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如能有第二次选择，把年少懵懂的无智，把它统统能追回，可是时光不等在原地，等我们都醒悟这失去和错过的时侯，却都已无力回天，转眼间我们都老了，没有那年少时的冲劲，只有身心疲惫，心有余而力不足，年轻时有时没能听进老辈的良言，好心当作耳傍风，可这一切已晚，人生路上辛酸，只能默默承受，刻在无奈的心里，错过的永远回不来的事实，人生如梦！
那一刻的心动
那一刹的动心
那一瞬的情牽
那一时的情种
几许年月的变迁
曾经经过的起落
在某天某时某地
或曾无由地对某人动情
没有预算不曾准备
也许当天刚遇的烦忧
或是那刻景物与听音
令心头无由的感动
某人适时于眼前身旁
那份情愫霎时冲激心海
泛起爱意潮涌
继而某人也感应着那份爱意极浓
于眼眸瞳境擦亮星火
如万籁俱寂的长空夜静忽然炸起烟花将寂寞的心灵擦亮
如心花绽放
刹瞬情动
爱火乍逢
那一刹的动心
那一瞬的情牽
那一时的情种
几许年月的变迁
曾经经过的起落
在某天某时某地
或曾无由地对某人动情
没有预算不曾准备
也许当天刚遇的烦忧
或是那刻景物与听音
令心头无由的感动
某人适时于眼前身旁
那份情愫霎时冲激心海
泛起爱意潮涌
继而某人也感应着那份爱意极浓
于眼眸瞳境擦亮星火
如万籁俱寂的长空夜静忽然炸起烟花将寂寞的心灵擦亮
如心花绽放
刹瞬情动
爱火乍逢
#传古维新# 【景海峰：从《孟子》看情感儒学的分疏问题】
近代以来的哲学，都是在科学理性的大背景下建构起来的。而蒙培元先生的学说，学界一般将之归结为“情感儒学”，或者再延伸一点称之为“情感哲学”，以“情感”作为主题词来归纳他的思想或表达其学说的主旨，特色非常鲜明。科学理性的思考方式和绾结的系统与我们今天所讲的“情感”内容，实际上是有所剥离的，因为一般讲的哲学是理论思辨的、是逻辑推论的，而不是“自然”的流露，更不是所谓“本真”的状态。比如讲“情感”问题或者主张唯情主义，可能从美学、文学的方向上理解的比较多一些，而很少从哲学本体或者认识论的角度来切入。
20世纪中国哲学体系的建构，一般也是基于“理性”的原则，而理性和情感往往就构成一种对反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情感”何以能成为“本体”或者成为哲学理论的基础？由此，蒙先生的一些思考和说法，包括给“情感”以很高的定位，讲“人是情感的存在”。这样的命题，在今天重视本体、以理性为基础的哲学系统中，的确是比较特殊的、也可能是引人注目的。所以，“情感”作为哲学本体或在形而上的意义上何以可能？它的理论基础何以建立？而这方面的思考和孟子所开创的心性一系有很大的关联性。
实际上，情感与理性的关系，在整个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长久被思考的问题，也是不断在讨论的一个话题。譬如在孟子的思想当中，他要处理自然感知的问题，也要解释“亲亲”感觉的特殊性。既有口之于味同嗜、耳之于声同听、目之于色同美的“同然”之感，又有面对“亲亲”关系时的超自然感觉，它是本之于理、义的“心”，而不是感官。前者可以成为理性建构的基础和逻辑认知的前提，而后者只能从心性与情感的语境当中来理解。血气心知是属于功能性的，构成了同类之间相互交流与沟通的基础，所以它是一种同类相感；而“亲亲”之间的相怜相惜、手足之情是超感觉主义的，是一种唇齿相依的共通感，属于心有灵犀。从认知活动的普遍性来讲，同类相感可以作为建构本体的基础，那“亲亲”之感如何超越个体而成为共有的存在，或获得存在本体上的意义？孟子实际上就面对了这样的困境，在《孟子》文本中就包含了这样的两层分疏。如果我们拿蒙先生讲的“情可以上下其说”来看这个问题，可能会得到一些启发，对“情感”何以能够成为本体，也会多些新的理解。
在《孟子·万章上》有一段师徒间的问答。万章问：“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何为其号泣也？”孟子以“怨慕”答之。万章引了曾子的话“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说：那舜还“怨”什么呢？孟子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引了曾子的学生公明高与其弟子长息之间的一段对话来解释之。在这个理解和解释的语境中，“情感”就不是简单的自发状态，或者只是喜怒哀乐的自然发抒，而是关涉到了生命的存在本质。向天而泣之寓意，赋有深刻的本体论意义。通过诠释“舜号泣于旻天”的事件，孟子实际上是要给“亲亲”的原则找到一个超越的理据，为人的存在性做出一个目的论的说明，或者说为人伦关系的天然性与内在性确立一种形而上的意义。人的生命所自出，人的存在价值的根源性何在？确立人之为人的主体性又是什么？这些先验存在的追问，只能从“亲亲”原则来加以理会和说明。所以，孟子在讲这种“亲亲”之感的时候，尽管这也是一种“情感”，具有可以感知的特征和经验的体证性，但它已经不局限于生命个体的经验世界，更不是人之情欲的自然状态，而是把这种情感提升到了与天地同流、与天地共在的境地。孟子讲这件事情，是从人的来由、人之存在的价值根源，来思考和解答之的，因而是一个形而上的追问。所以他说：“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其竭尽全力所打造的舜的道德典范意义，其根本要义便在于“大孝”。故谓“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是知二者之根本，礼是调节而顺处之，仁义礼智“四心”皆是以“亲亲”作为根基和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亲亲”之感就不是一般的感知，也不是从普通的情感状况来申述人的自然状态，而是包含了很强的超越性和神圣性，是对人的存在的根源性之思，这就为基于人伦理解的道德情感奠定了一个形而上的基础。
和道德情感的形而上建构不同，同类相感是源于人的自然性能，是“血气心知”的必然导出，它服从于一个类推的原理。“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人人都具有这种感知能力，在相似的经验活动和认知过程中，人人都可以得到相同的体会和认识，所以是心有同然、物有同理焉。这种“感知”的类推逻辑，可以达成某种共识，建立起知识的普遍有效性，从而形成我们对外部世界所共有的看法。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知识形态建构的过程，是通过“知识心”的理解来说明人的客观境遇，展示人所具有的类本质。同类相感为个体生命之间的连接提供了可能，通过这种认知方式，不同的生命个体得以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社会共同体。
《孟子》中的这两层分疏，提示我们对“情感”可以做不同的理解，除了一般感知功能的同类相感之外，在“情感”的深处，实际上也包含了某种对存有意义的追问和形而上的超越之思，这就是对“亲亲”原则的特殊理解。通过对此“亲亲”之感的诠释，我们可以把“情感”放在一个本体的高度来解释，可以由存在论的根本义理来说明。这也许便是蒙先生所讲的“人是情感的存在”命题的要义所在。这一形而上色彩颇浓的命题，表明了“情感”作为哲学本体的可能性，也揭示了“情感”所含具的更为深刻的本质意义。关于这些思考，我们可以从《孟子》文本已经包含的两层分疏当中，得到一些印证和体会。
情感儒学显然不是从同类相感的认知意义上来立论的，而是强调了人的道德主体性和超越精神，是对人的道德情感的一种展开和说明。道德理性构成了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的一个根本内容，也可以说是整个儒学的核心部分，所以将儒家的学说归结为“情感儒学”，可能并不为过。在一定程度上，蒙先生讲的“情感的转向”是有明确所指的，是一个标志性的提法，即在20世纪理性主义占绝对上风的大背景下，怎么来容纳非理性的东西，重树“情感”的价值主体性。这样一种哲学思考，和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从历史上的一些资源、从儒家思想的特点入手，来重构当代哲学的问题、对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做出新的阐释，无疑是有价值的。这也确实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因为人不只是理性的动物，也是情感的动物，尽管我们今天讲哲学，基本是从理性的原则和意义来着手的，但人的存在的多层性、复杂性，生命活动的一些特殊之处，包括它的本始意义——这些可能都是我们今天讲哲学需要去思考和面对的问题。所以如何从道德情感出发，来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的体系，蒙先生是开了先河的，他的思考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探索，他所开辟的方向在未来中国哲学发展的途程中，一定会有更加辉煌的接续。
【来源：《光明日报》；作者：景海峰 深圳大学国学院教授】
《阮刻孟子注疏解经》（裸背装),限量100套盖藏书章编号,全四册,四部要籍丛刊·经部 浙大出版社 https://t.cn/A6Xl14gR
转自https://t.cn/A6aifIIP
近代以来的哲学，都是在科学理性的大背景下建构起来的。而蒙培元先生的学说，学界一般将之归结为“情感儒学”，或者再延伸一点称之为“情感哲学”，以“情感”作为主题词来归纳他的思想或表达其学说的主旨，特色非常鲜明。科学理性的思考方式和绾结的系统与我们今天所讲的“情感”内容，实际上是有所剥离的，因为一般讲的哲学是理论思辨的、是逻辑推论的，而不是“自然”的流露，更不是所谓“本真”的状态。比如讲“情感”问题或者主张唯情主义，可能从美学、文学的方向上理解的比较多一些，而很少从哲学本体或者认识论的角度来切入。
20世纪中国哲学体系的建构，一般也是基于“理性”的原则，而理性和情感往往就构成一种对反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情感”何以能成为“本体”或者成为哲学理论的基础？由此，蒙先生的一些思考和说法，包括给“情感”以很高的定位，讲“人是情感的存在”。这样的命题，在今天重视本体、以理性为基础的哲学系统中，的确是比较特殊的、也可能是引人注目的。所以，“情感”作为哲学本体或在形而上的意义上何以可能？它的理论基础何以建立？而这方面的思考和孟子所开创的心性一系有很大的关联性。
实际上，情感与理性的关系，在整个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长久被思考的问题，也是不断在讨论的一个话题。譬如在孟子的思想当中，他要处理自然感知的问题，也要解释“亲亲”感觉的特殊性。既有口之于味同嗜、耳之于声同听、目之于色同美的“同然”之感，又有面对“亲亲”关系时的超自然感觉，它是本之于理、义的“心”，而不是感官。前者可以成为理性建构的基础和逻辑认知的前提，而后者只能从心性与情感的语境当中来理解。血气心知是属于功能性的，构成了同类之间相互交流与沟通的基础，所以它是一种同类相感；而“亲亲”之间的相怜相惜、手足之情是超感觉主义的，是一种唇齿相依的共通感，属于心有灵犀。从认知活动的普遍性来讲，同类相感可以作为建构本体的基础，那“亲亲”之感如何超越个体而成为共有的存在，或获得存在本体上的意义？孟子实际上就面对了这样的困境，在《孟子》文本中就包含了这样的两层分疏。如果我们拿蒙先生讲的“情可以上下其说”来看这个问题，可能会得到一些启发，对“情感”何以能够成为本体，也会多些新的理解。
在《孟子·万章上》有一段师徒间的问答。万章问：“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何为其号泣也？”孟子以“怨慕”答之。万章引了曾子的话“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说：那舜还“怨”什么呢？孟子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引了曾子的学生公明高与其弟子长息之间的一段对话来解释之。在这个理解和解释的语境中，“情感”就不是简单的自发状态，或者只是喜怒哀乐的自然发抒，而是关涉到了生命的存在本质。向天而泣之寓意，赋有深刻的本体论意义。通过诠释“舜号泣于旻天”的事件，孟子实际上是要给“亲亲”的原则找到一个超越的理据，为人的存在性做出一个目的论的说明，或者说为人伦关系的天然性与内在性确立一种形而上的意义。人的生命所自出，人的存在价值的根源性何在？确立人之为人的主体性又是什么？这些先验存在的追问，只能从“亲亲”原则来加以理会和说明。所以，孟子在讲这种“亲亲”之感的时候，尽管这也是一种“情感”，具有可以感知的特征和经验的体证性，但它已经不局限于生命个体的经验世界，更不是人之情欲的自然状态，而是把这种情感提升到了与天地同流、与天地共在的境地。孟子讲这件事情，是从人的来由、人之存在的价值根源，来思考和解答之的，因而是一个形而上的追问。所以他说：“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其竭尽全力所打造的舜的道德典范意义，其根本要义便在于“大孝”。故谓“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是知二者之根本，礼是调节而顺处之，仁义礼智“四心”皆是以“亲亲”作为根基和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亲亲”之感就不是一般的感知，也不是从普通的情感状况来申述人的自然状态，而是包含了很强的超越性和神圣性，是对人的存在的根源性之思，这就为基于人伦理解的道德情感奠定了一个形而上的基础。
和道德情感的形而上建构不同，同类相感是源于人的自然性能，是“血气心知”的必然导出，它服从于一个类推的原理。“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人人都具有这种感知能力，在相似的经验活动和认知过程中，人人都可以得到相同的体会和认识，所以是心有同然、物有同理焉。这种“感知”的类推逻辑，可以达成某种共识，建立起知识的普遍有效性，从而形成我们对外部世界所共有的看法。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知识形态建构的过程，是通过“知识心”的理解来说明人的客观境遇，展示人所具有的类本质。同类相感为个体生命之间的连接提供了可能，通过这种认知方式，不同的生命个体得以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社会共同体。
《孟子》中的这两层分疏，提示我们对“情感”可以做不同的理解，除了一般感知功能的同类相感之外，在“情感”的深处，实际上也包含了某种对存有意义的追问和形而上的超越之思，这就是对“亲亲”原则的特殊理解。通过对此“亲亲”之感的诠释，我们可以把“情感”放在一个本体的高度来解释，可以由存在论的根本义理来说明。这也许便是蒙先生所讲的“人是情感的存在”命题的要义所在。这一形而上色彩颇浓的命题，表明了“情感”作为哲学本体的可能性，也揭示了“情感”所含具的更为深刻的本质意义。关于这些思考，我们可以从《孟子》文本已经包含的两层分疏当中，得到一些印证和体会。
情感儒学显然不是从同类相感的认知意义上来立论的，而是强调了人的道德主体性和超越精神，是对人的道德情感的一种展开和说明。道德理性构成了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的一个根本内容，也可以说是整个儒学的核心部分，所以将儒家的学说归结为“情感儒学”，可能并不为过。在一定程度上，蒙先生讲的“情感的转向”是有明确所指的，是一个标志性的提法，即在20世纪理性主义占绝对上风的大背景下，怎么来容纳非理性的东西，重树“情感”的价值主体性。这样一种哲学思考，和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从历史上的一些资源、从儒家思想的特点入手，来重构当代哲学的问题、对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做出新的阐释，无疑是有价值的。这也确实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因为人不只是理性的动物，也是情感的动物，尽管我们今天讲哲学，基本是从理性的原则和意义来着手的，但人的存在的多层性、复杂性，生命活动的一些特殊之处，包括它的本始意义——这些可能都是我们今天讲哲学需要去思考和面对的问题。所以如何从道德情感出发，来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的体系，蒙先生是开了先河的，他的思考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探索，他所开辟的方向在未来中国哲学发展的途程中，一定会有更加辉煌的接续。
【来源：《光明日报》；作者：景海峰 深圳大学国学院教授】
《阮刻孟子注疏解经》（裸背装),限量100套盖藏书章编号,全四册,四部要籍丛刊·经部 浙大出版社 https://t.cn/A6Xl14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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