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学典:《论语.颜渊》12.４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司马牛：名耕，一名犁，子姓，向氏，字子牛，又称司马黎耕。宋司马桓魋之弟。善言谈，性子急躁。
▲疚：jiù，内心痛苦，惭愧。包曰：“疚，病也。”
■现代翻译：司马牛问：“如何可得谓君子？”孔子说：“君子不忧不惧。”司马牛说：“不忧不惧，就得称君子吗？”孔子说：“只要内心自省不觉有病，那又何忧何惧呀？（君子自我反省时，能问心无愧，哪有什么忧愁和畏惧呢！）”
●三国魏何晏等《论语集解》：孔安国曰：牛兄桓魋将为乱，牛自宋来学，常忧惧，故孔子解之。包曰：疚，病也。自省无罪恶，无可忧惧。
●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司马牛问行君子之道也。孔子答曰：君子坦荡，荡故不忧惧也。言牛常愁其兄之罪过及己，故孔子释云。牛嫌君子之行不啻不忧惧而已，故又咨之。内省谓反自视已心也。孔子言人生若外无罪恶，内忖视已心，无有病，则何所忧惧乎？
●宋刑昺《论语注疏》：此章明君子也。司马牛问君子之行何如也。自省无罪恶，则无可忧惧。
●宋陈祥道《论语全解》：君子之修身也，言行无尤悔，俯仰不愧怍（zuò，惭愧）。以守则为仁，以行则为勇；仁故不忧，勇故不惧。古诗有之，徳义之不愆（qiān，过失、罪过），何恤人之言。内省不疚而不忧者也。曾子曰：“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内省不疚而不惧者也。不忧不惧，孔子犹以为不能，牛不足与言仁，而告之以此何也？牛以魋之为乱，而忧惧焉，故孔子解之而已，非牛可以与言此也。忧在内，惧在外。传曰：“民无内忧，又无外惧 。”
●宋朱熹《论语集注》：由其平日所为无愧于心，故能内省不疚，而自无忧惧，未可遽以为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忧不惧，由乎德全而无疵。故无入而不自得，非实有忧惧而强排遣之也。”
●清《四书解义》：此一章书见君子无入而不自得也。昔司马牛问君子于孔子，彼以君子为成徳之人，意必有所奇特而不同于人者在也。孔子曰：君子心常舒泰，绝无系累之私，纵忧惧之来亦不能免，而君子之心恒不见有可忧可惧者焉。欲为君子，亦不忧不惧而可矣。司马牛复问曰：君子之道人所难能，岂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矣乎？孔子曰：不忧不惧未易言也，凡人涵养未纯，识见未定，则祸福利害皆足以累其心，故事未至而多虑，事既至而若惊，此忧惧之所以不能免也。若君子之心光明正大，无愧无怍省于内者，无一毫之疚病足以累其心，纵有意外之事，皆以理自信而以命自安，夫何忧惧之有哉？此盖脩己功深造于成徳之域者，乃能如是，诚未可以易视也。按：司马牛之兄桓魋作乱，牛尝忧惧，故孔子从而慰释之。要之内省不疚诚君子切实之学也，盖君子常存敬畏，则其心皆天理，而无系吝之私，然则兢兢业业，夫亦内省之实际与。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不忧不惧”，即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之义。注谓牛忧惧，夫子以不忧不惧解之。夫桓魋谋乱，有覆宗绝世之祸，牛为之弟，岂得漠然无动于心？孟子谓“越人关弓射我，我谈笑而道之；其兄关弓而射我，则己垂涕泣而道之。”如此乃为亲亲，乃为仁。今牛因兄为乱，常致忧惧，乃人伦之变，人情之所万不能已者，而夫子解以“不忧不惧”，是教牛以待越人者待兄也。悖义伤教，远失此经之旨。
●钱穆《论语新解》：常人扰扰，多在忧惧中，司马牛亦正为忧惧所困，故孔子以君子不忧不惧告之。然徒求不忧不惧，其人岂便为君子？盖非不忧不惧之为贵，乃其内省而无疚之为贵。问心无病，仰不愧，俯不怍，斯无所用其忧惧矣。孔子亦非教司马牛恝然于其兄而无动于心，此有义命之辨，学者当从实境中磨炼。故本章虽亦针对司马牛而发，然亦君子修德之通义。
●南怀瑾《论语别裁》：能修养到无忧无惧，那真是了不起的修养，也就是“克己复礼”的功夫之一。不忧不惧要随时反省自己，内心光明磊落，没有欠缺、遗憾的地方，一片清净、祥和。
★此章记孔子论君子也。“君子不忧不惧”，君子坦荡，言行无尤悔，俯仰不愧怍，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或有是言君子不为自己的小我私事忧惧，然则君子忧惧天下不靖，忧惧斯文不传，忧惧德之不修，实为君子之仁也。故君子在修养己心，戒慎兢战，如临渊履薄，不敢丝毫懈怠，致祸福利害不足以累其心，此为君子也。“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张居正注解：“凡人涵养未纯，识见未定，祸福利害皆能动其心。所以还没遇到事的时候，就多疑虑；遇到事的时候，又多畏缩，这就是忧惧之所生。而君子平时为人，光明正大，无一事不可对人言，无一念不可与天知，内心省察自己，没有一丝一毫的内疚。所以其理足以胜私，气足以配道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有什么意外灾祸，那也就安然接受命运，所以有什么忧惧呢？” https://t.cn/RxRVHIh
▲司马牛：名耕，一名犁，子姓，向氏，字子牛，又称司马黎耕。宋司马桓魋之弟。善言谈，性子急躁。
▲疚：jiù，内心痛苦，惭愧。包曰：“疚，病也。”
■现代翻译：司马牛问：“如何可得谓君子？”孔子说：“君子不忧不惧。”司马牛说：“不忧不惧，就得称君子吗？”孔子说：“只要内心自省不觉有病，那又何忧何惧呀？（君子自我反省时，能问心无愧，哪有什么忧愁和畏惧呢！）”
●三国魏何晏等《论语集解》：孔安国曰：牛兄桓魋将为乱，牛自宋来学，常忧惧，故孔子解之。包曰：疚，病也。自省无罪恶，无可忧惧。
●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司马牛问行君子之道也。孔子答曰：君子坦荡，荡故不忧惧也。言牛常愁其兄之罪过及己，故孔子释云。牛嫌君子之行不啻不忧惧而已，故又咨之。内省谓反自视已心也。孔子言人生若外无罪恶，内忖视已心，无有病，则何所忧惧乎？
●宋刑昺《论语注疏》：此章明君子也。司马牛问君子之行何如也。自省无罪恶，则无可忧惧。
●宋陈祥道《论语全解》：君子之修身也，言行无尤悔，俯仰不愧怍（zuò，惭愧）。以守则为仁，以行则为勇；仁故不忧，勇故不惧。古诗有之，徳义之不愆（qiān，过失、罪过），何恤人之言。内省不疚而不忧者也。曾子曰：“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内省不疚而不惧者也。不忧不惧，孔子犹以为不能，牛不足与言仁，而告之以此何也？牛以魋之为乱，而忧惧焉，故孔子解之而已，非牛可以与言此也。忧在内，惧在外。传曰：“民无内忧，又无外惧 。”
●宋朱熹《论语集注》：由其平日所为无愧于心，故能内省不疚，而自无忧惧，未可遽以为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忧不惧，由乎德全而无疵。故无入而不自得，非实有忧惧而强排遣之也。”
●清《四书解义》：此一章书见君子无入而不自得也。昔司马牛问君子于孔子，彼以君子为成徳之人，意必有所奇特而不同于人者在也。孔子曰：君子心常舒泰，绝无系累之私，纵忧惧之来亦不能免，而君子之心恒不见有可忧可惧者焉。欲为君子，亦不忧不惧而可矣。司马牛复问曰：君子之道人所难能，岂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矣乎？孔子曰：不忧不惧未易言也，凡人涵养未纯，识见未定，则祸福利害皆足以累其心，故事未至而多虑，事既至而若惊，此忧惧之所以不能免也。若君子之心光明正大，无愧无怍省于内者，无一毫之疚病足以累其心，纵有意外之事，皆以理自信而以命自安，夫何忧惧之有哉？此盖脩己功深造于成徳之域者，乃能如是，诚未可以易视也。按：司马牛之兄桓魋作乱，牛尝忧惧，故孔子从而慰释之。要之内省不疚诚君子切实之学也，盖君子常存敬畏，则其心皆天理，而无系吝之私，然则兢兢业业，夫亦内省之实际与。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不忧不惧”，即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之义。注谓牛忧惧，夫子以不忧不惧解之。夫桓魋谋乱，有覆宗绝世之祸，牛为之弟，岂得漠然无动于心？孟子谓“越人关弓射我，我谈笑而道之；其兄关弓而射我，则己垂涕泣而道之。”如此乃为亲亲，乃为仁。今牛因兄为乱，常致忧惧，乃人伦之变，人情之所万不能已者，而夫子解以“不忧不惧”，是教牛以待越人者待兄也。悖义伤教，远失此经之旨。
●钱穆《论语新解》：常人扰扰，多在忧惧中，司马牛亦正为忧惧所困，故孔子以君子不忧不惧告之。然徒求不忧不惧，其人岂便为君子？盖非不忧不惧之为贵，乃其内省而无疚之为贵。问心无病，仰不愧，俯不怍，斯无所用其忧惧矣。孔子亦非教司马牛恝然于其兄而无动于心，此有义命之辨，学者当从实境中磨炼。故本章虽亦针对司马牛而发，然亦君子修德之通义。
●南怀瑾《论语别裁》：能修养到无忧无惧，那真是了不起的修养，也就是“克己复礼”的功夫之一。不忧不惧要随时反省自己，内心光明磊落，没有欠缺、遗憾的地方，一片清净、祥和。
★此章记孔子论君子也。“君子不忧不惧”，君子坦荡，言行无尤悔，俯仰不愧怍，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或有是言君子不为自己的小我私事忧惧，然则君子忧惧天下不靖，忧惧斯文不传，忧惧德之不修，实为君子之仁也。故君子在修养己心，戒慎兢战，如临渊履薄，不敢丝毫懈怠，致祸福利害不足以累其心，此为君子也。“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张居正注解：“凡人涵养未纯，识见未定，祸福利害皆能动其心。所以还没遇到事的时候，就多疑虑；遇到事的时候，又多畏缩，这就是忧惧之所生。而君子平时为人，光明正大，无一事不可对人言，无一念不可与天知，内心省察自己，没有一丝一毫的内疚。所以其理足以胜私，气足以配道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有什么意外灾祸，那也就安然接受命运，所以有什么忧惧呢？” https://t.cn/RxRVHIh
下图为岳飞的八字命盘
正月甲木，初春尚有余寒，得丙癸透，富贵双全，癸藏丙透，名寒木向阳，主富贵倘风水不如，亦不失儒林俊秀，如无丙癸，平常人也。
初春甲木与腊月同，寒木向阳，非丙不暖，立春之后，三阳开泰，更须癸为助，虽丙癸并言，以丙以重，故云癸藏丙透，主富贵，人但知木能生火，不知初春甲木，实藉丙火以生，丙火者，阳和之气也，春回大地，气转阳和，万木自然发生，至于癸水，只要地支不太枯燥，如有丑等字，便为已足，正不用多也，丙癸并透，名为不晴不雨，正好养花之天，（见下正月乙木节）甲木气未壮者，亦适用之。
正二月甲木，素无取从财，从杀，从化之理。
正二月甲木，月令禄旺，自无从化之理。
或一派庚辛，主终身劳苦，克子刑妻，再支会金局，非夭即贫。
此言不能从煞也，正月木方萌芽生机蓬勃，不宜裁抑，故不宜用金，月令临官，虽支会金局，干透庚辛，不能从煞。故金多无火，非贫即夭，木被金伤，残疾夭折，与下文正二月支成金局节同看。
如无丙丁，一派壬癸，又无戊己制之，名水泛木浮，亡无棺椁。
此言不能用印也，春木当旺，毋劳印生。阴浓湿重，反损生机，故春木见金，用印化杀者下格，上文丙癸并透者，以丙火为主，兼一点癸水，调和既济，故主富贵，若一派壬癸，无戊己制之，则水泛木浮，即有戊己为制，而无丙丁出干，亦非上格也，如一派戊己，支会金局，为财多身弱，富屋贫人，终身劳苦，妻晚子迟，
此言不能从财也，初春木嫩，无力克土，总论云：上多则损力，土薄则财丰，若见金局，或庚辛，水气更弱，然月令寅宫，为甲木临官之地，即被冲动,不能消灭时令当旺之气,只作财多身弱论也。
以上初春，专指雨水前而言。
正二月甲木一例，木乘旺气，无金殃，先看庚、次取丁，有庚，木能成器，有丁，木火通明，庚丁两透，科甲定许，即风水不如，亦不失富贵，然须运气相扶，如运气不扶，反困用神，便成虚名无实耳。
正二月甲木者，言雨水之后，清明之前，看法相同也，（清明后，鼓雨前），乙木余气司令，土未当旺，亦同看），春木太旺，则宜裁抑，先庚次丁者，伤官驾煞也，木得庚以成器，得火而繁荣，庚喜丁制，裁抑不致太过，而得其中和，庚金劈甲引丁，又有木火通明之象，运气相扶者，木旺宜庚，庚重宜丁，宜庚者，喜西方运，反之，便困用神，有名无实矣。
或无庚金，有丁透，亦属文星，为木火通明之象，又名伤官生财格，主聪明雅秀，一见癸水伤丁，但作厚道迁儒，或柱中多癸，滋助木神，伤灭丁火，其人奸雄枭险，言清行浊之流。
甲无庚不灵，故无庚用丁，虽同为木火通明，贵气较逊，聪明雅秀，文人大学士之流也，用神不可损伤，一见癸水，伤灭丁火，为厚道迁儒，功名富贵，皆非其份，若四柱多癸，虽不直接伤用，而丁火被困，亦难发达，发为性情，言清行浊。
或一庚一戊出干，号曰财煞相生，运行金水，可许科甲，虽无阴惊风水,亦不失儒林艺士,若庚申、戊寅、甲寅、丙寅，一行金水运，发进士，或甲午日，庚午时，此人富贵，但要好运相扶，不宜克制庚丁。
此言财滋弱煞格，春木当旺，庚金衰弱，身旺煞轻，煞化为官，宜财生煞，不宜印化，（煞旺宜制，见上伤官驾煞格）然庚申一造，行金水运，发进士者，以原命三寅藏丙，丙火出干，阳壮水渴，水为配合之需要也，甲午日庚午时，意义相同，宜湿土生金之运，论运，须随宜配合，可见一班，才滋弱煞，不宜克制庚金，用丁制煞，不宜克制丁火，运气配合得宜，然富贵，凡中等张局，皆须运岁相扶，否则不能大发也。（坊本此人贵，抄本此人富，究之富贵等耳）。
或支成金局，又透庚辛，此人不吉，并无丙丁火破金，名为木被金伤。
承上文，木多金少，用财生煞，名财煞相生，金重用丁火制之，名伤官驾煞，若支成金局，又透庚辛，煞旺无制，月令临官，又无从煞之理，木被金伤，为残疾夭折之命，同上一派庚辛节。
或支成火局，泄气太过，性不愚怯，但常有灾疾缠身。
木火伤官，本主聪颖，见上木火通明节，但支成火局，泄气太过，无水滋润，主疾疾，春深阳壮木渴，若支有癸水，配得中和，木火两旺，亦成美格。
支成木局，有庚万贵，无庚，男命鳏独僧道，女命孤寡，见二庚出干，大富大贵。
甲木见支成木局，不取曲直仁寿格，木旺以用庚克制为上，用丁火泄秀为次，此言有庚方贵者，即总论重见生旺，用庚金啄凿，可成栋梁之材是也，见两庚者，富贵，凡甲木用庚为贵，用辛前否，以庚能劈甲，辛金力簿，无啄凿之用也，木盛无金，其人是勤吃懒做，而无作为造就之人。
支成水局，成透则贵，无戊制之，水多木泛，不止穷卑，且亡无棺椁。
三春之木，正值当旺之时，何劳印生，四柱壮木渴，则宜一二点水为配合，见阴浓湿重，木反被损，故支成水局，须戊土出干为救，更须丙火暄之，方成贵格，与初春无丙丁，一派壬癸节同看。
总之，正二月甲木，有庚戊者上命，如有丁透，大富大贵之命，盖非戊庚金失母故也，或木多无庚而用丁，名木喜南而软弱。
总结上文，初春气寒，以丙癸为上命，春深木老，以庚戊为上命，或用庚戊丁，上上之命，用财滋煞，不如身杀两旺，以食伤制煞之为贵也。金气至春而休囚，无戊，则庚金力薄，不能劈甲，故用庚不离戊土也，何以不言木火通明，盖木喜南而软弱，格虽贵，不过文学之士，木气泄弱故也。
凡三春甲木，用庚者，土为妻，金为子，用丁者，木为妻，火为子，
用庚者，煞为用也，财为妻，官煞为子，用丁者，伤官为用也，比劫为妻，食伤为子，言三春者，不分初仲，正二三月，同此看法也。
或二月甲木，庚金得所者，名阳刃架煞，可许异途小贵，若武职便显，但要财资煞，柱中逢财，英雄独压万人，若见癸水，困了财杀，主为光棍，重刃定遭凶，煞重无凶，但性格横暴，正二月甲木，无从财化土之格。
正二月甲木，一例同推，已见上文，独煞刃一格，为正月所无，故另文说明之，得所者，地支通根得禄也。煞刃格，宜武不宜文，故云武职便显，文职不过异途小贵耳，盖二月阳刃驾煞，煞刃暗合有情，庚金休囚无气，故须有财资煞，方为煞刃两停，无财刃旺煞弱，不过异途小贵，凡煞刃格，不宜见食伤制煞，行身旺之运，则假煞为权，如乙亥己卯甲申乙亥，萧耀南命造是也，一见癸水，泄煞之气，便失制刃之意，又要财资煞，并不要煞重，独煞为只，若重重庚金而刃轻，同正月一派庚辛节，木被伤矣，重刃者，地支重见卯木也，无煞制之，定遭凶，煞重不为凶，以刃旺秉令也。但性格横暴，刑克重耳，书云：刃旺复行刃地，进禄得财处，亡于药石之间，煞旺得行煞地，建业立功处，亡于刀剑之下，其言颇验，二月甲木，与正月雨水后甲木，用法略同，所不同者，即煞刃一格耳。
书云：木旺宜火之光辉，秋闱可试，木向春生，处世安然有寿，日主无依，却喜运行财地。
此节造化元钥抄本删，兹据穷通宝鉴，附录于末，以供参考，木旺无庚，则用火泄之，为木火通明格，（同上木火文星节）秀气发越，故云秋闱可试。木主仁，仁者寿，支成木局，不须春生，多主仁寿，四柱无庚丁可用，为身旺无依，运行财地，虽不劫耗，比较为吉，盖正二月间，四柱虽不见火，亦有暗火之用，食伤生财，自有可取，不得已之用法，下格也。
正月
戊寅 甲寅 甲辰 乙亥
，孝廉
按此造寅辰夹卯，亥暗会卯木，旺而不成格，以寅中丙火生财为用，支有亥水，辰藏癸水，气象中和，惜丙火不透，年月空亡，故只小贵耳。
甲申 丙寅 甲寅 庚午
，茂才。
按此造庚金出干，无财相生，则庚金无力，大运双顺行南方，不过茂才而止。
以上造化元钥
庚寅 戊寅 甲子 丙寅
，光绪十六年正月二13日寅时。
陈济棠命：生于雨水前七日，丙透癸藏，大富大贵之命，妻宫癸水，内助尤得力也。
庚寅 戊寅 甲戌 丙寅
，光绪十六年二月初四日寅时。杨化昭命：生于雨水后五日，阳壮木渴，不能无水润泽，四柱无癸，虽丙火出干，富贵皆小。
二月
甲午 丁卯 甲寅 丁卯
，乏庚，富而不贵，运入西支方，大凶，幸两干不杂，木火通明，为人清雅，子多而贤。
按丁火为用，乏庚不贵，虽木火通明，不过文人大学士，为人清雅而已，初运戊辰己巳财地，泄火之气为吉，运至西南，辛未壬申癸酉，伤克用神，自无幸矣。
己未 丁卯 甲戌 庚午
，科甲之命，盖庚丁两造，虽风水不如，不失荣华，但为人色重招殃，兄弟无力。
按庚丁两透，制过七煞，庚金生春月禁地，本宜财星，不宜火制，加以阳壮木渴，无水润泽，午戌会局，庚金无力，不能制劫，故兄弟无力，尤幸运行北方，不失荣华，甲戌，庚午，交互值桃花红艳然，己土财星来合，宜乎色重招殃矣。
癸未 乙卯 甲子 己巳
岳武穆命：劫财阳刃，行辛亥运，辛酉年，冲合阳刃，坐囹圄亡身，以上造化元钥。
戊寅 乙卯 甲午 甲戌
，明崇祯十一年正月三十日戌时。
清世祖（顺治）命，寅午戌会局，火盛木焚，寅午犬乡，甲来成灭是也，四柱无滴水解炎，只能用成土泄火气，巳运逊国，不知所终。
乙亥 己卯 甲申 乙亥
，光绪元年二月十六日亥时。
萧耀南巡帅命，阳刃合煞，制刃得力，行乙亥甲运，省高官阶，集于一身，将入戌运，疾逝
春月之木，渐有生长之象，春初，犹有余寒，当以火温暖，则有舒畅之美，水多变克，有损精神，重见生旺，用庚金啄凿，可成栋梁，春末，阳壮木渴，藉水滋扶，则花繁叶茂，初春无火，增之以水，则阴浓气弱，根损枝枯，不能华秀，春木失水，增之以只,则阳气太盛，燥渴相加，枝叶乾枯，亦不华秀，是水火二物，要得时相济为美。三春甲木看法，分为三节，一初春，雨水之前，尚有余寒，丙癸并用，以丙火为主要，二仲春，雨水之后，鼓雨之前，重见生旺，用庚金，清明后，虽属三月，土木当旺，乙木司令，与二月同看，惟阳刃一格，为二月所专有，附于仲春后，三墓春，鼓雨后，土旺用事，丙火将旺，阳壮木渴，木气已竭，非藉水滋扶不可，此三春用法之别也。
正月甲木，初春尚有余寒，得丙癸透，富贵双全，癸藏丙透，名寒木向阳，主富贵倘风水不如，亦不失儒林俊秀，如无丙癸，平常人也。
初春甲木与腊月同，寒木向阳，非丙不暖，立春之后，三阳开泰，更须癸为助，虽丙癸并言，以丙以重，故云癸藏丙透，主富贵，人但知木能生火，不知初春甲木，实藉丙火以生，丙火者，阳和之气也，春回大地，气转阳和，万木自然发生，至于癸水，只要地支不太枯燥，如有丑等字，便为已足，正不用多也，丙癸并透，名为不晴不雨，正好养花之天，（见下正月乙木节）甲木气未壮者，亦适用之。
正二月甲木，素无取从财，从杀，从化之理。
正二月甲木，月令禄旺，自无从化之理。
或一派庚辛，主终身劳苦，克子刑妻，再支会金局，非夭即贫。
此言不能从煞也，正月木方萌芽生机蓬勃，不宜裁抑，故不宜用金，月令临官，虽支会金局，干透庚辛，不能从煞。故金多无火，非贫即夭，木被金伤，残疾夭折，与下文正二月支成金局节同看。
如无丙丁，一派壬癸，又无戊己制之，名水泛木浮，亡无棺椁。
此言不能用印也，春木当旺，毋劳印生。阴浓湿重，反损生机，故春木见金，用印化杀者下格，上文丙癸并透者，以丙火为主，兼一点癸水，调和既济，故主富贵，若一派壬癸，无戊己制之，则水泛木浮，即有戊己为制，而无丙丁出干，亦非上格也，如一派戊己，支会金局，为财多身弱，富屋贫人，终身劳苦，妻晚子迟，
此言不能从财也，初春木嫩，无力克土，总论云：上多则损力，土薄则财丰，若见金局，或庚辛，水气更弱，然月令寅宫，为甲木临官之地，即被冲动,不能消灭时令当旺之气,只作财多身弱论也。
以上初春，专指雨水前而言。
正二月甲木一例，木乘旺气，无金殃，先看庚、次取丁，有庚，木能成器，有丁，木火通明，庚丁两透，科甲定许，即风水不如，亦不失富贵，然须运气相扶，如运气不扶，反困用神，便成虚名无实耳。
正二月甲木者，言雨水之后，清明之前，看法相同也，（清明后，鼓雨前），乙木余气司令，土未当旺，亦同看），春木太旺，则宜裁抑，先庚次丁者，伤官驾煞也，木得庚以成器，得火而繁荣，庚喜丁制，裁抑不致太过，而得其中和，庚金劈甲引丁，又有木火通明之象，运气相扶者，木旺宜庚，庚重宜丁，宜庚者，喜西方运，反之，便困用神，有名无实矣。
或无庚金，有丁透，亦属文星，为木火通明之象，又名伤官生财格，主聪明雅秀，一见癸水伤丁，但作厚道迁儒，或柱中多癸，滋助木神，伤灭丁火，其人奸雄枭险，言清行浊之流。
甲无庚不灵，故无庚用丁，虽同为木火通明，贵气较逊，聪明雅秀，文人大学士之流也，用神不可损伤，一见癸水，伤灭丁火，为厚道迁儒，功名富贵，皆非其份，若四柱多癸，虽不直接伤用，而丁火被困，亦难发达，发为性情，言清行浊。
或一庚一戊出干，号曰财煞相生，运行金水，可许科甲，虽无阴惊风水,亦不失儒林艺士,若庚申、戊寅、甲寅、丙寅，一行金水运，发进士，或甲午日，庚午时，此人富贵，但要好运相扶，不宜克制庚丁。
此言财滋弱煞格，春木当旺，庚金衰弱，身旺煞轻，煞化为官，宜财生煞，不宜印化，（煞旺宜制，见上伤官驾煞格）然庚申一造，行金水运，发进士者，以原命三寅藏丙，丙火出干，阳壮水渴，水为配合之需要也，甲午日庚午时，意义相同，宜湿土生金之运，论运，须随宜配合，可见一班，才滋弱煞，不宜克制庚金，用丁制煞，不宜克制丁火，运气配合得宜，然富贵，凡中等张局，皆须运岁相扶，否则不能大发也。（坊本此人贵，抄本此人富，究之富贵等耳）。
或支成金局，又透庚辛，此人不吉，并无丙丁火破金，名为木被金伤。
承上文，木多金少，用财生煞，名财煞相生，金重用丁火制之，名伤官驾煞，若支成金局，又透庚辛，煞旺无制，月令临官，又无从煞之理，木被金伤，为残疾夭折之命，同上一派庚辛节。
或支成火局，泄气太过，性不愚怯，但常有灾疾缠身。
木火伤官，本主聪颖，见上木火通明节，但支成火局，泄气太过，无水滋润，主疾疾，春深阳壮木渴，若支有癸水，配得中和，木火两旺，亦成美格。
支成木局，有庚万贵，无庚，男命鳏独僧道，女命孤寡，见二庚出干，大富大贵。
甲木见支成木局，不取曲直仁寿格，木旺以用庚克制为上，用丁火泄秀为次，此言有庚方贵者，即总论重见生旺，用庚金啄凿，可成栋梁之材是也，见两庚者，富贵，凡甲木用庚为贵，用辛前否，以庚能劈甲，辛金力簿，无啄凿之用也，木盛无金，其人是勤吃懒做，而无作为造就之人。
支成水局，成透则贵，无戊制之，水多木泛，不止穷卑，且亡无棺椁。
三春之木，正值当旺之时，何劳印生，四柱壮木渴，则宜一二点水为配合，见阴浓湿重，木反被损，故支成水局，须戊土出干为救，更须丙火暄之，方成贵格，与初春无丙丁，一派壬癸节同看。
总之，正二月甲木，有庚戊者上命，如有丁透，大富大贵之命，盖非戊庚金失母故也，或木多无庚而用丁，名木喜南而软弱。
总结上文，初春气寒，以丙癸为上命，春深木老，以庚戊为上命，或用庚戊丁，上上之命，用财滋煞，不如身杀两旺，以食伤制煞之为贵也。金气至春而休囚，无戊，则庚金力薄，不能劈甲，故用庚不离戊土也，何以不言木火通明，盖木喜南而软弱，格虽贵，不过文学之士，木气泄弱故也。
凡三春甲木，用庚者，土为妻，金为子，用丁者，木为妻，火为子，
用庚者，煞为用也，财为妻，官煞为子，用丁者，伤官为用也，比劫为妻，食伤为子，言三春者，不分初仲，正二三月，同此看法也。
或二月甲木，庚金得所者，名阳刃架煞，可许异途小贵，若武职便显，但要财资煞，柱中逢财，英雄独压万人，若见癸水，困了财杀，主为光棍，重刃定遭凶，煞重无凶，但性格横暴，正二月甲木，无从财化土之格。
正二月甲木，一例同推，已见上文，独煞刃一格，为正月所无，故另文说明之，得所者，地支通根得禄也。煞刃格，宜武不宜文，故云武职便显，文职不过异途小贵耳，盖二月阳刃驾煞，煞刃暗合有情，庚金休囚无气，故须有财资煞，方为煞刃两停，无财刃旺煞弱，不过异途小贵，凡煞刃格，不宜见食伤制煞，行身旺之运，则假煞为权，如乙亥己卯甲申乙亥，萧耀南命造是也，一见癸水，泄煞之气，便失制刃之意，又要财资煞，并不要煞重，独煞为只，若重重庚金而刃轻，同正月一派庚辛节，木被伤矣，重刃者，地支重见卯木也，无煞制之，定遭凶，煞重不为凶，以刃旺秉令也。但性格横暴，刑克重耳，书云：刃旺复行刃地，进禄得财处，亡于药石之间，煞旺得行煞地，建业立功处，亡于刀剑之下，其言颇验，二月甲木，与正月雨水后甲木，用法略同，所不同者，即煞刃一格耳。
书云：木旺宜火之光辉，秋闱可试，木向春生，处世安然有寿，日主无依，却喜运行财地。
此节造化元钥抄本删，兹据穷通宝鉴，附录于末，以供参考，木旺无庚，则用火泄之，为木火通明格，（同上木火文星节）秀气发越，故云秋闱可试。木主仁，仁者寿，支成木局，不须春生，多主仁寿，四柱无庚丁可用，为身旺无依，运行财地，虽不劫耗，比较为吉，盖正二月间，四柱虽不见火，亦有暗火之用，食伤生财，自有可取，不得已之用法，下格也。
正月
戊寅 甲寅 甲辰 乙亥
，孝廉
按此造寅辰夹卯，亥暗会卯木，旺而不成格，以寅中丙火生财为用，支有亥水，辰藏癸水，气象中和，惜丙火不透，年月空亡，故只小贵耳。
甲申 丙寅 甲寅 庚午
，茂才。
按此造庚金出干，无财相生，则庚金无力，大运双顺行南方，不过茂才而止。
以上造化元钥
庚寅 戊寅 甲子 丙寅
，光绪十六年正月二13日寅时。
陈济棠命：生于雨水前七日，丙透癸藏，大富大贵之命，妻宫癸水，内助尤得力也。
庚寅 戊寅 甲戌 丙寅
，光绪十六年二月初四日寅时。杨化昭命：生于雨水后五日，阳壮木渴，不能无水润泽，四柱无癸，虽丙火出干，富贵皆小。
二月
甲午 丁卯 甲寅 丁卯
，乏庚，富而不贵，运入西支方，大凶，幸两干不杂，木火通明，为人清雅，子多而贤。
按丁火为用，乏庚不贵，虽木火通明，不过文人大学士，为人清雅而已，初运戊辰己巳财地，泄火之气为吉，运至西南，辛未壬申癸酉，伤克用神，自无幸矣。
己未 丁卯 甲戌 庚午
，科甲之命，盖庚丁两造，虽风水不如，不失荣华，但为人色重招殃，兄弟无力。
按庚丁两透，制过七煞，庚金生春月禁地，本宜财星，不宜火制，加以阳壮木渴，无水润泽，午戌会局，庚金无力，不能制劫，故兄弟无力，尤幸运行北方，不失荣华，甲戌，庚午，交互值桃花红艳然，己土财星来合，宜乎色重招殃矣。
癸未 乙卯 甲子 己巳
岳武穆命：劫财阳刃，行辛亥运，辛酉年，冲合阳刃，坐囹圄亡身，以上造化元钥。
戊寅 乙卯 甲午 甲戌
，明崇祯十一年正月三十日戌时。
清世祖（顺治）命，寅午戌会局，火盛木焚，寅午犬乡，甲来成灭是也，四柱无滴水解炎，只能用成土泄火气，巳运逊国，不知所终。
乙亥 己卯 甲申 乙亥
，光绪元年二月十六日亥时。
萧耀南巡帅命，阳刃合煞，制刃得力，行乙亥甲运，省高官阶，集于一身，将入戌运，疾逝
春月之木，渐有生长之象，春初，犹有余寒，当以火温暖，则有舒畅之美，水多变克，有损精神，重见生旺，用庚金啄凿，可成栋梁，春末，阳壮木渴，藉水滋扶，则花繁叶茂，初春无火，增之以水，则阴浓气弱，根损枝枯，不能华秀，春木失水，增之以只,则阳气太盛，燥渴相加，枝叶乾枯，亦不华秀，是水火二物，要得时相济为美。三春甲木看法，分为三节，一初春，雨水之前，尚有余寒，丙癸并用，以丙火为主要，二仲春，雨水之后，鼓雨之前，重见生旺，用庚金，清明后，虽属三月，土木当旺，乙木司令，与二月同看，惟阳刃一格，为二月所专有，附于仲春后，三墓春，鼓雨后，土旺用事，丙火将旺，阳壮木渴，木气已竭，非藉水滋扶不可，此三春用法之别也。
解读丨庄子人生哲学中的“命”与“天”#传统文化##国学知识# 庄子的人生哲学是以其天道观和认识论为基础的。安之若命和与天为一是庄子人生哲学的核心。庄子认为人无力胜天，亦不能违命。荀子在《解蔽》篇批评庄子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由天谓之道，尽因矣。”荀子对庄子的批判是公允而且切中要害的。“命”与“天”是理解庄子人生哲学的关键。
01.庄子人生哲学中的“命”
“天”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上古时代以“天”为世界最高的有意志的主宰。“命”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说文》云：“命，使也，从口从令。”段玉裁解释为：“命者天之令也。”
“天”与“命”在中国古代常常结合为“天命”，用来表示上天的意志或命令。《尚书·汤誓》说：“有夏多罪，天命亟之。”夏多罪恶，上天的意思要除掉它。《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说“善之代不善，天命也。”《诗经·大雅·文王》说：“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孙子。商之孙子，其丽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天命靡常”是说天命是可以变化的。周初的天命思想对于儒家学派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老庄哲学中，“命”是一个哲学范畴，与“道”紧密相关。《老子·十六章》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静曰复命”中的“命”不是上天的指令，而是蕴含着必然性的意义。
庄子认为道为世界的本原，道生天地，为“万物之所系，而一化之所待。”庄子从万物生成的角度对于“命”作了规定。《庄子·天地》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一句是说，事物在未形成形体之时，已经具备了阴阳的区别，而且阳变阴合流行其间，这就叫做命。因为“命”在万物未成形体之时就已经存在了，所以“命”是一种事物先天具有的属性。
庄子认为，作为万物一员的人对于先天之命不能有所损益。《庄子·至乐》篇说：“褚小者不可以怀大，绠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适也，夫不可损益。”褚，布袋；绠，绳索。布袋小不可以装大东西，绳子短不可以汲深井里的水。命形成了，人们就要与之相适应，不可以有意损益。
庄子还认为，“命”是一种不可知的力量。《庄子·大宗师》篇子桑谈及自己所以贫困的原因时说：“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不得也。父母岂欲我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欲我贫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子桑认为使其贫困的原因既非父母，亦非天地，而是一种不得不然的力量“命”。《庄子·达生》十分明确地指出：“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命”是不能改变的、不得不然的一种趋势。
不得不然即为必然，必然与偶然是相对立而存在的。庄子认为“命”具有绝对的必然性，它排斥偶然，在庄子看来偶然也是必然。
《庄子·德充符》有一则兀者申徒嘉与郑子产合堂共师的记载。子产以其高位而傲视断足的申徒嘉，申徒嘉批评子产，认为人世间幸与不幸都是命中注定，用自己的幸运傲视他人之不幸是没有道理的。他说：“游于羿之彀中。中央地，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羿为传说中上古善射之人，发必中。走进了羿的射程之内，这是必定被射中的原因，然而却不被射中，这是一种偶然性。但庄子认为，被射中是“命”，不被射中也是“命”。人们的任何遭遇都是由一种与生俱来的必然性所左右，所决定。
正因为“命”具有绝对的必然性，所以命对于人是不可抗拒的。《庄子·大宗师》说：“父母于子，东南西北，唯命之从。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彼近吾死而吾不听，我则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
大块，指天地、自然；大冶，铸铁工匠，此处指万物变化的主宰。天地自然赋于我人的形体，用生使我劳作，用老使我清闲，用死使我安息，因而以生为快事，也应当以死为快事。在自然的造化面前，人们对于先天之“命”，无法抗拒。所以庄子要求人们对于人生的一切变化、际遇都应当“安之若命”。
《庄子·德充符》说：“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合，不可入于灵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使日夜无欲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是之为才全。”
人的生死存亡，事业的穷达，德行的高下，种种的遭遇都是事物的变化，“命”的运行，人们无法明了其起始，也无法预测其变化，所以只好顺其自然。懂得了这个道理，就不会因此而扰乱了本性的平和，侵入人的心灵。使心灵安逸自得而不失愉悦，日日夜夜保持着春和之气，心灵能与外界产生和谐感应，这就叫做才全。
《庄子·人间世》说：“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成玄英疏曰：“夫为道之士而自安其心智者，体违顺之不殊，达得丧之为一，故能涉哀乐之前境，不轻易施，知穷达之必然，岂人情之能制！是以安心顺命，不乖天理。自非至人玄德，孰能如兹也！。”既然人的主观努力不能改变自己的境遇，安心顺命，就可以保持内心的安静。庄子认为能具备这样的精神状态，自然就是最高的道德修养。
02.庄子人生哲学中的“天”
老庄哲学以“道”为最高范畴。《老子·二十五章》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以“天”与“地”对举，天为自然之天。《老子》一书对天没有太多的解说，而在庄子哲学中，“天”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
《庄子》一书中，“天”主要有两种意义。一是指自然之天，如《庄子·逍遥游》云：“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耶？”《庄子·大宗师》有“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天之所为”即自然之所为，自然之所为是自然而然的。“人之所为”即人类的作为，人类的作为是有目的的行动。
《庄子》中，“天”的另一重意义是指事物的自然状态。《庄子·秋水》篇云：“河伯曰：‘何谓天？何谓人？’北海若曰：‘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成玄英疏曰：“夫牛马禀于天，自然有四蹄，非关人事，故谓之天。羁勒马头，贯穿牛鼻，出自人意，故谓之人。”“天”指事物的本来面目、自然的状态。“人”则是对事物的自然状态的目的性的改变。这里的“天”已经迥异于宗教意义上的有意志的人格神的天。
庄子把“天”“人”对举，在中国哲学史上明确提出了天人关系问题。那么，庄子认为“天”与“人”是什么关系呢？庄子认为“天”性圆满自足，无须人为。《庄子·逍遥游》说“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在“天”面前，人为实为徒劳。庄子坚决反对“以人助天”。
《庄子·道充符》说：“圣人不谋，恶用知？不斫，恶用胶？无丧，恶用德？不贷，恶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者，天食也。既受食于天，又恶用人！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眇乎小哉，所以属于人也！謷乎大哉，独成其天！”
鬻，《释文》云：“音育，养也。”圣人不用谋虑，哪里还用得着智慧？不用斧凿，哪里还用得着胶漆？浑然无缺，哪里还用得着德行？不求谋利，哪里用得着经商。废弃“知”“胶”“德”“商”四者而不用，就是“天鬻”，“天鬻”即是大自然的养育。人与自然之天相比，实在太渺小了，太微不足道了，故曰：“謷乎大哉，独成其天。”
天与人的对立即自然与人为的对立，天与人的统一即人“与天为一。”所以《庄子·秋水》说：“天在内，人在外，得乎在天”。事物的自然状态是内在的，人的有目的的作为都是后加的、外部的，最高的德性在于顺乎自然。
《庄子·大宗师》说：“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也。”畸人，同奇人；侔，等也，从也。畸人就是异于世俗而与天为一的人。所以说，从天的角度看是小人的人，却是世俗的君子；从天的角度看是君子的人，却被世俗认为是小人。
《庄子·大宗师》说：“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不管你喜好还是不喜好，天人都是合一的。不管你认为天人是否合一，天人总是合一的。认为两者合一，就与天同类。认为两者不合一，就是与人同类。把天人看作不是相互对立的，这就是真人。这里的“天与人不相胜”即天人之间的一致与和谐。
《庄子·山木》说：“何谓人与天为一邪？”庄子的回答是“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圣人晏然体逝而终矣。”人为，是出于自然的；自然的事，也是出于自然的。人属于天，天不能属于人。天能决定人、影响人，而人却不能决定、影响天。所以圣人安然地顺应自然，体逝而终。
《列御寇》说：“圣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众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圣人安于自然，不安于人为；众人安于人为，而不安于自然。又说：“古之至人，天而不人。”“天而不人”即去人为而纯任万物之自然。
在庄子哲学中，“命”与“天”两个范畴是有区别而又相联系的。庄子有时将“天”与“命”对举。《庄子·大宗师》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人之生死是必然不可免的，就象黑夜与白昼的交替一样是自然的规律。许多事情是人力所不能干预的，这都是物理的实情。
《庄子·秋水》说：“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人灭天”是说在天人相与之际，不要以人为去毁坏事物本来的自然状态。《吕氏春秋·论人》说：“释智、谋、巧、故。”所以“故”与“智”“谋”“巧”同类，指聪明智慧。“无以故灭命”即不要用聪明智慧去抗拒命运的安排。人对待“天”与“命”明智的办法就是“顺天安命”。
03.庄子的人生哲学
庄子的人生哲学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即精神世界的“逍遥游”和世俗生活的遁世。这两个层次的建构都离不了“命”与“天”两个范畴。庄子的逍遥游“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这种精神自由的境界的实现，是以顺天安命为基础的。庄子理想中的“至人”“神人”“圣人”“真人”都可以说是“安之若命”“与天为一”的典范。
庄子在《养生主》一文中，曾将居于“材”与“不材”，“有用”与“无用”之间的世俗的处世方法概括为，“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尽年”，其实质也是“与天为一”、纯任万物之自然。正确理解了庄子哲学中“天”与“命”两个范畴，玄远的庄子的人生哲学也就不再神秘了。
庄子的“天”承认、肯定了事物的自然状态，也承认和肯定了事物的客观规律性。但是他在天人关系方面，主张消极的“天人合一”，把世界上的一切都看是不得不然的“事之变，命之行”，从而完全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庄子所谓的自由是一种消极的适应，一种精神的自我慰藉。荀子在《解蔽》中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这是对庄子消极的人生哲学的有力批驳。
庄子以“天”为事物的自然状态，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对后世颇有影响，柳宗元就曾说过：“庄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庄子的“命”具有“不知吾所以然”的客观必然性的含义，包括了一切不可解释的际遇。荀子的“节遇之谓命”或许就受到其启示。庄子明确提出天人关系，主张人类与自然的和谐，这些都可以看做消极的人生哲学中的积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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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庄子人生哲学中的“命”
“天”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上古时代以“天”为世界最高的有意志的主宰。“命”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说文》云：“命，使也，从口从令。”段玉裁解释为：“命者天之令也。”
“天”与“命”在中国古代常常结合为“天命”，用来表示上天的意志或命令。《尚书·汤誓》说：“有夏多罪，天命亟之。”夏多罪恶，上天的意思要除掉它。《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说“善之代不善，天命也。”《诗经·大雅·文王》说：“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孙子。商之孙子，其丽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天命靡常”是说天命是可以变化的。周初的天命思想对于儒家学派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老庄哲学中，“命”是一个哲学范畴，与“道”紧密相关。《老子·十六章》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静曰复命”中的“命”不是上天的指令，而是蕴含着必然性的意义。
庄子认为道为世界的本原，道生天地，为“万物之所系，而一化之所待。”庄子从万物生成的角度对于“命”作了规定。《庄子·天地》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一句是说，事物在未形成形体之时，已经具备了阴阳的区别，而且阳变阴合流行其间，这就叫做命。因为“命”在万物未成形体之时就已经存在了，所以“命”是一种事物先天具有的属性。
庄子认为，作为万物一员的人对于先天之命不能有所损益。《庄子·至乐》篇说：“褚小者不可以怀大，绠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适也，夫不可损益。”褚，布袋；绠，绳索。布袋小不可以装大东西，绳子短不可以汲深井里的水。命形成了，人们就要与之相适应，不可以有意损益。
庄子还认为，“命”是一种不可知的力量。《庄子·大宗师》篇子桑谈及自己所以贫困的原因时说：“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不得也。父母岂欲我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欲我贫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子桑认为使其贫困的原因既非父母，亦非天地，而是一种不得不然的力量“命”。《庄子·达生》十分明确地指出：“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命”是不能改变的、不得不然的一种趋势。
不得不然即为必然，必然与偶然是相对立而存在的。庄子认为“命”具有绝对的必然性，它排斥偶然，在庄子看来偶然也是必然。
《庄子·德充符》有一则兀者申徒嘉与郑子产合堂共师的记载。子产以其高位而傲视断足的申徒嘉，申徒嘉批评子产，认为人世间幸与不幸都是命中注定，用自己的幸运傲视他人之不幸是没有道理的。他说：“游于羿之彀中。中央地，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羿为传说中上古善射之人，发必中。走进了羿的射程之内，这是必定被射中的原因，然而却不被射中，这是一种偶然性。但庄子认为，被射中是“命”，不被射中也是“命”。人们的任何遭遇都是由一种与生俱来的必然性所左右，所决定。
正因为“命”具有绝对的必然性，所以命对于人是不可抗拒的。《庄子·大宗师》说：“父母于子，东南西北，唯命之从。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彼近吾死而吾不听，我则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
大块，指天地、自然；大冶，铸铁工匠，此处指万物变化的主宰。天地自然赋于我人的形体，用生使我劳作，用老使我清闲，用死使我安息，因而以生为快事，也应当以死为快事。在自然的造化面前，人们对于先天之“命”，无法抗拒。所以庄子要求人们对于人生的一切变化、际遇都应当“安之若命”。
《庄子·德充符》说：“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合，不可入于灵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使日夜无欲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是之为才全。”
人的生死存亡，事业的穷达，德行的高下，种种的遭遇都是事物的变化，“命”的运行，人们无法明了其起始，也无法预测其变化，所以只好顺其自然。懂得了这个道理，就不会因此而扰乱了本性的平和，侵入人的心灵。使心灵安逸自得而不失愉悦，日日夜夜保持着春和之气，心灵能与外界产生和谐感应，这就叫做才全。
《庄子·人间世》说：“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成玄英疏曰：“夫为道之士而自安其心智者，体违顺之不殊，达得丧之为一，故能涉哀乐之前境，不轻易施，知穷达之必然，岂人情之能制！是以安心顺命，不乖天理。自非至人玄德，孰能如兹也！。”既然人的主观努力不能改变自己的境遇，安心顺命，就可以保持内心的安静。庄子认为能具备这样的精神状态，自然就是最高的道德修养。
02.庄子人生哲学中的“天”
老庄哲学以“道”为最高范畴。《老子·二十五章》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以“天”与“地”对举，天为自然之天。《老子》一书对天没有太多的解说，而在庄子哲学中，“天”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
《庄子》一书中，“天”主要有两种意义。一是指自然之天，如《庄子·逍遥游》云：“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耶？”《庄子·大宗师》有“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天之所为”即自然之所为，自然之所为是自然而然的。“人之所为”即人类的作为，人类的作为是有目的的行动。
《庄子》中，“天”的另一重意义是指事物的自然状态。《庄子·秋水》篇云：“河伯曰：‘何谓天？何谓人？’北海若曰：‘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成玄英疏曰：“夫牛马禀于天，自然有四蹄，非关人事，故谓之天。羁勒马头，贯穿牛鼻，出自人意，故谓之人。”“天”指事物的本来面目、自然的状态。“人”则是对事物的自然状态的目的性的改变。这里的“天”已经迥异于宗教意义上的有意志的人格神的天。
庄子把“天”“人”对举，在中国哲学史上明确提出了天人关系问题。那么，庄子认为“天”与“人”是什么关系呢？庄子认为“天”性圆满自足，无须人为。《庄子·逍遥游》说“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在“天”面前，人为实为徒劳。庄子坚决反对“以人助天”。
《庄子·道充符》说：“圣人不谋，恶用知？不斫，恶用胶？无丧，恶用德？不贷，恶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者，天食也。既受食于天，又恶用人！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眇乎小哉，所以属于人也！謷乎大哉，独成其天！”
鬻，《释文》云：“音育，养也。”圣人不用谋虑，哪里还用得着智慧？不用斧凿，哪里还用得着胶漆？浑然无缺，哪里还用得着德行？不求谋利，哪里用得着经商。废弃“知”“胶”“德”“商”四者而不用，就是“天鬻”，“天鬻”即是大自然的养育。人与自然之天相比，实在太渺小了，太微不足道了，故曰：“謷乎大哉，独成其天。”
天与人的对立即自然与人为的对立，天与人的统一即人“与天为一。”所以《庄子·秋水》说：“天在内，人在外，得乎在天”。事物的自然状态是内在的，人的有目的的作为都是后加的、外部的，最高的德性在于顺乎自然。
《庄子·大宗师》说：“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也。”畸人，同奇人；侔，等也，从也。畸人就是异于世俗而与天为一的人。所以说，从天的角度看是小人的人，却是世俗的君子；从天的角度看是君子的人，却被世俗认为是小人。
《庄子·大宗师》说：“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不管你喜好还是不喜好，天人都是合一的。不管你认为天人是否合一，天人总是合一的。认为两者合一，就与天同类。认为两者不合一，就是与人同类。把天人看作不是相互对立的，这就是真人。这里的“天与人不相胜”即天人之间的一致与和谐。
《庄子·山木》说：“何谓人与天为一邪？”庄子的回答是“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圣人晏然体逝而终矣。”人为，是出于自然的；自然的事，也是出于自然的。人属于天，天不能属于人。天能决定人、影响人，而人却不能决定、影响天。所以圣人安然地顺应自然，体逝而终。
《列御寇》说：“圣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众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圣人安于自然，不安于人为；众人安于人为，而不安于自然。又说：“古之至人，天而不人。”“天而不人”即去人为而纯任万物之自然。
在庄子哲学中，“命”与“天”两个范畴是有区别而又相联系的。庄子有时将“天”与“命”对举。《庄子·大宗师》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人之生死是必然不可免的，就象黑夜与白昼的交替一样是自然的规律。许多事情是人力所不能干预的，这都是物理的实情。
《庄子·秋水》说：“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人灭天”是说在天人相与之际，不要以人为去毁坏事物本来的自然状态。《吕氏春秋·论人》说：“释智、谋、巧、故。”所以“故”与“智”“谋”“巧”同类，指聪明智慧。“无以故灭命”即不要用聪明智慧去抗拒命运的安排。人对待“天”与“命”明智的办法就是“顺天安命”。
03.庄子的人生哲学
庄子的人生哲学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即精神世界的“逍遥游”和世俗生活的遁世。这两个层次的建构都离不了“命”与“天”两个范畴。庄子的逍遥游“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这种精神自由的境界的实现，是以顺天安命为基础的。庄子理想中的“至人”“神人”“圣人”“真人”都可以说是“安之若命”“与天为一”的典范。
庄子在《养生主》一文中，曾将居于“材”与“不材”，“有用”与“无用”之间的世俗的处世方法概括为，“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尽年”，其实质也是“与天为一”、纯任万物之自然。正确理解了庄子哲学中“天”与“命”两个范畴，玄远的庄子的人生哲学也就不再神秘了。
庄子的“天”承认、肯定了事物的自然状态，也承认和肯定了事物的客观规律性。但是他在天人关系方面，主张消极的“天人合一”，把世界上的一切都看是不得不然的“事之变，命之行”，从而完全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庄子所谓的自由是一种消极的适应，一种精神的自我慰藉。荀子在《解蔽》中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这是对庄子消极的人生哲学的有力批驳。
庄子以“天”为事物的自然状态，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对后世颇有影响，柳宗元就曾说过：“庄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庄子的“命”具有“不知吾所以然”的客观必然性的含义，包括了一切不可解释的际遇。荀子的“节遇之谓命”或许就受到其启示。庄子明确提出天人关系，主张人类与自然的和谐，这些都可以看做消极的人生哲学中的积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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