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关于留守大学生的报道，他们能考上大学，真的是非常不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怎么说呢，留守儿童这个问题是时代的痛。他们和下岗职工一样，都是时代发展的牺牲品，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群体的存在。我之前在讨论大凉山儿童的时候说过，留守儿童的核心问题不是父母进城务工——劳动力资源正常流动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无可厚非。这个问题最关键的一点是，他们进城务工、去讨一个更好生活的父母，无力把孩子带在身边抚养，只能丢在老家农村，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为什么无力带在身边抚养？因为被资本剥削地太惨了。换句话说，资本家们把他们本应该用来抚育儿女的剩余价值剥夺了，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经济实力。马克思讲的“资本仅仅会支付劳动力用于再生产的工资”——这个“再生产”在这些体力劳动者身上，不是能让他们养儿育女过正常人日子级别的再生产，而是让他们不饿死不累死第二天还能爬起来干活的“再生产”。程序员996辛苦，这些体力劳动者已经996二三十年了，甚至996都是轻松的了，普遍还都是697这种级别的工作。没人在意他们，因为他们是“看不见的底层”，没有话语权，他们甚至都“不配哀嚎”，只能默默忍受。
还有更多客观条件的限制，在《不是“逃离北上广”，而是廉价劳动力注定被驱离》这篇文章里写过一个保洁阿姨，跟老公一起在北京讨生活，她自己做保洁，老公在施工队，攒下来的钱多寄给老家的孩子，因为北京打工子弟小学关得都差不多了，只能把孩子寄养在老家，她跟我讲讲如果不是没学上不会让孩子当一个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还有另一个镜像：北漂老人。这二者所反应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的本质是一致的。
许多家庭婴幼儿的抚育，很多责任是祖辈这一代承担的。这已经成为了当今社会一个普遍现象：年轻人的生育成本，一部分转嫁给了家庭中的老人。因为城市白领普遍工作太忙，而国家和社会的抚育体系并不完善，因此上一辈父母承担了相当多的此类职责。专门有一个词“老漂族”，来形容这些为了孙辈的抚养，不得不离开家乡，而跟随城市子女生活居住的老人。根据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我国流动老人将近1800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观的数字，是一个必须要正视的社会问题。
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孤独的老漂与陌生的城市》中描写过“老漂族”的生活：“为了支持子女事业、照顾第三代，张燕离开老伴，只身北上。她这样的老年人，被称为“老漂”。有人说，老漂就是城市白领打工者的附属牺牲品，从小地方到大城市，虽然生活水平提升了，但精神孤独却堪忧。张燕来自山东青岛，是居住在北京燕郊已3年的老漂族。早上6点半，天还黑着，她拉着小车去菜场买菜，然后准备一家人的早餐；上午9点，开始打扫卫生、洗衣服；下午4点半，接孙子放学，然后给儿子一家人做晚饭。只有到了晚上11点25分，她才能给远在青岛的丈夫打个电话，互相问候。她对儿子说：‘你漂，我就漂。’”
《看天下》也有一篇报道写“老漂族”的困境：“把陈显兰送到女儿家中后，陈显兰的老伴就自己回老家了。‘家里有地，还有90多岁的老人要照顾，实在走不开。’田慧芬和金秀琴的老伴也都在老家，夫妻俩长期分居。‘没什么事平时基本不联系，电话费贵啊。’有研究显示，在迁居地照顾孙辈的老人中，女性占比更大。成为母亲几十年后，这些女性再次扮演起‘母亲’的角色。陈显兰从来没有自己坐地铁出过门，也‘不想学’。最远的一次是带孩子去了一公里外的大学校园。有时跟老伴一起，带着外孙女去商场玩，也从没买过任何东西。他们不在乎一双鞋、一个包的价格，只关心哪里有喷泉、有长椅。女儿下班会经过那个商场，陈显兰有时在二楼摇着手臂呼喊，女儿听见了，却没有抬头，匆匆走上电梯。陈显兰只会说河南话，有时跟北京老人搭话时，对方直接说自己‘听不懂’。‘他们不被这座城市接受，也不接受这座城市。’陈显兰的女儿说。”
“老漂族”这一现象的本质，无非也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代年轻人被工作榨干，于是属于劳动力再生产的部分成本——家务、养儿育女，就只能由老人来承担，就相当于把自己受到的超额剥削部分转嫁给了上一代人（留守儿童则是把这一成本转嫁给了下一代）。有一种说法叫“转移支付”，我类比着发明一个词叫“转移剥削”。这里都市年轻人和他们的父母都为了生活竭尽全力，整个社会的活力也因此受损，而坐收他们剩余价值的就是加班不给加班费的老板和公司。
还有更多客观条件的限制，在《不是“逃离北上广”，而是廉价劳动力注定被驱离》这篇文章里写过一个保洁阿姨，跟老公一起在北京讨生活，她自己做保洁，老公在施工队，攒下来的钱多寄给老家的孩子，因为北京打工子弟小学关得都差不多了，只能把孩子寄养在老家，她跟我讲讲如果不是没学上不会让孩子当一个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还有另一个镜像：北漂老人。这二者所反应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的本质是一致的。
许多家庭婴幼儿的抚育，很多责任是祖辈这一代承担的。这已经成为了当今社会一个普遍现象：年轻人的生育成本，一部分转嫁给了家庭中的老人。因为城市白领普遍工作太忙，而国家和社会的抚育体系并不完善，因此上一辈父母承担了相当多的此类职责。专门有一个词“老漂族”，来形容这些为了孙辈的抚养，不得不离开家乡，而跟随城市子女生活居住的老人。根据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我国流动老人将近1800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观的数字，是一个必须要正视的社会问题。
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孤独的老漂与陌生的城市》中描写过“老漂族”的生活：“为了支持子女事业、照顾第三代，张燕离开老伴，只身北上。她这样的老年人，被称为“老漂”。有人说，老漂就是城市白领打工者的附属牺牲品，从小地方到大城市，虽然生活水平提升了，但精神孤独却堪忧。张燕来自山东青岛，是居住在北京燕郊已3年的老漂族。早上6点半，天还黑着，她拉着小车去菜场买菜，然后准备一家人的早餐；上午9点，开始打扫卫生、洗衣服；下午4点半，接孙子放学，然后给儿子一家人做晚饭。只有到了晚上11点25分，她才能给远在青岛的丈夫打个电话，互相问候。她对儿子说：‘你漂，我就漂。’”
《看天下》也有一篇报道写“老漂族”的困境：“把陈显兰送到女儿家中后，陈显兰的老伴就自己回老家了。‘家里有地，还有90多岁的老人要照顾，实在走不开。’田慧芬和金秀琴的老伴也都在老家，夫妻俩长期分居。‘没什么事平时基本不联系，电话费贵啊。’有研究显示，在迁居地照顾孙辈的老人中，女性占比更大。成为母亲几十年后，这些女性再次扮演起‘母亲’的角色。陈显兰从来没有自己坐地铁出过门，也‘不想学’。最远的一次是带孩子去了一公里外的大学校园。有时跟老伴一起，带着外孙女去商场玩，也从没买过任何东西。他们不在乎一双鞋、一个包的价格，只关心哪里有喷泉、有长椅。女儿下班会经过那个商场，陈显兰有时在二楼摇着手臂呼喊，女儿听见了，却没有抬头，匆匆走上电梯。陈显兰只会说河南话，有时跟北京老人搭话时，对方直接说自己‘听不懂’。‘他们不被这座城市接受，也不接受这座城市。’陈显兰的女儿说。”
“老漂族”这一现象的本质，无非也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代年轻人被工作榨干，于是属于劳动力再生产的部分成本——家务、养儿育女，就只能由老人来承担，就相当于把自己受到的超额剥削部分转嫁给了上一代人（留守儿童则是把这一成本转嫁给了下一代）。有一种说法叫“转移支付”，我类比着发明一个词叫“转移剥削”。这里都市年轻人和他们的父母都为了生活竭尽全力，整个社会的活力也因此受损，而坐收他们剩余价值的就是加班不给加班费的老板和公司。
#便民信息#【本周日南铁将加开一对往返萍乡高铁】12月15日，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将加开南昌西至萍乡北G9851次旅客列车，加开萍乡北至南昌西G9852次旅客列车。南昌西至萍乡北G9851次16:53从南昌西开出，途径宜春(17:35到)，终到萍乡北时间为17:56；G9852次18:20从萍乡北开出，途径宜春(18:37到)、新余北(18:54到)，终到南昌西时间为19:30。扩散~周知~
#让人喜忧参半的直饮水# 王桂芳 北京市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
人体重量的大约70% 是水分，水直接参与生物的物质代谢、能量代谢和遗体信息传递等。目前，饮水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喝什么水和怎么喝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罐装直饮水和管道直饮水
行业标准《 CJ 94-1999 饮用净水水质标准》给直饮水下了定义：以自来水或符合生活饮用水源水质标准的水为原水，经深度净化后可直接供给用户饮用的管道供水和罐装水。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我国饮用水的深度净化进程也相当迅速, 标准也修订为《 CJ 94-2005饮用净水水质标准》。罐装直饮水在我国迅速兴起，同时也暴露出一些卫生问题：一是水质不合格，尤其是微生物指标严重超标；二是饮用纯水中缺乏微量元素。
相对于罐装直饮水，管道直饮水在我国的发展十分缓慢，大多数人很少接触到。所以，人们对直饮水的印象多来自超市里的瓶装水，饮水机用的桶装水（多是天然矿泉水），以及居民小区、公司等公共场所中使用的、由直饮水处理机生产的直饮水，还有厨房水处理设备制造的饮用水等。
北京人喝的是什么水？
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地表水因为容易获取，当然是生活及生产供水的首选。但是其安全性和保障程度并不理想，所以地下水是更好的选择。
以北京为例，清朝的皇族享用专供的地下水——玉泉山泉水，而普通百姓只能饮用城里的井水。井水不仅水质差且供水量非常有限，经常处于缺水状态，因此水缸曾是每家每户的标配。
1908年，清政府在孙河兴建了净水厂（第一水厂），取温榆河水供给北京城。该厂于1910年竣工通水，日供水能力仅为3 300 立方米，可供几千人饮用。后因河水水量难以保证，改东直门外打井补水，原有的水厂也逐渐废弃。1943年的北京只有东直门的一个水厂，供水范围仅限城内居民。由于水价较高，普通百姓喝不起。因此，新中国成立前的集中供水困难重重，人们主要通过自挖土井或用压水机抽取浅层地下水获取生活用水，少部分人利用居住地附近的池塘或河流等地表水。
新中国成立后到20 世纪末，北京建设了大量取水工程和集中供水水源地，以及自来水厂、供水管线和供水设施，市民用水保障程度得到显著提升，供水水质也得到大幅改善。为了管理饮用水水质，1950 年我国的第一部供水水质标准出台，其中包括浊度、色度等指标，标志着我国的供水事业在工艺、技术、管理和水质检测等方面逐步规范化和专业化，我国的自来水事业迎来了第一缕曙光。这一时期很多的自来水可以直饮，也确实被直接饮用。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城市供水出现问题。地表水资源减少，只能靠开采地下水来满足需要，越来越多地区出现地下水超量开采的现象，导致地下水位不断下降，水质恶化等问题显现。人们被迫加大水资源开采力度，并不断寻找新的水源。
再往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健康意识也在提高，不少人不再直接饮用自来水，瓶装水、桶装水被更多人接受。伴随供水量的飞速增加，水质检测技术也逐渐提升，2006 年政府出台了新的自来水水质标准，水质检测指标增至106项，完善了检测指标和分类。同时，也建立了多个标准规范的实验室，引进先进的检测设备和技术手段，基本实现了水质检测自动化，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高品质的地下水源
21世纪初至今，饮用水的水质标准不断提高，我国的管道直饮水事业稳步发展。管道直饮水具有环保健康、快捷方便和经济实用等特点，被世界各国看好。水处理机等水处理设备让我们初步进入并真正体验到直饮水新时代的各种便利。但是在我国，由于管道直饮水对建设、维护及管理的要求较高，所以离普通百姓的生活还很遥远。
北京作为特大型城市，在2014 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之前，北京地区人们生活饮用水的70% 来自地下水，南水进京后仍有很大比例来自地下水。也就是说，当江河湖等地表水资源不能满足城镇供水的要求时，地下水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地下水作为饮用水的优势不仅仅体现在供水能力上，因为本身质量优异，地下水天生就是直饮水。
为何不敢直饮自来水？
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畅饮自来水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众多供水工作者和普通百姓都希望知道的。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自来水的品质提高了，但是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据调研，市民关注的用水安全关键词包括：水垢、自来水水质、过滤设备、身体健康及水质污染等；居民对自来水的担忧主要为颜色、异味和水垢等，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供水设施老化、维修等引起的自来水有色及气味等。
居民对直饮水及自来水的认知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是居民对法律法规的认知度低，对我国有关水资源的法律法规还不了解；第二是公众参与城市饮用水质量安全管理程度低；第三是居民的认知被误导。本来煮沸的自来水就可以提供人们日常所需的矿物质，然而某些净水器厂家的过度宣传、广告的过度包装及不正确的用水知识使一些人没有建立正确的健康用水观念。
今后的直饮水道路还很长
尽管城市自来水供水品质呈上升趋势，但还存在入户水水质不稳定的情况，相关管理部门应着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减少或消除供水安全隐患，避免城市供水事故的发生。供水企业应提升应急能力，在保证城市供水量和品质的基础上，建立区域供水水质监测体系，重点加强对出厂水和管网末梢水的水质监测，争取做到及时统计并定期向社会公布水质信息。生活用水管理不仅需要政府方面的努力，还需要公众的积极参与。
（本文节选自本刊第六期原文）
图1.2 罐装水
图3 小区的净化饮水机
图4.5 门头沟九龙泉
图6 水井
图7 大九湖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重要水源地
人体重量的大约70% 是水分，水直接参与生物的物质代谢、能量代谢和遗体信息传递等。目前，饮水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喝什么水和怎么喝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罐装直饮水和管道直饮水
行业标准《 CJ 94-1999 饮用净水水质标准》给直饮水下了定义：以自来水或符合生活饮用水源水质标准的水为原水，经深度净化后可直接供给用户饮用的管道供水和罐装水。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我国饮用水的深度净化进程也相当迅速, 标准也修订为《 CJ 94-2005饮用净水水质标准》。罐装直饮水在我国迅速兴起，同时也暴露出一些卫生问题：一是水质不合格，尤其是微生物指标严重超标；二是饮用纯水中缺乏微量元素。
相对于罐装直饮水，管道直饮水在我国的发展十分缓慢，大多数人很少接触到。所以，人们对直饮水的印象多来自超市里的瓶装水，饮水机用的桶装水（多是天然矿泉水），以及居民小区、公司等公共场所中使用的、由直饮水处理机生产的直饮水，还有厨房水处理设备制造的饮用水等。
北京人喝的是什么水？
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地表水因为容易获取，当然是生活及生产供水的首选。但是其安全性和保障程度并不理想，所以地下水是更好的选择。
以北京为例，清朝的皇族享用专供的地下水——玉泉山泉水，而普通百姓只能饮用城里的井水。井水不仅水质差且供水量非常有限，经常处于缺水状态，因此水缸曾是每家每户的标配。
1908年，清政府在孙河兴建了净水厂（第一水厂），取温榆河水供给北京城。该厂于1910年竣工通水，日供水能力仅为3 300 立方米，可供几千人饮用。后因河水水量难以保证，改东直门外打井补水，原有的水厂也逐渐废弃。1943年的北京只有东直门的一个水厂，供水范围仅限城内居民。由于水价较高，普通百姓喝不起。因此，新中国成立前的集中供水困难重重，人们主要通过自挖土井或用压水机抽取浅层地下水获取生活用水，少部分人利用居住地附近的池塘或河流等地表水。
新中国成立后到20 世纪末，北京建设了大量取水工程和集中供水水源地，以及自来水厂、供水管线和供水设施，市民用水保障程度得到显著提升，供水水质也得到大幅改善。为了管理饮用水水质，1950 年我国的第一部供水水质标准出台，其中包括浊度、色度等指标，标志着我国的供水事业在工艺、技术、管理和水质检测等方面逐步规范化和专业化，我国的自来水事业迎来了第一缕曙光。这一时期很多的自来水可以直饮，也确实被直接饮用。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城市供水出现问题。地表水资源减少，只能靠开采地下水来满足需要，越来越多地区出现地下水超量开采的现象，导致地下水位不断下降，水质恶化等问题显现。人们被迫加大水资源开采力度，并不断寻找新的水源。
再往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健康意识也在提高，不少人不再直接饮用自来水，瓶装水、桶装水被更多人接受。伴随供水量的飞速增加，水质检测技术也逐渐提升，2006 年政府出台了新的自来水水质标准，水质检测指标增至106项，完善了检测指标和分类。同时，也建立了多个标准规范的实验室，引进先进的检测设备和技术手段，基本实现了水质检测自动化，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高品质的地下水源
21世纪初至今，饮用水的水质标准不断提高，我国的管道直饮水事业稳步发展。管道直饮水具有环保健康、快捷方便和经济实用等特点，被世界各国看好。水处理机等水处理设备让我们初步进入并真正体验到直饮水新时代的各种便利。但是在我国，由于管道直饮水对建设、维护及管理的要求较高，所以离普通百姓的生活还很遥远。
北京作为特大型城市，在2014 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之前，北京地区人们生活饮用水的70% 来自地下水，南水进京后仍有很大比例来自地下水。也就是说，当江河湖等地表水资源不能满足城镇供水的要求时，地下水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地下水作为饮用水的优势不仅仅体现在供水能力上，因为本身质量优异，地下水天生就是直饮水。
为何不敢直饮自来水？
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畅饮自来水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众多供水工作者和普通百姓都希望知道的。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自来水的品质提高了，但是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据调研，市民关注的用水安全关键词包括：水垢、自来水水质、过滤设备、身体健康及水质污染等；居民对自来水的担忧主要为颜色、异味和水垢等，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供水设施老化、维修等引起的自来水有色及气味等。
居民对直饮水及自来水的认知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是居民对法律法规的认知度低，对我国有关水资源的法律法规还不了解；第二是公众参与城市饮用水质量安全管理程度低；第三是居民的认知被误导。本来煮沸的自来水就可以提供人们日常所需的矿物质，然而某些净水器厂家的过度宣传、广告的过度包装及不正确的用水知识使一些人没有建立正确的健康用水观念。
今后的直饮水道路还很长
尽管城市自来水供水品质呈上升趋势，但还存在入户水水质不稳定的情况，相关管理部门应着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减少或消除供水安全隐患，避免城市供水事故的发生。供水企业应提升应急能力，在保证城市供水量和品质的基础上，建立区域供水水质监测体系，重点加强对出厂水和管网末梢水的水质监测，争取做到及时统计并定期向社会公布水质信息。生活用水管理不仅需要政府方面的努力，还需要公众的积极参与。
（本文节选自本刊第六期原文）
图1.2 罐装水
图3 小区的净化饮水机
图4.5 门头沟九龙泉
图6 水井
图7 大九湖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重要水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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