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康和行，飞鹅半空中，艮山兼丑未，华表捍门庭，五鹅归巢位，一鹤冲云天，三碑兼左右，三代五位亲，:缪氏源有艺，孝道心仁，能安先祖灵妥，终是有福人，坤申二边位，壬子开啟仁，廉子生旺位，丁亥座山明，中间坤水未，癸巳财禄兴，庚子岁中立，戊子月建清，癸还财生绿，壬子廉更贞，三碑同位向，日课用分明，此乃天机窍，多少人知情，斗首天心法，玉环五行明，炉传哥传弟，少了十六经，明典十三部，炉传不知情，天干五亲气，地支三合仁，但分互应用，炉传缺真情，课格四柱事，炉传分不清，玉环通天地，人气还源清，天地人和气，五气坐位明，关夹论精神，元财须知情，二财中心元，尅妻退财刑，有妻防妻患，无妻主进房，关财夹子气，兴衰耍知气，元财须兴旺，才有福禄兴，元财子无气，定是败家人，百姓关鬼恶，定是无灾星，武贵定伤人，贪官关得闭，平民乐安宁，文昌多灾难，学校更无情，要分文武贵，庶人不乱真，催官文武贵，庶人棺材停，丁弱子生旺，须知元气兴，官生元气旺，鬼生官旺人，元生子孙旺，子生财源兴，子又制鬼气，财化贪官仁，元辰化本气，化气还真情，三合五精气，应知坐位真，兴衰认五气，十二长生情，长生沐浴位，临官冠带人，帝旺生武曲，衰病死墓信，绝胎养人气，十二字要清，斗首十六字，互辅相助明，本想再延绩，少电被迫停，转日再谈论，专等有缘人！青道人五字经发于凌晨！ https://t.cn/RVZ62rF
#文化北海#【古代合浦书院】合浦地处岭南，文教发展相对中原略显迟缓。合浦学校之设始于北宋哲宗年间，谢季成任廉州知州后“筑城平道修学校，规模一新”，这是关于合浦学校的最早记述。清嘉庆年间的《重修府学碑记》载称“廉州府学创于宋”，碑文虽未言明府学在何时由何人所设，但据古代地方官学“由上及下”的创设惯例推断，谢季成所修“学校”至少为府学前身。宋元时期，合浦的科考体制逐步发展。明朝建立后，合浦知县卢文会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增设县学，至此合浦的官学体系基本形成。
相对于官学，合浦书院的出现与发展则较晚。据崇祯版《廉州府志》记载，合浦的第一所书院是了斋书院，为南宋抗元英雄陈文龙“谪居读书之所”。了斋书院是偏向私人的读书场所，合浦出现具有明显教育性质的书院则在明代嘉靖初年，乃时任廉州知府韩莺所建之海天书院。海天书院建成后，韩莺延请居于本地的廷谪御史陈逅主讲理学“以教廉士”，合浦“多士翕然从之，亦一时之盛”。海天书院建成后，合浦又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和万历二十年（1592年）增建尚志书院与和融书院，皆为时任廉州知府修建。崇祯年间，尚志书院与和融书院同本地的府学、县学、社学一道，构成合浦地方教育体系，为本地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明清之交，合浦久历兵灾，社会动荡。清顺治四年（1647年）后合浦归治于清，康熙六十年版的《廉州府志》记载当时合浦“所见者荒烟蔓草，所接者鸠形鹄面，所谓非人非鬼之地。”清初，由于朝廷严禁书院，加上长年战乱，合浦的教育事业大为倒退，本地科考“童子试每寥寥数人或十余人”。康熙中期以后，书院之禁渐弛，合浦地方官渐崇文教：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合浦知县杨昶鼎捐俸建联珠讲院；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知府董昭祚建天南书院；康熙四十年（1701年），廉营游击李奕桂捐资建又了义学；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知府施世骥在海天书院基础上建还珠书院。
这一时期的合浦官府进一步加强对本地书院的扶持，开始为其配制学田。康熙六十年版《廉州府志》记载：知县杨昶鼎建联珠讲院时，首为本县书院建店铺置田亩，令其所得“以为义学各项之需”；还珠书院建后，知府徐成栋也为之增精舍置学田。在官府的重视下，书院在合浦教育中的地位得到加强，时称“学宫书院，关联最巨”。与此同时，书院进一步承担为合浦“训士”的任务。联珠讲院“建义学师，教训多士”，天南书院“训士三载”，而还珠书院“训士十七年不辍”，待其重建后，“士争趋之”。贡生是被选入朝廷国子监读书的秀才，地区贡生数量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地的教育状况。根据康熙六十年版《廉州府志》的记载统计：崇祯年间的合浦贡生年均1.9人，顺治年间骤跌至0.6人，至康熙年间则恢复到0.8人，足证合浦文教恢复，书院积年“训士”之功。
嘉庆以后，合浦陆续出现由民间自行集资创办的书院。嘉庆初，地方绅民合办奎峰书院。嘉庆末年，鉴于康熙年间所建联珠、还珠等书院皆废，为补合浦书院之缺，邑民彭汉光等自行筹资，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创办廉湖书院，并置学田以资诸生膏火。次年邑民李遇春等也自行筹资，创办珠场书院，并置学田以年入为诸生膏火。道光年间，邑民王志文（字珠海）、岑大镛（字瀛洲）集资合办书院，并取二人之字命名新书院为珠瀛书院。嘉道以后，合浦的书院多为本地绅民所建。珠瀛书院的出现及其命名，体现了嘉庆以后合浦社会的整体发展，民间的文化自觉大为提高，他们开始关注家乡的文教发展，纷纷自行办学，并逐渐成为地方办学的重要力量。同治、光绪年间，合浦书院数量快速增加，累计创建的书院数量超过前代总和，其中多为民办书院，书院的大规模出现使得合浦的书院教育达到前朝未及的程度。
福江书院的修建背景可让今人一窥当年合浦乡民的办学之心，据《新建福江书院碑文》记载：“圣朝道光年间，福旺（今浦北县福旺镇）地方父老绅士，深感廉湖、珠江各乡能别立书院，培育士子，文风鼎盛。而我福旺距离县城（合浦县城）数百里，每考官课，士子跋涉往来，不胜其苦……咸丰七年，乡绅谢傅岩、吴德堂等联名具呈廉州府尊，请求准予于福旺建置书院……发起建置书院部捐，提出有捐钱百千者及格外鼎力者，皆得立禄位于书院享祀，此举甚孚众望，一呼百应，不弥月即捐的三千六百余缗。”
与此同时，合浦书院教育迅速发展的背后却是难以掩饰的疲态。据《新建珠厂社学碑记》记载，合浦书院的疲态早在嘉庆末年便初见端倪，时任廉州知府何天衢曾对合浦诸生训言道：“（书院中人）抑徒苟慕于会文甲乙，无实之虚名，及区区膏火之微利乎……（书院）月课季考，一曝十寒，就试者抄袭雷同，草草敷衍。而校者亦第视为具文，无所匡正。”对此在场的诸生“咸唯唯而退”。晚清时期，不仅是书院教育，中国传统教育也在整体上呈现出衰落的趋势。对此，清政府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严旨整顿官学：“著各省学政，严行考校……督率各生勤加讲课，以整学规，勿任虚穈廪饩也。”虽朝廷严令整顿，但传统教育衰势难阻。光绪年间，合浦书院“文风渐趋繁褥”。
合浦官民对本地书院存在的问题也有所察觉。咸丰十年（1860年）创办的福江书院就以严格考纪规正学风：“生童课卷有全部抄袭雷同者，立即除名。经文中雷同十句以上诗中雷同四三句以上，即行暂记。”光绪十五年（1889年），廉州知府刘齐浔建味经书院，希望新书院能培养出关心时务的经世人才。为此刘齐浔“购四部经籍及时务诸书供生徒浏览”，并规定味经书院“以经史理性，词章时务命题，讲究根底之学，储有用之才。”甲午战败后，合浦多任地方官极重本地文教。其中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到任的知县邓悼堂对书院教育十分重视，“时召诸生讨论，每遇书院课卷必亲评阅。”
进入19世纪中晚期，合浦官民曾通过一些措施匡补本地书院之弊，但此时书院教育已明显难以适应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小修小补不能在根本上解决本地书院教育面临的问题。庚子国变后，清政府推行新政，决意改革教育，合浦书院则在弥漫全国的改革浪潮中迎来转变。
图片说明：
1.大廉山 刘忠焕 摄
2.海门书院旧址 （合浦县文物保护中心提供）
（来源：北海日报 黄才智 庞济燎）
相对于官学，合浦书院的出现与发展则较晚。据崇祯版《廉州府志》记载，合浦的第一所书院是了斋书院，为南宋抗元英雄陈文龙“谪居读书之所”。了斋书院是偏向私人的读书场所，合浦出现具有明显教育性质的书院则在明代嘉靖初年，乃时任廉州知府韩莺所建之海天书院。海天书院建成后，韩莺延请居于本地的廷谪御史陈逅主讲理学“以教廉士”，合浦“多士翕然从之，亦一时之盛”。海天书院建成后，合浦又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和万历二十年（1592年）增建尚志书院与和融书院，皆为时任廉州知府修建。崇祯年间，尚志书院与和融书院同本地的府学、县学、社学一道，构成合浦地方教育体系，为本地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明清之交，合浦久历兵灾，社会动荡。清顺治四年（1647年）后合浦归治于清，康熙六十年版的《廉州府志》记载当时合浦“所见者荒烟蔓草，所接者鸠形鹄面，所谓非人非鬼之地。”清初，由于朝廷严禁书院，加上长年战乱，合浦的教育事业大为倒退，本地科考“童子试每寥寥数人或十余人”。康熙中期以后，书院之禁渐弛，合浦地方官渐崇文教：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合浦知县杨昶鼎捐俸建联珠讲院；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知府董昭祚建天南书院；康熙四十年（1701年），廉营游击李奕桂捐资建又了义学；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知府施世骥在海天书院基础上建还珠书院。
这一时期的合浦官府进一步加强对本地书院的扶持，开始为其配制学田。康熙六十年版《廉州府志》记载：知县杨昶鼎建联珠讲院时，首为本县书院建店铺置田亩，令其所得“以为义学各项之需”；还珠书院建后，知府徐成栋也为之增精舍置学田。在官府的重视下，书院在合浦教育中的地位得到加强，时称“学宫书院，关联最巨”。与此同时，书院进一步承担为合浦“训士”的任务。联珠讲院“建义学师，教训多士”，天南书院“训士三载”，而还珠书院“训士十七年不辍”，待其重建后，“士争趋之”。贡生是被选入朝廷国子监读书的秀才，地区贡生数量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地的教育状况。根据康熙六十年版《廉州府志》的记载统计：崇祯年间的合浦贡生年均1.9人，顺治年间骤跌至0.6人，至康熙年间则恢复到0.8人，足证合浦文教恢复，书院积年“训士”之功。
嘉庆以后，合浦陆续出现由民间自行集资创办的书院。嘉庆初，地方绅民合办奎峰书院。嘉庆末年，鉴于康熙年间所建联珠、还珠等书院皆废，为补合浦书院之缺，邑民彭汉光等自行筹资，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创办廉湖书院，并置学田以资诸生膏火。次年邑民李遇春等也自行筹资，创办珠场书院，并置学田以年入为诸生膏火。道光年间，邑民王志文（字珠海）、岑大镛（字瀛洲）集资合办书院，并取二人之字命名新书院为珠瀛书院。嘉道以后，合浦的书院多为本地绅民所建。珠瀛书院的出现及其命名，体现了嘉庆以后合浦社会的整体发展，民间的文化自觉大为提高，他们开始关注家乡的文教发展，纷纷自行办学，并逐渐成为地方办学的重要力量。同治、光绪年间，合浦书院数量快速增加，累计创建的书院数量超过前代总和，其中多为民办书院，书院的大规模出现使得合浦的书院教育达到前朝未及的程度。
福江书院的修建背景可让今人一窥当年合浦乡民的办学之心，据《新建福江书院碑文》记载：“圣朝道光年间，福旺（今浦北县福旺镇）地方父老绅士，深感廉湖、珠江各乡能别立书院，培育士子，文风鼎盛。而我福旺距离县城（合浦县城）数百里，每考官课，士子跋涉往来，不胜其苦……咸丰七年，乡绅谢傅岩、吴德堂等联名具呈廉州府尊，请求准予于福旺建置书院……发起建置书院部捐，提出有捐钱百千者及格外鼎力者，皆得立禄位于书院享祀，此举甚孚众望，一呼百应，不弥月即捐的三千六百余缗。”
与此同时，合浦书院教育迅速发展的背后却是难以掩饰的疲态。据《新建珠厂社学碑记》记载，合浦书院的疲态早在嘉庆末年便初见端倪，时任廉州知府何天衢曾对合浦诸生训言道：“（书院中人）抑徒苟慕于会文甲乙，无实之虚名，及区区膏火之微利乎……（书院）月课季考，一曝十寒，就试者抄袭雷同，草草敷衍。而校者亦第视为具文，无所匡正。”对此在场的诸生“咸唯唯而退”。晚清时期，不仅是书院教育，中国传统教育也在整体上呈现出衰落的趋势。对此，清政府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严旨整顿官学：“著各省学政，严行考校……督率各生勤加讲课，以整学规，勿任虚穈廪饩也。”虽朝廷严令整顿，但传统教育衰势难阻。光绪年间，合浦书院“文风渐趋繁褥”。
合浦官民对本地书院存在的问题也有所察觉。咸丰十年（1860年）创办的福江书院就以严格考纪规正学风：“生童课卷有全部抄袭雷同者，立即除名。经文中雷同十句以上诗中雷同四三句以上，即行暂记。”光绪十五年（1889年），廉州知府刘齐浔建味经书院，希望新书院能培养出关心时务的经世人才。为此刘齐浔“购四部经籍及时务诸书供生徒浏览”，并规定味经书院“以经史理性，词章时务命题，讲究根底之学，储有用之才。”甲午战败后，合浦多任地方官极重本地文教。其中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到任的知县邓悼堂对书院教育十分重视，“时召诸生讨论，每遇书院课卷必亲评阅。”
进入19世纪中晚期，合浦官民曾通过一些措施匡补本地书院之弊，但此时书院教育已明显难以适应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小修小补不能在根本上解决本地书院教育面临的问题。庚子国变后，清政府推行新政，决意改革教育，合浦书院则在弥漫全国的改革浪潮中迎来转变。
图片说明：
1.大廉山 刘忠焕 摄
2.海门书院旧址 （合浦县文物保护中心提供）
（来源：北海日报 黄才智 庞济燎）
【桃溪派出所：管理常态化， “三依托”打造清“莲”所队】#最美浙警#
公生明，廉生威，武义县公安局桃溪派出所以创建全省清廉公安政工建设示范点为契机，积极探索清廉措施，以清“莲”文化为主题，严肃队伍纪律，紧抓队伍建设，完善内部管理考核机制，在队伍建设中融入清廉思想、清廉制度、清廉纪律、清廉文化，努力打造一支纪律严明、素质过硬、作风优良、群众满意的公安队伍。
弘扬红色文化，守住“廉政心”
“1937年夏天，由于斗争形势需要，身为挺进师师长的栗裕亲自主持，在这里组建了中共宣遂汤工委......”
在桃溪镇子坑村中共宣遂汤工委纪念馆内，子坑村村委会主任向桃溪派出所民警认真讲解当年的革命事迹。桃溪派出所辖区是一片洒满红色基因的革命热土。桃溪派出所利用好宝贵的红色资源，组织开展忆初心、寻印记活动，让民警在家门口接受党性知识教育，追忆先烈事迹、感受先锋力量，进一步坚定从警理念。
同时，桃溪派出所还充分挖掘桃溪镇莲文化和清廉文化的结合点，在“一所一品”创建中，着力打造“以莲寓廉”的廉政文化品牌，以“莲因洁而尊，人因廉而正”为主题，建设廉洁文化墙，时刻警醒民警守住“廉政心”。
严抓纪律作风，念好“廉字经”
桃溪派出所以红旗支部为载体，建立党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党员民警、辅警“三层四级”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层级体系。所领导层按照队伍层级管理要求，每月开展2批次谈心谈话，每季度进行1次家庭走访，并严格参照《关于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廉政档案管理工作的意见》，建立民警廉政档案，将开展过的谈话谈心、家庭走访、约谈提醒、帮助教育等工作做好履职记录。
此外，桃溪派出所每季度开展一次廉政风险排查管控工作，每季度集中组织开展一次批评与自我批评，切实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提醒、早纠正，防止“小问题”变成“大案件”。自1998年1月以来，桃溪派出所至今未发生违法违纪行为，22年未发生队伍管理重大案事件。
守好内部监督，筑牢“廉政墙”
紧盯工作环节，强化源头监督。桃溪派出所从接处警开始，细化警情回复、交接班、案卷管理、系统录入等各项工作规定，明确责任到人，做到执法过程全流程监督。对执法过程中出现的每一个问题，要求民警自我反思，并形成剖析材料予以上交，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今年，桃溪派出所民警共上交了24份剖析材料。
紧盯“八小时之外”关键时段，筑牢家庭廉洁防线。“祝璟琳本月25-28日出差，汤水艇本月24-27日出差......”桃溪派出所内勤民警祝佳文在家属助廉群中通报民警加班出差情况，让家属更好地了解民警的工作情况。同时，桃溪派出所借助微信群及时传达县局有关廉政建设的会议精神及相关要求，并经常性地发布廉政警示提示，引导民警家属常吹廉洁“枕边风”，堵牢民警工作八小时外的管理漏洞。
公生明，廉生威，武义县公安局桃溪派出所以创建全省清廉公安政工建设示范点为契机，积极探索清廉措施，以清“莲”文化为主题，严肃队伍纪律，紧抓队伍建设，完善内部管理考核机制，在队伍建设中融入清廉思想、清廉制度、清廉纪律、清廉文化，努力打造一支纪律严明、素质过硬、作风优良、群众满意的公安队伍。
弘扬红色文化，守住“廉政心”
“1937年夏天，由于斗争形势需要，身为挺进师师长的栗裕亲自主持，在这里组建了中共宣遂汤工委......”
在桃溪镇子坑村中共宣遂汤工委纪念馆内，子坑村村委会主任向桃溪派出所民警认真讲解当年的革命事迹。桃溪派出所辖区是一片洒满红色基因的革命热土。桃溪派出所利用好宝贵的红色资源，组织开展忆初心、寻印记活动，让民警在家门口接受党性知识教育，追忆先烈事迹、感受先锋力量，进一步坚定从警理念。
同时，桃溪派出所还充分挖掘桃溪镇莲文化和清廉文化的结合点，在“一所一品”创建中，着力打造“以莲寓廉”的廉政文化品牌，以“莲因洁而尊，人因廉而正”为主题，建设廉洁文化墙，时刻警醒民警守住“廉政心”。
严抓纪律作风，念好“廉字经”
桃溪派出所以红旗支部为载体，建立党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党员民警、辅警“三层四级”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层级体系。所领导层按照队伍层级管理要求，每月开展2批次谈心谈话，每季度进行1次家庭走访，并严格参照《关于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廉政档案管理工作的意见》，建立民警廉政档案，将开展过的谈话谈心、家庭走访、约谈提醒、帮助教育等工作做好履职记录。
此外，桃溪派出所每季度开展一次廉政风险排查管控工作，每季度集中组织开展一次批评与自我批评，切实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提醒、早纠正，防止“小问题”变成“大案件”。自1998年1月以来，桃溪派出所至今未发生违法违纪行为，22年未发生队伍管理重大案事件。
守好内部监督，筑牢“廉政墙”
紧盯工作环节，强化源头监督。桃溪派出所从接处警开始，细化警情回复、交接班、案卷管理、系统录入等各项工作规定，明确责任到人，做到执法过程全流程监督。对执法过程中出现的每一个问题，要求民警自我反思，并形成剖析材料予以上交，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今年，桃溪派出所民警共上交了24份剖析材料。
紧盯“八小时之外”关键时段，筑牢家庭廉洁防线。“祝璟琳本月25-28日出差，汤水艇本月24-27日出差......”桃溪派出所内勤民警祝佳文在家属助廉群中通报民警加班出差情况，让家属更好地了解民警的工作情况。同时，桃溪派出所借助微信群及时传达县局有关廉政建设的会议精神及相关要求，并经常性地发布廉政警示提示，引导民警家属常吹廉洁“枕边风”，堵牢民警工作八小时外的管理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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