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恋爱发生关系被羁押4年多获释”，男子39年后拿到释放证，申请赔偿被驳回】我们发生了关系，她要求马上跟她结婚，我没答应她……”日前，云南昆明71岁的戴先生告诉记者，女方自愿主动发生关系，逼婚控告性侵，他背负着强奸犯的罪名被羁押4年多，历经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从案发至今已经过去近50年，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恢复清白之身。
>>>青工初尝禁果
谈恋爱机房发生关系自称被女方逼婚
“当时我是下乡返城参加工作的知青，在一家大厂总机房做修理工。”那个特殊年代，戴先生曾是一名知青。
“当时总机房有6个人，有4个是女的，其中最小的一位女工有十八九岁，我当时是20岁，她就喜欢上我了。在那个年代，我的条件比较好，她对我非常好，我们俩就谈恋爱了。
戴先生回忆起1973年案发记忆犹新。“我们当时都是住在厂里，八九月份的一天，我上白班，下午6点下的班，当晚她值夜班，就叫我去总机房值班室，当晚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俩就发生了关系。”
戴先生称自己当年不懂男女之事，是女方引导他。总机房有10平方米，里面有供值班人员休息的床铺。
“她就拿我的衣服垫在床单上，我的衣服上留下痕迹了，床单上没有，到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在交接班时，我师傅和另一位师傅都在，这位师傅就问她怎么床单不见了，她说她洗了，师傅说前天才洗过，怎么又洗了，她说她看着脏了一点，师傅就起疑心了。”
事发两天后，戴先生也问过这位年轻女工为什么洗床单，“她说6点多天亮了，看见好像床单上有一点痕迹，所以她就洗了。”
“我当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她就叫我马上跟她结婚，当时就发生那么一次，是她自己同意的嘛。”
戴先生称女方要求他娶她：“她家条件也比较好，她说钱她来出，我没答应她。我说我从农村回来才参加工作一年多，还不太熟悉，她就问我到底答不答应，她后来就说她怀孕了。”
>>>审查羁押4年
女方称怀孕报案4000人大会公布逮捕
戴先生表示，那天晚上发生关系是女方主动的，但后来她就拿着他的衣服作为案发证据，“她就到厂里保卫科，说我强奸她。怀孕其实也是她自己说的，我不清楚她后来有没有真的怀孕。”
戴先生解释其中的一个原委，称女方曾告诉他，她有一位前男友，但并未令芳心萌动。
“她跟我说，她原来谈过一个同厂的工人，她嫌对方个子矮，没有同意。她当时就要求我马上跟她结婚，我当时还想问题不大，因为我家里有亲戚是医院妇产科主任，但我还没告诉她这个，10月2号我被厂里隔离审查3个月，后来被昆明市公安局拘留，到11月份就被送到公安局，12月份被逮捕，一直在看守所羁押了4年。”
“逮捕我的那一天，厂里开了4000多人的全厂职工大会，当场公布的，这个影响好大。”戴先生感觉自己名誉扫地。
“她写给我的信，当时都交给保卫科了，后来移交给公安局，公安局调查也证明我们确实是在谈恋爱。”
戴先生表示，这名女工事后也离开了，多年没有音讯。“她后来也调离了本厂，因为影响不好，她就调走了，一直联系不上她，她家也搬走了。”
戴先生遗憾地表示：“她当年送我的照片也遗失了，经历这么多年，没有保存下来。”
>>>没有判刑获释
依据不足教育释放39年后拿到释放证
为了个人名誉，戴先生从1978年获释后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到1978年5月5号放我出来，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释放，反正放出去就不管我了，当时也没有给我释放证明。我后来去找人家去问，我为什么没有判刑？”
“2017年我从看守所拿到了释放证明，这已经过去39年了，给我解释说我这个案子强奸的证据不足，说我犯有错误，是教育释放，就相当于现在的无罪释放。”
记者看到，公安机关1978年5月5日填发的《释放证》显示，称案犯于1974年12月25日因强奸一案依法逮捕，经审查认定依据不足，属犯有错误，予以教育释放。
戴先生认为自己被蒙在鼓里：“这个释放证是1978年制作的，但我放出来时，没有人对我说是释放，更没有人拿出释放证给我过目，所以几十年来我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一个人。”
>>>申请国家赔偿
被告知已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予受理
“没有办法，我要吃饭，我要工作，就一直反映，去了不下上百次，我都成了人家的老熟人。”戴先生称自己是劫后余生，一直向当年的相关办案机关申请国家赔偿。
戴先生被告知当初他在看守所关押，又从看守所释放，得去看守所申请。戴先生表示：“人家答复我说，已经超过了国家赔偿的两年时效，不予受理，说国家赔偿要从拿到释放证明两年之内申请，两年之后就不管了，我是2017年3月20号拿到的释放证明，我6月10号去提出申请，才过了不到3个月，没有过两年的时效嘛？”
相关办案机关认为，依据《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当年戴先生被逮捕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延续至该法实施之后，戴先生申请国家赔偿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适用该法规定的索赔救济，遂决定不予受理。
>>>申诉不予立案
刑事羁押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
因无罪逮捕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戴先生不服，向最高检申诉。
2021年3月，最高检赔偿监督申请审查结果通知书答复称，最高检审查认为，《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
本案中，戴先生被采取刑事羁押措施发生在1974年12月25日至1978年5月5日之间，上述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持续到1995年1月1日之后，应当按照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规定处理，依法不适用《国家赔偿法》。
最高检认为，当地办案机关决定驳回戴先生国家赔偿申请，在实体法的适用上并无不当，认定戴先生的申诉不符合《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第30条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被羁押1678天
希望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发生关系逼婚不成被女友控告性侵，此事对戴先生影响巨大。1973年10月2日被厂里隔离审查，1974年12月25日被逮捕，1978年5月5日被释放，戴先生一共被羁押1678天，到2017年3月，才拿到释放证。
“我在44年前就认定无罪，整个案件至今49年了还未结束，人生一世又有几个49年啊？”戴先生称可悲可叹。
“我出来以后，厂里恢复了我的工作，当月的工资也发给我了，这说明厂里没有把我当成犯罪的人来对待，我也拿到了厂里的档案证明，所以我才申请国家赔偿，但公安机关答复说，事情是发生在《国家赔偿法》颁布之前，过了时效就没办法了。”
戴先生表示：“审查、拘留、逮捕、关押期间我是没有工资，逮捕是没有工资的。我更不会想到我被释放，并且当初还恢复了工作，一出来就发给了工资，所以我才提交了申请，要求国家赔偿。”
戴先生希望赔偿义务机关向他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他从1973年10月2日至1978年5月9日的工资，赔偿因人身自由被限制的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
>>>一辈子的影响
如今已当爷爷 希望有生之年洗清罪名
戴先生介绍，他去找过厂里反映，原先的保卫科长都退休了，换了新领导。“去年新任的保卫科长还专门问我这个事情，他也为我感到惋惜，他管保卫，当然清楚这个案子，他也感觉这里面有问题。”
戴先生说：“你想想看，还有好多细节，这要写部小说也吸引人的，我毕竟亲身遭遇了这一切，我经历的这些比现在的年轻人多多了……”
戴先生强调，1978年释放出来对他个人名誉、工作和家庭婚姻造成一辈子的影响。
“我再谈朋友组建家庭也很受影响，而且国企的工作也丢掉了，39年的工龄就没有了，我只能按厂里的要求去调动工作，只能自己去找单位，等于就失去了工作。”
戴先生介绍，“我是1983年结的婚，现在已经当爷爷了，今年我71岁，我18岁去农村，20岁回城里工作，21岁开始为这个事情，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前后已经过去近50年。”
“这个事是我晚年最大的心愿，一直了不掉嘛？”戴先生认为这个案子对自己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洗清罪名，这已经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代理律师观点
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戴先生表示自己会继续申诉：“2017年我拿到释放证明后，有5年多的申诉经历，我现在请了罗忠平律师代理。”
“这个事也是全国少有的，律师给我说我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我出来以后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如果不是我自己去找去问的话，这个事情恐怕就很难大白于天下。律师说我不去找，人家就算了，就会不了了之了。”
“嫌疑人未经法院判决定罪，均属于无罪身份。”5月20日，罗忠平律师告诉记者，“以前的‘教育释放’等同于现在的无罪释放。的确是1995年颁布《国家赔偿法》，在这之前虽无《国家赔偿法》，但出现此类情况，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第三方律师说法
“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赔法之后可适当补偿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接受记者采访，对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
赵良善介绍，关于“教育释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今后判决不再适用“教育释放”问题的批复》中已明确释明：“把‘教育释放’当作一种刑罚，适用于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判处徒刑的人。”
赵良善认为，以此对戴先生进行处理也不够合适。根据加强国家法治的要求，适用刑罚应当正规、明确，而“教育释放”则是一种很不明确的处分，“它不能说明有罪或无罪，所以应当取消这种处分方法。”
赵良善指出，所以“教育释放”在当时应当并不完全属于“无罪释放”，而是属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之人，可以类比目前“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
既然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事实，那就应该是无罪，而非“有轻微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况且，在1957年的时候最高法已经明确要求取消“教育释放”，涉案发生在1974年，本身就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再加上证据不足也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因为“教育释放”是有罪但不予处罚，本质还是有罪。因此，赵良善认为，涉案本身适用法律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赵良善表示，关于诉讼时效，本案2017年才拿到释放证，此前行为人自身对于羁押行为的性质系有罪或者无罪并不清楚。《国家赔偿法》第39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
赵良善强调，在2017年拿到释放证后戴先生才明确知道自身的权利可能被侵犯，虽然《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实施，但是国家机关相关羁押行为却是2017年释放证发放后才可能确认违法，所以存在“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家赔偿法》之后，从有利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本案毕竟是历史遗留问题，可考虑对当事人戴先生予以适当补偿。
赵良善指出，戴先生被依法侦查，可被称为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并不代表有罪，疑似触犯《刑法》，但还没有被人民法院依法定罪判刑的人，称为犯罪嫌疑人。最终有罪与否，必须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来确定。除人民法院以外，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与否。
赵良善表示：“结合刑事案件性质、流程及法律规定，目前，戴先生只能选择继续申诉。”
（华商报记者 李华）
>>>青工初尝禁果
谈恋爱机房发生关系自称被女方逼婚
“当时我是下乡返城参加工作的知青，在一家大厂总机房做修理工。”那个特殊年代，戴先生曾是一名知青。
“当时总机房有6个人，有4个是女的，其中最小的一位女工有十八九岁，我当时是20岁，她就喜欢上我了。在那个年代，我的条件比较好，她对我非常好，我们俩就谈恋爱了。
戴先生回忆起1973年案发记忆犹新。“我们当时都是住在厂里，八九月份的一天，我上白班，下午6点下的班，当晚她值夜班，就叫我去总机房值班室，当晚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俩就发生了关系。”
戴先生称自己当年不懂男女之事，是女方引导他。总机房有10平方米，里面有供值班人员休息的床铺。
“她就拿我的衣服垫在床单上，我的衣服上留下痕迹了，床单上没有，到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在交接班时，我师傅和另一位师傅都在，这位师傅就问她怎么床单不见了，她说她洗了，师傅说前天才洗过，怎么又洗了，她说她看着脏了一点，师傅就起疑心了。”
事发两天后，戴先生也问过这位年轻女工为什么洗床单，“她说6点多天亮了，看见好像床单上有一点痕迹，所以她就洗了。”
“我当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她就叫我马上跟她结婚，当时就发生那么一次，是她自己同意的嘛。”
戴先生称女方要求他娶她：“她家条件也比较好，她说钱她来出，我没答应她。我说我从农村回来才参加工作一年多，还不太熟悉，她就问我到底答不答应，她后来就说她怀孕了。”
>>>审查羁押4年
女方称怀孕报案4000人大会公布逮捕
戴先生表示，那天晚上发生关系是女方主动的，但后来她就拿着他的衣服作为案发证据，“她就到厂里保卫科，说我强奸她。怀孕其实也是她自己说的，我不清楚她后来有没有真的怀孕。”
戴先生解释其中的一个原委，称女方曾告诉他，她有一位前男友，但并未令芳心萌动。
“她跟我说，她原来谈过一个同厂的工人，她嫌对方个子矮，没有同意。她当时就要求我马上跟她结婚，我当时还想问题不大，因为我家里有亲戚是医院妇产科主任，但我还没告诉她这个，10月2号我被厂里隔离审查3个月，后来被昆明市公安局拘留，到11月份就被送到公安局，12月份被逮捕，一直在看守所羁押了4年。”
“逮捕我的那一天，厂里开了4000多人的全厂职工大会，当场公布的，这个影响好大。”戴先生感觉自己名誉扫地。
“她写给我的信，当时都交给保卫科了，后来移交给公安局，公安局调查也证明我们确实是在谈恋爱。”
戴先生表示，这名女工事后也离开了，多年没有音讯。“她后来也调离了本厂，因为影响不好，她就调走了，一直联系不上她，她家也搬走了。”
戴先生遗憾地表示：“她当年送我的照片也遗失了，经历这么多年，没有保存下来。”
>>>没有判刑获释
依据不足教育释放39年后拿到释放证
为了个人名誉，戴先生从1978年获释后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到1978年5月5号放我出来，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释放，反正放出去就不管我了，当时也没有给我释放证明。我后来去找人家去问，我为什么没有判刑？”
“2017年我从看守所拿到了释放证明，这已经过去39年了，给我解释说我这个案子强奸的证据不足，说我犯有错误，是教育释放，就相当于现在的无罪释放。”
记者看到，公安机关1978年5月5日填发的《释放证》显示，称案犯于1974年12月25日因强奸一案依法逮捕，经审查认定依据不足，属犯有错误，予以教育释放。
戴先生认为自己被蒙在鼓里：“这个释放证是1978年制作的，但我放出来时，没有人对我说是释放，更没有人拿出释放证给我过目，所以几十年来我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一个人。”
>>>申请国家赔偿
被告知已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予受理
“没有办法，我要吃饭，我要工作，就一直反映，去了不下上百次，我都成了人家的老熟人。”戴先生称自己是劫后余生，一直向当年的相关办案机关申请国家赔偿。
戴先生被告知当初他在看守所关押，又从看守所释放，得去看守所申请。戴先生表示：“人家答复我说，已经超过了国家赔偿的两年时效，不予受理，说国家赔偿要从拿到释放证明两年之内申请，两年之后就不管了，我是2017年3月20号拿到的释放证明，我6月10号去提出申请，才过了不到3个月，没有过两年的时效嘛？”
相关办案机关认为，依据《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当年戴先生被逮捕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延续至该法实施之后，戴先生申请国家赔偿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适用该法规定的索赔救济，遂决定不予受理。
>>>申诉不予立案
刑事羁押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
因无罪逮捕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戴先生不服，向最高检申诉。
2021年3月，最高检赔偿监督申请审查结果通知书答复称，最高检审查认为，《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
本案中，戴先生被采取刑事羁押措施发生在1974年12月25日至1978年5月5日之间，上述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持续到1995年1月1日之后，应当按照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规定处理，依法不适用《国家赔偿法》。
最高检认为，当地办案机关决定驳回戴先生国家赔偿申请，在实体法的适用上并无不当，认定戴先生的申诉不符合《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第30条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被羁押1678天
希望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发生关系逼婚不成被女友控告性侵，此事对戴先生影响巨大。1973年10月2日被厂里隔离审查，1974年12月25日被逮捕，1978年5月5日被释放，戴先生一共被羁押1678天，到2017年3月，才拿到释放证。
“我在44年前就认定无罪，整个案件至今49年了还未结束，人生一世又有几个49年啊？”戴先生称可悲可叹。
“我出来以后，厂里恢复了我的工作，当月的工资也发给我了，这说明厂里没有把我当成犯罪的人来对待，我也拿到了厂里的档案证明，所以我才申请国家赔偿，但公安机关答复说，事情是发生在《国家赔偿法》颁布之前，过了时效就没办法了。”
戴先生表示：“审查、拘留、逮捕、关押期间我是没有工资，逮捕是没有工资的。我更不会想到我被释放，并且当初还恢复了工作，一出来就发给了工资，所以我才提交了申请，要求国家赔偿。”
戴先生希望赔偿义务机关向他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他从1973年10月2日至1978年5月9日的工资，赔偿因人身自由被限制的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
>>>一辈子的影响
如今已当爷爷 希望有生之年洗清罪名
戴先生介绍，他去找过厂里反映，原先的保卫科长都退休了，换了新领导。“去年新任的保卫科长还专门问我这个事情，他也为我感到惋惜，他管保卫，当然清楚这个案子，他也感觉这里面有问题。”
戴先生说：“你想想看，还有好多细节，这要写部小说也吸引人的，我毕竟亲身遭遇了这一切，我经历的这些比现在的年轻人多多了……”
戴先生强调，1978年释放出来对他个人名誉、工作和家庭婚姻造成一辈子的影响。
“我再谈朋友组建家庭也很受影响，而且国企的工作也丢掉了，39年的工龄就没有了，我只能按厂里的要求去调动工作，只能自己去找单位，等于就失去了工作。”
戴先生介绍，“我是1983年结的婚，现在已经当爷爷了，今年我71岁，我18岁去农村，20岁回城里工作，21岁开始为这个事情，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前后已经过去近50年。”
“这个事是我晚年最大的心愿，一直了不掉嘛？”戴先生认为这个案子对自己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洗清罪名，这已经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代理律师观点
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戴先生表示自己会继续申诉：“2017年我拿到释放证明后，有5年多的申诉经历，我现在请了罗忠平律师代理。”
“这个事也是全国少有的，律师给我说我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我出来以后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如果不是我自己去找去问的话，这个事情恐怕就很难大白于天下。律师说我不去找，人家就算了，就会不了了之了。”
“嫌疑人未经法院判决定罪，均属于无罪身份。”5月20日，罗忠平律师告诉记者，“以前的‘教育释放’等同于现在的无罪释放。的确是1995年颁布《国家赔偿法》，在这之前虽无《国家赔偿法》，但出现此类情况，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第三方律师说法
“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赔法之后可适当补偿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接受记者采访，对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
赵良善介绍，关于“教育释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今后判决不再适用“教育释放”问题的批复》中已明确释明：“把‘教育释放’当作一种刑罚，适用于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判处徒刑的人。”
赵良善认为，以此对戴先生进行处理也不够合适。根据加强国家法治的要求，适用刑罚应当正规、明确，而“教育释放”则是一种很不明确的处分，“它不能说明有罪或无罪，所以应当取消这种处分方法。”
赵良善指出，所以“教育释放”在当时应当并不完全属于“无罪释放”，而是属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之人，可以类比目前“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
既然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事实，那就应该是无罪，而非“有轻微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况且，在1957年的时候最高法已经明确要求取消“教育释放”，涉案发生在1974年，本身就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再加上证据不足也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因为“教育释放”是有罪但不予处罚，本质还是有罪。因此，赵良善认为，涉案本身适用法律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赵良善表示，关于诉讼时效，本案2017年才拿到释放证，此前行为人自身对于羁押行为的性质系有罪或者无罪并不清楚。《国家赔偿法》第39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
赵良善强调，在2017年拿到释放证后戴先生才明确知道自身的权利可能被侵犯，虽然《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实施，但是国家机关相关羁押行为却是2017年释放证发放后才可能确认违法，所以存在“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家赔偿法》之后，从有利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本案毕竟是历史遗留问题，可考虑对当事人戴先生予以适当补偿。
赵良善指出，戴先生被依法侦查，可被称为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并不代表有罪，疑似触犯《刑法》，但还没有被人民法院依法定罪判刑的人，称为犯罪嫌疑人。最终有罪与否，必须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来确定。除人民法院以外，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与否。
赵良善表示：“结合刑事案件性质、流程及法律规定，目前，戴先生只能选择继续申诉。”
（华商报记者 李华）
【有事好商量：#北京一小区流浪鸽成灾#，怎么办？】鸽子悠闲地在小广场上漫步、啄食，孩子在飞舞的鸽群中欢笑、奔跑……这本是一幅美好惬意的画面，却令北京朝阳区华腾园小区一些居民十分头疼。这些流浪鸽落户华腾园已经十年之久，随着居民不断爱心投喂，小广场上的鸽子越来越多，鸽粪、鸽毛、噪音等问题也随之而来，令住在周边楼里的居民苦不堪言，纷纷要求社区及物业清走流浪鸽，却遭到喂鸽居民的强烈反对。双方争执不下，属地左右为难，问题陷入僵局。
矛盾：周边居民楼都是鸽粪
夏季的傍晚，华腾园的小广场上热闹非凡，孩子们在鸽群中奔跑玩耍，不少家长带娃来时也特意带着米粒、鸽粮，鸽子们也一点不怕人，争相追在孩子们身旁求投喂。
紧临小广场的居民楼墙根下鸽粪密密麻麻，从楼上往下看更是触目惊心，几乎每家每户的窗外都落着一层厚厚的鸽粪。居民李女士每到做饭时间都觉得心烦，因为厨房的窗户外就是鸽子落脚栖息的地方，窗户上时常落满鸽粪，纱窗上也常粘着鸽毛。李女士只好常年关着窗户，可即便如此，落在玻璃上的鸽粪也让李女士很闹心，“这么恶心，我还怎么做饭？”
鸽子的噪音也令这两栋楼的居民苦恼不已。野鸽子已经“落户”小区十余年，由于不停有人投喂，数量越来越多，已经从最开始的十几只，变成了如今的上百只，连距离小广场较远的其他居民楼也开始受到影响，这让大家意识到，解决鸽子带来的问题已经不能再拖了。
居民想要自己解决野鸽子带来的困扰，却有些束手无策。于是，带着野鸽子的照片和视频等资料，记者联系到了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理事李理。李理仔细研究资料后发现，从嘴、尾巴、体型等各个方面来判断，这些鸽子并不是野生鸽类，而是家鸽。
据老住户回忆，十多年前，小区里确实住着一名养鸽人，养了十几只鸽子，后来养鸽人搬家，却没有把鸽子带走，留下的鸽子有居民的投喂，吃喝不愁，便在小区里安了家，逐渐变成多达上百只的鸽群。社区工作人员刘松岩告诉记者，为处理这些流浪鸽，这些年来社区和物业没少下功夫。最初，大家使用驱鸽器，通过发出特定声音来驱赶鸽子，一开始确实有一些效果，鸽子们都飞走了。可没几天，鸽子们又都飞回来了，不再怕这种声音。一招不成，大家又使用一种叫作“捕鸽神器”的鸽笼。可摆弄了半天，一只鸽子也捉不到。
更糟的是，捉鸽子时，被前来投喂的居民撞见，反而激化了双方矛盾。一方指责物业伤害流浪鸽，不该随意捕捉；另一方认为小区应该为居民提供安静整洁的居住环境，享受鸽子带来的快乐不应建立在影响居民正常生活的基础上。
采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周边居民只是希望解决流浪鸽扰民的问题，并不是想要伤害、捕杀流浪鸽，大家希望用一种无害的方式，既能让流浪鸽找到新去处，也能还自己正常的生活。
摸索：停止投喂或成关键
一位养鸽爱好者建议，可以找一些鸽友，每人领走几只，和自己家的鸽子一起养。朝阳区信鸽协会的佟师傅听闻事情经过后，十分为难。他解释，如果是协会会员养的家鸽，因特殊情况需要他人领养，鸽子可以“无缝衔接”。华腾园的鸽子虽曾是家鸽，但毕竟“流浪”了十余年，已经野化，难以判断它们身上是否带有传染病，禽类身上的传染病具有很长的潜伏期，仅靠检查难以马上查出来，因此几乎没有协会会员愿意将来路不明的流浪鸽和自家的鸽子养在一起。“如果因为几只流浪鸽的到来，传染了整个鸽笼的鸽子，有些得不偿失。”
这上百只流浪鸽到底该何去何从？多位专家表示，停止投喂与驱赶双管齐下。由于鸽子觅食能力很强，居民不必过于担心鸽子离开小广场后被饿死。
不过，当记者带着各方专家给出的“统一答案”回到华腾园，社区和居民却都对此方法的可行性表示质疑。
居民王女士曾尝试与投喂鸽子的邻居沟通，不料反被对方说教，称流浪鸽需要人们守护，不让喂鸽子是没有爱心，这令王女士既委屈又生气。“我也喜欢小动物，可我的生活已经被这些泛滥的‘爱心’严重影响了！”
破局：谁投喂谁负责
记者多方协调沟通，却发现问题似乎陷入死循环。难道流浪鸽问题真的无解吗？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赵中华认为，华腾园小区的流浪鸽和流浪猫、流浪狗一样，都是被原饲养人抛弃的流浪动物。近年来，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伴随而来的是不断有宠物被抛弃，流浪动物如何与人类共享城市空间的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关注。看到流浪动物，很多人都会施以援助，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值得赞赏。但是，爱心人士较为固定的投喂行为不可避免让动物产生食物依赖，易导致流浪动物聚集，而流浪动物毕竟不会遵守人类法则，也会“闯祸”。
“很多人以为，流浪动物不是自己的宠物，自己不需要负责。”赵中华说，这样的想法其实是一个误区。在他所接触的民事纠纷中，曾有流浪狗咬伤居民，法院判定投喂人赔偿损失的案例。“也就是说，投喂人在享受鸽子带来的乐趣时，也应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流浪鸽对居民生活造成损害，在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虽有一定责任，但居民也有权向投喂人追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明确了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需要注意的是，责任并不会因抛弃动物而消失，如果可以找到原饲养人，责任应由原饲养人承担。无法确认原饲养人的，经常、多次对流浪动物进行投喂的人，根据多地法院的相关判决看，法院会将其认定为流浪动物的管理人。”
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易行律师事务所刘凝认为，明确投喂人对流浪动物的管理责任，或将成为华腾园小区流浪鸽问题的破局关键。“不论是选择停止投喂、让流浪鸽离开小区；还是投喂人在承担对其他居民的侵权责任、清理鸽粪羽毛的前提下留住鸽子；或者在不伤害鸽子的前提下找出其他途径，这就需要大家一起协商。”
进展：停止投喂初见成效
7月2日晚，记者重访华腾园小区，小广场一片其乐融融的景象，人来人往中却少了鸽群的影子。紧临小广场的13号楼外墙上还稀稀拉拉地落着七八只鸽子，个个慵懒，到了饭点儿也没有下到广场觅食的冲动。
一名保洁员说，以前喂鸽子的人很多，只有投喂的时候，鸽子们才会飞到广场上来。如今，“鸽子围楼”的景象难见了。在街道、社区及本报的共同推动下，6月27日，街道、社区、物业、居民代表齐聚一堂，专门为流浪鸽的事开了一场协商会，通过商量的方式制定了先治标再治本的解决方案，通过一周的试行，果然有效果。
为了这场协商会，社区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其中就包括到居民家走访，尤其记录1号、13号楼居民的难处，现场收集了大量照片，内容包含鸽粪、鸽毛带来的困扰，投喂鸽子的居民看到这些照片，就能理解问题之难。
协商会上各方通过商量达成了共识，减少投喂是目前的可行办法。社区通过张贴通知、制作展板向居民广而告之，一方面讲难处，一方面说明投喂鸽子可能构成侵权的事实，这样的宣传一周以来初见成效。在加大宣传力度的同时，社区也在继续研究治本的方案，如果后续鸽子带来的困扰仍不能完全消除，将采取安置、转移等措施，例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找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本报也将对此持续关注。
（北京晚报 记者鹿艺佳 景一鸣）
矛盾：周边居民楼都是鸽粪
夏季的傍晚，华腾园的小广场上热闹非凡，孩子们在鸽群中奔跑玩耍，不少家长带娃来时也特意带着米粒、鸽粮，鸽子们也一点不怕人，争相追在孩子们身旁求投喂。
紧临小广场的居民楼墙根下鸽粪密密麻麻，从楼上往下看更是触目惊心，几乎每家每户的窗外都落着一层厚厚的鸽粪。居民李女士每到做饭时间都觉得心烦，因为厨房的窗户外就是鸽子落脚栖息的地方，窗户上时常落满鸽粪，纱窗上也常粘着鸽毛。李女士只好常年关着窗户，可即便如此，落在玻璃上的鸽粪也让李女士很闹心，“这么恶心，我还怎么做饭？”
鸽子的噪音也令这两栋楼的居民苦恼不已。野鸽子已经“落户”小区十余年，由于不停有人投喂，数量越来越多，已经从最开始的十几只，变成了如今的上百只，连距离小广场较远的其他居民楼也开始受到影响，这让大家意识到，解决鸽子带来的问题已经不能再拖了。
居民想要自己解决野鸽子带来的困扰，却有些束手无策。于是，带着野鸽子的照片和视频等资料，记者联系到了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理事李理。李理仔细研究资料后发现，从嘴、尾巴、体型等各个方面来判断，这些鸽子并不是野生鸽类，而是家鸽。
据老住户回忆，十多年前，小区里确实住着一名养鸽人，养了十几只鸽子，后来养鸽人搬家，却没有把鸽子带走，留下的鸽子有居民的投喂，吃喝不愁，便在小区里安了家，逐渐变成多达上百只的鸽群。社区工作人员刘松岩告诉记者，为处理这些流浪鸽，这些年来社区和物业没少下功夫。最初，大家使用驱鸽器，通过发出特定声音来驱赶鸽子，一开始确实有一些效果，鸽子们都飞走了。可没几天，鸽子们又都飞回来了，不再怕这种声音。一招不成，大家又使用一种叫作“捕鸽神器”的鸽笼。可摆弄了半天，一只鸽子也捉不到。
更糟的是，捉鸽子时，被前来投喂的居民撞见，反而激化了双方矛盾。一方指责物业伤害流浪鸽，不该随意捕捉；另一方认为小区应该为居民提供安静整洁的居住环境，享受鸽子带来的快乐不应建立在影响居民正常生活的基础上。
采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周边居民只是希望解决流浪鸽扰民的问题，并不是想要伤害、捕杀流浪鸽，大家希望用一种无害的方式，既能让流浪鸽找到新去处，也能还自己正常的生活。
摸索：停止投喂或成关键
一位养鸽爱好者建议，可以找一些鸽友，每人领走几只，和自己家的鸽子一起养。朝阳区信鸽协会的佟师傅听闻事情经过后，十分为难。他解释，如果是协会会员养的家鸽，因特殊情况需要他人领养，鸽子可以“无缝衔接”。华腾园的鸽子虽曾是家鸽，但毕竟“流浪”了十余年，已经野化，难以判断它们身上是否带有传染病，禽类身上的传染病具有很长的潜伏期，仅靠检查难以马上查出来，因此几乎没有协会会员愿意将来路不明的流浪鸽和自家的鸽子养在一起。“如果因为几只流浪鸽的到来，传染了整个鸽笼的鸽子，有些得不偿失。”
这上百只流浪鸽到底该何去何从？多位专家表示，停止投喂与驱赶双管齐下。由于鸽子觅食能力很强，居民不必过于担心鸽子离开小广场后被饿死。
不过，当记者带着各方专家给出的“统一答案”回到华腾园，社区和居民却都对此方法的可行性表示质疑。
居民王女士曾尝试与投喂鸽子的邻居沟通，不料反被对方说教，称流浪鸽需要人们守护，不让喂鸽子是没有爱心，这令王女士既委屈又生气。“我也喜欢小动物，可我的生活已经被这些泛滥的‘爱心’严重影响了！”
破局：谁投喂谁负责
记者多方协调沟通，却发现问题似乎陷入死循环。难道流浪鸽问题真的无解吗？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赵中华认为，华腾园小区的流浪鸽和流浪猫、流浪狗一样，都是被原饲养人抛弃的流浪动物。近年来，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伴随而来的是不断有宠物被抛弃，流浪动物如何与人类共享城市空间的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关注。看到流浪动物，很多人都会施以援助，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值得赞赏。但是，爱心人士较为固定的投喂行为不可避免让动物产生食物依赖，易导致流浪动物聚集，而流浪动物毕竟不会遵守人类法则，也会“闯祸”。
“很多人以为，流浪动物不是自己的宠物，自己不需要负责。”赵中华说，这样的想法其实是一个误区。在他所接触的民事纠纷中，曾有流浪狗咬伤居民，法院判定投喂人赔偿损失的案例。“也就是说，投喂人在享受鸽子带来的乐趣时，也应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流浪鸽对居民生活造成损害，在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虽有一定责任，但居民也有权向投喂人追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明确了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需要注意的是，责任并不会因抛弃动物而消失，如果可以找到原饲养人，责任应由原饲养人承担。无法确认原饲养人的，经常、多次对流浪动物进行投喂的人，根据多地法院的相关判决看，法院会将其认定为流浪动物的管理人。”
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易行律师事务所刘凝认为，明确投喂人对流浪动物的管理责任，或将成为华腾园小区流浪鸽问题的破局关键。“不论是选择停止投喂、让流浪鸽离开小区；还是投喂人在承担对其他居民的侵权责任、清理鸽粪羽毛的前提下留住鸽子；或者在不伤害鸽子的前提下找出其他途径，这就需要大家一起协商。”
进展：停止投喂初见成效
7月2日晚，记者重访华腾园小区，小广场一片其乐融融的景象，人来人往中却少了鸽群的影子。紧临小广场的13号楼外墙上还稀稀拉拉地落着七八只鸽子，个个慵懒，到了饭点儿也没有下到广场觅食的冲动。
一名保洁员说，以前喂鸽子的人很多，只有投喂的时候，鸽子们才会飞到广场上来。如今，“鸽子围楼”的景象难见了。在街道、社区及本报的共同推动下，6月27日，街道、社区、物业、居民代表齐聚一堂，专门为流浪鸽的事开了一场协商会，通过商量的方式制定了先治标再治本的解决方案，通过一周的试行，果然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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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晚报 记者鹿艺佳 景一鸣）
#恒州博智-行业调查分析报告#
电动助力转向系统是汽车转向系统的发展方向。该系统由电动助力机直接提供转向助力，省去了液压动力转向系统所必需的动力转向油泵、软管、液压油、传送带和装于发动机上的皮带轮，既节省能量，又保护了环境。另外，还具有调整简单、装配灵活以及在多种状况下都能提供转向助力的特点。正是有了这些优点，电动助力转向系统作为一种新的转向技术，将挑战大家都非常熟知的、已具有50多年历史的液压转向系统。
恒州博智咨询：市场研究报告以主要和次要研究方法为基础，这些方法得出了历史数据和预测数据。提供了关于行业现状的主要统计数据，对于对市场有兴趣的公司和个人来说是一个宝贵的指导和方向。
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QYResearch调研显示，2021年，全球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市场规模达到了158.97亿美元，预计2028年将达到187.22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CAGR）为2.21%。未来几年，本行业具有很大不确定性，本文的2022-2028年的预测数据是基于过去几年的历史发展、行业专家观点、以及本文分析师观点，综合给出的预测。
2021年中国收入占全球市场份额为27.87%，预计未来六年中国市场复合增长率为2.94%，并在2028年规模达到55.85亿美元，同期美国市场CAGR预计大约为1.36%。未来几年，亚太地区的重要市场地位将更加凸显，除中国外，日本、韩国、印度和东南亚地区，也将扮演重要角色。
生产层面，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生产地区，占有大约32.44%的市场份额，之后是欧洲地区，占有大约26.15%的市场份额。目前全球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头部厂商主要包括捷太格特、博世、耐世特和采埃孚等，2021年前三大厂商收入占有全球大约58.64%的市场份额。
全球及中国主要厂商包括：捷太格特、博世、耐世特、采埃孚、日本精工
日立安斯泰莫（昭和）、现代摩比斯、蒂森克虏伯、万都、中国汽车系统股份公司、易力达、豫北、浙江世宝
按照不同产品类型，包括如下几个类别：管柱式EPS、单小齿轮式EPS、双小齿轮式EPS、齿条式EPS
按照不同，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乘用车、商用车
本文包含的主要地区和国家：北美（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欧洲（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亚太（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东南亚等）、南美（巴西和阿根廷等）、中东及非洲地区（土耳其、伊朗、南非等）
本文正文共12章，各章节主要内容如下：
第1章：报告统计范围、产品细分、下游应用领域，以及行业发展总体概况、有利和不利因素、进入壁垒等；
第2章：全球市场供需情况、中国地区供需情况，包括主要地区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产量、销量、收入、价格及市场份额等；
第3章：全球主要地区和国家，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销量和销售收入，2017-2021，及预测2022到2028；
第4章：行业竞争格局分析，包括全球市场企业排名及市场份额、中国市场企业排名和份额、主要厂商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销量、收入、价格和市场份额等；
第5章：全球市场不同类型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销量、收入、价格及份额等；
第6章：全球市场不同应用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销量、收入、价格及份额等；
第7章：行业发展环境分析，包括政策、增长驱动因素、技术趋势、营销等；
第8章：行业供应链分析，包括产业链、主要原料供应情况、下游应用情况、行业采购模式、生产模式、销售模式及销售渠道等；
第9章：全球市场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主要厂商基本情况介绍，包括公司简介、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产品规格型号、销量、价格、收入等；
第10章：中国市场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进出口情况分析；
第11章：中国市场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主要生产和消费地区分布；
第12章：报告结论。
【2022-2028全球及中国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行业研究及十四五规划分析报告】本报告研究“十三五”期间全球及中国市场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的供给和需求情况，以及“十四五”期间行业发展预测。
重点分析全球主要地区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的产能、销量、收入和增长潜力，历史数据2017-2021年，预测数据2022-2028年。
本文同时着重分析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行业竞争格局，包括全球市场主要厂商竞争格局和中国本土市场主要厂商竞争格局，重点分析全球主要厂商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产能、销量、收入、价格和市场份额，全球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产地分布情况、中国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进出口情况以及行业并购情况等。
此外针对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行业产品分类、应用、行业政策、产业链、生产模式、销售模式、行业发展有利因素、不利因素和进入壁垒也做了详细分析。
详细内容请参考恒州博智QYR出版的完整版本报告，索取报告样本联系发布者。著作权归作者所有。我们提供专业的市场调查报告、市场研究报告、可行性研究、IPO咨询、商业计划书等服务，尤其是化工和机械领域构筑了为客户解决统计局、海关、协会等官方单位无法统计到的细分产品数据。了解更多行业数据分析，市场前景预测可关注微信公众号：QY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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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QYResearch调研显示，2021年，全球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市场规模达到了158.97亿美元，预计2028年将达到187.22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CAGR）为2.21%。未来几年，本行业具有很大不确定性，本文的2022-2028年的预测数据是基于过去几年的历史发展、行业专家观点、以及本文分析师观点，综合给出的预测。
2021年中国收入占全球市场份额为27.87%，预计未来六年中国市场复合增长率为2.94%，并在2028年规模达到55.85亿美元，同期美国市场CAGR预计大约为1.36%。未来几年，亚太地区的重要市场地位将更加凸显，除中国外，日本、韩国、印度和东南亚地区，也将扮演重要角色。
生产层面，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生产地区，占有大约32.44%的市场份额，之后是欧洲地区，占有大约26.15%的市场份额。目前全球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头部厂商主要包括捷太格特、博世、耐世特和采埃孚等，2021年前三大厂商收入占有全球大约58.64%的市场份额。
全球及中国主要厂商包括：捷太格特、博世、耐世特、采埃孚、日本精工
日立安斯泰莫（昭和）、现代摩比斯、蒂森克虏伯、万都、中国汽车系统股份公司、易力达、豫北、浙江世宝
按照不同产品类型，包括如下几个类别：管柱式EPS、单小齿轮式EPS、双小齿轮式EPS、齿条式EPS
按照不同，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乘用车、商用车
本文包含的主要地区和国家：北美（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欧洲（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亚太（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东南亚等）、南美（巴西和阿根廷等）、中东及非洲地区（土耳其、伊朗、南非等）
本文正文共12章，各章节主要内容如下：
第1章：报告统计范围、产品细分、下游应用领域，以及行业发展总体概况、有利和不利因素、进入壁垒等；
第2章：全球市场供需情况、中国地区供需情况，包括主要地区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产量、销量、收入、价格及市场份额等；
第3章：全球主要地区和国家，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销量和销售收入，2017-2021，及预测2022到2028；
第4章：行业竞争格局分析，包括全球市场企业排名及市场份额、中国市场企业排名和份额、主要厂商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销量、收入、价格和市场份额等；
第5章：全球市场不同类型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销量、收入、价格及份额等；
第6章：全球市场不同应用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销量、收入、价格及份额等；
第7章：行业发展环境分析，包括政策、增长驱动因素、技术趋势、营销等；
第8章：行业供应链分析，包括产业链、主要原料供应情况、下游应用情况、行业采购模式、生产模式、销售模式及销售渠道等；
第9章：全球市场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主要厂商基本情况介绍，包括公司简介、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产品规格型号、销量、价格、收入等；
第10章：中国市场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进出口情况分析；
第11章：中国市场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主要生产和消费地区分布；
第12章：报告结论。
【2022-2028全球及中国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行业研究及十四五规划分析报告】本报告研究“十三五”期间全球及中国市场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的供给和需求情况，以及“十四五”期间行业发展预测。
重点分析全球主要地区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的产能、销量、收入和增长潜力，历史数据2017-2021年，预测数据2022-2028年。
本文同时着重分析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行业竞争格局，包括全球市场主要厂商竞争格局和中国本土市场主要厂商竞争格局，重点分析全球主要厂商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产能、销量、收入、价格和市场份额，全球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产地分布情况、中国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进出口情况以及行业并购情况等。
此外针对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行业产品分类、应用、行业政策、产业链、生产模式、销售模式、行业发展有利因素、不利因素和进入壁垒也做了详细分析。
详细内容请参考恒州博智QYR出版的完整版本报告，索取报告样本联系发布者。著作权归作者所有。我们提供专业的市场调查报告、市场研究报告、可行性研究、IPO咨询、商业计划书等服务，尤其是化工和机械领域构筑了为客户解决统计局、海关、协会等官方单位无法统计到的细分产品数据。了解更多行业数据分析，市场前景预测可关注微信公众号：QY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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