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州惨剧”背后:美国党争与千疮百孔的美墨边境】
#美国移民关键职位已空缺5年#
当地时间6月27日,美国得州一场惨剧触目惊心,震惊全美:美国警方在得州圣安东尼奥市郊区的一辆卡车内发现46具移民尸体,包括4名儿童在内的16人被送往医院。目前,死亡人数已经升至50人。
墨西哥外交部长证实,死者中有22名墨西哥人、7名危地马拉人和2名洪都拉斯人。这被认为是美国近年来最严重的偷渡移民死亡案例。
悲剧发生后,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第一时间“掐”了起来,互相指责。而事实上,美墨边境也早就成为了两党党争的“战场”,在他们的政治博弈中千疮百孔:执意“建墙”的特朗普下台后,拜登上任首日就承诺全面改革移民法案,但受制于党争,至今没什么成效;拜登提名的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局长一职一直未获国会确认,被提名人在得州发生悲剧的前一天,刚致信拜登表示退出;而这个事关移民的关键职位,已经空缺5年了……
关键职位空缺5年
也许是巧合,在得州惨剧发生的前一天,当地时间6月26日,拜登提名的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候选人埃德·冈萨雷斯(Ed Gonzalez)表示自己退出职位竞争。他等这项提名的确认,已经等了1年。
埃德·冈萨雷斯是得克萨斯州人口最多的哈里斯县的治安官,他在27日于推特上一连发布了5条推文,说明了自己的决定。冈萨雷斯说:“星期天(26日),我向拜登总统的政府致信表示,我恭敬地退出对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局长一职的考虑。”
他指出,自从拜登总统去年提名他担任这一重要职位以来,一年多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冈萨雷斯说他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做出这一决定。他对拜登总统的提名自己表示感激,也希望拜登政府能够努力克服如今使国家瘫痪的政治僵局。他认为,这种僵局正在“威胁美国的心和灵魂”。
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是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下属执法部门,主要负责识别、调查和处置美国移民、海关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是个关键职位。
但是,综合CBS、《纽约时报》等美媒报道,ICE已经有5年多没有国会正式批准的局长了。冈萨雷斯被提名后也在国会耽搁至今,其背后原因就是共和党及民主党在移民问题上相互扯皮。
当地时间2022年5月9日,墨西哥恰帕斯州塔帕丘拉,大约200名移民准备搭乘移民大篷车启程前往美国。
不仅如此,早在拜登刚就任总统时,共和党人还阻挠过国土安全部长的提名。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去年1月报道称,拜登对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Alejandro Mayorkas)的提名,遭到了参议院共和党人“拖延战术”的阻挠。
尽管当时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敦促尽快确认马约卡斯的提名,但是一些参议院共和党人认为,马约卡斯的提名“存在很多问题”,他在移民问题上没有得到适当的审查,并呼吁就马约卡斯的提名举行额外的听证会。
报道指出,使用“拖延战术”来延缓对手的提名或立法,长期以来一直是少数党政客青睐的手段,不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干过。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当试图破坏或推迟共和党议程时,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就经常这么做。
拜登的政府,特朗普的政策
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共和党人曾因新冠疫情原因提出的一个重要移民政策“第42条”(Title 42)移民驱逐令。该条令是由特朗普在2020年3月签署并实施。
但是,据《纽约时报》报道,这项被称为“第42条的政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鼓励人们非法进入美国不止一次。
由于该命令允许边境人员以疫情为由迅速驱逐大多数移民,而不给他们申请庇护的机会。于是,许多人经常被遣返回墨西哥,而不会面临刑事处罚或拘留,这导致一些人多次试图越境。
官员们表示,每10个试图越境的成年人中,就有3个人不止一次这样做,有些人甚至尝试了10次。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北美新冠疫情爆发时签署“第42条”移民驱逐令。
民主党人一直试图废除这条严厉的“移民驱逐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此前报道,有三名美官员透露,拜登政府计划在5月23日前终止特朗普时期颁布的“第42条”(Title 42)移民驱逐令。
5月1日,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发出风声称,国土安全部正在为“第42条”法令被取消做准备,届时美墨边境每天可能有多达1.8万名的移民入境。
不过,拜登政府的愿望还是落了空。据美国“政客”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5月20日,由前总统特朗普任命的联邦法官萨默海斯(Robert R. Summerhays)阻止了拜登政府在23日前取消法令的努力,裁定“第42条”法令将继续生效,直至有关诉讼在法庭上得到最终解决。
此外,拜登还试图结束一项通常被称为“留在墨西哥”(Remain in Mexico)的政策,该政策要求来自第三国的移民通过南部边境抵达墨西哥,等待他们在墨西哥的庇护申请的结果。该政策目前正在美国最高法院审理,此前一些州提出诉讼,要求阻止拜登政府终止该项目。
这两项政策依然在实施意味着,尽管拜登在竞选中承诺改变对待移民的方式,但边境控制仍与特朗普时期基本相同。
回想拜登上任首日,他曾计划推出一项全面的移民法案,希望为1100万非法生活在美国的移民提供一个8年通往美国公民权途径,被认为是“大开国门”的举动。不过尽管该法案为近年来的非法移民获得公民身份提供了最快途径,但没有包括共和党人在意的对加强边境安全的权衡,当时就有媒体表示,这不太可能在国会通过。
如今一年半过去,这项法案的确还没什么动静。
千疮百孔的美墨边境
27日发生的悲剧被认为是近年来美墨边境发生的移民死亡事件中最严重的一次。但在美国多年来干涉南美内政、南美国家经济问题加剧的大背景下,这样的惨剧已经发生不止一次了。《纽约时报》27日盘点了美墨边境近年来几起触目惊心的移民死亡事件:
2003年,在得州南部城市维多利亚,警长的副手在一辆过热的卡车中发现了17具移民的尸体,其中包括一名7岁的男孩。
2012年,一辆载有20多名非法移民的福特皮卡撞到了两棵树,造成15人死亡。
2017年,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出现一辆载有200多名非法移民的卡车,他们在没有水、食物和新鲜空气的情况下待了几个小时,最后有10名男子死亡,近30人住院。
2019年,一辆载有非法移民的SUV在被警察追捕后在得克萨斯州南部农村掉进沟里坠毁。当时是下雨天气,事故共造成6人死亡。
去年8月,一辆载有非法移民的面包车在得克萨斯州南部坠毁,造成至少10人死亡,另有20人受伤。
#美国移民关键职位已空缺5年#
当地时间6月27日,美国得州一场惨剧触目惊心,震惊全美:美国警方在得州圣安东尼奥市郊区的一辆卡车内发现46具移民尸体,包括4名儿童在内的16人被送往医院。目前,死亡人数已经升至50人。
墨西哥外交部长证实,死者中有22名墨西哥人、7名危地马拉人和2名洪都拉斯人。这被认为是美国近年来最严重的偷渡移民死亡案例。
悲剧发生后,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第一时间“掐”了起来,互相指责。而事实上,美墨边境也早就成为了两党党争的“战场”,在他们的政治博弈中千疮百孔:执意“建墙”的特朗普下台后,拜登上任首日就承诺全面改革移民法案,但受制于党争,至今没什么成效;拜登提名的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局长一职一直未获国会确认,被提名人在得州发生悲剧的前一天,刚致信拜登表示退出;而这个事关移民的关键职位,已经空缺5年了……
关键职位空缺5年
也许是巧合,在得州惨剧发生的前一天,当地时间6月26日,拜登提名的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候选人埃德·冈萨雷斯(Ed Gonzalez)表示自己退出职位竞争。他等这项提名的确认,已经等了1年。
埃德·冈萨雷斯是得克萨斯州人口最多的哈里斯县的治安官,他在27日于推特上一连发布了5条推文,说明了自己的决定。冈萨雷斯说:“星期天(26日),我向拜登总统的政府致信表示,我恭敬地退出对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局长一职的考虑。”
他指出,自从拜登总统去年提名他担任这一重要职位以来,一年多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冈萨雷斯说他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做出这一决定。他对拜登总统的提名自己表示感激,也希望拜登政府能够努力克服如今使国家瘫痪的政治僵局。他认为,这种僵局正在“威胁美国的心和灵魂”。
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是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下属执法部门,主要负责识别、调查和处置美国移民、海关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是个关键职位。
但是,综合CBS、《纽约时报》等美媒报道,ICE已经有5年多没有国会正式批准的局长了。冈萨雷斯被提名后也在国会耽搁至今,其背后原因就是共和党及民主党在移民问题上相互扯皮。
当地时间2022年5月9日,墨西哥恰帕斯州塔帕丘拉,大约200名移民准备搭乘移民大篷车启程前往美国。
不仅如此,早在拜登刚就任总统时,共和党人还阻挠过国土安全部长的提名。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去年1月报道称,拜登对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Alejandro Mayorkas)的提名,遭到了参议院共和党人“拖延战术”的阻挠。
尽管当时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敦促尽快确认马约卡斯的提名,但是一些参议院共和党人认为,马约卡斯的提名“存在很多问题”,他在移民问题上没有得到适当的审查,并呼吁就马约卡斯的提名举行额外的听证会。
报道指出,使用“拖延战术”来延缓对手的提名或立法,长期以来一直是少数党政客青睐的手段,不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干过。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当试图破坏或推迟共和党议程时,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就经常这么做。
拜登的政府,特朗普的政策
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共和党人曾因新冠疫情原因提出的一个重要移民政策“第42条”(Title 42)移民驱逐令。该条令是由特朗普在2020年3月签署并实施。
但是,据《纽约时报》报道,这项被称为“第42条的政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鼓励人们非法进入美国不止一次。
由于该命令允许边境人员以疫情为由迅速驱逐大多数移民,而不给他们申请庇护的机会。于是,许多人经常被遣返回墨西哥,而不会面临刑事处罚或拘留,这导致一些人多次试图越境。
官员们表示,每10个试图越境的成年人中,就有3个人不止一次这样做,有些人甚至尝试了10次。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北美新冠疫情爆发时签署“第42条”移民驱逐令。
民主党人一直试图废除这条严厉的“移民驱逐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此前报道,有三名美官员透露,拜登政府计划在5月23日前终止特朗普时期颁布的“第42条”(Title 42)移民驱逐令。
5月1日,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发出风声称,国土安全部正在为“第42条”法令被取消做准备,届时美墨边境每天可能有多达1.8万名的移民入境。
不过,拜登政府的愿望还是落了空。据美国“政客”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5月20日,由前总统特朗普任命的联邦法官萨默海斯(Robert R. Summerhays)阻止了拜登政府在23日前取消法令的努力,裁定“第42条”法令将继续生效,直至有关诉讼在法庭上得到最终解决。
此外,拜登还试图结束一项通常被称为“留在墨西哥”(Remain in Mexico)的政策,该政策要求来自第三国的移民通过南部边境抵达墨西哥,等待他们在墨西哥的庇护申请的结果。该政策目前正在美国最高法院审理,此前一些州提出诉讼,要求阻止拜登政府终止该项目。
这两项政策依然在实施意味着,尽管拜登在竞选中承诺改变对待移民的方式,但边境控制仍与特朗普时期基本相同。
回想拜登上任首日,他曾计划推出一项全面的移民法案,希望为1100万非法生活在美国的移民提供一个8年通往美国公民权途径,被认为是“大开国门”的举动。不过尽管该法案为近年来的非法移民获得公民身份提供了最快途径,但没有包括共和党人在意的对加强边境安全的权衡,当时就有媒体表示,这不太可能在国会通过。
如今一年半过去,这项法案的确还没什么动静。
千疮百孔的美墨边境
27日发生的悲剧被认为是近年来美墨边境发生的移民死亡事件中最严重的一次。但在美国多年来干涉南美内政、南美国家经济问题加剧的大背景下,这样的惨剧已经发生不止一次了。《纽约时报》27日盘点了美墨边境近年来几起触目惊心的移民死亡事件:
2003年,在得州南部城市维多利亚,警长的副手在一辆过热的卡车中发现了17具移民的尸体,其中包括一名7岁的男孩。
2012年,一辆载有20多名非法移民的福特皮卡撞到了两棵树,造成15人死亡。
2017年,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出现一辆载有200多名非法移民的卡车,他们在没有水、食物和新鲜空气的情况下待了几个小时,最后有10名男子死亡,近30人住院。
2019年,一辆载有非法移民的SUV在被警察追捕后在得克萨斯州南部农村掉进沟里坠毁。当时是下雨天气,事故共造成6人死亡。
去年8月,一辆载有非法移民的面包车在得克萨斯州南部坠毁,造成至少10人死亡,另有20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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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 美联储加息外溢效应几何?】
从历史来看,美联储无论是在量化宽松退出还是加息的过程中,由于流动性收紧、利差缩窄、避险情绪上升,新兴经济体出现较为普遍的资本外流和资产配置的重新调整。
美联储将于6月15日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此前,在5月25日公布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声明中,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50个基点至0.75%-1%,并预计继续上调区间是合适的。同时,委员会决定自6月1日伊始启动缩表。
自2021年11月宣布缩债,到2022年3月加息靴子落地、首次加息25个基点,再到2022年6月启动缩表,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幅度和力度在加大,政策调整主要源于通胀持续“高烧”、从“暂时性”走向“结构性”和“持久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杨盼盼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从推高通胀的成因来看,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货币政策对抑通胀的作用相对较小,供给侧因素仍是影响通胀的最主要变量。
“从目前情况来看,2022年美国通胀率难言下行。”杨盼盼解释,一方面,供应链紊乱问题在2022年仍将持续。新冠疫情冲击下供应链断链问题尚未充分缓解,加之各国更加强调供应链安全和供应链备份的建设,政策转向过程中供应链效率下降,供应链受到中长期约束。另一方面,地缘冲突局势尚未看到缓和迹象,能源、食品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保持高企,全球通胀持续承压。
在高通胀压力且美联储加息背景下,美国经济是否会陷入“滞胀”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晋斌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美国CPI连续3个月同比涨幅高于8%,后续预计仍将保持高位运行态势。与此同时,美国今年第一季度GDP环比萎缩1.5%,若第二季度仍为负增长,那么从技术层面可定义为陷入衰退。不过,此前美联储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速的预测在2.8%左右。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经济中只有“胀”的成分,尚未出现明显的“滞”的迹象。后续,若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过猛”,对总需求形成明显抑制,那么美国经济陷入“滞胀”的风险会进一步上升。
除了美国,其他国家也普遍面临通胀上行、经济下行的双重压力。只不过,对于一些经济基本面脆弱的新兴经济体而言,还需要应对美联储加息背景下出现的资本外逃、货币贬值、偿债压力上升等问题。
“只要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具有的影响力持续,那么每次美联储启动加息周期其他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溢影响,具体受冲击程度则取决于自身抗风险能力的强弱。”王晋斌称。
通胀高烧不退
全球多国通胀持续升温,反映出更广泛且持久的物价压力。
新兴经济体中,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等拉美主要经济体通胀率持续数月高于官方目标区间上限。从最新数据来看,阿根廷4月年化通胀率达58%,为1992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连续11月同比涨幅超50%;巴西5月年化通胀率达11.73%,从3月创下的(自2003年3月以来的)历史高点12.13%回落,不过通胀率连续第9个月保持在两位数;智利5月年化通胀率达11.5%,高于4月的10.5%,为1994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秘鲁5月年化通胀率达8.09%,高于4月的7.96%,为1997年7月以来最高水平。
亚洲地区,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通胀率也保持上涨态势。印度5月年化通胀率从4月创下的8年来高点7.79%降至7.04%,不过已连续5个月高于印度央行设定的6%的官方目标上限;印度尼西亚5月年化通胀率从4月的3.47%升至3.55%,为2017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中东地区,土耳其5月年化通胀率达73.5%,为1998年10月以来最高水平,与去年同期16.6%的通胀率形成鲜明对比。
发达经济体中,美国5月年化通胀率达8.6%,为1981年12月以来最大涨幅,高于4月的8.3%和3月的8.5%。具体构成中,能源价格上涨34.6%,为2005年9月以来最大涨幅;食品价格上涨10.1%,是自1981年3月以来涨幅首次超10%。欧元区5月年化通胀率达8.1%,创历史新高。
G20国家中,根据最新数据,土耳其、阿根廷、俄罗斯、巴西四个国家的通胀水平远高于其他国家,位居前四;通胀率低于5%的国家有5个,其中中国5月年化通胀率为2.1%,其他国家通胀率则处于5%-10%。
多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
为了应对高通胀压力,全球多国陆续启动加息周期。6月以来,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在货币政策方面又有新动态。
发达经济体中,欧洲央行6月9日宣布,自7月1日起停止净资产购买,并计划7月加息25个基点,为十多年来首次加息铺平道路。
拉美国家中,秘鲁央行6月9日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5%,智利央行6月7日将基准利率上调75个基点至9%。亚洲地区,印度央行6月8日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4.9%,为5月4日加息40个基点后本年度连续第二次提高借贷成本。
新兴经济体中,与拉美主要经济体保持连续加息态势不同,受政治因素影响,土耳其货币政策此前连续“逆周期”降息。自1月以来,土耳其央行连续五个月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在此背景下,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去年累计下跌44%,今年1月以来累计下跌约20%。
此外,在地缘冲突加剧西方国家对俄制裁,冲击该国金融市场的背景下,俄罗斯央行的货币政策也在降息与加息之间徘徊。从最新动态来看,俄罗斯5月通胀率达17.1%,低于4月的17.8%,是央行官方目标水平的4倍多。鉴于通胀、经济、外部风险等多方因素,俄罗斯央行6月10日将基准利率下调150个基点至9.5%。而在2月28日,为应对外部风险带来的股市和汇市波动,俄罗斯央行曾大幅加息1050个基点。
王晋斌称,虽然各国面临的政策环境不同,通胀压力程度不一,但整体来看,目前大多数国家通胀水平均远超出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叠加美联储加息背景,未来全球很多经济体处于加息周期是大势所趋。
推升全球债务风险
自2021年3月以来,巴西打响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加息第一枪,拉开加息周期序幕。此后,新兴经济体陆续开启加息进程。
中国社科院国际关系学院全球治理研究室副主任熊爱宗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新兴经济体启动加息主要是为了抑制高企的通胀,而考虑到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伴随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新兴经济体未来的加息压力将更大。
“从历史来看,美联储无论是在量化宽松退出还是加息的过程中,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均受到显著影响。”杨盼盼称,由于流动性收紧、利差缩窄、避险情绪上升,新兴经济体出现较为普遍的资本外流和资产配置的重新调整,这带来汇率贬值和国内以股票市场指数为代表的资产价格的大幅调整。
从美联储此次收紧货币政策的时间节点来看,杨盼盼表示,美联储从去年6月就开始讨论缩减购债计划,于12月正式实施缩减购债计划,并逐渐将加息时间点前置,还进一步制定了缩表计划,诸多紧缩举措并未像上一轮一样带来“缩减恐慌”,新兴市场相关货币和资产价格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动荡。
究其原因,杨盼盼认为主要有两方面。
一方面,美联储与市场的沟通更加充分且新兴经济体提前应对。上一次美联储退出量宽和加息均为历史上首次,市场并不清楚紧缩将带来何种后果,这种不确定性通过预期渠道传导,主导了市场情绪和金融市场走势。具体来看,美联储在讨论量化宽松缩减(2013年5-12月)和讨论加息(2015年1-12月)时,新兴经济体主要货币贬值,股票市场价格下行,而当美联储真正执行量化宽松缩减(2013年12月-2014年10月)和加息(2015年12月后)时,汇率和股票价格则大多开始回升。而在本轮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过程中,市场和新兴经济体政府有较为明确的历史退出路径参照,美联储的对外政策沟通和预期引导也更加明确。
“在此背景下,本轮的货币政策退出路径虽然也经历了多轮调整,但更多地是以小步微调的方式进行的,政策紧缩更易预测,由预期渠道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波动也随之削减。”杨盼盼表示。
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自身基本面相对于上一轮有所改善。从包括东盟国家和金砖国家的主要新兴经济体基本面的情况来看,尽管财政赤字因疫情相关原因有所上升,但是通胀水平和国际收支是改善的,大多数经济体的经济基本面足以应对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宽松的紧缩效应。
但需要注意的是,近期因俄乌冲突,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持续波动,大宗商品价格上行将传导至新兴市场国家,推高主要新兴经济体的通胀水平。“对于那些依赖大宗商品进口的国家,经常账户余额也会出现恶化,削弱新兴经济体应对货币政策紧缩时的经济基本面。”杨盼盼补充道。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赵雪情则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美元始终处于全球流动性、资本供求的核心,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加快收紧,美元流动性加速“退潮”,新兴市场债务风险将大幅攀升。
这一判断主要基于以下数据:截至2021年年末,新兴市场债务规模达95.7万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水平,约占GDP的247.8%。其中,政府债务达23.9万亿美元,较疫情前扩张34%,占GDP的比重从53.6%升至63.6%。未来五年,新兴市场将有近3万亿美元的美元计价债务(债券和贷款)到期,其中,政府到期美元计价债务规模为2844亿美元。
从国别情况来看,赵雪情指出,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加纳等国主权债务过重,波兰、土耳其、埃及等国深受俄乌冲突打击,面临较大的债务风险。同时,受货币政策与地缘冲突影响,国际资本加速流出新兴市场,外资参与程度较高的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内债券市场也将出现较大幅度波动。例如,秘鲁、南非、捷克、马来西亚、哥伦比亚本币国债市场中,外资持有比例分别高达51%、28%、27%、26%和25%。
【多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 美联储加息外溢效应几何?】
从历史来看,美联储无论是在量化宽松退出还是加息的过程中,由于流动性收紧、利差缩窄、避险情绪上升,新兴经济体出现较为普遍的资本外流和资产配置的重新调整。
美联储将于6月15日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此前,在5月25日公布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声明中,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50个基点至0.75%-1%,并预计继续上调区间是合适的。同时,委员会决定自6月1日伊始启动缩表。
自2021年11月宣布缩债,到2022年3月加息靴子落地、首次加息25个基点,再到2022年6月启动缩表,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幅度和力度在加大,政策调整主要源于通胀持续“高烧”、从“暂时性”走向“结构性”和“持久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杨盼盼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从推高通胀的成因来看,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货币政策对抑通胀的作用相对较小,供给侧因素仍是影响通胀的最主要变量。
“从目前情况来看,2022年美国通胀率难言下行。”杨盼盼解释,一方面,供应链紊乱问题在2022年仍将持续。新冠疫情冲击下供应链断链问题尚未充分缓解,加之各国更加强调供应链安全和供应链备份的建设,政策转向过程中供应链效率下降,供应链受到中长期约束。另一方面,地缘冲突局势尚未看到缓和迹象,能源、食品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保持高企,全球通胀持续承压。
在高通胀压力且美联储加息背景下,美国经济是否会陷入“滞胀”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晋斌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美国CPI连续3个月同比涨幅高于8%,后续预计仍将保持高位运行态势。与此同时,美国今年第一季度GDP环比萎缩1.5%,若第二季度仍为负增长,那么从技术层面可定义为陷入衰退。不过,此前美联储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速的预测在2.8%左右。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经济中只有“胀”的成分,尚未出现明显的“滞”的迹象。后续,若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过猛”,对总需求形成明显抑制,那么美国经济陷入“滞胀”的风险会进一步上升。
除了美国,其他国家也普遍面临通胀上行、经济下行的双重压力。只不过,对于一些经济基本面脆弱的新兴经济体而言,还需要应对美联储加息背景下出现的资本外逃、货币贬值、偿债压力上升等问题。
“只要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具有的影响力持续,那么每次美联储启动加息周期其他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溢影响,具体受冲击程度则取决于自身抗风险能力的强弱。”王晋斌称。
通胀高烧不退
全球多国通胀持续升温,反映出更广泛且持久的物价压力。
新兴经济体中,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等拉美主要经济体通胀率持续数月高于官方目标区间上限。从最新数据来看,阿根廷4月年化通胀率达58%,为1992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连续11月同比涨幅超50%;巴西5月年化通胀率达11.73%,从3月创下的(自2003年3月以来的)历史高点12.13%回落,不过通胀率连续第9个月保持在两位数;智利5月年化通胀率达11.5%,高于4月的10.5%,为1994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秘鲁5月年化通胀率达8.09%,高于4月的7.96%,为1997年7月以来最高水平。
亚洲地区,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通胀率也保持上涨态势。印度5月年化通胀率从4月创下的8年来高点7.79%降至7.04%,不过已连续5个月高于印度央行设定的6%的官方目标上限;印度尼西亚5月年化通胀率从4月的3.47%升至3.55%,为2017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中东地区,土耳其5月年化通胀率达73.5%,为1998年10月以来最高水平,与去年同期16.6%的通胀率形成鲜明对比。
发达经济体中,美国5月年化通胀率达8.6%,为1981年12月以来最大涨幅,高于4月的8.3%和3月的8.5%。具体构成中,能源价格上涨34.6%,为2005年9月以来最大涨幅;食品价格上涨10.1%,是自1981年3月以来涨幅首次超10%。欧元区5月年化通胀率达8.1%,创历史新高。
G20国家中,根据最新数据,土耳其、阿根廷、俄罗斯、巴西四个国家的通胀水平远高于其他国家,位居前四;通胀率低于5%的国家有5个,其中中国5月年化通胀率为2.1%,其他国家通胀率则处于5%-10%。
多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
为了应对高通胀压力,全球多国陆续启动加息周期。6月以来,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在货币政策方面又有新动态。
发达经济体中,欧洲央行6月9日宣布,自7月1日起停止净资产购买,并计划7月加息25个基点,为十多年来首次加息铺平道路。
拉美国家中,秘鲁央行6月9日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5%,智利央行6月7日将基准利率上调75个基点至9%。亚洲地区,印度央行6月8日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4.9%,为5月4日加息40个基点后本年度连续第二次提高借贷成本。
新兴经济体中,与拉美主要经济体保持连续加息态势不同,受政治因素影响,土耳其货币政策此前连续“逆周期”降息。自1月以来,土耳其央行连续五个月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在此背景下,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去年累计下跌44%,今年1月以来累计下跌约20%。
此外,在地缘冲突加剧西方国家对俄制裁,冲击该国金融市场的背景下,俄罗斯央行的货币政策也在降息与加息之间徘徊。从最新动态来看,俄罗斯5月通胀率达17.1%,低于4月的17.8%,是央行官方目标水平的4倍多。鉴于通胀、经济、外部风险等多方因素,俄罗斯央行6月10日将基准利率下调150个基点至9.5%。而在2月28日,为应对外部风险带来的股市和汇市波动,俄罗斯央行曾大幅加息1050个基点。
王晋斌称,虽然各国面临的政策环境不同,通胀压力程度不一,但整体来看,目前大多数国家通胀水平均远超出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叠加美联储加息背景,未来全球很多经济体处于加息周期是大势所趋。
推升全球债务风险
自2021年3月以来,巴西打响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加息第一枪,拉开加息周期序幕。此后,新兴经济体陆续开启加息进程。
中国社科院国际关系学院全球治理研究室副主任熊爱宗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新兴经济体启动加息主要是为了抑制高企的通胀,而考虑到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伴随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新兴经济体未来的加息压力将更大。
“从历史来看,美联储无论是在量化宽松退出还是加息的过程中,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均受到显著影响。”杨盼盼称,由于流动性收紧、利差缩窄、避险情绪上升,新兴经济体出现较为普遍的资本外流和资产配置的重新调整,这带来汇率贬值和国内以股票市场指数为代表的资产价格的大幅调整。
从美联储此次收紧货币政策的时间节点来看,杨盼盼表示,美联储从去年6月就开始讨论缩减购债计划,于12月正式实施缩减购债计划,并逐渐将加息时间点前置,还进一步制定了缩表计划,诸多紧缩举措并未像上一轮一样带来“缩减恐慌”,新兴市场相关货币和资产价格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动荡。
究其原因,杨盼盼认为主要有两方面。
一方面,美联储与市场的沟通更加充分且新兴经济体提前应对。上一次美联储退出量宽和加息均为历史上首次,市场并不清楚紧缩将带来何种后果,这种不确定性通过预期渠道传导,主导了市场情绪和金融市场走势。具体来看,美联储在讨论量化宽松缩减(2013年5-12月)和讨论加息(2015年1-12月)时,新兴经济体主要货币贬值,股票市场价格下行,而当美联储真正执行量化宽松缩减(2013年12月-2014年10月)和加息(2015年12月后)时,汇率和股票价格则大多开始回升。而在本轮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过程中,市场和新兴经济体政府有较为明确的历史退出路径参照,美联储的对外政策沟通和预期引导也更加明确。
“在此背景下,本轮的货币政策退出路径虽然也经历了多轮调整,但更多地是以小步微调的方式进行的,政策紧缩更易预测,由预期渠道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波动也随之削减。”杨盼盼表示。
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自身基本面相对于上一轮有所改善。从包括东盟国家和金砖国家的主要新兴经济体基本面的情况来看,尽管财政赤字因疫情相关原因有所上升,但是通胀水平和国际收支是改善的,大多数经济体的经济基本面足以应对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宽松的紧缩效应。
但需要注意的是,近期因俄乌冲突,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持续波动,大宗商品价格上行将传导至新兴市场国家,推高主要新兴经济体的通胀水平。“对于那些依赖大宗商品进口的国家,经常账户余额也会出现恶化,削弱新兴经济体应对货币政策紧缩时的经济基本面。”杨盼盼补充道。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赵雪情则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美元始终处于全球流动性、资本供求的核心,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加快收紧,美元流动性加速“退潮”,新兴市场债务风险将大幅攀升。
这一判断主要基于以下数据:截至2021年年末,新兴市场债务规模达95.7万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水平,约占GDP的247.8%。其中,政府债务达23.9万亿美元,较疫情前扩张34%,占GDP的比重从53.6%升至63.6%。未来五年,新兴市场将有近3万亿美元的美元计价债务(债券和贷款)到期,其中,政府到期美元计价债务规模为2844亿美元。
从国别情况来看,赵雪情指出,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加纳等国主权债务过重,波兰、土耳其、埃及等国深受俄乌冲突打击,面临较大的债务风险。同时,受货币政策与地缘冲突影响,国际资本加速流出新兴市场,外资参与程度较高的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内债券市场也将出现较大幅度波动。例如,秘鲁、南非、捷克、马来西亚、哥伦比亚本币国债市场中,外资持有比例分别高达51%、28%、27%、26%和25%。
中超:广州与上海申花
如今的广州队人员流失严重,高准翼、张琳芃、刘殿座等主力悉数离队,而且还没有强有力的人员补充,加盟球队的基本是恒大足校亦或者青年队的球员,可见如今的广州队已退出争冠行列。不过有利的是,广州队依然有几名悍将坐镇,后防线的布朗宁、吴少聪,中前场的严鼎皓、杨立瑜、韦世豪均留在队中,五人也被拥趸称为「五虎上将」,肉眼可见,他们将是广州队的中流砥柱。同时,有他们五人坐镇,广州队还有一战之力,此番面对上季表现相当一般的上海申花,取得分数机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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