉重代價。反中亂港分子之所以能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如此興風作浪、坐大成勢，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愛國者治港”原則沒有得到真正落實，香港沒有真正形成“愛國者治港”的管治局面，嚴重影響了回歸以來香港的有效治理。《基本法》確立了行政主導體制，但是過去相當長時間行政受到立法會，反對派干擾政府依法施政，行政主導名存實亡。
胡偉星表示，港區國安法的實施，“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完善，“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的落實，香港的重要管治力量（選委會、立法會）得到重建，現在香港出現了一個非常良好的局面，有了一個新管治架構。但是，他認為這只是朝著良政善治方向邁出的第一步，未來還任重道遠。我們要看到香港管治架構和治理效能上仍有很多短板。這次新冠疫情的衝擊，政府如何應對這次公共衛生危機，與其他地方比較，大家都知道問題所在。這次疫情讓我們認識到香港行政體系內部的問題，治理能力還存在很多深層次問題。他指出，香港行政管治團隊還沒有真正“升級換代”，這個體系還有制度性弊端和規範性失缺。所以，重塑香港管治架構只完成了上半場，下半場應當要重點改造行政官僚體系，從施政層面上實現有效治理，否則就無法實現特區政府的高效善治。
有效治理體系要解決三個基本問題
胡偉星也就香港今後的治理問題提出了具體建議，他認為，有效治理體系要解決三個基本問題：誰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樣，這三個問題實際上就是治理三要素，即治理主體、治理機制和治理效果。2019年“修例風波”後，中央從國家層面對特區選舉制度和國家安全制度進行了修改，在大的制度層面上確保了“愛國者治港”原則落實，解決了治理主體問題，即“誰治理”的問題。但是，在治理體系運行層面上並沒有完全解決“如何治理”和“治理得怎樣”的問題。香港的治理問題和缺失有大有小，既有制度性問題，也有操作性和人事問題，特區政府行政管治團隊應當自行對未來行政主導的治理模式、政策決策機制、行政執行力、政府的施政效能等問題進行深刻的反思、全面改革。
胡偉星認為，香港治理體系問題主要體現在政府治理效能、領導能力、社會信任幾方面，改革的關鍵是要克服治理體系中的一些制度性弊端。這些弊端造成政府治理效果不彰、政府治理能力弱、領導力不強以及社會信任度低。當選行政長官人李家超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他要改革政府管治文化和改革公務員體制，這是非常正面的消息。過去很多制度上問題導致公務員能力未充分發揮，施政效能大大打折扣。
行政官僚系統改革應從三方面入手
胡偉星建議，行政官僚系統改革應當從三個方面入手。首先，特區政府要與中央在治理過程中形成合力。回歸後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的關係沒有完全捋順，機制整合也不完全，運作上也不暢順。特區政府要設置政策研究和溝通的機制，可以考慮重啟“中央政策組”，承擔政府政策研究和把握民意功能，幫助特首及主要官員把握國家大政方針、國內外政治大事和社會輿情，強化戰略謀劃和整體統籌能力。
第二，行政管治團隊除了社會上愛國愛港力量穩定可靠的支持外，要與社會各界形成一個有效的“管治聯盟”，擴大自己執政的政治社會基礎。這不光需要管治班子具備相應的政治才能，也需要制度上有所完善。
第三，要改造管治文化和公務員體制中的弊病。胡偉星認為，權力間的互相制衡導致香港目前的官僚系統效率低下，管治班子難以落實有效領導。2002年實行“主要官員問責制”之後，3位司長和13位局長均為行政長官“政治任命”的問責制官員，不再是公務員，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政治任命官員脫離公務員系統，不再是所在局政務職系首長，政務職系之首變為政策局常任秘書長。如果局長和常任秘書長“不咬弦”，會影響政策決策和實施，也會導致部門之間統籌和配合問題。按照目前制度安排，人事權和財政權落入常任秘書長手中，局長無權參與公務員的評核、升遷和日常管理，也不能完全決定財政的使用權。按照《公務員守則》規定，公務員與副局長、局長政治助理之間工作配合是基於“伙伴合作精神”進行，不構成從屬關係，這使得管治班子領導公務員工作時，常出現不協助、不配合或者不得力的情況。加上公務員“政治中立”立場，施政的效率和效果很難保障。改革香港行政官僚體制需要完善公務員隊伍的問責制度，完善與其配套的考核與激勵機制。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中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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