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日记】5月1日从东京成田机场搭乘东航MU524航班回到上海的毕业生，西瓜同学发来plog。图1~图9分别是：成田机场排队值机、日本离境确认表格、登机口排队登机、机上餐食、机上填写健康申明卡、浦东机场排队入境、机场免费核酸检测、隔离观察须知、酒店收费告知书。根据西瓜同学的描述，乘客和工作人【回国日记】5月1日从东京成田机场搭乘东航MU524航班回到上海的毕业生，西瓜同学发来plog。图1~图9分别是：成田机场排队值机、日本离境确认表格、登机口排队登机、机上餐食、机上填写健康申明卡、浦东机场排队入境、机场免费核酸检测、隔离观察须知、酒店收费告知书。根据西瓜同学的描述，乘客和工作人员都做了很好的防护，也都自觉配合工作。以下几点是西瓜同学给准备回国的小伙伴们的建议：1.落地后海关会把乘客分为上海户籍和非上海户籍，非上海户籍需要扫码登记个人信息2.之后大约30人一组，随机分配至隔离酒店，酒店条件不一，收费不一，去哪全看运气3.有些酒店条件很差，建议小伙伴们自备床单、被罩等贴身日用品4.上海最近升温，可以准备一双凉拖虽然条件艰苦点儿，但是十四天包吃住，三千块左右的价格在上海真的很便宜了。也祝西瓜同学平安结束隔离~早日回到家人身边感谢之前小张同学和这次西瓜同学分享的内容，对有需要的小伙伴很有参考意义。如果你也有信息想要分享给大家，欢迎随时联系案内君~（图片由西瓜同学提供，发稿已取得本人同意）
【郭沫若的“创作谈”】1949年—1978年，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相当关键的时期，郭沫若57岁-86岁。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李斌将这一时期称为“晚年郭沫若”，在其新书《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中还原了这位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的人生面向。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称多县法院：“巡回办案﹢诉前调解”高效解纠纷
“欢迎玉树行采访组来到我们法院！”8月25日，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苏小龙见到本报“庆百年华诞·看法治青海”大型采访玉树行采访组一行后热情地说道。
近年来，称多县法院始终把基层法律案件调撤作为重点来抓，案件调撤率达90%以上。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全国第一批“马背法庭”，称多县法院以“宁愿自己多跑路，也要让群众少跑腿”为宗旨，使审判工作更贴近基层、贴近群众，不断满足群众的司法新需求。
继承发扬“马背法庭”精神
继承发扬“马背法庭”精神“马背法庭”犹如流动的符号，“群众在哪里，法律服务就延伸到哪里”，写下司法为民的法治信仰。称多县法院法官南龙介绍，为了满足牧民群众的司法需求，1989年，称多县法院决定组建一个特殊的法庭——“马背法庭”，这也是全国第一批“马背法庭”。他有幸成为第一批“马背法官”中的一员。“巴颜喀拉山海拔4824米，离称多县清水河镇40公里，当时我们自称是‘屹立在巴颜喀山脚下的马背法庭’，通过巡回审判的方式，开展“巡、立、审、执、教”一体化的巡回‘马背法庭’，以现场立案，就地审理的方式，使牧民群众在帐篷前就可以解决纠纷，这样不仅方便了群众的诉讼，也减少了群众的诉累。因此，称多县法院的案件调解率直线上升，调撤率达90%以上。”南龙说道。“马背法庭”，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少数民族地区化解农牧民矛盾纠纷的重要工作方式，其中一起案件令南龙记忆深刻。有一年，南龙接到一起同居关系分家析产纠纷案，原告白某与被告扎某是生活在离乡镇很远的牧民，于是南龙与同事骑马到男方扎某家处理此案。到达目的地后，经过调解，两人达成了协议，分割了共同财产。南龙说，“女方白某想将分到的50多头牛羊以及酥油、曲拉等运回清水河镇的家中，但她一人势单力薄无法运回，就请求我们帮忙！”没有多想，南龙与同事用3匹马将白某所得的财物驮在马背上，同时将50多头牛羊赶上，前往距离60公里开外的目的地，途中下起了鹅毛大雪，零下20多摄氏度的极寒天气下，积雪有50公分左右，每迈一步都很困难。从下午7时左右出发，直到次日的早晨才到。“记得到达清水河镇时，我们已被冻得手脚麻木、意识模糊。现在想想，如果再让我们多走10公里左右，可能命都没了，但我们从不后怕也不后悔，作为马背上的法官，就是要将司法为民落到实处。”南龙说。称多县法院法官发扬与继承“马背法庭”精神，深入农村牧区、田间地头化解纠纷，奔赴扎朵、清水河、歇武等偏远乡镇，开展巡回办案，就地立案、就地调解。自今年4月15日至今，共组织开展大规模巡回办案3次，结合巡回办案开展法治宣讲3场次。现场立案民事案件17件、执行案件4件，办结或执结21件，巡回办案及法治宣传行程800余公里。此外，现场调处矛盾纠纷18起，发放法治宣传资料300余份，接待群众法律咨询60人次。
调判结合案结事了
2018年12月1日，达某从普某处购买了一部手机作价3500元，后只支付了1100元，剩余钱款未支付。为此，普某将其诉至称多县法院。称多县法院汉藏双语法官更松文毛告诉记者，普某与达某的买卖合同纠纷案是一起很普通的案件，由于被告达某法律意识淡薄，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侵犯了普某的利益。普某多次向其催要，达某不但不履行义务，还扬言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矛盾不断激化，两人积怨无法消除，很可能会通过极端武力行为解决此事，从民事诉讼案件演变为刑事案件。对于此案，不能一味地以涉案金额多少作为案件处理的理由，而应先以调解双方矛盾为核心。这起案件经过更松文毛的耐心调解，最终达某表示愿意支付剩下的欠款。更松文毛说，26年的基层法律工作，让她感触最深的就是法律带给群众的公正性，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多年的基层法律经验告诉她，在开展基层法律调解工作中，应找到一套适合基层农牧区的办案方法，最大限度化解群众之间的矛盾，消除各类隐患，法律调解的同时也得注重法律宣传，法律宣传可以提升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储备。同时，可减少一个区域内的民、刑事诉讼案件，减少法律成本，优化法律资源，取得良好社会效果。“我们在基层开展民事案件调处过程中，不论案子涉及的标的额是多少，一律采取以‘调解为主，判决为辅，调判结合’的原则。首先要对当事人的思想动态、认知能力进行详细了解，在此基础上结合地区特色，尊重地区村规民约，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细心、耐心地调解双方矛盾，明确双方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从而达成和解协议，最终撤案。”更松文毛说。
多举措为民办实事
今年6月10日，称多县法院为务工人员劳务诉讼开“绿灯”，快立、快审、快执一系列案，用时2个月为30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务费160余万元。称多县法院相关处室负责人介绍，在执行工作中，称多县法院力争在破解“执行难”上有新作为，执行干警坚持能动司法，为大局服务，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自觉加快办案进度，提高执行效率，通过集中执行、突击执行，执结了一批涉及务工人员讨薪、易地搬迁以及其他疑难复杂案件。今年上半年，称多县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82件，执结48件，执结率为58.54%，执行标的到位金额191.49万元。称多县法院全面开展涉诉信访及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扎实推进岁末年初“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及时审理欠薪案件，强化违法惩戒，积极化解劳资矛盾纠纷，有力推进务工人员工资清欠工作，全力化解矛盾纠纷，确保称多县政治和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为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提供法律保障。“今后，称多县法院将继续推进法院建设，发扬‘马背法庭’优良传统，做好基层法律案件调解，继续探索为民服务的新路子、新方法，主动延伸审判职能，不断提升群众司法满意度，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苏小龙说道。（来源：青海法治报）
“欢迎玉树行采访组来到我们法院！”8月25日，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苏小龙见到本报“庆百年华诞·看法治青海”大型采访玉树行采访组一行后热情地说道。
近年来，称多县法院始终把基层法律案件调撤作为重点来抓，案件调撤率达90%以上。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全国第一批“马背法庭”，称多县法院以“宁愿自己多跑路，也要让群众少跑腿”为宗旨，使审判工作更贴近基层、贴近群众，不断满足群众的司法新需求。
继承发扬“马背法庭”精神
继承发扬“马背法庭”精神“马背法庭”犹如流动的符号，“群众在哪里，法律服务就延伸到哪里”，写下司法为民的法治信仰。称多县法院法官南龙介绍，为了满足牧民群众的司法需求，1989年，称多县法院决定组建一个特殊的法庭——“马背法庭”，这也是全国第一批“马背法庭”。他有幸成为第一批“马背法官”中的一员。“巴颜喀拉山海拔4824米，离称多县清水河镇40公里，当时我们自称是‘屹立在巴颜喀山脚下的马背法庭’，通过巡回审判的方式，开展“巡、立、审、执、教”一体化的巡回‘马背法庭’，以现场立案，就地审理的方式，使牧民群众在帐篷前就可以解决纠纷，这样不仅方便了群众的诉讼，也减少了群众的诉累。因此，称多县法院的案件调解率直线上升，调撤率达90%以上。”南龙说道。“马背法庭”，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少数民族地区化解农牧民矛盾纠纷的重要工作方式，其中一起案件令南龙记忆深刻。有一年，南龙接到一起同居关系分家析产纠纷案，原告白某与被告扎某是生活在离乡镇很远的牧民，于是南龙与同事骑马到男方扎某家处理此案。到达目的地后，经过调解，两人达成了协议，分割了共同财产。南龙说，“女方白某想将分到的50多头牛羊以及酥油、曲拉等运回清水河镇的家中，但她一人势单力薄无法运回，就请求我们帮忙！”没有多想，南龙与同事用3匹马将白某所得的财物驮在马背上，同时将50多头牛羊赶上，前往距离60公里开外的目的地，途中下起了鹅毛大雪，零下20多摄氏度的极寒天气下，积雪有50公分左右，每迈一步都很困难。从下午7时左右出发，直到次日的早晨才到。“记得到达清水河镇时，我们已被冻得手脚麻木、意识模糊。现在想想，如果再让我们多走10公里左右，可能命都没了，但我们从不后怕也不后悔，作为马背上的法官，就是要将司法为民落到实处。”南龙说。称多县法院法官发扬与继承“马背法庭”精神，深入农村牧区、田间地头化解纠纷，奔赴扎朵、清水河、歇武等偏远乡镇，开展巡回办案，就地立案、就地调解。自今年4月15日至今，共组织开展大规模巡回办案3次，结合巡回办案开展法治宣讲3场次。现场立案民事案件17件、执行案件4件，办结或执结21件，巡回办案及法治宣传行程800余公里。此外，现场调处矛盾纠纷18起，发放法治宣传资料300余份，接待群众法律咨询60人次。
调判结合案结事了
2018年12月1日，达某从普某处购买了一部手机作价3500元，后只支付了1100元，剩余钱款未支付。为此，普某将其诉至称多县法院。称多县法院汉藏双语法官更松文毛告诉记者，普某与达某的买卖合同纠纷案是一起很普通的案件，由于被告达某法律意识淡薄，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侵犯了普某的利益。普某多次向其催要，达某不但不履行义务，还扬言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矛盾不断激化，两人积怨无法消除，很可能会通过极端武力行为解决此事，从民事诉讼案件演变为刑事案件。对于此案，不能一味地以涉案金额多少作为案件处理的理由，而应先以调解双方矛盾为核心。这起案件经过更松文毛的耐心调解，最终达某表示愿意支付剩下的欠款。更松文毛说，26年的基层法律工作，让她感触最深的就是法律带给群众的公正性，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多年的基层法律经验告诉她，在开展基层法律调解工作中，应找到一套适合基层农牧区的办案方法，最大限度化解群众之间的矛盾，消除各类隐患，法律调解的同时也得注重法律宣传，法律宣传可以提升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储备。同时，可减少一个区域内的民、刑事诉讼案件，减少法律成本，优化法律资源，取得良好社会效果。“我们在基层开展民事案件调处过程中，不论案子涉及的标的额是多少，一律采取以‘调解为主，判决为辅，调判结合’的原则。首先要对当事人的思想动态、认知能力进行详细了解，在此基础上结合地区特色，尊重地区村规民约，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细心、耐心地调解双方矛盾，明确双方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从而达成和解协议，最终撤案。”更松文毛说。
多举措为民办实事
今年6月10日，称多县法院为务工人员劳务诉讼开“绿灯”，快立、快审、快执一系列案，用时2个月为30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务费160余万元。称多县法院相关处室负责人介绍，在执行工作中，称多县法院力争在破解“执行难”上有新作为，执行干警坚持能动司法，为大局服务，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自觉加快办案进度，提高执行效率，通过集中执行、突击执行，执结了一批涉及务工人员讨薪、易地搬迁以及其他疑难复杂案件。今年上半年，称多县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82件，执结48件，执结率为58.54%，执行标的到位金额191.49万元。称多县法院全面开展涉诉信访及基层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扎实推进岁末年初“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及时审理欠薪案件，强化违法惩戒，积极化解劳资矛盾纠纷，有力推进务工人员工资清欠工作，全力化解矛盾纠纷，确保称多县政治和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为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提供法律保障。“今后，称多县法院将继续推进法院建设，发扬‘马背法庭’优良传统，做好基层法律案件调解，继续探索为民服务的新路子、新方法，主动延伸审判职能，不断提升群众司法满意度，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苏小龙说道。（来源：青海法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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