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2022全国两会# 【全国人大代表张婧婧：#建议打拐信息资源共享# #设立全国打拐专项基金#】“拐卖妇女，是一种严重的危害社会的犯罪，这一行为将人视为商品进行交易，侵犯了基本人权，更导致许多家庭破裂”，全国人大代表、景德镇陶瓷大学国际学院院长张婧婧也关注到了妇女拐卖问题，她建议通过多种举措加大对拐卖妇女犯罪行为打击力度，包括要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的法定刑，实施“买卖同罪”，同时，在打拐的技术上，她建议要加强跨地域合作以及信息资源共享，加大科技投入，实施“网上打拐”“网上解救”和DNA亲子鉴定工作。
实现罪刑相当 对于拐卖妇女行为实施“买卖同罪”
张婧婧建议，要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的法定刑，实施“买卖同罪”，通过法律手段加大打击力度。张婧婧认为，凡是拐卖妇女，不论是哪个环节，只要是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窝藏妇女行为之一的，不论拐卖人数多少，是否获利，均应以拐卖妇女罪追究刑事责任。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的，阻碍解救被拐卖妇女构成犯罪的，也要依法惩处。办案中，要正确区分罪与非罪、罪与罪的界限，特别是拐卖妇女罪与介绍婚姻收取钱物行为，防止扩大打击面或者放纵犯罪。
她认为，现实生活中存在有“买”，才会有“卖”，“因此从打击力度的角度而言，收买的社会危害性会更大，如果大家都不会购买，那么怎么可能存在拐卖现象呢？因此建议实施买卖同罪、提高收买的法定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因此对于法定刑过轻，在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的，以及阻碍解救被拐卖妇女构成犯罪方面，提高基础法定刑对于打拐有着重要意义。
张婧婧表示，从法律最高刑期来看，确实不难理解为何会有“买熊猫判10年，但是买妇女判三年”的这一热评。理性思考，应当比较的是收买被拐卖妇女和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案件实际判罚的刑期是多少。在实际的判例中，收买被拐卖妇女通常伴随着非法拘禁、强奸、强迫劳动等等，情节特别严重的，刑期可达十年以上；而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通常也伴随着购买、虐待、杀死等行为，情节特别严重的，刑期也是十年以上。这样看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悬殊，但在实际的案件中，会存在收买被拐卖妇女量刑太轻的问题。
张婧婧认为，某一个特定罪名到底应该判几年才符合抽象层面的“罪与罚相对应”很难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量刑明显低于购买受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量刑，“刑法上的量刑写得那么明白，买‘人’的刑罚轻，买‘动物’的刑重，难道不觉得荒谬吗？”虽然刑法规定了收买之后的伴随其他犯罪行为（如强奸、拘禁等）有相应的制裁手段，但对于那些伴随行为尚未构成犯罪或者因为证据等原因无法定罪的案件，就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因此，提高法定刑不一定能立即遏制拐卖妇女、儿童类的犯罪，但是通过提高法定刑，可以有助于从容地应对各种类型犯罪，实现罪刑相当。
建议打拐信息资源共享 设立全国打拐专项基金
在打拐的技术上，张婧婧建议要加强跨地域合作以及信息资源共享，加大科技投入，实施“网上打拐”“网上解救”和DNA亲子鉴定工作。参考诸多被寻回的被拐卖妇女的案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消息闭塞。如果全国各地之间都能联网，有共享机制，比如云南失踪人口，在贵州也可以查到，贵州报案找到了人员，云南公安也可对接。资源共享，更容易让被拐妇女找到家人，公安机关要想方设法为基层配备计算机并确定专人负责，为“网上打拐”提供人力和物力保障。
拐卖人口案有着长途迁移的突出特点，解救一名被拐妇女，打击一个人贩子，所需费用至少都在千元以上。在本来办案经费就紧张的情况下，要有力地打击人贩子，就必须更多投入。各级党委、政府应把重视“打拐”工作落到实处，全盘考虑、统筹兼顾有重点地向公安政法部门第一线倾斜，多拨经费和物质装备改善装备条件，保证办案经费，增强公安政法机关打击拐卖人口犯罪的能力。为了有力惩治拐卖妇女的犯罪分子，要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对人贩子和被拐人拐出的妇女情况进行认真摸底调查做到“乡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人”，坚决杜绝地方保护主义。
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发挥群众参与打拐的威力
宣传教育工作也十分重要，张婧婧认为，各级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要组织专门班子制定宣传计划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体，大力宣传党和政府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态度和决心宣传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危害性，宣传国家禁止买卖妇女儿童和惩治人贩子、买主的法律规定；宣传“打拐”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事迹，形成宣传攻势。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增强群众防拐防骗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要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拐卖收买妇女的犯罪行为，自觉同拐卖妇女犯罪活动作斗争，对提供重要犯罪线索协助抓获重大犯罪嫌疑人的人员，要给予奖励。
她还建议，要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加大综合治理力度，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局面。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切实加强对“打拐”工作的组织领导，要舍得人力财力和物力等投入，把打拐斗争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大事抓紧抓好。公安、民政等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户口管理。暂住人口流动人口登记、婚姻登记、收养登记等各种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堵塞漏洞及时发现被拐妇女及人贩子的线索。劳动工商等部门要进一步清理整顿劳务市场，严格市场管理，避免急于找工作的妇女上当受骗。民政妇联等组织要做好已解救的被拐妇女、儿童的安置工作，例如被拐妇女的子女户口迁移，以及相关的其他社会保障。对于被拐妇女应当由当地的人社和妇联帮助其就业，引导其回归正常生活，保护被拐妇女的合法权益。电视报纸广播等新闻媒体要密切配合大力宣传法律法规，弘扬法治，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同拐卖妇女犯罪作斗争。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蒋若静
实现罪刑相当 对于拐卖妇女行为实施“买卖同罪”
张婧婧建议，要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的法定刑，实施“买卖同罪”，通过法律手段加大打击力度。张婧婧认为，凡是拐卖妇女，不论是哪个环节，只要是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窝藏妇女行为之一的，不论拐卖人数多少，是否获利，均应以拐卖妇女罪追究刑事责任。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的，阻碍解救被拐卖妇女构成犯罪的，也要依法惩处。办案中，要正确区分罪与非罪、罪与罪的界限，特别是拐卖妇女罪与介绍婚姻收取钱物行为，防止扩大打击面或者放纵犯罪。
她认为，现实生活中存在有“买”，才会有“卖”，“因此从打击力度的角度而言，收买的社会危害性会更大，如果大家都不会购买，那么怎么可能存在拐卖现象呢？因此建议实施买卖同罪、提高收买的法定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因此对于法定刑过轻，在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的，以及阻碍解救被拐卖妇女构成犯罪方面，提高基础法定刑对于打拐有着重要意义。
张婧婧表示，从法律最高刑期来看，确实不难理解为何会有“买熊猫判10年，但是买妇女判三年”的这一热评。理性思考，应当比较的是收买被拐卖妇女和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案件实际判罚的刑期是多少。在实际的判例中，收买被拐卖妇女通常伴随着非法拘禁、强奸、强迫劳动等等，情节特别严重的，刑期可达十年以上；而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通常也伴随着购买、虐待、杀死等行为，情节特别严重的，刑期也是十年以上。这样看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悬殊，但在实际的案件中，会存在收买被拐卖妇女量刑太轻的问题。
张婧婧认为，某一个特定罪名到底应该判几年才符合抽象层面的“罪与罚相对应”很难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量刑明显低于购买受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量刑，“刑法上的量刑写得那么明白，买‘人’的刑罚轻，买‘动物’的刑重，难道不觉得荒谬吗？”虽然刑法规定了收买之后的伴随其他犯罪行为（如强奸、拘禁等）有相应的制裁手段，但对于那些伴随行为尚未构成犯罪或者因为证据等原因无法定罪的案件，就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因此，提高法定刑不一定能立即遏制拐卖妇女、儿童类的犯罪，但是通过提高法定刑，可以有助于从容地应对各种类型犯罪，实现罪刑相当。
建议打拐信息资源共享 设立全国打拐专项基金
在打拐的技术上，张婧婧建议要加强跨地域合作以及信息资源共享，加大科技投入，实施“网上打拐”“网上解救”和DNA亲子鉴定工作。参考诸多被寻回的被拐卖妇女的案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消息闭塞。如果全国各地之间都能联网，有共享机制，比如云南失踪人口，在贵州也可以查到，贵州报案找到了人员，云南公安也可对接。资源共享，更容易让被拐妇女找到家人，公安机关要想方设法为基层配备计算机并确定专人负责，为“网上打拐”提供人力和物力保障。
拐卖人口案有着长途迁移的突出特点，解救一名被拐妇女，打击一个人贩子，所需费用至少都在千元以上。在本来办案经费就紧张的情况下，要有力地打击人贩子，就必须更多投入。各级党委、政府应把重视“打拐”工作落到实处，全盘考虑、统筹兼顾有重点地向公安政法部门第一线倾斜，多拨经费和物质装备改善装备条件，保证办案经费，增强公安政法机关打击拐卖人口犯罪的能力。为了有力惩治拐卖妇女的犯罪分子，要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对人贩子和被拐人拐出的妇女情况进行认真摸底调查做到“乡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人”，坚决杜绝地方保护主义。
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发挥群众参与打拐的威力
宣传教育工作也十分重要，张婧婧认为，各级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要组织专门班子制定宣传计划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体，大力宣传党和政府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态度和决心宣传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危害性，宣传国家禁止买卖妇女儿童和惩治人贩子、买主的法律规定；宣传“打拐”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事迹，形成宣传攻势。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增强群众防拐防骗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要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拐卖收买妇女的犯罪行为，自觉同拐卖妇女犯罪活动作斗争，对提供重要犯罪线索协助抓获重大犯罪嫌疑人的人员，要给予奖励。
她还建议，要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加大综合治理力度，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局面。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切实加强对“打拐”工作的组织领导，要舍得人力财力和物力等投入，把打拐斗争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大事抓紧抓好。公安、民政等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户口管理。暂住人口流动人口登记、婚姻登记、收养登记等各种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堵塞漏洞及时发现被拐妇女及人贩子的线索。劳动工商等部门要进一步清理整顿劳务市场，严格市场管理，避免急于找工作的妇女上当受骗。民政妇联等组织要做好已解救的被拐妇女、儿童的安置工作，例如被拐妇女的子女户口迁移，以及相关的其他社会保障。对于被拐妇女应当由当地的人社和妇联帮助其就业，引导其回归正常生活，保护被拐妇女的合法权益。电视报纸广播等新闻媒体要密切配合大力宣传法律法规，弘扬法治，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同拐卖妇女犯罪作斗争。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蒋若静
【#中国妇女报建议全国开展拐卖妇女清查行动#】拐卖妇女是侵犯基本人权的全球性问题。《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均要求完善集预防、打击、救助、安置、康复于一体的反拐工作长效机制。本文作者认为，进一步预防、打击拐卖妇女犯罪需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推动各部门长期不懈努力合作，充分利用现代科技防拐打拐解救被拐妇女，为女性生存和发展创造安全社会环境。
拐卖妇女是侵犯基本人权的犯罪。在任何现代法治国家，人都不应该是交易、奴役对象。《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和《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均要求完善集预防、打击、救助、安置、康复于一体的反拐工作长效机制。笔者认为，进一步预防、打击拐卖妇女犯罪需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推动各部门长期不懈努力合作，充分利用现代科技防拐打拐解救被拐妇女，保护被拐女性合法权益。
拐卖妇女犯罪是侵犯基本人权的全球性问题
拐卖妇女犯罪把女性奴役化、工具化、商品化，是笼罩在文明之上的现代奴隶制。被害人被绑架、欺诈、胁迫、引诱、操纵、控制、强奸、拘禁、殴打、虐待、强迫卖淫、强迫劳动、强迫生育、强迫乞讨、摘取器官等，长期遭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2021年11月22日联合国大会上发布的数据表明，世界上70%的人口贩运被害人是女性，其中50%受到性剥削；在欧盟人口贩运中，近四分之三的被害人是女性，以性剥削为目的的被害人中92%是女性；在线贩卖人口增加到案件总数的30%至50%左右。
国际社会数据表明，全球每年与人口贩运相关的交易高达1500亿美元。新冠疫情可能冲击国家的惩罚与保护能力，加剧脆弱和边缘人群的被害风险。2020年全球各地区所发现的被贩运人数，据不完全统计，东亚等国发现2884人，为上年的20%；非洲约2.85万人，为上年的67%；美洲为1.11万余人，是上年的89.9%；欧洲略升至上年的104.55%至1.82万余人；南亚高升155.76%至约4.51万人。
人口贩运犯罪是世界性难题，尽管许多国家都制定了严刑峻法予以严厉打击，如美国法典对人口贩运处最高20年监禁，有绑架、性侵、致人重伤或死亡等情节的处20年以上至终身监禁，对买卖双方、共犯和阻碍执法者同罪同罚，不少国家在刑法之外还出台专门的反人口贩运法、反奴役法、人口贩运被害人保护法等，即使这样人口贩运仍屡禁不止。
落实反对拐卖妇女的政策法规势在必行
我国自1979年以来连续出台政策法规严厉打击拐卖妇女的犯罪行为。依据我国现行刑法，拐卖妇女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集团犯罪首要分子、拐卖三人以上、强奸、强迫卖淫、致人重伤或死亡、卖往境外、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导致重伤或死亡后果的案件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对收买被拐卖妇女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对收买人的收买行为与强奸、非法拘禁、强制侮辱妇女、故意伤害等行为数罪并罚，但收买人不阻碍回原居住地的被拐妇女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2021年9月我国公布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要求严打拐卖妇女犯罪，体现了保护妇女基本人权、为妇女创造安全环境的政策趋向。
但也应看到，跨区域拐卖妇女案件屡禁不绝，跨国拐卖、网络拐卖也并不鲜见。贯彻落实《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提出的反拐要求势在必行。要深入实施反拐行动计划，严厉打击拐卖妇女犯罪和犯罪团伙，整治“买方市场”，及时解救被拐妇女并帮助其正常融入社会，打击跨国跨区域拐卖妇女犯罪，树立我国对买卖妇女犯罪的严打态势，保护妇女基本人权，为妇女创造安全环境。
打击拐卖妇女犯罪需长期不懈努力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提出了加强预防和打击力度、加大投入、为女性生存和发展创造安全社会环境的更高要求。为此，笔者尝试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等各层面严格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让性别平等深入人心，宣传严厉打击拐卖、收买妇女犯罪的法律规定和政策。
第二，进一步完善刑事立法，贯彻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当前我国对收买人的强奸、非法拘禁、残害等行为实行数罪并罚，对拐卖人的强奸、绑架等作为加重量刑情节适用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刑法对买卖双方所规定的刑罚仍存在罪刑不相适应的情况。例如与绑架罪相比，采取暴力、胁迫、麻醉等方法进行绑架仅仅是拐卖的起始行为，拐卖妇女不但以牟利为目的，且常常是结伙、多次、流窜作案，更有强迫卖淫、强迫生育、强迫劳动、强奸等犯罪行为，其社会危害性显著重于绑架，处罚上却不见得更重。又如基于买方责任小、社会危害性也小于卖方的错误观念，实践中对买方的量刑显著轻微，须知在某些案件中正是由于买方在收买后长期实施强奸、强迫生育、强迫劳动、非法拘禁、绑架、残害等严重犯罪行为，并造成被害人无法逃脱的困境，因此买方同属主要责任方，其社会危害性不小于卖方。
第三，充分运用DNA、GPS、人脸识别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增强打拐执法力度。现代技术可准确识别个人身份并准确定位，建议可充分运用到办案中。例如，通过天网工程等使用人脸识别、大数据技术对人、车辆等予以排查，对于识别被害人和嫌疑人可起到重要作用。只要被害人曾暴露在监控系统下，使用大数据分析比对其人脸信息即可得知去向及同行嫌疑人。建议也可共享“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即团圆系统，还可遵循自愿原则将被拐妇女近亲属的DNA输入国家DNA数据库中，借此增加发现被害人的机会。但人脸信息和大数据筛查对于保护个人隐私权十分重要，为避免被滥用，建议可在公安部层面设置面向基层打拐工作一线的统一登记、查询、报警、解救指挥系统。
第四，建议在全国开展拐卖妇女案件清查专项行动，完善对被拐妇女的救助安置机制，打击拐卖妇女上下游全犯罪链，推动清查行动常态化。重点关注重点行业、重点地区，对于性别比失衡严重的地区、穷困边远山区等进行清查，有助于发现被拐卖妇女的线索并有利于早期预防。
第五，建议完善相应的证据规则，加强对被拐妇女的保护和发现力度。例如，鼓励举报，建立对举报人的奖励和为其身份保密的制度；又如，被解救妇女的证言属被害人陈述，建议借鉴未成年人案件的一站式询问取证做法，避免多次取证对其造成二次伤害。
第六，严禁对胎儿进行非医学需要的性别鉴定，保障男女性别比逐渐实现平衡，减少收买妇女为妻或者作为生育工具的非法需求。
总之，预防、打击拐卖妇女需要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在密织法网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强政府执法司法部门的密切合作，做好犯罪预防和早期发现工作，及时解救、妥善安置被拐妇女，保障其尽快融入正常社会生活。
（作者祁建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拐卖妇女是全球性问题#
拐卖妇女是侵犯基本人权的犯罪。在任何现代法治国家，人都不应该是交易、奴役对象。《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和《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均要求完善集预防、打击、救助、安置、康复于一体的反拐工作长效机制。笔者认为，进一步预防、打击拐卖妇女犯罪需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推动各部门长期不懈努力合作，充分利用现代科技防拐打拐解救被拐妇女，保护被拐女性合法权益。
拐卖妇女犯罪是侵犯基本人权的全球性问题
拐卖妇女犯罪把女性奴役化、工具化、商品化，是笼罩在文明之上的现代奴隶制。被害人被绑架、欺诈、胁迫、引诱、操纵、控制、强奸、拘禁、殴打、虐待、强迫卖淫、强迫劳动、强迫生育、强迫乞讨、摘取器官等，长期遭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2021年11月22日联合国大会上发布的数据表明，世界上70%的人口贩运被害人是女性，其中50%受到性剥削；在欧盟人口贩运中，近四分之三的被害人是女性，以性剥削为目的的被害人中92%是女性；在线贩卖人口增加到案件总数的30%至50%左右。
国际社会数据表明，全球每年与人口贩运相关的交易高达1500亿美元。新冠疫情可能冲击国家的惩罚与保护能力，加剧脆弱和边缘人群的被害风险。2020年全球各地区所发现的被贩运人数，据不完全统计，东亚等国发现2884人，为上年的20%；非洲约2.85万人，为上年的67%；美洲为1.11万余人，是上年的89.9%；欧洲略升至上年的104.55%至1.82万余人；南亚高升155.76%至约4.51万人。
人口贩运犯罪是世界性难题，尽管许多国家都制定了严刑峻法予以严厉打击，如美国法典对人口贩运处最高20年监禁，有绑架、性侵、致人重伤或死亡等情节的处20年以上至终身监禁，对买卖双方、共犯和阻碍执法者同罪同罚，不少国家在刑法之外还出台专门的反人口贩运法、反奴役法、人口贩运被害人保护法等，即使这样人口贩运仍屡禁不止。
落实反对拐卖妇女的政策法规势在必行
我国自1979年以来连续出台政策法规严厉打击拐卖妇女的犯罪行为。依据我国现行刑法，拐卖妇女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集团犯罪首要分子、拐卖三人以上、强奸、强迫卖淫、致人重伤或死亡、卖往境外、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导致重伤或死亡后果的案件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对收买被拐卖妇女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对收买人的收买行为与强奸、非法拘禁、强制侮辱妇女、故意伤害等行为数罪并罚，但收买人不阻碍回原居住地的被拐妇女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2021年9月我国公布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要求严打拐卖妇女犯罪，体现了保护妇女基本人权、为妇女创造安全环境的政策趋向。
但也应看到，跨区域拐卖妇女案件屡禁不绝，跨国拐卖、网络拐卖也并不鲜见。贯彻落实《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提出的反拐要求势在必行。要深入实施反拐行动计划，严厉打击拐卖妇女犯罪和犯罪团伙，整治“买方市场”，及时解救被拐妇女并帮助其正常融入社会，打击跨国跨区域拐卖妇女犯罪，树立我国对买卖妇女犯罪的严打态势，保护妇女基本人权，为妇女创造安全环境。
打击拐卖妇女犯罪需长期不懈努力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提出了加强预防和打击力度、加大投入、为女性生存和发展创造安全社会环境的更高要求。为此，笔者尝试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等各层面严格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让性别平等深入人心，宣传严厉打击拐卖、收买妇女犯罪的法律规定和政策。
第二，进一步完善刑事立法，贯彻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当前我国对收买人的强奸、非法拘禁、残害等行为实行数罪并罚，对拐卖人的强奸、绑架等作为加重量刑情节适用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刑法对买卖双方所规定的刑罚仍存在罪刑不相适应的情况。例如与绑架罪相比，采取暴力、胁迫、麻醉等方法进行绑架仅仅是拐卖的起始行为，拐卖妇女不但以牟利为目的，且常常是结伙、多次、流窜作案，更有强迫卖淫、强迫生育、强迫劳动、强奸等犯罪行为，其社会危害性显著重于绑架，处罚上却不见得更重。又如基于买方责任小、社会危害性也小于卖方的错误观念，实践中对买方的量刑显著轻微，须知在某些案件中正是由于买方在收买后长期实施强奸、强迫生育、强迫劳动、非法拘禁、绑架、残害等严重犯罪行为，并造成被害人无法逃脱的困境，因此买方同属主要责任方，其社会危害性不小于卖方。
第三，充分运用DNA、GPS、人脸识别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增强打拐执法力度。现代技术可准确识别个人身份并准确定位，建议可充分运用到办案中。例如，通过天网工程等使用人脸识别、大数据技术对人、车辆等予以排查，对于识别被害人和嫌疑人可起到重要作用。只要被害人曾暴露在监控系统下，使用大数据分析比对其人脸信息即可得知去向及同行嫌疑人。建议也可共享“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即团圆系统，还可遵循自愿原则将被拐妇女近亲属的DNA输入国家DNA数据库中，借此增加发现被害人的机会。但人脸信息和大数据筛查对于保护个人隐私权十分重要，为避免被滥用，建议可在公安部层面设置面向基层打拐工作一线的统一登记、查询、报警、解救指挥系统。
第四，建议在全国开展拐卖妇女案件清查专项行动，完善对被拐妇女的救助安置机制，打击拐卖妇女上下游全犯罪链，推动清查行动常态化。重点关注重点行业、重点地区，对于性别比失衡严重的地区、穷困边远山区等进行清查，有助于发现被拐卖妇女的线索并有利于早期预防。
第五，建议完善相应的证据规则，加强对被拐妇女的保护和发现力度。例如，鼓励举报，建立对举报人的奖励和为其身份保密的制度；又如，被解救妇女的证言属被害人陈述，建议借鉴未成年人案件的一站式询问取证做法，避免多次取证对其造成二次伤害。
第六，严禁对胎儿进行非医学需要的性别鉴定，保障男女性别比逐渐实现平衡，减少收买妇女为妻或者作为生育工具的非法需求。
总之，预防、打击拐卖妇女需要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在密织法网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强政府执法司法部门的密切合作，做好犯罪预防和早期发现工作，及时解救、妥善安置被拐妇女，保障其尽快融入正常社会生活。
（作者祁建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拐卖妇女是全球性问题#
【《政府工作报告》里的这些名词都是啥意思？权威解答】成都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1月23日上午在锦江大礼堂开幕，成都市市长王凤朝作《政府工作报告》。读懂《政府工作报告》，这些名词必须懂。
六稳：指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六保：指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指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工程、生活成本竞争力提升工程、高品质公共服务倍增工程、城市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程、稳定公平可及营商环境建设工程、青年创新创业就业筑梦工程、生态惠民示范工程、智慧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工程、全龄友好包容社会营建工程。
“四个一”机制：指每月集中通报一批、集中调度一批、集中签约一批、集中开工一批。
八大示范性消费场景和十大特色消费新场景：八大示范性消费场景指春熙路潮购潮店群、宽窄巷子、夜游锦江、拾野自然博物馆、融创水雪世界、锦城社区综合体、梵木 Flying国际文创公园、成都影视城光影街区﹔十大特色消费新场景指亚蓉欧国家（商品)馆、西岭雪山滑雪场、老西门面街、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丹景台、严家弯湾、天府沸腾小镇、麓湖天府美食岛、明月国际陶艺村、花龙门社区邻里中心、蔚崃林盘公园。
双百工程：指在未上市企业中遴选出100家支柱型新经济企业及100位优秀核心人才进行培育培养。
五项制度改革：指以绩效为导向的财政预算制度改革、以效率为导向的国资经营评价制度改革、以产出为导向的土地资源配置制度改革、以利民为导向的基本公共服务清单管理和动态调整制度改革、以成长为导向的企业扶持激励制度改革。
两项改革：指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
两场一体：指天府国际机场、双流国际机场一体化规划、一体化建设、一体化管理和一体化运营。
三绕十三射：“三绕”指成都绕城高速、成都第二绕城高速和成都都市圈环线高速;“十三射”指成乐高速、成雅高速、成名高速、蓉昌高速、成万高速、成绵高速、成巴高速、成南高速、成安渝高速、成渝高速、蓉遵高速、天府机场高速、成宜高速。
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专项治理“八大行动”：指“散乱污”企业第二轮清理专项行动、噪声油烟污染专项治理行动、工地现场管理专项治理行动、农村和城乡接合部“脏乱差”专项治理行动、移动源(货车、运渣车)）专项治理行动、“黑臭”水体全域清理整治专项行动、挥发性有机物污染专项治理行动、清洁能源替代专项行动。
三城三都：指世界文创名城、世界旅游名城、世界赛事名城、国际美食之都、国际音乐之都、国际会展之都。
金角银边：指在城市建设过程中被剩余或在规划设计中被忽视的空间，主要包括高架桥下空间、腾退闲置空间、公园边角地、城市边角零碎地等，具有较大的开发利用价值。
农民工服务保障“五件实事”：指农民工充分就业稳岗、职业技能提升、市民化促进、权益保障、关爱行动五方面的服务保障工作。
“1+5”合作协议：指《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大决策部署唱好“双城记”建强都市圈战略合作协议》和《共同助推西部科学城建设合作协议》《加强双核创新联动推进共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合作协议》《共建世界级先进汽车产业集群合作协议》《共建西部金融中心合作协议》《携手共促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合作协议》5个重点领域合作协议。
三带：指成德临港经济产业带、成眉高新技术产业带、成资临空经济产业带。
八大类生产性服务业：指科技服务、金融服务、流通服务、信息服务、商务服务、服务贸易、人力资源服务、节能环保服务。
四港六中心：“四港”指天府航空物流港、双流航空物流港、青白江铁路物流港、蒲江铁路物流港﹔“六中心”指龙泉公路物流中心、龙泉产业物流中心、金堂铁路物流中心、新津铁路物流中心、高铁货运物流中心、简阳产业物流中心。
三大金融强基工程：指法人金融机构提能工程、上市公司提质工程、股权投资基金体系建设工程。
一核四区：“一核”指成都科学城，“四区”指新经济活力区、生命科学创新区、东部新区未来科技城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基地。
双招双引：指招商引资、招才引智。
“4+1”工程：指长江经济带污染治理中，沿江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化工污染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船舶污染治理，以及尾矿
五允许一坚持：指在确保不占用消防通道、盲道和不侵占他人利益前提下，允许设置临时占道摊点摊区、允许临街店铺越门经营、允许大型商场开展占道促销、允许流动商贩贩卖经营、允许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企业扩大停放区域，坚持柔性执法和审慎包容监管。
两拆一增：指拆除公共区域的违法建筑、拆除有碍空间开放的围墙、增加城市开敞空间。
“一主两辅”基层应急力量：指以区域性中心消防站为主力、以镇(街道)应急队和村（(社区)应急分队为辅助的基层应急力量。
五个走在前列：指在学思践悟、知行合一上走在前列，在改革创新、攻坚克难上走在前列，在永葆初心、为民惠民上走在前列，在高效协同、整体联动上走在前列，在遵规守纪、严于律己上走在前列。
六稳：指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六保：指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指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工程、生活成本竞争力提升工程、高品质公共服务倍增工程、城市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程、稳定公平可及营商环境建设工程、青年创新创业就业筑梦工程、生态惠民示范工程、智慧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工程、全龄友好包容社会营建工程。
“四个一”机制：指每月集中通报一批、集中调度一批、集中签约一批、集中开工一批。
八大示范性消费场景和十大特色消费新场景：八大示范性消费场景指春熙路潮购潮店群、宽窄巷子、夜游锦江、拾野自然博物馆、融创水雪世界、锦城社区综合体、梵木 Flying国际文创公园、成都影视城光影街区﹔十大特色消费新场景指亚蓉欧国家（商品)馆、西岭雪山滑雪场、老西门面街、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丹景台、严家弯湾、天府沸腾小镇、麓湖天府美食岛、明月国际陶艺村、花龙门社区邻里中心、蔚崃林盘公园。
双百工程：指在未上市企业中遴选出100家支柱型新经济企业及100位优秀核心人才进行培育培养。
五项制度改革：指以绩效为导向的财政预算制度改革、以效率为导向的国资经营评价制度改革、以产出为导向的土地资源配置制度改革、以利民为导向的基本公共服务清单管理和动态调整制度改革、以成长为导向的企业扶持激励制度改革。
两项改革：指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
两场一体：指天府国际机场、双流国际机场一体化规划、一体化建设、一体化管理和一体化运营。
三绕十三射：“三绕”指成都绕城高速、成都第二绕城高速和成都都市圈环线高速;“十三射”指成乐高速、成雅高速、成名高速、蓉昌高速、成万高速、成绵高速、成巴高速、成南高速、成安渝高速、成渝高速、蓉遵高速、天府机场高速、成宜高速。
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专项治理“八大行动”：指“散乱污”企业第二轮清理专项行动、噪声油烟污染专项治理行动、工地现场管理专项治理行动、农村和城乡接合部“脏乱差”专项治理行动、移动源(货车、运渣车)）专项治理行动、“黑臭”水体全域清理整治专项行动、挥发性有机物污染专项治理行动、清洁能源替代专项行动。
三城三都：指世界文创名城、世界旅游名城、世界赛事名城、国际美食之都、国际音乐之都、国际会展之都。
金角银边：指在城市建设过程中被剩余或在规划设计中被忽视的空间，主要包括高架桥下空间、腾退闲置空间、公园边角地、城市边角零碎地等，具有较大的开发利用价值。
农民工服务保障“五件实事”：指农民工充分就业稳岗、职业技能提升、市民化促进、权益保障、关爱行动五方面的服务保障工作。
“1+5”合作协议：指《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大决策部署唱好“双城记”建强都市圈战略合作协议》和《共同助推西部科学城建设合作协议》《加强双核创新联动推进共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合作协议》《共建世界级先进汽车产业集群合作协议》《共建西部金融中心合作协议》《携手共促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合作协议》5个重点领域合作协议。
三带：指成德临港经济产业带、成眉高新技术产业带、成资临空经济产业带。
八大类生产性服务业：指科技服务、金融服务、流通服务、信息服务、商务服务、服务贸易、人力资源服务、节能环保服务。
四港六中心：“四港”指天府航空物流港、双流航空物流港、青白江铁路物流港、蒲江铁路物流港﹔“六中心”指龙泉公路物流中心、龙泉产业物流中心、金堂铁路物流中心、新津铁路物流中心、高铁货运物流中心、简阳产业物流中心。
三大金融强基工程：指法人金融机构提能工程、上市公司提质工程、股权投资基金体系建设工程。
一核四区：“一核”指成都科学城，“四区”指新经济活力区、生命科学创新区、东部新区未来科技城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基地。
双招双引：指招商引资、招才引智。
“4+1”工程：指长江经济带污染治理中，沿江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化工污染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船舶污染治理，以及尾矿
五允许一坚持：指在确保不占用消防通道、盲道和不侵占他人利益前提下，允许设置临时占道摊点摊区、允许临街店铺越门经营、允许大型商场开展占道促销、允许流动商贩贩卖经营、允许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企业扩大停放区域，坚持柔性执法和审慎包容监管。
两拆一增：指拆除公共区域的违法建筑、拆除有碍空间开放的围墙、增加城市开敞空间。
“一主两辅”基层应急力量：指以区域性中心消防站为主力、以镇(街道)应急队和村（(社区)应急分队为辅助的基层应急力量。
五个走在前列：指在学思践悟、知行合一上走在前列，在改革创新、攻坚克难上走在前列，在永葆初心、为民惠民上走在前列，在高效协同、整体联动上走在前列，在遵规守纪、严于律己上走在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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