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因疫情被按下“暂停键”，对中国车市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疫情虽对当地生产活动进行无差别攻击，
但供应链“断路”才是致命的。从“网格化”管理到“划江而治”，持续两周；从“压茬推进”到“全域静态管理”，迄今持续超过一周。疫情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变得更加严峻起来，至今尚未看到日感染人数的拐点。
01 供应链“断路”更具攻击性
位于上海嘉定安亭的上汽大众第一、第二、第三工厂和新能源工厂，位于临港的特斯拉超级工厂，位于浦东金桥的上汽通用第一、第二工厂和发动机工厂，都陷入了停工或者低速生产状态。
如果疫情不缓解，社区不解封、市内外交通不恢复，即将进入全面停工。
特斯拉和上汽大众此前都曾征询过员工意见，是否愿意留在工厂里“闭环生产”。在北京冬奥期间，“闭环”是隔绝特定人群的手段，后勤供应充足的情况下，“闭环”管理行之有效。
其实3月14日，上汽大众就开始接到通知，要求安亭工厂需要48小时闭环隔离管控，但事实上远不止48小时。随着疫情进入社区，防疫管控措施不断升级，闭环时间一再延长。
但是，上汽大众仍然坚持生产，部分一线员工吃睡在厂里。虽然安亭一厂的生产节奏，从每天320辆车掉到200辆左右，但是产线保持运转。此时的短板是产线人手不足，另有部分员工被隔离在家，无法上班。据悉，能在工厂坚持上班的员工只有10%。
在3月下旬，上汽通用在浦东的多家工厂仍然维持两班生产，但节奏也要放慢，两班错开1小时。
但从3月31日起，上汽大众和上汽通用都开始停止“部分生产”，原因是关键零部件供应受阻。通用汽车总部则表示，供应链正在执行全球范围内的“应急计划”，以减轻限制的影响。据猜测，所谓“应急计划”，可能是启动AB厂的替代供应。
特斯拉临港工厂则于3月29日起，一直处于停工状态。3月16、17日也曾短暂停产过两天，3月后期该厂也执行了两周左右的闭环生产。4月3日，特斯拉中国开始要求员工继续呆在家里并遵守社区规定。
4月2日，马斯克称，由于供应链中断和中国的疫情政策，这是一个异常艰难的季度。停产一周，意味着生产减少1.6万辆电动车。目前欧洲的特斯拉订单需要等待8个月，而中国客户通常要等3个月。
与上海车企遭遇相似的还有东北汽车圈。位于沈阳的华晨宝马大东工厂3月22日起临时停产，至今未复产。华晨宝马的沈阳生产基地包含大东和铁西两大整车厂，是宝马集团全球规模最大的生产基地。
比华晨宝马更早一周，即3月13日，为配合三轮核酸检测任务，中国一汽决定将长春的五大整车厂（一汽红旗、一汽奔腾、一汽解放、一汽-大众、一汽奥迪）全部停产到16日，17日复产。停产4天，将造成一汽-大众4.8万产量的损失。
但是停产比预想的要更长。有消息称，4月初，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属整车企业已经复产，包含一汽解放、一汽-大众、一汽丰越等中国一汽下属企业。但该说法尚未获得官方证实。
疫情当前尚不明朗的情况下，显然上海车企受到的影响更长远。目前没有一家上海车企表态他们预计何时会恢复正常运营。
蔚来、威马、哪吒、天际汽车等新势力的总部，以及沃尔沃亚太、福特中国总部，及部分研发机构，均在上海。虽然蔚来抱怨交付中心“熄火”，但毕竟生产不在上海，影响小多了。
事实证明，疫情虽对当地生产活动进行无差别攻击，但供应链“断路”才是致命的。关键库存零部件（不必所有库存）耗光，将直接造成停产。相反，只要供应链保持正常，主机厂总有办法维持一定水准的总装生产。
目前，还未看到疫情对水电气等基础生产供应有重大冲击。
02 零部件断供，生产计划普遍延期
作为制造业大国，涉及汽车制造的各大零部件企业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疫情导致的上游的部分供应商停产，不仅会影响这些供应商自身的业务，它也会逐渐开始波及一些主机厂甚至全球的产业链。
目前，浙江湖州一家名为汇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因疫情公司无法按时履行此前签订的“每周向法国标致集团非洲工厂交付1000套转向机壳体”的合同，需承担约240万元的合同损失，向当地政府开始寻求帮助。
类似汇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这样的零部件厂商并不在少数，他们会直接影响到主机厂们的生产节奏。当前最主要的问题主要是恢复生产，除此之外供应商还要和车企加强沟通，及时调整2020年的产销目标，以缓解供应链压力，尽可能降低风险。
TE 汽车事业部的相关负责人告诉钛媒体，“我们在中国的工厂（包括TE汽车事业部下属的苏州工厂）正严格遵守各地政府发布的规定，在保障我们的员工健康安全和落实防疫工作的前提下，尽力尽快恢复工厂的正常生产运营。同时，我们也在和客户协作，共同寻求生产和物流的替代方案，以期能够降低此次疫情带来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成为新年开年的黑天鹅事件，让各项经济活动陷入停滞，这也使得在2019年就已处于下行通道的中国车市雪上加霜。
在我国这个巨大的经济体当中，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市场受到疫情冲击最为严重，餐饮、旅游等行业几乎停滞，而作为核心的第二产业也不容乐观，制造业的停摆将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
对于汽车产业而言，车企的生产制造的环节属于第二产业，但是造车并非汽车产业的全部，汽车零售以及汽车后市场的金融、保险、维修、保养等领域均属于消费产业，这些环节大部分都需要线下门店来完成。
因疫情引发的蝴蝶效应，正逐渐席卷汽车产业，如产业链上游供应商停工导致断供、各大车企产量直线降低、经销商无法完成业绩预期、新车上市速度大幅度放缓、车主闭门不出让后市场意义不在……等等问题接踵而至。
对任何一家企业来说，似乎都无法通过一己之力化解这场危机，那么寻求最优解成为了当下迫在眉睫的事情。
封控不会一直持续，一旦社区疫情受到遏制，工厂恢复生产是优先事项，其中重点就是汽车行业。
但是，重启过程本身，将带来新的冲击。除非零部件公司率先重启，并生产出足够一周产量以上的配件，并补齐短板。而且，内地和港口物流都要恢复正常。
在诸多前提下，整车产能才能恢复原来的节奏。现在看，即便解除封控，主机厂产能恢复到全速，也需要一两周过渡时间。
这样一来，不算停产本身（时长难以估计），单就封控前的低速生产和后续恢复时间，相关地区车企就将损失三周的产量。
03 各大车企受影响更大
前不久刚刚开始量产交付新车的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正处于产能爬坡期的，也已暂停生产。官方公告将于2月10日复工；位于武汉的东风本田、东风日产、神龙等车企则影响更大。
华晨宝马位于沈阳铁西工厂的一位员工向钛媒体表示，“目前工厂暂定2月17日上班，疫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是国产的零部件供应紧张，湖北那边的供应商都停产了，所以生产计划一直在修改订单。”
不只是中国，海外的很多企业也很难独善其身，中国零部件供应商供应中断对海外主机厂的影响逐渐加剧。现代汽车在韩国的大部分工厂从2月7日起全面停产，部分生产线预计将在2月11、12日重新开工；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公司（FCA）首席执行官Mike Manley也在2月6日表示，如果零部件无法在未来2-4周内到达，该公司有可能会被迫关闭一家欧洲装配工厂。
可以预见的是，疫情对零部件企业一季度的出货量带来的影响正在加剧，虽然短暂停工并不会伤及命脉，但因延期复工会带来很多与下游厂商对接的问题。
04 4S店门可罗雀，汽车销售停滞
生产节奏被打乱，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今年新车上市速度的放缓，许多新车型将会延后上市日期，集中到下半年或者明年的展会再扎堆释放。
而比这更惨的或许是汽车销售了，厂商发新车可以等，但是店里卖车不能等。
对于汽车产业链条来说，进店看车是促成交易非常重要的方式，电子商务发展如此成熟，但是它对汽车销售环节的改变依旧非常有限，线下仍然是大部分消费者最依赖的渠道，而现在这个渠道基本上被卡死了，结果可想而知。
当前大家都在响应号召尽量不出门，且不说成交量多少，进到汽车4S店的人基本为零，整个第一季度销量会呈现断崖式下滑，此时对经销商的压力是最大的，没有销量会直接影响到他们本来就不充裕的现金流。
经销商与车企存在着很强的利益捆绑，每一家4S店都承担着来自厂商的采购任务，以及场地租金、员工薪资、库存这些风险，像是永达汽车、恒信汽车这些头部的汽车经销商集团全部都宣布暂停营业。
结 语
汽车行业是一个涉及钢铁、冶金、 塑料、陶瓷等原材料工业以及电子、电器等其他十多个产业部门的复杂门类。这就注定了它需要各行各业的相互协作。但在疫情环伺的大环境中。整车厂、供应商、物流业都受制于疫情，对中国车市已经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俗话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我们希望上海疫情的阴霾早点散去，车市早日恢复正常。
疫情虽对当地生产活动进行无差别攻击，
但供应链“断路”才是致命的。从“网格化”管理到“划江而治”，持续两周；从“压茬推进”到“全域静态管理”，迄今持续超过一周。疫情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变得更加严峻起来，至今尚未看到日感染人数的拐点。
01 供应链“断路”更具攻击性
位于上海嘉定安亭的上汽大众第一、第二、第三工厂和新能源工厂，位于临港的特斯拉超级工厂，位于浦东金桥的上汽通用第一、第二工厂和发动机工厂，都陷入了停工或者低速生产状态。
如果疫情不缓解，社区不解封、市内外交通不恢复，即将进入全面停工。
特斯拉和上汽大众此前都曾征询过员工意见，是否愿意留在工厂里“闭环生产”。在北京冬奥期间，“闭环”是隔绝特定人群的手段，后勤供应充足的情况下，“闭环”管理行之有效。
其实3月14日，上汽大众就开始接到通知，要求安亭工厂需要48小时闭环隔离管控，但事实上远不止48小时。随着疫情进入社区，防疫管控措施不断升级，闭环时间一再延长。
但是，上汽大众仍然坚持生产，部分一线员工吃睡在厂里。虽然安亭一厂的生产节奏，从每天320辆车掉到200辆左右，但是产线保持运转。此时的短板是产线人手不足，另有部分员工被隔离在家，无法上班。据悉，能在工厂坚持上班的员工只有10%。
在3月下旬，上汽通用在浦东的多家工厂仍然维持两班生产，但节奏也要放慢，两班错开1小时。
但从3月31日起，上汽大众和上汽通用都开始停止“部分生产”，原因是关键零部件供应受阻。通用汽车总部则表示，供应链正在执行全球范围内的“应急计划”，以减轻限制的影响。据猜测，所谓“应急计划”，可能是启动AB厂的替代供应。
特斯拉临港工厂则于3月29日起，一直处于停工状态。3月16、17日也曾短暂停产过两天，3月后期该厂也执行了两周左右的闭环生产。4月3日，特斯拉中国开始要求员工继续呆在家里并遵守社区规定。
4月2日，马斯克称，由于供应链中断和中国的疫情政策，这是一个异常艰难的季度。停产一周，意味着生产减少1.6万辆电动车。目前欧洲的特斯拉订单需要等待8个月，而中国客户通常要等3个月。
与上海车企遭遇相似的还有东北汽车圈。位于沈阳的华晨宝马大东工厂3月22日起临时停产，至今未复产。华晨宝马的沈阳生产基地包含大东和铁西两大整车厂，是宝马集团全球规模最大的生产基地。
比华晨宝马更早一周，即3月13日，为配合三轮核酸检测任务，中国一汽决定将长春的五大整车厂（一汽红旗、一汽奔腾、一汽解放、一汽-大众、一汽奥迪）全部停产到16日，17日复产。停产4天，将造成一汽-大众4.8万产量的损失。
但是停产比预想的要更长。有消息称，4月初，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属整车企业已经复产，包含一汽解放、一汽-大众、一汽丰越等中国一汽下属企业。但该说法尚未获得官方证实。
疫情当前尚不明朗的情况下，显然上海车企受到的影响更长远。目前没有一家上海车企表态他们预计何时会恢复正常运营。
蔚来、威马、哪吒、天际汽车等新势力的总部，以及沃尔沃亚太、福特中国总部，及部分研发机构，均在上海。虽然蔚来抱怨交付中心“熄火”，但毕竟生产不在上海，影响小多了。
事实证明，疫情虽对当地生产活动进行无差别攻击，但供应链“断路”才是致命的。关键库存零部件（不必所有库存）耗光，将直接造成停产。相反，只要供应链保持正常，主机厂总有办法维持一定水准的总装生产。
目前，还未看到疫情对水电气等基础生产供应有重大冲击。
02 零部件断供，生产计划普遍延期
作为制造业大国，涉及汽车制造的各大零部件企业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疫情导致的上游的部分供应商停产，不仅会影响这些供应商自身的业务，它也会逐渐开始波及一些主机厂甚至全球的产业链。
目前，浙江湖州一家名为汇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因疫情公司无法按时履行此前签订的“每周向法国标致集团非洲工厂交付1000套转向机壳体”的合同，需承担约240万元的合同损失，向当地政府开始寻求帮助。
类似汇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这样的零部件厂商并不在少数，他们会直接影响到主机厂们的生产节奏。当前最主要的问题主要是恢复生产，除此之外供应商还要和车企加强沟通，及时调整2020年的产销目标，以缓解供应链压力，尽可能降低风险。
TE 汽车事业部的相关负责人告诉钛媒体，“我们在中国的工厂（包括TE汽车事业部下属的苏州工厂）正严格遵守各地政府发布的规定，在保障我们的员工健康安全和落实防疫工作的前提下，尽力尽快恢复工厂的正常生产运营。同时，我们也在和客户协作，共同寻求生产和物流的替代方案，以期能够降低此次疫情带来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成为新年开年的黑天鹅事件，让各项经济活动陷入停滞，这也使得在2019年就已处于下行通道的中国车市雪上加霜。
在我国这个巨大的经济体当中，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市场受到疫情冲击最为严重，餐饮、旅游等行业几乎停滞，而作为核心的第二产业也不容乐观，制造业的停摆将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
对于汽车产业而言，车企的生产制造的环节属于第二产业，但是造车并非汽车产业的全部，汽车零售以及汽车后市场的金融、保险、维修、保养等领域均属于消费产业，这些环节大部分都需要线下门店来完成。
因疫情引发的蝴蝶效应，正逐渐席卷汽车产业，如产业链上游供应商停工导致断供、各大车企产量直线降低、经销商无法完成业绩预期、新车上市速度大幅度放缓、车主闭门不出让后市场意义不在……等等问题接踵而至。
对任何一家企业来说，似乎都无法通过一己之力化解这场危机，那么寻求最优解成为了当下迫在眉睫的事情。
封控不会一直持续，一旦社区疫情受到遏制，工厂恢复生产是优先事项，其中重点就是汽车行业。
但是，重启过程本身，将带来新的冲击。除非零部件公司率先重启，并生产出足够一周产量以上的配件，并补齐短板。而且，内地和港口物流都要恢复正常。
在诸多前提下，整车产能才能恢复原来的节奏。现在看，即便解除封控，主机厂产能恢复到全速，也需要一两周过渡时间。
这样一来，不算停产本身（时长难以估计），单就封控前的低速生产和后续恢复时间，相关地区车企就将损失三周的产量。
03 各大车企受影响更大
前不久刚刚开始量产交付新车的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正处于产能爬坡期的，也已暂停生产。官方公告将于2月10日复工；位于武汉的东风本田、东风日产、神龙等车企则影响更大。
华晨宝马位于沈阳铁西工厂的一位员工向钛媒体表示，“目前工厂暂定2月17日上班，疫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是国产的零部件供应紧张，湖北那边的供应商都停产了，所以生产计划一直在修改订单。”
不只是中国，海外的很多企业也很难独善其身，中国零部件供应商供应中断对海外主机厂的影响逐渐加剧。现代汽车在韩国的大部分工厂从2月7日起全面停产，部分生产线预计将在2月11、12日重新开工；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公司（FCA）首席执行官Mike Manley也在2月6日表示，如果零部件无法在未来2-4周内到达，该公司有可能会被迫关闭一家欧洲装配工厂。
可以预见的是，疫情对零部件企业一季度的出货量带来的影响正在加剧，虽然短暂停工并不会伤及命脉，但因延期复工会带来很多与下游厂商对接的问题。
04 4S店门可罗雀，汽车销售停滞
生产节奏被打乱，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今年新车上市速度的放缓，许多新车型将会延后上市日期，集中到下半年或者明年的展会再扎堆释放。
而比这更惨的或许是汽车销售了，厂商发新车可以等，但是店里卖车不能等。
对于汽车产业链条来说，进店看车是促成交易非常重要的方式，电子商务发展如此成熟，但是它对汽车销售环节的改变依旧非常有限，线下仍然是大部分消费者最依赖的渠道，而现在这个渠道基本上被卡死了，结果可想而知。
当前大家都在响应号召尽量不出门，且不说成交量多少，进到汽车4S店的人基本为零，整个第一季度销量会呈现断崖式下滑，此时对经销商的压力是最大的，没有销量会直接影响到他们本来就不充裕的现金流。
经销商与车企存在着很强的利益捆绑，每一家4S店都承担着来自厂商的采购任务，以及场地租金、员工薪资、库存这些风险，像是永达汽车、恒信汽车这些头部的汽车经销商集团全部都宣布暂停营业。
结 语
汽车行业是一个涉及钢铁、冶金、 塑料、陶瓷等原材料工业以及电子、电器等其他十多个产业部门的复杂门类。这就注定了它需要各行各业的相互协作。但在疫情环伺的大环境中。整车厂、供应商、物流业都受制于疫情，对中国车市已经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俗话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我们希望上海疫情的阴霾早点散去，车市早日恢复正常。
#美国是埋下祸根的制毒师# 【环时深度：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美国是埋下祸根的制毒师！】#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走进美国国会大厦，里面放映的宣传片对美国的现行制度百般“贴金”，称其为“人类迄今能找到的最佳制度”。然而，在美国不到250年的建国史中充斥着战争、杀戮和种族仇视。特别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更是成为在全球制造瘟疫、仇恨和战争的“制毒师”：在多场战争中使用生化武器；秘密运行海外生物实验室；在对外战争中制造民族分裂；为意识形态渗透在多国策划“颜色革命”……无论是“生物投毒”还是“精神投毒”，美国都是顶级的“制毒师”。
暗地里“全球投毒”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除双方激烈的战况外，美国在乌克兰设立的生物实验室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这在一定程序上佐证了人们之前的猜测。俄罗斯国防部3月中旬公布了从乌克兰生物实验室人员那里获取的文件，揭露了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在乌克兰开展的生物武器研究。这些研究包括对人类致死率高达50%的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以及纽卡斯尔病毒。
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只是其全球生物实验室网络的冰山一角。根据美方自己公布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这些实验室是所谓“生物协同计划”的一部分,由五角大楼直接出资管控，大多位于独联体国家、中东、东南亚和非洲。尽管美国人自以为行事隐蔽，美军方在境外开展生物武器研究依然可循到蛛丝马迹。2018年，格鲁吉亚前安全部长格奥尔加泽披露美国在格境内的卢加尔生物实验室进行秘密人体实验，导致许多参与者死亡。2019年，韩国海关人员在釜山港第八码头等地发现美军未经任何申报程序，将多种武器级病毒细菌样本送入韩国的问题。韩媒称，美国设在韩国4个地区的生物实验室，在2009至2014年间进行过多达15次炭疽杆菌试验，且一直向驻韩美军提供活体炭疽杆菌样本。
更加令人生疑的是，面对俄方指控，美国官方表态互相矛盾，连忙销毁相关研究痕迹，并向乌实验室发出销毁、转移危险病原体的紧急命令。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凯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所说，作为唯一在多场战争中使用过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国家，美国仍表现出继续使用相关武器的危险倾向，令世人担心。
频频念“冷战魔咒”
美国一面强行通过与他国合作“生物投毒”，一面又通过输出意识形态制造祸端。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2019年4月曾这样提醒时任总统特朗普：“美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好战的国家，因为美国希望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卡特希望美国不要好战，而要搞好自身的基础建设。但美国政府当惯了祸害世界的“制毒师”，当权者不会有前政要这样的反思，除了靠战争显示霸权地位和为军工复合体牟利外，还要对外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祸害世界。
冷战某种程度上是一场因意识形态对立而起源的阵营对抗。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建立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对外推广的就是所谓“自由”“民主”。这是美国文化霸权的基础。美国外交学者威廉·布鲁姆在《民主：美国最致命的输出》一书中指出，美国的对外扩张与“民主输出”密切相关。长期以来，“民主输出”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专属招牌”，印刻其上的黑历史不胜枚举。
美国学者奥罗克在《隐蔽的政权更迭：美国的秘密冷战》一书中写道，冷战期间，美国实施过64次隐蔽的和6次公开的政权更迭行动。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萨尔瓦多、格林纳达、洪都拉斯、巴拿马、海地、委内瑞拉……美国所有拉美邻居中，鲜有没遭遇“美式黑手”的。
冷战结束后，美国更加为所欲为。为巩固全球霸权，推广其虚伪的“民主”“自由”等所谓“普世价值”，美国无所不用其极。英国作家弗朗西斯·桑德斯在2001年出版的《谁承担后果——美国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一书中揭露，中情局出资，通过一些基金会支持他国社会精英、留学生到美访学，挑选和扶持符合美国利益的“意见领袖”，培训街头政治策略。过去20年，接连发生的所谓“颜色革命”——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和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美国国务院公开承认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始于2010年的所谓“阿拉伯之春”造成整个中东地区局势强烈震荡，美国扮演了幕后“操盘手”的角色。美国还长期把经济援助和“民主移植”挂钩，通过其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向一些发展中国家施压。
这些被美国“民主输出”的国家，不仅没有一个实现了稳定和繁荣，相反仿佛陷入了示威游行、政府更迭、经济倒退的“冷战魔咒”之中。如今深陷内乱的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不必多言，以饱受“颜色革命”之苦的乌克兰为例——在一项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中亚五国在内的12个欧亚地区国家的研究报告中：乌克兰1992年GDP排在第二位，从2019年开始降到第三位，人均GDP也从第三位下滑到第八位。数据显示，2015年，乌克兰GDP下降近10%，工业生产总值下降13.4%；2018年已沦为欧洲最穷国。
留下了“分裂伤疤”
众所周知，自1776年7月4日独立以来，240多年中，美国没有参与战争的时间不足20年。更令世界痛心的是，二战后美国发动战争之处，都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历史伤疤。
美国在冷战时期留给亚洲多道伤疤。在华盛顿国家广场的朝鲜战争纪念碑上，竟有这样一段碑文：“我们的国家向响应号召保卫一个他们从未谋面的国家和民族的儿女们致敬。”这场导致300多万平民死亡、约300万人成为难民，让朝鲜半岛主要城市几乎都成为废墟的战争，就被这样一段美化自身的碑文一带而过。然而，战争创伤遗留至今，朝韩双方长期对峙导致亲人离散。仅韩国官方的数据就显示，注册为离散家属的韩国人超过13.2万，很多上了岁数的老人感叹，“和在朝亲属今生恐不能见”。
美国还以阻止共产主义在东南亚扩张为由，到东南亚制造仇恨和灾难。从1955年美国以“特种战争”形式介入，到1975年狼狈撤出，越南战争持续20年，是二战后延续时间最长也最为残酷的一场战争。越战后，美国开始进行所谓的战略收缩。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失去两极格局制衡的美国更加肆无忌惮地向外扩张，美国主动发动战争的频次比冷战时期更高了。
巴尔干半岛的伤疤人们同样没有忘记。上世纪90年代，美国对南联盟的干涉直接激化了该国的民族矛盾，加剧了彼此之间的仇杀。波黑战争与科索沃战争导致近30万人死亡，近300万人沦为难民，最终南联盟被“肢解”。科索沃在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两个民族的历史上都扮演过重要的角色，美国利用塞阿两族对科索沃都有难以割舍之情，试图将其分而治之，使阿族和塞族的关系迅速恶化，最终转化成完全对立。1999年3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打着“避免人道主义灾难”的旗号，公然绕过联合国安理会，对南联盟进行了78天的持续轰炸，造成2000多名无辜平民丧生，6000多人受伤，近100万人流离失所。1999年科索沃战争结束后，美国在科索沃建立了欧洲最大的军事基地，还给当地带来高失业率和贫困。
美国带给阿富汗和中东地区的伤痛更是绵延不断。“9·11”事件后，美国在反恐战争中夹带“私货”。先是以打击“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为名入侵阿富汗。20年来，美军事行动造成10多万阿平民伤亡，约1100万人沦为难民。在随后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无视伊拉克人的生存状况，挑起不同教派民众的冲突，其所谓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实际上是把伊拉克人的苦难放大到整个大中东地区。一位在伊拉克生活多年的华商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接触到的几乎每一个普通伊拉克人都认为，这些年发生的暴力活动或教派冲突都不是伊拉克人干的，而是因为美国人入侵伊拉克后导致国家一度失控，让一些国际恐怖分子乘机而入。我们担惊受怕时，美国人却躲在‘绿区’里。”战争结束近20年了，伊拉克国家重建仍步履维艰，当地人说：“美国人不想我们这里变好，这里就不会好。”
利比亚、叙利亚等中东国家的教派矛盾、部落矛盾也被美国利用。美国插手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内战，两场内战给中东地区带来沉重灾难。根据美国布朗大学“战争成本”项目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从“9·11”事件至今，美国在全球85个国家开展反恐行动，却导致这些国家的平民死亡人数在36.3万到38.7万人之间，战争造成的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口超过3800万。
全为了“美式霸权”
美国口口声声保护人权，然而这些死在美军行动中的大量无辜平民就不是生命吗？正如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直言：“只要认为需要，只要相信对自身有利，只要觉得力所能及，美国就会产生动武的冲动。而由此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再可怕，也总是别人承担。”美国一些有识之士也认为，美国热衷于搞“民主输出”并非真的是关心民主，就是为了维护美式霸权。
当朝韩离散家属相聚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时，美国一部名为《被遗忘的战事：朝鲜战争》的影片，恰恰揭示了这个“制毒师”选择性遗忘这场战争的原因——冷血。战争思维深植于美利坚合众国的基因，当这个“制毒师”因发展中国家集体崛起而感到战略焦虑时，就会把自身狭隘的霸权利益建立在他国人民的动荡、流血和痛苦之上。这样一个自私又无底限的美国，给世界带来了太多的人间悲剧。（《环球时报》4月11日7版文章，作者 张梦旭）
暗地里“全球投毒”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除双方激烈的战况外，美国在乌克兰设立的生物实验室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这在一定程序上佐证了人们之前的猜测。俄罗斯国防部3月中旬公布了从乌克兰生物实验室人员那里获取的文件，揭露了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在乌克兰开展的生物武器研究。这些研究包括对人类致死率高达50%的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以及纽卡斯尔病毒。
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只是其全球生物实验室网络的冰山一角。根据美方自己公布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这些实验室是所谓“生物协同计划”的一部分,由五角大楼直接出资管控，大多位于独联体国家、中东、东南亚和非洲。尽管美国人自以为行事隐蔽，美军方在境外开展生物武器研究依然可循到蛛丝马迹。2018年，格鲁吉亚前安全部长格奥尔加泽披露美国在格境内的卢加尔生物实验室进行秘密人体实验，导致许多参与者死亡。2019年，韩国海关人员在釜山港第八码头等地发现美军未经任何申报程序，将多种武器级病毒细菌样本送入韩国的问题。韩媒称，美国设在韩国4个地区的生物实验室，在2009至2014年间进行过多达15次炭疽杆菌试验，且一直向驻韩美军提供活体炭疽杆菌样本。
更加令人生疑的是，面对俄方指控，美国官方表态互相矛盾，连忙销毁相关研究痕迹，并向乌实验室发出销毁、转移危险病原体的紧急命令。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凯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所说，作为唯一在多场战争中使用过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国家，美国仍表现出继续使用相关武器的危险倾向，令世人担心。
频频念“冷战魔咒”
美国一面强行通过与他国合作“生物投毒”，一面又通过输出意识形态制造祸端。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2019年4月曾这样提醒时任总统特朗普：“美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好战的国家，因为美国希望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卡特希望美国不要好战，而要搞好自身的基础建设。但美国政府当惯了祸害世界的“制毒师”，当权者不会有前政要这样的反思，除了靠战争显示霸权地位和为军工复合体牟利外，还要对外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祸害世界。
冷战某种程度上是一场因意识形态对立而起源的阵营对抗。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建立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对外推广的就是所谓“自由”“民主”。这是美国文化霸权的基础。美国外交学者威廉·布鲁姆在《民主：美国最致命的输出》一书中指出，美国的对外扩张与“民主输出”密切相关。长期以来，“民主输出”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专属招牌”，印刻其上的黑历史不胜枚举。
美国学者奥罗克在《隐蔽的政权更迭：美国的秘密冷战》一书中写道，冷战期间，美国实施过64次隐蔽的和6次公开的政权更迭行动。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萨尔瓦多、格林纳达、洪都拉斯、巴拿马、海地、委内瑞拉……美国所有拉美邻居中，鲜有没遭遇“美式黑手”的。
冷战结束后，美国更加为所欲为。为巩固全球霸权，推广其虚伪的“民主”“自由”等所谓“普世价值”，美国无所不用其极。英国作家弗朗西斯·桑德斯在2001年出版的《谁承担后果——美国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一书中揭露，中情局出资，通过一些基金会支持他国社会精英、留学生到美访学，挑选和扶持符合美国利益的“意见领袖”，培训街头政治策略。过去20年，接连发生的所谓“颜色革命”——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和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美国国务院公开承认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始于2010年的所谓“阿拉伯之春”造成整个中东地区局势强烈震荡，美国扮演了幕后“操盘手”的角色。美国还长期把经济援助和“民主移植”挂钩，通过其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向一些发展中国家施压。
这些被美国“民主输出”的国家，不仅没有一个实现了稳定和繁荣，相反仿佛陷入了示威游行、政府更迭、经济倒退的“冷战魔咒”之中。如今深陷内乱的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不必多言，以饱受“颜色革命”之苦的乌克兰为例——在一项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中亚五国在内的12个欧亚地区国家的研究报告中：乌克兰1992年GDP排在第二位，从2019年开始降到第三位，人均GDP也从第三位下滑到第八位。数据显示，2015年，乌克兰GDP下降近10%，工业生产总值下降13.4%；2018年已沦为欧洲最穷国。
留下了“分裂伤疤”
众所周知，自1776年7月4日独立以来，240多年中，美国没有参与战争的时间不足20年。更令世界痛心的是，二战后美国发动战争之处，都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历史伤疤。
美国在冷战时期留给亚洲多道伤疤。在华盛顿国家广场的朝鲜战争纪念碑上，竟有这样一段碑文：“我们的国家向响应号召保卫一个他们从未谋面的国家和民族的儿女们致敬。”这场导致300多万平民死亡、约300万人成为难民，让朝鲜半岛主要城市几乎都成为废墟的战争，就被这样一段美化自身的碑文一带而过。然而，战争创伤遗留至今，朝韩双方长期对峙导致亲人离散。仅韩国官方的数据就显示，注册为离散家属的韩国人超过13.2万，很多上了岁数的老人感叹，“和在朝亲属今生恐不能见”。
美国还以阻止共产主义在东南亚扩张为由，到东南亚制造仇恨和灾难。从1955年美国以“特种战争”形式介入，到1975年狼狈撤出，越南战争持续20年，是二战后延续时间最长也最为残酷的一场战争。越战后，美国开始进行所谓的战略收缩。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失去两极格局制衡的美国更加肆无忌惮地向外扩张，美国主动发动战争的频次比冷战时期更高了。
巴尔干半岛的伤疤人们同样没有忘记。上世纪90年代，美国对南联盟的干涉直接激化了该国的民族矛盾，加剧了彼此之间的仇杀。波黑战争与科索沃战争导致近30万人死亡，近300万人沦为难民，最终南联盟被“肢解”。科索沃在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两个民族的历史上都扮演过重要的角色，美国利用塞阿两族对科索沃都有难以割舍之情，试图将其分而治之，使阿族和塞族的关系迅速恶化，最终转化成完全对立。1999年3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打着“避免人道主义灾难”的旗号，公然绕过联合国安理会，对南联盟进行了78天的持续轰炸，造成2000多名无辜平民丧生，6000多人受伤，近100万人流离失所。1999年科索沃战争结束后，美国在科索沃建立了欧洲最大的军事基地，还给当地带来高失业率和贫困。
美国带给阿富汗和中东地区的伤痛更是绵延不断。“9·11”事件后，美国在反恐战争中夹带“私货”。先是以打击“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为名入侵阿富汗。20年来，美军事行动造成10多万阿平民伤亡，约1100万人沦为难民。在随后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无视伊拉克人的生存状况，挑起不同教派民众的冲突，其所谓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实际上是把伊拉克人的苦难放大到整个大中东地区。一位在伊拉克生活多年的华商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接触到的几乎每一个普通伊拉克人都认为，这些年发生的暴力活动或教派冲突都不是伊拉克人干的，而是因为美国人入侵伊拉克后导致国家一度失控，让一些国际恐怖分子乘机而入。我们担惊受怕时，美国人却躲在‘绿区’里。”战争结束近20年了，伊拉克国家重建仍步履维艰，当地人说：“美国人不想我们这里变好，这里就不会好。”
利比亚、叙利亚等中东国家的教派矛盾、部落矛盾也被美国利用。美国插手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内战，两场内战给中东地区带来沉重灾难。根据美国布朗大学“战争成本”项目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从“9·11”事件至今，美国在全球85个国家开展反恐行动，却导致这些国家的平民死亡人数在36.3万到38.7万人之间，战争造成的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口超过3800万。
全为了“美式霸权”
美国口口声声保护人权，然而这些死在美军行动中的大量无辜平民就不是生命吗？正如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直言：“只要认为需要，只要相信对自身有利，只要觉得力所能及，美国就会产生动武的冲动。而由此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再可怕，也总是别人承担。”美国一些有识之士也认为，美国热衷于搞“民主输出”并非真的是关心民主，就是为了维护美式霸权。
当朝韩离散家属相聚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时，美国一部名为《被遗忘的战事：朝鲜战争》的影片，恰恰揭示了这个“制毒师”选择性遗忘这场战争的原因——冷血。战争思维深植于美利坚合众国的基因，当这个“制毒师”因发展中国家集体崛起而感到战略焦虑时，就会把自身狭隘的霸权利益建立在他国人民的动荡、流血和痛苦之上。这样一个自私又无底限的美国，给世界带来了太多的人间悲剧。（《环球时报》4月11日7版文章，作者 张梦旭）
【环时深度：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美国是在全世界疯狂敛财的吸血鬼# ！】#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已有月余，战事仍处于胶着状态，不仅造成两国士兵和平民死伤，还导致数百万乌克兰人成为难民。正当国际社会心急如焚，众多国家纷纷出面调停时，有一个国家不仅不拿出和平解决危机的方案，反而向乌克兰提供大量军援，不断在背后“递刀子”，生怕这场仗打得还不够大、不够久。这个国家就是俄乌冲突的始作俑者——美国。美国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看热闹不嫌事儿大”，而是与其军工复合体的国家本质有关。所谓军工复合体，是指美国的军队、工业、政府、国会等密切合作，并勾结智库、媒体等结成利益团体。这一团体在全球不断制造“敌人”，通过挑起他国冲突大发战争财，而俄乌冲突就是这群“吸血鬼”找到的最新猎物。
以他国生灵涂炭换自己盆满钵满
美国正越来越成为一个两极化的国家，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大多数政策上针锋相对，只有一个除外，那就是军费开支。2008年以来，美国国债以火箭速度蹿升，但国防预算却不受影响，逆势上涨。时至今日，美国的军费支出，甚至超过全球排名第二至第十国家的总和。
军费在全球“唯我独尊”，美国就必须不断打仗，不断树敌，不断寻找威胁。没有战争，没有威胁？那就制造一个。俄乌冲突就是美国的最新“成果”。
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本月再次重申，“美国应该为俄乌冲突负主要责任”。尤其是2008年以来，美国怂恿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并推动乌转型为反俄亲美国家，导致俄乌危机避无可避并最终升级为军事冲突。冲突爆发后，米尔斯海默任职的芝加哥大学学生给校长发联名信，要求校方调查其与俄政府的关系，甚至要求解雇他。不过这些学生不知道的是，从军购的角度看，美国军工复合体正悄悄为这场二战后欧洲最大规模的战事开足马力。
军工复合体是美国独有的现象。二战期间，美国军工企业就大发战争财，并和美国政府的利益开始捆绑。冷战中，美国军队、军工企业、政府、国会、大学密切合作，并将势力延伸到新兴产业，由此产生了一个庞大的军工复合体。在它的外围，是同流合污的美国智库和媒体。
冷战结束后，美国以“民主”“自由”等为幌子，接连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发动战争，以其他国家的生灵涂炭和满目焦土，换得美国军工复合体的盆满钵满。美国独立智库安全政策改革研究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五大军火巨头洛克希德·马丁、雷神、诺斯罗普·格鲁曼、波音和通用动力公司从华盛顿为阿富汗战争投入的资金中获得超过2万亿美元的收入。曾有报道说：“五角大楼每花掉14美元，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就会得到1美元。”《巴基斯坦观察家报》这样评论说：“在贪婪的美国政客和企业的驱使下，美国夺走了阿富汗20年的稳定和安宁，在这场伤亡惨重的战争中，美国军工复合体是唯一赢家。”
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的叔叔、“机械支援系统公司”董事威廉·布什被媒体曝光大发战争财——将其拥有的该公司8438股股票转手抛出，轻松挣到约45万美元。2002年，“机械支援系统公司”从美军方手中获得大约1.58亿美元的合同。特别是这家公司在战前通过鼓吹“生化武器威胁”，向美军提供了价值近2000万美元的防化器材，但事实是，美军根本就没有在伊拉克找到什么生化武器。
试图借俄乌冲突长期受益
据美国布朗大学的研究，近20年来，美国军工企业在游说上花费高达25亿美元，但对于疯狂敛财的军工企业来说，这点投入不算什么。以美国现任国防部长奥斯汀为例，他曾担任驻伊拉克美军司令，2016年一退役就出任防务企业雷神技术公司董事会成员。曾有澳大利亚记者撰文说，美国的这位新防长凸显出一个严峻事实，即军工企业正在经营美国的战争机器（国防部），通过奥斯汀等人与政府、军界的关系，“一家军工企业每年花费几百万美元的代价去游说，却能帮自己获取数十亿美元的利润”，而“这些军火巨头牟取多少暴利，就会有多少人被杀”。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3月14日发布的全球军售趋势报告显示，2017年至2021年的5年时间里，尽管全球武器交易量较2012年至2016年相比下降4.6%，但同期美国武器出口却逆势增长14%，全球占比从32%上升到39%。这期间，美国共向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武器，其中53%流向冲突不断的中东地区。为了配合对伊朗政策的转向，美国前总统特朗普2017年上台后首次出访，就和沙特签下1100亿美元的超级军售大单，伴随着其退出伊核协议的举动，海湾局势始终处于紧张状态。
刚结束阿富汗战争，美国军工复合体又开始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拱火”，并从中渔利。曾在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工作26年的富兰克林·斯平尼直言，对美国外交政策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军工复合体应为俄乌冲突负责。正是这一团体不断游说美国政府，让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一再违反其不东扩的承诺，从而导致此次冲突的爆发。观察人士认为，从长远看，乌克兰危机将有利于美国经济和跨国企业。当前，来自德法等欧洲国家的企业在俄投资远远高于美国企业的投资。未来，这些欧洲企业可能不得不转向美国投资。“今日印度”网也刊文分析称，饱受战争蹂躏的乌克兰在战后重建期间将涉及大量资金，而美国企业肯定会是主要受益者。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俄乌冲突中直接受益最大的是美国军工企业雷神、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以及英国的BAE系统公司。在美英对乌军援单上，有这些公司提供的“毒刺”导弹等武器和装备。今年2月27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宣布增拨1000亿欧元用于实现国防现代化，并计划将国防开支提高到GDP的2%以上。3月15日，德国政府宣布采购35架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F-35隐形战斗机和15架“欧洲战斗机”。3月5日，美国批准对波兰出售250辆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总金额达60亿美元。在此之前，芬兰政府在俄乌冲突的阴影下，也于2月份与美国企业签署高达100亿美元的F-35战斗机采购协议。
美国的军售目标还盯上俄罗斯军售的主要对象——印度。过去70年来，印度国际军购的65%来自苏联和俄罗斯。华盛顿正以乌克兰战事为借口，要求新德里逐渐减少从俄罗斯的武器进口，并承诺缺口将由美国补上。
为发战争财沆瀣一气
令美国军工复合体窃喜的是，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美国战略界有关扩张军备、重振“美式和平”的呼声再度高涨。所谓“美式和平”，是指美国凭借其超强军事力量、经济实力以及美元霸权，震慑其他国家，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这一美国战略界不断兜售的概念正是军工复合体源源不断得到财富的“源泉”。3月14日，美国《外交》杂志刊登《美式和平的回归》一文。文章说，通过发动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俄罗斯“无意中帮了美国及盟国一个大忙”，“美国必须抓住机会，迅速采取行动，团结盟友，锁定中国与俄罗斯，改变现有国际秩序，重新树立美国独霸前提下的‘美式和平’”。
其实，美国军工复合体发战争财的“吸血鬼”式做法，不仅引发世界动荡，也吞噬了美国社会很大一部分财富。美国历任总统对于军工复合体的威胁心知肚明。不过，无论哪位参与竞选总统的政治人物，或者上台后的总统，都不敢得罪军工复合体。这是因为，首先军工复合体尤其是军火商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全美三成的公司和1/4的就业岗位与军工有关；其次，军工复合体能对大选产生重大影响，密歇根、俄亥俄和佛罗里达等军工行业聚集的州正好是美国摇摆州，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都得罪不起；再次，与军工复合体一丘之貉的美国媒体可以制造舆论压力，使得历任总统都忌惮军工行业几分。
“过去30多年来，美国的军队—工业—国会复合体与美国的媒体、智库、学界、情报机关沆瀣一气。”美国国防部前官员斯平尼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他认为，美国军工复合体影响之大，使得政府无法推出维护世界和平的政策，还导致军工产业排斥竞争、权力寻租的寄生行为，滋生了腐败，使得美国经济竞争力逐年下降。他呼吁美国政府改弦更张，积极维护世界和平，“外交政策制定者应正视其他国家的合理诉求，停止一味妖魔化其他国家的做法”。
不过，对于有识之士的这些呼吁，美国军工复合体是不屑一顾的，他们的眼里只有利益，有人甚至希望让俄乌冲突持续十年。美国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前国安会官员艾米丽·哈丁在《准备好迎接一场漫长的乌克兰战争》一文中形容了她眼中乌克兰战事的终极前景，“想象一下2032年1月的头条新闻，‘乌克兰交战各方签署了停火协议，结束了为争夺基辅控制权而进行的10年战斗’”。
一些美国智库和媒体就是这样为军工复合体摇旗呐喊。哈丁之流建议乌军和外国雇佣军在基辅被占后转入大街小巷和田间地头，在西方的军事和经济支援下，与俄军打一场耗时持久的游击战，以拖垮俄罗斯。至于乌克兰有多少民众将因此伤亡，国家将如何变成焦土，他们似乎无意讨论。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不远处就是五角大楼、华盛顿游说公司聚集地K街和军工企业总部，难怪斯平尼这样嘲讽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相信有很多人在悄悄开香槟庆祝。”（《环球时报》3月31日7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张松）
以他国生灵涂炭换自己盆满钵满
美国正越来越成为一个两极化的国家，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大多数政策上针锋相对，只有一个除外，那就是军费开支。2008年以来，美国国债以火箭速度蹿升，但国防预算却不受影响，逆势上涨。时至今日，美国的军费支出，甚至超过全球排名第二至第十国家的总和。
军费在全球“唯我独尊”，美国就必须不断打仗，不断树敌，不断寻找威胁。没有战争，没有威胁？那就制造一个。俄乌冲突就是美国的最新“成果”。
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本月再次重申，“美国应该为俄乌冲突负主要责任”。尤其是2008年以来，美国怂恿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并推动乌转型为反俄亲美国家，导致俄乌危机避无可避并最终升级为军事冲突。冲突爆发后，米尔斯海默任职的芝加哥大学学生给校长发联名信，要求校方调查其与俄政府的关系，甚至要求解雇他。不过这些学生不知道的是，从军购的角度看，美国军工复合体正悄悄为这场二战后欧洲最大规模的战事开足马力。
军工复合体是美国独有的现象。二战期间，美国军工企业就大发战争财，并和美国政府的利益开始捆绑。冷战中，美国军队、军工企业、政府、国会、大学密切合作，并将势力延伸到新兴产业，由此产生了一个庞大的军工复合体。在它的外围，是同流合污的美国智库和媒体。
冷战结束后，美国以“民主”“自由”等为幌子，接连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发动战争，以其他国家的生灵涂炭和满目焦土，换得美国军工复合体的盆满钵满。美国独立智库安全政策改革研究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五大军火巨头洛克希德·马丁、雷神、诺斯罗普·格鲁曼、波音和通用动力公司从华盛顿为阿富汗战争投入的资金中获得超过2万亿美元的收入。曾有报道说：“五角大楼每花掉14美元，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就会得到1美元。”《巴基斯坦观察家报》这样评论说：“在贪婪的美国政客和企业的驱使下，美国夺走了阿富汗20年的稳定和安宁，在这场伤亡惨重的战争中，美国军工复合体是唯一赢家。”
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的叔叔、“机械支援系统公司”董事威廉·布什被媒体曝光大发战争财——将其拥有的该公司8438股股票转手抛出，轻松挣到约45万美元。2002年，“机械支援系统公司”从美军方手中获得大约1.58亿美元的合同。特别是这家公司在战前通过鼓吹“生化武器威胁”，向美军提供了价值近2000万美元的防化器材，但事实是，美军根本就没有在伊拉克找到什么生化武器。
试图借俄乌冲突长期受益
据美国布朗大学的研究，近20年来，美国军工企业在游说上花费高达25亿美元，但对于疯狂敛财的军工企业来说，这点投入不算什么。以美国现任国防部长奥斯汀为例，他曾担任驻伊拉克美军司令，2016年一退役就出任防务企业雷神技术公司董事会成员。曾有澳大利亚记者撰文说，美国的这位新防长凸显出一个严峻事实，即军工企业正在经营美国的战争机器（国防部），通过奥斯汀等人与政府、军界的关系，“一家军工企业每年花费几百万美元的代价去游说，却能帮自己获取数十亿美元的利润”，而“这些军火巨头牟取多少暴利，就会有多少人被杀”。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3月14日发布的全球军售趋势报告显示，2017年至2021年的5年时间里，尽管全球武器交易量较2012年至2016年相比下降4.6%，但同期美国武器出口却逆势增长14%，全球占比从32%上升到39%。这期间，美国共向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武器，其中53%流向冲突不断的中东地区。为了配合对伊朗政策的转向，美国前总统特朗普2017年上台后首次出访，就和沙特签下1100亿美元的超级军售大单，伴随着其退出伊核协议的举动，海湾局势始终处于紧张状态。
刚结束阿富汗战争，美国军工复合体又开始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拱火”，并从中渔利。曾在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工作26年的富兰克林·斯平尼直言，对美国外交政策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军工复合体应为俄乌冲突负责。正是这一团体不断游说美国政府，让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一再违反其不东扩的承诺，从而导致此次冲突的爆发。观察人士认为，从长远看，乌克兰危机将有利于美国经济和跨国企业。当前，来自德法等欧洲国家的企业在俄投资远远高于美国企业的投资。未来，这些欧洲企业可能不得不转向美国投资。“今日印度”网也刊文分析称，饱受战争蹂躏的乌克兰在战后重建期间将涉及大量资金，而美国企业肯定会是主要受益者。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俄乌冲突中直接受益最大的是美国军工企业雷神、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以及英国的BAE系统公司。在美英对乌军援单上，有这些公司提供的“毒刺”导弹等武器和装备。今年2月27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宣布增拨1000亿欧元用于实现国防现代化，并计划将国防开支提高到GDP的2%以上。3月15日，德国政府宣布采购35架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F-35隐形战斗机和15架“欧洲战斗机”。3月5日，美国批准对波兰出售250辆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总金额达60亿美元。在此之前，芬兰政府在俄乌冲突的阴影下，也于2月份与美国企业签署高达100亿美元的F-35战斗机采购协议。
美国的军售目标还盯上俄罗斯军售的主要对象——印度。过去70年来，印度国际军购的65%来自苏联和俄罗斯。华盛顿正以乌克兰战事为借口，要求新德里逐渐减少从俄罗斯的武器进口，并承诺缺口将由美国补上。
为发战争财沆瀣一气
令美国军工复合体窃喜的是，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美国战略界有关扩张军备、重振“美式和平”的呼声再度高涨。所谓“美式和平”，是指美国凭借其超强军事力量、经济实力以及美元霸权，震慑其他国家，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这一美国战略界不断兜售的概念正是军工复合体源源不断得到财富的“源泉”。3月14日，美国《外交》杂志刊登《美式和平的回归》一文。文章说，通过发动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俄罗斯“无意中帮了美国及盟国一个大忙”，“美国必须抓住机会，迅速采取行动，团结盟友，锁定中国与俄罗斯，改变现有国际秩序，重新树立美国独霸前提下的‘美式和平’”。
其实，美国军工复合体发战争财的“吸血鬼”式做法，不仅引发世界动荡，也吞噬了美国社会很大一部分财富。美国历任总统对于军工复合体的威胁心知肚明。不过，无论哪位参与竞选总统的政治人物，或者上台后的总统，都不敢得罪军工复合体。这是因为，首先军工复合体尤其是军火商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全美三成的公司和1/4的就业岗位与军工有关；其次，军工复合体能对大选产生重大影响，密歇根、俄亥俄和佛罗里达等军工行业聚集的州正好是美国摇摆州，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都得罪不起；再次，与军工复合体一丘之貉的美国媒体可以制造舆论压力，使得历任总统都忌惮军工行业几分。
“过去30多年来，美国的军队—工业—国会复合体与美国的媒体、智库、学界、情报机关沆瀣一气。”美国国防部前官员斯平尼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他认为，美国军工复合体影响之大，使得政府无法推出维护世界和平的政策，还导致军工产业排斥竞争、权力寻租的寄生行为，滋生了腐败，使得美国经济竞争力逐年下降。他呼吁美国政府改弦更张，积极维护世界和平，“外交政策制定者应正视其他国家的合理诉求，停止一味妖魔化其他国家的做法”。
不过，对于有识之士的这些呼吁，美国军工复合体是不屑一顾的，他们的眼里只有利益，有人甚至希望让俄乌冲突持续十年。美国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前国安会官员艾米丽·哈丁在《准备好迎接一场漫长的乌克兰战争》一文中形容了她眼中乌克兰战事的终极前景，“想象一下2032年1月的头条新闻，‘乌克兰交战各方签署了停火协议，结束了为争夺基辅控制权而进行的10年战斗’”。
一些美国智库和媒体就是这样为军工复合体摇旗呐喊。哈丁之流建议乌军和外国雇佣军在基辅被占后转入大街小巷和田间地头，在西方的军事和经济支援下，与俄军打一场耗时持久的游击战，以拖垮俄罗斯。至于乌克兰有多少民众将因此伤亡，国家将如何变成焦土，他们似乎无意讨论。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不远处就是五角大楼、华盛顿游说公司聚集地K街和军工企业总部，难怪斯平尼这样嘲讽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相信有很多人在悄悄开香槟庆祝。”（《环球时报》3月31日7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张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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