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造船业：风光不再急需二次振兴】美国政客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南方的陆地边界上，但他们却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美国航运的长期衰落。
1959年的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当前，美国航运业正处于危机之中。美国可以通过废除《琼斯法案》，迈出重振美国航运业的第一步。图片来源：New York Daily News Archive NY Daily News via Getty Images
说起如何让美国的制造业、军事乃至道德水平恢复昔日的荣光，很多人都能说得头头是道，但美国造船业面临的危机却很少有人关注。
在这方面，首先不能不谈美国国力的衰弱。美国告别了插着星条旗的商船遍布五大洋的时代，这不仅影响了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更重要的是其地缘战略影响。世界上90%的国际贸易是通过海运完成的，健康的商业海运能力关乎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同时它也是建设强大海军和海防的基础。
仅仅75年前，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美国还拥有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商业船队，占全球商船总吨位的60%。时至今日，全球三大海运强国分别是希腊、中国和日本，其中任意一国拥有的商船吨位都比美国大出三倍。
美国人发明了高速帆船，发明了蒸汽机轮船，发明了船用集装箱，然而时至今日，美国在海洋创新的几乎所有方面都落在了后头。美国的海运仍然在使用过时的技术，比如在近海贸易中，能用的船基本上都是上了岁数的。例如从美国西海岸向夏威夷运送货币的马特苏尼亚号已经46岁了，比夏威夷居民的中位年龄还要老。
大家只需看看，在卡特里娜风灾过后，美国各地不断要求就《琼斯法案》做出豁免，就不难想到美国海运行业的可悲境地（《琼斯法案》要求，运送国内货物的船只必须为美国所有，在美国制造，配备美国船员，悬挂美国国旗）。
波多黎各、阿拉斯加和夏威夷等美国海外领土现在都成了《琼斯法案》的受害者。当然其他受害者也有不少。比如美国在墨西哥湾区根本找不到堪用的悬挂美国国旗的天然气运输船，导致大量页岩气只能白白躺在那里，无法运到本土的消费者手中。同时由于《琼斯法案》导致的海运价格畸高以及船只质量老旧，夏威夷的一些农场主只能用飞机将牛羊空运到美国大陆。
既得利益集团通过这种经济寻租，更加巩固了既得利益。同时由于他们的强势游说，使得《琼斯法案》成了华盛顿的政治正确，更加说不得碰不得。长此以往，美国已经从全球最大海运国滑落成了一个二流海运强国。
曾几何时，美国对海运基础设施进行过大量投资。在二战最激烈的时期，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雇佣了7.5万多名工人。伯利恒钢铁公司在超大型油轮的建造上一度领先世界。然而《琼斯法案》却令美国造船企业丧失了竞争力。在陆地上，美国本土的造船行业，包括那些钢铁工人、管道工、电焊工，几乎全部遭到灭顶之灾。而在海上，拥有美国海员的美国船只也同样越来越少。最近有报道称，费城造船厂目前再一次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琼斯法案》使得在美国造一条商船的成本比任何其他国家都高出了三至五倍。事实上，如今的美国各个造船厂，只能造出仅适用于近海航行的小型拖船和驳船，至于那些更大、能跑国际航线的远洋集装箱船、油轮和散装货轮，则主要由亚洲的竞争对手建造。
在美国海运贸易的全盛时期，美国各大海港就是高效的典范。而现在，港口成了美国安全部门紧盯的重点场所。在“9·11”事件后，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对所有进口集装箱100%地进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检查。根据2016年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一份报告，美国对大约5%的所谓“高风险”的进口集装箱进行了扫描检查。不难看出，从港口运营到海运行业的就业，再到造船工业，美国的整个航运业都陷入了严重的困境。
随着商业船队的日益萎缩，美国海军和海岸警卫队也成了泥菩萨过江。他们的命门被捏在一个由军工企业组成的既得利益联盟手中，漫天要价，而且总是不能按时交货。比如最近，一家以前从没有造过破冰船的造船厂刚刚拿到了一份7.5亿美元的大单，要在密西西比州建造一艘海军急需的新型极地破冰船。问题是，靠近北极的那几个北约盟国明明有更先进的技术，美国却偏偏宁可多花四倍的钱，多等上几年的时间，也要在国内建造。对于这些挟持了海军造船订单的军工既得利益联盟，人们理应感到愤怒。同时，人们也应该反思美国的航海事业何以变得如此充满铜臭味，同时这个国家却偏偏很少意识到这一点。
政府官员应该清醒认识到美国航运业面临的可怕处境。重振美国航海事业，虽然任重道远，但至少有三项易于执行的政策可以马上搞起来，以使事情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首先，美国应该废除《琼斯法案》。该法案是一项失败的试验，它扼杀了在美国领海内的航运创新，同时几乎葬送了整个美国航运业。
废除《琼斯法案》，不仅有助于提震美国近海运输，同时也对环境有利。通过“海上高速公路”运输货物要比在拥堵的公路上运输更加高效，同时也有助于缓解美国各大主要交通干道的交通压力。明年恰逢《琼斯法案》立法100周年，正是废除这一蚕食公共利益、充当资本家帮凶的“恶法”的最好机会。
第二，美国应该加入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其实只需要参议院的建议和同意。加入《公约》将使美国在北极事务上真正有了一席之地，同时也使美国在刻赤海峡问题上与俄罗斯的对峙有了法理依据，更能使美国在维护所谓“国际航行自由”问题上获得领导权地位。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能让美国人再次想起自己是一个海权国家。
第三，正如手机让发展中国家跨过了过时的有线通讯网络一样，美国企业现在也面临着将航运事业数字化的好机会（比如我的公司CargoMetrics Technologies就是一家收集和分析航运大数据的公司）。美国创业公司已经利用互联网改造了很多行业，利用美国人的聪明才智，他们也能将这个完全依赖手工操作和语音喊话的行业彻底革新，让美国航运事业再次振兴。
六个世纪以前，在欧洲人的船还不敢开到看不见陆地的地方时，一位名叫郑和的中国将军已经在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远征大洋。不过不久后，中国犯了一个战略错误，放弃了海洋，将重心放在陆地上。结果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中国遭遇了一系列屈辱的侵略，而侵略它的，正是那些造船而非烧船的国家。
今天，复兴的中国正在推动建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南沙群岛、西沙群岛扩大战略存在，并优先发展造船工业。中国在航海事业上的积极进取，不由得让人联想起当年郑和宝船舰队的远征精神。
那么，美国又该怎么做？历史已经给我们上了清楚的一课。如果不正视海洋，美国的命运将无异于当年放弃航海事业的其他国家，在各大洋上失去其重要地位，最次降格成世界舞台上的一个次要角色。如果你遇见一个英国人，你不妨问问他，对他们曾经引以为豪的日不落帝国舰队，以及现在这个岛国的现状作何感想。
如果美国的航运事业再次振兴，结果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对于美国的外交战略。美国其实有很多相对易行的政策决定，能够输通美国的海上贸易大动脉，给美国经济带来新的活力——这不仅可以刺激经济增长，在战时也可以大大增加美国的海军实力。
现在，美国政客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南方的陆地边界上，但他们却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美国航运的长期衰落。
本文作者斯科特·博格森是前美国海岸警卫队官员、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委员，现任CargoMetrics Technologies公司首席执行官。译者：朴成奎
1959年的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当前，美国航运业正处于危机之中。美国可以通过废除《琼斯法案》，迈出重振美国航运业的第一步。图片来源：New York Daily News Archive NY Daily News via Getty Images
说起如何让美国的制造业、军事乃至道德水平恢复昔日的荣光，很多人都能说得头头是道，但美国造船业面临的危机却很少有人关注。
在这方面，首先不能不谈美国国力的衰弱。美国告别了插着星条旗的商船遍布五大洋的时代，这不仅影响了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更重要的是其地缘战略影响。世界上90%的国际贸易是通过海运完成的，健康的商业海运能力关乎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同时它也是建设强大海军和海防的基础。
仅仅75年前，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美国还拥有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商业船队，占全球商船总吨位的60%。时至今日，全球三大海运强国分别是希腊、中国和日本，其中任意一国拥有的商船吨位都比美国大出三倍。
美国人发明了高速帆船，发明了蒸汽机轮船，发明了船用集装箱，然而时至今日，美国在海洋创新的几乎所有方面都落在了后头。美国的海运仍然在使用过时的技术，比如在近海贸易中，能用的船基本上都是上了岁数的。例如从美国西海岸向夏威夷运送货币的马特苏尼亚号已经46岁了，比夏威夷居民的中位年龄还要老。
大家只需看看，在卡特里娜风灾过后，美国各地不断要求就《琼斯法案》做出豁免，就不难想到美国海运行业的可悲境地（《琼斯法案》要求，运送国内货物的船只必须为美国所有，在美国制造，配备美国船员，悬挂美国国旗）。
波多黎各、阿拉斯加和夏威夷等美国海外领土现在都成了《琼斯法案》的受害者。当然其他受害者也有不少。比如美国在墨西哥湾区根本找不到堪用的悬挂美国国旗的天然气运输船，导致大量页岩气只能白白躺在那里，无法运到本土的消费者手中。同时由于《琼斯法案》导致的海运价格畸高以及船只质量老旧，夏威夷的一些农场主只能用飞机将牛羊空运到美国大陆。
既得利益集团通过这种经济寻租，更加巩固了既得利益。同时由于他们的强势游说，使得《琼斯法案》成了华盛顿的政治正确，更加说不得碰不得。长此以往，美国已经从全球最大海运国滑落成了一个二流海运强国。
曾几何时，美国对海运基础设施进行过大量投资。在二战最激烈的时期，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雇佣了7.5万多名工人。伯利恒钢铁公司在超大型油轮的建造上一度领先世界。然而《琼斯法案》却令美国造船企业丧失了竞争力。在陆地上，美国本土的造船行业，包括那些钢铁工人、管道工、电焊工，几乎全部遭到灭顶之灾。而在海上，拥有美国海员的美国船只也同样越来越少。最近有报道称，费城造船厂目前再一次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琼斯法案》使得在美国造一条商船的成本比任何其他国家都高出了三至五倍。事实上，如今的美国各个造船厂，只能造出仅适用于近海航行的小型拖船和驳船，至于那些更大、能跑国际航线的远洋集装箱船、油轮和散装货轮，则主要由亚洲的竞争对手建造。
在美国海运贸易的全盛时期，美国各大海港就是高效的典范。而现在，港口成了美国安全部门紧盯的重点场所。在“9·11”事件后，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对所有进口集装箱100%地进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检查。根据2016年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一份报告，美国对大约5%的所谓“高风险”的进口集装箱进行了扫描检查。不难看出，从港口运营到海运行业的就业，再到造船工业，美国的整个航运业都陷入了严重的困境。
随着商业船队的日益萎缩，美国海军和海岸警卫队也成了泥菩萨过江。他们的命门被捏在一个由军工企业组成的既得利益联盟手中，漫天要价，而且总是不能按时交货。比如最近，一家以前从没有造过破冰船的造船厂刚刚拿到了一份7.5亿美元的大单，要在密西西比州建造一艘海军急需的新型极地破冰船。问题是，靠近北极的那几个北约盟国明明有更先进的技术，美国却偏偏宁可多花四倍的钱，多等上几年的时间，也要在国内建造。对于这些挟持了海军造船订单的军工既得利益联盟，人们理应感到愤怒。同时，人们也应该反思美国的航海事业何以变得如此充满铜臭味，同时这个国家却偏偏很少意识到这一点。
政府官员应该清醒认识到美国航运业面临的可怕处境。重振美国航海事业，虽然任重道远，但至少有三项易于执行的政策可以马上搞起来，以使事情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首先，美国应该废除《琼斯法案》。该法案是一项失败的试验，它扼杀了在美国领海内的航运创新，同时几乎葬送了整个美国航运业。
废除《琼斯法案》，不仅有助于提震美国近海运输，同时也对环境有利。通过“海上高速公路”运输货物要比在拥堵的公路上运输更加高效，同时也有助于缓解美国各大主要交通干道的交通压力。明年恰逢《琼斯法案》立法100周年，正是废除这一蚕食公共利益、充当资本家帮凶的“恶法”的最好机会。
第二，美国应该加入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其实只需要参议院的建议和同意。加入《公约》将使美国在北极事务上真正有了一席之地，同时也使美国在刻赤海峡问题上与俄罗斯的对峙有了法理依据，更能使美国在维护所谓“国际航行自由”问题上获得领导权地位。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能让美国人再次想起自己是一个海权国家。
第三，正如手机让发展中国家跨过了过时的有线通讯网络一样，美国企业现在也面临着将航运事业数字化的好机会（比如我的公司CargoMetrics Technologies就是一家收集和分析航运大数据的公司）。美国创业公司已经利用互联网改造了很多行业，利用美国人的聪明才智，他们也能将这个完全依赖手工操作和语音喊话的行业彻底革新，让美国航运事业再次振兴。
六个世纪以前，在欧洲人的船还不敢开到看不见陆地的地方时，一位名叫郑和的中国将军已经在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远征大洋。不过不久后，中国犯了一个战略错误，放弃了海洋，将重心放在陆地上。结果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中国遭遇了一系列屈辱的侵略，而侵略它的，正是那些造船而非烧船的国家。
今天，复兴的中国正在推动建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南沙群岛、西沙群岛扩大战略存在，并优先发展造船工业。中国在航海事业上的积极进取，不由得让人联想起当年郑和宝船舰队的远征精神。
那么，美国又该怎么做？历史已经给我们上了清楚的一课。如果不正视海洋，美国的命运将无异于当年放弃航海事业的其他国家，在各大洋上失去其重要地位，最次降格成世界舞台上的一个次要角色。如果你遇见一个英国人，你不妨问问他，对他们曾经引以为豪的日不落帝国舰队，以及现在这个岛国的现状作何感想。
如果美国的航运事业再次振兴，结果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对于美国的外交战略。美国其实有很多相对易行的政策决定，能够输通美国的海上贸易大动脉，给美国经济带来新的活力——这不仅可以刺激经济增长，在战时也可以大大增加美国的海军实力。
现在，美国政客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南方的陆地边界上，但他们却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美国航运的长期衰落。
本文作者斯科特·博格森是前美国海岸警卫队官员、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委员，现任CargoMetrics Technologies公司首席执行官。译者：朴成奎
#每日阅读打卡##每日短文分享#
彼岸
严歌苓
有一次我从旧金山到北京，搭乘的是“全日空”飞机，因为当时“全日空”机票打折最狠。弊端就是要在日本成田机场停留四小时。坐上从日本飞往北京的飞机，是晚上六点多。我注意到邻座是个中国小伙子，二十四五岁，有着大洋岛人的深色皮肤，非常瘦也非常结实。他的模样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我误认为他是满机舱中国旅游团体中的一分子。
坐下十多分钟后，他从口袋拿出一叠破烂机票，被订书钉钉在一块儿。
他问我从北京到长沙的飞机应该怎样换乘。
我反问他，这么多机票都是谁的？
都是他一个人的。
为什么有好几张机票呢？
因为从他打渔那个岛飞到日本，就得转换好几次飞机。
我仔细看了一番这些被揉搓得接近稀烂的机票，大概看出他曲折的航程：第一站是索莫娃，第二站是夏威夷，第三站是冲绳岛，第四站是名古屋，第五站是成田。
我奇怪了，一条空中之旅为什么会被切成一小节一小节的。
他笑笑说：“因为这是最最便宜的机票嘛。老板不知道怎凑的，有两张都不是他花钱买的。”
他的笑容触动了我，这是一个乡下孩子的笑。一个吃惯了一种苦头，而把吃另一种全新的苦头看成见世面的乡下孩子，他笑起来眼睛几乎全闭上，嘴巴咧得很大，可以想象，他再苦都不会失去笑容，不会不淘气。
我叫他别担心，到了北京我会把路指给他看，肯定比在语言不通的前五个机场转机要容易得多。
几分钟聊下来，我才了解到有这么一小群同胞，被国外国内里应外合地输出到太平洋一些荒僻的岛屿上做渔民。
我问他能不能告诉我，每月挣多少钱。
他并不知道在西方是不允许打听他人收入的，所以爽快地告诉我，每月两百块美金，但要自己付饭钱。他还告诉我，这些渔猎公司是台湾人的，台湾老板花很少的工资把他们成批输出。但他们开的薪水再少也有九百美金，经过中间一层层劳力出口机构的抽成，到每个劳工手里只有两百块美金。
我问他劳动强度是不是很大。
他只是平淡地告诉我，出海一漂就漂很多天。然后他又告诉我，打渔是不分昼夜的，什么时候都不能睡死，一说起网就要起网。好天气倒没什么，来了暴风雨就不能吃不能睡了。有一次夜里风雨大作，浪几乎把船打翻，等风浪停息，天亮了，数一数船上的人，发现少了两个。
“哪里去了？”我很蠢地问道。
“给浪冲到海里去了。”他还是平平淡淡，只稍微低了个调。
葬身大洋的两个人是他的乡亲，和他一块儿被招募，一块儿在表格上签了名，立了三年契约的同伴。他最不能释怀的是，在船就要倾翻时，他听到了那个中年同伴的叫声。当时四面都是振聋发聩的风声浪声，他怀疑自己听错了，因此没去救他。后来他一再回想，觉得那是幺叔的呼救——他管那个比他大十多岁、处处做他长辈的人叫幺叔。
就是那样的三年。
我根据他的讲述设想了一个天涯海角的中国渔村，照样听中国音乐，看中国影碟，村子上方，飘着中国炊烟，仅仅那一点，已足够他们苦极生乐。
至于打渔之外的日子，怎么过呢？
他豪气地一笑，说他偶然也会挥霍一下。
怎样挥霍？
到小馆子里，喝啤酒。
这就是他的挥霍。
小馆子是中国人开的？
当然啊！有中国馆子、中国食品店、中国……发廊。喝了啤酒，就会到发廊里坐坐，里面的小姐都从中国去的。
我问他有没有挥霍到小姐身上。他说没有、没有。但我猜是有的。地图上都难找到的一个小岛上，他遇上一个她，在她身上花些风浪余生挣来的钱，也不完全是一场风流生意。故乡的好的丑的，在小岛上都有一份，却好的丑的混为一体。
我听了他的故事，觉得同胞压榨同胞是这故事中最黑暗的一部分。冒生命危险，背井离乡地出海打渔，九百块美金已经少得可怜，还要被层层盘剥？那部分忍心对同胞下手的人，以宣扬同胞的劳力不值钱、时间不值钱、生命不值钱为自豪，动不动还会慷慨地说：“中国有的是人！”
飞机降落前，我问他，这一点儿性命换来的钱，是不是能在他回乡的新生活中派上用场。
他几乎自得地回答我：这笔钱够买一台小型农机了。以后他只需要出租农机，就可以勉强为生，不需要像其他村邻那样四季在田里出苦力。
农机旧了，坏了呢？
那可以再想办法出国打渔。
难道不怕被海浪卷走吗？
不怕！
北京机场里，我送他到转机处，就和他道别了。算了算，他从那个小岛乘船到索莫娃，一直到北京，共有四五天在路上，没有睡过觉，但他精神好极了。苦海中三年，终于登岸的那种幸运感亮在他眼中。
我的同胞，只需那么一点儿，就能让他高兴，让他感到他比别人幸运。作为生还者，他似乎负载了那个未生还的幺叔的幸运。然而，我世世代代的同胞们，就连让他们感到幸运的那一点点，都常常得不到。
彼岸
严歌苓
有一次我从旧金山到北京，搭乘的是“全日空”飞机，因为当时“全日空”机票打折最狠。弊端就是要在日本成田机场停留四小时。坐上从日本飞往北京的飞机，是晚上六点多。我注意到邻座是个中国小伙子，二十四五岁，有着大洋岛人的深色皮肤，非常瘦也非常结实。他的模样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我误认为他是满机舱中国旅游团体中的一分子。
坐下十多分钟后，他从口袋拿出一叠破烂机票，被订书钉钉在一块儿。
他问我从北京到长沙的飞机应该怎样换乘。
我反问他，这么多机票都是谁的？
都是他一个人的。
为什么有好几张机票呢？
因为从他打渔那个岛飞到日本，就得转换好几次飞机。
我仔细看了一番这些被揉搓得接近稀烂的机票，大概看出他曲折的航程：第一站是索莫娃，第二站是夏威夷，第三站是冲绳岛，第四站是名古屋，第五站是成田。
我奇怪了，一条空中之旅为什么会被切成一小节一小节的。
他笑笑说：“因为这是最最便宜的机票嘛。老板不知道怎凑的，有两张都不是他花钱买的。”
他的笑容触动了我，这是一个乡下孩子的笑。一个吃惯了一种苦头，而把吃另一种全新的苦头看成见世面的乡下孩子，他笑起来眼睛几乎全闭上，嘴巴咧得很大，可以想象，他再苦都不会失去笑容，不会不淘气。
我叫他别担心，到了北京我会把路指给他看，肯定比在语言不通的前五个机场转机要容易得多。
几分钟聊下来，我才了解到有这么一小群同胞，被国外国内里应外合地输出到太平洋一些荒僻的岛屿上做渔民。
我问他能不能告诉我，每月挣多少钱。
他并不知道在西方是不允许打听他人收入的，所以爽快地告诉我，每月两百块美金，但要自己付饭钱。他还告诉我，这些渔猎公司是台湾人的，台湾老板花很少的工资把他们成批输出。但他们开的薪水再少也有九百美金，经过中间一层层劳力出口机构的抽成，到每个劳工手里只有两百块美金。
我问他劳动强度是不是很大。
他只是平淡地告诉我，出海一漂就漂很多天。然后他又告诉我，打渔是不分昼夜的，什么时候都不能睡死，一说起网就要起网。好天气倒没什么，来了暴风雨就不能吃不能睡了。有一次夜里风雨大作，浪几乎把船打翻，等风浪停息，天亮了，数一数船上的人，发现少了两个。
“哪里去了？”我很蠢地问道。
“给浪冲到海里去了。”他还是平平淡淡，只稍微低了个调。
葬身大洋的两个人是他的乡亲，和他一块儿被招募，一块儿在表格上签了名，立了三年契约的同伴。他最不能释怀的是，在船就要倾翻时，他听到了那个中年同伴的叫声。当时四面都是振聋发聩的风声浪声，他怀疑自己听错了，因此没去救他。后来他一再回想，觉得那是幺叔的呼救——他管那个比他大十多岁、处处做他长辈的人叫幺叔。
就是那样的三年。
我根据他的讲述设想了一个天涯海角的中国渔村，照样听中国音乐，看中国影碟，村子上方，飘着中国炊烟，仅仅那一点，已足够他们苦极生乐。
至于打渔之外的日子，怎么过呢？
他豪气地一笑，说他偶然也会挥霍一下。
怎样挥霍？
到小馆子里，喝啤酒。
这就是他的挥霍。
小馆子是中国人开的？
当然啊！有中国馆子、中国食品店、中国……发廊。喝了啤酒，就会到发廊里坐坐，里面的小姐都从中国去的。
我问他有没有挥霍到小姐身上。他说没有、没有。但我猜是有的。地图上都难找到的一个小岛上，他遇上一个她，在她身上花些风浪余生挣来的钱，也不完全是一场风流生意。故乡的好的丑的，在小岛上都有一份，却好的丑的混为一体。
我听了他的故事，觉得同胞压榨同胞是这故事中最黑暗的一部分。冒生命危险，背井离乡地出海打渔，九百块美金已经少得可怜，还要被层层盘剥？那部分忍心对同胞下手的人，以宣扬同胞的劳力不值钱、时间不值钱、生命不值钱为自豪，动不动还会慷慨地说：“中国有的是人！”
飞机降落前，我问他，这一点儿性命换来的钱，是不是能在他回乡的新生活中派上用场。
他几乎自得地回答我：这笔钱够买一台小型农机了。以后他只需要出租农机，就可以勉强为生，不需要像其他村邻那样四季在田里出苦力。
农机旧了，坏了呢？
那可以再想办法出国打渔。
难道不怕被海浪卷走吗？
不怕！
北京机场里，我送他到转机处，就和他道别了。算了算，他从那个小岛乘船到索莫娃，一直到北京，共有四五天在路上，没有睡过觉，但他精神好极了。苦海中三年，终于登岸的那种幸运感亮在他眼中。
我的同胞，只需那么一点儿，就能让他高兴，让他感到他比别人幸运。作为生还者，他似乎负载了那个未生还的幺叔的幸运。然而，我世世代代的同胞们，就连让他们感到幸运的那一点点，都常常得不到。
#每日阅读打卡##每日短文分享#
彼岸
严歌苓
有一次我从旧金山到北京，搭乘的是“全日空”飞机，因为当时“全日空”机票打折最狠。弊端就是要在日本成田机场停留四小时。坐上从日本飞往北京的飞机，是晚上六点多。我注意到邻座是个中国小伙子，二十四五岁，有着大洋岛人的深色皮肤，非常瘦也非常结实。他的模样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我误认为他是满机舱中国旅游团体中的一分子。
坐下十多分钟后，他从口袋拿出一叠破烂机票，被订书钉钉在一块儿。
他问我从北京到长沙的飞机应该怎样换乘。
我反问他，这么多机票都是谁的？
都是他一个人的。
为什么有好几张机票呢？
因为从他打渔那个岛飞到日本，就得转换好几次飞机。
我仔细看了一番这些被揉搓得接近稀烂的机票，大概看出他曲折的航程：第一站是索莫娃，第二站是夏威夷，第三站是冲绳岛，第四站是名古屋，第五站是成田。
我奇怪了，一条空中之旅为什么会被切成一小节一小节的。
他笑笑说：“因为这是最最便宜的机票嘛。老板不知道怎凑的，有两张都不是他花钱买的。”
他的笑容触动了我，这是一个乡下孩子的笑。一个吃惯了一种苦头，而把吃另一种全新的苦头看成见世面的乡下孩子，他笑起来眼睛几乎全闭上，嘴巴咧得很大，可以想象，他再苦都不会失去笑容，不会不淘气。
我叫他别担心，到了北京我会把路指给他看，肯定比在语言不通的前五个机场转机要容易得多。
几分钟聊下来，我才了解到有这么一小群同胞，被国外国内里应外合地输出到太平洋一些荒僻的岛屿上做渔民。
我问他能不能告诉我，每月挣多少钱。
他并不知道在西方是不允许打听他人收入的，所以爽快地告诉我，每月两百块美金，但要自己付饭钱。他还告诉我，这些渔猎公司是台湾人的，台湾老板花很少的工资把他们成批输出。但他们开的薪水再少也有九百美金，经过中间一层层劳力出口机构的抽成，到每个劳工手里只有两百块美金。
我问他劳动强度是不是很大。
他只是平淡地告诉我，出海一漂就漂很多天。然后他又告诉我，打渔是不分昼夜的，什么时候都不能睡死，一说起网就要起网。好天气倒没什么，来了暴风雨就不能吃不能睡了。有一次夜里风雨大作，浪几乎把船打翻，等风浪停息，天亮了，数一数船上的人，发现少了两个。
“哪里去了？”我很蠢地问道。
“给浪冲到海里去了。”他还是平平淡淡，只稍微低了个调。
葬身大洋的两个人是他的乡亲，和他一块儿被招募，一块儿在表格上签了名，立了三年契约的同伴。他最不能释怀的是，在船就要倾翻时，他听到了那个中年同伴的叫声。当时四面都是振聋发聩的风声浪声，他怀疑自己听错了，因此没去救他。后来他一再回想，觉得那是幺叔的呼救——他管那个比他大十多岁、处处做他长辈的人叫幺叔。
就是那样的三年。
我根据他的讲述设想了一个天涯海角的中国渔村，照样听中国音乐，看中国影碟，村子上方，飘着中国炊烟，仅仅那一点，已足够他们苦极生乐。
至于打渔之外的日子，怎么过呢？
他豪气地一笑，说他偶然也会挥霍一下。
怎样挥霍？
到小馆子里，喝啤酒。
这就是他的挥霍。
小馆子是中国人开的？
当然啊！有中国馆子、中国食品店、中国……发廊。喝了啤酒，就会到发廊里坐坐，里面的小姐都从中国去的。
我问他有没有挥霍到小姐身上。他说没有、没有。但我猜是有的。地图上都难找到的一个小岛上，他遇上一个她，在她身上花些风浪余生挣来的钱，也不完全是一场风流生意。故乡的好的丑的，在小岛上都有一份，却好的丑的混为一体。
我听了他的故事，觉得同胞压榨同胞是这故事中最黑暗的一部分。冒生命危险，背井离乡地出海打渔，九百块美金已经少得可怜，还要被层层盘剥？那部分忍心对同胞下手的人，以宣扬同胞的劳力不值钱、时间不值钱、生命不值钱为自豪，动不动还会慷慨地说：“中国有的是人！”
飞机降落前，我问他，这一点儿性命换来的钱，是不是能在他回乡的新生活中派上用场。
他几乎自得地回答我：这笔钱够买一台小型农机了。以后他只需要出租农机，就可以勉强为生，不需要像其他村邻那样四季在田里出苦力。
农机旧了，坏了呢？
那可以再想办法出国打渔。
难道不怕被海浪卷走吗？
不怕！
北京机场里，我送他到转机处，就和他道别了。算了算，他从那个小岛乘船到索莫娃，一直到北京，共有四五天在路上，没有睡过觉，但他精神好极了。苦海中三年，终于登岸的那种幸运感亮在他眼中。
我的同胞，只需那么一点儿，就能让他高兴，让他感到他比别人幸运。作为生还者，他似乎负载了那个未生还的幺叔的幸运。然而，我世世代代的同胞们，就连让他们感到幸运的那一点点，都常常得不到。（瑞旺）
彼岸
严歌苓
有一次我从旧金山到北京，搭乘的是“全日空”飞机，因为当时“全日空”机票打折最狠。弊端就是要在日本成田机场停留四小时。坐上从日本飞往北京的飞机，是晚上六点多。我注意到邻座是个中国小伙子，二十四五岁，有着大洋岛人的深色皮肤，非常瘦也非常结实。他的模样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我误认为他是满机舱中国旅游团体中的一分子。
坐下十多分钟后，他从口袋拿出一叠破烂机票，被订书钉钉在一块儿。
他问我从北京到长沙的飞机应该怎样换乘。
我反问他，这么多机票都是谁的？
都是他一个人的。
为什么有好几张机票呢？
因为从他打渔那个岛飞到日本，就得转换好几次飞机。
我仔细看了一番这些被揉搓得接近稀烂的机票，大概看出他曲折的航程：第一站是索莫娃，第二站是夏威夷，第三站是冲绳岛，第四站是名古屋，第五站是成田。
我奇怪了，一条空中之旅为什么会被切成一小节一小节的。
他笑笑说：“因为这是最最便宜的机票嘛。老板不知道怎凑的，有两张都不是他花钱买的。”
他的笑容触动了我，这是一个乡下孩子的笑。一个吃惯了一种苦头，而把吃另一种全新的苦头看成见世面的乡下孩子，他笑起来眼睛几乎全闭上，嘴巴咧得很大，可以想象，他再苦都不会失去笑容，不会不淘气。
我叫他别担心，到了北京我会把路指给他看，肯定比在语言不通的前五个机场转机要容易得多。
几分钟聊下来，我才了解到有这么一小群同胞，被国外国内里应外合地输出到太平洋一些荒僻的岛屿上做渔民。
我问他能不能告诉我，每月挣多少钱。
他并不知道在西方是不允许打听他人收入的，所以爽快地告诉我，每月两百块美金，但要自己付饭钱。他还告诉我，这些渔猎公司是台湾人的，台湾老板花很少的工资把他们成批输出。但他们开的薪水再少也有九百美金，经过中间一层层劳力出口机构的抽成，到每个劳工手里只有两百块美金。
我问他劳动强度是不是很大。
他只是平淡地告诉我，出海一漂就漂很多天。然后他又告诉我，打渔是不分昼夜的，什么时候都不能睡死，一说起网就要起网。好天气倒没什么，来了暴风雨就不能吃不能睡了。有一次夜里风雨大作，浪几乎把船打翻，等风浪停息，天亮了，数一数船上的人，发现少了两个。
“哪里去了？”我很蠢地问道。
“给浪冲到海里去了。”他还是平平淡淡，只稍微低了个调。
葬身大洋的两个人是他的乡亲，和他一块儿被招募，一块儿在表格上签了名，立了三年契约的同伴。他最不能释怀的是，在船就要倾翻时，他听到了那个中年同伴的叫声。当时四面都是振聋发聩的风声浪声，他怀疑自己听错了，因此没去救他。后来他一再回想，觉得那是幺叔的呼救——他管那个比他大十多岁、处处做他长辈的人叫幺叔。
就是那样的三年。
我根据他的讲述设想了一个天涯海角的中国渔村，照样听中国音乐，看中国影碟，村子上方，飘着中国炊烟，仅仅那一点，已足够他们苦极生乐。
至于打渔之外的日子，怎么过呢？
他豪气地一笑，说他偶然也会挥霍一下。
怎样挥霍？
到小馆子里，喝啤酒。
这就是他的挥霍。
小馆子是中国人开的？
当然啊！有中国馆子、中国食品店、中国……发廊。喝了啤酒，就会到发廊里坐坐，里面的小姐都从中国去的。
我问他有没有挥霍到小姐身上。他说没有、没有。但我猜是有的。地图上都难找到的一个小岛上，他遇上一个她，在她身上花些风浪余生挣来的钱，也不完全是一场风流生意。故乡的好的丑的，在小岛上都有一份，却好的丑的混为一体。
我听了他的故事，觉得同胞压榨同胞是这故事中最黑暗的一部分。冒生命危险，背井离乡地出海打渔，九百块美金已经少得可怜，还要被层层盘剥？那部分忍心对同胞下手的人，以宣扬同胞的劳力不值钱、时间不值钱、生命不值钱为自豪，动不动还会慷慨地说：“中国有的是人！”
飞机降落前，我问他，这一点儿性命换来的钱，是不是能在他回乡的新生活中派上用场。
他几乎自得地回答我：这笔钱够买一台小型农机了。以后他只需要出租农机，就可以勉强为生，不需要像其他村邻那样四季在田里出苦力。
农机旧了，坏了呢？
那可以再想办法出国打渔。
难道不怕被海浪卷走吗？
不怕！
北京机场里，我送他到转机处，就和他道别了。算了算，他从那个小岛乘船到索莫娃，一直到北京，共有四五天在路上，没有睡过觉，但他精神好极了。苦海中三年，终于登岸的那种幸运感亮在他眼中。
我的同胞，只需那么一点儿，就能让他高兴，让他感到他比别人幸运。作为生还者，他似乎负载了那个未生还的幺叔的幸运。然而，我世世代代的同胞们，就连让他们感到幸运的那一点点，都常常得不到。（瑞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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