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无偿义诊，凭啥罚我70000元？”浙江衢州，裴某受医院指派为村民无偿义诊，结果卫生部门以裴某属于非法行医，对其处以70000元的罚款。裴某觉得十分冤枉，而且这罚得也太重了，遂提起了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处罚。（来源：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8年7月15日，卫生部门对某医院在村中开展的义诊活动进行检查期间，发现裴某正在使用裂隙灯为村民做眼睛检查。
而且在桌子上还发现该医院眼科中心的筛查单51张，其中部分筛查单，是由裴某填写，载明初步筛查为“白内障”、“翼状胬肉”的内容。
可是裴某并未取得执业医师资格，其所在的医院所进行的这次义诊活动，也没有任何的备案材料。
《执业医师法》第14条规定，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第39条规定，非医师行医的，可处10万以下的罚款。（就是常说的非法行医）
据此，卫生部门以裴某系非法行医，决定处以7万元的罚款。（其所在医院也因未依法进行义诊活动备案，被罚款8000元。）
这个处罚决定让裴某无法接受。自己是由医院指派来义诊的，而且又是无偿的，这就罚7万？裴某不服，申请复议。
但复议机关认为卫生部门的处罚并无问题，驳回了复议申请。裴某又提起了行政诉讼。裴某提出：
1、裴某并不是未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而“擅自”给村民诊断，而是受到医院的指派进行义诊活动。这与“非法行医”明显不同。
《执业医师法》第39条规定的是“未经批准擅自开办医疗机构行医或者非医师行医”，裴某没有非法开办医疗机构的行为。
而“非医师行医”，也应理解为未取得医师资格，而擅自进行诊疗活动并获取收益。裴某是受医院指派和领导，处于服从和被指挥的地位，并非擅自行医。
2、裴某已经取得眼睛验光员的技能资格，可以对村民是否患有白内障进行验光，并不需要取得医师资格。
而且验光只是初步筛查，并不涉及具体的诊疗行为。另外，该行为属于无偿义诊，并未收取任何费用。对村民的人身健康和财产，均无损害。
3、再者说，裴某是该医院的职工，在整个义诊过程中，均处于服从和被领导、被指挥的地位，是起辅助和次要作用的。
但卫生部门仅对医院罚款8000元，却对裴某罚款70000元，这明显不公。
即便认定裴某的行为违法，也应考虑具体的违法情节、社会影响以及违法后果等因素。但卫生部门却对裴某这种无偿的、义务性行为，作出了接近于顶格处罚的罚款决定，明显过重。
卫生部门及复议机关则认为，对裴某处以7万元罚款，并无不当。理由为：
1、裴某虽为该医院职工，但并无执业医师资格。义诊活动当天，裴某使用裂隙灯给村民检查眼睛，并根据检查情况对村民是否患有眼部疾病进行了诊断。
并且也给村民作出了是否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的建议。该行为属于诊疗活动。但裴某并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也未进行医师执业注册，故其行为属于非医师行医的情形。是否有偿，并不影响对该行为的定性。
2、对于处罚幅度方面，卫生部门及复议机关解释说，裴某之前曾因同样的非法行医行为，受到过行政处罚。
但裴某却不思悔改，在受到过行政处罚后，仅间隔了4个月，又再次进行该违法行为。因此认定，裴某的违法情节较为严重。
据此，才依据《执业医师法》第39条的规定，在10万以下罚款的处罚幅度内，决定对其罚款7万元。该处罚并无不当。
那么法院会如何认定呢？裴某是否属于非医师行医的行为，处罚幅度又是否得当呢？
《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规定，医师经注册后，可以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按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执业，从事相应的医疗、预防、保健业务。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88条对“诊疗活动”的定义进行了规定，即诊疗活动是指通过各种检查，使用药物、器械及手术等方法，对疾病作出判断和消除疾病、缓解病情、减轻痛苦、改善功能、延长生命、帮助患者恢复健康的活动。
本案中，裴某使用裂隙灯为村民做眼睛检查，并在医院的筛查单上填写初步筛查为“白内障”、“翼状胬肉”的内容，该行为系通过检查，对村民是否患有白内障、翼状胬肉的疾病进行了判断。
因此裴某的行为，属于诊疗活动。但裴某仅取得眼睛验光员技能资格，仅能从事眼睛验光工作，而未经医师注册取得医师执业许可。因此裴某属于非医师行医。
至于裴某的诊疗行为是自发的，还是受医院指派的，均不影响对其行为的定性。
裴某不具有医师资格，却从事诊疗行为，即便没有收取任何费用，也对受诊村民的人身权益构成了极大的危害。
而且裴某之前有过前科，仍未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因此卫生部门在法定处罚幅度内，以裴某的违法程度较重为由，对其作出罚款70000元的处罚决定，并无不当。
最终法院驳回了裴某的诉讼请求。
2018年7月15日，卫生部门对某医院在村中开展的义诊活动进行检查期间，发现裴某正在使用裂隙灯为村民做眼睛检查。
而且在桌子上还发现该医院眼科中心的筛查单51张，其中部分筛查单，是由裴某填写，载明初步筛查为“白内障”、“翼状胬肉”的内容。
可是裴某并未取得执业医师资格，其所在的医院所进行的这次义诊活动，也没有任何的备案材料。
《执业医师法》第14条规定，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第39条规定，非医师行医的，可处10万以下的罚款。（就是常说的非法行医）
据此，卫生部门以裴某系非法行医，决定处以7万元的罚款。（其所在医院也因未依法进行义诊活动备案，被罚款8000元。）
这个处罚决定让裴某无法接受。自己是由医院指派来义诊的，而且又是无偿的，这就罚7万？裴某不服，申请复议。
但复议机关认为卫生部门的处罚并无问题，驳回了复议申请。裴某又提起了行政诉讼。裴某提出：
1、裴某并不是未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而“擅自”给村民诊断，而是受到医院的指派进行义诊活动。这与“非法行医”明显不同。
《执业医师法》第39条规定的是“未经批准擅自开办医疗机构行医或者非医师行医”，裴某没有非法开办医疗机构的行为。
而“非医师行医”，也应理解为未取得医师资格，而擅自进行诊疗活动并获取收益。裴某是受医院指派和领导，处于服从和被指挥的地位，并非擅自行医。
2、裴某已经取得眼睛验光员的技能资格，可以对村民是否患有白内障进行验光，并不需要取得医师资格。
而且验光只是初步筛查，并不涉及具体的诊疗行为。另外，该行为属于无偿义诊，并未收取任何费用。对村民的人身健康和财产，均无损害。
3、再者说，裴某是该医院的职工，在整个义诊过程中，均处于服从和被领导、被指挥的地位，是起辅助和次要作用的。
但卫生部门仅对医院罚款8000元，却对裴某罚款70000元，这明显不公。
即便认定裴某的行为违法，也应考虑具体的违法情节、社会影响以及违法后果等因素。但卫生部门却对裴某这种无偿的、义务性行为，作出了接近于顶格处罚的罚款决定，明显过重。
卫生部门及复议机关则认为，对裴某处以7万元罚款，并无不当。理由为：
1、裴某虽为该医院职工，但并无执业医师资格。义诊活动当天，裴某使用裂隙灯给村民检查眼睛，并根据检查情况对村民是否患有眼部疾病进行了诊断。
并且也给村民作出了是否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的建议。该行为属于诊疗活动。但裴某并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也未进行医师执业注册，故其行为属于非医师行医的情形。是否有偿，并不影响对该行为的定性。
2、对于处罚幅度方面，卫生部门及复议机关解释说，裴某之前曾因同样的非法行医行为，受到过行政处罚。
但裴某却不思悔改，在受到过行政处罚后，仅间隔了4个月，又再次进行该违法行为。因此认定，裴某的违法情节较为严重。
据此，才依据《执业医师法》第39条的规定，在10万以下罚款的处罚幅度内，决定对其罚款7万元。该处罚并无不当。
那么法院会如何认定呢？裴某是否属于非医师行医的行为，处罚幅度又是否得当呢？
《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规定，医师经注册后，可以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按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执业，从事相应的医疗、预防、保健业务。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88条对“诊疗活动”的定义进行了规定，即诊疗活动是指通过各种检查，使用药物、器械及手术等方法，对疾病作出判断和消除疾病、缓解病情、减轻痛苦、改善功能、延长生命、帮助患者恢复健康的活动。
本案中，裴某使用裂隙灯为村民做眼睛检查，并在医院的筛查单上填写初步筛查为“白内障”、“翼状胬肉”的内容，该行为系通过检查，对村民是否患有白内障、翼状胬肉的疾病进行了判断。
因此裴某的行为，属于诊疗活动。但裴某仅取得眼睛验光员技能资格，仅能从事眼睛验光工作，而未经医师注册取得医师执业许可。因此裴某属于非医师行医。
至于裴某的诊疗行为是自发的，还是受医院指派的，均不影响对其行为的定性。
裴某不具有医师资格，却从事诊疗行为，即便没有收取任何费用，也对受诊村民的人身权益构成了极大的危害。
而且裴某之前有过前科，仍未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因此卫生部门在法定处罚幅度内，以裴某的违法程度较重为由，对其作出罚款70000元的处罚决定，并无不当。
最终法院驳回了裴某的诉讼请求。
【情况危急！一女子因家庭矛盾欲跳桥轻生……】#哈尔滨一名女子要跳桥轻生# 10日19时许，哈尔滨市公安局道里分局兆麟街派出所民警巡逻至“网红桥”附近时，有群众求助，称有一名女子要跳桥轻生，民警立即奔跑到桥上搜寻该女子。
来到桥上后，在热心群众的帮助下，民警很快发现一名女子趴在护栏上，只见她情绪激动，大声哭泣，情况十分危急。“你好，我是道里公安分局兆麟街派出所的民警，你不要趴护栏上，这样很危险，退下来好吗？困难总有解决的办法。”民警通过与女子对话，不断缓解她紧张的情绪。民警一边耐心劝导该女子，一边择机靠近，但是该女子始终一言不发，正当女子准备跳下的时候，民警冲上前去将该女子抱住，将其救下，并带回派出所进行劝导。
经了解，该女子名叫孙某，29岁，因家庭矛盾，一时想不开产生轻生念头。经过民警近三个小时的劝解和开导，该女子表示将会珍惜生命，积极面对今后的生活，不再做出极端行为，同时对民警的及时救助表示了感谢。随即民警联系孙某家属将其带回家。
版权声明：未经许可禁止以任何形式转载
记者：黄迎峰
来到桥上后，在热心群众的帮助下，民警很快发现一名女子趴在护栏上，只见她情绪激动，大声哭泣，情况十分危急。“你好，我是道里公安分局兆麟街派出所的民警，你不要趴护栏上，这样很危险，退下来好吗？困难总有解决的办法。”民警通过与女子对话，不断缓解她紧张的情绪。民警一边耐心劝导该女子，一边择机靠近，但是该女子始终一言不发，正当女子准备跳下的时候，民警冲上前去将该女子抱住，将其救下，并带回派出所进行劝导。
经了解，该女子名叫孙某，29岁，因家庭矛盾，一时想不开产生轻生念头。经过民警近三个小时的劝解和开导，该女子表示将会珍惜生命，积极面对今后的生活，不再做出极端行为，同时对民警的及时救助表示了感谢。随即民警联系孙某家属将其带回家。
版权声明：未经许可禁止以任何形式转载
记者：黄迎峰
【“知网未经我同意，冒用我名字私立了个银行账户，还假冒我签名”…】
#中国知网向赵德馨教授夫妇登门道歉#
中国科学报：5月13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发布通知称，在前期核查的基础上，对知网涉嫌实施垄断行为立案调查。随后知网发布公告回应被调查，表示将全力配合、深刻自省、彻底整改。
提起知网的纷纷扰扰，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起那位“撬动”知网的老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赵德馨。
5月13日，《中国科学报》从赵德馨教授处获悉，知网于12日下午登门道歉，表达了重新上架他与妻子周秀鸾论文作品的意愿。
赵德馨告诉《中国科学报》，在他们夫妻起诉知网侵权后，后者不仅下架了他们的涉案作品，连同没有涉及诉讼的作品也都悉数下架。
他曾主动向知网提出希望恢复这些作品，但对方一直置之不理。直到妻子胜诉后，近几天才得到他们的回应。
“他们希望我们这边先出具作品上架的授权书。但根据律师建议，我们将经过慎重思考，在双方都有足够诚意的前提下，再签订相关协议。”赵德馨表示。
约一周前，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10份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做出的，对《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即知网主办单位）与周秀鸾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的二审民事判决书。法院判定知网对周秀鸾所著4篇学术论文构成侵权，向周秀鸾赔偿相应经济损失，并驳回了知网的全部上诉。
一口气赢下10桩诉讼案的周秀鸾，正是去年凭一己之力将知网推进舆论漩涡的“硬核老人”——赵德馨的妻子。据悉，这对学术伉俪均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赵德馨今年90岁，周秀鸾93岁。
2021年末，赵德馨起诉知网侵权事件引发轩然大波。他控诉知网在未经本人授权的情况下，擅自转载其100余篇论文，且从未支付任何稿费，甚至作者下载自己的论文还需要付费。最终，法院判定赵德馨胜诉，依法获赔经济损失共计70余万元。但在两位老人胜诉后，知网却分别下架了他们的全部署名论文。
近日，知网态度似乎有所变化，派工作人员登门致歉，并声称希望尽快得到二老的合法授权书，以便将他们的署名论文重新上架。
因周秀鸾教授听力下降，所以由赵德馨教授代表夫妇二人就此事接受了《中国科学报》的采访。
《中国科学报》：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近日公布的判决书中，一批涉案论文是赵德馨和周秀鸾两位教授合作完成的。为何在这次诉讼中，您选择放弃主张作品的一系列实体权利，以周老师的名义来起诉呢？
赵德馨：
我和周秀鸾教授是一对夫妻，同一个专业，长期在一个单位工作，所以很多学术成果是我们合作完成的。
我们决定以她的名义来起诉，一方面是体现我对她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有“技术”上的考虑。互联网法院规定每一次起诉不能超过4篇文章，我的文章比较多一点，她的文章比较少一点。为了把诉讼的流程缩短，就把我们两人合作的文章放在她那边去起诉了。
一开始周老师不是特别理解。劝我，说我们年龄都大了，也不缺钱，也担心我的身体。我跟她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是“权”的问题，是维护自己的权利。她懂了，后来就很支持我。
图2、3：周秀鸾教授在给《长江日报》记者的手写信中，阐述了自己维权的初衷
《中国科学报》：这种一旦涉及诉讼纠纷，就下架作者作品的行为，是否会阻碍很多人的维权脚步？
赵德馨：
是的。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我的很多文章是合作署名的，当时就有合作者表示不愿授权给我打官司，理由可以总结为“三怕”：第一，怕中国知网把他的文章下架了；第二，怕新发表的文章不被知网收录；第三，怕连期刊都不再收录他的文章。因为很多期刊和知网也有合作，我就接到过期刊总编的电话，他们希望我撤诉，不要告知网。
我们几个人都已经退休了，而且很多论文已经传播了数十年之久，同行知道去哪里获取这些作品。但对年轻的研究者来说，上述几个问题确实是不可忽视的。
《中国科学报》：目前两位老师在与知网的诉讼中，基本全部胜诉。你们还有其他诉讼在开展吗？
赵德馨：
我们跟知网的官司还没打完。而且除了论文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案子。
早在2006年，知网就跟我签订合同，把《中国经济史辞典》做成电子版，合同约定：如果有用户付费下载《词典》或其中的条目，就分一部分钱给我，每条大概是一块3毛钱左右。合同上清清楚楚地写明了一个收款账户，但在这个账户上，我一分钱都没有收到过。近期我们确认过，这个账户还是正常起作用的。
所以钱去哪里了呢？我专门去咨询这个问题，才得知，知网未经我的同意，冒用我的名字私立了一个银行账户，还假冒了我的签名。
这个事情已经触犯了刑法，我已经委托律师去打官司了。
《中国科学报》：目前你们夫妻二人胜诉知网获赔的金额有多少呢？
赵德馨：
我这边是70余万，周老师这边大概是不到10万。
《中国科学报》：你们是主要针对知网维权吗？还是其他学术网站和其他平台也有涉及？
赵德馨：
没有针对知网，我还起诉过北京万方等。大家都盯着知网的案子，也是因为知网影响力最大。
可以看出在国内，这种学术作品网络传播的侵权行为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中国科学报》：针对知网开展的这一系列维权工作，两位老师期待的最理想结果是什么？
赵德馨：
我们的愿望肯定不是让知网垮台，我是不希望出现这种学术期刊网站一家独大的局面，希望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来建设和管理知识平台。你利用了作者的文章，就该支付一定稿酬。相应的，有用户从你的网站下载文章，也应该支付一定费用。但平台获取的利润应当合乎国家政策，不应该出现当前的暴利、两头吃，还不断涨价的现象。
《中国科学报》：知网目前已经和两位老师重新商议了作品上架的事情，您对这个结果满意吗？
赵德馨：
知网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换了新的领导，我的感觉是新人新态度。但对方的诚意是否足够，我们还会谨慎观察。
知网败诉后下架论文的行为是否合法？这是学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对此，《中国科学报》采访到了北京市伟博律师事务所主任李伟民律师，请他从法律角度进行解答。
《中国科学报》：判决书中所谓的“侵权行为”是指哪些行为？知网下架原告作品算不算进一步侵权？
李伟民：
知网与相关杂志社之间的协议书等均不足以证明杂志社自作者处取得合法授权，亦不足以证明知网通过杂志社取得了作者的合法授权，也就是说，知网可能取得了杂志社的授权，但是未取得期刊中单篇文章作者的授权。
因此，知网在没有取得作者许可的背景下，在其经营的知网各个端口向不特定公众提供涉案作品的下载阅读服务，侵害了权利人对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在实践中，一般网站一旦侵权行为成立，停止侵权下架是应有之义。但是知网具有特殊性。据其官网介绍，知网目前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2.7万家机构用户，年下载文献总量达到20亿篇次，用户涵盖高校科研、党政企及其智库、公检法军、医药卫生、中小学与农村，其中高校用户覆盖76%的世界前500强大学。已经形成了绝对的学术资源垄断地位。因此，从反垄断法角度出发，知网直接拒绝发生商业上的往来，败诉后下架作品，侵害了作者的权利。
#中国知网向赵德馨教授夫妇登门道歉#
中国科学报：5月13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发布通知称，在前期核查的基础上，对知网涉嫌实施垄断行为立案调查。随后知网发布公告回应被调查，表示将全力配合、深刻自省、彻底整改。
提起知网的纷纷扰扰，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起那位“撬动”知网的老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赵德馨。
5月13日，《中国科学报》从赵德馨教授处获悉，知网于12日下午登门道歉，表达了重新上架他与妻子周秀鸾论文作品的意愿。
赵德馨告诉《中国科学报》，在他们夫妻起诉知网侵权后，后者不仅下架了他们的涉案作品，连同没有涉及诉讼的作品也都悉数下架。
他曾主动向知网提出希望恢复这些作品，但对方一直置之不理。直到妻子胜诉后，近几天才得到他们的回应。
“他们希望我们这边先出具作品上架的授权书。但根据律师建议，我们将经过慎重思考，在双方都有足够诚意的前提下，再签订相关协议。”赵德馨表示。
约一周前，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10份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做出的，对《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即知网主办单位）与周秀鸾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的二审民事判决书。法院判定知网对周秀鸾所著4篇学术论文构成侵权，向周秀鸾赔偿相应经济损失，并驳回了知网的全部上诉。
一口气赢下10桩诉讼案的周秀鸾，正是去年凭一己之力将知网推进舆论漩涡的“硬核老人”——赵德馨的妻子。据悉，这对学术伉俪均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赵德馨今年90岁，周秀鸾93岁。
2021年末，赵德馨起诉知网侵权事件引发轩然大波。他控诉知网在未经本人授权的情况下，擅自转载其100余篇论文，且从未支付任何稿费，甚至作者下载自己的论文还需要付费。最终，法院判定赵德馨胜诉，依法获赔经济损失共计70余万元。但在两位老人胜诉后，知网却分别下架了他们的全部署名论文。
近日，知网态度似乎有所变化，派工作人员登门致歉，并声称希望尽快得到二老的合法授权书，以便将他们的署名论文重新上架。
因周秀鸾教授听力下降，所以由赵德馨教授代表夫妇二人就此事接受了《中国科学报》的采访。
《中国科学报》：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近日公布的判决书中，一批涉案论文是赵德馨和周秀鸾两位教授合作完成的。为何在这次诉讼中，您选择放弃主张作品的一系列实体权利，以周老师的名义来起诉呢？
赵德馨：
我和周秀鸾教授是一对夫妻，同一个专业，长期在一个单位工作，所以很多学术成果是我们合作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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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这种一旦涉及诉讼纠纷，就下架作者作品的行为，是否会阻碍很多人的维权脚步？
赵德馨：
是的。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我的很多文章是合作署名的，当时就有合作者表示不愿授权给我打官司，理由可以总结为“三怕”：第一，怕中国知网把他的文章下架了；第二，怕新发表的文章不被知网收录；第三，怕连期刊都不再收录他的文章。因为很多期刊和知网也有合作，我就接到过期刊总编的电话，他们希望我撤诉，不要告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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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情已经触犯了刑法，我已经委托律师去打官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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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德馨：
我这边是70余万，周老师这边大概是不到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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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德馨：
没有针对知网，我还起诉过北京万方等。大家都盯着知网的案子，也是因为知网影响力最大。
可以看出在国内，这种学术作品网络传播的侵权行为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中国科学报》：针对知网开展的这一系列维权工作，两位老师期待的最理想结果是什么？
赵德馨：
我们的愿望肯定不是让知网垮台，我是不希望出现这种学术期刊网站一家独大的局面，希望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来建设和管理知识平台。你利用了作者的文章，就该支付一定稿酬。相应的，有用户从你的网站下载文章，也应该支付一定费用。但平台获取的利润应当合乎国家政策，不应该出现当前的暴利、两头吃，还不断涨价的现象。
《中国科学报》：知网目前已经和两位老师重新商议了作品上架的事情，您对这个结果满意吗？
赵德馨：
知网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换了新的领导，我的感觉是新人新态度。但对方的诚意是否足够，我们还会谨慎观察。
知网败诉后下架论文的行为是否合法？这是学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对此，《中国科学报》采访到了北京市伟博律师事务所主任李伟民律师，请他从法律角度进行解答。
《中国科学报》：判决书中所谓的“侵权行为”是指哪些行为？知网下架原告作品算不算进一步侵权？
李伟民：
知网与相关杂志社之间的协议书等均不足以证明杂志社自作者处取得合法授权，亦不足以证明知网通过杂志社取得了作者的合法授权，也就是说，知网可能取得了杂志社的授权，但是未取得期刊中单篇文章作者的授权。
因此，知网在没有取得作者许可的背景下，在其经营的知网各个端口向不特定公众提供涉案作品的下载阅读服务，侵害了权利人对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在实践中，一般网站一旦侵权行为成立，停止侵权下架是应有之义。但是知网具有特殊性。据其官网介绍，知网目前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2.7万家机构用户，年下载文献总量达到20亿篇次，用户涵盖高校科研、党政企及其智库、公检法军、医药卫生、中小学与农村，其中高校用户覆盖76%的世界前500强大学。已经形成了绝对的学术资源垄断地位。因此，从反垄断法角度出发，知网直接拒绝发生商业上的往来，败诉后下架作品，侵害了作者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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