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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信用#要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相信我们伟大的祖国，努力建设祖国，使我们的祖国能自尊、自信、自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紧密结合起来。诚信和友善，在诸多中华美德对个人品德的要求中，居于核心地位， 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承下来的诸多美德中的最重要的道德要求和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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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君与爱国，谈一谈道教的家国观
在道教斋醮科仪中，经常唱诵一首经韵，名曰“大赞”，其词为：“酬天地，盖载恩；蒙日月，照临身形。皇王水土万万春，报父母养育深恩。”韵词中提到的天地盖载、日月照临、皇王水土、父母养育为道教所提倡的四种恩德。修道人虽是方外之士，但既生人身于中华大地，便要感激这片土地给予我们的种种恩德。这是人道的基础，自然也是成就仙道的前提。
道教自古以来便以隐逸之风著称，世人对道人的认知往往拘囿于出世逍遥等概念上，为人熟知的老子、庄子、陶渊明、竹林七贤等道教人物皆是出世的代表。但这份认知其实只是对了一半，道教的另一半特征则是入世的积极，如道祖老子的前半生一直在庙堂之上为史官、汉唐两朝都曾用道家思想治国而使万民休养生息、三国诸葛孔明也曾为了蜀国鞠躬尽瘁。忠君爱国，这是道教素有的传统，且与道人所追求的逍遥理想并不冲突。
若论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无疑只在儒道二教之中。相比起儒家思想学说，大道教化的历史更为久远。以道教中信仰非常普遍的三官大帝为例，早在天师道时期便有为民请奉“三官手书”的先例。其要求信徒把自己平时所犯罪过、所发猛志一一书写下来，分之三份，分别投于山顶、埋之于地、落之于水，意为上报给天地水三官大帝。时至今日，道人在皈依之时，仍然要上奏章表于三官大帝圣前，言其生前身后的一切功过全部移交给天地水三官管理。
从神学角度来讲，天地水三官分别具有赐福、赦罪、解厄的职能，所以才能得到百姓的虔诚信仰。道教又认为诸天仙真具有度化人天的慈悲之心，在不同的年代总会分身下降、化为凡人来完成度人的功行，而中国历史上最为知名的尧舜禹三帝则被视为三官大帝的化身。道人们对三官大帝的信仰，便也等于是对尧舜禹等先祖、先帝的崇奉。同时，道人皈身、皈神、皈命于三官，这又是对具有生养功德的天地水等自然界的皈奉。立足于皇王水土而表现出来的忠君、爱国思想，与道教信仰的神学思想完全是契合的。
相比起遥远的神仙，中国人更加相信已经故去的祖先所能带来的庇佑。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其对血缘关系和对先人生存、生活经验的依赖，是社会生产得以进步的基本前提。正因为此，人们会自发地形成祖先崇拜。但并不是每一个故去的灵魂都能够得到万世尊奉，只有那些为人民作出了大功行的人才会被后世铭记于心。这其中，以黄帝和尧舜禹为代表的诸位上古帝君，则成为如今道教信仰的源头。在道教的神仙体系中，诸多仙真也都曾历尽一生来为百姓谋福祉，所以才可以受到历代香火供养。这既是神仙信仰的人格化，也是祖先崇拜的神格化。从这一源头推下去，会发现道教对“以百姓心为心”的仁义明君的拥护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道教提倡的忠君，并不似儒家以纲常为前提而讲求对某一位固定君王的事奉。道教奉行的是对代表着天地大道、代表着民心所向的君王的拥戴。一代君王贵为上天娇子，其一言一行便可致万民于生死。有德行的君王，时时都在克制自身的欲望，不把自我的好恶凌驾于社会道德之上。道教中有“身国同治”的理念，认为治身与治国应该遵循同样的道理，唯有修身以达圣人之境的人，才可能是一位治国的贤才。因为圣人无私欲，不会对他人产生任何的偏颇，所以才会有“以百姓为刍狗”的语句。不是把老百姓当成猪狗去对待，而是不因为自己的私念便失去了天下的公准。
那么，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能成为经天纬地的圣人呢？儒家有言“内不避亲，外不避仇”，可以一视同仁地对待天地众生。道祖又言，无大小、善恶、美丑之别。并且，圣人还要具备“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等七项美德，其中心词即一“善”字。当一切言行的出发点都是以百姓为上善，这样的君王才可以代表上天之道的教化，也才是道教所忠之明君。
虽然强调忠君，但道教并不会愚忠。曾有人质疑老子归隐的行为，认为其“见周之衰”而隐去是对周王室的不忠。这一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他仍然只立足于人伦纲常去看待道教祖师的忠君行为，是在以人道去枉测天道，所得出来的结论自然也会有偏差。道教所忠之君，是代表天地大义的君王，是顺应历史潮流而生的君王。老子归隐的前提是“见周之衰”，因他早已窥得周王朝的气数。究竟是以大道去辅佐昏聩暴戾之徒？还是逍遥隐去而等待世事阴阳的转变？这其中的选择极为玄妙。
道教对所忠的对象有十分严格的要求，其不但要代表着天心，更要背负着民意，修身立德的同时仍可以敬天爱民。在此等皇王的治理之下，才能真正实现百姓安居乐业的美好社会图景。
道教对于家国最美好的理想描述，则寄存于《道德经》80章中，曰“（百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真正安稳的家国，各方势力皆处于阴阳平衡的状态，普天之下再无纷争，人人都可以闻道自悟。在此世道中，不但明君懂得治身与治国的道理，连普通百姓也明白安分守己与守雌无为的人生妙用。若天下大同至于此，又何来出世与入世的分别呢！ https://t.cn/R2WxO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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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自古以来便以隐逸之风著称，世人对道人的认知往往拘囿于出世逍遥等概念上，为人熟知的老子、庄子、陶渊明、竹林七贤等道教人物皆是出世的代表。但这份认知其实只是对了一半，道教的另一半特征则是入世的积极，如道祖老子的前半生一直在庙堂之上为史官、汉唐两朝都曾用道家思想治国而使万民休养生息、三国诸葛孔明也曾为了蜀国鞠躬尽瘁。忠君爱国，这是道教素有的传统，且与道人所追求的逍遥理想并不冲突。
若论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无疑只在儒道二教之中。相比起儒家思想学说，大道教化的历史更为久远。以道教中信仰非常普遍的三官大帝为例，早在天师道时期便有为民请奉“三官手书”的先例。其要求信徒把自己平时所犯罪过、所发猛志一一书写下来，分之三份，分别投于山顶、埋之于地、落之于水，意为上报给天地水三官大帝。时至今日，道人在皈依之时，仍然要上奏章表于三官大帝圣前，言其生前身后的一切功过全部移交给天地水三官管理。
从神学角度来讲，天地水三官分别具有赐福、赦罪、解厄的职能，所以才能得到百姓的虔诚信仰。道教又认为诸天仙真具有度化人天的慈悲之心，在不同的年代总会分身下降、化为凡人来完成度人的功行，而中国历史上最为知名的尧舜禹三帝则被视为三官大帝的化身。道人们对三官大帝的信仰，便也等于是对尧舜禹等先祖、先帝的崇奉。同时，道人皈身、皈神、皈命于三官，这又是对具有生养功德的天地水等自然界的皈奉。立足于皇王水土而表现出来的忠君、爱国思想，与道教信仰的神学思想完全是契合的。
相比起遥远的神仙，中国人更加相信已经故去的祖先所能带来的庇佑。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其对血缘关系和对先人生存、生活经验的依赖，是社会生产得以进步的基本前提。正因为此，人们会自发地形成祖先崇拜。但并不是每一个故去的灵魂都能够得到万世尊奉，只有那些为人民作出了大功行的人才会被后世铭记于心。这其中，以黄帝和尧舜禹为代表的诸位上古帝君，则成为如今道教信仰的源头。在道教的神仙体系中，诸多仙真也都曾历尽一生来为百姓谋福祉，所以才可以受到历代香火供养。这既是神仙信仰的人格化，也是祖先崇拜的神格化。从这一源头推下去，会发现道教对“以百姓心为心”的仁义明君的拥护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道教提倡的忠君，并不似儒家以纲常为前提而讲求对某一位固定君王的事奉。道教奉行的是对代表着天地大道、代表着民心所向的君王的拥戴。一代君王贵为上天娇子，其一言一行便可致万民于生死。有德行的君王，时时都在克制自身的欲望，不把自我的好恶凌驾于社会道德之上。道教中有“身国同治”的理念，认为治身与治国应该遵循同样的道理，唯有修身以达圣人之境的人，才可能是一位治国的贤才。因为圣人无私欲，不会对他人产生任何的偏颇，所以才会有“以百姓为刍狗”的语句。不是把老百姓当成猪狗去对待，而是不因为自己的私念便失去了天下的公准。
那么，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能成为经天纬地的圣人呢？儒家有言“内不避亲，外不避仇”，可以一视同仁地对待天地众生。道祖又言，无大小、善恶、美丑之别。并且，圣人还要具备“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等七项美德，其中心词即一“善”字。当一切言行的出发点都是以百姓为上善，这样的君王才可以代表上天之道的教化，也才是道教所忠之明君。
虽然强调忠君，但道教并不会愚忠。曾有人质疑老子归隐的行为，认为其“见周之衰”而隐去是对周王室的不忠。这一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他仍然只立足于人伦纲常去看待道教祖师的忠君行为，是在以人道去枉测天道，所得出来的结论自然也会有偏差。道教所忠之君，是代表天地大义的君王，是顺应历史潮流而生的君王。老子归隐的前提是“见周之衰”，因他早已窥得周王朝的气数。究竟是以大道去辅佐昏聩暴戾之徒？还是逍遥隐去而等待世事阴阳的转变？这其中的选择极为玄妙。
道教对所忠的对象有十分严格的要求，其不但要代表着天心，更要背负着民意，修身立德的同时仍可以敬天爱民。在此等皇王的治理之下，才能真正实现百姓安居乐业的美好社会图景。
道教对于家国最美好的理想描述，则寄存于《道德经》80章中，曰“（百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真正安稳的家国，各方势力皆处于阴阳平衡的状态，普天之下再无纷争，人人都可以闻道自悟。在此世道中，不但明君懂得治身与治国的道理，连普通百姓也明白安分守己与守雌无为的人生妙用。若天下大同至于此，又何来出世与入世的分别呢！ https://t.cn/R2WxO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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