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知道#丨10亿元专项资金，将如何解陕南发展之“渴”？】“完善汉中区域中心城市功能、推进陕南交通旅游山水画卷试点工作……”
“促进陕南系统迈向绿色循环发展，加快把各区域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产业优势、综合协同优势……”
“支持陕南建设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示范区……”
2022年陕西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这些内容，为今年的陕南经济社会建设定下基调。6月份，陕西省发改委下达了2022年陕南发展专项资金10亿元，将对陕南三市——安康市、汉中市和商洛市的28个县（区）进行全覆盖支持。消息一出，经受疫情冲击的各家企业再次振奋，这为陕南多项建设和项目打上了“强心针”，给经济发展投入了“催化剂”。
长久以来，陕南在自然天堑的阻隔下，与北面的关中形成了经济发展的鸿沟。但秦岭之于陕南，既是发展的阻隔，也是其绿色发展的特色根基。如何“绘制”绿色产业，如何扶持县域经济，如何发展中心城市，如何“虹吸”外来人口……众多的发展问题盘萦在前，针对陕南的专项资金又将如何解这发展之“渴”？
陕南发展专项资金的设立要追溯至十六年前，2006年，陕西省发布了《关于陕南突破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首次提出：省政府设立陕南发展专项资金，并随财政收入增长逐步加大投入力度。
2020年陕西省发改委在《对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第606号建议的答复函》中透露，截至2019年，“陕南发展专项资金共安排资金68.5亿元，支持三市产业类项目2250个，为陕南经济增速连续11年超过全省平均水平提供了强劲动力。”同时，省政府从2019年起将陕南发展专项资金规模再次增加至8亿元，支持“一县一产业”发展壮大的资金打捆下达，由各市自主安排。
从2007年的2.5亿，到2019年的8亿，再到如今的10亿，陕南发展专项资金量持续稳步提升。
这10亿元，会带动出超40倍的价值——以“撬动杠杆”的模式吸引后续投资，2022年所涉及的具体项目为237个，带动总投资将高达420.5亿元。
今年4月，陕西省发改委便公示了陕南发展专项资金涉及到的其中99个项目，包括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44个，主导产业全产业链项目55个。这些项目聚焦现代材料、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绿色食品、文旅康养等主导产业，围绕基础设施、产业链建设、“一县一业”、创新驱动试点等方向展开，意在通过产业集群化推进陕南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其中，以创新链产业链“两链”融合发展推动陕南新旧动能转换的项目不少，汉中市申报了西乡县智能制造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商洛市申报了洛南县县域工业集中区中小企业孵化园等项目，安康市申报了平利县工业集中区（陈家坝园区）标准化厂房建设等项目。
例如，作为陕南经济重要组成的中医药产业链，此次将投资扩建的洛南县县域工业集中区，已经囊括了洛南县多个经济主体。其中的泰华公司医药产业园区，有中成药前期处理及提取、抗肿瘤原料药、天然提取原料药等生产线，及国家级抗肿瘤药物研发中心、质量检测中心等相关设施。一年可实现产值3.2亿元，上缴税金3000余万元，能解决就业1700余人，其中吸纳了贫困劳动力650余人，对巩固提升全县脱贫攻坚成效，繁荣当地经济起到极大的作用。这片医药产业园区便是在洛南县县域工业集中区建成后由泰华公司投资建设的，是小投资“撬动”大投资的生动写照，也是推动洛南县乃至陕南发展的动力模式标杆。
此外，这笔专项资金还将首次用于“汉中区域中心城市”的建设项目中，充分利用集聚效应，发挥区域中心城市带动作用，“撬动”更多的投资汇聚于陕南，发展于陕南。
作为陕西省省会城市，西安市历史文化悠久，城市发展水平高，是陕西的代表性城市，而在陕南，汉中市则是三市中发展最为迅猛的城市，是陕南的代表性城市。
汉中市位于陕西省西南部，汉江上游，北倚秦岭、南屏大巴山，地势南北高，中间低，中部是汉中盆地，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地区。汉中市与宝鸡、西安、安康接壤，是成渝经济区与关中天水经济区的重要纽带城市，也是多地往来的必经之路。
2021年，汉中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行动指南”正式出炉，汉中市印发了《汉中市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战略规划（2021-2035）》（以下简称规划），明确了汉中至2025年并远景展望2035年的总体目标、空间格局、发展任务和主要举措。
今年是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行动指南出台后的第一年，今年的陕南发展专项资金着重倾斜支持汉中市“汉台—南郑—城固”中心城区重点项目，目标以汉中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引领带动陕南加快发展。
根据《规划》要求，汉中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生态优势、文化优势和产业基础优势，全面融入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西部陆海新通道，打造陕甘川渝4省市交汇的区域中心城市，不断增强区域生态经济、教育科创、金融服务、人文交流、内外开放、综合交通的引领、辐射、集散功能，形成带动区域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强劲增长极。
城固县是此次区域中心城市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之一，其位于汉中盆地东部，与中心城区汉台区接壤。位于2020年汉中区县生产总值全市第一位，超过南郑区，作为陕南第一经济强县，全省第三大农业县，城固的工业和农业都是可圈可点的。此外，城固交通非常有优势，坐拥火车站，高铁站，动车站（治江站-在建），飞机场，两条高速过境——京昆高速和十天高速，两条国道——G316和G108，是陕南交通最便捷的县。城固经济发展有利，面积大，人口多，与汉台区和南郑区形成了三个发展“热点”，构建出汉中区域中心城市的大致发展格局。
《规划》强调加快推动汉台—南郑—城固交通运输一体化、城市建设一体化、产业发展一体化，统筹布局中央文体区、中央商务区、中央金融区、中央创新区“四大中央区”，打造综合服务功能板块。以汉江为轴线，打造汉江生态文化廊道；以108国道为轴线，构建绿色制造产业带，串联南北方向的高校、产业园等，打造科技创新服务轴，形成“一带一廊一轴”功能布局。
《规划》支持城固加快推动沙河营、博望、莲花、三合一体化发展，形成城市东部强劲增长极。到2035年，形成中心城区面积达到200平方公里、可承载200万人口的“双200”大城市。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汉中市布局了36个重大平台，谋划了18项重点工程，包装了7大类254个重大项目，总投资6705亿元，形成推动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的坚实支撑。陕南发展专项资金将在其中带动投资，加快发展，促进汉中区域中心城市建设。
城市的发展全速推进，县域的发展也不遑多让。陕南地处地大物博的秦岭，自然资源和物产丰富，具有极强的“天赋”，但要将天赋挖掘出来，利用出来，同样需要资金的倾斜支持与全方位的管理和规划。
县域经济是区域发展的基石，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陕西79.8%的土地面积、55.2%的常住人口、40.8%的经济总量都在县域。今年的这10亿元陕南发展专项资金，也包括县域高质量发展专项，这是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陕西省县域经济实力、竞争力和城镇建设水平而设立的。
陕南县域高质量发展，少不了“一县一业”的精准投资发展战略。在推进“一县一业”的过程中，如何打造县域产业集群，推动县域传统产业向新发展，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霍学喜认为，打造“一县一业”，要借鉴我国在创建产业开发区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创建特色明显和优势突出的县域产业园区，并创新和完善县域产业服务功能。这样有助于形成促进龙头企业成长的经营环境，形成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布局集中化的县域经济竞争格局，并持续、系统地拉动乡村产业兴旺。
陕西省发展改革委与76个县（市）政府逐一确定首位产业，促进发展“一县一业”。76个县（市）中，32个县（市）首位产业确定为工业，27个县（市）确定首位产业为现代农业（三产融合），17个县（市）首位产业确定为文化旅游产业。
以陕南三市中的安康市为例，宁陕县为生态旅游业，镇坪县为生猪产业，石泉县为蚕桑产业，旬阳县为烤烟产业，紫阳、平利两县为茶饮产业基础，岚皋县为魔芋产业、白河县为木瓜产业、汉阴县为油脂产业。将全县力量集中于一种产业，更有利于该地特色产品“突围出圈”，走出陕西，迈向全国，形成有力的竞争态势。
其中，石泉县作为西部第一蚕桑产业大县，被誉为“金蚕之乡”。因其水热同季的鲜明特点，既不象南方那样潮湿，也不象北方那样干燥，桑树旺盛生长的需求完全得以满足，养蚕环境优于南北方蚕区。丝绸产品拥有雍容华贵、飘逸轻柔的质地，市场需求常年旺盛，本不愁销路。但曾经，石泉县的桑果利用率低，分散的农户没有统一规划的生产和销路，造成了大面积优质桑叶桑果资源的浪费，在投资建立了多个产业园后，石泉县有效解决了蚕桑产业中富裕桑叶桑果资源的浪费及农产品销路不畅的难题，为农民们致富增收，为石泉县打造了优质特色的品牌。
“一县一业”既符合县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更是贫困山区摆脱经济滞后的必由之路。陕南三市是我国典型的山区城镇集群，更是要通过把握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陕南发展专项资金亦是以此为目标展开运转的。
总而言之，陕南的发展脉搏需要靠规划和投资引势蓄能。无论是从汉中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还是“一县一业”特色产业发展，不难看出，陕南的发展路线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理念高度契合，陕南发展专项资金更是撬动发展“锁芯”的“钥匙”。陕南的发展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而是重振山区城镇经济的“持久战”，重视陕南的发展，不止是有利于陕南千万群众的立身大业，更是陕西经济“蛋糕”做大做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未来，陕南又将有怎样的发展，让我们拭目以待。
“促进陕南系统迈向绿色循环发展，加快把各区域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产业优势、综合协同优势……”
“支持陕南建设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示范区……”
2022年陕西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这些内容，为今年的陕南经济社会建设定下基调。6月份，陕西省发改委下达了2022年陕南发展专项资金10亿元，将对陕南三市——安康市、汉中市和商洛市的28个县（区）进行全覆盖支持。消息一出，经受疫情冲击的各家企业再次振奋，这为陕南多项建设和项目打上了“强心针”，给经济发展投入了“催化剂”。
长久以来，陕南在自然天堑的阻隔下，与北面的关中形成了经济发展的鸿沟。但秦岭之于陕南，既是发展的阻隔，也是其绿色发展的特色根基。如何“绘制”绿色产业，如何扶持县域经济，如何发展中心城市，如何“虹吸”外来人口……众多的发展问题盘萦在前，针对陕南的专项资金又将如何解这发展之“渴”？
陕南发展专项资金的设立要追溯至十六年前，2006年，陕西省发布了《关于陕南突破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首次提出：省政府设立陕南发展专项资金，并随财政收入增长逐步加大投入力度。
2020年陕西省发改委在《对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第606号建议的答复函》中透露，截至2019年，“陕南发展专项资金共安排资金68.5亿元，支持三市产业类项目2250个，为陕南经济增速连续11年超过全省平均水平提供了强劲动力。”同时，省政府从2019年起将陕南发展专项资金规模再次增加至8亿元，支持“一县一产业”发展壮大的资金打捆下达，由各市自主安排。
从2007年的2.5亿，到2019年的8亿，再到如今的10亿，陕南发展专项资金量持续稳步提升。
这10亿元，会带动出超40倍的价值——以“撬动杠杆”的模式吸引后续投资，2022年所涉及的具体项目为237个，带动总投资将高达420.5亿元。
今年4月，陕西省发改委便公示了陕南发展专项资金涉及到的其中99个项目，包括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44个，主导产业全产业链项目55个。这些项目聚焦现代材料、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绿色食品、文旅康养等主导产业，围绕基础设施、产业链建设、“一县一业”、创新驱动试点等方向展开，意在通过产业集群化推进陕南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其中，以创新链产业链“两链”融合发展推动陕南新旧动能转换的项目不少，汉中市申报了西乡县智能制造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商洛市申报了洛南县县域工业集中区中小企业孵化园等项目，安康市申报了平利县工业集中区（陈家坝园区）标准化厂房建设等项目。
例如，作为陕南经济重要组成的中医药产业链，此次将投资扩建的洛南县县域工业集中区，已经囊括了洛南县多个经济主体。其中的泰华公司医药产业园区，有中成药前期处理及提取、抗肿瘤原料药、天然提取原料药等生产线，及国家级抗肿瘤药物研发中心、质量检测中心等相关设施。一年可实现产值3.2亿元，上缴税金3000余万元，能解决就业1700余人，其中吸纳了贫困劳动力650余人，对巩固提升全县脱贫攻坚成效，繁荣当地经济起到极大的作用。这片医药产业园区便是在洛南县县域工业集中区建成后由泰华公司投资建设的，是小投资“撬动”大投资的生动写照，也是推动洛南县乃至陕南发展的动力模式标杆。
此外，这笔专项资金还将首次用于“汉中区域中心城市”的建设项目中，充分利用集聚效应，发挥区域中心城市带动作用，“撬动”更多的投资汇聚于陕南，发展于陕南。
作为陕西省省会城市，西安市历史文化悠久，城市发展水平高，是陕西的代表性城市，而在陕南，汉中市则是三市中发展最为迅猛的城市，是陕南的代表性城市。
汉中市位于陕西省西南部，汉江上游，北倚秦岭、南屏大巴山，地势南北高，中间低，中部是汉中盆地，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地区。汉中市与宝鸡、西安、安康接壤，是成渝经济区与关中天水经济区的重要纽带城市，也是多地往来的必经之路。
2021年，汉中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行动指南”正式出炉，汉中市印发了《汉中市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战略规划（2021-2035）》（以下简称规划），明确了汉中至2025年并远景展望2035年的总体目标、空间格局、发展任务和主要举措。
今年是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行动指南出台后的第一年，今年的陕南发展专项资金着重倾斜支持汉中市“汉台—南郑—城固”中心城区重点项目，目标以汉中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引领带动陕南加快发展。
根据《规划》要求，汉中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生态优势、文化优势和产业基础优势，全面融入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西部陆海新通道，打造陕甘川渝4省市交汇的区域中心城市，不断增强区域生态经济、教育科创、金融服务、人文交流、内外开放、综合交通的引领、辐射、集散功能，形成带动区域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强劲增长极。
城固县是此次区域中心城市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之一，其位于汉中盆地东部，与中心城区汉台区接壤。位于2020年汉中区县生产总值全市第一位，超过南郑区，作为陕南第一经济强县，全省第三大农业县，城固的工业和农业都是可圈可点的。此外，城固交通非常有优势，坐拥火车站，高铁站，动车站（治江站-在建），飞机场，两条高速过境——京昆高速和十天高速，两条国道——G316和G108，是陕南交通最便捷的县。城固经济发展有利，面积大，人口多，与汉台区和南郑区形成了三个发展“热点”，构建出汉中区域中心城市的大致发展格局。
《规划》强调加快推动汉台—南郑—城固交通运输一体化、城市建设一体化、产业发展一体化，统筹布局中央文体区、中央商务区、中央金融区、中央创新区“四大中央区”，打造综合服务功能板块。以汉江为轴线，打造汉江生态文化廊道；以108国道为轴线，构建绿色制造产业带，串联南北方向的高校、产业园等，打造科技创新服务轴，形成“一带一廊一轴”功能布局。
《规划》支持城固加快推动沙河营、博望、莲花、三合一体化发展，形成城市东部强劲增长极。到2035年，形成中心城区面积达到200平方公里、可承载200万人口的“双200”大城市。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汉中市布局了36个重大平台，谋划了18项重点工程，包装了7大类254个重大项目，总投资6705亿元，形成推动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的坚实支撑。陕南发展专项资金将在其中带动投资，加快发展，促进汉中区域中心城市建设。
城市的发展全速推进，县域的发展也不遑多让。陕南地处地大物博的秦岭，自然资源和物产丰富，具有极强的“天赋”，但要将天赋挖掘出来，利用出来，同样需要资金的倾斜支持与全方位的管理和规划。
县域经济是区域发展的基石，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陕西79.8%的土地面积、55.2%的常住人口、40.8%的经济总量都在县域。今年的这10亿元陕南发展专项资金，也包括县域高质量发展专项，这是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陕西省县域经济实力、竞争力和城镇建设水平而设立的。
陕南县域高质量发展，少不了“一县一业”的精准投资发展战略。在推进“一县一业”的过程中，如何打造县域产业集群，推动县域传统产业向新发展，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霍学喜认为，打造“一县一业”，要借鉴我国在创建产业开发区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创建特色明显和优势突出的县域产业园区，并创新和完善县域产业服务功能。这样有助于形成促进龙头企业成长的经营环境，形成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布局集中化的县域经济竞争格局，并持续、系统地拉动乡村产业兴旺。
陕西省发展改革委与76个县（市）政府逐一确定首位产业，促进发展“一县一业”。76个县（市）中，32个县（市）首位产业确定为工业，27个县（市）确定首位产业为现代农业（三产融合），17个县（市）首位产业确定为文化旅游产业。
以陕南三市中的安康市为例，宁陕县为生态旅游业，镇坪县为生猪产业，石泉县为蚕桑产业，旬阳县为烤烟产业，紫阳、平利两县为茶饮产业基础，岚皋县为魔芋产业、白河县为木瓜产业、汉阴县为油脂产业。将全县力量集中于一种产业，更有利于该地特色产品“突围出圈”，走出陕西，迈向全国，形成有力的竞争态势。
其中，石泉县作为西部第一蚕桑产业大县，被誉为“金蚕之乡”。因其水热同季的鲜明特点，既不象南方那样潮湿，也不象北方那样干燥，桑树旺盛生长的需求完全得以满足，养蚕环境优于南北方蚕区。丝绸产品拥有雍容华贵、飘逸轻柔的质地，市场需求常年旺盛，本不愁销路。但曾经，石泉县的桑果利用率低，分散的农户没有统一规划的生产和销路，造成了大面积优质桑叶桑果资源的浪费，在投资建立了多个产业园后，石泉县有效解决了蚕桑产业中富裕桑叶桑果资源的浪费及农产品销路不畅的难题，为农民们致富增收，为石泉县打造了优质特色的品牌。
“一县一业”既符合县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更是贫困山区摆脱经济滞后的必由之路。陕南三市是我国典型的山区城镇集群，更是要通过把握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陕南发展专项资金亦是以此为目标展开运转的。
总而言之，陕南的发展脉搏需要靠规划和投资引势蓄能。无论是从汉中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还是“一县一业”特色产业发展，不难看出，陕南的发展路线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理念高度契合，陕南发展专项资金更是撬动发展“锁芯”的“钥匙”。陕南的发展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而是重振山区城镇经济的“持久战”，重视陕南的发展，不止是有利于陕南千万群众的立身大业，更是陕西经济“蛋糕”做大做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未来，陕南又将有怎样的发展，让我们拭目以待。
科技联合攻关的“金川样本”
6月12日，第24次金川科技攻关大会在甘肃省金昌市拉开序幕，4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研究院所的专家学者和相关企业齐聚“镍都”，围绕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推进新能源及配套产业、研究开发国家急需的镍钴新产品、建设智能工厂等内容展开深入研讨，正式启动新一轮科技联合攻关。
以创新、融合、携手共建新金川为主题的此次大会，由甘肃省人民政府、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主办，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昌市人民政府承办。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鹤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科学院院士严纯华、刘维民，中国工程院院士汤中立、王国法、冯夏庭、张平祥等出席会议。
“这次盛会既是一次跑好科技攻关‘接力赛’、描绘创新驱动‘热力图’、奏响高质量发展‘最强音’的群英会，也是一次强科技、强工业、强省会、强县域的行动会，充满着共商、共创、共赢的格局情怀及价值追求，蕴涵着谋全局、应变局、开新局的关键抉择及目标要求，具有丰富的实践意义。”金川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永前在大会致辞时表示。
从1978年至今，已召开23次的金川科技攻关大会，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我国能源创新的技术高峰。通过大规模、跨行业、多层次、多学科的金川资源综合利用科技联合攻关，形成开放型、联合式科技攻关模式，使科技创新成为金川的“传家宝”。“金川经验”“金川模式”成为国内依靠科技进步发展企业的典范，金川集团发展史也被业内称为“镍钴工业的科技进步史”。
科技兴企：打造科技创新体系化系统化能力
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鹤表示，科技攻关，企业要冲锋陷阵、人才要担纲大任、政府要贴心服务。金川集团的发展实践，不仅树立了科技兴企的典范，也表明了甘肃的创新发展潜力巨大、充满希望。
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鹤
科技创新，企业既是“主体”又是“主力”。1958年，金川发现镍矿，金川集团通过探索和试验，研究掌握了适合金川镍矿特点的采、选、冶工艺技术，短时间内打通试生产流程,于1964年产出金川第一批电镍。
在1978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金川被列为全国三大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基地之一，金川集团进入“科技兴企”的快速发展时期。伴随着一批又一批制约企业发展的关键性技术难题被解决，金川集团用技术创新成果打破国外技术封锁，填补了我国镍钴及铂族金属生产工艺的一项项技术空白。
2020年后，为适应加快发展和国际化经营的需要，金川集团把技术进步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抓手，开始了新一轮提高金川资源综合利用水平的产学研联合科技攻关。金川集团先后组织实施科研课题480余项，在镍钴及铂族金属采、选、冶及相关新领域，形成了一批达到国际国内先进水平，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成套装备，使技术创新达到了新高度。
进入新时代，面对高质量发展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金川集团把科技创新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通过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牢固树立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的理念，金川集团以增强科技创新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为目标，建立并完善了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资源配置方式，和适应公司新形势的科技创新绩效及考核机制、科技成果转化及激励机制，有力促进了科技创新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全方位提高了公司技术实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作为金川集团的带头人，王永前认为，在谋全局、应变局过程中，金川集团把改革创新作为第一对策，把高质量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作为第一遵循，把铸“魂”、固“根”、夯“基”作为第一使命，奋力走好中国企业科技创新的赶考之路。
优异成绩是金川集团创新路径的最好验证。“十三五”期间，金川集团成绩亮眼，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2021年，金川集团实现营业收入2622亿元，同比增长5.81%。工业总产值1660亿元，同比增长44.2%，利润70.38亿元，同比增长111.61%。集团利税总额突破127亿元，其中利润70.38亿元，同比增长111.61%，位列世界500强第336位，中国500强第94位。在科技创新方面，“十三五”期间金川集团研发投入累计17.01亿元，年均增长率达34.6%，并先后组织开展各类科研攻关课题306项，科研项目成果转化率超过60%。其中，《镍阳极泥中铂钯铑铱绿色高效提取技术》《冶金炉窑强化供热关键技术及应用》两项成果获得2019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数字的背后，是金川集团科技创新体系化、系统化能力的体现。据了解，目前，金川集团已形成以国家级、省部级各类创新平台为依托，以镍钴研究设计院、兰州金川科技园等研发机构为核心，以二级单位工程技术研发力量为主体的科技研发体系，基础性、战略性、引领性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工艺优化和装备提升等技术研发不断取得新成果。同时，通过设立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和联合科技攻关项目，金川集团不断加强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交流合作，有效推动了科研能力提升和重大技术难题解决。
推动科技创新，人才是关键。60年发展历程中，金川集团始终坚持把“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落到实处，坚持以价值创造为导向，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探索、完善公司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充分激发了下属经营主体和全体员工的创造潜能和活力。
在王永前看来，金川集团正是拥有“好”的制度体系、“能”的运营模式和“行”的企业文化，才使得各类资源要素的内在活力与外在张力全面释放，有力加强了改革攻坚与科技攻关的双重驱动，通过集聚一流创新资源、培育一流创效产业、对标一流创优标准、营造一流创业环境，金川集团成为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金川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永前
助推强国：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添砖加瓦
企业除了靠科技自立自强，更要以己之力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一直以来，金川集团的科技创新立足金川资源优势，紧贴经济主战场，突出影响全公司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技术需求，突出制约公司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共性技术需求，突出节能减排等技术需求。
近年来，随着资源品质的不断下降，低品位、成分和性质复杂的镍、钴及铂族金属原料经济高效利用越来越重要，面对传统选冶技术处理中的回收率低、能耗高、污染严重难题，金川集团先后突破了“特大型矿体大面积连续充填开采关键安全技术”、“高氧化镁难处理镍矿石高效选矿技术”、“不溶阳极法生产电积钴技术”、“复杂镍原料生产高品质镍盐技术”等关键技术，使金川镍的最低可采工业品位由0.5%降至0.3%，贫矿资源占比超过50%，实现了过去属于废弃资源的低品质高氧化镁镍矿重新资源化。此外，通过铜阳极泥处理新工艺、镍阳极泥中贵金属高效提取技术、贵金属一二次资源综合利用、废旧锂离子电池回收技术、超高浓度冶炼烟气制酸过程分流转化技术、低浓度SO₂烟气高效治理技术等研究攻关，金川集团建成了铜阳极泥稀贵金属综合回收、镍阳极泥硫磺回收、冶炼环保集气达标治理、年产5000吨废旧锂离子电池资源循环利等项目，有效解决了环保历史遗留问题，进一步提升了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科技创新不能单打独斗，需要协作配合。联合攻关模式正是源于金川集团被反复验证过的成功之路。
金川集团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坚持以深化新材料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发展高纯度、高强度、高精度、高性能有色金属新材料为突破点，强化科技创新、机制创新、业态创新，从而构建出布局合理、链条完整、特色突出、科技赋能、效益显著的新材料产业集群。
在发展过程中，金川集团“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依托自身镍产品优势，引入金昌宇恒镍网公司、扬帆飞翔工贸公司、金昌金惠澄镍网公司等镍网企业，建成了我国最大的印花镍网生产基地，国内市场占有率85%以上；依托铜产品优势，金川集团引入沈阳艾克电缆、弘瑞塑料制品公司、鑫富昌电缆公司等上下游企业，建成了西部地区最大电缆生产基地；依托金川特色的冶炼副产品，吸引甘肃高能中色环保科技公司、甘肃叶林环保科技公司、泵鑫旺达环保科技公司等企业先后落户金昌，形成了年处理冶炼副产品20万吨的资源综合利用产业链。
通过紧密贴合国家战略，金川集团正逐步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助推器”。
企业强则国家强，企业兴则国家兴。金川集团立足内需，以高质量供给创造和开拓市场，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加畅通。为巩固资源优势，提高自有矿山出矿量、入选量，集团启动金川四矿区贫矿开采，加大金川贫矿资源开发利用；为增加硫化镍原料控制量，集团加快推进青海夏日哈木镍矿建设。金川集团正在用行动践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契机，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理念。
抓住机遇：党建统领推动高质量发展
当前，金川集团积极发挥甘肃省龙头企业科技创新引领带动作用，以镍钴资源技术优势加快打造有色金属新材料、新能源及新能源材料产业创新集群，加快打造国家战略稀缺金属资源与先进材料领域科技领军企业，勇担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现代产业链“链主”责任，保障我国有色金属产业链、供应链以及科技链安全，确保成为甘肃省工业与科技高水平发展的“主力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
“金川集团要精确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正如王永前所强调，快速前行的发展路上，金川集团更要坚持组织力建设，高标准担当新作为。“我们要抓好党的建设，持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抓好现代企业制度体系建设，持续提高公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抓好干部职工队伍建设，持续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浓厚氛围；抓好履职能力建设，持续在科技强国、工业强省、产城融合上奋勇争先，全力当好甘肃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一年，是金川集团奋进新征程、迈出新步伐、展现新作为的重要一年，是金川集团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金川集团将瞄准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目标，打造新时代新金川，聚焦“党建统领、改革统揽、创新驱动、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战略理念，力争从“规模倍增、结构优化、路径创新、党建保障”4个方面奋力突破,确保“十四五”末总体研发费用投入不低于55亿元；争取承担国家级重大项目5项以上、省级重点项目20项以上；在资源综合利用、镍钴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获授权专利2400件以上；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65%以上，实现营业收入5200亿元、工业总产值3500亿元，再造一个新金川，奋力打造新时代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来源：新华社
6月12日，第24次金川科技攻关大会在甘肃省金昌市拉开序幕，4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研究院所的专家学者和相关企业齐聚“镍都”，围绕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推进新能源及配套产业、研究开发国家急需的镍钴新产品、建设智能工厂等内容展开深入研讨，正式启动新一轮科技联合攻关。
以创新、融合、携手共建新金川为主题的此次大会，由甘肃省人民政府、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主办，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昌市人民政府承办。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鹤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科学院院士严纯华、刘维民，中国工程院院士汤中立、王国法、冯夏庭、张平祥等出席会议。
“这次盛会既是一次跑好科技攻关‘接力赛’、描绘创新驱动‘热力图’、奏响高质量发展‘最强音’的群英会，也是一次强科技、强工业、强省会、强县域的行动会，充满着共商、共创、共赢的格局情怀及价值追求，蕴涵着谋全局、应变局、开新局的关键抉择及目标要求，具有丰富的实践意义。”金川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永前在大会致辞时表示。
从1978年至今，已召开23次的金川科技攻关大会，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我国能源创新的技术高峰。通过大规模、跨行业、多层次、多学科的金川资源综合利用科技联合攻关，形成开放型、联合式科技攻关模式，使科技创新成为金川的“传家宝”。“金川经验”“金川模式”成为国内依靠科技进步发展企业的典范，金川集团发展史也被业内称为“镍钴工业的科技进步史”。
科技兴企：打造科技创新体系化系统化能力
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鹤表示，科技攻关，企业要冲锋陷阵、人才要担纲大任、政府要贴心服务。金川集团的发展实践，不仅树立了科技兴企的典范，也表明了甘肃的创新发展潜力巨大、充满希望。
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鹤
科技创新，企业既是“主体”又是“主力”。1958年，金川发现镍矿，金川集团通过探索和试验，研究掌握了适合金川镍矿特点的采、选、冶工艺技术，短时间内打通试生产流程,于1964年产出金川第一批电镍。
在1978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金川被列为全国三大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基地之一，金川集团进入“科技兴企”的快速发展时期。伴随着一批又一批制约企业发展的关键性技术难题被解决，金川集团用技术创新成果打破国外技术封锁，填补了我国镍钴及铂族金属生产工艺的一项项技术空白。
2020年后，为适应加快发展和国际化经营的需要，金川集团把技术进步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抓手，开始了新一轮提高金川资源综合利用水平的产学研联合科技攻关。金川集团先后组织实施科研课题480余项，在镍钴及铂族金属采、选、冶及相关新领域，形成了一批达到国际国内先进水平，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成套装备，使技术创新达到了新高度。
进入新时代，面对高质量发展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金川集团把科技创新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通过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牢固树立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的理念，金川集团以增强科技创新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为目标，建立并完善了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资源配置方式，和适应公司新形势的科技创新绩效及考核机制、科技成果转化及激励机制，有力促进了科技创新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全方位提高了公司技术实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作为金川集团的带头人，王永前认为，在谋全局、应变局过程中，金川集团把改革创新作为第一对策，把高质量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作为第一遵循，把铸“魂”、固“根”、夯“基”作为第一使命，奋力走好中国企业科技创新的赶考之路。
优异成绩是金川集团创新路径的最好验证。“十三五”期间，金川集团成绩亮眼，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2021年，金川集团实现营业收入2622亿元，同比增长5.81%。工业总产值1660亿元，同比增长44.2%，利润70.38亿元，同比增长111.61%。集团利税总额突破127亿元，其中利润70.38亿元，同比增长111.61%，位列世界500强第336位，中国500强第94位。在科技创新方面，“十三五”期间金川集团研发投入累计17.01亿元，年均增长率达34.6%，并先后组织开展各类科研攻关课题306项，科研项目成果转化率超过60%。其中，《镍阳极泥中铂钯铑铱绿色高效提取技术》《冶金炉窑强化供热关键技术及应用》两项成果获得2019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数字的背后，是金川集团科技创新体系化、系统化能力的体现。据了解，目前，金川集团已形成以国家级、省部级各类创新平台为依托，以镍钴研究设计院、兰州金川科技园等研发机构为核心，以二级单位工程技术研发力量为主体的科技研发体系，基础性、战略性、引领性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工艺优化和装备提升等技术研发不断取得新成果。同时，通过设立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和联合科技攻关项目，金川集团不断加强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交流合作，有效推动了科研能力提升和重大技术难题解决。
推动科技创新，人才是关键。60年发展历程中，金川集团始终坚持把“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落到实处，坚持以价值创造为导向，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探索、完善公司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充分激发了下属经营主体和全体员工的创造潜能和活力。
在王永前看来，金川集团正是拥有“好”的制度体系、“能”的运营模式和“行”的企业文化，才使得各类资源要素的内在活力与外在张力全面释放，有力加强了改革攻坚与科技攻关的双重驱动，通过集聚一流创新资源、培育一流创效产业、对标一流创优标准、营造一流创业环境，金川集团成为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金川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永前
助推强国：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添砖加瓦
企业除了靠科技自立自强，更要以己之力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一直以来，金川集团的科技创新立足金川资源优势，紧贴经济主战场，突出影响全公司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技术需求，突出制约公司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共性技术需求，突出节能减排等技术需求。
近年来，随着资源品质的不断下降，低品位、成分和性质复杂的镍、钴及铂族金属原料经济高效利用越来越重要，面对传统选冶技术处理中的回收率低、能耗高、污染严重难题，金川集团先后突破了“特大型矿体大面积连续充填开采关键安全技术”、“高氧化镁难处理镍矿石高效选矿技术”、“不溶阳极法生产电积钴技术”、“复杂镍原料生产高品质镍盐技术”等关键技术，使金川镍的最低可采工业品位由0.5%降至0.3%，贫矿资源占比超过50%，实现了过去属于废弃资源的低品质高氧化镁镍矿重新资源化。此外，通过铜阳极泥处理新工艺、镍阳极泥中贵金属高效提取技术、贵金属一二次资源综合利用、废旧锂离子电池回收技术、超高浓度冶炼烟气制酸过程分流转化技术、低浓度SO₂烟气高效治理技术等研究攻关，金川集团建成了铜阳极泥稀贵金属综合回收、镍阳极泥硫磺回收、冶炼环保集气达标治理、年产5000吨废旧锂离子电池资源循环利等项目，有效解决了环保历史遗留问题，进一步提升了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科技创新不能单打独斗，需要协作配合。联合攻关模式正是源于金川集团被反复验证过的成功之路。
金川集团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坚持以深化新材料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发展高纯度、高强度、高精度、高性能有色金属新材料为突破点，强化科技创新、机制创新、业态创新，从而构建出布局合理、链条完整、特色突出、科技赋能、效益显著的新材料产业集群。
在发展过程中，金川集团“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依托自身镍产品优势，引入金昌宇恒镍网公司、扬帆飞翔工贸公司、金昌金惠澄镍网公司等镍网企业，建成了我国最大的印花镍网生产基地，国内市场占有率85%以上；依托铜产品优势，金川集团引入沈阳艾克电缆、弘瑞塑料制品公司、鑫富昌电缆公司等上下游企业，建成了西部地区最大电缆生产基地；依托金川特色的冶炼副产品，吸引甘肃高能中色环保科技公司、甘肃叶林环保科技公司、泵鑫旺达环保科技公司等企业先后落户金昌，形成了年处理冶炼副产品20万吨的资源综合利用产业链。
通过紧密贴合国家战略，金川集团正逐步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助推器”。
企业强则国家强，企业兴则国家兴。金川集团立足内需，以高质量供给创造和开拓市场，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加畅通。为巩固资源优势，提高自有矿山出矿量、入选量，集团启动金川四矿区贫矿开采，加大金川贫矿资源开发利用；为增加硫化镍原料控制量，集团加快推进青海夏日哈木镍矿建设。金川集团正在用行动践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契机，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理念。
抓住机遇：党建统领推动高质量发展
当前，金川集团积极发挥甘肃省龙头企业科技创新引领带动作用，以镍钴资源技术优势加快打造有色金属新材料、新能源及新能源材料产业创新集群，加快打造国家战略稀缺金属资源与先进材料领域科技领军企业，勇担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现代产业链“链主”责任，保障我国有色金属产业链、供应链以及科技链安全，确保成为甘肃省工业与科技高水平发展的“主力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
“金川集团要精确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正如王永前所强调，快速前行的发展路上，金川集团更要坚持组织力建设，高标准担当新作为。“我们要抓好党的建设，持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抓好现代企业制度体系建设，持续提高公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抓好干部职工队伍建设，持续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浓厚氛围；抓好履职能力建设，持续在科技强国、工业强省、产城融合上奋勇争先，全力当好甘肃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一年，是金川集团奋进新征程、迈出新步伐、展现新作为的重要一年，是金川集团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金川集团将瞄准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目标，打造新时代新金川，聚焦“党建统领、改革统揽、创新驱动、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战略理念，力争从“规模倍增、结构优化、路径创新、党建保障”4个方面奋力突破,确保“十四五”末总体研发费用投入不低于55亿元；争取承担国家级重大项目5项以上、省级重点项目20项以上；在资源综合利用、镍钴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获授权专利2400件以上；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65%以上，实现营业收入5200亿元、工业总产值3500亿元，再造一个新金川，奋力打造新时代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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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 美联储加息外溢效应几何？】
从历史来看，美联储无论是在量化宽松退出还是加息的过程中，由于流动性收紧、利差缩窄、避险情绪上升，新兴经济体出现较为普遍的资本外流和资产配置的重新调整。
美联储将于6月15日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此前，在5月25日公布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声明中，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50个基点至0.75%-1%，并预计继续上调区间是合适的。同时，委员会决定自6月1日伊始启动缩表。
自2021年11月宣布缩债，到2022年3月加息靴子落地、首次加息25个基点，再到2022年6月启动缩表，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幅度和力度在加大，政策调整主要源于通胀持续“高烧”、从“暂时性”走向“结构性”和“持久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杨盼盼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从推高通胀的成因来看，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货币政策对抑通胀的作用相对较小，供给侧因素仍是影响通胀的最主要变量。
“从目前情况来看，2022年美国通胀率难言下行。”杨盼盼解释，一方面，供应链紊乱问题在2022年仍将持续。新冠疫情冲击下供应链断链问题尚未充分缓解，加之各国更加强调供应链安全和供应链备份的建设，政策转向过程中供应链效率下降，供应链受到中长期约束。另一方面，地缘冲突局势尚未看到缓和迹象，能源、食品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保持高企，全球通胀持续承压。
在高通胀压力且美联储加息背景下，美国经济是否会陷入“滞胀”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晋斌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美国CPI连续3个月同比涨幅高于8%，后续预计仍将保持高位运行态势。与此同时，美国今年第一季度GDP环比萎缩1.5%，若第二季度仍为负增长，那么从技术层面可定义为陷入衰退。不过，此前美联储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速的预测在2.8%左右。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经济中只有“胀”的成分，尚未出现明显的“滞”的迹象。后续，若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过猛”，对总需求形成明显抑制，那么美国经济陷入“滞胀”的风险会进一步上升。
除了美国，其他国家也普遍面临通胀上行、经济下行的双重压力。只不过，对于一些经济基本面脆弱的新兴经济体而言，还需要应对美联储加息背景下出现的资本外逃、货币贬值、偿债压力上升等问题。
“只要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具有的影响力持续，那么每次美联储启动加息周期其他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溢影响，具体受冲击程度则取决于自身抗风险能力的强弱。”王晋斌称。
通胀高烧不退
全球多国通胀持续升温，反映出更广泛且持久的物价压力。
新兴经济体中，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等拉美主要经济体通胀率持续数月高于官方目标区间上限。从最新数据来看，阿根廷4月年化通胀率达58%，为1992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连续11月同比涨幅超50%;巴西5月年化通胀率达11.73%，从3月创下的(自2003年3月以来的)历史高点12.13%回落，不过通胀率连续第9个月保持在两位数;智利5月年化通胀率达11.5%，高于4月的10.5%，为1994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秘鲁5月年化通胀率达8.09%，高于4月的7.96%，为1997年7月以来最高水平。
亚洲地区，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通胀率也保持上涨态势。印度5月年化通胀率从4月创下的8年来高点7.79%降至7.04%，不过已连续5个月高于印度央行设定的6%的官方目标上限;印度尼西亚5月年化通胀率从4月的3.47%升至3.55%，为2017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中东地区，土耳其5月年化通胀率达73.5%，为1998年10月以来最高水平，与去年同期16.6%的通胀率形成鲜明对比。
发达经济体中，美国5月年化通胀率达8.6%，为1981年12月以来最大涨幅，高于4月的8.3%和3月的8.5%。具体构成中，能源价格上涨34.6%，为2005年9月以来最大涨幅;食品价格上涨10.1%，是自1981年3月以来涨幅首次超10%。欧元区5月年化通胀率达8.1%，创历史新高。
G20国家中，根据最新数据，土耳其、阿根廷、俄罗斯、巴西四个国家的通胀水平远高于其他国家，位居前四;通胀率低于5%的国家有5个，其中中国5月年化通胀率为2.1%，其他国家通胀率则处于5%-10%。
多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
为了应对高通胀压力，全球多国陆续启动加息周期。6月以来，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在货币政策方面又有新动态。
发达经济体中，欧洲央行6月9日宣布，自7月1日起停止净资产购买，并计划7月加息25个基点，为十多年来首次加息铺平道路。
拉美国家中，秘鲁央行6月9日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5%，智利央行6月7日将基准利率上调75个基点至9%。亚洲地区，印度央行6月8日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4.9%，为5月4日加息40个基点后本年度连续第二次提高借贷成本。
新兴经济体中，与拉美主要经济体保持连续加息态势不同，受政治因素影响，土耳其货币政策此前连续“逆周期”降息。自1月以来，土耳其央行连续五个月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在此背景下，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去年累计下跌44%，今年1月以来累计下跌约20%。
此外，在地缘冲突加剧西方国家对俄制裁，冲击该国金融市场的背景下，俄罗斯央行的货币政策也在降息与加息之间徘徊。从最新动态来看，俄罗斯5月通胀率达17.1%，低于4月的17.8%，是央行官方目标水平的4倍多。鉴于通胀、经济、外部风险等多方因素，俄罗斯央行6月10日将基准利率下调150个基点至9.5%。而在2月28日，为应对外部风险带来的股市和汇市波动，俄罗斯央行曾大幅加息1050个基点。
王晋斌称，虽然各国面临的政策环境不同，通胀压力程度不一，但整体来看，目前大多数国家通胀水平均远超出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叠加美联储加息背景，未来全球很多经济体处于加息周期是大势所趋。
推升全球债务风险
自2021年3月以来，巴西打响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加息第一枪，拉开加息周期序幕。此后，新兴经济体陆续开启加息进程。
中国社科院国际关系学院全球治理研究室副主任熊爱宗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新兴经济体启动加息主要是为了抑制高企的通胀，而考虑到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伴随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新兴经济体未来的加息压力将更大。
“从历史来看，美联储无论是在量化宽松退出还是加息的过程中，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均受到显著影响。”杨盼盼称，由于流动性收紧、利差缩窄、避险情绪上升，新兴经济体出现较为普遍的资本外流和资产配置的重新调整，这带来汇率贬值和国内以股票市场指数为代表的资产价格的大幅调整。
从美联储此次收紧货币政策的时间节点来看，杨盼盼表示，美联储从去年6月就开始讨论缩减购债计划，于12月正式实施缩减购债计划，并逐渐将加息时间点前置，还进一步制定了缩表计划，诸多紧缩举措并未像上一轮一样带来“缩减恐慌”，新兴市场相关货币和资产价格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动荡。
究其原因，杨盼盼认为主要有两方面。
一方面，美联储与市场的沟通更加充分且新兴经济体提前应对。上一次美联储退出量宽和加息均为历史上首次，市场并不清楚紧缩将带来何种后果，这种不确定性通过预期渠道传导，主导了市场情绪和金融市场走势。具体来看，美联储在讨论量化宽松缩减(2013年5-12月)和讨论加息(2015年1-12月)时，新兴经济体主要货币贬值，股票市场价格下行，而当美联储真正执行量化宽松缩减(2013年12月-2014年10月)和加息(2015年12月后)时，汇率和股票价格则大多开始回升。而在本轮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过程中，市场和新兴经济体政府有较为明确的历史退出路径参照，美联储的对外政策沟通和预期引导也更加明确。
“在此背景下，本轮的货币政策退出路径虽然也经历了多轮调整，但更多地是以小步微调的方式进行的，政策紧缩更易预测，由预期渠道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波动也随之削减。”杨盼盼表示。
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自身基本面相对于上一轮有所改善。从包括东盟国家和金砖国家的主要新兴经济体基本面的情况来看，尽管财政赤字因疫情相关原因有所上升，但是通胀水平和国际收支是改善的，大多数经济体的经济基本面足以应对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宽松的紧缩效应。
但需要注意的是，近期因俄乌冲突，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持续波动，大宗商品价格上行将传导至新兴市场国家，推高主要新兴经济体的通胀水平。“对于那些依赖大宗商品进口的国家，经常账户余额也会出现恶化，削弱新兴经济体应对货币政策紧缩时的经济基本面。”杨盼盼补充道。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赵雪情则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美元始终处于全球流动性、资本供求的核心，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加快收紧，美元流动性加速“退潮”，新兴市场债务风险将大幅攀升。
这一判断主要基于以下数据：截至2021年年末，新兴市场债务规模达95.7万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水平，约占GDP的247.8%。其中，政府债务达23.9万亿美元，较疫情前扩张34%，占GDP的比重从53.6%升至63.6%。未来五年，新兴市场将有近3万亿美元的美元计价债务(债券和贷款)到期，其中，政府到期美元计价债务规模为2844亿美元。
从国别情况来看，赵雪情指出，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加纳等国主权债务过重，波兰、土耳其、埃及等国深受俄乌冲突打击，面临较大的债务风险。同时，受货币政策与地缘冲突影响，国际资本加速流出新兴市场，外资参与程度较高的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内债券市场也将出现较大幅度波动。例如，秘鲁、南非、捷克、马来西亚、哥伦比亚本币国债市场中，外资持有比例分别高达51%、28%、27%、26%和25%。
【多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 美联储加息外溢效应几何？】
从历史来看，美联储无论是在量化宽松退出还是加息的过程中，由于流动性收紧、利差缩窄、避险情绪上升，新兴经济体出现较为普遍的资本外流和资产配置的重新调整。
美联储将于6月15日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此前，在5月25日公布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声明中，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50个基点至0.75%-1%，并预计继续上调区间是合适的。同时，委员会决定自6月1日伊始启动缩表。
自2021年11月宣布缩债，到2022年3月加息靴子落地、首次加息25个基点，再到2022年6月启动缩表，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幅度和力度在加大，政策调整主要源于通胀持续“高烧”、从“暂时性”走向“结构性”和“持久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杨盼盼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从推高通胀的成因来看，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货币政策对抑通胀的作用相对较小，供给侧因素仍是影响通胀的最主要变量。
“从目前情况来看，2022年美国通胀率难言下行。”杨盼盼解释，一方面，供应链紊乱问题在2022年仍将持续。新冠疫情冲击下供应链断链问题尚未充分缓解，加之各国更加强调供应链安全和供应链备份的建设，政策转向过程中供应链效率下降，供应链受到中长期约束。另一方面，地缘冲突局势尚未看到缓和迹象，能源、食品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保持高企，全球通胀持续承压。
在高通胀压力且美联储加息背景下，美国经济是否会陷入“滞胀”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晋斌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美国CPI连续3个月同比涨幅高于8%，后续预计仍将保持高位运行态势。与此同时，美国今年第一季度GDP环比萎缩1.5%，若第二季度仍为负增长，那么从技术层面可定义为陷入衰退。不过，此前美联储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速的预测在2.8%左右。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经济中只有“胀”的成分，尚未出现明显的“滞”的迹象。后续，若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过猛”，对总需求形成明显抑制，那么美国经济陷入“滞胀”的风险会进一步上升。
除了美国，其他国家也普遍面临通胀上行、经济下行的双重压力。只不过，对于一些经济基本面脆弱的新兴经济体而言，还需要应对美联储加息背景下出现的资本外逃、货币贬值、偿债压力上升等问题。
“只要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具有的影响力持续，那么每次美联储启动加息周期其他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溢影响，具体受冲击程度则取决于自身抗风险能力的强弱。”王晋斌称。
通胀高烧不退
全球多国通胀持续升温，反映出更广泛且持久的物价压力。
新兴经济体中，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等拉美主要经济体通胀率持续数月高于官方目标区间上限。从最新数据来看，阿根廷4月年化通胀率达58%，为1992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连续11月同比涨幅超50%;巴西5月年化通胀率达11.73%，从3月创下的(自2003年3月以来的)历史高点12.13%回落，不过通胀率连续第9个月保持在两位数;智利5月年化通胀率达11.5%，高于4月的10.5%，为1994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秘鲁5月年化通胀率达8.09%，高于4月的7.96%，为1997年7月以来最高水平。
亚洲地区，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通胀率也保持上涨态势。印度5月年化通胀率从4月创下的8年来高点7.79%降至7.04%，不过已连续5个月高于印度央行设定的6%的官方目标上限;印度尼西亚5月年化通胀率从4月的3.47%升至3.55%，为2017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中东地区，土耳其5月年化通胀率达73.5%，为1998年10月以来最高水平，与去年同期16.6%的通胀率形成鲜明对比。
发达经济体中，美国5月年化通胀率达8.6%，为1981年12月以来最大涨幅，高于4月的8.3%和3月的8.5%。具体构成中，能源价格上涨34.6%，为2005年9月以来最大涨幅;食品价格上涨10.1%，是自1981年3月以来涨幅首次超10%。欧元区5月年化通胀率达8.1%，创历史新高。
G20国家中，根据最新数据，土耳其、阿根廷、俄罗斯、巴西四个国家的通胀水平远高于其他国家，位居前四;通胀率低于5%的国家有5个，其中中国5月年化通胀率为2.1%，其他国家通胀率则处于5%-10%。
多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
为了应对高通胀压力，全球多国陆续启动加息周期。6月以来，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在货币政策方面又有新动态。
发达经济体中，欧洲央行6月9日宣布，自7月1日起停止净资产购买，并计划7月加息25个基点，为十多年来首次加息铺平道路。
拉美国家中，秘鲁央行6月9日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5%，智利央行6月7日将基准利率上调75个基点至9%。亚洲地区，印度央行6月8日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4.9%，为5月4日加息40个基点后本年度连续第二次提高借贷成本。
新兴经济体中，与拉美主要经济体保持连续加息态势不同，受政治因素影响，土耳其货币政策此前连续“逆周期”降息。自1月以来，土耳其央行连续五个月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在此背景下，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去年累计下跌44%，今年1月以来累计下跌约20%。
此外，在地缘冲突加剧西方国家对俄制裁，冲击该国金融市场的背景下，俄罗斯央行的货币政策也在降息与加息之间徘徊。从最新动态来看，俄罗斯5月通胀率达17.1%，低于4月的17.8%，是央行官方目标水平的4倍多。鉴于通胀、经济、外部风险等多方因素，俄罗斯央行6月10日将基准利率下调150个基点至9.5%。而在2月28日，为应对外部风险带来的股市和汇市波动，俄罗斯央行曾大幅加息1050个基点。
王晋斌称，虽然各国面临的政策环境不同，通胀压力程度不一，但整体来看，目前大多数国家通胀水平均远超出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叠加美联储加息背景，未来全球很多经济体处于加息周期是大势所趋。
推升全球债务风险
自2021年3月以来，巴西打响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加息第一枪，拉开加息周期序幕。此后，新兴经济体陆续开启加息进程。
中国社科院国际关系学院全球治理研究室副主任熊爱宗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新兴经济体启动加息主要是为了抑制高企的通胀，而考虑到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伴随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新兴经济体未来的加息压力将更大。
“从历史来看，美联储无论是在量化宽松退出还是加息的过程中，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均受到显著影响。”杨盼盼称，由于流动性收紧、利差缩窄、避险情绪上升，新兴经济体出现较为普遍的资本外流和资产配置的重新调整，这带来汇率贬值和国内以股票市场指数为代表的资产价格的大幅调整。
从美联储此次收紧货币政策的时间节点来看，杨盼盼表示，美联储从去年6月就开始讨论缩减购债计划，于12月正式实施缩减购债计划，并逐渐将加息时间点前置，还进一步制定了缩表计划，诸多紧缩举措并未像上一轮一样带来“缩减恐慌”，新兴市场相关货币和资产价格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动荡。
究其原因，杨盼盼认为主要有两方面。
一方面，美联储与市场的沟通更加充分且新兴经济体提前应对。上一次美联储退出量宽和加息均为历史上首次，市场并不清楚紧缩将带来何种后果，这种不确定性通过预期渠道传导，主导了市场情绪和金融市场走势。具体来看，美联储在讨论量化宽松缩减(2013年5-12月)和讨论加息(2015年1-12月)时，新兴经济体主要货币贬值，股票市场价格下行，而当美联储真正执行量化宽松缩减(2013年12月-2014年10月)和加息(2015年12月后)时，汇率和股票价格则大多开始回升。而在本轮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过程中，市场和新兴经济体政府有较为明确的历史退出路径参照，美联储的对外政策沟通和预期引导也更加明确。
“在此背景下，本轮的货币政策退出路径虽然也经历了多轮调整，但更多地是以小步微调的方式进行的，政策紧缩更易预测，由预期渠道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波动也随之削减。”杨盼盼表示。
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自身基本面相对于上一轮有所改善。从包括东盟国家和金砖国家的主要新兴经济体基本面的情况来看，尽管财政赤字因疫情相关原因有所上升，但是通胀水平和国际收支是改善的，大多数经济体的经济基本面足以应对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宽松的紧缩效应。
但需要注意的是，近期因俄乌冲突，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持续波动，大宗商品价格上行将传导至新兴市场国家，推高主要新兴经济体的通胀水平。“对于那些依赖大宗商品进口的国家，经常账户余额也会出现恶化，削弱新兴经济体应对货币政策紧缩时的经济基本面。”杨盼盼补充道。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赵雪情则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美元始终处于全球流动性、资本供求的核心，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加快收紧，美元流动性加速“退潮”，新兴市场债务风险将大幅攀升。
这一判断主要基于以下数据：截至2021年年末，新兴市场债务规模达95.7万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水平，约占GDP的247.8%。其中，政府债务达23.9万亿美元，较疫情前扩张34%，占GDP的比重从53.6%升至63.6%。未来五年，新兴市场将有近3万亿美元的美元计价债务(债券和贷款)到期，其中，政府到期美元计价债务规模为2844亿美元。
从国别情况来看，赵雪情指出，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加纳等国主权债务过重，波兰、土耳其、埃及等国深受俄乌冲突打击，面临较大的债务风险。同时，受货币政策与地缘冲突影响，国际资本加速流出新兴市场，外资参与程度较高的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内债券市场也将出现较大幅度波动。例如，秘鲁、南非、捷克、马来西亚、哥伦比亚本币国债市场中，外资持有比例分别高达51%、28%、27%、26%和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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