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现张涛[超话]#暖男小哥哥 本科 180
爱美食、音乐，旅游、读书、写作、运动、摄影、游泳、烹饪、无不良嗜好诚实守信孝顺，细心体贴，专一，相处和善，成熟稳重 无不良嗜好、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喜欢一个人，始于才华，合于性格，久于善良品德，终于人品
非诚勿撩
双向奔赴
一起谈个甜甜的恋爱，
手牵手一起走向余生
温暖你每个冬天，让你每个冬天不再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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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诚勿撩
双向奔赴
一起谈个甜甜的恋爱，
手牵手一起走向余生
温暖你每个冬天，让你每个冬天不再寒冷
【燕国原名叫“燕”，真的吗？考古发现改写认知】
大约3040多年前，周武王灭商之后，考虑到“小邦周”吞并“大邑商”的难度，于是先后分封了70余个诸侯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稳固统治“以屏周室”。其中，周武王最重要的三位大臣，姜子牙封在齐地，周公旦封在鲁地，召公奭封在北燕。
甲骨文中都有“齐国”与“鲁国”，周朝齐鲁是旧地重封，其中齐字是麦穗整齐之意，起源于山东中部偏东，此地是中国小麦最早大规模种植区域，鲁字与鱼入人口、味道鲜美有关，原本大约在如今河南鲁山一带。齐国与鲁国传承都很明确，不存在什么争议，但召公奭却在上世纪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让人质疑周初是不是存在一个燕国。
司马迁列出了夏商两代的帝王世系，却列不出燕国的君主世系，《燕召公世家》中说：“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燕惠侯当周厉王奔彘，共和之时。”所谓周朝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距离周武王封召公奭于北燕，大约已有200年。同样糟糕的是，惠侯之后，司马迁虽然列出釐侯、顷侯二位燕君，但也毫无事迹可言，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简而言之，燕国存在200年的空白期，几乎没有留下一点资料，否则司马迁不至于如此一笔带过，惠侯之后燕国史也寥寥无几。
更吊诡的是，长期以来人们还没有见过带“燕”字铭文的西周早期青铜器，而带有齐、鲁等字的青铜器却屡见不鲜。
基于这两个反常现象，很难让人不怀疑燕国真实性，甚至有学者直言周初没有燕国，春秋战国时的燕国，实际上是狄戎所建，为了融入华夏谱系，所以找了召公奭为祖先。类似的情况如春秋吴国，泰伯奔吴建立吴国的说法就不太可信，因为从陕西到吴地相隔几千里，泰伯奔到这里不合逻辑，因此吴国始于泰伯之说，可能是吴国为了融入华夏谱系而编造的一段谎言。
上个世纪，文物市场流出的一件青铜鼎上，铭刻的一段文字让这个问题有了一丝转机。
鼎上铭文：匽侯旨初见事于宗周（镐京），王赏旨贝廿朋，用乍有姒宝尊彝。
匽与燕同音，匽侯是不是就是燕侯，召公奭的后代？但可惜的是，这件文物只知道是出土于北京，具体地点不详，且历史上周朝在北京一带分封了南燕国、北燕国，因此“匽国”与“匽侯”到底什么情况还是不能真相大白。
上个世纪，随着北京琉璃河遗址被发现、挖掘，燕国这个问题才真正被解开。上世纪40年代，在北京房山琉璃河地区发现西周遗址，但当时国家也没有精力挖掘，新中国之后才开始慢慢考古挖掘，1974年时出土了重要证据。
1974年，在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M253区，考古出土了一件青铜鼎，上面铭文为：
匽侯令（命）堇饴（颐）大保于宗周。庚申，大保赏堇贝，用乍（作）大子癸宝 。仲。
匽侯让一个叫“堇”的家臣，送美食到镐京给大保。之后，大保赏赐了“贝壳”，“堇”作鼎记载此事，所以这件青铜器被称之为“堇鼎”。而大保即召公奭，因此从铭文上看，“匽侯”应是“燕侯”。
但堇鼎上信息不够具体，最典型的是匽侯与大保是何关系，铭文上并未明确说明，所以堇鼎并未真正揭开谜团。直到上世纪80年代，琉璃河遗址中又发现了一件青铜器，才让燕国起源问题真相大白。
1986年，在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1193号大墓中，考古发现“西周克盉（hé）”，又称“太保盉”（上图）。所谓“盉”，古人调和酒、水的器具，用水来调和酒味的浓淡。
王曰：“太保（即大保，即召公奭）唯乃明乃心，享于乃辟。余大封乃享，令命克侯于匽。使羌、页、虘、驭、微。与御敞。”克来匽，入纳土，众有司。用乍作宝尊彝。
周王对召公奭说：“你功勋显著，我封你土地，供你享用。命令克去匽地为侯，羌、页、虘等国划给匽国，参与对敞国的统御。”之后，克来到匽地建立国家，后人作此青铜盉纪念。显然，这里的“克”是召公奭的元子，代表父亲在匽地建国，召公奭留在镐京协助周王处理政务。
克盉铭文可与史书记载互相印证，充分表明燕国的确是周初召公奭的封国，只不过在传世青铜器里写作“匽（偃）国”而已。根据后来出土的铭文来看，琉璃河遗址是燕国初都，“克”是第一代匽侯，第二代匽侯叫“旨”。
但问题在于，既然燕国原名是匽（偃）国，那么为何史书却偏偏写成了“燕”呢？
近代古文字学家陈梦家认为，匽与嬴是一转之音，秦始皇灭燕之后，为了避讳而将匽改为了燕。但燕与嬴何尝也不是一转之音？因此避讳之说不太可信。
除了陈梦家之外，还有不少学者提出“燕国是他称，匽国是自称”等解释，但这些解释都很勉强，没有得到公认。
其实，“匽国”之所以叫“燕国”，可能与燕、匽、幽的文字演变有关。
甲骨文中的妟字（上图）有多种写法，但基本都是由“女”与“日”构成，《说文解字》中解释是“妟，安也，从女从日。”整个字形是“母燕喂乳状”，乳燕吃饱了即为“安”。匽字外面所加了的“匚”，代表的是安了一个窝。
甲骨文中的燕字，是十分写实的燕子形象，但粗看之下，却又与妟字字形有些类似，区别在于妟字是左右结构，燕字是上下结构。
成语典故新婚燕尔，也可以写作新婚妟尔，以及新婚宴尔，《诗经》中写作“宴尔新昏，如兄如弟”，即形容夫妻像燕子一样在窝里欢乐恩爱。因此，妟、匽、宴与燕爱某种程度上是互通的，意思上存在重叠之处。
甲骨文中的幽字，古今字形没有什么太大变化，都是“山”与“幺”组成，其中近代学者李玄伯认为“幺”是玄鸟之子，本义也是燕子，“幺与玄似，有头有身无翼，像燕初生之形”。也就是说，幽字是山中藏着两只燕子，《山海经》中说“北海之内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玄鸟、玄蛇、玄豹、玄虎、玄狐蓬尾”，《诗经》中说“燕曰幽州”，幽山又称燕山，所以后世幽州又指燕地。
值得一提的是，甲骨文卜辞中有武丁封“子宋于宋”，宋地即在今天河北石家庄赵县，“宋”下为“木”——含有桑木之意，桑与商同音，因此“子宋于宋”相当于“子宋于商”，即商人起源地应在北方，而商人崇拜玄鸟——燕子，这就难免让人怀疑，商人真正的祖地可能与燕山（幽山）有关，之后逐步南迁到河北中部、河南北部等，至于商丘可能并非商人祖地。商朝灭亡后，周人之所以让微子启建立宋国，原因是宋与商存在内在联系，不过周朝宋地与商朝宋地不是同一个地方。
从甲骨文来看，燕、匽、幽在商朝时都已出现，无法分辨出谁先出现、谁后出现，但从上述《山海经》只说“幽都之山”，以及《诗经》表述为“燕曰幽州”来看，似乎先有幽山之说，再有燕山之说，幽字比燕字出现得更早一些。由此及彼，“匽”可能也比“燕”更早一些。
事实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由“匽”变为“燕”，可能就是新字和老字的写法不同，但何时发生演变、又为何演变，如今还是一个谜团。
#秦始皇陵陪葬墓新出土大量珍贵文物##文玩#
大约3040多年前，周武王灭商之后，考虑到“小邦周”吞并“大邑商”的难度，于是先后分封了70余个诸侯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稳固统治“以屏周室”。其中，周武王最重要的三位大臣，姜子牙封在齐地，周公旦封在鲁地，召公奭封在北燕。
甲骨文中都有“齐国”与“鲁国”，周朝齐鲁是旧地重封，其中齐字是麦穗整齐之意，起源于山东中部偏东，此地是中国小麦最早大规模种植区域，鲁字与鱼入人口、味道鲜美有关，原本大约在如今河南鲁山一带。齐国与鲁国传承都很明确，不存在什么争议，但召公奭却在上世纪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让人质疑周初是不是存在一个燕国。
司马迁列出了夏商两代的帝王世系，却列不出燕国的君主世系，《燕召公世家》中说：“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燕惠侯当周厉王奔彘，共和之时。”所谓周朝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距离周武王封召公奭于北燕，大约已有200年。同样糟糕的是，惠侯之后，司马迁虽然列出釐侯、顷侯二位燕君，但也毫无事迹可言，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简而言之，燕国存在200年的空白期，几乎没有留下一点资料，否则司马迁不至于如此一笔带过，惠侯之后燕国史也寥寥无几。
更吊诡的是，长期以来人们还没有见过带“燕”字铭文的西周早期青铜器，而带有齐、鲁等字的青铜器却屡见不鲜。
基于这两个反常现象，很难让人不怀疑燕国真实性，甚至有学者直言周初没有燕国，春秋战国时的燕国，实际上是狄戎所建，为了融入华夏谱系，所以找了召公奭为祖先。类似的情况如春秋吴国，泰伯奔吴建立吴国的说法就不太可信，因为从陕西到吴地相隔几千里，泰伯奔到这里不合逻辑，因此吴国始于泰伯之说，可能是吴国为了融入华夏谱系而编造的一段谎言。
上个世纪，文物市场流出的一件青铜鼎上，铭刻的一段文字让这个问题有了一丝转机。
鼎上铭文：匽侯旨初见事于宗周（镐京），王赏旨贝廿朋，用乍有姒宝尊彝。
匽与燕同音，匽侯是不是就是燕侯，召公奭的后代？但可惜的是，这件文物只知道是出土于北京，具体地点不详，且历史上周朝在北京一带分封了南燕国、北燕国，因此“匽国”与“匽侯”到底什么情况还是不能真相大白。
上个世纪，随着北京琉璃河遗址被发现、挖掘，燕国这个问题才真正被解开。上世纪40年代，在北京房山琉璃河地区发现西周遗址，但当时国家也没有精力挖掘，新中国之后才开始慢慢考古挖掘，1974年时出土了重要证据。
1974年，在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M253区，考古出土了一件青铜鼎，上面铭文为：
匽侯令（命）堇饴（颐）大保于宗周。庚申，大保赏堇贝，用乍（作）大子癸宝 。仲。
匽侯让一个叫“堇”的家臣，送美食到镐京给大保。之后，大保赏赐了“贝壳”，“堇”作鼎记载此事，所以这件青铜器被称之为“堇鼎”。而大保即召公奭，因此从铭文上看，“匽侯”应是“燕侯”。
但堇鼎上信息不够具体，最典型的是匽侯与大保是何关系，铭文上并未明确说明，所以堇鼎并未真正揭开谜团。直到上世纪80年代，琉璃河遗址中又发现了一件青铜器，才让燕国起源问题真相大白。
1986年，在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1193号大墓中，考古发现“西周克盉（hé）”，又称“太保盉”（上图）。所谓“盉”，古人调和酒、水的器具，用水来调和酒味的浓淡。
王曰：“太保（即大保，即召公奭）唯乃明乃心，享于乃辟。余大封乃享，令命克侯于匽。使羌、页、虘、驭、微。与御敞。”克来匽，入纳土，众有司。用乍作宝尊彝。
周王对召公奭说：“你功勋显著，我封你土地，供你享用。命令克去匽地为侯，羌、页、虘等国划给匽国，参与对敞国的统御。”之后，克来到匽地建立国家，后人作此青铜盉纪念。显然，这里的“克”是召公奭的元子，代表父亲在匽地建国，召公奭留在镐京协助周王处理政务。
克盉铭文可与史书记载互相印证，充分表明燕国的确是周初召公奭的封国，只不过在传世青铜器里写作“匽（偃）国”而已。根据后来出土的铭文来看，琉璃河遗址是燕国初都，“克”是第一代匽侯，第二代匽侯叫“旨”。
但问题在于，既然燕国原名是匽（偃）国，那么为何史书却偏偏写成了“燕”呢？
近代古文字学家陈梦家认为，匽与嬴是一转之音，秦始皇灭燕之后，为了避讳而将匽改为了燕。但燕与嬴何尝也不是一转之音？因此避讳之说不太可信。
除了陈梦家之外，还有不少学者提出“燕国是他称，匽国是自称”等解释，但这些解释都很勉强，没有得到公认。
其实，“匽国”之所以叫“燕国”，可能与燕、匽、幽的文字演变有关。
甲骨文中的妟字（上图）有多种写法，但基本都是由“女”与“日”构成，《说文解字》中解释是“妟，安也，从女从日。”整个字形是“母燕喂乳状”，乳燕吃饱了即为“安”。匽字外面所加了的“匚”，代表的是安了一个窝。
甲骨文中的燕字，是十分写实的燕子形象，但粗看之下，却又与妟字字形有些类似，区别在于妟字是左右结构，燕字是上下结构。
成语典故新婚燕尔，也可以写作新婚妟尔，以及新婚宴尔，《诗经》中写作“宴尔新昏，如兄如弟”，即形容夫妻像燕子一样在窝里欢乐恩爱。因此，妟、匽、宴与燕爱某种程度上是互通的，意思上存在重叠之处。
甲骨文中的幽字，古今字形没有什么太大变化，都是“山”与“幺”组成，其中近代学者李玄伯认为“幺”是玄鸟之子，本义也是燕子，“幺与玄似，有头有身无翼，像燕初生之形”。也就是说，幽字是山中藏着两只燕子，《山海经》中说“北海之内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玄鸟、玄蛇、玄豹、玄虎、玄狐蓬尾”，《诗经》中说“燕曰幽州”，幽山又称燕山，所以后世幽州又指燕地。
值得一提的是，甲骨文卜辞中有武丁封“子宋于宋”，宋地即在今天河北石家庄赵县，“宋”下为“木”——含有桑木之意，桑与商同音，因此“子宋于宋”相当于“子宋于商”，即商人起源地应在北方，而商人崇拜玄鸟——燕子，这就难免让人怀疑，商人真正的祖地可能与燕山（幽山）有关，之后逐步南迁到河北中部、河南北部等，至于商丘可能并非商人祖地。商朝灭亡后，周人之所以让微子启建立宋国，原因是宋与商存在内在联系，不过周朝宋地与商朝宋地不是同一个地方。
从甲骨文来看，燕、匽、幽在商朝时都已出现，无法分辨出谁先出现、谁后出现，但从上述《山海经》只说“幽都之山”，以及《诗经》表述为“燕曰幽州”来看，似乎先有幽山之说，再有燕山之说，幽字比燕字出现得更早一些。由此及彼，“匽”可能也比“燕”更早一些。
事实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由“匽”变为“燕”，可能就是新字和老字的写法不同，但何时发生演变、又为何演变，如今还是一个谜团。
#秦始皇陵陪葬墓新出土大量珍贵文物##文玩#
#乐府# #鼓吹曲辞#
君马黄
李白 〔唐代〕
君马黄，我马白。
马色虽不同，人心本无隔。
共作游冶盘，双行洛阳陌。
长剑既照曜，高冠何赩赫。
各有千金裘，俱为五侯客。
猛虎落陷阱，壮夫时屈厄。
相知在急难，独好亦何益。
译文
你的马是黄色的，我的马是白色的。马的颜色虽然不同，但人心本是没有什么相隔的。我们一起来游乐玩耍，双双行驰在洛阳的街头巷陌。我们都腰挎明闪闪的宝剑，戴着修饰鲜丽的高高的帽子，都各自拥有千金裘，都是五侯的门客。即使是猛虎，有时候也会不小心落在陷阱里面，壮士有时也会陷于危难之中。兄弟之间的情谊只有在急难中才能深厚，才能成为相知，如果只是自己一个人又有什么好处呢？
注释
盘：游乐。
五侯：河平二年，汉成帝同日封其舅王谭、王商等五位为侯，世称五侯。
急难：指兄弟相救于危难之中。
汉乐府鼓吹歌十八曲之《君马黄》歌辞为：“君马黄，臣马苍，二马同逐臣马良。易之有騩蔡有赭。美人归以南，驾车驰马，美人伤我心；佳人归以北，驾车驰马，佳人安终极。”按明人胡震亨解释，这是一首隐言交友不终，各奔东西的诗歌。但“后人拟者，但咏马而已”，似未解其意。诗人李白不但深得其解，而且加以发明之，借以歌颂朋友相知相救的生死友谊。
开头四句咏马起兴，以马色之不同作反衬，言人心之无猜。马色一“黄”一“白”，对照鲜明；马色与人心相比，一异一同，相得益彰。接下二句承上而来，写“我”与友人骑马外出游乐，双双行进在洛阳路上。洛阳是东汉的京城、唐代的东都。那里市井繁华，名胜林立，是游冶之佳处。“双行洛阳陌”一句不仅点明此行之豪壮，而且表现了行影不离之友谊。这好似李白与杜甫的交游：天宝三载（744）三月，李白得罪了高力士被放出翰林院之后，曾到过洛阳一次。当时杜甫也在洛阳。于是两位大诗人相会了。从此他们结下了“兄弟”般的友谊。翌年，杜甫在齐州所作的《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诗中说：“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那虽是他俩同游历下的情景，但从中也可想象到他们当初在洛阳相识时，也是一见如故、情同手足的。
下二句为了渲染人物之显赫，还描写了他们的衣着和饰物：佩着长长的宝剑，闪闪发光；戴着高高的红冠，十分耀眼。这样的装饰，不仅表现了外在美，而且揭示了他们超凡的精神世界。爱国诗人屈原在《九章·涉江》诗中说：“带长剑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他之所以“好此奇服”，是因为怀信侘傺，不见容于世，故迥乎时装以示超尘拔俗。李白与屈原千古同调，所以其崇尚也有相似之处。
“各有千金裘，俱为五侯客”二句一从经济着笔，一从政治落墨，意在表现他俩不寻常的社会地位。以上二句极言他俩家资丰厚，靠山坚实。
“猛虎落陷阱，壮士时屈厄”二句转写友人遭到了不幸：正像奔突的猛虎有时不免误入陷阱一样，壮士也会遇到暂时的困迫。猛虎乃兽中之王，啸震山岗。落难亦不落威。此句以猛虎作比，言壮士落难后仍不失当年之威风。
最后两句紧承上句诗意，既是对落难朋友的回答，也是诗人情志的抒发。“相知在急难”一句正体现了“危难见真交”的至情。俗语云：“人在难处思亲朋。”能急友人之难的人才是真正的“相知”，所以诗的最后说：一个人自顾自身修好，那会有什么益处呢！此句似他问似自语，余意不尽，惹人深思。
这首诗虽然以乐府为题，写汉地言汉事，但诗的主旨却是为了以汉喻唐，即通过咏史来抒发诗人贵相知、重友谊的襟怀和赞颂朋友间彼此救助的美好情操。
此诗采用乐府体，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歌色彩，而且融进了李白诗歌所特有的豪放风格。语言明快而活泼，格调清新而自然，字里行间充满了豪宕之情。因此，高棣说：“太白天仙之词，语多率然而成者，故乐府歌词咸善。”（《唐诗品汇》七言古诗叙目第三卷《正宗》）
李白感情充沛，瞬息万变。为适应感情表达的需要，他的诗在结构上也变幻多端。此诗也如此，言事抒情既一气呵成，又抑扬有致。开头至“俱为五侯客”，是平叙，但调子步步升高，至“长剑”以下四句蓄势已足，然后突然一转——“猛虎落陷阱”，好似由高山跃入深谷，诗调变为低沉。最后二句调子又一扬，既承且转，似断实联。全诗一波三折，跌宕生姿
创作背景
此诗为拟古辞而作。关于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学术界迄无定论。一说作于唐玄宗天宝十载（751），是年李白由南阳北上洛阳，返梁园，经邺中游河东及关内道，徘徊于邠州、坊州之间；一说大约写于唐肃宗至德二年（757），是年李璘兵败，李白坐罪下狱寻阳，正处于危难之时。
李白（701年－762年） ，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据《新唐书》记载，李白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与李唐诸王同宗。其人爽朗大方，爱饮酒作诗，喜交友。李白深受黄老列庄思想影响，有《李太白集》传世，诗作中多以醉时写的，代表作有《望庐山瀑布》《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明堂赋》《早发白帝城》等多首
君马黄
李白 〔唐代〕
君马黄，我马白。
马色虽不同，人心本无隔。
共作游冶盘，双行洛阳陌。
长剑既照曜，高冠何赩赫。
各有千金裘，俱为五侯客。
猛虎落陷阱，壮夫时屈厄。
相知在急难，独好亦何益。
译文
你的马是黄色的，我的马是白色的。马的颜色虽然不同，但人心本是没有什么相隔的。我们一起来游乐玩耍，双双行驰在洛阳的街头巷陌。我们都腰挎明闪闪的宝剑，戴着修饰鲜丽的高高的帽子，都各自拥有千金裘，都是五侯的门客。即使是猛虎，有时候也会不小心落在陷阱里面，壮士有时也会陷于危难之中。兄弟之间的情谊只有在急难中才能深厚，才能成为相知，如果只是自己一个人又有什么好处呢？
注释
盘：游乐。
五侯：河平二年，汉成帝同日封其舅王谭、王商等五位为侯，世称五侯。
急难：指兄弟相救于危难之中。
汉乐府鼓吹歌十八曲之《君马黄》歌辞为：“君马黄，臣马苍，二马同逐臣马良。易之有騩蔡有赭。美人归以南，驾车驰马，美人伤我心；佳人归以北，驾车驰马，佳人安终极。”按明人胡震亨解释，这是一首隐言交友不终，各奔东西的诗歌。但“后人拟者，但咏马而已”，似未解其意。诗人李白不但深得其解，而且加以发明之，借以歌颂朋友相知相救的生死友谊。
开头四句咏马起兴，以马色之不同作反衬，言人心之无猜。马色一“黄”一“白”，对照鲜明；马色与人心相比，一异一同，相得益彰。接下二句承上而来，写“我”与友人骑马外出游乐，双双行进在洛阳路上。洛阳是东汉的京城、唐代的东都。那里市井繁华，名胜林立，是游冶之佳处。“双行洛阳陌”一句不仅点明此行之豪壮，而且表现了行影不离之友谊。这好似李白与杜甫的交游：天宝三载（744）三月，李白得罪了高力士被放出翰林院之后，曾到过洛阳一次。当时杜甫也在洛阳。于是两位大诗人相会了。从此他们结下了“兄弟”般的友谊。翌年，杜甫在齐州所作的《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诗中说：“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那虽是他俩同游历下的情景，但从中也可想象到他们当初在洛阳相识时，也是一见如故、情同手足的。
下二句为了渲染人物之显赫，还描写了他们的衣着和饰物：佩着长长的宝剑，闪闪发光；戴着高高的红冠，十分耀眼。这样的装饰，不仅表现了外在美，而且揭示了他们超凡的精神世界。爱国诗人屈原在《九章·涉江》诗中说：“带长剑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他之所以“好此奇服”，是因为怀信侘傺，不见容于世，故迥乎时装以示超尘拔俗。李白与屈原千古同调，所以其崇尚也有相似之处。
“各有千金裘，俱为五侯客”二句一从经济着笔，一从政治落墨，意在表现他俩不寻常的社会地位。以上二句极言他俩家资丰厚，靠山坚实。
“猛虎落陷阱，壮士时屈厄”二句转写友人遭到了不幸：正像奔突的猛虎有时不免误入陷阱一样，壮士也会遇到暂时的困迫。猛虎乃兽中之王，啸震山岗。落难亦不落威。此句以猛虎作比，言壮士落难后仍不失当年之威风。
最后两句紧承上句诗意，既是对落难朋友的回答，也是诗人情志的抒发。“相知在急难”一句正体现了“危难见真交”的至情。俗语云：“人在难处思亲朋。”能急友人之难的人才是真正的“相知”，所以诗的最后说：一个人自顾自身修好，那会有什么益处呢！此句似他问似自语，余意不尽，惹人深思。
这首诗虽然以乐府为题，写汉地言汉事，但诗的主旨却是为了以汉喻唐，即通过咏史来抒发诗人贵相知、重友谊的襟怀和赞颂朋友间彼此救助的美好情操。
此诗采用乐府体，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歌色彩，而且融进了李白诗歌所特有的豪放风格。语言明快而活泼，格调清新而自然，字里行间充满了豪宕之情。因此，高棣说：“太白天仙之词，语多率然而成者，故乐府歌词咸善。”（《唐诗品汇》七言古诗叙目第三卷《正宗》）
李白感情充沛，瞬息万变。为适应感情表达的需要，他的诗在结构上也变幻多端。此诗也如此，言事抒情既一气呵成，又抑扬有致。开头至“俱为五侯客”，是平叙，但调子步步升高，至“长剑”以下四句蓄势已足，然后突然一转——“猛虎落陷阱”，好似由高山跃入深谷，诗调变为低沉。最后二句调子又一扬，既承且转，似断实联。全诗一波三折，跌宕生姿
创作背景
此诗为拟古辞而作。关于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学术界迄无定论。一说作于唐玄宗天宝十载（751），是年李白由南阳北上洛阳，返梁园，经邺中游河东及关内道，徘徊于邠州、坊州之间；一说大约写于唐肃宗至德二年（757），是年李璘兵败，李白坐罪下狱寻阳，正处于危难之时。
李白（701年－762年） ，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据《新唐书》记载，李白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与李唐诸王同宗。其人爽朗大方，爱饮酒作诗，喜交友。李白深受黄老列庄思想影响，有《李太白集》传世，诗作中多以醉时写的，代表作有《望庐山瀑布》《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明堂赋》《早发白帝城》等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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