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标侵权中“许诺销售”是什么概念#牛鲨打假公司[超话]#
商标侵权中“许诺销售”是什么概念，律师打假怎样合作？#牛鲨打假公司[超话]#
近年来，商标侵权案件中涉及销售商“许诺销售”行为认定的案件逐渐增多。此类案件中主要出现在商标权人未实际购买到被控侵权产品实物，从而以销售商在广告宣传、展示中使用了注册商标为由，主张销售商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对于此类案件，各地法院在法律适用上存在着分歧。试以以下两个典型案例予以说明：
案例1：“ASAK”案。凯撒公司是“ASAK”商标的商标权人，长垣公司在其官方网站上展示的“铝合金衬塑复合管”商品的图片中使用了“ASAK”商标，商品下方的介绍文字中显示有“航天凯撒管ASAK-PIPE系统直观图”。凯撒公司认为长垣公司的上述行为侵犯了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向法院提起诉讼。长垣公司辩称，其系各类管材的销售企业，在销售过程中会对所售商品进行展示，但并未将凯撒公司的涉案商标贴附到其他商品上。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长垣公司未经许可将涉案商标用于其网站展示商品的广告宣传中，属于识别商品来源的商标性使用，依照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被告构成商标侵权。二审法院认为，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因被告并未从事涉案商品的制造行为，原告有关被告实施了被诉侵权商品的生产行为的指控不能成立，被告并未违反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而构成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行为的前提，是所售商品属于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本案被告仅实施了许诺销售行为而并未实际销售相关商品，就其许诺销售而言，应当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是销售原告或原告授权的商品，这显然不属于侵害原告商标权的行为；另一种是销售他人生产的假冒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针对这种情形，原告应当证明该销售的商品是未经授权的侵权商品，但由于销售行为尚未实际发生而原告无从举证，因而也就不能认定被告在其网站上许诺销售的商品就是侵害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被告的行为当然也就不属于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三）项规定的侵权行为。据此，二审法院判决撤销了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例2：“LEMO”案。原告雷莫公司是“LEMO”和 “雷莫”两个商标的独占被许可人，两商标核定使用范围为第9类接线盒、电器联接器、光纤联接器、电器插头、电器接插件等商品。被告埃弗矣公司在第三方平台中国制造网上开设的网店中载明其销售“Lemo”品牌的连接器。另外，该页面还载明下列内容：“Lemo连接器、ODU连接器的中国制造商/供应商，提供血氧饱和度探头的Lemo/ODU连接器......”。雷莫公司认为，被告在上述网店使用“LEMO”商标销售非原告生产的商品，构成商标侵权，向法院提起诉讼。在该案中，雷莫公司并未购买到埃弗矣公司在第三方平台上销售的产品。一审法院认为，埃弗矣公司在销售非雷莫公司生产的商品时使用“LEMO”商标，会导致相关公众对商品来源的混淆，依据《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一）项判决被告构成商标侵权。二审法院认为，原告并未构成买到被控侵权产品实物，埃弗矣公司在宣传中使用涉案商标是否构成侵权，首先需判断所销售的产品是否系“Lemo”品牌的正品。在案证据显示，埃弗矣公司在第三方平台上声称其是Lemo连接器的中国制造商、供应商，所售Lemo连接器系其制造并供应。对此，埃弗矣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经雷莫公司授权有权在其制造并供应的连接器上使用涉案商标“Lemo”，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所销售产品系“Lemo”品牌的正品。基于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雷莫公司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埃弗矣公司销售的产品系侵权产品。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作者认为，上述两个案件最终的裁判结果虽然均是正确的，但在法律适用上两个案件有所不同。在“ASAK”案中，二审法院适用了《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三）项的规定，将销售商在网站宣传中使用商标的行为纳入销售侵权产品行为。而在“LEMO”案中，法院以《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一）项，即在相同商品上使用了相同商标的行为作出裁判。对于销售商在宣传推广中使用他人商标的行为如何认定，涉及“许诺销售”、“商标使用”、“商标权利用尽”以及“正当使用”等一系列理论的理解与适用。
“许诺销售”行为是否系独立的商标侵权行为？
“许诺销售”概念在我国立法中见于《专利法》，该法第十一条规定：“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被授予后，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专利法的上的“许诺销售”概念来源于TRIPs协议第28条有关“offering for sale”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24条指出：“专利法第十一条、第六十三条所称的许诺销售，是指以做广告、在商店橱窗中陈列或者在展销会上展出等方式作出销售商品的意思表示。”为何专利法上规定了许诺销售行为，而商标法对此未作规定，这究竟是法律的漏洞还是立法者的有意为之？在“ASAK”案中，二审法院认为销售商在广告宣传中使用商标的行为并不是一种“商标使用”行为，从而排除了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一）项的适用，但由于我国商标法并没有明确规定“许诺销售”行为，便将“许诺销售”行为纳入了“销售”行为，依据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三）项的规定进行裁判。显然，该案二审法院认为我国商标法就“许诺销售”行为的规定存在法律漏洞，在法律适用上进行了扩张解释。
商标侵权案件中涉及所谓“许诺销售”问题，多数情况下是因为权利人未能提供侵权产品实物，而销售商则辩称其销售的产品是“正品”，如何分配举证责任不无争议。有观点认为，在权利人已举证证明销售商在销售过程中存在使用涉案商标的情况下，应由销售商承担所售产品是正品的举证责任。作者认为，此种情形下，仍应由权利人举证证明销售商所售商品系侵权产品，且原则上不得降低证明标准。首先，证明责任的分配应由实体法明确规定，在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除了有关涉及新产品方法专利案件外，侵权成立的要件事实均应由原告负责举证，司法中不应对此进行突破。其次，在权利人不提交侵权产品实物，也无其他证据证明销售商所售产品是侵权产品的情况下，仅凭有关产品推广信息尚不足以证明销售商所售产品为侵权产品具有高度可能性，不存在举证责任转移的条件。再次，对于公开销售的产品，通常情况下权利人购买侵权产品并不存在障碍，除非有特殊情况需要在个案中予以考虑，现实中亦无必要要求销售商自证其销售产品是“正品”。
权利人未提供侵权产品实物并不必然意味着需要承担败诉责任。对于销售商所售产品是否为正品这一待证事实，仍需根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予以认定。在“LEMO”案中，原告虽未提供侵权产品，但被告网店上介绍其是原告产品的制造商和供应商，提供涉案产品，上述介绍内容说明其销售的涉案产品是经原告授权制造的或原告提供的，但被告并未对此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在此情况下可以证明被告所售产品为侵权产品具有高度的可能性，该案最终判决被告构成商标侵权。如果被告并无上述介绍内容，原告则应就被告销售的产品是否为侵权产品做进一步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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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侵权维权索赔，律师打假怎样合作？#牛鲨打假公司[超话]#
商标权利人、品牌厂商发现侵权，法院起诉索赔时，一般会外包给知识产权商业维权（品牌打假机构）公司，尤其承担全部费用（律师费，车费，公证费等所有费用），采用法院判决侵权赔偿金分成的合作模式！ 商标权利人，自己没有任何成本，就有侵权赔偿金分成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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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LEMO”案。原告雷莫公司是“LEMO”和 “雷莫”两个商标的独占被许可人，两商标核定使用范围为第9类接线盒、电器联接器、光纤联接器、电器插头、电器接插件等商品。被告埃弗矣公司在第三方平台中国制造网上开设的网店中载明其销售“Lemo”品牌的连接器。另外，该页面还载明下列内容：“Lemo连接器、ODU连接器的中国制造商/供应商，提供血氧饱和度探头的Lemo/ODU连接器......”。雷莫公司认为，被告在上述网店使用“LEMO”商标销售非原告生产的商品，构成商标侵权，向法院提起诉讼。在该案中，雷莫公司并未购买到埃弗矣公司在第三方平台上销售的产品。一审法院认为，埃弗矣公司在销售非雷莫公司生产的商品时使用“LEMO”商标，会导致相关公众对商品来源的混淆，依据《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一）项判决被告构成商标侵权。二审法院认为，原告并未构成买到被控侵权产品实物，埃弗矣公司在宣传中使用涉案商标是否构成侵权，首先需判断所销售的产品是否系“Lemo”品牌的正品。在案证据显示，埃弗矣公司在第三方平台上声称其是Lemo连接器的中国制造商、供应商，所售Lemo连接器系其制造并供应。对此，埃弗矣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经雷莫公司授权有权在其制造并供应的连接器上使用涉案商标“Lemo”，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所销售产品系“Lemo”品牌的正品。基于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雷莫公司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埃弗矣公司销售的产品系侵权产品。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作者认为，上述两个案件最终的裁判结果虽然均是正确的，但在法律适用上两个案件有所不同。在“ASAK”案中，二审法院适用了《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三）项的规定，将销售商在网站宣传中使用商标的行为纳入销售侵权产品行为。而在“LEMO”案中，法院以《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一）项，即在相同商品上使用了相同商标的行为作出裁判。对于销售商在宣传推广中使用他人商标的行为如何认定，涉及“许诺销售”、“商标使用”、“商标权利用尽”以及“正当使用”等一系列理论的理解与适用。
“许诺销售”行为是否系独立的商标侵权行为？
“许诺销售”概念在我国立法中见于《专利法》，该法第十一条规定：“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被授予后，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专利法的上的“许诺销售”概念来源于TRIPs协议第28条有关“offering for sale”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24条指出：“专利法第十一条、第六十三条所称的许诺销售，是指以做广告、在商店橱窗中陈列或者在展销会上展出等方式作出销售商品的意思表示。”为何专利法上规定了许诺销售行为，而商标法对此未作规定，这究竟是法律的漏洞还是立法者的有意为之？在“ASAK”案中，二审法院认为销售商在广告宣传中使用商标的行为并不是一种“商标使用”行为，从而排除了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一）项的适用，但由于我国商标法并没有明确规定“许诺销售”行为，便将“许诺销售”行为纳入了“销售”行为，依据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三）项的规定进行裁判。显然，该案二审法院认为我国商标法就“许诺销售”行为的规定存在法律漏洞，在法律适用上进行了扩张解释。
商标侵权案件中涉及所谓“许诺销售”问题，多数情况下是因为权利人未能提供侵权产品实物，而销售商则辩称其销售的产品是“正品”，如何分配举证责任不无争议。有观点认为，在权利人已举证证明销售商在销售过程中存在使用涉案商标的情况下，应由销售商承担所售产品是正品的举证责任。作者认为，此种情形下，仍应由权利人举证证明销售商所售商品系侵权产品，且原则上不得降低证明标准。首先，证明责任的分配应由实体法明确规定，在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除了有关涉及新产品方法专利案件外，侵权成立的要件事实均应由原告负责举证，司法中不应对此进行突破。其次，在权利人不提交侵权产品实物，也无其他证据证明销售商所售产品是侵权产品的情况下，仅凭有关产品推广信息尚不足以证明销售商所售产品为侵权产品具有高度可能性，不存在举证责任转移的条件。再次，对于公开销售的产品，通常情况下权利人购买侵权产品并不存在障碍，除非有特殊情况需要在个案中予以考虑，现实中亦无必要要求销售商自证其销售产品是“正品”。
权利人未提供侵权产品实物并不必然意味着需要承担败诉责任。对于销售商所售产品是否为正品这一待证事实，仍需根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予以认定。在“LEMO”案中，原告虽未提供侵权产品，但被告网店上介绍其是原告产品的制造商和供应商，提供涉案产品，上述介绍内容说明其销售的涉案产品是经原告授权制造的或原告提供的，但被告并未对此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在此情况下可以证明被告所售产品为侵权产品具有高度的可能性，该案最终判决被告构成商标侵权。如果被告并无上述介绍内容，原告则应就被告销售的产品是否为侵权产品做进一步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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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服务省内外20万+考生 帮助学子搞定志愿大事 华商教博会火爆出圈】华商教博会人气旺：线上线下联动，现场展会和线上直播，吸引了超过20万考生关注
规模大：上百家省内外高校及教育机构参会，多所省内外双一流院校到场，高校、留学机构齐聚，门类齐全
创意新：在线上搭建了功能强大的集信息展示、在线交流、视频直播及VR云展于一体的在线会议平台，即教育云博会
范围广：吸引多家媒体，通过音视频、网络直播、图文等形式全方位、多角度进行了宣传报道，辐射省外、走向全国，火爆出圈
“来华商教博会收获满满”“我们来对了”“层次高、规模大、综合性强”云端填志愿、辐射省内外、“线上+线下”相结合——超百所高校齐聚华商教博会……6月26日下午5点，由华商传媒集团主办，华商报、华商国际会展承办的2022陕西高校教育博览会暨招生咨询会（以下简称教博会）在西安家世界博览中心落下帷幕。展会期间，省内外上百所高校齐聚现场，推介院校特色和优势专业，并为学子和家长答疑解惑。同时，2022陕西高等教育云博览会（简称教育云博会）在线上进行视频直播，国内多所著名高校的招生办负责人在直播间详解招生政策，吸引了多位考生和家长观看直播并在直播间互动交流。
本届教博会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现场展会加线上直播，线上+线下服务省内外20万+考生，帮助学子搞定志愿大事，华商教博会火爆出圈。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更有多所省内外双一流院校到场参与。此外，高校、留学机构齐聚、门类齐全，满足了不同层次考生的需求，吸引了众多家长和考生逛展或线上参与。
规模空前
省内外上百所高校齐聚教博会
在严格遵守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众多参展院校、考生和家长有序进场。
招办主任面对面访谈、专家在线指导报志愿、省内外超百所高校齐聚，华商教博会人气持续爆棚。
今年教博会规模大、范围广，有上百家省内外高校及教育机构参会，吸引了现场不少家长带着学子排队咨询和交流。其中，省内高校主要有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北大学、长安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政法大学、陕西科技大学、空军军医大学、空军工程大学、西安石油大学、西安科技大学、西安医学院、西安理工大学、延安大学、陕西中医药大学、西安邮电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陕西理工大学、西安工业大学、西安工程大学等。
省外高校主要有电子科技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邮电大学、厦门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国矿业大学、南方医科大学等。
今年，教博会更加突出高等教育特色化、国际化、信息化和职业教育应用型人才培养及招生咨询等多方面内容，展示全国高等教育的优势、特色与成就，为广大群众和家长提供全面、权威、可靠的信息。
咨询区院校资料几乎秒光
家长带娃排队咨询忙
25日，不少家长冒着高温，带着孩子专程来到现场咨询。26日，则有更多的学生和家长慕名而来，下午不少人冒雨赶到。考生和家长直奔心仪的院校，一些招办老师携带的资料几乎秒光。
记者在咨询区看到，多所院校的展位前，不少学生和家长排队咨询，招办的老师忙着逐一答疑解惑。有学校招办老师说，由于咨询的考生比较多，自己的嗓子疼得快说不出来话了。一位招办老师介绍，家长咨询主要关注孩子是否合适填报，学校优势专业是什么，就业方向如何等。还有老师表示，这次参会了解到更多学生和家长的关注点，让学生和学校实行了精准对接。
展会+直播受欢迎
众多双一流院校到场
值得注意的是，众多双一流院校到场参加华商教博会，有省外高校老师说，参加高招会首选华商教博会，来这里真的很有收获。在现场，高校招生主任带来一手资讯；在直播间，河北、江苏、浙江等外地考生在线咨询如何填报志愿。
“从现场咨询来看，大家的关注度很高……”四川大学招生咨询老师吴笑介绍了招生计划和相关变化。她通过华商教博会，邀请考生和家长通过线上等方式详细咨询。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吕冲冲老师通过华商教博会详细介绍了招生情况。
“各位考生和家长早上好，很高兴来到陕西做直播和宣讲……”直播现场，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副院长、陕西招生宣传组副组长冯文晖老师热情地跟学子和家长打招呼，并介绍了学校情况和招生计划。她表示非常高兴回到家乡，参与华商教博会和直播访谈。
厦门大学一位老师表示，华商教博会现场非常火爆，规模大、人气旺，学生和家长咨询也非常细致。“这也是我们选择华商教博会的主要原因。”
“人气旺、专业度高、活动全面丰富……”多位参会嘉宾表示，华商教博会线上线下结合，自己参会收获满满。
有老师表示，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突破了时间和空间限制，创新的方式非常符合如今的实际需求，他们感谢华商教博会提供的平台和机会。
招办主任直播访谈辐射省外
网友留言和咨询络绎不绝
记者在教博会现场发现，不少西安本地学生和家长到场咨询。而浙江、山西等外地省份的学子和家长，则纷纷通过远程咨询了解信息，线上线下一样火爆。
“我是河北的考生，我的分数有机会上咱们学校吗？”……直播访谈过程中，不时有河北、甘肃、江苏等各省份网友提问。在直播访谈中，西安邮电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吴昊老师重点介绍了新专业及学校的特色专业和培养模式。吴老师几乎被网友“围观”，直播互动人数飙升。吴老师对网友的问题进行了详尽解答。
教育云博会成最大亮点
填志愿报专业看直播就够了
本届教博会最大的亮点莫过于主办方在线上搭建了一个教育云博会平台，实现了教博会线上线下同步运转的全方位功能，为考生家长、专家和高校搭建了一个高效、快捷和直观的志愿填报和招生政策实时获取的平台。
“河北考生，理科562分，能上哪个学校热门专业？”“江苏省文科，女生，515分，能上陕西的什么学校？”华商报记者注意到，直播间里不时有外省网友、外省家长提问。留言和咨询火爆，线上直播辐射全国，除了商洛等省内外网友提问，还有来自江苏、河南、浙江等外省考生咨询。众多家长和考生观看直播，直播间几乎被刷屏。
家住西安市建工路的毛青怡同学说：“教育云博会特别好，周六那天气温高达40多度，我身体不舒服，实在去不了现场，幸亏有了云博会，我看了直播，学到了很多志愿填报知识，一些重点大学的讲解也让我看清了今年招生的学科方向和未来的就业趋势。非常感谢主办方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从6月24日到26日，连续三天，在教育云博会、华商报视频号等在线平台上，来自知名高考志愿填报专家薛梅老师，以及长安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重庆邮电大学、厦门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省内外多所著名高校的招生办负责人为学生带来了极具价值的志愿填报技巧和招生政策解读。
薛梅老师连续三天都通过直播给学生分享自己积累多年的干货。记者观察到，除了讲解，专家和招生办的老师们还在评论区和学生积极互动，实时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帮助他们分析，直播间如同在线课堂一般，让学生们受益匪浅。由于咨询人数太多，薛梅老师三次返场直播间，在线上对各位考生的问题进行答疑。
业内专家王建红表示：“无疑，教育云博会是教博会的一次创新之举，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如何将数字化技术为教育行业赋能，本次教育云博会做了一次非常成功的探索，也为未来我省教育行业向数字化转型和升级提供了一个参考，后续随着平台的升级和迭代，相信华商教博会会越办越好，越办越有价值。”
教育云博会是华商报专门为本次教博会配套打造的一款功能强大的集信息展示、在线交流、视频直播及VR云展于一体的在线会议平台，主要目的是方便考生及家长在线快速掌握信息，锁定目标高校，积极对接交流以及在线视频互动交流。（华商报记者 黄涛 杨刚/文 赵彬/图）
规模大：上百家省内外高校及教育机构参会，多所省内外双一流院校到场，高校、留学机构齐聚，门类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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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外高校主要有电子科技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邮电大学、厦门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国矿业大学、南方医科大学等。
今年，教博会更加突出高等教育特色化、国际化、信息化和职业教育应用型人才培养及招生咨询等多方面内容，展示全国高等教育的优势、特色与成就，为广大群众和家长提供全面、权威、可靠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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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教博会最大的亮点莫过于主办方在线上搭建了一个教育云博会平台，实现了教博会线上线下同步运转的全方位功能，为考生家长、专家和高校搭建了一个高效、快捷和直观的志愿填报和招生政策实时获取的平台。
“河北考生，理科562分，能上哪个学校热门专业？”“江苏省文科，女生，515分，能上陕西的什么学校？”华商报记者注意到，直播间里不时有外省网友、外省家长提问。留言和咨询火爆，线上直播辐射全国，除了商洛等省内外网友提问，还有来自江苏、河南、浙江等外省考生咨询。众多家长和考生观看直播，直播间几乎被刷屏。
家住西安市建工路的毛青怡同学说：“教育云博会特别好，周六那天气温高达40多度，我身体不舒服，实在去不了现场，幸亏有了云博会，我看了直播，学到了很多志愿填报知识，一些重点大学的讲解也让我看清了今年招生的学科方向和未来的就业趋势。非常感谢主办方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从6月24日到26日，连续三天，在教育云博会、华商报视频号等在线平台上，来自知名高考志愿填报专家薛梅老师，以及长安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重庆邮电大学、厦门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省内外多所著名高校的招生办负责人为学生带来了极具价值的志愿填报技巧和招生政策解读。
薛梅老师连续三天都通过直播给学生分享自己积累多年的干货。记者观察到，除了讲解，专家和招生办的老师们还在评论区和学生积极互动，实时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帮助他们分析，直播间如同在线课堂一般，让学生们受益匪浅。由于咨询人数太多，薛梅老师三次返场直播间，在线上对各位考生的问题进行答疑。
业内专家王建红表示：“无疑，教育云博会是教博会的一次创新之举，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如何将数字化技术为教育行业赋能，本次教育云博会做了一次非常成功的探索，也为未来我省教育行业向数字化转型和升级提供了一个参考，后续随着平台的升级和迭代，相信华商教博会会越办越好，越办越有价值。”
教育云博会是华商报专门为本次教博会配套打造的一款功能强大的集信息展示、在线交流、视频直播及VR云展于一体的在线会议平台，主要目的是方便考生及家长在线快速掌握信息，锁定目标高校，积极对接交流以及在线视频互动交流。（华商报记者 黄涛 杨刚/文 赵彬/图）
【#历史冷知识# 古代官员退休有退休金吗？古代的退休年龄是几岁？】
现在的退休年龄和退休金，都是有国家规定的，有法定的退休年龄，而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大部分人其实都会选择不再工作，毕竟人已经老了，不是所有的工作岗位都还能继续做了。那么，古代的官员们有没有退休年龄呢?古代官员们他们老了之后能不能退休，退休之后又能不能有退休金呢?很多官员可能都是向皇帝告老还乡，这算不算退休呢?
（一）古代官员怎么退休
在中国古代，官员到了一定的年龄也是可以告老还乡的，只是不用退休这个词，用一个比较高雅的词汇：“致仕”，意思就是把官位还给国君，根据“周礼”记载，大夫七十而“致仕”，即在周朝时，官员可以在七十岁退休了，但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古代人的寿命比较短，这个已经算是高寿的年纪了，所以，大多数人，都是一辈子为官，直至去世。
但是各个朝代有所不同，特别是明、清两代，清代时，退休年纪修改为60岁，而且各级官员，级别越小的，退休的年龄可以提前，文官与武将也有所不同，参将为54岁，都司守备48岁，而高等将领与军机大员是不受年龄的限制的，只有得到皇帝的批准后才能“致仕”。
今天退休有退休金可以领，古代“致仕”有退休金吗?在唐朝之前，官员是没有退休金制度的，但这个制度有个问题，就是引起了官员在位期间大捞钱财，就是希望能安度晚年，所以唐朝为了消除这个问题，开始为退休的官员发放一些米粮，用于生活所需以安度晚年。到了宋朝，国家明文规定，“致仕”后的官员，可以享受在位时一半的俸禄，做为生活所需，自此退休金制度就开始了。
（二）古代官员的退休年龄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规定退休年龄的国家之一，早在《礼记》中就明确提到：“大夫七十而致事”，70岁也就是古代官员的退休年龄，当然，这个并不是强制的，只不过是一种约定俗成。直到明朝朱元璋时期，退休年龄才改为60岁，即：“文武官员六十以上者，皆听致仕”。但是朱棣继位以后，又给改了回来。按照古人的平均寿命来算，正所谓“人活七十古来稀”，能活到退休的其实很少，多数都在任上就病逝了。
退休这个词语是在唐代的时期才开始出现的，其实唐代之前也是存在退休这种行为的，但是并没有给它命名为退休。古代从周朝开始一直都是七十岁才能退休的，除了清朝六十岁就可以退休了。到了七十岁的时候，就可以把自己手头上面的事情交给贤能的人，把自己家里面的事情交给子孙去做，然后自己可以安安心心的养老。到了唐朝，也是一直延续着这个制度，对于有疾病在身的官员可以放宽退休的年龄。
宋代是中国古代致仕制度即退休制度的完善定型阶段。北宋官僚机构庞大，官员众多， 宋代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条例和法令，使致仕制度更加完善系统。《宋史·职官十·致仕》中侍御史知杂事司马池说：“文武官年七十以上不自请致仕者，许御史台纠核以闻。”但是也可以有例外情况。个别武官可延至80致仕。少数元老、勋贤等可以留任，有的致仕官吏在朝廷需要时还可以复出任职，称“落致仕”。但宋朝也曾规定：“虽未及七十，但昏老不胜其任，亦奏请之。”如果确因昏老不能任事或自愿就闲，可以申请提前休致。
为了鼓励官员们按时致仕以及酬劳从政功绩和保证晚年生活所需，从太宗中期起规定退休官员可以享受各种优厚的待遇，宋代官吏致仕后的待遇主要包括俸禄、升转官阶、荫补、要求朝廷恩例等。宋代官吏在没有犯罪的前提下正常致仕，不但可以享受优厚的俸禄和实物待遇，还可以升转官阶，中高级官吏退休时还可享受到一定的“荫补”与“恩例”优待，这对宋代官吏致仕的制度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在任时曾经犯罪的官吏，不给俸或不予恩荫，抑制了官吏的腐败，也促进了官吏素质和道德水准的提升。
到了明朝则规定，三品以上官员按现职退休，四品以下，任现职满三年且无大过者，可升一级致仕。明中叶改为业绩突出者可升两级致仕。退休金方面，明初曾规定致仕官食原俸，但很快就予以取消。后来又规定退休官员一般情况下不发放退休金，但不会让你喝西北风的，若家贫不能自存者，“有司月给米二石，修(终)其身”。
到了清朝的时候，六十岁你就可以退休了，但是你必须要得到上面的批准，拿到确定的退休文件你才能退休，所以如果拿不到文件，你可能到死了也不能退休。虽然有着明文规定退休时间，但是只要皇帝不允许，你也不可能退休的。在古代，只要你做官了那么你的身体就是属于国家的了，所以就算你生病只要皇帝不允许你退休，你也是不能退休的。就比如元代有一个官员叫郭守敬，他到了七十岁的时候就想要辞去自己的官位，当是却一直都得不到允许，到了八十六岁的时候还在做官。
在古代，其实并没有严格的官员退休保障，只有朝廷高级官员或者皇帝特批的官吏，才有资格在退休后还能领取部分俸禄，但也只是部分而已。比如唐朝就规定：五品以上官员致仕后，可以领取原俸禄的一半，至于五品以下的官员怎么办，那就得自谋生路了。比如杜甫从工部员外郎任上退休以后，就因为没有退休工资，非常落魄，最后还是在朋友帮助下，在东屯公田给别人打工当督耕，才算有了解决生计的来源。到了宋朝开始，才考虑到基层官员，规定九品以上退休官员可以领原俸禄的一半，以保障生活。但到明朝以后，又给去掉了，退休官员没有任何工资收入，仅仅是免除徭役而已。
所以，多数情况下，古代的官员在致仕之前，就会置办田产，以确保退休以后能靠田产维持生活，生活水平也是随田产多少而决定的，一般来说，不会比地方富户地主差。
不过不论是早点退休还是迟点退休，只要退休之后的保障做到位了，一定就不会存在那么多的争议，古代的时候很多官员退休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日子过得十分的辛苦。到元朝的时候才得到改善，退休的官员还能发放原本的俸禄来保障他们的生活，这种做法算得上非常人性化，现在也是一直都被沿用了下来。
（三）古代有没有退休金
几千年来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没有什么养老金、退休金，但是古人在养老方面花的心思并不少，除了家庭的“色养”，还有各类的养老机构，以及各种针对困难家庭的特殊照顾。
没有“五险一金”，依赖家庭养老
在古代，不管是普通老百姓，还是政府官员，都没有养老保险等“五险一金”，也基本上没有退休工资，家庭养老的严峻性超过现代。
早在北魏时期，政府为保证老人有儿女所养，首创“存留养亲”制度。其规定，如果犯人(犯罪极其严重的除外)的直系长辈老无所养，则国家应当对这个犯人减刑或刑罚缓期执行，即便坐牢，也一般关押在当地，不会流放到外地，以便其可以随时回家照顾老人。有甚者，在特殊情况下，为了达到赡养老人的目的，可以赦免犯人一些不太严重的罪行。
“存留养亲”制度从北魏开始，一直延续到清代，是中国古代重视家庭养老和保障家庭养老的一个缩影。对某些犯人进行特赦，以确保家庭养老的实现，不仅在古代社会有必要，在现代法治社会也有其必要性。如果能够在法律上对这种因养老而施行的特赦加以规范，一定能够比古代更加具有指导性和强制性。
唐代的家庭养老做得很好。在唐代，社会上普遍形成了一种良好风气，子女不仅要在生活起居上照顾和赡养老人，而且要在精神上保证老人的心情愉悦，当时称之为“色养”。不管是一般家庭，还是官宦人家，唐代的老人除了在物质上老有所养，还能笑着养老。在唐代，如果儿媳妇不能“色养”公婆，那就可以成为休妻的理由。盛唐时期，一位叫李向秀的大臣，就因为妻子未能尽到“色养”公婆的义务而将其休掉。
唐代的家庭，若父母还健在，儿子一般就不出远门，也不分家，更不各自攒私房钱。这种养老的社会氛围，使得老人可以在儿女的全天候照料下，安享晚年。当然，现代社会，儿女离开父母去远方工作是一种常态。
到了清代，家庭养老的法律规定相当严苛，其中，如果老人因为养老无着而自杀，那么儿子要以过失杀人罪论处。这一点，虽然在现代法治社会不可能实现，但某种道德上的约束却是必要的。
古代较高的死亡率和较低的寿命，注定相当数量的老人会没有后代。公元521年，中国有了历史上第一家由政府开办的“养老院”——南朝的梁武帝命令设立“独孤院”，专门收养老人和孤儿。从此，中国的养老院开始制度化。
到了唐代，国家强盛，养老院更为普遍，当时称为“悲田院”。但名副其实的养老院是北宋时期的“居养院”，只收养贫困老人。而且，在宋徽宗时期，老人的年龄标准是50岁，使养老的人群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成为历史上老人的黄金时期。
北宋末期，政府在各地设立公墓，当时称为“漏泽园”，以安葬穷人，这也是古代国营公墓的开端。同时，宋代的官员也特别热衷于慈善事业，譬如大文豪苏轼，任职于杭州时，就在城内设立养老院，并委任德高望重的僧人为院长，救济贫困老者。
南宋初年，中国出现专门为包括老人在内的各种贫民设立的福利医疗机构，叫作惠民和剂局。刚开始，只是象征性地收取费用。后来，干脆免费，全部由各地方财政埋单。
明代初期，朱元璋下令全国各地建立“养济院”和“惠民药局”。养济院是一个融收容和养老为一体的机构，与南北朝时期的“独孤院”类似。惠民药局则等同于南宋的惠民和剂局。养济院都设立在寺庙和道观里面或周边，因为在古代，寺庙和道观本身就收容弱者和老者，把政府公办的养老等机构与这种带有宗教关怀的民办救济机构设置在一起，可以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具有较强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老者有所目标，主动寻求救助。
现在的退休年龄和退休金，都是有国家规定的，有法定的退休年龄，而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大部分人其实都会选择不再工作，毕竟人已经老了，不是所有的工作岗位都还能继续做了。那么，古代的官员们有没有退休年龄呢?古代官员们他们老了之后能不能退休，退休之后又能不能有退休金呢?很多官员可能都是向皇帝告老还乡，这算不算退休呢?
（一）古代官员怎么退休
在中国古代，官员到了一定的年龄也是可以告老还乡的，只是不用退休这个词，用一个比较高雅的词汇：“致仕”，意思就是把官位还给国君，根据“周礼”记载，大夫七十而“致仕”，即在周朝时，官员可以在七十岁退休了，但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古代人的寿命比较短，这个已经算是高寿的年纪了，所以，大多数人，都是一辈子为官，直至去世。
但是各个朝代有所不同，特别是明、清两代，清代时，退休年纪修改为60岁，而且各级官员，级别越小的，退休的年龄可以提前，文官与武将也有所不同，参将为54岁，都司守备48岁，而高等将领与军机大员是不受年龄的限制的，只有得到皇帝的批准后才能“致仕”。
今天退休有退休金可以领，古代“致仕”有退休金吗?在唐朝之前，官员是没有退休金制度的，但这个制度有个问题，就是引起了官员在位期间大捞钱财，就是希望能安度晚年，所以唐朝为了消除这个问题，开始为退休的官员发放一些米粮，用于生活所需以安度晚年。到了宋朝，国家明文规定，“致仕”后的官员，可以享受在位时一半的俸禄，做为生活所需，自此退休金制度就开始了。
（二）古代官员的退休年龄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规定退休年龄的国家之一，早在《礼记》中就明确提到：“大夫七十而致事”，70岁也就是古代官员的退休年龄，当然，这个并不是强制的，只不过是一种约定俗成。直到明朝朱元璋时期，退休年龄才改为60岁，即：“文武官员六十以上者，皆听致仕”。但是朱棣继位以后，又给改了回来。按照古人的平均寿命来算，正所谓“人活七十古来稀”，能活到退休的其实很少，多数都在任上就病逝了。
退休这个词语是在唐代的时期才开始出现的，其实唐代之前也是存在退休这种行为的，但是并没有给它命名为退休。古代从周朝开始一直都是七十岁才能退休的，除了清朝六十岁就可以退休了。到了七十岁的时候，就可以把自己手头上面的事情交给贤能的人，把自己家里面的事情交给子孙去做，然后自己可以安安心心的养老。到了唐朝，也是一直延续着这个制度，对于有疾病在身的官员可以放宽退休的年龄。
宋代是中国古代致仕制度即退休制度的完善定型阶段。北宋官僚机构庞大，官员众多， 宋代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条例和法令，使致仕制度更加完善系统。《宋史·职官十·致仕》中侍御史知杂事司马池说：“文武官年七十以上不自请致仕者，许御史台纠核以闻。”但是也可以有例外情况。个别武官可延至80致仕。少数元老、勋贤等可以留任，有的致仕官吏在朝廷需要时还可以复出任职，称“落致仕”。但宋朝也曾规定：“虽未及七十，但昏老不胜其任，亦奏请之。”如果确因昏老不能任事或自愿就闲，可以申请提前休致。
为了鼓励官员们按时致仕以及酬劳从政功绩和保证晚年生活所需，从太宗中期起规定退休官员可以享受各种优厚的待遇，宋代官吏致仕后的待遇主要包括俸禄、升转官阶、荫补、要求朝廷恩例等。宋代官吏在没有犯罪的前提下正常致仕，不但可以享受优厚的俸禄和实物待遇，还可以升转官阶，中高级官吏退休时还可享受到一定的“荫补”与“恩例”优待，这对宋代官吏致仕的制度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在任时曾经犯罪的官吏，不给俸或不予恩荫，抑制了官吏的腐败，也促进了官吏素质和道德水准的提升。
到了明朝则规定，三品以上官员按现职退休，四品以下，任现职满三年且无大过者，可升一级致仕。明中叶改为业绩突出者可升两级致仕。退休金方面，明初曾规定致仕官食原俸，但很快就予以取消。后来又规定退休官员一般情况下不发放退休金，但不会让你喝西北风的，若家贫不能自存者，“有司月给米二石，修(终)其身”。
到了清朝的时候，六十岁你就可以退休了，但是你必须要得到上面的批准，拿到确定的退休文件你才能退休，所以如果拿不到文件，你可能到死了也不能退休。虽然有着明文规定退休时间，但是只要皇帝不允许，你也不可能退休的。在古代，只要你做官了那么你的身体就是属于国家的了，所以就算你生病只要皇帝不允许你退休，你也是不能退休的。就比如元代有一个官员叫郭守敬，他到了七十岁的时候就想要辞去自己的官位，当是却一直都得不到允许，到了八十六岁的时候还在做官。
在古代，其实并没有严格的官员退休保障，只有朝廷高级官员或者皇帝特批的官吏，才有资格在退休后还能领取部分俸禄，但也只是部分而已。比如唐朝就规定：五品以上官员致仕后，可以领取原俸禄的一半，至于五品以下的官员怎么办，那就得自谋生路了。比如杜甫从工部员外郎任上退休以后，就因为没有退休工资，非常落魄，最后还是在朋友帮助下，在东屯公田给别人打工当督耕，才算有了解决生计的来源。到了宋朝开始，才考虑到基层官员，规定九品以上退休官员可以领原俸禄的一半，以保障生活。但到明朝以后，又给去掉了，退休官员没有任何工资收入，仅仅是免除徭役而已。
所以，多数情况下，古代的官员在致仕之前，就会置办田产，以确保退休以后能靠田产维持生活，生活水平也是随田产多少而决定的，一般来说，不会比地方富户地主差。
不过不论是早点退休还是迟点退休，只要退休之后的保障做到位了，一定就不会存在那么多的争议，古代的时候很多官员退休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日子过得十分的辛苦。到元朝的时候才得到改善，退休的官员还能发放原本的俸禄来保障他们的生活，这种做法算得上非常人性化，现在也是一直都被沿用了下来。
（三）古代有没有退休金
几千年来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没有什么养老金、退休金，但是古人在养老方面花的心思并不少，除了家庭的“色养”，还有各类的养老机构，以及各种针对困难家庭的特殊照顾。
没有“五险一金”，依赖家庭养老
在古代，不管是普通老百姓，还是政府官员，都没有养老保险等“五险一金”，也基本上没有退休工资，家庭养老的严峻性超过现代。
早在北魏时期，政府为保证老人有儿女所养，首创“存留养亲”制度。其规定，如果犯人(犯罪极其严重的除外)的直系长辈老无所养，则国家应当对这个犯人减刑或刑罚缓期执行，即便坐牢，也一般关押在当地，不会流放到外地，以便其可以随时回家照顾老人。有甚者，在特殊情况下，为了达到赡养老人的目的，可以赦免犯人一些不太严重的罪行。
“存留养亲”制度从北魏开始，一直延续到清代，是中国古代重视家庭养老和保障家庭养老的一个缩影。对某些犯人进行特赦，以确保家庭养老的实现，不仅在古代社会有必要，在现代法治社会也有其必要性。如果能够在法律上对这种因养老而施行的特赦加以规范，一定能够比古代更加具有指导性和强制性。
唐代的家庭养老做得很好。在唐代，社会上普遍形成了一种良好风气，子女不仅要在生活起居上照顾和赡养老人，而且要在精神上保证老人的心情愉悦，当时称之为“色养”。不管是一般家庭，还是官宦人家，唐代的老人除了在物质上老有所养，还能笑着养老。在唐代，如果儿媳妇不能“色养”公婆，那就可以成为休妻的理由。盛唐时期，一位叫李向秀的大臣，就因为妻子未能尽到“色养”公婆的义务而将其休掉。
唐代的家庭，若父母还健在，儿子一般就不出远门，也不分家，更不各自攒私房钱。这种养老的社会氛围，使得老人可以在儿女的全天候照料下，安享晚年。当然，现代社会，儿女离开父母去远方工作是一种常态。
到了清代，家庭养老的法律规定相当严苛，其中，如果老人因为养老无着而自杀，那么儿子要以过失杀人罪论处。这一点，虽然在现代法治社会不可能实现，但某种道德上的约束却是必要的。
古代较高的死亡率和较低的寿命，注定相当数量的老人会没有后代。公元521年，中国有了历史上第一家由政府开办的“养老院”——南朝的梁武帝命令设立“独孤院”，专门收养老人和孤儿。从此，中国的养老院开始制度化。
到了唐代，国家强盛，养老院更为普遍，当时称为“悲田院”。但名副其实的养老院是北宋时期的“居养院”，只收养贫困老人。而且，在宋徽宗时期，老人的年龄标准是50岁，使养老的人群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成为历史上老人的黄金时期。
北宋末期，政府在各地设立公墓，当时称为“漏泽园”，以安葬穷人，这也是古代国营公墓的开端。同时，宋代的官员也特别热衷于慈善事业，譬如大文豪苏轼，任职于杭州时，就在城内设立养老院，并委任德高望重的僧人为院长，救济贫困老者。
南宋初年，中国出现专门为包括老人在内的各种贫民设立的福利医疗机构，叫作惠民和剂局。刚开始，只是象征性地收取费用。后来，干脆免费，全部由各地方财政埋单。
明代初期，朱元璋下令全国各地建立“养济院”和“惠民药局”。养济院是一个融收容和养老为一体的机构，与南北朝时期的“独孤院”类似。惠民药局则等同于南宋的惠民和剂局。养济院都设立在寺庙和道观里面或周边，因为在古代，寺庙和道观本身就收容弱者和老者，把政府公办的养老等机构与这种带有宗教关怀的民办救济机构设置在一起，可以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具有较强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老者有所目标，主动寻求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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