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

印光法师力荐的《太上感应篇》：入世圣贤之道，出世仙佛之基

“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

这句广为人知的网络流行语，常常被用于回复，出现在令人愤慨的新闻报道末尾评论框中，其间所透露出朴素的因果轮回观念，就离不开一本传统文化名作的熏陶影响，即《太上感应篇》。

北宋末年，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曾为《太上感应篇》作颂：“人之一性，湛然圆寂。涉境对动，种种皆妄。一念失正，即是地狱。敬诵斯文，发立汗下。煨烬心火，驯服气马。既以自镜，且告来者”。这篇颂文也被收录在《道藏》中，题为《虚静天师颂》。由此可见《太上感应篇》在道教的重要地位。

作为流传已久、首屈一指的劝善书，《太上感应篇》的出处已不可考，就连博闻强记的印光法师，也表示：“《感应篇》通行本，有太上二字，谓为老子所作，亦有谓本抱朴子而广之。”

但为何佛教的高僧，却向大众力荐道教的经典？印祖则如是言：“不必究其为何人所作，只取其书所说之益。所谓不以人废言也。圣人立法，固不必定取圣人所说为法，只取其益世道人心为事。”

康熙朝十五年（1676年）状元彭定求曾说：“非谓读此书可以作状元宰相，而状元宰相决不可不读此书。”因此，这本书又被称为“元宰必读书”。而且，印光大师也对此深表赞同，在《文钞·复朱仲华居士书一》中，印光大师就劝谏来信者：

“又提倡因果报应，莫善于教人受持《太上感应篇》、《文昌阴骘文》。以善恶类书，一目了然，易于获益。彭定求从小日诵此二书，至中状元作尚书时犹日日诵之。且得暇恭书送人，题为“元宰必读书”。《跋》曰：“非谓读此可以作状元宰相，而状元宰相决不可不读此书。”可知此书之要矣。”

在《感应篇直讲序》中，印光法师又进一步从佛道修行的角度，再次点明了此书的重要作用：

“然见仁见智，各随其人之性质。此书究极而论，止乎成仙。若以大菩提心行之，则可以超凡入圣，了生脱死，断三惑以证法身，圆福慧以成佛道，况区区成仙之人天小果而已乎。”

（然而见仁见智，各随每个人的性质。《太上感应篇》从文字上来说，最多直到成仙而已。如果你能以大菩提心去践行《太上感应篇》的内容，那就能超凡入圣，了脱生死，断除三惑，亲证法身，福慧双全，圆成佛道，何况只是区区成仙这样的人天小果而已呢？）

《太上感应篇》全文仅约一千二百余字，以开头的“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十六字为纲，接着叙说人若想长生多福，必须行善积德，并列举了二十多条善行，一百多条恶行，作为趋善避恶的准绳。要求人们“不履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

尤其书中特别强调“立善多端，莫先忠孝”，得道的根基就在于此，要求人从一念起处下工夫。最后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积善天必降福，行恶天必降祸作结。

这些流传已久的朴素观念，不但道教徒奉之、行之，视为珍宝，历代儒、佛大家也多以《感应篇》作为其善恶报应，修身处世之法宝而加以广泛注解和宣扬。

在《太上感应篇》文末的《广劝流通文》中，还记载着历朝历代帝王，都对感应篇极为推崇奉行：

“感应篇起初是在道藏中，自从宋朝的真宗皇帝赐钱百万，命令工人刊刻，然后才大显于世；当时的贤人君子，都极力的尊行奉持。明朝的世宗皇帝，也曾经为感应篇作序，并且颁行天下。清朝顺治十三年，皇帝谕令刊刻感应篇，颁赐给群臣，并且遍及读书人。”

《颜氏家训·教子篇》中有“教妇初来,教儿婴孩”一说，指对一个人施加教育应该及时及早，而《太上感应篇》，就是最佳的教材之一。印祖曾在《文钞·复邵慧圆居士书三》中劝说：“祈以《感应篇》教子孙，终身诵之，胜于小学韵语多矣。”

而什么是子女教育中最应当重视的，印祖在《文钞·复马宗道居士书一》中也进行了说明：

“宜令儿女等同读《阴骘文》、《感应篇》，为彼讲说。俾知为人之道，及三世因果之理。则将来自不至流为暴恶。彼杀父杀母废伦免耻者，皆由最初不知为人之道，及因果报应。一闻邪说，遂极力依此，以逞其肆无忌惮之心，为可哀也。”

作为千古流传的善书，《太上感应篇》被历朝历代无数人注解，应该选择哪一种版本入门为佳？印祖也早已替大家做出过定论：

“此书注解甚多，唯清元和惠栋之笺注，最为精深宏畅，惜非博学之士不能阅。”

（《太上感应篇》的注解很多，其中清元和惠栋的笺注，最为精深宏畅，可惜只有那些博学之士才容易看懂。）

“次则汇编，实为雅俗同观之最上善本，而不甚通文之妇孺，犹难领会。”

（其次是《感应篇汇编》，实在是雅俗同观的最上善本，但是对于不太通达文言的妇女儿童，还是难以领会。）

“唯直讲一书，为能普益。然文虽浅显，词甚优美。浅而不俗，最易感人。”

（唯独《感应篇直讲》这本书，能够让众人普遍受益。虽然文字浅显，但是词汇优美，浅而不俗，最容易感动世人。）

所以，如果普通大众做入门耳濡目染之用，那《感应篇直讲》一定是最佳的选择！

《礼记郑注汇校》，王锷汇校
中华书局2020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书小16开，平装，上下两册，书前有十几页彩图，余外全是文字。书前有刘晓东先生所作序言，序中谈到了《礼记》一书的沿革，先谈写本时代，而后谈到刻本时代：“至宋，刊版之术大行，而监、抚、建、蜀，刊文有异；经注疏音，置位非同。虽未能正定为一，然固后世刊本之祖也。有清一代，经学昌明，于小戴之记，若惠、顾、张、阮，续有雔校，惜于各本窥见未周，识辨未审，诚不能无憾焉。”此段谈及《礼记》在宋代的刻本大致可分为监本、抚州本、建阳本和蜀刻本，然各个版本文字注疏都有一定差异，进入清代，经学大兴，惠栋、顾千里、张敦仁、阮元等都对《礼记》有过系统的校勘和疏理，刘晓东先生认为这些疏理仍在缺憾，对于王锷先生的这部新作，刘晓东给出的评价是：

观王君之为此书也，以宋《纂图互注》本为底本，参校近三十种，举凡宋元旧椠，广揽殆尽，前修时贤之札记、批校、考异、考证、校记诸作，靡不集而酌取之。其详记异同，慎决是非，深得顾氏“不校之校”之旨，俾研阅者一本在案，众本兼揽，释单文之颛固，启异义之通解，其力勤而功伟矣！

可见，王锷的这部新作乃是以宋刻《纂图互注礼记》为底本。从凡例中得知，他总计参校了35种不同的版本，广泛搜集历代学者对于《礼记》的批校、考证等等，而后汇成此书，刘晓东认为，王锷的这部新书深得顾千里的“不校之校”之旨，研究《礼记》者，翻阅本书即可通览前贤对于每一条的不同看法，对于《礼记》研究，居功甚伟。

确如刘晓东先生所言，王锷的这部书乃是前人研究成果的汇编，这样的专著当然给相应的专家和学者提供了便利，但外行如我辈者，则可称“如睹天书”，能够做到这样的高度，何其难哉。洪亮吉曾在《又书三友人遗事》中讲到一个故事，当时在扬州一地，程晋芳、任大椿和顾九苞皆以读书广博称于世，汪中却评价说：“扬州一府，通者三人，不通者三人。”而他心目中的“通者”是王念孙、刘台拱和他本人，至于程晋芳等，在他看来都是“不通者”。后来有位自负的乡绅，拿着自己的文章去拜访汪中，恳求汪中评点，汪中看完后评价说：“汝不在不通之列。”乡绅大喜过望，认为这是极高的评价，没想到汪中又缓缓说：“汝再读三十年，可以望不通矣。”而今读到王锷先生所赠大作，忽然想起了这个故事，希望自己再刻苦读书三十年，以便忝列不通之列。

本书后有王锷先生所撰跋语，该跋可视为《礼记》一书的版本沿革历史。该跋首先称：“《礼记》之版本，大致可分为石经、经注和注疏三大类。唐开成石经是现存最早之《礼记》经文本。经注类有宋抚州本、余仁仲本、婺州本、绍熙本、岳本、嘉靖本等六种，注疏类有八行本、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殿本、四库本和阮刻本等八种，其中抚州本、余仁仲本、绍熙本、岳本、八行本、毛本、殿本和阮刻本等，清代以来，或翻刻，或影印。”

而后谈到了清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翻刻的《御定仿宋相台岳氏五经》中的《礼记注疏》，称此书每卷之后所附的考证，其实就是校勘记，另外清嘉庆年间，顾千里为张敦仁校刻的抚州本，书内有《抚本礼记郑注考异》，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中有《礼记注疏校勘记》六十三卷，王锷认为“二者皆是汇校体式，罗列众本异文，考辨是非。”接着他又谈到：“吕友仁先生整理之《礼记正义》，以潘宗周重雕八行本为底本，校以抚州本、绍熙本和阮刻本等，是目前最佳之整理本。然囿于条件，前贤校勘，所用版本，参校成果，皆有遗憾。”

王锷先生源于以上的缺憾，所以下了十年工夫来汇校《礼记》一书，通过汇校，使得他对历代《礼记》版本有了清晰的认识，故其排出了如下座次：“《礼记》经注类版本中，抚州本最佳，余仁仲本次之，绍熙本最差；注疏类版本中，和珅本最佳，八行本次之，十行本最差。”幸运的是，寒斋藏有和珅翻刻的《附释音礼记注疏》，此书被王锷先生列为注疏类版本中之最佳，他同时谈到了和珅本的底本乃是元十行本，而元十行本是源自宋刘叔刚本。

以往研究者大多关注于版本之间的不同，王锷先生在此更进一步，他发现了同一版本印次不同，内容上也会有差异：“同一版本，印次不同，间有差异，足利本与八行本、国图藏抚州本《礼记释文》四卷与日本所藏，皆属比类；清末民国影宋本与原本之间，亦有差异，八行本与潘氏重雕本、绍熙本与四部丛刊影印本，皆居糨类。”

由此可见王锷先生心细如发，因为他认为：“此等异文，不可忽略，用以校勘，当作别本。”能够得出这么多研究成果，王锷自称“皆得益于《礼记郑注》汇校之作。”我虽然没能力通读全书，但通过他的这些疏理，使得我对王锷先生的研究思路有了清晰的认识，同时也对当今经学研究，尤其是《礼记郑注》研究的成果，有了概括性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