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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滞胀”会使黄金和白银两极分化

高中政治书里马克思说过：“金银天然是货币，货币天然不是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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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法硕##法制史历史背景#

57 宋初“防弊”之政

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都于汴梁（时称东京）。至1127年，政权南迁，以后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通常将1127年以前的宋朝称为北宋，以后称为南宋。北宋共传九帝，168年。其间围绕宋初制定的一套“防弊”之政，统治集团内部展开了变法与守旧的反复斗争，这一线索基本上贯穿了北宋政治史的始终。

北宋建立了，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当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使自己避免成为五代以后又一短命王朝。换言之，即消除唐后期以来地方权重、武将跋扈、纪纲不立等现象，保证新王朝的长治久安。宋初统治者为此殚精竭虑，制定了一系列富于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其成效堪称卓著，专制集权得到空前强化。

防弊之政的第一原则是收权，即尽量将地方权力收归中央，从制度上保证藩镇割据局面不复出现。具体言之则包括“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等几方面：

稍夺其权——稍，意为逐渐。最初于平定南方诸国后，在当地各州设通判一职，选京官充任，号为“监郡”，后全国普遍设立,对节度使形成牵制。继而罢领 “支郡”，命节度使只负责其驻节所在州的政事，其藩镇境内余州皆直隶朝廷，由朝廷委任中央文官“权知军州事”，简称知州。此举使节度使行政权力大为缩减，与一般之知州相等，仅级别稍高，以后更渐演变为虚衔，只领取俸禄而不赴任。对包括宋初节度使在内的州长官,一方面采取三年一易之法，经常调动，另一方面充分利用通判一职的监督权，规定凡事须通判共同签署始得实行，以此保证中央对诸州的控制。

制其钱谷——改变过去节度使把持地方财政，以大量财物留使、留州的现象，令各州财赋除留必需之经费外一律上缴，由中央财政机构三司统一管 理。设诸路转运司，代表中央综理一地区财政（全国共分十五路），加强对 地方的财政检查。又下令废止晚唐以来藩镇经营贸易的特权，“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也”。

收其精兵——继续推行周世宗时期的政策，将地方精锐部队尽量征入禁军，地方所统皆老弱不堪攻战，仅任工程力役，称为“厢军”。禁军的布置采取“守内虚外”策略，20佘万禁军之中，京师附近驻扎10余万，地方分驻 10余万。地方的禁军皆非常驻，而是实行“更戍法”,定期更换移动。如此，使中央相对于地方的军事优势较之五代更为强化。

防弊之政的第二原则是分权，即尽量使各层权力机构的权力趋于分散，令其互相牵制，防止出现专擅现象。

在中央，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外，增设参知政事为副宰相。又改变昔日宰相机构“事无不统”的状态，令枢密院专掌军政，三司专掌财政，其中枢密院与宰相分掌文武大政，号为“二府”。三司长官三司使则号称“计相”。枢密院虽掌军政,其权主要限于发令调遣，并不参与日常统辖。统辖军队的是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指挥使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三机构，合称“三衙”。即所谓“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按指禁军),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不仅如此，日常统兵与战时统兵又有区分，三衙仅是日常统兵，遇战事由朝廷另委将帅统兵出征，战毕兵归三衙，将还本职。

在地方管理方面，初设诸路转运使司（简称漕司）监管地方财政，兼及行政监察，号称“监司”。但以后又增设多种名目的路级监司，提点刑狱司（简称宪司）主管司法，提举常平司（简称仓司）主管仓储，安抚使司（简称帅司）主管军务、治安，简称“四监司”。它们互不统属，路之辖境划分不尽相同，或虽相同而治所未必在一地。既各有主管范围，但也互有重叠，往往使之兼理他务。州级机构中，通判与长官形成分权，同签文书。

又有一项与分权原则相关的制度，即官、职遣分离。隋唐传统官称至宋依然保留，但徒具形式，仅代表资历、俸禄的高低，居其官者通常不掌其事。文官又有称为“职”的衔号，入殿阁学士、修撰之类，亦与实际工作无关，只是荣誉头衔。实际工作、权力则由差遣决定，多称为权知（或提举、提点、管勾）某机构事、充（或判、行等）某职之类，表示为临时委派之职事。这种官职差遣分离、名实混淆的现象自唐中叶以来已经出现，宋初统治者未予重新规范，反而有意识地使其更加普遍化，意图在于表现官员“名若不正、义若不久”，其工作带有临时性质，不得长期专擅某项权力。

防弊之政的第三原则是重文轻武。为抑制武将势力，巩固皇位，宋太祖即位后不久即利用宴会“杯酒释兵权”，剥夺宿将石守信等统帅禁军的权力，代以资浅才庸之将领。以后更是有意识地压制武将，枢密院长官皆用文臣，作战时多不设主帅，将从中御。与轻武相对，大力抬高文官、士人地位，提倡文治，扩大科举规模，鼓励台谏言事，强化监察工作，逐渐形成了“不杀士大夫及言事者”和“与士大夫治天下”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