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其實一直都沒有變
無論是從外在還是内心
依舊保持著自己的態度及特色
或許有人會不喜歡
但這關我屁事！
從不掩飾自己的行為、嗜好、表情
也樂於分享所有的一切(話題無設限)
但這並不表示你們有權力消譴或詆毁我的作風及人品
然後換成是我去這樣做
對方卻不樂意了
難道人與人之間有高低貴賤？
的確有
但我懶得去鳥這種人
當我選擇沉默
卻有人看不爽我時
很顯然是存在挑釁意味
不是我～
那就是他嘍！
無論是從外在還是内心
依舊保持著自己的態度及特色
或許有人會不喜歡
但這關我屁事！
從不掩飾自己的行為、嗜好、表情
也樂於分享所有的一切(話題無設限)
但這並不表示你們有權力消譴或詆毁我的作風及人品
然後換成是我去這樣做
對方卻不樂意了
難道人與人之間有高低貴賤？
的確有
但我懶得去鳥這種人
當我選擇沉默
卻有人看不爽我時
很顯然是存在挑釁意味
不是我～
那就是他嘍！
【南方甜北方咸，只有油条能让大家达成一致】“鲁迅先生的原稿，在拉都路一家炸油条的那里用着包油条，我得到了一张，是译《死魂灵》的原稿，写信告诉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不以为稀奇。”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里这样写道。
沪上的清早，从弄堂里盥洗的声音开始，伴随着大饼油条店里飘出的油香达到高潮。1935年，住在上海拉都路351号的萧红和萧军夫妇，像往常一样下楼买早餐，看到《死魂灵》的译稿，包在油条外面，心情该很复杂。
不知道当年萧红和萧军最后有没有吃下那根油条，但在上海，无论是清早起来买菜的姆妈，还是吃倦了西餐的老克勒，都要围着早餐店里的“四大金刚”打转。
大饼、粢饭、豆浆、油条，这里面的核心人物当属油条。小臂长甚至小臂粗，金灿灿、直愣愣地立在铁线筐里，那种泛着油光的傻劲儿，让人眼馋。
蘸着酱油，成了泡饭的小菜；掰成一段段，泡进甜豆浆，慢慢回软；厚厚的糯米裹着，粢饭团变成了软糯与酥脆的结合体。上海人对于油条的爱浑然一体，不会有粢饭团还是粢饭糕之争，也不会因为嗜甜还是嗜咸闹得不欢而散。
不光是上海，全国人民都共享着这份热爱。
天津的煎饼摊旁总有油条铺。鸡蛋绿豆面薄饼，要配上旁边现炸的馃子（油条）才最对路。
老广早起去饮茶，桌上总能看到炸两的身影。把油条一分为二，整条包进肠粉里，切成小块，淋上豉油，略洒葱花，内脆外滑，和生滚粥是绝配。
连汪曾祺这位贪吃并且吃的天马行空的食客，也没有放过油条：“塞肉回锅油条，这是我的发明，可以申请专利。油条切成寸半长的小段，用手指将内层掏出空隙，塞入肉茸、葱花、榨菜末，下油锅重炸。油条有矾，较之春卷尤有风味。回锅油条极酥脆，嚼之真可声动十里人。”
试想，这个世界上如果不曾出现过油条，不知要徒增多少黯然神伤之人。
“经油一炸，两根面条相缠相粘，合二为一”，在相信历史必然论的人眼中，油条的出现，不是一次偶得。早在北魏，便有油炸面食的相关记载。2000多年前《齐民要术》里“饼法”一章中记录下了人们在寒食节的食物——寒具。寒具又叫环饼，面团里加糖水，用牛羊的脂膏烹炸，极为美脆。这种油炸食品便是今天馓子的前身。
关于油条的正式登场，目前流传度最广的是我们小时候都听过的南宋民间故事——精忠报国的岳飞、奸佞狡诈的秦桧、义愤填膺的百姓、以形比形的油炸桧。诸如此类的传说，无疑赋予了油条特定的文化内涵，更促使它成为人人津津乐道的一份吃食。
民间故事的真实性已经无从考证。至少从客观条件上来看，“麻油”，也就是芝麻油，在唐宋以后已经成为极其普遍的烹任素油，这为油炸面食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原料基础。
再后来，油条的势力范围伴随着几次人口往来与都城迁移不断的扩大。到了清朝咸丰年间，油条已经成为南北各省人民共同的嗜好。有的地方叫它馃子，有的地方叫它油馍，还有的地方叫它油炸鬼一一对应下来，便是今天的天津、河南和广东地区。只不过到了今天，油条解的不再是心头之恨，而是口舌之欢。
蓬松加酥脆带来的魅力，无人可以抵挡。尤其当人身在异乡，偶遇油条的兴奋，在中超买到老干妈的心情也不能比拟。
在马来西亚，油条摇身一变，成为肉骨茶的好伴侣；它还会被放在红茶或者咖啡旁侧，组成具有东南亚风情的早餐搭配。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都能找到油条的忠实拥簇，这要感谢当年漂洋过海的华人，那“一盅两件”的乡情，在陌生的土壤里扎根。
之前朋友去西班牙出差，被橄榄油浸的头晕目眩，发短信求救：“快，告诉我明天该吃啥？现在看见Tapas（塔帕斯）和Paella（西班牙海鲜饭）的字母组合已经开始出冷汗了。”
我一边在心里暗搓搓替他的中国胃感到惋惜，一边郑重其事在屏幕里敲下几个字母：Churros（西班牙炸油条）！大概13个小时之后，也就是马德里时间的早晨，一条新消息弹出来：“西班牙人太会吃了！把Espresso（意式浓缩咖啡）换成豆浆就完美了。”
Churros是西班牙人的炸油条。小麦粉、水、再加上一点盐，在花型嘴里挤压成带棱的条状，油炸，蘸糖，齐活儿，没什么神秘可言。相比之下，关于Churros的由来，就显得扑朔迷离。一种说法是Churros诞生于西班牙游牧牧民之手。牧民们随水草而居，耕地缺乏，没法像平原的人们一样幸福地坐在家里慢慢等待面包的出炉。一种面包的替代品应运而生。随做随用的面团，只要在烧热的锅上煎炸便能立即果腹。
虽然没什么关于此种说辞的书面记载，但伊比利亚半岛的确存在一种叫“Navajo-Churro”的羊，仔细看的话，油炸Churros的外形和动物Churro的羊角还十分相似。
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听起来很像 “马可波罗把面条带回了意大利（意大利面源自中国的说法后被证实有误）”的故事。大航海时代，也就是中国的明代，葡萄牙来往亚洲的船只密集，辣椒、番茄、土豆这些原产于美洲的食物在这一时期纷纷进入中国。与之相对的，葡萄牙水手也把土生土长的中国食物带回了故乡，油条可能便是其中之一。
从葡萄牙再流转到西班牙，就简单得多。十五到十六世纪，出海的西班牙或者葡萄牙船只，通常都会在里斯本停泊补给，葡萄牙人能带回来的东西，西班牙人必然要分一杯羹。
几百年后的今天，当人们用裹满砂糖的Churros蘸着热巧克力，或者把Churros当成勺子去剜下冰淇淋尖儿的时候，它是高山牧民的果腹之物还是葡萄牙水手的“东学西渐”，谁在意呢。
对了，关于油条包原稿那件事，鲁迅后来回了信：“我的原稿的境遇，许知道了似乎有点悲哀，我是满足的，居然还可以包油条，可见还有一些用处。我自己是在擦桌子的，因为我用的是中国纸，北洋纸能吸水。”不管得不得志，大家对油炸碳水的热爱都没变过呐。
来源： Food&Wine
沪上的清早，从弄堂里盥洗的声音开始，伴随着大饼油条店里飘出的油香达到高潮。1935年，住在上海拉都路351号的萧红和萧军夫妇，像往常一样下楼买早餐，看到《死魂灵》的译稿，包在油条外面，心情该很复杂。
不知道当年萧红和萧军最后有没有吃下那根油条，但在上海，无论是清早起来买菜的姆妈，还是吃倦了西餐的老克勒，都要围着早餐店里的“四大金刚”打转。
大饼、粢饭、豆浆、油条，这里面的核心人物当属油条。小臂长甚至小臂粗，金灿灿、直愣愣地立在铁线筐里，那种泛着油光的傻劲儿，让人眼馋。
蘸着酱油，成了泡饭的小菜；掰成一段段，泡进甜豆浆，慢慢回软；厚厚的糯米裹着，粢饭团变成了软糯与酥脆的结合体。上海人对于油条的爱浑然一体，不会有粢饭团还是粢饭糕之争，也不会因为嗜甜还是嗜咸闹得不欢而散。
不光是上海，全国人民都共享着这份热爱。
天津的煎饼摊旁总有油条铺。鸡蛋绿豆面薄饼，要配上旁边现炸的馃子（油条）才最对路。
老广早起去饮茶，桌上总能看到炸两的身影。把油条一分为二，整条包进肠粉里，切成小块，淋上豉油，略洒葱花，内脆外滑，和生滚粥是绝配。
连汪曾祺这位贪吃并且吃的天马行空的食客，也没有放过油条：“塞肉回锅油条，这是我的发明，可以申请专利。油条切成寸半长的小段，用手指将内层掏出空隙，塞入肉茸、葱花、榨菜末，下油锅重炸。油条有矾，较之春卷尤有风味。回锅油条极酥脆，嚼之真可声动十里人。”
试想，这个世界上如果不曾出现过油条，不知要徒增多少黯然神伤之人。
“经油一炸，两根面条相缠相粘，合二为一”，在相信历史必然论的人眼中，油条的出现，不是一次偶得。早在北魏，便有油炸面食的相关记载。2000多年前《齐民要术》里“饼法”一章中记录下了人们在寒食节的食物——寒具。寒具又叫环饼，面团里加糖水，用牛羊的脂膏烹炸，极为美脆。这种油炸食品便是今天馓子的前身。
关于油条的正式登场，目前流传度最广的是我们小时候都听过的南宋民间故事——精忠报国的岳飞、奸佞狡诈的秦桧、义愤填膺的百姓、以形比形的油炸桧。诸如此类的传说，无疑赋予了油条特定的文化内涵，更促使它成为人人津津乐道的一份吃食。
民间故事的真实性已经无从考证。至少从客观条件上来看，“麻油”，也就是芝麻油，在唐宋以后已经成为极其普遍的烹任素油，这为油炸面食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原料基础。
再后来，油条的势力范围伴随着几次人口往来与都城迁移不断的扩大。到了清朝咸丰年间，油条已经成为南北各省人民共同的嗜好。有的地方叫它馃子，有的地方叫它油馍，还有的地方叫它油炸鬼一一对应下来，便是今天的天津、河南和广东地区。只不过到了今天，油条解的不再是心头之恨，而是口舌之欢。
蓬松加酥脆带来的魅力，无人可以抵挡。尤其当人身在异乡，偶遇油条的兴奋，在中超买到老干妈的心情也不能比拟。
在马来西亚，油条摇身一变，成为肉骨茶的好伴侣；它还会被放在红茶或者咖啡旁侧，组成具有东南亚风情的早餐搭配。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都能找到油条的忠实拥簇，这要感谢当年漂洋过海的华人，那“一盅两件”的乡情，在陌生的土壤里扎根。
之前朋友去西班牙出差，被橄榄油浸的头晕目眩，发短信求救：“快，告诉我明天该吃啥？现在看见Tapas（塔帕斯）和Paella（西班牙海鲜饭）的字母组合已经开始出冷汗了。”
我一边在心里暗搓搓替他的中国胃感到惋惜，一边郑重其事在屏幕里敲下几个字母：Churros（西班牙炸油条）！大概13个小时之后，也就是马德里时间的早晨，一条新消息弹出来：“西班牙人太会吃了！把Espresso（意式浓缩咖啡）换成豆浆就完美了。”
Churros是西班牙人的炸油条。小麦粉、水、再加上一点盐，在花型嘴里挤压成带棱的条状，油炸，蘸糖，齐活儿，没什么神秘可言。相比之下，关于Churros的由来，就显得扑朔迷离。一种说法是Churros诞生于西班牙游牧牧民之手。牧民们随水草而居，耕地缺乏，没法像平原的人们一样幸福地坐在家里慢慢等待面包的出炉。一种面包的替代品应运而生。随做随用的面团，只要在烧热的锅上煎炸便能立即果腹。
虽然没什么关于此种说辞的书面记载，但伊比利亚半岛的确存在一种叫“Navajo-Churro”的羊，仔细看的话，油炸Churros的外形和动物Churro的羊角还十分相似。
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听起来很像 “马可波罗把面条带回了意大利（意大利面源自中国的说法后被证实有误）”的故事。大航海时代，也就是中国的明代，葡萄牙来往亚洲的船只密集，辣椒、番茄、土豆这些原产于美洲的食物在这一时期纷纷进入中国。与之相对的，葡萄牙水手也把土生土长的中国食物带回了故乡，油条可能便是其中之一。
从葡萄牙再流转到西班牙，就简单得多。十五到十六世纪，出海的西班牙或者葡萄牙船只，通常都会在里斯本停泊补给，葡萄牙人能带回来的东西，西班牙人必然要分一杯羹。
几百年后的今天，当人们用裹满砂糖的Churros蘸着热巧克力，或者把Churros当成勺子去剜下冰淇淋尖儿的时候，它是高山牧民的果腹之物还是葡萄牙水手的“东学西渐”，谁在意呢。
对了，关于油条包原稿那件事，鲁迅后来回了信：“我的原稿的境遇，许知道了似乎有点悲哀，我是满足的，居然还可以包油条，可见还有一些用处。我自己是在擦桌子的，因为我用的是中国纸，北洋纸能吸水。”不管得不得志，大家对油炸碳水的热爱都没变过呐。
来源： Food&Wine
律师：张扣扣泄愤杀人不是事实，判处死刑可以，但不要对他污名化
————邓学平律师
驳回精神鉴定申请，不准许三位精神病法医鉴定专家出庭，当庭做出维持死刑的二审裁定。这一切其实都在我们的意料之中。
和一审一样，二审时有关方面继续刻意淡化甚至否认张扣扣的犯罪动机是为母复仇，试图继续将这个案子与23年前的案子进行切割。似乎把张扣扣刻意塑造成一个金钱至上、价值观扭曲、泄愤杀人的形象，就可以让判决获得更多支持。但问题是，这根本不是事实。判处张扣扣死刑可以，但不要对他污名化。这是对张扣扣最大的不尊重。张扣扣委托我一定要帮他澄清这一点，他非常在意这个世界对他的看法。
张扣扣不喝酒、不吸烟、不赌博，几乎没有不良嗜好。用他自己在庭审中的话说，他对金钱也有想法，但知道应该量力而行。张扣扣在主动投案的前一天晚上，为了避风曾经躲在一个ATM小隔间里。期间曾有一个女子当着张扣扣的面取钱，张扣扣还问她现在是几点。当时的张扣扣已经背负三条人命，但并没有对这个女子实施任何伤害。在这个案件之前，张扣扣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记录，因为生活不如意而泄愤杀人又从何说起？
张扣扣是个感情细腻、懂得感恩的人。我曾经将网友写的《张扣扣传》读给他听，他听完潸然泪下。我二审去看守所会见他的时候，他问我一审的助理为何没有一同进来，还问我助理的全名是什么。我笑问是否对我助理有好感，他说人家帮了我，我虽然不能报答什么，但我一定要记住人家。他还说，我有仇报仇有恩报恩。看守所的一个管教对他比较友善，他心存感激，有一次还非常真诚的想要把管教介绍给我认识。二审谈到23年前的案件时，张扣扣当庭感伤落泪。在最后陈述阶段，他特意感谢律师不远千里过来为他辩护。如果不是这件事，张扣扣对这个社会完全是一个无害的人。
为母复仇不被现代法律所认可，但不可否认在民间仍具有相当的民意基础。法律调整的行为具有高度复杂性，是非善恶并非简单的非此即彼的线性关系。我至今仍记得电影《城南旧事》中，借助一个小女孩的口所说的那句话：“我分不清海与天,就像分不清好人与坏人。”为母复仇应当定罪没错，但确实不同于一般的谋杀。在法理和情理的激烈冲突中，在行为的终极社会边界厘定上，司法权威不可忽略公众的参与权利，更不可将社情民意粗暴的斥之为“不明真相”。
公众对张扣扣为母复仇的同情，植根于每个人柔软的内心。这绝非误导或煽动的结果。只懂得宏大叙事和大词说教的人，内心大都会有一种不自觉的傲慢。也许口头上也挂着温情，但这些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因为人文主义指向的永远是独立的、弱小的个体。人文主义的真正精髓，是以同理心和怜悯心去关照和体察被大词遮蔽的个体苦难。
庭审结束后，我在微博发文说，这是一场悲剧，这个事件没有赢家。不久我看到有条留言说，法律是赢家。这样的思维多么可怕。判处一个人死刑、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就能证明法律赢了吗？法律难道还嗜血吗？也许张扣扣案根据现行法律只能这么判，但这是迫不得已，而非法律的积极追求。
不要忘了，刑法的本质是为了保障生命、自由和财产，而非是为了剥夺这一切。惩罚只能是手段，而不能变成了目的本身。一件事情即便是对的，也不意味着顺着逻辑、没有止境的往前延伸还会永远对。绝对化、简单化、粗线条的人，很难懂得文明的奥妙就在于对那些细微差异的把握和拿捏。
国家是历史的产物，禁止私力复仇也有其前提条件。现代社会之所以选择司法救济替代私力复仇，是因为司法更文明、更克制、更理性、更精准。但如果离开了程序正义，司法的上述品质都将无法确保。司法人员在法律适用上具有权威性，但在精神障碍鉴定等专门性问题上不具备专业知识，司法人员不应代替专业鉴定人员自行做出判断。
反对精神鉴定的理由之一是，精神鉴定不应被滥用。这是一个伪命题。精神鉴定不会被滥用，因为鉴定结论会自己说话，正常就是正常不正常就是不正常。启动鉴定程序只会更加确认真相，不会有社会危害。如果张扣扣鉴定后精神正常，法院照样可以正常判决。不准许精神鉴定才会真正被滥用，因为这会导致有精神障碍的被告人被当作精神正常的人给处理了。
启动精神鉴定的成本无非是支付一些鉴定费用。为了维护正义，哪怕天崩地裂。国家为了司法正义做这点投入是值得的。启动精神鉴定可以彰显程序正义，确保最终判决经得起历史和法律的检验。即便最后判决结果没有改变，也可以封堵住悠悠之口，让人心服口服。只有建基在程序正义之上的审判和判决才可以彰显公权救济的文明特质，才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和遏制私力复仇。
精神是否正常是一个技术问题，应该善意的在法治框架内解决。只要当事人或其辩护人提出了，法院就应该启动鉴定，以充分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体现少杀慎杀的国家刑事司法政策。如果是否启动精神鉴定要看办案单位的心情，那么社会上关于有权有势才能精神病的传言就很难澄清。遗憾的是在张扣扣案中，精神障碍鉴定这一本应由专业法医解决的问题变成了法律人之间的语言厮杀。
张扣扣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人。他最特殊之处就在于他超脱了生死，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他曾亲口对我说他视死如归，二审又当庭说出宁死不屈四个字。一般的杀人犯一旦归案，生命就进入了倒计时，此后都是在惶恐、焦虑和绝望中度过。但张扣扣在看守所每天坚持锻炼和阅读，见我的时候言谈自然、表情丰富、有说有笑。很多被告人听到法院死刑立即执行几个字的时候，精神都会瞬间崩溃，但张扣扣置之淡然。张扣扣坚持认为他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对于任何结果都能坦然接受。张扣扣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死得其所，也许是对他最好的注脚。
法律是社会秩序的一部分，但绝非全部。司法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而非简单的比照法条输出判决。最高法前副院长沈德咏强调：“任何刑事案件都并非孤立的事件，受诉法院不仅要关注案件本身的事实，还要注意分析案件发生的深层原因”、“要高度关注社情民意，将个案的审判置于天理、国法、人情之中综合考量。”期待这样充满智慧的语言，能够早日真正融入进司法人员的办案日常。
张扣扣一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当然有他的局限性。为张扣扣辩护，并非是要将他作为正面典型去推崇或歌颂。说到底，张扣扣的行为不应该被社会所仿效。张扣扣也许很快就将远行，但没有张扣扣的社会是否就一定会更加安全？这场悲剧的唯一启示就是，我们的社会必须要进一步加强法治建设，让司法变得可触及、可信赖、可依靠。法治是我们这个社会唯一的安全出口。
————邓学平律师
驳回精神鉴定申请，不准许三位精神病法医鉴定专家出庭，当庭做出维持死刑的二审裁定。这一切其实都在我们的意料之中。
和一审一样，二审时有关方面继续刻意淡化甚至否认张扣扣的犯罪动机是为母复仇，试图继续将这个案子与23年前的案子进行切割。似乎把张扣扣刻意塑造成一个金钱至上、价值观扭曲、泄愤杀人的形象，就可以让判决获得更多支持。但问题是，这根本不是事实。判处张扣扣死刑可以，但不要对他污名化。这是对张扣扣最大的不尊重。张扣扣委托我一定要帮他澄清这一点，他非常在意这个世界对他的看法。
张扣扣不喝酒、不吸烟、不赌博，几乎没有不良嗜好。用他自己在庭审中的话说，他对金钱也有想法，但知道应该量力而行。张扣扣在主动投案的前一天晚上，为了避风曾经躲在一个ATM小隔间里。期间曾有一个女子当着张扣扣的面取钱，张扣扣还问她现在是几点。当时的张扣扣已经背负三条人命，但并没有对这个女子实施任何伤害。在这个案件之前，张扣扣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记录，因为生活不如意而泄愤杀人又从何说起？
张扣扣是个感情细腻、懂得感恩的人。我曾经将网友写的《张扣扣传》读给他听，他听完潸然泪下。我二审去看守所会见他的时候，他问我一审的助理为何没有一同进来，还问我助理的全名是什么。我笑问是否对我助理有好感，他说人家帮了我，我虽然不能报答什么，但我一定要记住人家。他还说，我有仇报仇有恩报恩。看守所的一个管教对他比较友善，他心存感激，有一次还非常真诚的想要把管教介绍给我认识。二审谈到23年前的案件时，张扣扣当庭感伤落泪。在最后陈述阶段，他特意感谢律师不远千里过来为他辩护。如果不是这件事，张扣扣对这个社会完全是一个无害的人。
为母复仇不被现代法律所认可，但不可否认在民间仍具有相当的民意基础。法律调整的行为具有高度复杂性，是非善恶并非简单的非此即彼的线性关系。我至今仍记得电影《城南旧事》中，借助一个小女孩的口所说的那句话：“我分不清海与天,就像分不清好人与坏人。”为母复仇应当定罪没错，但确实不同于一般的谋杀。在法理和情理的激烈冲突中，在行为的终极社会边界厘定上，司法权威不可忽略公众的参与权利，更不可将社情民意粗暴的斥之为“不明真相”。
公众对张扣扣为母复仇的同情，植根于每个人柔软的内心。这绝非误导或煽动的结果。只懂得宏大叙事和大词说教的人，内心大都会有一种不自觉的傲慢。也许口头上也挂着温情，但这些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因为人文主义指向的永远是独立的、弱小的个体。人文主义的真正精髓，是以同理心和怜悯心去关照和体察被大词遮蔽的个体苦难。
庭审结束后，我在微博发文说，这是一场悲剧，这个事件没有赢家。不久我看到有条留言说，法律是赢家。这样的思维多么可怕。判处一个人死刑、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就能证明法律赢了吗？法律难道还嗜血吗？也许张扣扣案根据现行法律只能这么判，但这是迫不得已，而非法律的积极追求。
不要忘了，刑法的本质是为了保障生命、自由和财产，而非是为了剥夺这一切。惩罚只能是手段，而不能变成了目的本身。一件事情即便是对的，也不意味着顺着逻辑、没有止境的往前延伸还会永远对。绝对化、简单化、粗线条的人，很难懂得文明的奥妙就在于对那些细微差异的把握和拿捏。
国家是历史的产物，禁止私力复仇也有其前提条件。现代社会之所以选择司法救济替代私力复仇，是因为司法更文明、更克制、更理性、更精准。但如果离开了程序正义，司法的上述品质都将无法确保。司法人员在法律适用上具有权威性，但在精神障碍鉴定等专门性问题上不具备专业知识，司法人员不应代替专业鉴定人员自行做出判断。
反对精神鉴定的理由之一是，精神鉴定不应被滥用。这是一个伪命题。精神鉴定不会被滥用，因为鉴定结论会自己说话，正常就是正常不正常就是不正常。启动鉴定程序只会更加确认真相，不会有社会危害。如果张扣扣鉴定后精神正常，法院照样可以正常判决。不准许精神鉴定才会真正被滥用，因为这会导致有精神障碍的被告人被当作精神正常的人给处理了。
启动精神鉴定的成本无非是支付一些鉴定费用。为了维护正义，哪怕天崩地裂。国家为了司法正义做这点投入是值得的。启动精神鉴定可以彰显程序正义，确保最终判决经得起历史和法律的检验。即便最后判决结果没有改变，也可以封堵住悠悠之口，让人心服口服。只有建基在程序正义之上的审判和判决才可以彰显公权救济的文明特质，才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和遏制私力复仇。
精神是否正常是一个技术问题，应该善意的在法治框架内解决。只要当事人或其辩护人提出了，法院就应该启动鉴定，以充分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体现少杀慎杀的国家刑事司法政策。如果是否启动精神鉴定要看办案单位的心情，那么社会上关于有权有势才能精神病的传言就很难澄清。遗憾的是在张扣扣案中，精神障碍鉴定这一本应由专业法医解决的问题变成了法律人之间的语言厮杀。
张扣扣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人。他最特殊之处就在于他超脱了生死，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他曾亲口对我说他视死如归，二审又当庭说出宁死不屈四个字。一般的杀人犯一旦归案，生命就进入了倒计时，此后都是在惶恐、焦虑和绝望中度过。但张扣扣在看守所每天坚持锻炼和阅读，见我的时候言谈自然、表情丰富、有说有笑。很多被告人听到法院死刑立即执行几个字的时候，精神都会瞬间崩溃，但张扣扣置之淡然。张扣扣坚持认为他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对于任何结果都能坦然接受。张扣扣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死得其所，也许是对他最好的注脚。
法律是社会秩序的一部分，但绝非全部。司法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而非简单的比照法条输出判决。最高法前副院长沈德咏强调：“任何刑事案件都并非孤立的事件，受诉法院不仅要关注案件本身的事实，还要注意分析案件发生的深层原因”、“要高度关注社情民意，将个案的审判置于天理、国法、人情之中综合考量。”期待这样充满智慧的语言，能够早日真正融入进司法人员的办案日常。
张扣扣一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当然有他的局限性。为张扣扣辩护，并非是要将他作为正面典型去推崇或歌颂。说到底，张扣扣的行为不应该被社会所仿效。张扣扣也许很快就将远行，但没有张扣扣的社会是否就一定会更加安全？这场悲剧的唯一启示就是，我们的社会必须要进一步加强法治建设，让司法变得可触及、可信赖、可依靠。法治是我们这个社会唯一的安全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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