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书《乐毅论》

——旧拓本 美国安思远藏

《乐毅论》是三国时期魏夏侯玄（泰初）撰写的一篇文章，文中论述的是战国时代燕国名将乐毅及其征讨各国之事。传王羲之抄写这篇文章，是书付其子宫奴的。有人考证说，官奴是王献之。这一书迹，早在去东晋未远的南朝曾被论及。梁武帝在与陶宏景讨论内府所藏的这篇书迹时说：“逸少迹无甚极细书，《乐毅论》乃微粗健，恐非真迹”，陶宏景表示赞同，曰：“《乐毅论》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轻言，今旨以为非真，窃自信颇涉有悟。”那么，梁朝内府的藏本，宜是摹本而非真迹。
　　尽管如此，陈、隋之际释智永却视《乐毅论》为王羲之正书第一。据他说：“梁世模出，天下珍之。自萧、阮之流，莫不临学。陈天嘉（650——565）中，人得以献文帝，帝赐始兴王，王作牧境中，即以见示。吾昔闻其妙，今睹其真，阅玩良久，匪朝伊夕。始兴薨後，仍属废帝。废帝既殁，又属余杭公主，公主以帝王所重，恒加宝爱，陈世诸王，皆求不得。及天下一统，四海同文，处处追寻，累载方得。”
　　唐朝初年，《乐毅论》入於内府，曾经褚遂良检校鉴定，认定为真迹。褚氏著录内府所收王羲之书迹，为《右军书目》，列《乐毅论》为王氏正书第一，并注明“四十四行，书付官奴”。唐太宗最为宝重的书迹是《兰亭序》与《乐毅论》。唐内府收藏的《乐毅论》，最初摹拓分赐大臣是在贞观年间。褚遂良《榻本（乐毅论）记》曰：贞观十三年（639）四月九日，命直弘文馆冯承素摹榻，分赐长孙无忌、房玄龄、高士廉、侯君集、魏徵、杨师道六人，“於是在外乃有六本。”武平一《徐氏法书记》载：“至高宗又敕冯承素、诸葛贞榻《乐毅论》及杂帖数本，赐长孙无忌等六人，在外方有。”摹本的传布范围，限於皇亲国戚或近侍大臣而已，世人罕见其貌。
　　《乐毅论》墨迹本今已不传，真迹则更不待言了。据唐韦述《叙书录》称，内府所藏的《乐毅论》，“长安、神龙之际，太平安乐公主奏借出外榻写”，“因此遂失所在”。徐浩《古迹记》记载得更为具体一些，曰：後归武则天女太平公主，其後为一咸阳老妪窃去，县吏寻觉,老妪投之竈下，真迹遂永绝於世。宋朝程大昌肯定了这一说法，其所著《考古编》卷八谓：“开元五年（717）裒大王真迹为百五十八卷，以《黄庭经》为正书第一，无《兰亭》、《乐毅》，则开元时真本不存明矣。今世传本，必是摹榻，又未必正是当时传本。按，褚遂良、武平一皆言贞观中尝敕冯承素等榻本赐长孙无忌等六人，人间遂有六本，其内本之经褚河南叙录者，凡接缝及卷首、卷尾皆印‘贞观二年’以识。今传本又皆无之，知是榻非原榻不疑也。”《宣和书谱》著录的《乐毅论》，恐怕就是程大昌所指的非原榻的再榻本。
　　另外，宋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七中还提出一新说，他认为“王羲之书，旧传惟《乐毅论》乃羲之亲书於石，其他皆纸素所传。唐太宗裒聚二王墨迹，惟《乐毅论》石本在。其後随太宗人昭陵。朱梁时，耀州节度使温韬发昭陵得之，复传人间。或曰‘公主以伪本易之，元石曾入旷」。本朝高绅学士家，皇佑中绅之子高安世为钱塘主簿，《乐毅论》在其家，予尝见之。时石已破缺，末后独有一 ‘海’字者是也。其後十余年，安世在苏州，石已破为数片，以铁束之，後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苏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复见。今传《乐毅论》，皆摹本也。笔画无复昔之清劲。羲之小楷字於此殆绝，《遗教经》之类，皆非其比也。”沈括此说实际上是把传世的石刻榻本追认到王羲之那里，以他所见的刻石为原石。权作一说存之。
　　《越州石氏本》榻本，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传为宋高绅任湖北转运使时得《乐毅论》刻本残石於秣陵，石存前半段二十余行。沈括尝亲见，并认为是王羲之亲书於石的刻石。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四亦有类似沈括之说的记载：“右《乐毅论》石，在故高绅学士家。绅死，人初不知惜，好事者往往就阅，或模传其本，其家遂秘密之，渐为难得。後其子弟以其石质钱於富人，而富人家失火，遂焚其石，今无复有本矣。”现在传世的《乐毅论》，皆摹刻本。著名者，南宋有越州石邦哲《越州石氏帖》本，明朝有文氏《停云馆帖》本、陈巗《玉烟堂帖》本、吴廷《余清斋帖》本、王肯堂《郁冈斋帖》本，清朝有冯铨《快雪堂帖》本。《越州石氏帖》本，仅存二十九行，帖首第一至五行下方缺一角，第一行“初”字，第二行“为劣是以叙而”六字，第四行“必迂回”三字，第五行“其”字。第二十九行仅剩行末“海”字，亦称“海字本”，与沈括所记相符，当是据高绅所藏残石旧本摹刻。
　　《余清斋帖本》榻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余清斋帖》乃吴廷摹刻於明朝万 历二十四年（1596），摹刻皆精善，可惜刻於木板。但仍然是明朝丛帖名刻，杨守敬认为“出明代诸集帖之上。”今初榻本，比之《停云馆帖》等，尤为难得。其中《乐毅论》帖，未有“异僧权”三字，其下又增刻“永和四年十二月廿四日书付官奴”一行。《珊瑚网》卷一录董其昌跋“梁摹《乐毅论》真迹”云：“余所见《乐毅论》宋榻本，及唐贞观摹真迹，二本皆无'付官奴'三字，独此有之。”董氏所见，可能是吴廷收刻《乐毅论》所据的原本。又，“异”为隋朝朱异的押署，“僧权”为梁朝徐僧权的押署，见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自古跋尾押署”条。

#浅墨入画[超话]#
故宫雪景又刷屏了！可是你连雪的名字都不知道！

在故宫里，每片雪花都有她特定的名字。

故宫下雪了，很多人匆匆跑去故宫赏雪。

赏的不仅仅是雪的美，还有她们美丽的名字。

今日且随国学君，一起踏着故宫的雪，听听古人给雪起的名字：
不着雪字，却尽得风流，每一个都美得让人窒息。
明朝画家徐渭写过一首《梨花》：

“朝来试看青枝上，几朵寒酥未肯消。”

寒酥，喻指雪花。

或许是天上的仙女们在吃午后茶点，一杯热茶，一口雪花酥。樱桃小口轻咬，簌簌落落地掉了点细碎。它们纷纷落入凡间，落到枯枝上，落到房顶，落满青山……便变成寒酥。

初雪时，我要张开嘴，好好品尝这一口寒酥。
何为粟？谷子也，去壳后为小米也。

何为银粟？银色的小米。

出自宋朝杨万里的诗：

“独往独来银粟地，一行一步玉沙声。”

细细点点的雪花，在天地间纷纷扬扬，只想问一句：“你饿了吗？”
《世说新语》里记载着这么一个故事。

一日下雪天，谢太傅把家人们叫到一起，和子女们讨论诗文。

突然，外面下起了大雪。太傅便高兴地问：“白雪纷纷，像什么呢？”

他哥哥的长子，也就是他侄子胡儿说：“就跟把盐撒在空中差不多啦！”他哥哥的女儿说：“不如比作风吹柳絮呢。”

太傅也听乐了，将雪花比作撒盐和柳絮，有雅有俗，却也生动有趣。

还有人将雪花比作散盐，想来也确实如此。尤其是北风起时，真是随风飞散如飘絮。

南朝沈约有一首诗，名为《雪赞》：

“独有凝雨姿，贞晼而无殉。”

雨滴凝结在一起，便成了雪。

这或许是雪花最为帅气的名字。“寒英”二字，还指寒天里的花，如梅花、菊花。

但将它比作雪花，是宋朝范仲淹。他在《依韵和提刑太博嘉雪》写道：

昨宵天意骤回复，繁阴一布飘寒英。
裁成片片尽六出，化工造物何其精。

不愧是带过兵打过仗的诗人，在他眼中，片片雪花亦是英姿飒爽，大有花木兰之感。

唐代徐彦伯的《游禁苑幸临渭亭遇雪应制》：

“琼树留宸瞩，璇花入睿词。”

璇，是洁白无瑕的美玉。璇花，意为如玉的白花。

中国人自古以来，偏爱着玉。君子如玉，自是非常高的评价。

而将雪比作玉，美哉。

玉沙、玉尘、玉蝶、玉龙、玉蕊、玉鸾、玉絮

这些名字，均是以玉为雪命名。

我偏爱玉沙、玉蝶和玉蕊三个。

苏轼的诗里云：“天风淅淅飞玉沙，诏恩归沐休早衙。”

雪落纷纷，不大，只做沙字。

还有玉蝶，是元朝华幼武的《春雪》：“剩喜满天飞玉蝶，不嫌幽谷阻黄莺。”

玉蝶，仿佛看见雪花在林间翩飞之姿。

“琼英与玉蕊，片片落阶墀。”

琼英与玉蕊皆是指雪花。

琼芳、琼花、琼妃、琼苞、琼琚、琼瑶、碎琼、琼粉

“琼”字，是美玉之称。

古人爱雪，觉得雪有玉之清洁，但还远远不够，还有花朵之美丽。

于是，有了“琼芳”。

宫城团回凛严光，白天碎碎堕琼芳。
——李贺《十二月乐辞·十一月》

花开花落亦有时，琼芳却能年年冬日见。

有了“琼花”，那是杨万里的《观雪》诗：

“落尽琼花天不惜，封他梅蕊玉无香。”

好一句天不惜，人间自有万人惜。

还有“琼妃”。

元朝张可久的《霜角·新安八景·黄山雪霁》曲：

“云开洞府，按罢琼妃舞。”

原来雪花是琼妃在起舞。

或许以后，再遇到名字里有“琼”字的姑娘，可知不仅是美玉，还有雪之飞扬。

宋朝的范成大，有一天在雪后写道：

瑞叶飞来麦已青，更烦膏雨发欣荣。

瑞雪兆丰年，雪乃祥瑞之叶。

唐代张说的《奉和圣制应制》：

“欲验丰年象，飘摇仙藻来。”

水藻一般飘摇，又是天上来，只能是仙藻了。

岑参有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儿时读此诗，摇头晃脑，以为真是梨花开。

直到长大后，有一天睡醒推窗一望，雪花垂满枝头，真以为是花开了。

忽想起汪曾祺的话：“都说梨花像雪，其实苹果花才像雪。雪是厚重的，不是透明的。梨花像什么呢？——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

雪开六瓣，以“六”命名。

纳兰性德《清平乐》里云：“六花斜扑悚帘，地衣红锦轻沾。”

元稹《赋得春雪映早梅》曾是：“一枝方渐秀，六出已同开。”

花朵常常是五瓣，唯有雪花，是六瓣。

或许只因它从天上来。

但对于广东人来说，雪还有一个怪名：“犬狂”。

杨万里的《荔枝歌》里云：“粤犬吠雪非差事，粤人语冰夏虫似。”

因为，雪在广东非常罕见，太过稀奇，狗见了都要吠叫几声。

除此之外，雪花还有众多美名，如素尘、白灰、乾雨等等，在此不再一一赘述了。

只渴望能穿越到古代，和古人们一起玩一场对雪当歌的游戏。

当雪花一片片落下时，我唱“雪一片一片一片……”

大家双手摊开，静待雪花飘落。

一朵雪花，落入谁的手，谁便叫出雪的雅称，不得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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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酥”
“银粟”
“琼花”
“琼芳”
“六出”
“散盐”
……
“犬狂！”

那么，今日赏雪故宫游至此结束。

请把这篇锦囊收好，来日再一起穿越到紫禁城，一同看雪、听雪、唤雪吧……

#发现登封之美#【元代木构建筑的珍贵遗存——会善寺】
中岳嵩山，巍巍峻极。天地之中，华夏根源

在岁月的长河里，嵩山为华夏文明生生不息提供着丰厚滋养。2010年，由登封8处11项历史建筑组成的“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被第34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收入《世界遗产名录》，正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这8处11项历史建筑分别是：太室阙和中岳庙、少室阙、启母阙、嵩岳寺塔、观星台、会善寺、嵩阳书院、少林寺建筑群（含常住院、初祖庵、塔林）。

为更好地弘扬、传承嵩山文化，即日起，登封发布推出专题——发现登封之美之《走近“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让我们一起来慢慢领略这些人类瑰宝的魅力吧！
《走近“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之九元代木构建筑的珍贵遗存——会善寺

会善寺位于登封市城北6公里，嵩山南麓积翠峰下，与少林寺、法王寺、嵩岳寺并称嵩山四大寺院，2001年06月25日会善寺作为元至清时代古建筑，被国务院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会善寺概况

会善寺的前身是北魏孝文帝（元宏）的一所离宫（471——499年）。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年），建闲居寺，僧众达千人，殿宇千间。隋文帝开皇年间，赐名会善寺。

唐时会善寺又进行了大规模增修，建造了琉璃戒坛和窣堵波式宝塔。武则天游嵩山至会善寺时，拜道安禅师为国师，赐名安国寺。

五代后梁时，该寺曾一度废毁，宋太祖开皇年间再次重修佛殿，赐名嵩岳琉璃戒坛大会善寺。元、明、清均有整修，但规模逐渐缩小，现在寺院的范围，包括常住院、戒坛遗址、古塔以及寺内碑碣、造像等文物。

会善寺建筑

照壁

积翠峰极目远眺，高不及诸峰一半，形似佛教经幢的幢顶，古谓"积翠幢盖"。峰下就是著名的会善寺，寺前有天中山照壁。

“天中山”题记，正书，字径约53厘米，为唐代颜真卿书法，体现了"雄浑刚健"的特点。

山门

会善寺山门阔5间，进深3间，硬山小灰瓦顶，中3间砌券门，明间门券上嵌长方形横匾书“会善寺”3字。

山门东西两侧各建单间硬山造掖门，后有大雄宝殿，月台上有明成化七年(1471年)铁钟1口，高1米余、重650公斤。

会善寺大殿大殿 是嵩山仅存的元代建构殿宇。附属文物有4座清代砖塔及大量石刻，其中琉璃戒坛和两座阁楼式砖塔尤具价值。其散存的东魏，北齐时期石刻造像，
唐、明、清代碑碣33品（件），以及明代铁钟等文物，亦有较高的艺术、书法与史料价值。

大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单檐歇山筒瓦顶，出檐深远，斗拱硕大，造型朴实。檐下有硕大斗拱，为五铺作重拱双下昂。殿内减柱造，梁架为四椽栿劄牵，用三柱。创建于元代，后多次重修。现殿内木架及檐下斗拱均为元代遗物。

▲会善寺大殿内梁架

▲会善寺大殿转角辅作
大殿明柱柱础石雕

其中，大殿角梁的后尾嵌入殿角下的垂柱上面，而不是和相邻的斗拱后尾相互交叉；梁架带有宋代月梁的做法，但表面雕饰粗糙；檩、柱也有同样特点；殿内作减柱造，即当心间减前金柱两根，次间减后金柱两根。这些均反映了元代建筑技术的重要特征，故在建筑艺术上具有很高的价值。

楼阁式砖塔 是嵩山地区塔类建筑中仅有的建筑类型，造型别致，甚至美观，有较高的建筑艺术研究价值。

戒坛 在寺西的山坡上，原有唐代天文学家一行和尚及其弟子元同所建的戒坛一座，因系琉璃砖建筑，故为“琉璃戒坛”，坛毁于五代后梁初年，今仅存石柱两根，柱外雕刻有天王神像，柱础雕刻鬼怪神兽、山水图案、坛内置五佛塑像，故名“五佛正思维戒坛”。

碑刻

寺内现存东魏至清历代碑刻二十四通，主要有东魏《中岳嵩阳寺碑》、北齐《会善寺碑》、唐《道安禅师碑》、《会善寺戒坛记》等，具有重要的书法艺术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

唐大历二年所立敕牒戒碑碑文

戒坛东侧的《唐代宗敕牒戒碑》刻立于唐代宗大历二年（公元767年），正面刻书除奉敕牒文外，还雕有佛龛两层，碑阴是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年）刻立的会善寺戒坛记碑，陆长源撰文，陆郢八分行书并篆额，堪称墨宝。

寺内遗存的《中岳嵩阳寺碑》为东魏孝静帝天平二年（535年）刻立。碑首雕有六条盘龙和佛像，龙爪扭结成一个拱彤龛，龛内浮雕独佛一座。碑南面雕佛象12层，上11层各为8佛，唯最下一层为6佛，共94佛。碑北面上半部神龛正中，雕有一大佛象，周围是数尊小佛，额下左右有飞翔的小飞天，肌肤丰满，翔姿坦然。碑侧浮雕图案，规制齐褴。整座碑雕工之精、线条之美以及布局结构之匀称，为嵩山古代石刻中所罕见。

净藏禅师塔
净藏禅师塔建在寺西约半里许的山坡上，为唐玄宗天宝五年（746年）所建。平面八角，仿木砖泥结构亭阁式建筑。塔三层高约10米，周长16米余，塔身雕有人字斗拱和塔铭一方，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八角形砖塔。工艺精细，造型别致，在建筑史上有重要研究价值。

我国著名古建筑专家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略》中称：“净藏禅师塔非常真实地反映了唐代仿木结构建筑，给研究人员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