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诗挑战100天-90）
来自何方
文/孤苏
来自何方
躺在星幕遐想
别管来自何方
或未来何样
窝在拥挤的大城市
狭小的空间不像话
有人住着城市上空盛开繁花的花园
他们高高在上的、如狼如虎的控制
穿梭城市与花园之间
眼见那是一片不堪入目、不敢想象
踌躇满志的葬送，满腔热血的遗失
跨不过去，那不愿回首的去处
终，于何时间
我们收拾残躯，
等待天明，重回桑梓地
#诗歌[超话]##原创诗词##晚安[超话]##坚持打卡100天#
来自何方
文/孤苏
来自何方
躺在星幕遐想
别管来自何方
或未来何样
窝在拥挤的大城市
狭小的空间不像话
有人住着城市上空盛开繁花的花园
他们高高在上的、如狼如虎的控制
穿梭城市与花园之间
眼见那是一片不堪入目、不敢想象
踌躇满志的葬送，满腔热血的遗失
跨不过去，那不愿回首的去处
终，于何时间
我们收拾残躯，
等待天明，重回桑梓地
#诗歌[超话]##原创诗词##晚安[超话]##坚持打卡100天#
【先生“看走了眼”？】鲁迅先生一生，前后购入碑刻及石刻、木刻画像拓片近六千种。先生的收藏不仅数量可观，其涉猎亦广泛、系统，有碑刻、汉画像、造像、墓志等。其中，他对汉画更是欣赏，还向友人许寿裳表达对汉画的钦慕：“汉画的图案，美妙无伦，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即使一鳞一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说日本的图案如何了不得、了不得，而不知其渊源固出于我国的汉画呢。”
在鲁迅先生收藏的拓片中，有一套出自临沂的鲍宅山凤凰画像，其原石自晚清以来，备受学者关注，且最具争议。
沉睡在鲍宅山的碑刻
鲁迅先生不但收藏凤凰画像拓本，还在抄录汉画像信息时特别留意“鲍宅山凤凰画像”的相关资料。1916年7月16日，鲁迅从琉璃厂买回凤凰画像拓本两套，现存三张，其中带“凤皇”二字的一张拓本上还钤有“周树所藏”印。
鲁迅对这一画像进行了详细考证：“凤皇画像，摩厓刻计三处：一刻高一尺，广一尺六寸，画一凤鸟，左方题凤皇二字，隶书；一刻高广各一尺八寸，作一凤，较小于前。又一凤首左上方题小字一行，云：‘三月七日凤。’右方大字一行，云：‘东安王钦元。’均隶书；一刻高五寸，广三寸，有元二字可辨，隶书。在山东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
早在鲁迅之前，鲍宅山凤凰画像便被多种书籍收录，如赵之谦的《补寰宇访碑录》等。鲁迅在阅读前人著述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他还在重订杨守敬编辑的《寰宇贞石图》中，收录了这幅画像。鲁迅先生抄录凤凰画像相关信息的手稿现藏国家图书馆。
而今，凤凰画像原石依旧静卧在沂南县铜井镇三山沟村东南的小山坡上。在一处房屋里，凤凰石刻得以妥善保护。推开房屋门，便可看到一组向阳面仰倾的粗粝裸岩，只见其中两块石头上，以线条阴刻方式分别刻有一大一小两只凤凰。较小一石高约55厘米，宽约50厘米，刻画一鸟形图像，图像宽24厘米，高30厘米，高冠、大尾、长腿，两翅呈展开状，图像左上角刻“凤皇”二字。较大一石，高约150厘米，宽约140厘米，亦刻一鸟形图像，图像仅宽12厘米，左侧分别刻“三月七日凤”“东安王钦元”及“元□”等字样。从石刻画体量及形态判断，较大一图为雄性“凤”，较小一图为雌性“凰”。雕刻技法是在原生粗糙石面上施阴线刻，构图简单疏朗。
这块沉睡在蒙山沂水之间的碑刻，是如何被发现的？碑帖研究专家张彦生在所著《善本碑帖录》中，曾写道：“道光廿四年（1844年），袁冶池于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访得”。查阅当地县志等历史资料，并未记载“鲍宅山”这一地名，兴许是碑刻发现地有邻村名曰“薄家宅子”，以讹传讹，便有了“鲍宅”之地名。
就在袁冶池访得鲍宅山凤凰画像的同年，金石学家许瀚也得到了该石刻的拓片。他在六月十四的日记中写道：“颜先生自沂来，捎刘宋凤凰及东安王钦元题字，乃沂水山上拓下者，上有‘三日壬申’，以上断去，不可知其年号，为可惜也。”
“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
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
在2012年出版的《沂南县志》中，以“三山沟西汉元凤凤凰石刻”为标题进行了专门介绍，称“该石刻刻于西汉元凤年间，是中国现存的纪年最早的汉画像石刻。此石刻在汉画及书法界影响甚大，鲁迅、梁启超、郭沫若等都曾收藏过此拓片”。
关于鲍宅山凤凰画像的争议，焦点恰恰在其断代上。有学者认为，凤凰石刻并非硬生生造出来的，而是古人兴之所至的应景之作。著名汉画研究专家蒋英炬教授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一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属于汉画像石，也不是汉代的石刻画像。
“我们探讨汉画像石的产生或历史背景时，是以墓葬建筑物中出现的石刻画像这种内涵和意义为目标的，而非泛指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自然岩石上的刻画。从这两块岩石上的画像和题字可以看出，最初出现的是在右边岩石上刻的那只称为‘凤凰’的鸟，其他题字都是由它而来。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是任何墓葬或祭祀建筑物的画像雕刻，也不含有任何一种汉代石刻的文化背景和意义，所以，它不属于汉画像石的范畴。”蒋英炬分析。
蒋英炬认为，从石刻中凤凰鸟的雕刻技法和造型来看，也绝然没有汉代石刻画像的风格。山东早期的汉画像石就是阴线刻，刻的线条较直而匀称规整，刻画的形象也较准确。在此附近地区发现的临沂庆云山石椁墓画像，画像和雕刻技法都显示出有一定的章法和规范性，和此凤凰鸟雕刻的画像风格截然有别。
“凤凰鸟画像雕刻的线条极粗，显得和画像不成比例，造型更与汉代石刻画像相差甚远。汉画像石中那些大鸟或凤鸟的画像不可胜数，都是高冠翘尾、振翅欲飞的形象。此凤凰鸟与之相比，有很大差别。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形貌拙劣的凤凰可能是后人随意之作，其作者也不是熟悉绘画雕刻的人。”蒋英炬推测。
在“元凤”二字的认定上，蒋英炬指出，这两个字刻得最不清楚，不是因为年久漫漶所致，而是因为刻工差，和那个“三月七日凤”中的“凤”字，其繁体的“鸟”字都未能完好地刻出来。更重要的是刻“元凤”二字作为纪年铭，现在尚无可比的资料。全国发现的有纪年铭的汉画像石不下数十处，有的出自墓葬，也有的出自石阙、祠堂，如微山两城永和四年祠堂画像石铭有“永和四年四月丙申朔，廿七日壬戌”等，营南孙氏阙画像石铭有“元和二年正月六日，孙仲阳□□物故，行□□礼，石阙贾直万五千”。
“可见任何一个汉画像石纪念铭，都有年月和纪人纪事的内容，绝没有单刻年号的。因为，在当时为刻此画像或为造此物而刻的纪年，有它的功用和目的，如果只刻一个年号，就失去纪年的意义了。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蒋英炬说。
“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从凤凰石刻的画像、题字来看，其形迹不一、位置散乱，起码有先后三种以上的雕刻迹象：一是所谓的凤凰鸟画像；二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七字；三是那只小鸟或称“小凤凰”画像和“三月七日凤”以及“元凤”年号的题字。
“岩石上最先出现的是凤凰鸟，可能是当地农民石匠偶有兴致所刻的；其后出现的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从其字迹看，王钦元显系乡土文人，名前冠以‘东安’二字，正是以古地名标榜桑梓的雅意。经王钦元题字之后，这个凤凰石刻画像则更加出名。于是又再次出现刻画和刻字，这多半是当地人故意为之了。那只或可称为‘小凤凰’的鸟，以及‘三月七日凤’有可能同时所刻，也有可能是对着‘东安王钦元’而刻。”蒋英炬分析。
从凤凰画像和“东安王钦元”等保存状况来看，石头虽在野外风吹日晒，刻画线条、字迹仍都清楚，没有古老石刻剥蚀的迹象，蒋英炬推测凤凰画像的时代在宋、元以后，有可能是明、清时期，“对这种单独的又不规范的孤例石刻，很难断定具体年代。”结合这幅画像拓片的传出时间，晚清至民国年间，是碑帖商作伪最泛滥的时期。那个“鲍宅山”的地名，可能是碑帖商人为了追逐利益而臆造出来的。
“鲍宅山凤凰画像根本不属于汉画像石，把它推定为西汉昭帝元凤年间的汉画像石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不否认汉画像石的出现可以在昭帝时期，目前山东地区发现的汉画像石资料证明，有的可能还要早些。但绝不能把这个后代刻在自然岩石上的凤凰画像，当作全国有纪年的汉画像石最早的例证。”蒋英炬说。
正如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所道：“美术可以表现文化”“凡有美术，皆足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维，故亦即国魂之现象；若精神递变，美术辄从之以转移。此诸品物，长留人世，故虽武功文教，与时间同其灰灭，而赖有美术为之保存，俾在方来，有所考见。他若盛典侅事，胜地名人，亦往往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而考究凤凰画像的真伪、来龙去脉，也能窥见一段美术史的变迁，这或许也是美术之力的一个维度吧。（大众日报）
在鲁迅先生收藏的拓片中，有一套出自临沂的鲍宅山凤凰画像，其原石自晚清以来，备受学者关注，且最具争议。
沉睡在鲍宅山的碑刻
鲁迅先生不但收藏凤凰画像拓本，还在抄录汉画像信息时特别留意“鲍宅山凤凰画像”的相关资料。1916年7月16日，鲁迅从琉璃厂买回凤凰画像拓本两套，现存三张，其中带“凤皇”二字的一张拓本上还钤有“周树所藏”印。
鲁迅对这一画像进行了详细考证：“凤皇画像，摩厓刻计三处：一刻高一尺，广一尺六寸，画一凤鸟，左方题凤皇二字，隶书；一刻高广各一尺八寸，作一凤，较小于前。又一凤首左上方题小字一行，云：‘三月七日凤。’右方大字一行，云：‘东安王钦元。’均隶书；一刻高五寸，广三寸，有元二字可辨，隶书。在山东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
早在鲁迅之前，鲍宅山凤凰画像便被多种书籍收录，如赵之谦的《补寰宇访碑录》等。鲁迅在阅读前人著述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他还在重订杨守敬编辑的《寰宇贞石图》中，收录了这幅画像。鲁迅先生抄录凤凰画像相关信息的手稿现藏国家图书馆。
而今，凤凰画像原石依旧静卧在沂南县铜井镇三山沟村东南的小山坡上。在一处房屋里，凤凰石刻得以妥善保护。推开房屋门，便可看到一组向阳面仰倾的粗粝裸岩，只见其中两块石头上，以线条阴刻方式分别刻有一大一小两只凤凰。较小一石高约55厘米，宽约50厘米，刻画一鸟形图像，图像宽24厘米，高30厘米，高冠、大尾、长腿，两翅呈展开状，图像左上角刻“凤皇”二字。较大一石，高约150厘米，宽约140厘米，亦刻一鸟形图像，图像仅宽12厘米，左侧分别刻“三月七日凤”“东安王钦元”及“元□”等字样。从石刻画体量及形态判断，较大一图为雄性“凤”，较小一图为雌性“凰”。雕刻技法是在原生粗糙石面上施阴线刻，构图简单疏朗。
这块沉睡在蒙山沂水之间的碑刻，是如何被发现的？碑帖研究专家张彦生在所著《善本碑帖录》中，曾写道：“道光廿四年（1844年），袁冶池于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访得”。查阅当地县志等历史资料，并未记载“鲍宅山”这一地名，兴许是碑刻发现地有邻村名曰“薄家宅子”，以讹传讹，便有了“鲍宅”之地名。
就在袁冶池访得鲍宅山凤凰画像的同年，金石学家许瀚也得到了该石刻的拓片。他在六月十四的日记中写道：“颜先生自沂来，捎刘宋凤凰及东安王钦元题字，乃沂水山上拓下者，上有‘三日壬申’，以上断去，不可知其年号，为可惜也。”
“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
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
在2012年出版的《沂南县志》中，以“三山沟西汉元凤凤凰石刻”为标题进行了专门介绍，称“该石刻刻于西汉元凤年间，是中国现存的纪年最早的汉画像石刻。此石刻在汉画及书法界影响甚大，鲁迅、梁启超、郭沫若等都曾收藏过此拓片”。
关于鲍宅山凤凰画像的争议，焦点恰恰在其断代上。有学者认为，凤凰石刻并非硬生生造出来的，而是古人兴之所至的应景之作。著名汉画研究专家蒋英炬教授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一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属于汉画像石，也不是汉代的石刻画像。
“我们探讨汉画像石的产生或历史背景时，是以墓葬建筑物中出现的石刻画像这种内涵和意义为目标的，而非泛指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自然岩石上的刻画。从这两块岩石上的画像和题字可以看出，最初出现的是在右边岩石上刻的那只称为‘凤凰’的鸟，其他题字都是由它而来。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是任何墓葬或祭祀建筑物的画像雕刻，也不含有任何一种汉代石刻的文化背景和意义，所以，它不属于汉画像石的范畴。”蒋英炬分析。
蒋英炬认为，从石刻中凤凰鸟的雕刻技法和造型来看，也绝然没有汉代石刻画像的风格。山东早期的汉画像石就是阴线刻，刻的线条较直而匀称规整，刻画的形象也较准确。在此附近地区发现的临沂庆云山石椁墓画像，画像和雕刻技法都显示出有一定的章法和规范性，和此凤凰鸟雕刻的画像风格截然有别。
“凤凰鸟画像雕刻的线条极粗，显得和画像不成比例，造型更与汉代石刻画像相差甚远。汉画像石中那些大鸟或凤鸟的画像不可胜数，都是高冠翘尾、振翅欲飞的形象。此凤凰鸟与之相比，有很大差别。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形貌拙劣的凤凰可能是后人随意之作，其作者也不是熟悉绘画雕刻的人。”蒋英炬推测。
在“元凤”二字的认定上，蒋英炬指出，这两个字刻得最不清楚，不是因为年久漫漶所致，而是因为刻工差，和那个“三月七日凤”中的“凤”字，其繁体的“鸟”字都未能完好地刻出来。更重要的是刻“元凤”二字作为纪年铭，现在尚无可比的资料。全国发现的有纪年铭的汉画像石不下数十处，有的出自墓葬，也有的出自石阙、祠堂，如微山两城永和四年祠堂画像石铭有“永和四年四月丙申朔，廿七日壬戌”等，营南孙氏阙画像石铭有“元和二年正月六日，孙仲阳□□物故，行□□礼，石阙贾直万五千”。
“可见任何一个汉画像石纪念铭，都有年月和纪人纪事的内容，绝没有单刻年号的。因为，在当时为刻此画像或为造此物而刻的纪年，有它的功用和目的，如果只刻一个年号，就失去纪年的意义了。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蒋英炬说。
“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从凤凰石刻的画像、题字来看，其形迹不一、位置散乱，起码有先后三种以上的雕刻迹象：一是所谓的凤凰鸟画像；二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七字；三是那只小鸟或称“小凤凰”画像和“三月七日凤”以及“元凤”年号的题字。
“岩石上最先出现的是凤凰鸟，可能是当地农民石匠偶有兴致所刻的；其后出现的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从其字迹看，王钦元显系乡土文人，名前冠以‘东安’二字，正是以古地名标榜桑梓的雅意。经王钦元题字之后，这个凤凰石刻画像则更加出名。于是又再次出现刻画和刻字，这多半是当地人故意为之了。那只或可称为‘小凤凰’的鸟，以及‘三月七日凤’有可能同时所刻，也有可能是对着‘东安王钦元’而刻。”蒋英炬分析。
从凤凰画像和“东安王钦元”等保存状况来看，石头虽在野外风吹日晒，刻画线条、字迹仍都清楚，没有古老石刻剥蚀的迹象，蒋英炬推测凤凰画像的时代在宋、元以后，有可能是明、清时期，“对这种单独的又不规范的孤例石刻，很难断定具体年代。”结合这幅画像拓片的传出时间，晚清至民国年间，是碑帖商作伪最泛滥的时期。那个“鲍宅山”的地名，可能是碑帖商人为了追逐利益而臆造出来的。
“鲍宅山凤凰画像根本不属于汉画像石，把它推定为西汉昭帝元凤年间的汉画像石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不否认汉画像石的出现可以在昭帝时期，目前山东地区发现的汉画像石资料证明，有的可能还要早些。但绝不能把这个后代刻在自然岩石上的凤凰画像，当作全国有纪年的汉画像石最早的例证。”蒋英炬说。
正如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所道：“美术可以表现文化”“凡有美术，皆足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维，故亦即国魂之现象；若精神递变，美术辄从之以转移。此诸品物，长留人世，故虽武功文教，与时间同其灰灭，而赖有美术为之保存，俾在方来，有所考见。他若盛典侅事，胜地名人，亦往往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而考究凤凰画像的真伪、来龙去脉，也能窥见一段美术史的变迁，这或许也是美术之力的一个维度吧。（大众日报）
【央视播出系列记录片揭秘开平碉楼里的家书秘密】12月29日晚，为了全景展现侨批档案的文化价值、历史意义、社会影响，CCTV-4《国家记忆》栏目播出了系列纪录片《跨越山海的家书》之《漂洋过海》。
系列纪录片《跨越山海的家书》分为三集，包括《漂洋过海》《信短路长》《家国情怀》。摄制组去到了江门、汕头、漳州等地取景拍摄，以实物展示、人物访谈、情景再现等方式，挖掘鲜为人知的侨批故事，不仅展现了华侨华人的移民史、创业史，还立体展现了他们勇于开拓、守信重义、爱乡爱国的精神。摄制组采访了众多侨批局的后人，包括“振盛兴批局”创办人曾仰梅的儿子曾益奋、“魏启峰批局”第六代传人魏壁光、“天一总局”创办人郭有品的第五代传人郭伯龄等，以及众多专家学者、收藏家，重温华侨先贤艰辛创业、心系国家、回馈家乡的时代记忆。
广东省江门市台山海口埠，始建于1853年，最早漂洋过海到各地谋生的江门人大多是在这里的码头搭乘驳船，到广海湾换乘大船去到海外。在广东省江门市开平丘陵起伏宽广地区，分布着1833座兼具防御和居住功能的碉楼。从2000年起，开平碉楼与村落开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走进一座座久未打开的碉楼，人们竟然发现了一批又一批遗落的家书、汇款单据，数量十分可观。
它叫银信，也叫侨批，曾长久地存在于沿海侨乡社会。2013年，广东和福建两地保存的16万多件侨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院教授刘进介绍，所谓侨批，就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寄回国内的侨汇凭证和家书的一个统称。因为在以前，金融、递送的渠道、邮政这些还不够发达，所以华侨在国外还是主要依赖民间的递送渠道，把钱寄给家乡、寄给家人。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殖民者们长驱直入。他们与统治者、地方势力相勾结，诱拐、哄骗，甚至暴力要挟沿海地区贫苦农民签订不平等协议，作为契约劳工踏上远赴美洲、大洋洲的漫漫长路。为控制华工自由、节约运营成本，雇佣契约华工的农场、庄园或者矿山会发行一种仅在内部系统通行的私钱，人称“猪仔钱”，用以抵扣工资。因此，能够寄钱回家赡养家人的“猪仔”劳工并不多。
台山银信侨批收藏家关翌春介绍，华工去到遥远的国度，好多人早期连书信都没能寄回家，但是后来出现书信和银信之后，就代表这个人还在，惦记着在遥远中国的太太、父母和他的儿女，所以银信就是从“卖猪仔”逐渐慢慢出现。
比“猪仔”劳工境况稍好的自由移民可以时常把自己辛苦赚得的钱物以银信的形式递送回国。在外打拼的华人华侨把对家人的嘱咐装进封里，把钱款数额写在封上，然后托“水客”带回故乡。对于专门替华侨递送侨批的“水客”，在广府地区也有独特的称谓。因为他们经常挑着箩筐或背着布囊，穿梭各地派送银信，犹如一匹巡城的马，故被称为“巡城马”。
自从19世纪中叶大量华侨出洋谋生以来，侨汇是众多侨眷家庭最重要的生活来源之一。华侨将大量侨汇和家信源源不断地输入祖国，用以赡养家眷、维系感情、沟通信息。在信中每每对家人、长辈的问候，有对家庭关系的维护、有对女儿出嫁的叮嘱、也会嘱咐钱物如何分配、叮咛孩子要好好读书等等。然而，在这些信件中，华侨对于自己的经历和处境却甚少谈及，即使偶有只言片语，却都是家乡亲人仅凭想象难以理解的苦楚。
1904年4月的一天，在波士顿成立洪门分支“安良工商会”的开平人司徒美堂突然接到信息：一位企图入境美国的中国人因为使用伪造的夏威夷出生证明，被旧金山移民局抓捕并且受到拘禁，这个人就是孙中山。接到这个消息后，司徒美堂当即决定伸出援手。他发动关系网，上下疏通，联合其他侨领聘请律师，起诉美国当局，终于解救孙中山脱困。为进一步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他力促致公堂联合同盟会成立“洪门筹饷局”，为当时国内的武装起义筹集经费。短短三个月内，共筹得美金14.4万。“洪门筹饷局”成立一年后，共筹得40余万美元，成为辛亥革命的主要经费来源。
中国侨联副主席齐全胜表示，海外华侨对辛亥革命提供了大量的资助，成立的革命组织兴中会、同盟会，主要骨干成员都是华侨。还有很多的海外华侨，专程回国参加革命起义。这些事实都充分印证了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华侨是革命之母”。
海外的华人华侨在与世界的沟通中逐渐成长、壮大，他们最不能忘的就是反哺家乡。从1902年至1936年，30多年时间里，江门华侨及归侨以独资或合资的形式，在家乡共投入200多万毫银、100多万元银元和60多万元港币，修桥、建路、建厂、办企业。
民国初年，军阀长期混战，社会治安混乱，时常兵匪勾结、沆瀣一气。而开平华侨家庭大多富裕，因此吸引了兵匪的注意。从民国元年至民国19年，开平发生影响较大的劫掠事件就有7次，匪徒们不但杀人掠货，甚至攻打县城。
消息传到海外，华侨们十分担心亲族的生命安全，于是积极倡议并且尽力建造兼具防御和居住功能的碉楼。高耸坚固的外墙、只能从内部反锁的铁门铁窗、楼顶兼顾放哨与反击的射击口，一座座碉楼庇护着侨眷躲过一次次危难。
一封封银信、一件件侨批，跨越万水千山，回到故土，传递着亲情、爱情和乡情；讲述着华侨先贤敢于冒险，远赴异国他乡拼搏奋斗的感人故事；记录着华人华侨历尽艰辛、艰苦创业、回馈桑梓故土的历史记忆！
系列纪录片《跨越山海的家书》分为三集，包括《漂洋过海》《信短路长》《家国情怀》。摄制组去到了江门、汕头、漳州等地取景拍摄，以实物展示、人物访谈、情景再现等方式，挖掘鲜为人知的侨批故事，不仅展现了华侨华人的移民史、创业史，还立体展现了他们勇于开拓、守信重义、爱乡爱国的精神。摄制组采访了众多侨批局的后人，包括“振盛兴批局”创办人曾仰梅的儿子曾益奋、“魏启峰批局”第六代传人魏壁光、“天一总局”创办人郭有品的第五代传人郭伯龄等，以及众多专家学者、收藏家，重温华侨先贤艰辛创业、心系国家、回馈家乡的时代记忆。
广东省江门市台山海口埠，始建于1853年，最早漂洋过海到各地谋生的江门人大多是在这里的码头搭乘驳船，到广海湾换乘大船去到海外。在广东省江门市开平丘陵起伏宽广地区，分布着1833座兼具防御和居住功能的碉楼。从2000年起，开平碉楼与村落开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走进一座座久未打开的碉楼，人们竟然发现了一批又一批遗落的家书、汇款单据，数量十分可观。
它叫银信，也叫侨批，曾长久地存在于沿海侨乡社会。2013年，广东和福建两地保存的16万多件侨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院教授刘进介绍，所谓侨批，就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寄回国内的侨汇凭证和家书的一个统称。因为在以前，金融、递送的渠道、邮政这些还不够发达，所以华侨在国外还是主要依赖民间的递送渠道，把钱寄给家乡、寄给家人。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殖民者们长驱直入。他们与统治者、地方势力相勾结，诱拐、哄骗，甚至暴力要挟沿海地区贫苦农民签订不平等协议，作为契约劳工踏上远赴美洲、大洋洲的漫漫长路。为控制华工自由、节约运营成本，雇佣契约华工的农场、庄园或者矿山会发行一种仅在内部系统通行的私钱，人称“猪仔钱”，用以抵扣工资。因此，能够寄钱回家赡养家人的“猪仔”劳工并不多。
台山银信侨批收藏家关翌春介绍，华工去到遥远的国度，好多人早期连书信都没能寄回家，但是后来出现书信和银信之后，就代表这个人还在，惦记着在遥远中国的太太、父母和他的儿女，所以银信就是从“卖猪仔”逐渐慢慢出现。
比“猪仔”劳工境况稍好的自由移民可以时常把自己辛苦赚得的钱物以银信的形式递送回国。在外打拼的华人华侨把对家人的嘱咐装进封里，把钱款数额写在封上，然后托“水客”带回故乡。对于专门替华侨递送侨批的“水客”，在广府地区也有独特的称谓。因为他们经常挑着箩筐或背着布囊，穿梭各地派送银信，犹如一匹巡城的马，故被称为“巡城马”。
自从19世纪中叶大量华侨出洋谋生以来，侨汇是众多侨眷家庭最重要的生活来源之一。华侨将大量侨汇和家信源源不断地输入祖国，用以赡养家眷、维系感情、沟通信息。在信中每每对家人、长辈的问候，有对家庭关系的维护、有对女儿出嫁的叮嘱、也会嘱咐钱物如何分配、叮咛孩子要好好读书等等。然而，在这些信件中，华侨对于自己的经历和处境却甚少谈及，即使偶有只言片语，却都是家乡亲人仅凭想象难以理解的苦楚。
1904年4月的一天，在波士顿成立洪门分支“安良工商会”的开平人司徒美堂突然接到信息：一位企图入境美国的中国人因为使用伪造的夏威夷出生证明，被旧金山移民局抓捕并且受到拘禁，这个人就是孙中山。接到这个消息后，司徒美堂当即决定伸出援手。他发动关系网，上下疏通，联合其他侨领聘请律师，起诉美国当局，终于解救孙中山脱困。为进一步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他力促致公堂联合同盟会成立“洪门筹饷局”，为当时国内的武装起义筹集经费。短短三个月内，共筹得美金14.4万。“洪门筹饷局”成立一年后，共筹得40余万美元，成为辛亥革命的主要经费来源。
中国侨联副主席齐全胜表示，海外华侨对辛亥革命提供了大量的资助，成立的革命组织兴中会、同盟会，主要骨干成员都是华侨。还有很多的海外华侨，专程回国参加革命起义。这些事实都充分印证了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华侨是革命之母”。
海外的华人华侨在与世界的沟通中逐渐成长、壮大，他们最不能忘的就是反哺家乡。从1902年至1936年，30多年时间里，江门华侨及归侨以独资或合资的形式，在家乡共投入200多万毫银、100多万元银元和60多万元港币，修桥、建路、建厂、办企业。
民国初年，军阀长期混战，社会治安混乱，时常兵匪勾结、沆瀣一气。而开平华侨家庭大多富裕，因此吸引了兵匪的注意。从民国元年至民国19年，开平发生影响较大的劫掠事件就有7次，匪徒们不但杀人掠货，甚至攻打县城。
消息传到海外，华侨们十分担心亲族的生命安全，于是积极倡议并且尽力建造兼具防御和居住功能的碉楼。高耸坚固的外墙、只能从内部反锁的铁门铁窗、楼顶兼顾放哨与反击的射击口，一座座碉楼庇护着侨眷躲过一次次危难。
一封封银信、一件件侨批，跨越万水千山，回到故土，传递着亲情、爱情和乡情；讲述着华侨先贤敢于冒险，远赴异国他乡拼搏奋斗的感人故事；记录着华人华侨历尽艰辛、艰苦创业、回馈桑梓故土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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