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害怕看牙医吗# 《洗牙之后，我对看牙医产生了PTSD》 文 | 读者：乔七阳
生活中有很多明知对自己有益，却依然难以坚持、甚至偶尔抗拒的事，譬如运动、读书、不点外卖等等。于我而言，这份长名单上还要再加一项，就是看牙医。
在我小时候，看牙医和体检一样，还不是大众认知里需要定期做的事。对我爸妈这样的老一辈来说，只有牙疼得实在忍不了才会想到要找牙医。因此，成年前我只跟牙医打过一次交道。
那会儿我读小学二年级，不知道为什么蛀了几颗乳牙，隔三岔五就对我妈喊牙疼。我妈想等它们换牙时自然掉落，奈何这几颗牙极其倔强，任凭时间流逝、蛀得千疮百孔也自岿然不动。就这么僵持了几个月，在我又一次半夜因牙疼哭闹后，我妈终于决定给它们也给我一个痛快，在某天放学后把我带到了社区医院。
尽管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我却仍能清楚地记起当时的情景：在一个简单的白色房间里，牙医阿姨拿棉签往我的牙龈上抹了些许麻药，等了一会儿就抓起钳子，探进我嘴里，麻利地开始了动作。许是这几颗乳牙已被蛀得根基不稳，居然只一眨眼的功夫就被一颗颗连根拔起。全程我都没什么感觉，唯有拔到最后一颗时略有些疼，想来是麻药开始失效的缘故。
我还没从“拔牙原来这么快”的震惊中回过神来，牙医阿姨已经叫我从躺椅上下来了，指着身边放蛀牙的铁盘，让我看看自己的牙蛀得有多厉害，还告诉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刷牙。回家路上，我一路好奇地舔着曾经蛀牙的地方留下的空洞，一边天真地想，拔牙还挺好玩的，也没有听上去那么可怕嘛。
那次拔牙后的十几年里，我幸运地再未受到蛀牙的困扰，也就没再去看过牙医。直到工作以后，因为公司提供的牙科保险里包含一年两次的免费洗牙，本着“不洗白不洗”的心态，我兴冲冲地预约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洗牙。
牙医在美国是公认的高薪职业，大部分牙医受雇于小型的私人诊所，一些忙碌的诊所甚至需要有熟人介绍才会接收新客户。我预约的这家私人诊所就是同事介绍的，坐镇的牙医是一位韩国大叔，同事说他认真、可靠，适合像我这样初次洗牙的人。而彼时的我还在为薅到了羊毛沾沾自喜，浑然不知自己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
到了预约的那天，我在护士的引导下拍了X光，很快就被领到了躺椅上。戴着口罩的牙医大叔登场了，简单寒暄了两句就叫我张嘴。因为角度的关系，我看不见他拿了什么，只感觉像是一根细针，从上排牙开始由口腔一侧向另一侧移动，在每颗牙之间的牙龈上不轻不重地戳了一下。大叔边戳边麻利地报出了一连串数字，我还在好奇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他已经完成了动作，也没多废话，对刚刚在记录数字的护士招招手，直奔主题开始洗牙。
如果说之前戳在牙龈上的工具感觉像细针，那洗牙的工具就像一把磨钝了的钩子，在牙医大叔的操作下围着每颗牙打转，变换着角度掏来捣去，虽然不至于疼得无法忍受，但深深浅浅、延绵不绝的刺痛感也足以叫人抓心挠肺。有时不知刮到了哪个敏感点，一股钻心的酸痛沿着神经直蹿头顶，生理性的泪水根本控制不住，“哗”的一下就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牙医大叔忙得起劲，一旁的护士也没闲着，拿了根管子在我嘴里边挪动边吸血水。机器的嗡鸣声中，我努力张大嘴，紧紧闭上眼，想象此刻自己的血盆大口就像cult片里的喷泉，噗哧噗哧地往外喷着可疑的液体……生无可恋之余，又有几分诡异的好笑。
也许是见我面目狰狞，牙医大叔中途还停了停，叫我放松点，太疼的话就举手告诉他。我勉强回了他一个含糊的“ok”，暗暗把手紧攥着拳，只盼着这场酷刑早点结束。
不知过了多久，当牙医大叔终于停止了动作后，我眼冒金星地从躺椅上慢慢坐起来，满嘴的铁锈味儿混着奇特的薄荷牙膏味，随着口水的吞咽从喉咙蔓延到鼻腔，脑海里只剩下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牙医大叔也摘下了口罩，盯着我问：“你有多久没洗牙了？”
我犹豫了几秒钟，实在不好意思说这是有生之年的第一次，于是含糊其辞道：“挺久了。”
他露出洞悉一切的笑容，随即告诉我虽然我预约的是常规洗牙，但基于我牙齿的糟糕状况，他刚刚给我做的已经算是深度洗牙。洗牙前他报的那些数字，代表的就是每颗牙齿的健康程度，数字越大越糟糕。而且，因为我的牙龈发炎得厉害，接下来需要每天早晚用一种处方消炎药漱口，两周后来做一次复查，他会在复查后再给我补四颗牙……
牙医大叔说得云淡风轻，我却听得毛骨悚然，只觉得自己的牙俨然已处在朝不保夕的危难时刻。在此之前，我以为自己的牙齿整齐又健康，吃冷吃热都毫无顾忌。谁曾想在平日看不见的地方，早有数不清的牙石和牙菌斑悄悄堆积，就像埋在口腔深处的炸弹。
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去前台拿了处方，顺带一张两百多美金的账单，说是深度洗牙的自付费用，不能报保险。我在懵懂中付了钱，约了下一次的复诊时间。大叔送我到门口，又给我苦口婆心地科普了一番定期看牙医的重要性，顺带附送一碗抚慰心灵的鸡汤，说他现在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我能在七十岁时，还拥有可以跟现在一样吃嘛嘛香的好牙口。
不得不说，这第一次的洗牙经历给我留下了不小的心灵创伤。之后一段时间里，只要想起工具在牙缝里使劲儿鼓捣的感觉和机器的嗡嗡声，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到了临近复诊的日子更是焦虑得坐立难安，甚至几度想取消预约。
虽然听上去有点夸张，但事实上我发现，身边有不少像我一样因洗牙而对看牙医产生了PTSD的人。某次和朋友聊天时得知，她第一次洗牙洗到一半就直接落跑，原因是过程中牙龈出血得太厉害，她受不了了想漱漱口，坐起来接连吐了几口颜色惊人的血水，吓得一旁作陪的她妈直接求牙医：别洗了吧，你看孩子都吐血了……
而据牙医说，洗牙时之所以会疼痛和流血，是因为牙齿本身有炎症，健康的牙齿就不会有这些问题。所以，放弃洗牙只会形成恶性循环，唯有痛下决心、从头根治，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我在坚持认真刷牙、使用牙线一段时间后，洗牙时“血沫横飞”的恐怖画面确实减少了许多，从R18渐渐降级到了PG13，也算是身体力行地印证了这一说法。
不过，洗牙其实还并非是我在看牙医的路上最大的心病：如果说洗牙给我带来的焦虑是三分的话，那智齿带来的焦虑大概就有七分了。
从X光片上看，我的智齿其实还挺规整的，没有横向生长、也没有挤占其他牙齿的位置，就和普通的大牙差不多。成长过程中虽偶有发炎，但都在一两天后自行消退，并不影响日常生活，因此，我从没想过要拔掉它们。
开始看牙医以后，几乎每一任牙医都会在第一次就诊时注意到我的智齿，然后告诉我，尽管这些智齿长得没什么问题，但因为它们的位置太靠里面，平时刷牙很难刷到，容易造成牙菌斑堆积，建议我还是找个合适的时间移除。
在一次搬家换了新牙医后，对方似乎对我的智齿格外在意，三番两次地催我尽快手术，却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理由。我心有疑问，又不敢质疑医生的专业性，无形的压力下，只好磨磨蹭蹭地预约了几周后的手术时间。
等待手术的那几周，我差不多每天都会在网上查阅各种可能的后遗症，从开口障碍到面瘫，每一样都看得我心惊胆战。我也时不时地想起身边朋友们拔智齿的悲惨故事，譬如好友S之前一口气拔了四颗智齿，菱形脸直接肿成了方块，两颊都是淤青，一周里掉了五斤；还有闺蜜L，因为找不到可以在手术后来接她的朋友，只能选择不用麻醉、吸着笑气拔智齿，据她的回忆，血光飞溅中，她几度觉得“看到了真正的地狱”……
人的意念有种奇特的重量，原本平常的一件事，思前想后得多了，就会显得愈发沉重起来。预约的前一周，我对手术的忧虑终于累积到了难以承受的顶峰，连上班都难以集中精神，最后干脆一咬牙、一狠心，直接打电话取消了手术。
自那之后，我出于心虚，再也没去过那位牙医的诊所。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做错了事”的感觉，或许是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专业的牙医代表着一种不该被违抗的权威；又或许是因为我也知道，拔智齿从理性上来说是正确的选择，可我还是做了逃兵，像一个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任的胆小鬼。
挣扎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又鼓起勇气找了一位新的牙医。这一次，面对这位和蔼的亚裔阿姨，我没有再一个人默默纠结，而是直接向她说明了我对智齿手术的顾虑。她耐心地听完了我的倾诉，看了看X光片，然后笑着告诉我，既然智齿长得没有问题，那么只要我没有不适的感觉，就可以先以观察为主，不着急做手术。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在愉快的交谈氛围中也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和牙医的沟通理应是双向的。曾经我总以为自己在牙齿问题上没有决定权，每次面对牙医时都像犯人等待判决一样；这样的想法直接将我放在了和牙医不平等的位置上，也变相放大了我对牙医的负面情绪。但其实，牙医并不是高高在上、掌握生杀大权的审判者，而是在保护牙齿的路上陪伴我、给我建议的引路人。
当生活中出现种种不如意时，有效的应对行为通常有两种，一是接受与之共存，二是行动将其改进。面对牙齿的问题也是如此，但我想无论是选择接受还是改进，都应该抱着开放的心态和牙医积极沟通，而不是仅凭想象闭门造车，给自己制造焦虑和恐惧。
如果能抱着一颗平常心、将牙医当作一位良师益友来看待，那么或许，看牙医就会逐渐变得不再那么难。我也希望自己能在定期看牙医的路上坚持下去，做到如第一任牙医大叔所祝愿的那样，在七十岁时还吃嘛嘛香，拥有一口健康坚挺的好牙口。
生活中有很多明知对自己有益，却依然难以坚持、甚至偶尔抗拒的事，譬如运动、读书、不点外卖等等。于我而言，这份长名单上还要再加一项，就是看牙医。
在我小时候，看牙医和体检一样，还不是大众认知里需要定期做的事。对我爸妈这样的老一辈来说，只有牙疼得实在忍不了才会想到要找牙医。因此，成年前我只跟牙医打过一次交道。
那会儿我读小学二年级，不知道为什么蛀了几颗乳牙，隔三岔五就对我妈喊牙疼。我妈想等它们换牙时自然掉落，奈何这几颗牙极其倔强，任凭时间流逝、蛀得千疮百孔也自岿然不动。就这么僵持了几个月，在我又一次半夜因牙疼哭闹后，我妈终于决定给它们也给我一个痛快，在某天放学后把我带到了社区医院。
尽管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我却仍能清楚地记起当时的情景：在一个简单的白色房间里，牙医阿姨拿棉签往我的牙龈上抹了些许麻药，等了一会儿就抓起钳子，探进我嘴里，麻利地开始了动作。许是这几颗乳牙已被蛀得根基不稳，居然只一眨眼的功夫就被一颗颗连根拔起。全程我都没什么感觉，唯有拔到最后一颗时略有些疼，想来是麻药开始失效的缘故。
我还没从“拔牙原来这么快”的震惊中回过神来，牙医阿姨已经叫我从躺椅上下来了，指着身边放蛀牙的铁盘，让我看看自己的牙蛀得有多厉害，还告诉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刷牙。回家路上，我一路好奇地舔着曾经蛀牙的地方留下的空洞，一边天真地想，拔牙还挺好玩的，也没有听上去那么可怕嘛。
那次拔牙后的十几年里，我幸运地再未受到蛀牙的困扰，也就没再去看过牙医。直到工作以后，因为公司提供的牙科保险里包含一年两次的免费洗牙，本着“不洗白不洗”的心态，我兴冲冲地预约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洗牙。
牙医在美国是公认的高薪职业，大部分牙医受雇于小型的私人诊所，一些忙碌的诊所甚至需要有熟人介绍才会接收新客户。我预约的这家私人诊所就是同事介绍的，坐镇的牙医是一位韩国大叔，同事说他认真、可靠，适合像我这样初次洗牙的人。而彼时的我还在为薅到了羊毛沾沾自喜，浑然不知自己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
到了预约的那天，我在护士的引导下拍了X光，很快就被领到了躺椅上。戴着口罩的牙医大叔登场了，简单寒暄了两句就叫我张嘴。因为角度的关系，我看不见他拿了什么，只感觉像是一根细针，从上排牙开始由口腔一侧向另一侧移动，在每颗牙之间的牙龈上不轻不重地戳了一下。大叔边戳边麻利地报出了一连串数字，我还在好奇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他已经完成了动作，也没多废话，对刚刚在记录数字的护士招招手，直奔主题开始洗牙。
如果说之前戳在牙龈上的工具感觉像细针，那洗牙的工具就像一把磨钝了的钩子，在牙医大叔的操作下围着每颗牙打转，变换着角度掏来捣去，虽然不至于疼得无法忍受，但深深浅浅、延绵不绝的刺痛感也足以叫人抓心挠肺。有时不知刮到了哪个敏感点，一股钻心的酸痛沿着神经直蹿头顶，生理性的泪水根本控制不住，“哗”的一下就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牙医大叔忙得起劲，一旁的护士也没闲着，拿了根管子在我嘴里边挪动边吸血水。机器的嗡鸣声中，我努力张大嘴，紧紧闭上眼，想象此刻自己的血盆大口就像cult片里的喷泉，噗哧噗哧地往外喷着可疑的液体……生无可恋之余，又有几分诡异的好笑。
也许是见我面目狰狞，牙医大叔中途还停了停，叫我放松点，太疼的话就举手告诉他。我勉强回了他一个含糊的“ok”，暗暗把手紧攥着拳，只盼着这场酷刑早点结束。
不知过了多久，当牙医大叔终于停止了动作后，我眼冒金星地从躺椅上慢慢坐起来，满嘴的铁锈味儿混着奇特的薄荷牙膏味，随着口水的吞咽从喉咙蔓延到鼻腔，脑海里只剩下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牙医大叔也摘下了口罩，盯着我问：“你有多久没洗牙了？”
我犹豫了几秒钟，实在不好意思说这是有生之年的第一次，于是含糊其辞道：“挺久了。”
他露出洞悉一切的笑容，随即告诉我虽然我预约的是常规洗牙，但基于我牙齿的糟糕状况，他刚刚给我做的已经算是深度洗牙。洗牙前他报的那些数字，代表的就是每颗牙齿的健康程度，数字越大越糟糕。而且，因为我的牙龈发炎得厉害，接下来需要每天早晚用一种处方消炎药漱口，两周后来做一次复查，他会在复查后再给我补四颗牙……
牙医大叔说得云淡风轻，我却听得毛骨悚然，只觉得自己的牙俨然已处在朝不保夕的危难时刻。在此之前，我以为自己的牙齿整齐又健康，吃冷吃热都毫无顾忌。谁曾想在平日看不见的地方，早有数不清的牙石和牙菌斑悄悄堆积，就像埋在口腔深处的炸弹。
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去前台拿了处方，顺带一张两百多美金的账单，说是深度洗牙的自付费用，不能报保险。我在懵懂中付了钱，约了下一次的复诊时间。大叔送我到门口，又给我苦口婆心地科普了一番定期看牙医的重要性，顺带附送一碗抚慰心灵的鸡汤，说他现在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我能在七十岁时，还拥有可以跟现在一样吃嘛嘛香的好牙口。
不得不说，这第一次的洗牙经历给我留下了不小的心灵创伤。之后一段时间里，只要想起工具在牙缝里使劲儿鼓捣的感觉和机器的嗡嗡声，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到了临近复诊的日子更是焦虑得坐立难安，甚至几度想取消预约。
虽然听上去有点夸张，但事实上我发现，身边有不少像我一样因洗牙而对看牙医产生了PTSD的人。某次和朋友聊天时得知，她第一次洗牙洗到一半就直接落跑，原因是过程中牙龈出血得太厉害，她受不了了想漱漱口，坐起来接连吐了几口颜色惊人的血水，吓得一旁作陪的她妈直接求牙医：别洗了吧，你看孩子都吐血了……
而据牙医说，洗牙时之所以会疼痛和流血，是因为牙齿本身有炎症，健康的牙齿就不会有这些问题。所以，放弃洗牙只会形成恶性循环，唯有痛下决心、从头根治，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我在坚持认真刷牙、使用牙线一段时间后，洗牙时“血沫横飞”的恐怖画面确实减少了许多，从R18渐渐降级到了PG13，也算是身体力行地印证了这一说法。
不过，洗牙其实还并非是我在看牙医的路上最大的心病：如果说洗牙给我带来的焦虑是三分的话，那智齿带来的焦虑大概就有七分了。
从X光片上看，我的智齿其实还挺规整的，没有横向生长、也没有挤占其他牙齿的位置，就和普通的大牙差不多。成长过程中虽偶有发炎，但都在一两天后自行消退，并不影响日常生活，因此，我从没想过要拔掉它们。
开始看牙医以后，几乎每一任牙医都会在第一次就诊时注意到我的智齿，然后告诉我，尽管这些智齿长得没什么问题，但因为它们的位置太靠里面，平时刷牙很难刷到，容易造成牙菌斑堆积，建议我还是找个合适的时间移除。
在一次搬家换了新牙医后，对方似乎对我的智齿格外在意，三番两次地催我尽快手术，却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理由。我心有疑问，又不敢质疑医生的专业性，无形的压力下，只好磨磨蹭蹭地预约了几周后的手术时间。
等待手术的那几周，我差不多每天都会在网上查阅各种可能的后遗症，从开口障碍到面瘫，每一样都看得我心惊胆战。我也时不时地想起身边朋友们拔智齿的悲惨故事，譬如好友S之前一口气拔了四颗智齿，菱形脸直接肿成了方块，两颊都是淤青，一周里掉了五斤；还有闺蜜L，因为找不到可以在手术后来接她的朋友，只能选择不用麻醉、吸着笑气拔智齿，据她的回忆，血光飞溅中，她几度觉得“看到了真正的地狱”……
人的意念有种奇特的重量，原本平常的一件事，思前想后得多了，就会显得愈发沉重起来。预约的前一周，我对手术的忧虑终于累积到了难以承受的顶峰，连上班都难以集中精神，最后干脆一咬牙、一狠心，直接打电话取消了手术。
自那之后，我出于心虚，再也没去过那位牙医的诊所。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做错了事”的感觉，或许是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专业的牙医代表着一种不该被违抗的权威；又或许是因为我也知道，拔智齿从理性上来说是正确的选择，可我还是做了逃兵，像一个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任的胆小鬼。
挣扎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又鼓起勇气找了一位新的牙医。这一次，面对这位和蔼的亚裔阿姨，我没有再一个人默默纠结，而是直接向她说明了我对智齿手术的顾虑。她耐心地听完了我的倾诉，看了看X光片，然后笑着告诉我，既然智齿长得没有问题，那么只要我没有不适的感觉，就可以先以观察为主，不着急做手术。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在愉快的交谈氛围中也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和牙医的沟通理应是双向的。曾经我总以为自己在牙齿问题上没有决定权，每次面对牙医时都像犯人等待判决一样；这样的想法直接将我放在了和牙医不平等的位置上，也变相放大了我对牙医的负面情绪。但其实，牙医并不是高高在上、掌握生杀大权的审判者，而是在保护牙齿的路上陪伴我、给我建议的引路人。
当生活中出现种种不如意时，有效的应对行为通常有两种，一是接受与之共存，二是行动将其改进。面对牙齿的问题也是如此，但我想无论是选择接受还是改进，都应该抱着开放的心态和牙医积极沟通，而不是仅凭想象闭门造车，给自己制造焦虑和恐惧。
如果能抱着一颗平常心、将牙医当作一位良师益友来看待，那么或许，看牙医就会逐渐变得不再那么难。我也希望自己能在定期看牙医的路上坚持下去，做到如第一任牙医大叔所祝愿的那样，在七十岁时还吃嘛嘛香，拥有一口健康坚挺的好牙口。
在香港功夫片盛行的70年代，如果说张彻是邵氏首席导演，那么罗维就是嘉禾的头牌，他们两人分庭抗礼。
但在众多香港艺人眼中，罗维这个人，实则拍电影才气有限，但他的运气却总是出奇的好。
当年李小龙被嘉禾从美国请回来拍戏，开始并未受到特别重视，因此嘉禾为他拍摄的《唐山大兄》投资并不高，只在泰国拍摄。
导演吴家骧名气一般，也不擅长功夫武侠题材，拍到一半时难以为继。
于是嘉禾派出罗维中途救场，结果在影片上映后，票房超过300万，刷新了香港影坛的记录，令他与李小龙扬眉吐气。
此后罗维与李小龙共同拍摄了多部功夫片，其中《精武门》更是打破亚洲票房纪录，两人很快打进欧美电影市场，掀起世界功夫片的热潮。
但李小龙和罗维都是非常有个性的人，合作时间越长裂痕也越大，直至关系僵化。
据工作人员回忆，李小龙是个完美主义者，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当时大家在片场拍摄期间完全由李小龙说了算，可以称得上是自编自导自演。
但按照行规，剧组当中导演的权利才是最大的，罗维作为老牌导演，执导过很多作品，也捧红过很多艺人，所以说话总是大大咧咧，丝毫不给李小龙留面子，只把他当成一个普普通通的演员。
而李小龙也不是一般人，他更有自己的个性和脾气，对拍摄也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希望在影片当中融入更多自己的思想。
但李小龙这种强烈的控制欲，实则是触犯了当年香港电影圈中的一些惯例。
久而久之，他和罗维之间渐生嫌隙，而更让李小龙不满的是，当时的罗维竟然想以“成就李小龙”的恩师身份自居。
于是在1973年的一天拍摄中，李小龙和罗维积攒已久的矛盾瞬时爆发，两人在众目睽睽下大打出手，但已经年近60的罗维那里是武艺高强，年轻有力的李小龙的对手。
而且正在气头上的李小龙更是拿出一把刀架在罗维脖子上叫嚣着：我要杀.了你。
一时间，李小龙对导演罗维持刀行凶的消息不胫而走，引得香港媒体大肆报道。
而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在这件事过去仅仅半个月后，李小龙就突然暴毙在了红颜知己丁佩的家里，一代功夫巨星的陨落，关于他的死亡原因，也是众说纷纭。
有人称，是导演罗维对李小龙怀恨在心，所以蓄意报复，雇凶杀害的李小龙。
但种种迹象表明，罗维根本不具备作案的时间和地点，因此导演报复杀人的说法，根本不成立。
那么当初李小龙对罗维持刀行凶，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有人分析，这已经不单单是李小龙脾气的问题，而是他精神开始崩溃的表现。
因为李小龙一直宣称，自己绝不会对不会武功的人和老年人动武。
所以如果他对导演罗维真有什么不满，一顿拳脚就可以解决了，何必要拔刀相向呢？这或许是李小龙紧绷的神经开始崩溃的先兆。
而罗维在后来接受采访时也称：当时自己是和李小龙发生过不愉快，而且他还侮辱过自己，但对于他的离开，自己还是非常痛心的，当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时，自己在床边整整坐了一夜，一夜未眠，那些曾经的合作就像昨天的事一样，完全不敢相信他已经离开了。
而在李小龙去世后，罗维也在嘉禾的处境非常艰难，再加上第二任妻子与他离婚后，成为了嘉禾老板邹文怀的红颜知己，这些原因迫使他不得不自立门户，与嘉禾分庭抗礼。
自立门户后，罗维自负能捧红李小龙，就能捧红其他人，于是找到了陈元龙，并为他改名为“成龙”。
但没想到与成龙拍的片子却是没有一部成功的，而时间告诉大家，罗维识人有眼光，拍戏就没眼光。
他这一辈子，除了与李小龙合作较为成功外，其他时间的作品，票房都很差劲。
而罗维之于成龙也是比较抠门，每部戏只给几万块，每月固定薪水也就是3000，久而久之，成龙对罗维的感激之情也是荡然无存，想要重新签约公司。
为了留下成龙，罗维不惜使出绑架恐吓等各种招数，但还是未能阻止自己辛苦挖掘的人才拱手他人，两人最终闹得不欢而散。
不得不承认，罗维的眼光确实一流，在成龙离开后，他又拉来了李连杰，他认为李连杰绝对是继李小龙、成龙之后的另一位功夫巨星。
但两人合作的片子也是反响平平，罗维的儿子罗大卫便怂恿李连杰改签自己母亲担任高层的嘉禾公司，这便有了李连杰与徐克的风云际会。
而罗维的晚年境况也是非常惨淡，他曾一手挖掘出了李小龙、成龙、李连杰三位功夫巨星，但最后却连一个都没有留住，还都闹得不欢而散。
这可能与他的本事和性格有关，毕竟所有人都认为，他识人有眼光，但拍电影真的不咋地。
而成龙也指出，罗维为人小气抠门，太贪心，毕竟鸟择良木而栖，人择君子而处嘛，他留不住人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但不管怎样，李小龙的英年早逝让人惋惜，可连他的儿子李国豪在拍戏的时候，随着一支“假枪”的一声枪响，也倒地不起，年仅28岁。
父子二人殊途同归的命运，实在令人唏嘘，而他们的去世原因，可能要成为千古谜题了。
#创作力计划#
但在众多香港艺人眼中，罗维这个人，实则拍电影才气有限，但他的运气却总是出奇的好。
当年李小龙被嘉禾从美国请回来拍戏，开始并未受到特别重视，因此嘉禾为他拍摄的《唐山大兄》投资并不高，只在泰国拍摄。
导演吴家骧名气一般，也不擅长功夫武侠题材，拍到一半时难以为继。
于是嘉禾派出罗维中途救场，结果在影片上映后，票房超过300万，刷新了香港影坛的记录，令他与李小龙扬眉吐气。
此后罗维与李小龙共同拍摄了多部功夫片，其中《精武门》更是打破亚洲票房纪录，两人很快打进欧美电影市场，掀起世界功夫片的热潮。
但李小龙和罗维都是非常有个性的人，合作时间越长裂痕也越大，直至关系僵化。
据工作人员回忆，李小龙是个完美主义者，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当时大家在片场拍摄期间完全由李小龙说了算，可以称得上是自编自导自演。
但按照行规，剧组当中导演的权利才是最大的，罗维作为老牌导演，执导过很多作品，也捧红过很多艺人，所以说话总是大大咧咧，丝毫不给李小龙留面子，只把他当成一个普普通通的演员。
而李小龙也不是一般人，他更有自己的个性和脾气，对拍摄也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希望在影片当中融入更多自己的思想。
但李小龙这种强烈的控制欲，实则是触犯了当年香港电影圈中的一些惯例。
久而久之，他和罗维之间渐生嫌隙，而更让李小龙不满的是，当时的罗维竟然想以“成就李小龙”的恩师身份自居。
于是在1973年的一天拍摄中，李小龙和罗维积攒已久的矛盾瞬时爆发，两人在众目睽睽下大打出手，但已经年近60的罗维那里是武艺高强，年轻有力的李小龙的对手。
而且正在气头上的李小龙更是拿出一把刀架在罗维脖子上叫嚣着：我要杀.了你。
一时间，李小龙对导演罗维持刀行凶的消息不胫而走，引得香港媒体大肆报道。
而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在这件事过去仅仅半个月后，李小龙就突然暴毙在了红颜知己丁佩的家里，一代功夫巨星的陨落，关于他的死亡原因，也是众说纷纭。
有人称，是导演罗维对李小龙怀恨在心，所以蓄意报复，雇凶杀害的李小龙。
但种种迹象表明，罗维根本不具备作案的时间和地点，因此导演报复杀人的说法，根本不成立。
那么当初李小龙对罗维持刀行凶，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有人分析，这已经不单单是李小龙脾气的问题，而是他精神开始崩溃的表现。
因为李小龙一直宣称，自己绝不会对不会武功的人和老年人动武。
所以如果他对导演罗维真有什么不满，一顿拳脚就可以解决了，何必要拔刀相向呢？这或许是李小龙紧绷的神经开始崩溃的先兆。
而罗维在后来接受采访时也称：当时自己是和李小龙发生过不愉快，而且他还侮辱过自己，但对于他的离开，自己还是非常痛心的，当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时，自己在床边整整坐了一夜，一夜未眠，那些曾经的合作就像昨天的事一样，完全不敢相信他已经离开了。
而在李小龙去世后，罗维也在嘉禾的处境非常艰难，再加上第二任妻子与他离婚后，成为了嘉禾老板邹文怀的红颜知己，这些原因迫使他不得不自立门户，与嘉禾分庭抗礼。
自立门户后，罗维自负能捧红李小龙，就能捧红其他人，于是找到了陈元龙，并为他改名为“成龙”。
但没想到与成龙拍的片子却是没有一部成功的，而时间告诉大家，罗维识人有眼光，拍戏就没眼光。
他这一辈子，除了与李小龙合作较为成功外，其他时间的作品，票房都很差劲。
而罗维之于成龙也是比较抠门，每部戏只给几万块，每月固定薪水也就是3000，久而久之，成龙对罗维的感激之情也是荡然无存，想要重新签约公司。
为了留下成龙，罗维不惜使出绑架恐吓等各种招数，但还是未能阻止自己辛苦挖掘的人才拱手他人，两人最终闹得不欢而散。
不得不承认，罗维的眼光确实一流，在成龙离开后，他又拉来了李连杰，他认为李连杰绝对是继李小龙、成龙之后的另一位功夫巨星。
但两人合作的片子也是反响平平，罗维的儿子罗大卫便怂恿李连杰改签自己母亲担任高层的嘉禾公司，这便有了李连杰与徐克的风云际会。
而罗维的晚年境况也是非常惨淡，他曾一手挖掘出了李小龙、成龙、李连杰三位功夫巨星，但最后却连一个都没有留住，还都闹得不欢而散。
这可能与他的本事和性格有关，毕竟所有人都认为，他识人有眼光，但拍电影真的不咋地。
而成龙也指出，罗维为人小气抠门，太贪心，毕竟鸟择良木而栖，人择君子而处嘛，他留不住人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但不管怎样，李小龙的英年早逝让人惋惜，可连他的儿子李国豪在拍戏的时候，随着一支“假枪”的一声枪响，也倒地不起，年仅28岁。
父子二人殊途同归的命运，实在令人唏嘘，而他们的去世原因，可能要成为千古谜题了。
#创作力计划#
【周厚健卸任海信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林澜将接任，他比周厚健小1岁】一向低调的周厚健，在退休时也选择了极为低调的方式。在3月12日下午海信召开的例行月度经济分析会上，周厚健正式卸任海信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一职。副董事长林澜将接任。自去年11月传出海信“换帅”误读以来就一直备受关注的海信接班问题，也由此尘埃落定。
1982年，刚刚从山东大学电子系毕业的周厚健便进入青岛电视机厂工作，由此开启了在海信长达40年的职业生涯。1992年，周厚健正式升任厂长，成为引领海信前行的掌舵人。在他的带领下，海信从一家地方电视机厂，成长为千亿级跨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2021年，海信实现营业收入1755亿元，同比增长24%，创历史新高。
由国际营销“一号人物”林澜接班，或许预示着海信未来将在国际化上进一步提速。
01
周厚健：
30年带领海信完成“三大跨越”
对海信来说，周厚健足以称得上奠基者。出任厂长时，周厚健年仅35岁。在长达30年的掌舵时间里，周厚健对海信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对技术的笃信，到低调稳健的个人作风，无一不深深烙印在了海信的企业文化中。但若从企业发展的长时段角度观察，周厚健带领海信在多元化、国际化以及体制机制改革上所完成的“三大跨越”最具里程碑意义。
刚掌舵海信不久，周厚健就知道，海信要做大做强就不能固守城池，从单一产品到多元化布局是必经之路。
“索尼公司就是靠不断上新项目迅速发展起来的，松下亦是如此，家电产品层出不穷。海信要发展也必须走这一步，向高科技发展。”1995年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周厚健曾如是说。
此后，海信开始在变频空调、手机以及媒体产品等其他家电和消费电子领域发力，并在2006年完成了对科龙的并购，进一步完善了白电产品线。与此同时，海信还在2000年前后将触角延伸至B2B产业，在智能交通、光通信等新兴领域进行了布局。
如今，海信已经成为国内家电产品线最全的企业，几乎涵盖从黑电到白电到厨电的全品类，旗下品牌包括海信、科龙、容声、gorenje等。B2B产业中，智能交通、光通信业务板块已经成为行业隐形冠军，智能医疗等近十年内新布局的业务也开始崭露头角。
业务版图持续扩张的同时，周厚健也将目光瞄准了更加广阔的全球市场。
事实上，在周厚健接棒之前，走出国门就是海信的愿景。“在世界地图上点一个点”，是周厚健的上一任在告别时对周厚健和海信的寄望。30年后，周厚健做到了。如今的海信已经在海外设立了55个海外公司和办事处、11个研发机构、18个工业园区和生产基地。对日本东芝电视等国外老牌家电企业发起的并购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全球化的经典案例，完成了从出口到并购、从输出产品到输出管理的国际化升级扩张之路。
在海信的国际化进程中，周厚健一直坚持自主品牌出海。2021年，海信实现海外收入731亿元，在集团总收入中占比达42%，其中自主品牌收入占比超过80%。
很多人对周厚健的印象是“技术狂”，但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周厚健也是一位大胆的改革派。在他掌舵的30年间，海信不断冲破体制机制的束缚，不断释放出更强的企业活力。
1992年，刚刚升任厂长的周厚健便为了降成本、裁冗员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1994年，在质疑和反对声中，周厚健将企业品牌由“青岛”改为“海信”，青岛电视机厂也因此被海信集团取代，由此真正拉开了海信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工厂，向市场经济时代的现代企业转变的序幕。
此后，周厚健相继在子公司层面大胆进行产权制度的改革，建立起了有社会法人投资的体制或建立股份公司，对员工实施股权激励，提高了经营效率。就在2020年，海信进一步深化所有制改革，推进了集团层面混改，进一步释放了企业活力。
02 林澜：海信国际营销的“一号人物”
虽然公众对林澜的名字感到陌生， 但在海信内部，林澜是一位已经“服役”了超过15年的“老兵”，是海信国际化业务的“一号人物”。
公开资料显示，林澜生于1958年，与1957年生的周厚健算是同龄人，历任西门子咨询公司(现为英国 AMEC 公司)动力系统软件开发部经理，GE 动力系统公司高级项目经理、高级工程师。
林澜与海信的缘分始于海信对科龙的并购。2002年，林澜受老同学顾雏军邀请加入科龙，负责科龙香港公司投资、科龙顺德总部研发、生产、采购和海外业务。《海信史》中提到，“直到顾雏军被抓，科龙面临倒闭，林澜仍然靠着几个海外大客户维持公司运转。”
也许正是这种职业精神，让林澜成为科龙高管中极少数被海信继续任用的人之一。2006年底，海信完成对科龙的收购之后，周厚健就将此前任职科龙副总裁的林澜纳入麾下，任海信集团副总裁，并将国际营销的担子交给了他。也正是在2006年，周厚健正式提出“海信未来发展，大头在海外”的国际化战略，并正式成立国际营销公司。
某种意义上，林澜是海信收购科龙所获得的最大收获。科龙的海外市场一直做得很好，而海信之所以发起对科龙的并购，目的之一便是为海信国际化铺路。如果说周厚健是为海信国际化谋划蓝图和做战略决策的人，那林澜就是冲锋一线的实施者。
从各个国家市场渠道的建立，到海外研发体系的搭建，再到近年来对东芝电视、gorenje等海外企业的跨国并购，都是由林澜一手推动完成的。他将过去中国企业国际化道路上的很多“不可能”，变为了“可能”。
比如，海信之所以能在自主品牌出海，这条被认为最难走的国际化道路上快速突围，源于林澜的“B品牌”战略——暂时放弃对头部品牌的直接竞争，先从“高质中价，优质服务”的定位做起。到今天，海信自主品牌已经在欧美高端市场获得越来多认可，并成功将万元以上的激光电视产品卖到了美国。
再比如，林澜负责搭建了海信智能电视的海外内容平台，让海信成为首个搭建全球一体化运营平台的中国电视品牌，海信智能电视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林澜，就没有今天全球布局的海信。就连周厚健都曾评价说：“海信真正的国际化，是林总带着走出来的。”
在国际化上持续加码无疑将是海信未来最重要的发力方向。2021年10月，海信就曾在媒体开放日上公开表示，预计海外收入最快在3年时间内超过国内。而在2021年底召开的海信国际化战略专题会上，B2B产业出海被确定为海信未来国际化的重点突破领域。相信林澜的接棒，将给海信国际化增添极大助力。 （相关链接https://t.cn/A66c298u）
1982年，刚刚从山东大学电子系毕业的周厚健便进入青岛电视机厂工作，由此开启了在海信长达40年的职业生涯。1992年，周厚健正式升任厂长，成为引领海信前行的掌舵人。在他的带领下，海信从一家地方电视机厂，成长为千亿级跨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2021年，海信实现营业收入1755亿元，同比增长24%，创历史新高。
由国际营销“一号人物”林澜接班，或许预示着海信未来将在国际化上进一步提速。
01
周厚健：
30年带领海信完成“三大跨越”
对海信来说，周厚健足以称得上奠基者。出任厂长时，周厚健年仅35岁。在长达30年的掌舵时间里，周厚健对海信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对技术的笃信，到低调稳健的个人作风，无一不深深烙印在了海信的企业文化中。但若从企业发展的长时段角度观察，周厚健带领海信在多元化、国际化以及体制机制改革上所完成的“三大跨越”最具里程碑意义。
刚掌舵海信不久，周厚健就知道，海信要做大做强就不能固守城池，从单一产品到多元化布局是必经之路。
“索尼公司就是靠不断上新项目迅速发展起来的，松下亦是如此，家电产品层出不穷。海信要发展也必须走这一步，向高科技发展。”1995年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周厚健曾如是说。
此后，海信开始在变频空调、手机以及媒体产品等其他家电和消费电子领域发力，并在2006年完成了对科龙的并购，进一步完善了白电产品线。与此同时，海信还在2000年前后将触角延伸至B2B产业，在智能交通、光通信等新兴领域进行了布局。
如今，海信已经成为国内家电产品线最全的企业，几乎涵盖从黑电到白电到厨电的全品类，旗下品牌包括海信、科龙、容声、gorenje等。B2B产业中，智能交通、光通信业务板块已经成为行业隐形冠军，智能医疗等近十年内新布局的业务也开始崭露头角。
业务版图持续扩张的同时，周厚健也将目光瞄准了更加广阔的全球市场。
事实上，在周厚健接棒之前，走出国门就是海信的愿景。“在世界地图上点一个点”，是周厚健的上一任在告别时对周厚健和海信的寄望。30年后，周厚健做到了。如今的海信已经在海外设立了55个海外公司和办事处、11个研发机构、18个工业园区和生产基地。对日本东芝电视等国外老牌家电企业发起的并购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全球化的经典案例，完成了从出口到并购、从输出产品到输出管理的国际化升级扩张之路。
在海信的国际化进程中，周厚健一直坚持自主品牌出海。2021年，海信实现海外收入731亿元，在集团总收入中占比达42%，其中自主品牌收入占比超过80%。
很多人对周厚健的印象是“技术狂”，但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周厚健也是一位大胆的改革派。在他掌舵的30年间，海信不断冲破体制机制的束缚，不断释放出更强的企业活力。
1992年，刚刚升任厂长的周厚健便为了降成本、裁冗员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1994年，在质疑和反对声中，周厚健将企业品牌由“青岛”改为“海信”，青岛电视机厂也因此被海信集团取代，由此真正拉开了海信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工厂，向市场经济时代的现代企业转变的序幕。
此后，周厚健相继在子公司层面大胆进行产权制度的改革，建立起了有社会法人投资的体制或建立股份公司，对员工实施股权激励，提高了经营效率。就在2020年，海信进一步深化所有制改革，推进了集团层面混改，进一步释放了企业活力。
02 林澜：海信国际营销的“一号人物”
虽然公众对林澜的名字感到陌生， 但在海信内部，林澜是一位已经“服役”了超过15年的“老兵”，是海信国际化业务的“一号人物”。
公开资料显示，林澜生于1958年，与1957年生的周厚健算是同龄人，历任西门子咨询公司(现为英国 AMEC 公司)动力系统软件开发部经理，GE 动力系统公司高级项目经理、高级工程师。
林澜与海信的缘分始于海信对科龙的并购。2002年，林澜受老同学顾雏军邀请加入科龙，负责科龙香港公司投资、科龙顺德总部研发、生产、采购和海外业务。《海信史》中提到，“直到顾雏军被抓，科龙面临倒闭，林澜仍然靠着几个海外大客户维持公司运转。”
也许正是这种职业精神，让林澜成为科龙高管中极少数被海信继续任用的人之一。2006年底，海信完成对科龙的收购之后，周厚健就将此前任职科龙副总裁的林澜纳入麾下，任海信集团副总裁，并将国际营销的担子交给了他。也正是在2006年，周厚健正式提出“海信未来发展，大头在海外”的国际化战略，并正式成立国际营销公司。
某种意义上，林澜是海信收购科龙所获得的最大收获。科龙的海外市场一直做得很好，而海信之所以发起对科龙的并购，目的之一便是为海信国际化铺路。如果说周厚健是为海信国际化谋划蓝图和做战略决策的人，那林澜就是冲锋一线的实施者。
从各个国家市场渠道的建立，到海外研发体系的搭建，再到近年来对东芝电视、gorenje等海外企业的跨国并购，都是由林澜一手推动完成的。他将过去中国企业国际化道路上的很多“不可能”，变为了“可能”。
比如，海信之所以能在自主品牌出海，这条被认为最难走的国际化道路上快速突围，源于林澜的“B品牌”战略——暂时放弃对头部品牌的直接竞争，先从“高质中价，优质服务”的定位做起。到今天，海信自主品牌已经在欧美高端市场获得越来多认可，并成功将万元以上的激光电视产品卖到了美国。
再比如，林澜负责搭建了海信智能电视的海外内容平台，让海信成为首个搭建全球一体化运营平台的中国电视品牌，海信智能电视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林澜，就没有今天全球布局的海信。就连周厚健都曾评价说：“海信真正的国际化，是林总带着走出来的。”
在国际化上持续加码无疑将是海信未来最重要的发力方向。2021年10月，海信就曾在媒体开放日上公开表示，预计海外收入最快在3年时间内超过国内。而在2021年底召开的海信国际化战略专题会上，B2B产业出海被确定为海信未来国际化的重点突破领域。相信林澜的接棒，将给海信国际化增添极大助力。 （相关链接https://t.cn/A66c298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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