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过197道难关，名列“专精特新”，三年成为独角兽，悦刻是怎么炼成的？】记者了解到，2020年8月24日,每日经济新闻等第三方评审机构共同打造的“特区40年:深圳独角兽TOP40”榜单出炉,悦刻排在第19名，与顺丰快运、菜鸟网络、丰巢科技等知名企业一起名列其中。
一款流行海内外产品的诞生，一共需要经历多少个关口？融入了多少科技元素？在短短的3年里，面对竞争惨烈的市场环境，又如何乘风破浪成为行业翘楚？
12月22 日，在深圳举办的“看见你看不见的悦刻”媒体探索日上，相关负责人给出了答案。
记者了解到，RELX悦刻（雾芯科技）入选了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布的《2021年广东省专精特新企业公示名单》。
“专精特新”由工信部在《“十二五”中小企业规划》中提出，旨在培养一批“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特征的工业中小企业。今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特别指出，要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启动一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项目，激发涌现一大批“专精特新”企业。
据了解，获评“专精特新”的企业将在随后三年中，在融资服务、技术服务、创新驱动、转型升级、专题培训等领域享受相应扶持政策。
入选广东省“专精特新”名单，无疑是对悦刻科研投入和技术创新的肯定。悦刻联合创始人、研发和供应链负责人闻一龙表示：“我们将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带动电子雾化产业规范有序发展。”
此前的12月17日，在深圳举行的第五届国际电子烟产业高峰论坛上，RELX悦刻联合创始人、悦刻国际CEO杜冰公布了的悦刻海外业务的最新进展也备受舆论关注。其表示，悦刻国际已与家乐福、7-11、Alfamart等全球及本地零售连锁达成合作，并在21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办公室和驻点；同时，悦刻品牌在英国、西班牙等发达国家所占份额亦不断提升。
那么，作为中国本土品牌出海，悦刻国际崛起的“密码”是什么？杜冰的介绍可谓一针见血：将“信任”视为核心，本地化运营为先，坚守品质高地，更多承担社会责任，打造值得信任的全球化品牌。
闯过197道“难关”，专业化打造“拳头产品”
与“巨无霸”企业相比，“专精特新”企业虽规模较小，但“小而尖”、“小而专”，长期专注于某些细分领域。在深圳悦刻工厂，记者见证了悦刻在这份“专业化”方面付出的努力。
要进入悦刻占地2万平米的工厂，记者必须穿上防尘服、经过风淋室。这里已达到GMP 10万级洁净车间标准，超110人的品质供应链团队管控着来料、生产、成品的一系列过程。每批悦刻产品走下产线，都需要经历22项严格的检测流程。在这里，每年仅用于抽检消耗的雾化弹就超过200万个。
据了解，这只是悦刻产品在出厂前经历的最后一道“难关”。一款悦刻产品的诞生，共要经历包括悦刻创新实验室、理化实验室、生命科学实验室、感官分析实验室、品质安全实验室在内，5大实验室设置的197道关卡。
例如，在品质安全实验室，记者发现，工程师正通过专业设备将悦刻产品置于35摄氏度、盐雾浓度为5%的闷热环境下运作，模拟出一种 “蒸桑拿”的体验。据介绍，这项实验是在探究高盐度高湿度的环境下，电器元器件和金属部分是否会受到腐蚀。
目前，悦刻产品不仅在国内电子雾化消费市场上占据首位，也在东南亚、加拿大、新西兰等海外市场受到消费者认可。打造出“拳头产品”的背后，离不开悦刻在技术工艺、产品质量上深耕细作、精益求精。
“品质工作是我们的红线，”闻一龙表示，“在研发生产的任何环节，过不了品质部门这一关，我们都不能交付给消费者。”
记者了解到，2020年8月24日,每日经济新闻等第三方评审机构共同打造的“特区40年:深圳独角兽TOP40”榜单出炉,悦刻排在第19名，与顺丰快运、菜鸟网络、丰巢科技等知名企业一起名列其中。
精细化把控雾化液安全，绝不乱添加
在消费者最关心的雾化液安全方面，悦刻在过去3年时间打造了精细化的把控流程。
2019年，悦刻就投入建立了理化实验室。目前该实验室目前已通过CNAS（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依托理化实验室，悦刻独立制定全面、严苛的雾化液企业标准，该标准在欧盟国家相关标准和美国PMTA的成分限量要求基础之上，力求将“看得见与看不见”的细节纳入。
“电子烟雾化液主要成分是生活中常见的甘油、丙二醇、尼古丁和香料，而对其检测标准的严苛与否，将直接决定产品安全程度。”悦刻实验室负责人姜兴涛表示。
据了解，目前悦刻对雾化液的检测涵盖19大类、94个具体指标。以消费者普遍关注的重金属含量为例，参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悦刻已将重金属污染物的限量标准降低到与蔬菜、咖啡豆等食品相同。
“悦刻企业标准能保证绝无乱添加问题，我们有能力、有实力为成年消费者的安全负责。”姜兴涛说，“而且，随着电子烟法制化监管时代到来，违规乱添加的行为将得到更严厉的处罚。”
致力创新，持续挺进雾化科学“无人区”
创新是“专精特新”的灵魂。只有牢牢掌握产业核心环节和关键技术，中小企业才能迸发出持久的大能量。记者也了解到，悦刻在科技创新方面持续投入，仅在2020年，悦刻的研发投入达到3亿元，占营收7.8%。
据了解，自2018年创立以来，悦刻在产品技术、基础科研上取得多项突破。目前，悦刻在全球的专利申请突破700项，其中国际发明专利申请127项, 中国发明专利131项，申请内容覆盖了电子雾化器设计、雾化液配方、释放物安全、电控、智能化以及防止未成年人购买等各个方面。
与此同时，悦刻也在持续向科学进军。在国内电子雾化科学研究尚属空白的前提下，悦刻于2020年9月建立了“1+4”的科学研究路径，在保证产品品质的前提下，建立理化研究、毒理研究、临床研究和长期影响评估四大模块，全面开展对电子雾化器的科学评估。
“如何让电子烟的减害性发挥到最大？如何量化它对公共卫生的长期影响？这些复杂的问题，尚需要科学家长期投入才能给出答案，相关科研成果也将奠定中国电子雾化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闻一龙说。
目前，悦刻已与中山大学等8所大学、2家医院、10个科研和委托研究机构建立不同维度的合作项目，并取得多个研究成果。2021年，悦刻相继发表两篇SCI论文，不仅验证了凉味剂WS-23的吸入安全性，还从细胞水平证明电子烟的减害潜力。同时，悦刻正在开展国内首个通过伦理审查和专家审核的电子烟临床研究项目，该项目项目已通过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ChiCTR）和世界卫生组织国际临床试验注册平台（WHO ICTRP）的审核。
“我们将继续以专精特新为目标方向，把更多精力用于科学研发和技术创新。”闻一龙表示，“只有对这些难题不回避不放弃，才能让基础研究结果转化为提升产品品质的力量，更能帮助全产业更科学、平稳、规范发展。”（正观新闻记者 石闯）#洞见计划#
一款流行海内外产品的诞生，一共需要经历多少个关口？融入了多少科技元素？在短短的3年里，面对竞争惨烈的市场环境，又如何乘风破浪成为行业翘楚？
12月22 日，在深圳举办的“看见你看不见的悦刻”媒体探索日上，相关负责人给出了答案。
记者了解到，RELX悦刻（雾芯科技）入选了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布的《2021年广东省专精特新企业公示名单》。
“专精特新”由工信部在《“十二五”中小企业规划》中提出，旨在培养一批“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特征的工业中小企业。今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特别指出，要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启动一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项目，激发涌现一大批“专精特新”企业。
据了解，获评“专精特新”的企业将在随后三年中，在融资服务、技术服务、创新驱动、转型升级、专题培训等领域享受相应扶持政策。
入选广东省“专精特新”名单，无疑是对悦刻科研投入和技术创新的肯定。悦刻联合创始人、研发和供应链负责人闻一龙表示：“我们将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带动电子雾化产业规范有序发展。”
此前的12月17日，在深圳举行的第五届国际电子烟产业高峰论坛上，RELX悦刻联合创始人、悦刻国际CEO杜冰公布了的悦刻海外业务的最新进展也备受舆论关注。其表示，悦刻国际已与家乐福、7-11、Alfamart等全球及本地零售连锁达成合作，并在21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办公室和驻点；同时，悦刻品牌在英国、西班牙等发达国家所占份额亦不断提升。
那么，作为中国本土品牌出海，悦刻国际崛起的“密码”是什么？杜冰的介绍可谓一针见血：将“信任”视为核心，本地化运营为先，坚守品质高地，更多承担社会责任，打造值得信任的全球化品牌。
闯过197道“难关”，专业化打造“拳头产品”
与“巨无霸”企业相比，“专精特新”企业虽规模较小，但“小而尖”、“小而专”，长期专注于某些细分领域。在深圳悦刻工厂，记者见证了悦刻在这份“专业化”方面付出的努力。
要进入悦刻占地2万平米的工厂，记者必须穿上防尘服、经过风淋室。这里已达到GMP 10万级洁净车间标准，超110人的品质供应链团队管控着来料、生产、成品的一系列过程。每批悦刻产品走下产线，都需要经历22项严格的检测流程。在这里，每年仅用于抽检消耗的雾化弹就超过200万个。
据了解，这只是悦刻产品在出厂前经历的最后一道“难关”。一款悦刻产品的诞生，共要经历包括悦刻创新实验室、理化实验室、生命科学实验室、感官分析实验室、品质安全实验室在内，5大实验室设置的197道关卡。
例如，在品质安全实验室，记者发现，工程师正通过专业设备将悦刻产品置于35摄氏度、盐雾浓度为5%的闷热环境下运作，模拟出一种 “蒸桑拿”的体验。据介绍，这项实验是在探究高盐度高湿度的环境下，电器元器件和金属部分是否会受到腐蚀。
目前，悦刻产品不仅在国内电子雾化消费市场上占据首位，也在东南亚、加拿大、新西兰等海外市场受到消费者认可。打造出“拳头产品”的背后，离不开悦刻在技术工艺、产品质量上深耕细作、精益求精。
“品质工作是我们的红线，”闻一龙表示，“在研发生产的任何环节，过不了品质部门这一关，我们都不能交付给消费者。”
记者了解到，2020年8月24日,每日经济新闻等第三方评审机构共同打造的“特区40年:深圳独角兽TOP40”榜单出炉,悦刻排在第19名，与顺丰快运、菜鸟网络、丰巢科技等知名企业一起名列其中。
精细化把控雾化液安全，绝不乱添加
在消费者最关心的雾化液安全方面，悦刻在过去3年时间打造了精细化的把控流程。
2019年，悦刻就投入建立了理化实验室。目前该实验室目前已通过CNAS（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依托理化实验室，悦刻独立制定全面、严苛的雾化液企业标准，该标准在欧盟国家相关标准和美国PMTA的成分限量要求基础之上，力求将“看得见与看不见”的细节纳入。
“电子烟雾化液主要成分是生活中常见的甘油、丙二醇、尼古丁和香料，而对其检测标准的严苛与否，将直接决定产品安全程度。”悦刻实验室负责人姜兴涛表示。
据了解，目前悦刻对雾化液的检测涵盖19大类、94个具体指标。以消费者普遍关注的重金属含量为例，参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悦刻已将重金属污染物的限量标准降低到与蔬菜、咖啡豆等食品相同。
“悦刻企业标准能保证绝无乱添加问题，我们有能力、有实力为成年消费者的安全负责。”姜兴涛说，“而且，随着电子烟法制化监管时代到来，违规乱添加的行为将得到更严厉的处罚。”
致力创新，持续挺进雾化科学“无人区”
创新是“专精特新”的灵魂。只有牢牢掌握产业核心环节和关键技术，中小企业才能迸发出持久的大能量。记者也了解到，悦刻在科技创新方面持续投入，仅在2020年，悦刻的研发投入达到3亿元，占营收7.8%。
据了解，自2018年创立以来，悦刻在产品技术、基础科研上取得多项突破。目前，悦刻在全球的专利申请突破700项，其中国际发明专利申请127项, 中国发明专利131项，申请内容覆盖了电子雾化器设计、雾化液配方、释放物安全、电控、智能化以及防止未成年人购买等各个方面。
与此同时，悦刻也在持续向科学进军。在国内电子雾化科学研究尚属空白的前提下，悦刻于2020年9月建立了“1+4”的科学研究路径，在保证产品品质的前提下，建立理化研究、毒理研究、临床研究和长期影响评估四大模块，全面开展对电子雾化器的科学评估。
“如何让电子烟的减害性发挥到最大？如何量化它对公共卫生的长期影响？这些复杂的问题，尚需要科学家长期投入才能给出答案，相关科研成果也将奠定中国电子雾化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闻一龙说。
目前，悦刻已与中山大学等8所大学、2家医院、10个科研和委托研究机构建立不同维度的合作项目，并取得多个研究成果。2021年，悦刻相继发表两篇SCI论文，不仅验证了凉味剂WS-23的吸入安全性，还从细胞水平证明电子烟的减害潜力。同时，悦刻正在开展国内首个通过伦理审查和专家审核的电子烟临床研究项目，该项目项目已通过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ChiCTR）和世界卫生组织国际临床试验注册平台（WHO ICTRP）的审核。
“我们将继续以专精特新为目标方向，把更多精力用于科学研发和技术创新。”闻一龙表示，“只有对这些难题不回避不放弃，才能让基础研究结果转化为提升产品品质的力量，更能帮助全产业更科学、平稳、规范发展。”（正观新闻记者 石闯）#洞见计划#
日前教育部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草案”），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教师法制定于1993年，时隔近30年，中国教育在这一阶段迅猛发展，教师队伍规模、质量、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专任教师总数由1097.89万人提高到1792.97万人。对标新时代教育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需求，新一版教师法为广大教师和全社会期待已久，修订后会有哪些新变化也受到高度关注。
明确教育惩戒权
教育惩戒权是近年来的热点话题，由于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容易与体罚、变相体罚等混淆，加上家长的高度敏感和过激行为，导致现实中不少老师不敢、不愿对一些需要矫治的学生行为进行惩戒。此次修订将“教育惩戒”纳入教师基本权利当中。
“草案明确教育惩戒是教师基本权利，也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中的相关内容上升到法律条文层面，为教师实施教育惩戒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有利于破解教师不会管、不能管、不敢管的问题，最终目标是要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景安磊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易凌云说：“这既是对教师职务行为的认可和保护，也是对教师专业职责的限定与约束。教育是一门需要精心设计的艺术，惩戒和批评、表扬和鼓励都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教育方式与手段，教师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强调‘师道尊严’‘尊师敬教’，就必须承认并赋予教师合法使用教育方式手段的权利，并免除教师正当实施教育惩戒而带来的舆情指控、家长报复等极端情况。”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常务副主任、教育学院院长蔡春说：“草案将教育惩戒纳入原法规定的教师指导评价权中，作为指导评价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未将其作为一项单独的权利进行规定。教育惩戒是教育活动的自身要求和必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教育教学秩序、实现学生受教育权利的重要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刘复兴说：“明确教育惩戒是教师基本权利，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教师不敢管的现象，同时也明确了教师的管理义务，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教师不想管的现象。”
明确国家公职人员身份定位
草案规定，公办中小学教师是国家公职人员。虽然教师待遇一直参照公务员施行，但是通常社会印象中，教师是事业编制，和国家公职人员还是有所不同。
“这是一个重要进步。”刘复兴说，“此前教师法中对教师职业所承担公共教育职能与党和国家所赋予教师的教化职能反映不够。此次修订是对公办中小学教师职业所承担公共教育职能与党和国家所赋予教师的教化职能以及维护党和国家、人民利益的职责的强化，是在师德师风、思想政治素质等基础上对公办中小学教师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
“实际上，2020年《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2018年《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对此都有明确。凸显教师职业的公共属性，强化教师承担的国家使命和公共教育服务的职责。”易凌云说，“草案进一步明确，有助于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的提高。”
蔡春说：“公办中小学教师是国家公共教育服务职责的具体履行者，涉及社会公众、公共经费、社会资源，对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国家公职人员这一法律身份是与公办中小学教师的职业特性相契合的，是教师职业的内在要求和社会对教师职业的要求。明确法律身份，一方面能够更好保障；另一方面意味着他们要履行相应的义务，如交流轮岗的义务，不可有偿补课的义务，不可收取学生和家长礼金、财物的义务等，对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也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这一点为‘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提供了法律依据，可以预见教师的地位待遇将会不断提高，教师会成为真正令人羡慕的职业。”景安磊说。
提高学历准入门槛
草案规定，教师最低学历准入门槛提高到幼儿园为专科、中小学为本科。此前，最低学历要求分别为：幼儿园要求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小学为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初中为专科，高中为本科。前两者其实都属于高中阶段教育。
“学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教师职前教育阶段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储备水平，学历要求提高实际上就是对教师专业素养要求的提高，这是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教育的基础。”易凌云说，“这既是未来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近年来教师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开始从三级师范教育体系逐渐向两级教师教育体系改革，实际上就是将师资培养层次上移。现在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2018年全国统一的教师资格制度建立，改革后的教师资格考试扩大了教师来源渠道，报考人数逐年递增，报名条件之一就是‘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
景安磊说：“2020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4.4%，2022年大学毕业生预计将达1076万人，可以持续为幼儿园和中小学输送更多优秀教师资源储备。”
从1993年到2020年，幼儿园教师专科以上学历占比从2.8%增长至85.75%，小学教师本科以上学历占比从0.18%增长至66%。“可以说，本次修订是对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教师学历水平整体提升这一教育现实的积极回应，反映了法律的与时俱进，也将有助于引领我国教师的学历水平和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蔡春说。
提高待遇和保障
草案既规定了从业禁止，比如有性侵害、虐待、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以及酗酒、精神病史或者滥用精神类药物史等禁止从业。也在教师待遇和保障方面做出许多新的规定，其中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进一步落实高校收入分配自主权，规定“高等学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主确定内部分配办法，健全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符合高等学校行业特点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这一规定得到高校教师高度肯定。
刘复兴说：“这十分有利于鼓励高校教师开展原始创新，十分有利于双一流建设，十分有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
蔡春说：“这一规定与我国近年来实施的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等改革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遵循和高校教师工作特点的充分考虑。”
二是保障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除特殊、紧急情况外，不得安排教师到与教育教学无关场所开展相关工作，不得安排教师从事学校以外的执法、执勤或者其他与教师职责无关的工作。同时对政府保障职责不到位追究责任做出规定。
“草案回应了教师教书育人以外的额外负担较重这一近年来较为突出的问题，意在对社会事务进校园进行重点规范，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让教师全身心投入教书育人工作。”蔡春说。
刘复兴认为：“这也是一个重要进步，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政府的责任与追责做了具有一定操作性的规定，有利于保障法律的实施。”
景安磊说：“明确政府保障教师履职的主体责任，有利于营造教师安心从教的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有利于引导教师将更多精力向教育教学集中，重塑教书育人的执着、热爱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记者 李玉兰）
明确教育惩戒权
教育惩戒权是近年来的热点话题，由于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容易与体罚、变相体罚等混淆，加上家长的高度敏感和过激行为，导致现实中不少老师不敢、不愿对一些需要矫治的学生行为进行惩戒。此次修订将“教育惩戒”纳入教师基本权利当中。
“草案明确教育惩戒是教师基本权利，也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中的相关内容上升到法律条文层面，为教师实施教育惩戒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有利于破解教师不会管、不能管、不敢管的问题，最终目标是要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景安磊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易凌云说：“这既是对教师职务行为的认可和保护，也是对教师专业职责的限定与约束。教育是一门需要精心设计的艺术，惩戒和批评、表扬和鼓励都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教育方式与手段，教师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强调‘师道尊严’‘尊师敬教’，就必须承认并赋予教师合法使用教育方式手段的权利，并免除教师正当实施教育惩戒而带来的舆情指控、家长报复等极端情况。”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常务副主任、教育学院院长蔡春说：“草案将教育惩戒纳入原法规定的教师指导评价权中，作为指导评价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未将其作为一项单独的权利进行规定。教育惩戒是教育活动的自身要求和必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教育教学秩序、实现学生受教育权利的重要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刘复兴说：“明确教育惩戒是教师基本权利，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教师不敢管的现象，同时也明确了教师的管理义务，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教师不想管的现象。”
明确国家公职人员身份定位
草案规定，公办中小学教师是国家公职人员。虽然教师待遇一直参照公务员施行，但是通常社会印象中，教师是事业编制，和国家公职人员还是有所不同。
“这是一个重要进步。”刘复兴说，“此前教师法中对教师职业所承担公共教育职能与党和国家所赋予教师的教化职能反映不够。此次修订是对公办中小学教师职业所承担公共教育职能与党和国家所赋予教师的教化职能以及维护党和国家、人民利益的职责的强化，是在师德师风、思想政治素质等基础上对公办中小学教师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
“实际上，2020年《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2018年《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对此都有明确。凸显教师职业的公共属性，强化教师承担的国家使命和公共教育服务的职责。”易凌云说，“草案进一步明确，有助于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的提高。”
蔡春说：“公办中小学教师是国家公共教育服务职责的具体履行者，涉及社会公众、公共经费、社会资源，对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国家公职人员这一法律身份是与公办中小学教师的职业特性相契合的，是教师职业的内在要求和社会对教师职业的要求。明确法律身份，一方面能够更好保障；另一方面意味着他们要履行相应的义务，如交流轮岗的义务，不可有偿补课的义务，不可收取学生和家长礼金、财物的义务等，对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也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这一点为‘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提供了法律依据，可以预见教师的地位待遇将会不断提高，教师会成为真正令人羡慕的职业。”景安磊说。
提高学历准入门槛
草案规定，教师最低学历准入门槛提高到幼儿园为专科、中小学为本科。此前，最低学历要求分别为：幼儿园要求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小学为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初中为专科，高中为本科。前两者其实都属于高中阶段教育。
“学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教师职前教育阶段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储备水平，学历要求提高实际上就是对教师专业素养要求的提高，这是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教育的基础。”易凌云说，“这既是未来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近年来教师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开始从三级师范教育体系逐渐向两级教师教育体系改革，实际上就是将师资培养层次上移。现在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2018年全国统一的教师资格制度建立，改革后的教师资格考试扩大了教师来源渠道，报考人数逐年递增，报名条件之一就是‘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
景安磊说：“2020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4.4%，2022年大学毕业生预计将达1076万人，可以持续为幼儿园和中小学输送更多优秀教师资源储备。”
从1993年到2020年，幼儿园教师专科以上学历占比从2.8%增长至85.75%，小学教师本科以上学历占比从0.18%增长至66%。“可以说，本次修订是对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教师学历水平整体提升这一教育现实的积极回应，反映了法律的与时俱进，也将有助于引领我国教师的学历水平和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蔡春说。
提高待遇和保障
草案既规定了从业禁止，比如有性侵害、虐待、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以及酗酒、精神病史或者滥用精神类药物史等禁止从业。也在教师待遇和保障方面做出许多新的规定，其中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进一步落实高校收入分配自主权，规定“高等学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主确定内部分配办法，健全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符合高等学校行业特点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这一规定得到高校教师高度肯定。
刘复兴说：“这十分有利于鼓励高校教师开展原始创新，十分有利于双一流建设，十分有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
蔡春说：“这一规定与我国近年来实施的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等改革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遵循和高校教师工作特点的充分考虑。”
二是保障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除特殊、紧急情况外，不得安排教师到与教育教学无关场所开展相关工作，不得安排教师从事学校以外的执法、执勤或者其他与教师职责无关的工作。同时对政府保障职责不到位追究责任做出规定。
“草案回应了教师教书育人以外的额外负担较重这一近年来较为突出的问题，意在对社会事务进校园进行重点规范，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让教师全身心投入教书育人工作。”蔡春说。
刘复兴认为：“这也是一个重要进步，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政府的责任与追责做了具有一定操作性的规定，有利于保障法律的实施。”
景安磊说：“明确政府保障教师履职的主体责任，有利于营造教师安心从教的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有利于引导教师将更多精力向教育教学集中，重塑教书育人的执着、热爱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记者 李玉兰）
公开征意见！教师准入门槛将提高
日前教育部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草案”)，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现行教师法制定于1993年，时隔近30年，中国教育在这一阶段迅猛发展，教师队伍规模、质量、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专任教师总数由1097.89万人提高到1792.97万人。对标新时代教育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需求，新一版教师法为广大教师和全社会期待已久，修订后会有哪些新变化也受到高度关注。
明确教育惩戒权
教育惩戒权是近年来的热点话题，由于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容易与体罚、变相体罚等混淆，加上家长的高度敏感和过激行为，导致现实中不少老师不敢、不愿对一些需要矫治的学生行为进行惩戒。此次修订将“教育惩戒”纳入教师基本权利当中。
“草案明确教育惩戒是教师基本权利，也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中的相关内容上升到法律条文层面，为教师实施教育惩戒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有利于破解教师不会管、不能管、不敢管的问题，最终目标是要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景安磊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易凌云说：“这既是对教师职务行为的认可和保护，也是对教师专业职责的限定与约束。教育是一门需要精心设计的艺术，惩戒和批评、表扬和鼓励都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教育方式与手段，教师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强调‘师道尊严’‘尊师敬教’，就必须承认并赋予教师合法使用教育方式手段的权利，并免除教师正当实施教育惩戒而带来的舆情指控、家长报复等极端情况。”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常务副主任、教育学院院长蔡春说：“草案将教育惩戒纳入原法规定的教师指导评价权中，作为指导评价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未将其作为一项单独的权利进行规定。教育惩戒是教育活动的自身要求和必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教育教学秩序、实现学生受教育权利的重要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刘复兴说：“明确教育惩戒是教师基本权利，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教师不敢管的现象，同时也明确了教师的管理义务，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教师不想管的现象。”
明确国家公职人员身份定位
草案规定，公办中小学教师是国家公职人员。虽然教师待遇一直参照公务员施行，但是通常社会印象中，教师是事业编制，和国家公职人员还是有所不同。
“这是一个重要进步。”刘复兴说，“此前教师法中对教师职业所承担公共教育职能与党和国家所赋予教师的教化职能反映不够。此次修订是对公办中小学教师职业所承担公共教育职能与党和国家所赋予教师的教化职能以及维护党和国家、人民利益的职责的强化，是在师德师风、思想政治素质等基础上对公办中小学教师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
“实际上，2020年《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2018年《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对此都有明确。凸显教师职业的公共属性，强化教师承担的国家使命和公共教育服务的职责。”易凌云说，“草案进一步明确，有助于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的提高。”
蔡春说：“公办中小学教师是国家公共教育服务职责的具体履行者，涉及社会公众、公共经费、社会资源，对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国家公职人员这一法律身份是与公办中小学教师的职业特性相契合的，是教师职业的内在要求和社会对教师职业的要求。明确法律身份，一方面能够更好保障；另一方面意味着他们要履行相应的义务，如交流轮岗的义务，不可有偿补课的义务，不可收取学生和家长礼金、财物的义务等，对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也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这一点为‘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提供了法律依据，可以预见教师的地位待遇将会不断提高，教师会成为真正令人羡慕的职业。”景安磊说。
提高学历准入门槛
草案规定，教师最低学历准入门槛提高到幼儿园为专科、中小学为本科。此前，最低学历要求分别为：幼儿园要求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小学为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初中为专科，高中为本科。前两者其实都属于高中阶段教育。
“学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教师职前教育阶段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储备水平，学历要求提高实际上就是对教师专业素养要求的提高，这是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教育的基础。”易凌云说，“这既是未来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近年来教师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开始从三级师范教育体系逐渐向两级教师教育体系改革，实际上就是将师资培养层次上移。现在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2018年全国统一的教师资格制度建立，改革后的教师资格考试扩大了教师来源渠道，报考人数逐年递增，报名条件之一就是‘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
景安磊说：“2020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4.4%，2022年大学毕业生预计将达1076万人，可以持续为幼儿园和中小学输送更多优秀教师资源储备。”
从1993年到2020年，幼儿园教师专科以上学历占比从2.8%增长至85.75%，小学教师本科以上学历占比从0.18%增长至66%。“可以说，本次修订是对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教师学历水平整体提升这一教育现实的积极回应，反映了法律的与时俱进，也将有助于引领我国教师的学历水平和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蔡春说。
提高待遇和保障
草案既规定了从业禁止，比如有性侵害、虐待、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以及酗酒、精神病史或者滥用精神类药物史等禁止从业。也在教师待遇和保障方面做出许多新的规定，其中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进一步落实高校收入分配自主权，规定“高等学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主确定内部分配办法，健全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符合高等学校行业特点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这一规定得到高校教师高度肯定。
刘复兴说：“这十分有利于鼓励高校教师开展原始创新，十分有利于双一流建设，十分有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
蔡春说：“这一规定与我国近年来实施的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等改革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遵循和高校教师工作特点的充分考虑。”
二是保障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除特殊、紧急情况外，不得安排教师到与教育教学无关场所开展相关工作，不得安排教师从事学校以外的执法、执勤或者其他与教师职责无关的工作。同时对政府保障职责不到位追究责任做出规定。
“草案回应了教师教书育人以外的额外负担较重这一近年来较为突出的问题，意在对社会事务进校园进行重点规范，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让教师全身心投入教书育人工作。”蔡春说。
刘复兴认为：“这也是一个重要进步，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政府的责任与追责做了具有一定操作性的规定，有利于保障法律的实施。”
景安磊说：“明确政府保障教师履职的主体责任，有利于营造教师安心从教的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有利于引导教师将更多精力向教育教学集中，重塑教书育人的执着、热爱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
来源：光明日报
日前教育部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草案”)，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现行教师法制定于1993年，时隔近30年，中国教育在这一阶段迅猛发展，教师队伍规模、质量、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专任教师总数由1097.89万人提高到1792.97万人。对标新时代教育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需求，新一版教师法为广大教师和全社会期待已久，修订后会有哪些新变化也受到高度关注。
明确教育惩戒权
教育惩戒权是近年来的热点话题，由于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容易与体罚、变相体罚等混淆，加上家长的高度敏感和过激行为，导致现实中不少老师不敢、不愿对一些需要矫治的学生行为进行惩戒。此次修订将“教育惩戒”纳入教师基本权利当中。
“草案明确教育惩戒是教师基本权利，也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中的相关内容上升到法律条文层面，为教师实施教育惩戒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有利于破解教师不会管、不能管、不敢管的问题，最终目标是要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景安磊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易凌云说：“这既是对教师职务行为的认可和保护，也是对教师专业职责的限定与约束。教育是一门需要精心设计的艺术，惩戒和批评、表扬和鼓励都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教育方式与手段，教师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强调‘师道尊严’‘尊师敬教’，就必须承认并赋予教师合法使用教育方式手段的权利，并免除教师正当实施教育惩戒而带来的舆情指控、家长报复等极端情况。”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常务副主任、教育学院院长蔡春说：“草案将教育惩戒纳入原法规定的教师指导评价权中，作为指导评价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未将其作为一项单独的权利进行规定。教育惩戒是教育活动的自身要求和必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教育教学秩序、实现学生受教育权利的重要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刘复兴说：“明确教育惩戒是教师基本权利，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教师不敢管的现象，同时也明确了教师的管理义务，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教师不想管的现象。”
明确国家公职人员身份定位
草案规定，公办中小学教师是国家公职人员。虽然教师待遇一直参照公务员施行，但是通常社会印象中，教师是事业编制，和国家公职人员还是有所不同。
“这是一个重要进步。”刘复兴说，“此前教师法中对教师职业所承担公共教育职能与党和国家所赋予教师的教化职能反映不够。此次修订是对公办中小学教师职业所承担公共教育职能与党和国家所赋予教师的教化职能以及维护党和国家、人民利益的职责的强化，是在师德师风、思想政治素质等基础上对公办中小学教师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
“实际上，2020年《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2018年《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对此都有明确。凸显教师职业的公共属性，强化教师承担的国家使命和公共教育服务的职责。”易凌云说，“草案进一步明确，有助于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的提高。”
蔡春说：“公办中小学教师是国家公共教育服务职责的具体履行者，涉及社会公众、公共经费、社会资源，对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国家公职人员这一法律身份是与公办中小学教师的职业特性相契合的，是教师职业的内在要求和社会对教师职业的要求。明确法律身份，一方面能够更好保障；另一方面意味着他们要履行相应的义务，如交流轮岗的义务，不可有偿补课的义务，不可收取学生和家长礼金、财物的义务等，对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也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这一点为‘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提供了法律依据，可以预见教师的地位待遇将会不断提高，教师会成为真正令人羡慕的职业。”景安磊说。
提高学历准入门槛
草案规定，教师最低学历准入门槛提高到幼儿园为专科、中小学为本科。此前，最低学历要求分别为：幼儿园要求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小学为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初中为专科，高中为本科。前两者其实都属于高中阶段教育。
“学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教师职前教育阶段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储备水平，学历要求提高实际上就是对教师专业素养要求的提高，这是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教育的基础。”易凌云说，“这既是未来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近年来教师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开始从三级师范教育体系逐渐向两级教师教育体系改革，实际上就是将师资培养层次上移。现在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2018年全国统一的教师资格制度建立，改革后的教师资格考试扩大了教师来源渠道，报考人数逐年递增，报名条件之一就是‘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
景安磊说：“2020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4.4%，2022年大学毕业生预计将达1076万人，可以持续为幼儿园和中小学输送更多优秀教师资源储备。”
从1993年到2020年，幼儿园教师专科以上学历占比从2.8%增长至85.75%，小学教师本科以上学历占比从0.18%增长至66%。“可以说，本次修订是对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教师学历水平整体提升这一教育现实的积极回应，反映了法律的与时俱进，也将有助于引领我国教师的学历水平和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蔡春说。
提高待遇和保障
草案既规定了从业禁止，比如有性侵害、虐待、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以及酗酒、精神病史或者滥用精神类药物史等禁止从业。也在教师待遇和保障方面做出许多新的规定，其中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进一步落实高校收入分配自主权，规定“高等学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主确定内部分配办法，健全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符合高等学校行业特点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这一规定得到高校教师高度肯定。
刘复兴说：“这十分有利于鼓励高校教师开展原始创新，十分有利于双一流建设，十分有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
蔡春说：“这一规定与我国近年来实施的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等改革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遵循和高校教师工作特点的充分考虑。”
二是保障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除特殊、紧急情况外，不得安排教师到与教育教学无关场所开展相关工作，不得安排教师从事学校以外的执法、执勤或者其他与教师职责无关的工作。同时对政府保障职责不到位追究责任做出规定。
“草案回应了教师教书育人以外的额外负担较重这一近年来较为突出的问题，意在对社会事务进校园进行重点规范，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让教师全身心投入教书育人工作。”蔡春说。
刘复兴认为：“这也是一个重要进步，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政府的责任与追责做了具有一定操作性的规定，有利于保障法律的实施。”
景安磊说：“明确政府保障教师履职的主体责任，有利于营造教师安心从教的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有利于引导教师将更多精力向教育教学集中，重塑教书育人的执着、热爱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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