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防联控江西在行动# #爱心守望情暖赣鄱# #抗疫一线江西党员勇争先#【无接触史，独居，70岁老人为何会被感染？】她70岁，独居，很少社交
近段时间没出过上海
初步调查没有接触过新冠肺炎病例
身边也没人有呼吸道感染症状
却被确诊为一名新冠肺炎患者
到底是怎么感染的？
“无接触史”的她被确诊了
桂芳（化名）已经在每日疫情数字“正在流行病学调查中”一栏出现10多天了。
作为此次上海市疾控中心新冠肺炎防控现场工作组（以下简称现场工作组）的一员，孔德川急需调查这个“1”的“源头”——究竟是“有湖北居住或旅行史”、“有湖北以外地区居住或旅行史”，还是“有相关病例接触史”。
然而，从初步调查资料来看，这位70岁的老太太都不符合：
她是上海本地人，独居、不爱社交，近段时间没出过上海，也没有接触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甚至身边也没人有呼吸道感染症状。
到底是怎么感染上新冠病毒的？
流调信息数据组在工作
活动轨迹整理出来了
桂芳所居住的A区临街公寓，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砖混结构公房。一人住面积有些大，她把另一间隔出，用于出租，与租户共用一个大门。
不过，她个性内敛，喜欢清静，与租户、邻居从不窜门，见面只是点头，问好。
拿到案例的第一步，孔德川总会画图，梳理出病例的活动轨迹。
“首要就是把发病时间确定，有了发病时间，往前14天，调查病例的暴露情况，也就是什么原因得病；往后至隔离治疗前，需要判断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孔德川把桂芳的活动轨迹整理如下：
1月15日至27日，在女儿的陪伴下，她去了分别位于B区和C区的几家单位。
此后的1月27日上午，她开始身体不适，无力，头痛，有轻微的咳嗽，但她认为，“大概是血压高了”，咳嗽也应归因于她常年患有的支气管炎。
2月3日，女儿再次来电，她说骨头酸疼，女儿坚持带她到A区看诊，她已开始发烧。CT显示，她有病毒性肺炎的征象。她被诊断为“疑似”，被发热门诊收治，隔离。
此刻，她已经进入了疾病防控的网络。2小时后，A区疾控中心在系统里发现了她的报告。流调人员开始调查。医务人员将她的咽拭子标本，连同血液标本送至市疾控的实验室进行检测。
2月5日她被确诊后，被转入上海市新冠病例定点医疗机构治疗。
可以判断的是，病毒就在1月27日前，悄无声息地接触到了桂芳。可到底是什么时候，怎么接触上的？
排查120余人，进展缓慢
C区某单位进入孔德川的视线。从发病时间来看，C区比B区可能性更大。
孔德川请C区疾控中心协助，了解到桂芳曾去过C区某单位，而这一行程涉及100多人。
C区疾控中心找出了100多人的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逐一核实，“是否有湖北接触史、旅居史、是否有发热或呼吸道感染症状”。结果，全都排除。
B区的某单位很快也被排除了。通过与全市病例数据库的比对核实，也排除了这家单位当天有确诊病例出现的可能。
B区的某公共事务服务中心，初步报告上写是由女儿陪同去的，女儿自述没有不适。当天该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已请公安介入排查。
患者的直接接触断了线索，同事毛盛华也帮助介入调查密切接触者。
除了一直受到关注的女儿，租户是与杨桂芳共用大门的，她有可能是传染源吗？调查了租户来源地、活动轨迹、身体状况，可能性被初步排除了。
桂芳的孙辈虽然接触外人的可能性小，但也不能排除。毕竟在24日晚，他与外婆杨桂芳一起吃过饭。但结果是，再次排除。
“好像你本来在一个好大的房子里，到处都是线索，然后越来越小，屡屡碰壁，最后连转身的余地都没了。”孔德川用手比划出房子屋顶的样子，摇着头感叹。在这个下午，他打了4个多小时的电话，从5点到9点半，访问了4位被调查对象。
至此，桂芳的案子已经先后出动流调人员25人次，反复8次赴病例涉及地点调查，电话排查了120余人，进展缓慢。
除了密切接触者还会有谁？
银色的依维柯从市疾控中心驶出，开往A区疾控中心。孔德川坐在前排，盯着本子上梳理出的圈、线图，手里的黑色水笔不时敲击着页面。这一天，他决定再次去杨桂芳所居住的A区疾控中心找找线索。
坐在车里第二排扎马尾辫的，是孔德川的搭档郑杨。她是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与伤害防治所作为“外援”被借调过来。
“这病目前还是人传人，肯定是和什么人接触了。”孔德川和郑杨讨论。
目前已知的密切接触者都已排查。女儿一家从1月27日杨桂芳发病至今，14天隔离期已过，无人发病。
上海疾控中心的密接管理小组，也叫追踪办。
孔德川最担心还有潜在的被感染者。这也是流调者必须要尽快找出传染源和传播途径的意义。毕竟，在上海市至今为止的确诊病例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确诊患者是在密切接触者中发现的。第一时间发现并管理好这最后被确诊的120多名密切接触者，避免他们成为新的传染源，是上海控制住疫情发展的关键。
临行前两人去找专家组副组长潘浩理思路，潘浩给孔德川画了一张图，并祝他们“马到成功”。现在这张图就在孔德川的脑子里反复推演：
继续完善本人的接触史，看看是否有遗漏；
密切的接触者（儿女、孙辈）在患者发病14天内是否接触过可疑的感染源；
最后的选择，再问问社区里是否有可疑感染源接触史。
一位新的接触人员出现了
A区疾控中心到了，会面地点直接定在318会议室。区流调人员小马和李主任拿着本子坐在会议桌对面，眼皮直打架。
他们已经记不清为这个案子和市疾控沟通了多少次了。“老太太一共接触的人就那么几个，问题都问过了，都没有接触过来自武汉的人，也没有出过上海，没有去过比较密集的大型聚会。”小马很疲惫。
“会不会有遗漏？能不能把他们的14天轨迹都确认一遍？”
“患者的14天轨迹可以做，但是要做接触者的14天的轨迹可就没完了。就算问出来哪一天去了什么超市什么广场，也不能作为病人的流行病学史信息呀。”
孔德川说：“这是特殊案例，必须特殊对待。大多数人第一反应都是‘我没去过’，‘没接触过什么可疑的病人’，但如果问他，那天跟谁在一起，说不定就可以找到下一步去调查的线索。”
孔德川又把前述工作解释了一遍，李主任松了口。“那行，我们再问一遍。”
“你们负责密切接触者以及社区，我们现在来给老太太打电话。”孔德川安排了分工。
桂芳老太太还在住院。打电话前，孔德川要确保老太太的身体状况适合接电话，需要等在传染病医院的同事去确认。10分钟后，小马和李主任走了进来。
“已经问完了？我们还没开始呢！”
“有进展了。”小马放下文件夹，“老太太家人刚刚提到一位新的接触人员，与病例在公共事业服务中心一起办理过业务，是本市一个已经确诊的病例。”
“啊！”所有人惊呼。
孔德川与郑杨去公共事务服务中心查看新接触者和老太太接触的具体过程。
新的疑点又产生了
但他们并没有太多时间来庆贺。因为新的疑点产生了。
那位确诊病例是在1月25日发病，那他与桂芳之间是如何传播的？新的问题逻辑判断又来了，孔德川又要继续下一个流程。流调就是这样，它是一个一个的逻辑判断，一个一个的线索探索，一个一个的证据佐证！
而这个案例正印证了上海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孙晓冬的某些看法。
流行病学调查是一个耗时耗力、循序渐进的过程。尤其对于新发传染病来说，方法和结论是在不断的调整和纠偏中进行。例如此次新冠疫情中，原本“密切接触者”按规定是在患者发病后密切接触的人员才算，但随着对病毒的认知越来越深入，定义已被改为从发病前2天算起。
桂芳的病情已经好转，临近出院，她正在等待出院前两次核酸的检测，只要两次都测出直线，她就能重回阳光之下了。
近段时间没出过上海
初步调查没有接触过新冠肺炎病例
身边也没人有呼吸道感染症状
却被确诊为一名新冠肺炎患者
到底是怎么感染的？
“无接触史”的她被确诊了
桂芳（化名）已经在每日疫情数字“正在流行病学调查中”一栏出现10多天了。
作为此次上海市疾控中心新冠肺炎防控现场工作组（以下简称现场工作组）的一员，孔德川急需调查这个“1”的“源头”——究竟是“有湖北居住或旅行史”、“有湖北以外地区居住或旅行史”，还是“有相关病例接触史”。
然而，从初步调查资料来看，这位70岁的老太太都不符合：
她是上海本地人，独居、不爱社交，近段时间没出过上海，也没有接触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甚至身边也没人有呼吸道感染症状。
到底是怎么感染上新冠病毒的？
流调信息数据组在工作
活动轨迹整理出来了
桂芳所居住的A区临街公寓，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砖混结构公房。一人住面积有些大，她把另一间隔出，用于出租，与租户共用一个大门。
不过，她个性内敛，喜欢清静，与租户、邻居从不窜门，见面只是点头，问好。
拿到案例的第一步，孔德川总会画图，梳理出病例的活动轨迹。
“首要就是把发病时间确定，有了发病时间，往前14天，调查病例的暴露情况，也就是什么原因得病；往后至隔离治疗前，需要判断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孔德川把桂芳的活动轨迹整理如下：
1月15日至27日，在女儿的陪伴下，她去了分别位于B区和C区的几家单位。
此后的1月27日上午，她开始身体不适，无力，头痛，有轻微的咳嗽，但她认为，“大概是血压高了”，咳嗽也应归因于她常年患有的支气管炎。
2月3日，女儿再次来电，她说骨头酸疼，女儿坚持带她到A区看诊，她已开始发烧。CT显示，她有病毒性肺炎的征象。她被诊断为“疑似”，被发热门诊收治，隔离。
此刻，她已经进入了疾病防控的网络。2小时后，A区疾控中心在系统里发现了她的报告。流调人员开始调查。医务人员将她的咽拭子标本，连同血液标本送至市疾控的实验室进行检测。
2月5日她被确诊后，被转入上海市新冠病例定点医疗机构治疗。
可以判断的是，病毒就在1月27日前，悄无声息地接触到了桂芳。可到底是什么时候，怎么接触上的？
排查120余人，进展缓慢
C区某单位进入孔德川的视线。从发病时间来看，C区比B区可能性更大。
孔德川请C区疾控中心协助，了解到桂芳曾去过C区某单位，而这一行程涉及100多人。
C区疾控中心找出了100多人的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逐一核实，“是否有湖北接触史、旅居史、是否有发热或呼吸道感染症状”。结果，全都排除。
B区的某单位很快也被排除了。通过与全市病例数据库的比对核实，也排除了这家单位当天有确诊病例出现的可能。
B区的某公共事务服务中心，初步报告上写是由女儿陪同去的，女儿自述没有不适。当天该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已请公安介入排查。
患者的直接接触断了线索，同事毛盛华也帮助介入调查密切接触者。
除了一直受到关注的女儿，租户是与杨桂芳共用大门的，她有可能是传染源吗？调查了租户来源地、活动轨迹、身体状况，可能性被初步排除了。
桂芳的孙辈虽然接触外人的可能性小，但也不能排除。毕竟在24日晚，他与外婆杨桂芳一起吃过饭。但结果是，再次排除。
“好像你本来在一个好大的房子里，到处都是线索，然后越来越小，屡屡碰壁，最后连转身的余地都没了。”孔德川用手比划出房子屋顶的样子，摇着头感叹。在这个下午，他打了4个多小时的电话，从5点到9点半，访问了4位被调查对象。
至此，桂芳的案子已经先后出动流调人员25人次，反复8次赴病例涉及地点调查，电话排查了120余人，进展缓慢。
除了密切接触者还会有谁？
银色的依维柯从市疾控中心驶出，开往A区疾控中心。孔德川坐在前排，盯着本子上梳理出的圈、线图，手里的黑色水笔不时敲击着页面。这一天，他决定再次去杨桂芳所居住的A区疾控中心找找线索。
坐在车里第二排扎马尾辫的，是孔德川的搭档郑杨。她是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与伤害防治所作为“外援”被借调过来。
“这病目前还是人传人，肯定是和什么人接触了。”孔德川和郑杨讨论。
目前已知的密切接触者都已排查。女儿一家从1月27日杨桂芳发病至今，14天隔离期已过，无人发病。
上海疾控中心的密接管理小组，也叫追踪办。
孔德川最担心还有潜在的被感染者。这也是流调者必须要尽快找出传染源和传播途径的意义。毕竟，在上海市至今为止的确诊病例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确诊患者是在密切接触者中发现的。第一时间发现并管理好这最后被确诊的120多名密切接触者，避免他们成为新的传染源，是上海控制住疫情发展的关键。
临行前两人去找专家组副组长潘浩理思路，潘浩给孔德川画了一张图，并祝他们“马到成功”。现在这张图就在孔德川的脑子里反复推演：
继续完善本人的接触史，看看是否有遗漏；
密切的接触者（儿女、孙辈）在患者发病14天内是否接触过可疑的感染源；
最后的选择，再问问社区里是否有可疑感染源接触史。
一位新的接触人员出现了
A区疾控中心到了，会面地点直接定在318会议室。区流调人员小马和李主任拿着本子坐在会议桌对面，眼皮直打架。
他们已经记不清为这个案子和市疾控沟通了多少次了。“老太太一共接触的人就那么几个，问题都问过了，都没有接触过来自武汉的人，也没有出过上海，没有去过比较密集的大型聚会。”小马很疲惫。
“会不会有遗漏？能不能把他们的14天轨迹都确认一遍？”
“患者的14天轨迹可以做，但是要做接触者的14天的轨迹可就没完了。就算问出来哪一天去了什么超市什么广场，也不能作为病人的流行病学史信息呀。”
孔德川说：“这是特殊案例，必须特殊对待。大多数人第一反应都是‘我没去过’，‘没接触过什么可疑的病人’，但如果问他，那天跟谁在一起，说不定就可以找到下一步去调查的线索。”
孔德川又把前述工作解释了一遍，李主任松了口。“那行，我们再问一遍。”
“你们负责密切接触者以及社区，我们现在来给老太太打电话。”孔德川安排了分工。
桂芳老太太还在住院。打电话前，孔德川要确保老太太的身体状况适合接电话，需要等在传染病医院的同事去确认。10分钟后，小马和李主任走了进来。
“已经问完了？我们还没开始呢！”
“有进展了。”小马放下文件夹，“老太太家人刚刚提到一位新的接触人员，与病例在公共事业服务中心一起办理过业务，是本市一个已经确诊的病例。”
“啊！”所有人惊呼。
孔德川与郑杨去公共事务服务中心查看新接触者和老太太接触的具体过程。
新的疑点又产生了
但他们并没有太多时间来庆贺。因为新的疑点产生了。
那位确诊病例是在1月25日发病，那他与桂芳之间是如何传播的？新的问题逻辑判断又来了，孔德川又要继续下一个流程。流调就是这样，它是一个一个的逻辑判断，一个一个的线索探索，一个一个的证据佐证！
而这个案例正印证了上海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孙晓冬的某些看法。
流行病学调查是一个耗时耗力、循序渐进的过程。尤其对于新发传染病来说，方法和结论是在不断的调整和纠偏中进行。例如此次新冠疫情中，原本“密切接触者”按规定是在患者发病后密切接触的人员才算，但随着对病毒的认知越来越深入，定义已被改为从发病前2天算起。
桂芳的病情已经好转，临近出院，她正在等待出院前两次核酸的检测，只要两次都测出直线，她就能重回阳光之下了。
马斯克画彩虹，丁磊画条龙
众所周知，特斯拉的使命是加速世界向可持续能源发展，于是，他们推出了覆盖各种应用场景的电动车，从轿车、SUV、皮卡再到卡车……当然，熟悉 Elon Musk 的人也知道，他对于出行的野心，不止于此。Hyperloop 超级高铁、The Boring Company 的超高速地下隧道，甚至用航天运载火箭实现全球城市间的点对点运输……
想法看似疯狂，但这也证明，Musk 深刻地明白，仅靠一款电动车，不足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未来交通转型。
也有人对未来出行做了深入全面的系统化思考，并开始付诸行动。在一众造车新势力里，他显得有点儿「另类」，这就是丁磊和他的华人运通。
造车新势力的常规玩法仍然是围绕智能电动车而展开的，沿着研发-生产-销售-服务这条主线，把技术的革新和模式的创新穿插其中，而华人运通的与众不同在于，「智能汽车」只是他们商业战略中的一环，除此之外，他们还发力智捷交通和智慧城市。这「三智」协同，构成了与其他所有造车新势力都截然不同的玩法。当然，如果这么来看，「未来出行科技公司」，是比「造车新势力」更适合华人运通的一个描述和定位。
他们最新的动作是，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落地了首个车路城一体化智慧城市 5G 无人驾驶交通运营样板。
至此，华人运通对于未来出行的构想，已经在 2019 年全景展示在了我们面前。
智慧城市项目的名称听上去非常冗长，我们来拆解一下。它包括几个部分：
一是名为「城市之帆」的纯电动无人驾驶智能巴士，它具备 L4 级车路协同无人驾驶功能；
二是集成高精摄像头、激光雷达、微波雷达及边缘计算系统的「智路」系统；
三是交通运营监控中心，名为「智城」。
你会发现，这三部分其实就是对刚才提到的「三智」战略的整合。在张江高科的这个运营样板，覆盖了智能交通工具、车路协同以及无人驾驶城市的交通运营管理。
而它的关键词，是 5G+V2X，这也是华人运通最核心的技术基因。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华人运通在智能汽车和智捷交通这两个层面的进展。
智能汽车这个层面，他们在今年 7 月发布了首款量产车高合 HiPhi 1。这辆定位豪华、高端的「纯电超跑 SUV」，在 2019 年看来具有极高的前瞻性。基于 HOA 开放式电子电气架构，搭载了 6 个计算平台，采用 1Gbps 高速以太网连接，具备了极强的信息处理和互联能力，支持整车 OTA。
座舱内的 9 屏联动、独特的 NT 门开启方式，都让它在发布时赚足了眼球。但更重要的是这台车「面向未来」的特性。按照华人运通的解释，他们并不是把它单纯作为「交通工具」来打造的，而是希望它成为城市的节点、创造丰富场景的平台。
这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高合 HiPhi 1 将会标配 5G+V2X 技术，未来将基于 5G 网络的超高速数据交互能力和 V2X 能力（车与车、车与路、车与基础设施、车与行人）等无缝数据交互能力，无缝融入未来智慧城市的车路协同自动驾驶交通系统。它首先会具有单车 L3 级双冗余自动驾驶能力，并且向全场景自动驾驶迈进。
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要实现更高级别的自动驾驶，仅靠单车智能（强大的传感器配置+成熟的自动驾驶软件）很难完成，更需要法律法规、基础设施等方方面面的支持和配合。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华人运通要做智捷交通和智慧城市。如丁磊所说，「改变人类未来出行的愿景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要从技术、应用、体验、管理等全方位进行考量，也需要上下游企业、科研院校、政府及管理部门等多方协作。」
车端有了高合 HiPhi 1，那么在路端呢？早在今年一月，华人运通就在江苏盐城落地了「智路」示范项目，这也是他们在全球落地的首条车路协同自动驾驶智能化城市道路。它的用途有二，一是自动驾驶开放道路测试，二是智能化交通管理试验，而 5G+V2X 车路协同技术，也是它最大的特点。基于此，「智路」可以实现全路况路口博弈、超视距行人避让、绿波带车速引导等十多个车路协同城市交通场景，实现在复杂城市路况下的全自主全场景自动驾驶。
可以发现，在华人运通的三智战略里，5G+V2X 是贯穿始终的。这就和其他车企有了本质思路上的差异：在大家都在着眼于发展单车智能时，华人运通思考的是车、路、城市之间的连接问题。
就像前面所说，仅仅把传统汽车变成智能汽车，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未来出行转型，这就如同如果不升级整车电子电气架构就很难做到真正的单车智能。
当初华人运通发布三智战略时，很多人抱有怀疑态度，认为它太过宏大、难以落地，但必须承认的是，这个构想其实足够有前瞻性。而经过一年的发展，华人运通也正在一步步把它变成现实。
为什么华人运通要走这个看起来艰难的路径？
丁磊造车和城市管理的丰富背景让他有了不一样的看问题角度，而这也让华人运通有了撬动各方面资源的可能性。
这样的系统性解决方案显然比研发、制造一台车的周期更长，但它的想象空间也要更大。
为什么在中国有机会做这样的事情？这个问题可以换一种问法，为什么完全自动驾驶更容易在中国落地？
需要达成的一个共识是，只靠单车智能，很难实现完全自动驾驶。而中国的优势，恰恰是在车路协同、基础设施、法律法规等方面。我们可以列几点核心原因，例如，中国有全球最好的基建能力；最重要的，中国的社会各界，对交通和出行的新技术、新模式抱有极大的欢迎态度，并且很容易形成统一的意志力来为它的落地创造条件。
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华人运通的商业策略，很难被全球的创业公司所复制。而华人运通三智战略的落地，就更显得难能可贵。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来看华人运通 2019 年的成绩单，会更有说服力。
汽车质量家：www.autoqa.cn
上海沐睿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创新型的汽车工程技术服务公司，具备Reach、VOC、ELV环保法规评估一站式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从初步想法到最终产品的全程支持，包括：项目的确定、设计、开发，直到材料、组件和系统的测试。此外，还包括项目管理和人员调配等服务。近十年来，整合汽车行业咨询，从车身、底盘、电子电器、智能化、动力系统、内外饰、环保法规等多方面纵向数据积累，并成功通过以品质创新，加强技术合作，孵化多家二方及三方实验室能力提升，与学术界和政府多方面协作的创新中心，促进自主创新和开放合作。
众所周知，特斯拉的使命是加速世界向可持续能源发展，于是，他们推出了覆盖各种应用场景的电动车，从轿车、SUV、皮卡再到卡车……当然，熟悉 Elon Musk 的人也知道，他对于出行的野心，不止于此。Hyperloop 超级高铁、The Boring Company 的超高速地下隧道，甚至用航天运载火箭实现全球城市间的点对点运输……
想法看似疯狂，但这也证明，Musk 深刻地明白，仅靠一款电动车，不足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未来交通转型。
也有人对未来出行做了深入全面的系统化思考，并开始付诸行动。在一众造车新势力里，他显得有点儿「另类」，这就是丁磊和他的华人运通。
造车新势力的常规玩法仍然是围绕智能电动车而展开的，沿着研发-生产-销售-服务这条主线，把技术的革新和模式的创新穿插其中，而华人运通的与众不同在于，「智能汽车」只是他们商业战略中的一环，除此之外，他们还发力智捷交通和智慧城市。这「三智」协同，构成了与其他所有造车新势力都截然不同的玩法。当然，如果这么来看，「未来出行科技公司」，是比「造车新势力」更适合华人运通的一个描述和定位。
他们最新的动作是，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落地了首个车路城一体化智慧城市 5G 无人驾驶交通运营样板。
至此，华人运通对于未来出行的构想，已经在 2019 年全景展示在了我们面前。
智慧城市项目的名称听上去非常冗长，我们来拆解一下。它包括几个部分：
一是名为「城市之帆」的纯电动无人驾驶智能巴士，它具备 L4 级车路协同无人驾驶功能；
二是集成高精摄像头、激光雷达、微波雷达及边缘计算系统的「智路」系统；
三是交通运营监控中心，名为「智城」。
你会发现，这三部分其实就是对刚才提到的「三智」战略的整合。在张江高科的这个运营样板，覆盖了智能交通工具、车路协同以及无人驾驶城市的交通运营管理。
而它的关键词，是 5G+V2X，这也是华人运通最核心的技术基因。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华人运通在智能汽车和智捷交通这两个层面的进展。
智能汽车这个层面，他们在今年 7 月发布了首款量产车高合 HiPhi 1。这辆定位豪华、高端的「纯电超跑 SUV」，在 2019 年看来具有极高的前瞻性。基于 HOA 开放式电子电气架构，搭载了 6 个计算平台，采用 1Gbps 高速以太网连接，具备了极强的信息处理和互联能力，支持整车 OTA。
座舱内的 9 屏联动、独特的 NT 门开启方式，都让它在发布时赚足了眼球。但更重要的是这台车「面向未来」的特性。按照华人运通的解释，他们并不是把它单纯作为「交通工具」来打造的，而是希望它成为城市的节点、创造丰富场景的平台。
这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高合 HiPhi 1 将会标配 5G+V2X 技术，未来将基于 5G 网络的超高速数据交互能力和 V2X 能力（车与车、车与路、车与基础设施、车与行人）等无缝数据交互能力，无缝融入未来智慧城市的车路协同自动驾驶交通系统。它首先会具有单车 L3 级双冗余自动驾驶能力，并且向全场景自动驾驶迈进。
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要实现更高级别的自动驾驶，仅靠单车智能（强大的传感器配置+成熟的自动驾驶软件）很难完成，更需要法律法规、基础设施等方方面面的支持和配合。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华人运通要做智捷交通和智慧城市。如丁磊所说，「改变人类未来出行的愿景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要从技术、应用、体验、管理等全方位进行考量，也需要上下游企业、科研院校、政府及管理部门等多方协作。」
车端有了高合 HiPhi 1，那么在路端呢？早在今年一月，华人运通就在江苏盐城落地了「智路」示范项目，这也是他们在全球落地的首条车路协同自动驾驶智能化城市道路。它的用途有二，一是自动驾驶开放道路测试，二是智能化交通管理试验，而 5G+V2X 车路协同技术，也是它最大的特点。基于此，「智路」可以实现全路况路口博弈、超视距行人避让、绿波带车速引导等十多个车路协同城市交通场景，实现在复杂城市路况下的全自主全场景自动驾驶。
可以发现，在华人运通的三智战略里，5G+V2X 是贯穿始终的。这就和其他车企有了本质思路上的差异：在大家都在着眼于发展单车智能时，华人运通思考的是车、路、城市之间的连接问题。
就像前面所说，仅仅把传统汽车变成智能汽车，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未来出行转型，这就如同如果不升级整车电子电气架构就很难做到真正的单车智能。
当初华人运通发布三智战略时，很多人抱有怀疑态度，认为它太过宏大、难以落地，但必须承认的是，这个构想其实足够有前瞻性。而经过一年的发展，华人运通也正在一步步把它变成现实。
为什么华人运通要走这个看起来艰难的路径？
丁磊造车和城市管理的丰富背景让他有了不一样的看问题角度，而这也让华人运通有了撬动各方面资源的可能性。
这样的系统性解决方案显然比研发、制造一台车的周期更长，但它的想象空间也要更大。
为什么在中国有机会做这样的事情？这个问题可以换一种问法，为什么完全自动驾驶更容易在中国落地？
需要达成的一个共识是，只靠单车智能，很难实现完全自动驾驶。而中国的优势，恰恰是在车路协同、基础设施、法律法规等方面。我们可以列几点核心原因，例如，中国有全球最好的基建能力；最重要的，中国的社会各界，对交通和出行的新技术、新模式抱有极大的欢迎态度，并且很容易形成统一的意志力来为它的落地创造条件。
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华人运通的商业策略，很难被全球的创业公司所复制。而华人运通三智战略的落地，就更显得难能可贵。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来看华人运通 2019 年的成绩单，会更有说服力。
汽车质量家：www.autoqa.cn
上海沐睿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创新型的汽车工程技术服务公司，具备Reach、VOC、ELV环保法规评估一站式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从初步想法到最终产品的全程支持，包括：项目的确定、设计、开发，直到材料、组件和系统的测试。此外，还包括项目管理和人员调配等服务。近十年来，整合汽车行业咨询，从车身、底盘、电子电器、智能化、动力系统、内外饰、环保法规等多方面纵向数据积累，并成功通过以品质创新，加强技术合作，孵化多家二方及三方实验室能力提升，与学术界和政府多方面协作的创新中心，促进自主创新和开放合作。
发隆金融网：人民日报三问租购同权：真能上 https://t.cn/EK8SOtk
这段时间，“租购同权”火了。“租房能像买学校房一样上‘好学校’”“租房也能落户”……7月中旬以来，广州、无锡、郑州、北京等城市相继推出为租房者扩权的种种政策，引起关注。
今年3月，住建部有关负责人在国新办发布会上提出“逐步使租房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与买房居民享有同等待遇”，被不少媒体概括为“租购同权”；7月下旬，住建部等九部门发文推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并提出此举是“解决新市民住房问题”。
“租购同权”到底是什么？会带来哪些改变？还有哪些坎要迈过去？
租房真能上“好学校”吗？
租购同权是好事，但也不要夸大含金量。
7月中旬，《广州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工作方案》出台，提出“赋予符合条件的承租人子女享有就近入学等公共服务权益，保障租购同权”。“租购同权”，头1次出现在我国地方的正式文件中。
所谓“租购同权”，就是不能让人们因为住房方式不同而获得不同的基本公共服务。而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教育无疑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广州一些中介机构提炼出政策卖点——“租房也能去好校”，成了此次“租购同权”热议的捻子。
“一开始不少人还真信了，小区业主微信群里都‘炸锅’了。”家住广州海珠区一套“学校房”的袁倩说。袁倩手中的这套房，是2014年购入，对口海珠区第三实验小学，2.8万元/平方米的售价在当时高出周边均价1/3，3年来已涨到5万元/平方米。“在我们小区，一套三居室的月租金才6000多元。要是租客能以这么低的成本去好学校，那我们之前的投入岂不白费了？将来换手，也卖不上价钱吧？”
随后一段时间，来自部门的解读使“真相”渐趋明朗，袁倩也慢慢安下心：一来，“租房就能上学”并非新政，而是早已有之，至少从前年2月起，租赁合同就是有用的“居住地证明”，能作为孩子入学的“门票”，此次文件提及只是强调而已；二来，广州政策中仍延续了租房上学的门槛，比如父母或具有本市户籍，或持有人才绿卡，或符合积分入学安排学位条件；三来，即便可以“就近入学”，也要“接受统筹安排”，很难“定位”到好学校。“租房也能去好学校？这事还早吧？”袁倩说。
7月下旬，继广州之后，无锡、郑州、扬州、济南等一些城市也先后出台与“租购同权”相关的文件。不同的是，这些城市将同权放在了户籍上。比如，无锡取消了原先购房面积达60平方米以上准予落户的门槛，改为只要在当地有合法稳定住所和合法稳定职业，不论住宅面积大小均可落户。
“推动租购同权，不能夸大它的含金量。”2014年刚通过购房落户成为无锡新市民的李斌对落户政策很清楚：“租房可以落户”不是新鲜事，而是早已有之，以前除了购房人员之外，投资人员、外来务工人员也能落户，只不过购房落户干脆利落，其他两类还要一系列要求；再者，就算按现在的政策，“租房就能落户”，照样得有相关条件——参加无锡城镇社会保险、申领（签注）《江苏省居住证》均满5年。
“北京、上海就不会提‘租购同权’吧？到北京租个房，孩子就能去好学校，怎么可能呢？真那样，还不得有一半的人挤过去？”李斌打趣说。
“这几年长三角地区的城市普遍发展不错，上海的‘虹吸作用’，无锡的外来人口加多其实并不快，需要在落户门槛上‘松松口子’。”李斌揣测，此次新政的目的多还是为了加强无锡的城市吸引力和竞争力。
租购同权面临哪些刚性制约？
在一些人口大规模流入的城市，做到“租购同权”还不现实，难点是好的公共资源的供给能力不足。
“只要一份居住证明，也就是租赁合同，我们的孩子就能和买房者上一样的小学、中学。”被派往美国工作的北京某咨询机构职员高时告诉记者，在美国，地方公共资金的主要来源就是房产税，尽管房产税是房东缴纳的，但交了租金的租房者也为房东承担了房产税，按照这个逻辑，租房者当然能够享用所租房屋的相关公共服务，“然而，国情不同，中美人口规模、公共资源体量不一样，什么时候实现‘租购同权’还真不好说。”
不少人跟高时持有同样的观点——“租购同权”的确是一个美好的期待，但要实现并不容易。
“推动社会公平当然是好事，但这份公平也应考虑购房者的付出。”袁倩了解到，目前在广州各区，入学排位的顺序大致是：房户合一者、无户有房者，才是既无户籍也无住房的人群。她认为，在学位富足的区域，租房者的子女理当能够入学，就近受义务教育，但如果“僧多粥少”、学位紧张，还是应该维持现状，“买房者和租房者支出的成本、对城市的贡献差出太多。”
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任兴洲认为：“现阶段，在我国一些人口大规模流入的城全做到‘租购同权’还不太现实，难点是好的公共资源的供给能力不足，是与‘学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教育资源短缺。”她认为，一座城市涌入大量人口后，子女就学的需求会大幅度增加，但当地教育资源并不会随着人口流动同比例大量增加，由此会造成供需矛盾、教育资源供给紧张。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此番推动“租购同权”的城市大多并非人口流入压力显现、租房者扩权需求强烈的城市。正如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理事长李铁所说，像北京这样的1线城市，控制人口、控制土地供应、控制户籍等措施，就是对“权”的限制，“租购同权”的实施还面临着许多刚性制约。
从另一方面看，“租购同权”也非“盲目画饼”，而是大势所趋、现实所需。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既然是‘住’，除了自有产权的房子之外，租赁住房也是解决‘住有所居’的一种方式。”任兴洲认为，“当前我国要建立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一直机制，一个重要举措就是通过租售并举来对城镇各人群的住房需求，而要使‘租售并举’落到实处，‘租购同权’要提上议事日程。”
“过去，我国城镇中有一些福利和享用公共资源的权利附着在产权住房上，比如买了房子就容易落户，落户后孩子就有在‘学区’入学的权利。再加上购房会带来‘效益’，加值空间大，人们就会踊跃地购房。在供需矛盾一、二线城市，购房需求越来越旺，房价容易出现过快上涨。而租赁住房者很难享有教育等公共资源。”在任兴洲看来，如果让租房者也能逐步受到同等的公共资源，这些人群就不用非挤到购房的“独木桥”上，“这样一来，人们买房会理性，利于房地产市场平稳良性发展。”
租购同权会推动租金上涨吗？
目前各地新政在“同权”方面仍留有较高准入门槛。只要收入水平没有大幅调整，租金水平就不会有太大变化。
“前几个月，全家一到周末，就四处看房、谈合同。‘租购同权’的信号一出来，我们就把买房计划搁置起来了。先观望观望，看看市场是个什么走势。”袁倩的邻居一家目前还在租房，“幸好小区幼儿园的学位足，闺女能就近入园，可几年后上小学咋办？都抢着去好学校，不买房能挤到前面吗？”他坦言现在的心情很微妙，“房子还是要买的，只不过希望‘租购同权’能让房价有所松动。”
同样心情微妙的还有已经“上车”的有房一族。“如果租房者权利加高了，那租金是不是就能涨？可如果大家都被吸引着去租房，房产本身的价值会不会缩水？”相关细则没出来，袁倩现在也拿不太准。
“租购同权”，到底会给住房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可能会给市场带来短期波动，但不该夸大它的效应。”链家研究院院长杨现领认为，目前各地新政在“同权”方面仍留有较高的准入门槛，带来的实质性改变并不大。重要的是，决定一个地区房租水平的因素是当地人的平均收入水平。“根据我们的分析，租房者一般会将个人收入中的1/3左右拿来租房。二线城市租金收入比一般不过25%，三四线普遍在20%以下。如果租金过高，就会导致换租。只要收入水平没有大幅调整，租金水平并不会有太大变化。”
“‘租购同权’大的意义不在于对市场的影响，而在于解决年轻人的刚性居住需求，让租房也能成为一种体面的生活方式。”杨现领认为，落实“租购同权”还应该接地气，考虑新市民眼下迫切的需求，“先要解决能方便办理居住证、不被房东随意驱赶、不被随意涨租金、孕妇可以生孩子等问题。只有这样，他们才可能在城市站稳脚跟，下一步才会产生对学区的需求。”
任兴洲认为，“租购同权”不单是一个住房问题，取决于我国城市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加升和管理能力的现代化，在教育制度和相关资源的供给方面。现在人口流动越来越快，但义务教育资金投入在不同省份之间很难流动起来。应逐步改变这种机制，使人口流入地获得相应义务教育的财力支持，让其有能力改变当地教育条件，增加好的公共资源的供给。“同时，还要做好配套的制度设计，以免造成过度的人口‘虹吸效应’。因此，与租购同权相伴随的，须是一系列体制机制的改革和相关的制度安排。
这段时间，“租购同权”火了。“租房能像买学校房一样上‘好学校’”“租房也能落户”……7月中旬以来，广州、无锡、郑州、北京等城市相继推出为租房者扩权的种种政策，引起关注。
今年3月，住建部有关负责人在国新办发布会上提出“逐步使租房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与买房居民享有同等待遇”，被不少媒体概括为“租购同权”；7月下旬，住建部等九部门发文推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并提出此举是“解决新市民住房问题”。
“租购同权”到底是什么？会带来哪些改变？还有哪些坎要迈过去？
租房真能上“好学校”吗？
租购同权是好事，但也不要夸大含金量。
7月中旬，《广州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工作方案》出台，提出“赋予符合条件的承租人子女享有就近入学等公共服务权益，保障租购同权”。“租购同权”，头1次出现在我国地方的正式文件中。
所谓“租购同权”，就是不能让人们因为住房方式不同而获得不同的基本公共服务。而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教育无疑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广州一些中介机构提炼出政策卖点——“租房也能去好校”，成了此次“租购同权”热议的捻子。
“一开始不少人还真信了，小区业主微信群里都‘炸锅’了。”家住广州海珠区一套“学校房”的袁倩说。袁倩手中的这套房，是2014年购入，对口海珠区第三实验小学，2.8万元/平方米的售价在当时高出周边均价1/3，3年来已涨到5万元/平方米。“在我们小区，一套三居室的月租金才6000多元。要是租客能以这么低的成本去好学校，那我们之前的投入岂不白费了？将来换手，也卖不上价钱吧？”
随后一段时间，来自部门的解读使“真相”渐趋明朗，袁倩也慢慢安下心：一来，“租房就能上学”并非新政，而是早已有之，至少从前年2月起，租赁合同就是有用的“居住地证明”，能作为孩子入学的“门票”，此次文件提及只是强调而已；二来，广州政策中仍延续了租房上学的门槛，比如父母或具有本市户籍，或持有人才绿卡，或符合积分入学安排学位条件；三来，即便可以“就近入学”，也要“接受统筹安排”，很难“定位”到好学校。“租房也能去好学校？这事还早吧？”袁倩说。
7月下旬，继广州之后，无锡、郑州、扬州、济南等一些城市也先后出台与“租购同权”相关的文件。不同的是，这些城市将同权放在了户籍上。比如，无锡取消了原先购房面积达60平方米以上准予落户的门槛，改为只要在当地有合法稳定住所和合法稳定职业，不论住宅面积大小均可落户。
“推动租购同权，不能夸大它的含金量。”2014年刚通过购房落户成为无锡新市民的李斌对落户政策很清楚：“租房可以落户”不是新鲜事，而是早已有之，以前除了购房人员之外，投资人员、外来务工人员也能落户，只不过购房落户干脆利落，其他两类还要一系列要求；再者，就算按现在的政策，“租房就能落户”，照样得有相关条件——参加无锡城镇社会保险、申领（签注）《江苏省居住证》均满5年。
“北京、上海就不会提‘租购同权’吧？到北京租个房，孩子就能去好学校，怎么可能呢？真那样，还不得有一半的人挤过去？”李斌打趣说。
“这几年长三角地区的城市普遍发展不错，上海的‘虹吸作用’，无锡的外来人口加多其实并不快，需要在落户门槛上‘松松口子’。”李斌揣测，此次新政的目的多还是为了加强无锡的城市吸引力和竞争力。
租购同权面临哪些刚性制约？
在一些人口大规模流入的城市，做到“租购同权”还不现实，难点是好的公共资源的供给能力不足。
“只要一份居住证明，也就是租赁合同，我们的孩子就能和买房者上一样的小学、中学。”被派往美国工作的北京某咨询机构职员高时告诉记者，在美国，地方公共资金的主要来源就是房产税，尽管房产税是房东缴纳的，但交了租金的租房者也为房东承担了房产税，按照这个逻辑，租房者当然能够享用所租房屋的相关公共服务，“然而，国情不同，中美人口规模、公共资源体量不一样，什么时候实现‘租购同权’还真不好说。”
不少人跟高时持有同样的观点——“租购同权”的确是一个美好的期待，但要实现并不容易。
“推动社会公平当然是好事，但这份公平也应考虑购房者的付出。”袁倩了解到，目前在广州各区，入学排位的顺序大致是：房户合一者、无户有房者，才是既无户籍也无住房的人群。她认为，在学位富足的区域，租房者的子女理当能够入学，就近受义务教育，但如果“僧多粥少”、学位紧张，还是应该维持现状，“买房者和租房者支出的成本、对城市的贡献差出太多。”
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任兴洲认为：“现阶段，在我国一些人口大规模流入的城全做到‘租购同权’还不太现实，难点是好的公共资源的供给能力不足，是与‘学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教育资源短缺。”她认为，一座城市涌入大量人口后，子女就学的需求会大幅度增加，但当地教育资源并不会随着人口流动同比例大量增加，由此会造成供需矛盾、教育资源供给紧张。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此番推动“租购同权”的城市大多并非人口流入压力显现、租房者扩权需求强烈的城市。正如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理事长李铁所说，像北京这样的1线城市，控制人口、控制土地供应、控制户籍等措施，就是对“权”的限制，“租购同权”的实施还面临着许多刚性制约。
从另一方面看，“租购同权”也非“盲目画饼”，而是大势所趋、现实所需。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既然是‘住’，除了自有产权的房子之外，租赁住房也是解决‘住有所居’的一种方式。”任兴洲认为，“当前我国要建立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一直机制，一个重要举措就是通过租售并举来对城镇各人群的住房需求，而要使‘租售并举’落到实处，‘租购同权’要提上议事日程。”
“过去，我国城镇中有一些福利和享用公共资源的权利附着在产权住房上，比如买了房子就容易落户，落户后孩子就有在‘学区’入学的权利。再加上购房会带来‘效益’，加值空间大，人们就会踊跃地购房。在供需矛盾一、二线城市，购房需求越来越旺，房价容易出现过快上涨。而租赁住房者很难享有教育等公共资源。”在任兴洲看来，如果让租房者也能逐步受到同等的公共资源，这些人群就不用非挤到购房的“独木桥”上，“这样一来，人们买房会理性，利于房地产市场平稳良性发展。”
租购同权会推动租金上涨吗？
目前各地新政在“同权”方面仍留有较高准入门槛。只要收入水平没有大幅调整，租金水平就不会有太大变化。
“前几个月，全家一到周末，就四处看房、谈合同。‘租购同权’的信号一出来，我们就把买房计划搁置起来了。先观望观望，看看市场是个什么走势。”袁倩的邻居一家目前还在租房，“幸好小区幼儿园的学位足，闺女能就近入园，可几年后上小学咋办？都抢着去好学校，不买房能挤到前面吗？”他坦言现在的心情很微妙，“房子还是要买的，只不过希望‘租购同权’能让房价有所松动。”
同样心情微妙的还有已经“上车”的有房一族。“如果租房者权利加高了，那租金是不是就能涨？可如果大家都被吸引着去租房，房产本身的价值会不会缩水？”相关细则没出来，袁倩现在也拿不太准。
“租购同权”，到底会给住房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可能会给市场带来短期波动，但不该夸大它的效应。”链家研究院院长杨现领认为，目前各地新政在“同权”方面仍留有较高的准入门槛，带来的实质性改变并不大。重要的是，决定一个地区房租水平的因素是当地人的平均收入水平。“根据我们的分析，租房者一般会将个人收入中的1/3左右拿来租房。二线城市租金收入比一般不过25%，三四线普遍在20%以下。如果租金过高，就会导致换租。只要收入水平没有大幅调整，租金水平并不会有太大变化。”
“‘租购同权’大的意义不在于对市场的影响，而在于解决年轻人的刚性居住需求，让租房也能成为一种体面的生活方式。”杨现领认为，落实“租购同权”还应该接地气，考虑新市民眼下迫切的需求，“先要解决能方便办理居住证、不被房东随意驱赶、不被随意涨租金、孕妇可以生孩子等问题。只有这样，他们才可能在城市站稳脚跟，下一步才会产生对学区的需求。”
任兴洲认为，“租购同权”不单是一个住房问题，取决于我国城市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加升和管理能力的现代化，在教育制度和相关资源的供给方面。现在人口流动越来越快，但义务教育资金投入在不同省份之间很难流动起来。应逐步改变这种机制，使人口流入地获得相应义务教育的财力支持，让其有能力改变当地教育条件，增加好的公共资源的供给。“同时，还要做好配套的制度设计，以免造成过度的人口‘虹吸效应’。因此，与租购同权相伴随的，须是一系列体制机制的改革和相关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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