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变后,社会从小共同体发展到大共同体,出现了很多新问题。儒家试图用血缘关系解决问题,还是体现了政治思想上的低能和懒惰。看着后视镜开车,永远都是危险的驾驶方式,不知死活。
顾炎武以为『唐代的君主虽然知道不能恢复封建制,但还是保留了魏晋时再发展起来的大家族制度,天下苍黄之际,大家族可以凭此自保』,这也是典型的看后视镜开车,还总结教程。实则魏晋的大家族制,是由于汉朝微调秦制后开的bug(察举制导致官僚家族化、官员免税赋导致民户投靠而脱离政府黄册)而衍生出来的,并经过社会解体、军阀大乱再到三国两晋及五胡大乱、北朝再分裂再统一等前后两轮社会从崩溃到重建后沉淀出来的社会运作机制,这不是一个皇朝政府可以通过行政命令消灭的,但是,唐朝从建政之初就一直致力于限制、打击部分高门。
顾炎武以为『唐代的君主虽然知道不能恢复封建制,但还是保留了魏晋时再发展起来的大家族制度,天下苍黄之际,大家族可以凭此自保』,这也是典型的看后视镜开车,还总结教程。实则魏晋的大家族制,是由于汉朝微调秦制后开的bug(察举制导致官僚家族化、官员免税赋导致民户投靠而脱离政府黄册)而衍生出来的,并经过社会解体、军阀大乱再到三国两晋及五胡大乱、北朝再分裂再统一等前后两轮社会从崩溃到重建后沉淀出来的社会运作机制,这不是一个皇朝政府可以通过行政命令消灭的,但是,唐朝从建政之初就一直致力于限制、打击部分高门。
我刚看完吴晓波先生的《跌荡一百年》。吴晓波先生在书的前言部分说:“在过去的100多年里,中国官吏和精英阶层一直致力于国家的重建与民族的复兴。而富有悲剧性的是,每隔30~40年,这一进程就会被外乱或内患打断,这使得中国的企业史成为一部缺乏传承感的历史。对于中国商业进步的缓慢……我们仅从企业史的视角来进行观察。我们看到的是三个现象:一是意识形态争论对现代化的干扰,二是中央集权观念对国家商业主义的催生,三是传统的轻商和官商文化对新生企业家阶层的影响。让人叹息的是,在洋务运动后的多次经济变革运动中,这三个命题都幽灵般地随影而至,无法摆脱。即便到了百年后的1978年,当中国再度开始经济变革的时候,这三大命题仍然困扰着这个国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直没有跳出一个成长的逻辑圈……中国的商业历史总是不押韵的,粗糙而缺乏修饰,像极了我们坎坷而迷茫的人生……”
旺姐:“我国政府将致力于打击贪污,这是重建国家的其中一个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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