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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目特稿丨河南村镇银行“取款难”储户:#维权路上的红码#】6月15日,天目新闻记者从被赋“红码”的河南村镇银行储户处了解到,目前大部分储户的“红码”已转为绿码,然而即使拥有绿码,储户们仍面临各种困境。
6月14日,天目新闻报道多名村镇银行“取款难”储户,在近日前往郑州沟通存款事宜时遭遇赋“红码”事件。随着舆论发酵,许多储户又很快从“红码”变回了绿码。对于“红码”是否仅针对储户,郑州12345工作人员曾表示具体情况并不了解,但经过查证是因大数据信息库出现了一些问题。
据悉,今年4月18日起,河南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河南柘城黄淮村镇银行、河南上蔡惠民村镇银行、河南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四家村镇银行储户陆续发现自己不能正常取款转账。此后,四家银行陆续发布了《系统升级的通知》公告,并关闭线上取款及转帐服务,截至目前仍未恢复。#河南村镇银行储户不能正常取款转账#

已离开郑州 但仍是“红码”

6月15日,已经从河南郑州返回广州的何先生告诉天目新闻记者,自己今天上午扫郑州当地的二维码,仍是红码,“如果一直是红码,下次我要再来郑州,就会非常麻烦,可能根本进不来郑州。”#河南卫健委调查储户被赋红码#
6月11日,何先生从广州坐火车前往郑州,在6月12日抵达,“当时在火车站扫码还是绿码,当天也顺利入住了酒店,但是入住当天就有民警到酒店找我了解为什么来郑州。”
在郑州酒店入住两晚,何先生表示民警及当地银保监局工作人员多次前来了解情况,由于一个人在郑州,无奈之下,何先生同意先返回广州,“但是14日我到火车站的时候一扫码,才发现自己‘红码’了。”
何先生表示“红码”后,曾在火车站隔离点停留,直到自己所要乘坐的火车要开车了,才有工作人员将其单独送上车,“我14日下午两点左右到的广州,今天扫郑州当地的码还是红码。”
对此,何先生表示担忧,“我计划近期离职,然后到郑州继续找回我的存款,若是情况允许会先在郑州找一份工作,但是因为现在还是‘红码’就很担心再来郑州会很困难。”
何先生表示自己多次拨打红码页面显示的电话,但均未接通。而申请转码页面需要当地社区开证明,不在当地的何先生也开不了证明,所以何时能变回绿码,何先生也并不清楚。
2020年,何先生将自己的大部分存款存入河南郑州几家涉事村镇银行,今年年初何先生将其中一部分存款转出,但仍留了7万多元在银行中,“后面就发现取不出来了,虽然钱数目不大,但是对我来说是需要好几年才能存出来的钱。”何先生原计划用这笔钱结婚,但如今结婚也因“取款难”被延期了。
截至发稿前,何先生告诉记者他的现场码已变绿,但豫康码还是红的。
另一位储户刁先生在离开郑州后重新拿回了绿码,“我11日晚上到达郑州东站后是‘红码’,后来在社区的帮助下曾改回过绿码。”
刁先生称,刚发现“红码”后,他曾前往当地医院做核酸检测,在酒店的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后台系统将其健康码改回了绿色。但第二天打车时发现又被赋了“红码”。当刁先生想再与社区工作人员沟通时,社区工作人员称是因为其在酒店入住填写信息时填成了境外人员。但据刁先生反复回忆,他输入信息时,并没有境外这个选项。
随即,天目新闻记者致电郑州郑东新区祭城路街道办事处千宁街社区,工作人员向记者确认了曾经帮刁先生修改健康码一事,他回忆称,刁先生的第一次“红码”是因为太久没有做核酸,在做了双采核酸,并签订承诺书后,他将刁先生的健康码改回了绿码,“他说住在我们这酒店,我就说行,你既然来了,我不可能不给你改。”
但为何刁先生第二天又变成了红码,该工作人员称,是其填写时填了境外,“我看系统上显示是国外的,我直接就没给他改。”
因是“红码”,刁先生和妻子被送往了青龙山庄,与其他一同被赋“红码”的储户们一起“隔离”。14日早上,刁先生和妻子在当地公安的护送下,一路“绿色通道”通过高铁检查,离开了郑州。

“没有取到钱我不会回去”

2021年,成都的李女士经历了恶性肿瘤手术。在获得商业保险赔款后,今年2月,李女士将自己的赔款及所有积蓄都存入了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没想到今年4月就无法取款了。”
6月15日,李女士告诉记者,在“红码”近三天后,自己终于在昨天转回绿码,“目前正在当地民警安排的宾馆等银保监会的工作人员来和我们沟通存款的事情,若是一直等不到,下午可能会直接到银保监会门口看看情况。”
用李女士的话说,6月12日乘飞机落地郑州后,经历了“奇幻的三日”。“落地后,我扫码就是直接‘红码’了,赋码原因显示为‘正在实施集中或居家医学隔离观察的入境人员’,但其实疫情后我一直没有出过国。”
李女士回忆称,当时机场工作人员通过她的身份证等个人信息确认其没有出境记录后,曾尝试帮助改回绿码,却并不成功,“身边很多其他旅客都可以很顺利改成功,就我不行。”
随后,李女士前往郑州市人民医院做核酸,希望能将自己的绿码找回,“毕竟‘红码’意味着寸步难行。”然而,在等待了几个小时后,即使已有核酸阴性证明,“码依然是红的”。
由于“红码”,无法住酒店,无法到餐馆就餐,“我们在路边买了饼,在郑州市人民医院的大厅将就了一晚。”李女士告诉记者,13日凌晨,当地公安、银保监局及信访局工作人员找到了她,几个小时后当地社区主任也一同出现。
“他们向我了解情况,希望我能回去,社区主任告诉我若是我能回去,‘红码’的事情可以商量,在我表示不回去后,就希望我能去他们安排的宾馆。”由于一直是“红码”,李女士无奈地同意前往民警安排的宾馆。
“他们让我24小时不要出房间门。”李女士表示,期间民警多次来沟通希望我们能回去,但她都拒绝了。14日晚,再次有民警来了解情况,“我说我还是‘红码’,他便登记了我的个人信息。”
6月14日,多位储户在社交媒体上曝光被赋“红码”一事,引发广泛关注。李女士也在15日上午终于拿回了绿码。
截至发稿前,李女士表示自己已经顺利离开宾馆,正在寻找新的住处,“没有取到钱我是不会回去的。”

自驾储户:进不去的郑州

6月11日,三辆私家车,十余人一同从浙江出发赶往河南郑州,“我们要去取回我们的存款。”其中一位储户龚先生接受天目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最终这趟“取款”之旅以失败告终。
6月13日,龚先生一行人选择在河南郑州中牟县的中牟东站高速口下高速,“因为我们从其他储户处了解到,在郑州的高速口可能下不去,就选了县城的高速口。”但令龚先生一行没想到的是,在高速口扫码的时候,有几位同行储户出现了“红码”。
“高速口的民警就不让我们下高速,要我们回去。”龚先生表示,行车两天才到河南,“我们不甘心,我们就改变方向,选择在开封市的一个高速口下。”
下高速后,龚先生一行马上前往当地的一家涉事银行,想到现场了解情况,“但因为发现银行门口有民警值守,就也没有成功。”龚先生表示,一行人商量后决定第二日走省道进入郑州,“为了第二天能顺利出行,当晚我们所有人都在开封当地医院做了核酸,都持有核酸阴性证明。”
6月14日,龚先生一行三辆车在不同时间出发,尝试通过走省道的方式进入郑州,“但结果是我们还是都被民警的检查站拦住,这个时候再扫码,基本上只剩三四个人是绿码了。”
龚先生称,当时他们被先后带去了隔离酒店,“他们说要是我们回去可以马上变绿码,若是不回去就继续在这边隔离,按照他们的隔离政策要隔离7天。”龚先生无奈表示,他们去郑州理由其实很简单,就是希望能要一个说法,“我们的存款到底什么时候能取,有个明确的说法,我们都可以回去。”
最终,在僵持几小时后,龚先生一行人选择返回浙江,“其实有点后悔,应该再坚持一下的。”
龚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在当地银行柜台办理的银行卡,共存入800多万元积蓄,“这么多年做生意的钱,现在余额都查不到了。”

“药用完了,只能先回家”

6月15日,备受媒体关注的浙江杭州储户,尿毒症患者高老先生告诉天目新闻记者,自己当天下午已在返杭的动车上,“今天银保监会一位副处长来找我,告诉我会尽快向上反映,主要是我的药水用完了,只能先回家再说。”
据高老先生介绍,自己年轻时在河南从事纺织贸易行业,2019年开始在当地几家村镇银行存款,此前存取均正常,“事情发生后,我现在做人都不好做了。”
截至今年4月18日,高老先生分别在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存了560万,上蔡惠民村镇银行300万,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400万,三家银行合计1260万,其中有400万是亲戚朋友的。
6月12日17时许,70岁的高先生独自踏上了前往郑州的火车,只为了能将自己存在河南三家村镇银行的存款取回,“这次来的目的一是希望能够尽快兑付,二是要告诉我时间。”
然而令高先生没想到的是,在他到达郑州站后被赋了“红码”,自己也被几名工作人员带到郑州市财贸学校的图书室。“现场有防疫部门、公安、银保监会、政法委的工作人员和我们谈话,‘劝返’我们。”据高先生回忆,一起被带去图书馆的有11人,都是村镇银行储户。
2021年,高先生确诊尿毒症,需要频繁做透析,“我和他们说,再不透析要有生命危险。”6月13日晚上,在高先生的要求下,两位工作人员带他到附近一家宾馆自费住宿。在宾馆里,高先生用自带的进口盐水做腹透,可以暂时替代透析达到排毒效果。
在宾馆住了一晚后,高先生于6月14日再次被两名工作人员带回图书馆,“在图书馆的时候我和银保监会的工作人员说了自己的情况,他们也很同情我,表示会去汇报我的情况。”高先生告诉记者,自己于14日下午拿回绿码。

“红码”到底是谁赋的?

6月15日,天目新闻记者致电郑州12320卫生健康热线,接线工作人员表示,对于储户被赋“红码”一事目前并未收到相关通知,建议“红码”人员在线上申诉。
对于到底哪个部门有权利赋“红码”,该工作人员表示可以联系大数据局了解情况,“如果要是郑州赋的话,郑州会有个单独的大数据,是专门管相关数据分析、数据赋能的,应该也有相对应的省大数据。”
在记者表示多次拨打河南省大数据局电话无人接听后,该工作人员向记者提供了一热线电话,并表示该热线电话工作时间为早8点至晚10点。截至发稿前,记者多次拨打该电话,均无人接听。
随即,天目新闻记者致电郑州疫情防控指挥部,接线值班人员告诉记者,赋“红码”的情况需要向河南省大数据管理局了解情况。
针对被访储户的疑问,6月14日,海报新闻记者曾电话联系到了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工作人员,据其介绍,变码的政策和疫情防控指挥部有关,但具体操作由各部门归口管理,建议记者联系郑州市当地大数据管理局。
郑州市大数据管理局回应海报新闻记者称,郑州疫情防控指挥部下面有一个社会防控部,他们为健康码管理的直接机构,制定赋码的规则,赋码、解码都是他们负责的。
6月15日,一新闻报道网络截图在储户维权群中流传,该图片显示,有媒体记者从河南卫健委了解到,经疫情防控指挥部和技术服务等部门的调查,初步确定负责豫康码开发运维的公司,在更新外省人员入豫风险判定规则时,由于程序员违规操作,错误使用了过期的规则,导致部分外省入豫人员被错误赋予红码。但天目新闻记者并未搜索到该报道原文。
据企查查显示,正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客户包括河南省大数据管理局、商丘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洛阳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等多家河南政府单位。6月14日至15日,天目新闻记者多次致电正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但电话均未能接通。#胡锡进称健康码只用于纯粹的防疫目的#
6月15日,天目新闻记者以储户身份从其中一家村镇银行的现场负责人处了解到,目前该村镇银行仍在营业中,线下业务都在正常开展。该负责人表示,因“公安侦破需要”,目前线上业务仍未开通,所以储户目前仍无法取钱。“因为线上的业务需要等案件结束,由官方发声以后再说。”
对于储户来河南后被赋“红码”一事,该负责人认为也许只是因为“疫情影响”,他告诉记者,有从外地前来了解情况的储户并没有被赋“红码”,“他们来我们单位问一问都走了,跟他说在家耐心等待。”

黄狗裴元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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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题目不是骂人,那狗就叫裴元庆,是我们下乡知青养的一条大黄狗。

我下乡的地方是个山村,前面已经有一拨知青,二十多人,在村里呆了两年了。因为我们的到来,他们那拨就成了“老插”,我们自然就算作“新插”。

老插下乡时,因为是本村头一批,村里比较重视,居然专门给盖了一排砖房,每间房住两人,比我后来住的大学宿舍还阔绰。

等我们这一拨到来,知青已经不稀罕,进村时例行的放了两串鞭炮,但住房就别提要求了。老插的砖房在一个小坡之上,坡下有个旧谷仓。村长让人把谷仓腾空了,排开一溜木板床,这就是新插的宿舍。

人到哪儿都会分三六九等。同为天涯沦落人,但老插们多沦落了两年,就有了一种优越感,一开始并不怎么接纳我们这班兄弟(新插清一色的男性)

老插们集体养了一条黄狗,但不愿意我们这些新插逗这条狗。只要看到黄狗朝我们这边走动,就立刻会把它叫回坡上去。叫的啥听不真切,似乎是叫“边庆”。我们一班新插猜了半天,猜不出为啥叫“边庆”。

新插努力跟老插们套磁,过了差不多一个月,老插终于对新插能接纳一些,看到新插逗黄狗,也就不再坚持把它叫回去。我们便撒开了逗它,天天叫“边庆”过来玩。

老插有个陈宜章,学校里学的东西,数他保持得最好,这点积蓄让他不需要下地干活,一直在村里民办小学当老师。老插二十来人,他是最早对新插放下架子的,时常给我们讲讲在此地混生活的要领。

既然熟了,我们就问他这狗为啥叫“边庆”。

他喷喷鼻子说,什么“边庆”啊,是“裴元庆”。天天叫,叫多了舌头偷懒,就给你们听成了“边庆”。

我们觉得不理解,说裴元庆是隋唐第三条好汉。那为啥咱这狗不跟第一好汉李元霸,不跟第二好汉宇文成都,却跟第三好汉裴元庆起名呢?

陈宜章笑笑说,当时大伙也没怎么特别研究,大概就觉得李元霸虽说是第一条好汉,但书上说了,李元霸身形矮小,骨瘦如柴,咱大黄高大威猛,叫李元霸不妥。宇文成都呢得叫四个字,累。于是就挑了裴元庆吧。

别看裴元庆在说唐里是第三条好汉,在咱村里那是数一数二的。有一年村里闹狗瘟,全村总共只有两条狗活了下来,一条是村民家的黑狗,另一条就是裴元庆。

裴元庆没有自己的伙食指标。它的伙食都是知青们从嘴里省出来的。知青们吃饭时,裴元庆就会过来蹲在旁边。我们知道它是等吃的,就从碗里挖一勺饭喂它。一人喂一口,它就足够吃饱有余了。

刚开始我们新插是把饭扔到地上让裴元庆吃。老插看到了就说别那样,扔地上脏。我们说那咋办?给它弄个盆?老插说不用。就这样。说着从自己碗里挖一勺饭团,朝裴元庆头顶抛过去。裴元庆往起一蹦,一口就把饭团叼到嘴里咽下去了。那以后我们也都是这么喂。

裴元庆不光会吃。它看家护院的本事也是一流的,最著名的战绩是它在村长小腿上咬了一口,留下一个疤。这个事从人类视角来看似乎欠和谐,但狗的思路毕竟跟人类有些不同。作为知青集体养的狗,裴元庆的敌我概念就是:所有知青都是主人,其他人都是外人。

当然裴元庆也不会跑农民家里去惹事。它只对闯到家里的外人发飙。让事情有点挠头的是,知青住房正好是在村子与河之间。村民们去河边挑水,必须经过知青住地。

通常这不会出事。因为原来二十多个知青,新插来了之后近四十人,基本上什么时候都有人在家。如果有村民经过,知青们会把作势进攻的裴元庆给叫回来。

那天村长挑水经过,看到裴元庆冲过来。因为平时总有知青出来喝止,所以他也没当回事,继续往前走。偏巧那一刻知青们都在屋里打牌,没人拦着裴元庆,结果它真冲到了村长身边。等村长发觉不妙,转身逃窜,已经晚矣,到底被裴元庆在腿肚子上咬了一口。幸亏有知青听到村长惨叫,赶紧出来撵走了裴元庆,事情才没闹得更大。村长当时是连说没关系,但知青们过意不去,下次回城的时候还是凑钱给村长带了好几包面条。

面条这事可能得稍微解释两句。南方不产麦子,山村里没见过面条。知青们从城里带了面条去,有村民们过来玩,看到了觉得很稀罕,尝一口更觉得是人间美味,后来就有村民拿自己榨的花生油来换面条。花生油对于知青来说是上好烹调油。而村民也觉得面条是上好美食。以物易物,所谓双赢。

起先知青们也不知道村民换了面条会怎么用。有女知青热心,特地去到村民家里,打算教他们怎么煮食。结果去了才发现人家不用教。他们就把面条当粉丝,煮软了加些酱油辣子,翻炒一下当做菜来下饭。

知青们看了觉得有些好笑,但笑不出来。

这个村在当时并不算最穷,一个工分值两毛钱。最穷的那个村,一个工分是九分钱。一个男劳力一年也就1000工分左右,妇女同样出工时间,干的活并不轻,包括插秧或是收割,但工分减半。这种工分制度是明文规定,妇女们也从没觉得有啥不对。

村民平时吃的菜都是自留地里种的蔬菜。有时地里的菜接不上了,就往米饭上面洒一把葱花,再淋一些酱油,一顿饭就这么解决,过大节的时候才会沾一点荤腥。

所以炒面条在村民嘴里就是好菜了。

就这么着,人家还邀请那几个知青吃饭。知青们陪着吃了几口——不吃是不行的,若是有人推辞,村民的劝说工作能坚持一个通宵。吃完告辞回家,给大家说了这事。后来大家有机会回城,不管自己吃不吃面条,只要米面指标还有富余(那时候买这个需要粮票),都会尽量带几包回来给村民。人家当然也不会白要,都是用花生油换,但这么着他们就很开心了。

接着说裴元庆。裴元庆有一种神秘的辨别能力,即使是从没见过的人,它也能看出(更可能是嗅出)这人是知青还是农民。

我们常带它下地干活,有时去得很远,都到了邻村的边上了。倘若碰上所有知青全都离开,比如挑着割下的稻子回村了,而裴元庆一时贪玩没跟着回去,这时地里就只剩下当地村民,但它不会跟着村民跑。村民叫它它都不理。

有一回正好邻村的知青也到这片地方干活,裴元庆抬头看看,再过去嗅一嗅,就认同了这帮知青,跟着他们到处走,直到本村的知青出现,它才屁颠屁颠的跑回来跟着我们。

其实下地干活时,知青穿着跟本地农民一模一样。不相识的人,一眼看去真分不出是知青是村民。但裴元庆一点问题没有。它一嗅就知道谁是谁。

更神的是它对潜在危险的灵敏嗅觉。发狗瘟那年,疫情有点严重,于是公社领导按官府办事风格,做了个一刀切的决定,要各村把所有的狗只全部杀灭。我们村里的民兵有两把冲锋枪。民兵队长带着一帮民兵挨家挨户搜寻,看到狗就拿冲锋枪扫。

知青听到消息,知道这事没人能拦得住,但也没人愿意看着裴元庆就这么给杀了。大家紧急商议了几分钟,还没想出办法,就看到民兵队长带着人朝这边走过来了。

陈宜章惶急之下指着山坡后面对裴元庆大叫一声:“裴元庆,快跑!”

说也奇怪,平时你让裴元庆跑,它多半懒得理你。除非你扔个东西逗它,它若是兴致好,或许会去追回来。其他时候它都是懒洋洋地趴着。但那回裴元庆只冲那帮拿枪的人看了一眼,立刻就明白苗头不对,嗖的一下窜上山头消失在树林里。民兵队长带人追上去,却寻不到半点踪迹。

知青们想说服队长就这么这算了。但队长很认真,说这是上级命令。俺拿了枪就是军人,军纪不能违抗的,于是每天傍晚收工之后就带着人在山上找,找了两个星期,死活找不到裴元庆。

后来狗瘟过去,公社领导大概看着整理效果不错,政绩方面压力不大,就撤销了那个绝杀令。

民兵队长也不是歹人,听到命令后就来告诉知青,说上面通知改了,不用杀狗。我不知道你们把裴元庆藏哪儿,反正现在是可以放它出来了。

其实知青没藏裴元庆。知青自己都不知道裴元庆现在是死是活。陈宜章专门到公社去了一趟,打听得真切,杀狗令确实是撤销了,知青们立即上山,散开到各处叫裴元庆的名字。不到十分钟就看到裴元庆从树林里跑出来了。瘦了不少,但还是很精神。大家带它到河边洗了个澡,回家吃了几天好的,裴元庆又恢复了原来的风貌。

狗瘟没放倒它,打狗队也没奈何得了它。知青拍着它的脑袋,赞它果然不负裴元庆的名字。

裴元庆晃了晃耳朵,神情淡定的看着远山,仿佛并不把这当好大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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