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就是1点才睡觉的，老公在早上5点就叫醒我说要替孩子喊黑比邪的，我也迷迷糊糊的喊3篇，又到铺上就一直没有睡觉了，想起以前柳娭毑在乡下也要替她的孩子在初一天蒙蒙亮就这样喊黑的，早上的鞭炮响不停也没办法睡觉了，头晕脑胀的也在铺上躺到9.40，10点孩子回家吃饭了，还好孩子的单位发钱没少就行，只是婿的收入情况下太少了，今年过年回家提了五粮液的酒真是不好意思，第一次这么客气啊，结婚都没这样的事，还是我孩子知道我是这意思了。还买新鲜人参正好今天吃饭蹲扬鸭只是吃个汤里苦的味。下午吃完孩子就赶过来单位有事了。下午我开始准备麻将。#今日边框打卡##牛年新春不一般#
我是音频后期人参哥，过年不发红包，只发音效！！！
这是农历二零二零年做完最后一个项目，我从中抽取了45条特殊处理的音效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转发给真正需要的音频后期们，默默使用在项目里，无论商用与无偿。
愿大家都能积极生活、努力工作！愿大家因为有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让每一份热爱变得更有意义！
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一首东北二人转《小拜年》请自行脑补）
链接评论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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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中）韩琦 （意）米盖拉编
商务印书馆200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出版前的几年，正赶上中法文化交流年，国家图书馆组织了相应的学术交流讲座，记得当时来了几十位法国出版史专家，韩琦先生带领这些人来我家看书，转天我又跟随他们在国图开了几场研讨会，旁听了不少新知识。而这本书，就是那次国际研讨会的论文结集。
在此前，我与张志清先生早已相识，但那次会上我是第一次听他讲解论文。他的题目是《佛道教印像符咒对雕版印刷术起源的影响》，他的所讲让我对印刷术的起源有了新的认识。张先生从西汉时的方士法印讲起，他说这种法印有两方面的功用，一是作为权力物化的信物，二是用于杀鬼，法印的制式从汉到唐在逐渐变化中，比如印材从铜制逐渐变为了玉、石、木制，到隋唐时产生了大量木制法印。对于木制的具体树种，张先生在文中引用了葛洪在《抱朴子》中的所言：“此符是老君所戴，百鬼及蛇蝮虎狼神印也。以枣心木方二寸刻之，再拜而带之，甚有神效。”这说明汉晋时已有木印。《隋书·经籍志》在讲述隋代道教法印时说：“以木为印，刻星辰日月于其上，吸气执之，以印疾病，多有愈者。”以此说明，在这个时段木印被广泛使用。
对于隋唐时的木材，张先生称，乃是以雷震枣木心为最佳，而“梨、枣都是后世雕版的主要材料，在隋唐时期是道教法印的主要用材”。但是，早期法印的直径不大，字数也不多，张文中提到，汉印最多的印文为9个字，后来又有了双面印，字数就增加了。然而，葛洪在《抱朴子·登涉》中记载的“黄神越章”竟然有120字之多，所以张先生认为，这么多字的印“简直就是一个小雕版”。
从目前遗存的唐代早期印刷实物来看，大多属于佛教密宗的咒语，而后张先生一路推论，认为佛教和道教的印像、符咒乃是对雕版印刷术的起源有着重要影响之物。
在那场研讨会上，经韩琦先生之介，我结识了专门研究建阳刻书史的方彦寿先生。然而自那之后，直到半年前我才第二次见到方先生。第一次见面时，我问方先生建阳当地是否留存许多的建阳本，因为自古就流传有“建本走天下”的说法，然方先生告诉我，在当地很难见到建阳本，宋元本从来没出现过，明本也很少见，能够见到的基本就是清代的版本。闻其所言，令人大为感慨。
当时方先生讲述的题目是《宋明时期的图书贸易与书商的利益追求》，他讲的一些细节今天已记不起来，如今翻阅这本论文集，始知方先生为了这篇文章搜集了很多的原始史料。其在文中引用了宋祝穆在《方舆胜览》中的所言：“书籍行四方，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而此前我仅了解麻沙本的状况，并不知道崇化在书籍出版方面能与麻沙并提。嘉靖版的《建阳县志》载：“书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看来，崇化是当时的书籍交流中心，不知道这里是否还有旧迹在，今后有机会时，应当前往一看。
方彦寿谈到宋元时期有些书的买主可以自选纸墨，比如朱熹在建阳讲学时，有很多人通过他来购买图书，当时一个名叫周朴的人寄来一笔钱，同时开了个购书单，而朱熹回信时问他要买的《汉书》“不知要何等纸？板样大小如何？其人未敢为印，有便仔细报及，当续为印也。”对于这段话，方彦寿在文中写道：“建阳书坊可以根据读者所需，自由选择合适的纸张和版式。经济状况好的，可选择好纸，以及字大行疏的版式；经济状况不允许，则选择差一点的纸，以及行格紧密的版式，以节省开支。”
方彦寿还在文中谈到了书版的转让交易，北宋杭州有个名叫“市易务”的官方机构，此机构的职责是平抑物价，同时也附带刻印图书。宋元祐四年，苏东坡任杭州知府，市易务想将一批书版转售给杭州州学，计价1469贯有奇，但东坡却认为市易务应当把书版无偿划拔给州学，为此写了《乞赐州学书板状》。东坡的要求是否如愿，文献未见记载。然方彦寿却谈到，市易务转售书版的同一年，泉州商人徐戬也在做书版买卖。徐戬本是位海商，私下里受到高丽国的委托，在杭州雕造《华严经》2900多片，雕造完毕后，用海船运往高丽，为此得到酬银3000两。徐戬的所为事先没有奏准官府同意，后来被时任杭州知府的苏东坡知道，上了《乞禁商旅过外国状》，为此徐戬受到了处罚，“特送千里外州军编管”。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史料，从中可以看出方彦寿先生在搜集史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那次前往寒斋看书者，还有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马尔凯教授，他是地道的法国人。他来寒斋特意要求看我藏的几部《芥子园画传》，可惜我的所藏版本很一般，转天听他讲座时，方知其专门研究此画谱传入日本的情况，其对比、分析之细腻，令我佩服不已。他的文章中讲到了日本在1630年颁布的禁书令，以及1720年德川吉宗将军取消禁书令的过程，同时讲到了瑞典医生、植物学家邓博格在1775年、1776年日本居留期间，对于图书进口限制的描述：
由于日本严禁出口作为货币的银两，因此中国商人不得不带回漆器、铜器和其他的日本货物来交换他们自己带来的货物－－以生丝为多，或是药物，如人参、松香、没药、木材、锌以及印刷品。但是印刷品在未经书籍检查官验看和准许之前，不能进入流通市场。这些货物大约装满70艘船，每年三次抵达日本。
看来那时中国的书籍依然在大量进入日本，只是多了一道检查限制，通过检查之后的中国书可以先由一些重要人物挑选，比如德川家族的领主们，以及幕府中的重要人物等。至于到挑选完的书籍的去向，马尔凯在文中写道：
其余的书籍，其批发价由负责商务的长崎会所决定，由所谓的“五个所商人”，即堺市、长崎、京都、大阪和江户五个城市的批发商人竞拍买得。大部分的书籍都流入后面三个城市的书店之中，这些书店之中又有一小部分称为“唐本屋”，专门从事从中国大陆进口的书籍的买卖，有的还将这些书籍重刻。
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有意思的史料，而本书中要述说的话题太多，这里只点此三篇为例，喜欢古书的朋友大可找来细读一番，也可见这样的文化交流活动是何等之有趣。
商务印书馆200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出版前的几年，正赶上中法文化交流年，国家图书馆组织了相应的学术交流讲座，记得当时来了几十位法国出版史专家，韩琦先生带领这些人来我家看书，转天我又跟随他们在国图开了几场研讨会，旁听了不少新知识。而这本书，就是那次国际研讨会的论文结集。
在此前，我与张志清先生早已相识，但那次会上我是第一次听他讲解论文。他的题目是《佛道教印像符咒对雕版印刷术起源的影响》，他的所讲让我对印刷术的起源有了新的认识。张先生从西汉时的方士法印讲起，他说这种法印有两方面的功用，一是作为权力物化的信物，二是用于杀鬼，法印的制式从汉到唐在逐渐变化中，比如印材从铜制逐渐变为了玉、石、木制，到隋唐时产生了大量木制法印。对于木制的具体树种，张先生在文中引用了葛洪在《抱朴子》中的所言：“此符是老君所戴，百鬼及蛇蝮虎狼神印也。以枣心木方二寸刻之，再拜而带之，甚有神效。”这说明汉晋时已有木印。《隋书·经籍志》在讲述隋代道教法印时说：“以木为印，刻星辰日月于其上，吸气执之，以印疾病，多有愈者。”以此说明，在这个时段木印被广泛使用。
对于隋唐时的木材，张先生称，乃是以雷震枣木心为最佳，而“梨、枣都是后世雕版的主要材料，在隋唐时期是道教法印的主要用材”。但是，早期法印的直径不大，字数也不多，张文中提到，汉印最多的印文为9个字，后来又有了双面印，字数就增加了。然而，葛洪在《抱朴子·登涉》中记载的“黄神越章”竟然有120字之多，所以张先生认为，这么多字的印“简直就是一个小雕版”。
从目前遗存的唐代早期印刷实物来看，大多属于佛教密宗的咒语，而后张先生一路推论，认为佛教和道教的印像、符咒乃是对雕版印刷术的起源有着重要影响之物。
在那场研讨会上，经韩琦先生之介，我结识了专门研究建阳刻书史的方彦寿先生。然而自那之后，直到半年前我才第二次见到方先生。第一次见面时，我问方先生建阳当地是否留存许多的建阳本，因为自古就流传有“建本走天下”的说法，然方先生告诉我，在当地很难见到建阳本，宋元本从来没出现过，明本也很少见，能够见到的基本就是清代的版本。闻其所言，令人大为感慨。
当时方先生讲述的题目是《宋明时期的图书贸易与书商的利益追求》，他讲的一些细节今天已记不起来，如今翻阅这本论文集，始知方先生为了这篇文章搜集了很多的原始史料。其在文中引用了宋祝穆在《方舆胜览》中的所言：“书籍行四方，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而此前我仅了解麻沙本的状况，并不知道崇化在书籍出版方面能与麻沙并提。嘉靖版的《建阳县志》载：“书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看来，崇化是当时的书籍交流中心，不知道这里是否还有旧迹在，今后有机会时，应当前往一看。
方彦寿谈到宋元时期有些书的买主可以自选纸墨，比如朱熹在建阳讲学时，有很多人通过他来购买图书，当时一个名叫周朴的人寄来一笔钱，同时开了个购书单，而朱熹回信时问他要买的《汉书》“不知要何等纸？板样大小如何？其人未敢为印，有便仔细报及，当续为印也。”对于这段话，方彦寿在文中写道：“建阳书坊可以根据读者所需，自由选择合适的纸张和版式。经济状况好的，可选择好纸，以及字大行疏的版式；经济状况不允许，则选择差一点的纸，以及行格紧密的版式，以节省开支。”
方彦寿还在文中谈到了书版的转让交易，北宋杭州有个名叫“市易务”的官方机构，此机构的职责是平抑物价，同时也附带刻印图书。宋元祐四年，苏东坡任杭州知府，市易务想将一批书版转售给杭州州学，计价1469贯有奇，但东坡却认为市易务应当把书版无偿划拔给州学，为此写了《乞赐州学书板状》。东坡的要求是否如愿，文献未见记载。然方彦寿却谈到，市易务转售书版的同一年，泉州商人徐戬也在做书版买卖。徐戬本是位海商，私下里受到高丽国的委托，在杭州雕造《华严经》2900多片，雕造完毕后，用海船运往高丽，为此得到酬银3000两。徐戬的所为事先没有奏准官府同意，后来被时任杭州知府的苏东坡知道，上了《乞禁商旅过外国状》，为此徐戬受到了处罚，“特送千里外州军编管”。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史料，从中可以看出方彦寿先生在搜集史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那次前往寒斋看书者，还有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马尔凯教授，他是地道的法国人。他来寒斋特意要求看我藏的几部《芥子园画传》，可惜我的所藏版本很一般，转天听他讲座时，方知其专门研究此画谱传入日本的情况，其对比、分析之细腻，令我佩服不已。他的文章中讲到了日本在1630年颁布的禁书令，以及1720年德川吉宗将军取消禁书令的过程，同时讲到了瑞典医生、植物学家邓博格在1775年、1776年日本居留期间，对于图书进口限制的描述：
由于日本严禁出口作为货币的银两，因此中国商人不得不带回漆器、铜器和其他的日本货物来交换他们自己带来的货物－－以生丝为多，或是药物，如人参、松香、没药、木材、锌以及印刷品。但是印刷品在未经书籍检查官验看和准许之前，不能进入流通市场。这些货物大约装满70艘船，每年三次抵达日本。
看来那时中国的书籍依然在大量进入日本，只是多了一道检查限制，通过检查之后的中国书可以先由一些重要人物挑选，比如德川家族的领主们，以及幕府中的重要人物等。至于到挑选完的书籍的去向，马尔凯在文中写道：
其余的书籍，其批发价由负责商务的长崎会所决定，由所谓的“五个所商人”，即堺市、长崎、京都、大阪和江户五个城市的批发商人竞拍买得。大部分的书籍都流入后面三个城市的书店之中，这些书店之中又有一小部分称为“唐本屋”，专门从事从中国大陆进口的书籍的买卖，有的还将这些书籍重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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