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鸟和鱼不同路，从此山水不相逢。
夏天有花，林间有雾，可花将落，雾将散。
忘掉夏天种过的花，去爱秋天有结果的树。
我不后悔遇见你，可也不愿再来一次了。
我们这班车，已经到站了，再见就是路人了。
我不能耗尽一生，换一句你的有可能。
有些事到此为止就是最好的收场。
遗憾都讲完了，会有新的故事。
夏天有花，林间有雾，可花将落，雾将散。
忘掉夏天种过的花，去爱秋天有结果的树。
我不后悔遇见你，可也不愿再来一次了。
我们这班车，已经到站了，再见就是路人了。
我不能耗尽一生，换一句你的有可能。
有些事到此为止就是最好的收场。
遗憾都讲完了，会有新的故事。
三味药的方剂，可阴阳两补，尤其适用于脚无力
芍药甘草附子汤出自《伤寒论》第68条，其原文说：“发汗后，病不解，反恶寒者，虚故也，芍药甘草附子汤主之”。
本方只有三味药组成，分别为芍药 20，甘草10(炙)， 附子10克。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温三服。
对于此条文的叙述，历代都存在疑问，伤寒本来就有恶寒的现象，发汗后，病不解，则应当恶寒，这是正常现象，
外感表证本来就有恶寒的症状，发汗后表不解，还是可以有恶寒的。
有一分恶寒就有一分表证，所以，有恶寒并不一定是虚的表现，它可能是表寒未尽的表现。
张仲景在这里没有用“表不解”来表述，而是说“病不解”，则绝对还有其它的症状。
张仲景用“病”来表述，有可能是说这些兼症不解。而且在这里什么症状都没讲，只讲“反恶寒”，可见不再是常见的未尽之表寒，而是阳虚之里寒，也就是说阳气因为发汗而遭到了损伤。
发汗不仅伤阳，也会伤阴，伤损津液。如果伤阳很严重，那么伤阴也会很严重。
所以，发汗太过，会阴阳两伤。故有医者认为是表未解，但里虚寒太甚，当先救里而后救表。
若是这样的话，张仲景就不会只用简单的“反恶寒”来描述了。可见，此方证若表邪仍然还在，应当以发汗法解表，宜桂枝汤。
而仲景用芍药甘草附子汤来治疗此证，并没有走表的药，很显然，表证已除，兼证仍在，此恶寒是阳虚不能卫外所致。
伤寒发汗疗法是正确的，但如果不得法，既可伤阳也可伤阴，也可以阴阳俱伤，至于患者出现哪种情况，与患者的体质有密切的关系。
以药侧症，芍药和甘草搭配，就是著名的芍药甘草汤，张仲景用于治疗脚挛急。芍药甘草汤具有调和肝脾，缓急止痛的作用。
主治津液受损，阴血不足，筋脉失濡所致腿脚挛急，心烦，微恶寒，肝脾不和，脘腹疼痛等。
所以本条病症应该有抽筋挛急，颤抖等症状。但医圣都省略了，只留下一个“反恶寒”，这是本方证和芍药甘草汤证相鉴别的关键所在，有芍药甘草汤证而见恶寒的，就用本方证。
此方证具有类似脚挛急，抽筋，颤抖等症状。这些症状是津液损伤所导致的，也就是里阴虚。
附子味辛、甘，性大热，具有回阳救逆，补火助阳，散寒止痛的功效。可上助心阳、中温脾阳、下补肾阳。
芍药甘草汤救阴和甘草干姜汤救阳，两方是相对的。《伤寒论》中的经方一般都是相对的，方证也是相对的。
两方分别加上附子，就是芍药甘草附子汤和四逆汤，分别用于伤阴和伤阳程度较深而及肾的情况，救里阳一般用四逆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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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病没有涉及到肾，一般用甘草干姜汤，阳虚阴竭的患者，要用四逆加人参汤。
当然，芍药甘草附子汤中的附子是炮附子，而四逆汤的附子是生附子。这是因为四逆汤一般用于回阳救逆，用于危急重症，用生附子可以增强回阳的力度。仅就组方结构上讲，两方还是属于相对的。
此方证是伤寒发汗太过，导致津液不足，所以用芍药甘草汤生津救阴。又因为本条阳气也有损伤，所以加一味炮附子以救阳。
芍药甘草附子汤是阴阳双补的补益方剂，但偏于补阴。附子以扶阳，芍药以补阴，甘草佐附子，芍药补阴阳而调营卫。
故《注解伤寒论》说：“芍药之酸，收敛津液而益荣；附子之辛温，固阳气而补卫，甘草之甘，调和辛酸而安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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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无己也说：“汗出则荣虚，恶寒则卫虚，与芍药甘草附子汤，以补荣卫”。
总之，芍药甘草附子汤能够缓解身体内出现的阴阳两虚证。
可有效地治疗风寒导致的关节强直疼痛。腰部神经疼痛，坐骨神经痛，肠胃痉挛的作用，在腰部以上要加茯苓15克、白朮15克，苍术15克。
在腿部要加重芍药30和炙甘草15，此方对于脚冰冷，血液循环不强，以及妇人病，月经来时腹痛，就是标准的芍药甘草附子汤证。
临床上脚无力，膝盖痛等问题，就可用此方，此方也被命名为去杖汤。
芍药甘草附子汤出自《伤寒论》第68条，其原文说：“发汗后，病不解，反恶寒者，虚故也，芍药甘草附子汤主之”。
本方只有三味药组成，分别为芍药 20，甘草10(炙)， 附子10克。上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温三服。
对于此条文的叙述，历代都存在疑问，伤寒本来就有恶寒的现象，发汗后，病不解，则应当恶寒，这是正常现象，
外感表证本来就有恶寒的症状，发汗后表不解，还是可以有恶寒的。
有一分恶寒就有一分表证，所以，有恶寒并不一定是虚的表现，它可能是表寒未尽的表现。
张仲景在这里没有用“表不解”来表述，而是说“病不解”，则绝对还有其它的症状。
张仲景用“病”来表述，有可能是说这些兼症不解。而且在这里什么症状都没讲，只讲“反恶寒”，可见不再是常见的未尽之表寒，而是阳虚之里寒，也就是说阳气因为发汗而遭到了损伤。
发汗不仅伤阳，也会伤阴，伤损津液。如果伤阳很严重，那么伤阴也会很严重。
所以，发汗太过，会阴阳两伤。故有医者认为是表未解，但里虚寒太甚，当先救里而后救表。
若是这样的话，张仲景就不会只用简单的“反恶寒”来描述了。可见，此方证若表邪仍然还在，应当以发汗法解表，宜桂枝汤。
而仲景用芍药甘草附子汤来治疗此证，并没有走表的药，很显然，表证已除，兼证仍在，此恶寒是阳虚不能卫外所致。
伤寒发汗疗法是正确的，但如果不得法，既可伤阳也可伤阴，也可以阴阳俱伤，至于患者出现哪种情况，与患者的体质有密切的关系。
以药侧症，芍药和甘草搭配，就是著名的芍药甘草汤，张仲景用于治疗脚挛急。芍药甘草汤具有调和肝脾，缓急止痛的作用。
主治津液受损，阴血不足，筋脉失濡所致腿脚挛急，心烦，微恶寒，肝脾不和，脘腹疼痛等。
所以本条病症应该有抽筋挛急，颤抖等症状。但医圣都省略了，只留下一个“反恶寒”，这是本方证和芍药甘草汤证相鉴别的关键所在，有芍药甘草汤证而见恶寒的，就用本方证。
此方证具有类似脚挛急，抽筋，颤抖等症状。这些症状是津液损伤所导致的，也就是里阴虚。
附子味辛、甘，性大热，具有回阳救逆，补火助阳，散寒止痛的功效。可上助心阳、中温脾阳、下补肾阳。
芍药甘草汤救阴和甘草干姜汤救阳，两方是相对的。《伤寒论》中的经方一般都是相对的，方证也是相对的。
两方分别加上附子，就是芍药甘草附子汤和四逆汤，分别用于伤阴和伤阳程度较深而及肾的情况，救里阳一般用四逆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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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病没有涉及到肾，一般用甘草干姜汤，阳虚阴竭的患者，要用四逆加人参汤。
当然，芍药甘草附子汤中的附子是炮附子，而四逆汤的附子是生附子。这是因为四逆汤一般用于回阳救逆，用于危急重症，用生附子可以增强回阳的力度。仅就组方结构上讲，两方还是属于相对的。
此方证是伤寒发汗太过，导致津液不足，所以用芍药甘草汤生津救阴。又因为本条阳气也有损伤，所以加一味炮附子以救阳。
芍药甘草附子汤是阴阳双补的补益方剂，但偏于补阴。附子以扶阳，芍药以补阴，甘草佐附子，芍药补阴阳而调营卫。
故《注解伤寒论》说：“芍药之酸，收敛津液而益荣；附子之辛温，固阳气而补卫，甘草之甘，调和辛酸而安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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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无己也说：“汗出则荣虚，恶寒则卫虚，与芍药甘草附子汤，以补荣卫”。
总之，芍药甘草附子汤能够缓解身体内出现的阴阳两虚证。
可有效地治疗风寒导致的关节强直疼痛。腰部神经疼痛，坐骨神经痛，肠胃痉挛的作用，在腰部以上要加茯苓15克、白朮15克，苍术15克。
在腿部要加重芍药30和炙甘草15，此方对于脚冰冷，血液循环不强，以及妇人病，月经来时腹痛，就是标准的芍药甘草附子汤证。
临床上脚无力，膝盖痛等问题，就可用此方，此方也被命名为去杖汤。
天道承负，你的善恶可能左右着他人的报应
在中国文化氛围中，宗教强调的是教化的作用，即用宗教的理念去对社会生活推动正面积极的影响，从而与官学教育形成相互补充。与某些一神性的排他宗教所秉持的教理教义不同，受到中国本土文化滋养的宗教与文化思潮，都非常强调劝人为善的主题。如儒道二家共同尊奉的《易传》中提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指出修善积德的个人和家庭，必然有更多的吉庆，作恶坏德的人家，也必然会多出更多的祸殃。同时，本土化的佛教也讲因果，认为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民间老百姓亦有非常朴素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因果报应理念。
由此便可知，强调善念、善行，是根植于我们日产的身、心、意、行之中的，并且被文化教育所传承，成为传世的瑰宝。毫无疑问，“善有善报”的人生理念具有莫大的积极意义。但在现实生活中却经常会遇到相反的情况，即真正行善的人并不一定能够得长生福寿果，相反那些为恶的人们却有可能福寿延年。关汉卿在《窦娥冤》中便借窦娥之口发问，曰：“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
面对这一现实状况，人们不禁要问，难道天地神明真的是不辨人间善恶吗？若果真如此，那为什么还要强调善因善果、恶因恶果呢？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国本土的因果报应思想并不是简单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而是道教所秉持的“承负”理论。
“承负”的思想源出于道教经典《太平经》，其对“承负”的解释可分为两个方面：
其一，承负是建立在先人与今人、今人与后人之间跨越时间范围的报应手段。
经曰：“承者为前，负者为后。承者，乃谓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过失，不自知，用日积久，相聚为多，今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谪，连传被其灾。负者，乃先人负于后生者也。”意思是说，先人因小过而不自知，于是遗衍于子孙，前者“负”，后者“承”，这是“承负”思想的基本内容。翟灏《通俗编·卷一》写了一句俗语“今年种竹，来年吃笋；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体现的便是道教的承负思想。以此可知，承负不仅包含个人行为的因果，更把此理论延伸到了家族系统中。
其二，究其本质，承负强调的是自然循环之理，是建立在物极必反基础上的育人之方。
经中又云：“三统共生，长养凡物名为财，财共生欲，欲共生邪，邪共生奸，奸共生猾，猾共生害，而不止则乱败，败而不止，不可复理，因究还反其本，故名承负”。意即天地人三统共生，长养财物，欲多则生奸邪，以至不可复理，直到财物穷尽才知还返回虚无之源本。这段其实是在叙述承负产生的缘由，细读会发现其仍然不离阴阳互化的道理，这乃是道教哲学的根本。今世有罪未遭罪，只是因为尚未达到极点，若不知悔改，便会将报应体现在子孙身上。
不可否认的是，“承负”中包含着很明显的因果报应思想，但却又不能把目光仅仅限制在个人自身的善恶报应上。在“承负”理论中，一个人的善行、恶行不但会影响到个人的人生，更会近报子孙，远及整个社会生活体系。这便如同祖辈积财后辈享受、祖辈欠债后辈还钱的通俗道理，其实是把个人行为的因果扩展到了更长的时间范围和更广的空间范围中。受此影响，善恶的报应也就不一定会在现世出现了。
用比较流行的话来理解，“承负”所阐述的哲理非常类似于蝴蝶效应，前辈行善之荫可以庇佑今人福祉，今人行恶之罪则可以跨越时间与空间造成后代人的受祸，某个个人的善恶之行都会波及到与己相关的更多的人和事，并且祸福的结果还可以超越人类种族，会对其他物种及整个自然界造成影响。因此，“承负”不仅仅是人生指导观，其中更蕴含着中国人所独有的自然宇宙观，隐含的仍然是“道法自然”的终极命题。
因果强调的主题是个人，承负则把施受对象扩展到了同一个文化话语体系下的每一个人。之所以会有此种区别，与中国社会体系的乡土性基础密不可分。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乡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社会的人是在熟人里长大的”，各个社会成员之间具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这种细微的联系所造成的牵一发动全身的效果正是承负想要传达的理念。因为任何一个人的善恶所能造成的结果，往往都会超越自我个人所受的范围，从而对子孙、家族乃至其他社会成员产生影响。由此，才会诞生出“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的圣训。
与儒家所强调的“慎独”思想类似，道家“承负”思想是在强调每个人都应该对自我不断进行完善，唯有积功累德、好善利人，才能逐步实现《太平经》中所设想的顺天地之法的太平理想。在此前提下，“承负”又强调为善、为恶将不再是某个人一人的修行，而是将一个家族、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融合在一起，实现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图景。因为个人所背负的不仅是自我造就的祸福，个人之“应”往往会来自于他人之“施”，所以往往就会出现现世为善而不得善果、现世为恶却不得恶报的情况。处于复杂社会关系链条中的人们，每一个人随时都会承担起他人行为可能造成的果报。
为了避免出现“一损俱损”的情况，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善恶观与集体荣誉感、责任感都会被着重强调。从社会学观点来看，“承负”文化其实可以非常有效率地增加集体凝聚力，提升整个社会群体的道德水准。作为一个宗教，对善行的强调是其基本母题，劝善则直接体现出了宗教的社会教化作用，其教化的每一个信徒都是社会中活生生的一份子。如果能够通过信仰和规诫的力量，使之达到完善个人道德的目的，那么宗教所具有的积极社会意义也将会在更大范围内传播。而这才是劝善的最高追求。 https://t.cn/RxRVHIh
在中国文化氛围中，宗教强调的是教化的作用，即用宗教的理念去对社会生活推动正面积极的影响，从而与官学教育形成相互补充。与某些一神性的排他宗教所秉持的教理教义不同，受到中国本土文化滋养的宗教与文化思潮，都非常强调劝人为善的主题。如儒道二家共同尊奉的《易传》中提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指出修善积德的个人和家庭，必然有更多的吉庆，作恶坏德的人家，也必然会多出更多的祸殃。同时，本土化的佛教也讲因果，认为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民间老百姓亦有非常朴素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因果报应理念。
由此便可知，强调善念、善行，是根植于我们日产的身、心、意、行之中的，并且被文化教育所传承，成为传世的瑰宝。毫无疑问，“善有善报”的人生理念具有莫大的积极意义。但在现实生活中却经常会遇到相反的情况，即真正行善的人并不一定能够得长生福寿果，相反那些为恶的人们却有可能福寿延年。关汉卿在《窦娥冤》中便借窦娥之口发问，曰：“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
面对这一现实状况，人们不禁要问，难道天地神明真的是不辨人间善恶吗？若果真如此，那为什么还要强调善因善果、恶因恶果呢？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国本土的因果报应思想并不是简单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而是道教所秉持的“承负”理论。
“承负”的思想源出于道教经典《太平经》，其对“承负”的解释可分为两个方面：
其一，承负是建立在先人与今人、今人与后人之间跨越时间范围的报应手段。
经曰：“承者为前，负者为后。承者，乃谓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过失，不自知，用日积久，相聚为多，今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谪，连传被其灾。负者，乃先人负于后生者也。”意思是说，先人因小过而不自知，于是遗衍于子孙，前者“负”，后者“承”，这是“承负”思想的基本内容。翟灏《通俗编·卷一》写了一句俗语“今年种竹，来年吃笋；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体现的便是道教的承负思想。以此可知，承负不仅包含个人行为的因果，更把此理论延伸到了家族系统中。
其二，究其本质，承负强调的是自然循环之理，是建立在物极必反基础上的育人之方。
经中又云：“三统共生，长养凡物名为财，财共生欲，欲共生邪，邪共生奸，奸共生猾，猾共生害，而不止则乱败，败而不止，不可复理，因究还反其本，故名承负”。意即天地人三统共生，长养财物，欲多则生奸邪，以至不可复理，直到财物穷尽才知还返回虚无之源本。这段其实是在叙述承负产生的缘由，细读会发现其仍然不离阴阳互化的道理，这乃是道教哲学的根本。今世有罪未遭罪，只是因为尚未达到极点，若不知悔改，便会将报应体现在子孙身上。
不可否认的是，“承负”中包含着很明显的因果报应思想，但却又不能把目光仅仅限制在个人自身的善恶报应上。在“承负”理论中，一个人的善行、恶行不但会影响到个人的人生，更会近报子孙，远及整个社会生活体系。这便如同祖辈积财后辈享受、祖辈欠债后辈还钱的通俗道理，其实是把个人行为的因果扩展到了更长的时间范围和更广的空间范围中。受此影响，善恶的报应也就不一定会在现世出现了。
用比较流行的话来理解，“承负”所阐述的哲理非常类似于蝴蝶效应，前辈行善之荫可以庇佑今人福祉，今人行恶之罪则可以跨越时间与空间造成后代人的受祸，某个个人的善恶之行都会波及到与己相关的更多的人和事，并且祸福的结果还可以超越人类种族，会对其他物种及整个自然界造成影响。因此，“承负”不仅仅是人生指导观，其中更蕴含着中国人所独有的自然宇宙观，隐含的仍然是“道法自然”的终极命题。
因果强调的主题是个人，承负则把施受对象扩展到了同一个文化话语体系下的每一个人。之所以会有此种区别，与中国社会体系的乡土性基础密不可分。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乡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社会的人是在熟人里长大的”，各个社会成员之间具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这种细微的联系所造成的牵一发动全身的效果正是承负想要传达的理念。因为任何一个人的善恶所能造成的结果，往往都会超越自我个人所受的范围，从而对子孙、家族乃至其他社会成员产生影响。由此，才会诞生出“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的圣训。
与儒家所强调的“慎独”思想类似，道家“承负”思想是在强调每个人都应该对自我不断进行完善，唯有积功累德、好善利人，才能逐步实现《太平经》中所设想的顺天地之法的太平理想。在此前提下，“承负”又强调为善、为恶将不再是某个人一人的修行，而是将一个家族、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融合在一起，实现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图景。因为个人所背负的不仅是自我造就的祸福，个人之“应”往往会来自于他人之“施”，所以往往就会出现现世为善而不得善果、现世为恶却不得恶报的情况。处于复杂社会关系链条中的人们，每一个人随时都会承担起他人行为可能造成的果报。
为了避免出现“一损俱损”的情况，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善恶观与集体荣誉感、责任感都会被着重强调。从社会学观点来看，“承负”文化其实可以非常有效率地增加集体凝聚力，提升整个社会群体的道德水准。作为一个宗教，对善行的强调是其基本母题，劝善则直接体现出了宗教的社会教化作用，其教化的每一个信徒都是社会中活生生的一份子。如果能够通过信仰和规诫的力量，使之达到完善个人道德的目的，那么宗教所具有的积极社会意义也将会在更大范围内传播。而这才是劝善的最高追求。 https://t.cn/RxRVH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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