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意义”这一话题是许多年轻及步入中年的人一直困扰的问题，往往得出的结论多是“人生本就无意义”“人终有一死，所以一切都是徒劳的”等等。最终陷入无尽的虚无和消极中。
其实，“意义”一词本就应有其框架、背景。笔者本身是翻译专业出身，对词句的翻译尤为敏感，在大部分情况下，单独的词句其实不太好翻译，只有在具体的文章、语境下，才能较好地贴合整体翻译表述出来，也就是说，词句的意义要在文章和语境下才会被更好地表达翻译出来；同理，人生的意义也应是在某一框架下才能被定义。若是单纯谈论人生的意义，那必然是在一个默认的框架，那就是世界、宇宙。如此一来，人类较于世界、宇宙自然是过于渺小，找不到该有的价值。
近些日突然想到阳明先生说的“格物致知”，解释是探究事物的本质而达到真正的智慧，这里的“知”其实是指“良知”，也就是道德，智慧问题其实最终是道德问题，此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但这里的“格”，私以为解释是“格子、框架”的意思，也就是将事物在一个框架下去达到真正的智慧，这也便是“格竹”的本意了，正是在人类社会和中国传统思想的框架下，竹子这种逆境生长、自强不息、清雅脱俗的品质才会被我们歌颂。而一旦失去这种框架，竹子就失去了z这种意义。
总之吧，去找到那个框架，那个值得自己付出的“事业”，人也好，事也好，只是不要在迷茫，去找到自己的每一个小目标，然后充实地度过一生就好了。
面白きこともない世を面白く。
其实，“意义”一词本就应有其框架、背景。笔者本身是翻译专业出身，对词句的翻译尤为敏感，在大部分情况下，单独的词句其实不太好翻译，只有在具体的文章、语境下，才能较好地贴合整体翻译表述出来，也就是说，词句的意义要在文章和语境下才会被更好地表达翻译出来；同理，人生的意义也应是在某一框架下才能被定义。若是单纯谈论人生的意义，那必然是在一个默认的框架，那就是世界、宇宙。如此一来，人类较于世界、宇宙自然是过于渺小，找不到该有的价值。
近些日突然想到阳明先生说的“格物致知”，解释是探究事物的本质而达到真正的智慧，这里的“知”其实是指“良知”，也就是道德，智慧问题其实最终是道德问题，此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但这里的“格”，私以为解释是“格子、框架”的意思，也就是将事物在一个框架下去达到真正的智慧，这也便是“格竹”的本意了，正是在人类社会和中国传统思想的框架下，竹子这种逆境生长、自强不息、清雅脱俗的品质才会被我们歌颂。而一旦失去这种框架，竹子就失去了z这种意义。
总之吧，去找到那个框架，那个值得自己付出的“事业”，人也好，事也好，只是不要在迷茫，去找到自己的每一个小目标，然后充实地度过一生就好了。
面白きこともない世を面白く。
【姜燕：《论语》的曾用名、别名及简称】
两千多年来研究《论语》的著作不计其数，而《论语》书名问题却很少有人深究。其实，《论语》书名的复杂性，远超任何一部经典。《论语》书名有曾用名、别名以及全称、简称，不下十余种；循名责实，还牵涉《论语》的版本和流传问题，确实值得探讨。
《论语》书名最早见之于《礼记·坊记》。《坊记》传说为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所辑录，如果此说成立，则可证孔子去世后不久《论语》即已成书并被命名。这大致合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班固点明了《论语》的编纂者也是命名者，而命名“论语”的理由是对“弟子各有所记”的文本资料做了一番“论纂”的工作。这看上去很有道理，考诸事实又并非如此。
《论语》书名在战国时期的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文献中仅《坊记》一见，按孤证不立的原则，这还不能完全证明战国时期已有《论语》这个书名。《论语》的编纂，不是一人完成的，而是由多人组成的编纂团队完成的。《论语》的编纂团队，多数学者认为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组成，而领衔主编的又有仲弓、子游、子夏、曾子、子思等数种说法；此外，这个编纂团队，还有战国时期的邹鲁学人和西汉文景时期的博士两种说法。这反映了《论语》成书的复杂性。无论是哪个编纂团队完成的，也无论是谁领衔主编的，都无证据表明《论语》甫一成书即被赋予《论语》书名，否则，以战国时期儒墨的“显学”地位，以孔子“声名洋溢乎中国”的背景，孔子编撰的六经连书带名广为人知，而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其书名又岂能默默无闻而仅在《坊记》中有一见？
周秦古书的命名，有成书之时随即命名之例，也有成书甚久之后命名之例。《论语》属于哪种情况？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中给出了一个《论语》第一次命名的时间，即：汉武帝时期在孔安国那里“始曰《论语》”。此说显然有违事实。且不说《坊记》提及《论语》书名，比孔安国年长二十几岁的董仲舒在其著名的“贤良对策”中已经提到了《论语》其书其名，并且引用了《论语》原文。在这里，似乎不能说王充犯了一个孤陋寡闻的低级错误，而只能说另有原因，即：孔安国以前，《论语》书名鲜有人知，自然也就几乎无人提及，以至于连王充也不得与闻。孔安国之后，《论语》书名开始广为流传。汉昭帝、汉宣帝都学过《论语》。司马迁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引用了大量的《论语》原文，并且注明孔子弟子的名姓采用《论语》的说法。
从《论语》编纂成书到西汉孔安国时代大约近三百年时间，《论语》书名极其罕见，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论语》另有书名而不被人知？
清代学者翟灏对《论语》书名颇有研究，他认为《论语》一成书就题写了《论语》这个书名，除此以外，《论语》还有一个曾用名《孔子》，一如孟子之书称《孟子》。翟灏此说在清代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时代似乎没有引起什么重视，直到二百余年后，才被现代学者赵纪彬发现、附和、引申、发挥。他在其《〈论语新论〉导言》（载《中国哲学》第十辑，三联书店1983年版）中进一步断言“《孔子》为先秦的旧名，《论语》乃汉代所新创”，换言之，“今名《论语》之书，在先秦本名《孔子》”。为了证明《论语》又名《孔子》，翟灏、赵纪彬前赴后继，二人合计搜集了三十七条文献证据。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论语》的确有一个曾用名《孔子》。
但是，赵纪彬提供的十九条证据中，竟无一条能够证明“《孔子》为先秦旧名”。这说明赵纪彬言过其“实”，“实”是全部证据都是两汉的，无一条是先秦的，从证据上说，《孔子》作为《论语》的曾用名，不是出现在先秦而是出现在两汉。《论语》书名的考据，应该把握精准的时间节点，赵纪彬在这点上有所疏忽。
晚周诸子书命名似无定例。大多数的诸子书是以作者的姓氏加子的方式命名，如老子书称《老子》、墨子书称《墨子》之类；也有以作者姓名命名的，如《李克》；以号命名的，如《商君》；以字加子命名的，如《子思子》；以姓名加子命名的，如《韩非子》《公孙龙子》等。以上几种命名情况都与作者的姓、氏、名、字、号有相应的关联，让人一看书名即推知作者。当然，也有例外。老子五千言既称《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两名，这和翟灏、赵纪彬所说的《论语》《孔子》同为一书的情况类似，而命名方式又有差别：《道德经》是根据书的上下部分“道经”“德经”合在一起命名的，《论语》是根据编纂者分析梳理“弟子各有所记”使其整齐有条理的工作命名的。
《论语》取材于孔子弟子的随侍见闻记录。弟子各有所记，汇集起来数量相当可观，据说有“数十百篇”之多。后来，这“数十百篇”的原始记录，由于某些今人不得详知的原因，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的文本，以篇或书的形式流传于世，只是这些篇或书的名称不可详考而已。
到了汉代，早先的原始《论语》演变成几个大致固定的传本，广为人知的有《齐论》《鲁论》《古论》，鲜为人知的是《河间论》。《河间论》发现于河间献王刘德征收的民间藏书。这几个传本当时各有其名，刘向、王充、班固有时指其简称，如《论》《齐》《齐论》《鲁》《鲁论》《古论》《河间》等；有时言其全称，如《论语》《鲁论语》《齐论语》之类。除此以外，《论语》还有别名，被研究者经常提及的有《经》《传》《语》《记》四种；这四种别名能否成立，还要做些具体考察与分析。
检索战国至两汉文献，以“经”“传”“语”“记”的名义引用的名言名句，其例达数百处；其中，以“经”的名义引用的，出自《尚书》《诗经》《春秋》《周易》《论语》等；以“传”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老子》《孟子》《荀子》《孝经》《公羊传》等；以“语”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尚书》《孟子》《慎子》《黄帝四经》等；以“记”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礼记》《管子》《史记》《三略》等。古人对于“经”“传”“语”“记”的区分不是十分严格，经常混用，两汉文献引用《论语》语句，分别称“《经》曰”“《语》曰”“《传》曰”“《记》曰”，就出现了混用的现象。这种现象足以证明“经”“传”“语”“记”不是《论语》一书专用的别名，而是若干经、子、史一类的典籍共用的别名。就共名而言，认为《论语》在汉代有《经》《传》《语》《记》的别名，自然可以成立，因为《论语》毕竟分享了这些共名；而从严格区分共名与专名的意义上说，认为《论语》在汉代并无《经》《传》《语》《记》的别名，亦有理可据，因为《论语》并没有独享这些专名。在这里，做全面的、综合的考察分析，不做攻其一点、不顾其余的简单化处理，是十分必要的。
（撰文：姜燕；来自：《光明日报》）https://t.cn/A6XGCodq
两千多年来研究《论语》的著作不计其数，而《论语》书名问题却很少有人深究。其实，《论语》书名的复杂性，远超任何一部经典。《论语》书名有曾用名、别名以及全称、简称，不下十余种；循名责实，还牵涉《论语》的版本和流传问题，确实值得探讨。
《论语》书名最早见之于《礼记·坊记》。《坊记》传说为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所辑录，如果此说成立，则可证孔子去世后不久《论语》即已成书并被命名。这大致合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班固点明了《论语》的编纂者也是命名者，而命名“论语”的理由是对“弟子各有所记”的文本资料做了一番“论纂”的工作。这看上去很有道理，考诸事实又并非如此。
《论语》书名在战国时期的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文献中仅《坊记》一见，按孤证不立的原则，这还不能完全证明战国时期已有《论语》这个书名。《论语》的编纂，不是一人完成的，而是由多人组成的编纂团队完成的。《论语》的编纂团队，多数学者认为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组成，而领衔主编的又有仲弓、子游、子夏、曾子、子思等数种说法；此外，这个编纂团队，还有战国时期的邹鲁学人和西汉文景时期的博士两种说法。这反映了《论语》成书的复杂性。无论是哪个编纂团队完成的，也无论是谁领衔主编的，都无证据表明《论语》甫一成书即被赋予《论语》书名，否则，以战国时期儒墨的“显学”地位，以孔子“声名洋溢乎中国”的背景，孔子编撰的六经连书带名广为人知，而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其书名又岂能默默无闻而仅在《坊记》中有一见？
周秦古书的命名，有成书之时随即命名之例，也有成书甚久之后命名之例。《论语》属于哪种情况？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中给出了一个《论语》第一次命名的时间，即：汉武帝时期在孔安国那里“始曰《论语》”。此说显然有违事实。且不说《坊记》提及《论语》书名，比孔安国年长二十几岁的董仲舒在其著名的“贤良对策”中已经提到了《论语》其书其名，并且引用了《论语》原文。在这里，似乎不能说王充犯了一个孤陋寡闻的低级错误，而只能说另有原因，即：孔安国以前，《论语》书名鲜有人知，自然也就几乎无人提及，以至于连王充也不得与闻。孔安国之后，《论语》书名开始广为流传。汉昭帝、汉宣帝都学过《论语》。司马迁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引用了大量的《论语》原文，并且注明孔子弟子的名姓采用《论语》的说法。
从《论语》编纂成书到西汉孔安国时代大约近三百年时间，《论语》书名极其罕见，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论语》另有书名而不被人知？
清代学者翟灏对《论语》书名颇有研究，他认为《论语》一成书就题写了《论语》这个书名，除此以外，《论语》还有一个曾用名《孔子》，一如孟子之书称《孟子》。翟灏此说在清代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时代似乎没有引起什么重视，直到二百余年后，才被现代学者赵纪彬发现、附和、引申、发挥。他在其《〈论语新论〉导言》（载《中国哲学》第十辑，三联书店1983年版）中进一步断言“《孔子》为先秦的旧名，《论语》乃汉代所新创”，换言之，“今名《论语》之书，在先秦本名《孔子》”。为了证明《论语》又名《孔子》，翟灏、赵纪彬前赴后继，二人合计搜集了三十七条文献证据。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论语》的确有一个曾用名《孔子》。
但是，赵纪彬提供的十九条证据中，竟无一条能够证明“《孔子》为先秦旧名”。这说明赵纪彬言过其“实”，“实”是全部证据都是两汉的，无一条是先秦的，从证据上说，《孔子》作为《论语》的曾用名，不是出现在先秦而是出现在两汉。《论语》书名的考据，应该把握精准的时间节点，赵纪彬在这点上有所疏忽。
晚周诸子书命名似无定例。大多数的诸子书是以作者的姓氏加子的方式命名，如老子书称《老子》、墨子书称《墨子》之类；也有以作者姓名命名的，如《李克》；以号命名的，如《商君》；以字加子命名的，如《子思子》；以姓名加子命名的，如《韩非子》《公孙龙子》等。以上几种命名情况都与作者的姓、氏、名、字、号有相应的关联，让人一看书名即推知作者。当然，也有例外。老子五千言既称《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两名，这和翟灏、赵纪彬所说的《论语》《孔子》同为一书的情况类似，而命名方式又有差别：《道德经》是根据书的上下部分“道经”“德经”合在一起命名的，《论语》是根据编纂者分析梳理“弟子各有所记”使其整齐有条理的工作命名的。
《论语》取材于孔子弟子的随侍见闻记录。弟子各有所记，汇集起来数量相当可观，据说有“数十百篇”之多。后来，这“数十百篇”的原始记录，由于某些今人不得详知的原因，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的文本，以篇或书的形式流传于世，只是这些篇或书的名称不可详考而已。
到了汉代，早先的原始《论语》演变成几个大致固定的传本，广为人知的有《齐论》《鲁论》《古论》，鲜为人知的是《河间论》。《河间论》发现于河间献王刘德征收的民间藏书。这几个传本当时各有其名，刘向、王充、班固有时指其简称，如《论》《齐》《齐论》《鲁》《鲁论》《古论》《河间》等；有时言其全称，如《论语》《鲁论语》《齐论语》之类。除此以外，《论语》还有别名，被研究者经常提及的有《经》《传》《语》《记》四种；这四种别名能否成立，还要做些具体考察与分析。
检索战国至两汉文献，以“经”“传”“语”“记”的名义引用的名言名句，其例达数百处；其中，以“经”的名义引用的，出自《尚书》《诗经》《春秋》《周易》《论语》等；以“传”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老子》《孟子》《荀子》《孝经》《公羊传》等；以“语”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尚书》《孟子》《慎子》《黄帝四经》等；以“记”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礼记》《管子》《史记》《三略》等。古人对于“经”“传”“语”“记”的区分不是十分严格，经常混用，两汉文献引用《论语》语句，分别称“《经》曰”“《语》曰”“《传》曰”“《记》曰”，就出现了混用的现象。这种现象足以证明“经”“传”“语”“记”不是《论语》一书专用的别名，而是若干经、子、史一类的典籍共用的别名。就共名而言，认为《论语》在汉代有《经》《传》《语》《记》的别名，自然可以成立，因为《论语》毕竟分享了这些共名；而从严格区分共名与专名的意义上说，认为《论语》在汉代并无《经》《传》《语》《记》的别名，亦有理可据，因为《论语》并没有独享这些专名。在这里，做全面的、综合的考察分析，不做攻其一点、不顾其余的简单化处理，是十分必要的。
（撰文：姜燕；来自：《光明日报》）https://t.cn/A6XGCodq
爱护子女：在于深远考虑
天下父母，莫有不爱自己子女的。但是，如何爱子女，从古至今似乎一直是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偏心导致兄弟阋于墙
早在春秋左传当中，就讲了由于母亲偏爱所引发的冲突事件。郑武公与武姜有两个儿子。武姜头胎遭遇难产，以致其后对长子总是喜欢不起来。但是她再爱幼子，按照周朝以来普遍推行的宗法制度，长子必然是世子，拥有继承权。武姜想立小儿子，为此数次“吹风”郑武公，后者不为所动。
及至长子即位、成为郑庄公，武姜对于小儿子也从偏爱发展到溺爱、纵容，先是为小儿子谋划位置重要的封地；被拒绝之后，又替换为京城附近的好地段。随后，小儿子封地的城墙建制，明显超过规定标准。庄公面对弟弟种种不端行为，只是说了著名的一句话“多行不义，必自毙”。
面对哥哥的宽容或曰懦弱，弟弟更加摩拳擦掌、厉兵秣马，母亲则计划打开都城城门作为内应。庄公终于发起攻势，赶跑了弟弟，软禁了母亲，还给母亲撂下了除非黄泉再相见的狠话。多年嫌隙，终于让母子关系降至冰点。
父母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到了战国时期，又出了一位独怜幼子的母亲——赵太后。春秋已无义战，至于战国正如其名。面对秦军压境，赵国遂向齐国求援。按照其时常规做法，我出兵可以，你要提供质押。这个质押不是值钱物品，而是王室成员。齐国这次要赵国长安君作为“质子”，可谓眼光独到。长安君正是赵太后特别心爱的小儿子。
一方面，群臣犹如热锅上蚂蚁一样急得团团转；另一方面，赵太后坚决舍不得让小儿子冒着危险去充当人质。
无解之时，老臣触龙去见太后。他从自身说起，以托付小儿子希望太后照顾为话题，闲叙家常，缓和气氛；随后，提到太后对待女儿远嫁尽管非常不舍，但总是想着只要女儿过得不错、女儿的子孙时代为王就很好；既然事关女儿的幸福都能考虑长远，那么为何不同样如此规划小儿子的未来人生呢。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水到渠成达到劝诫效果。太后同意送长安君“质于齐”，齐兵乃出，危机化解。
结语
对于郑庄公对待母亲、弟弟的“绥靖政策”以及欲擒故纵的手法做法，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大家都是心知肚明、洞若观火。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兄弟二人水火不容以及兵戎相见，武姜作为母亲也是难辞其咎。尽管后来由于贤者的进谏、调停，母子在人工挖掘的地道当中相见，破解了“黄泉见面”的毒誓，和好如初。在这个意义上，或可认为，当初郑武公坚持原则、不废长子，不仅出于维持稳定大局的考虑，也有对于长子综合能力的深刻了解。事实上，这位不受母亲待见的郑庄公，带领郑国走向社会经济繁荣、诗乐文化发达的崭新阶段，似乎用行动和努力来证明母亲的眼光偏颇。
至于长安君一事，触龙固然善于说服，太后明事理、从善如流也是主要原因，从而成就君臣佳话，进而流传至今，令人掩卷沉思。
爱护子女：在于深远考虑
天下父母，莫有不爱自己子女的。但是，如何爱子女，从古至今似乎一直是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偏心导致兄弟阋于墙
早在春秋左传当中，就讲了由于母亲偏爱所引发的冲突事件。郑武公与武姜有两个儿子。武姜头胎遭遇难产，以致其后对长子总是喜欢不起来。但是她再爱幼子，按照周朝以来普遍推行的宗法制度，长子必然是世子，拥有继承权。武姜想立小儿子，为此数次“吹风”郑武公，后者不为所动。
及至长子即位、成为郑庄公，武姜对于小儿子也从偏爱发展到溺爱、纵容，先是为小儿子谋划位置重要的封地；被拒绝之后，又替换为京城附近的好地段。随后，小儿子封地的城墙建制，明显超过规定标准。庄公面对弟弟种种不端行为，只是说了著名的一句话“多行不义，必自毙”。
面对哥哥的宽容或曰懦弱，弟弟更加摩拳擦掌、厉兵秣马，母亲则计划打开都城城门作为内应。庄公终于发起攻势，赶跑了弟弟，软禁了母亲，还给母亲撂下了除非黄泉再相见的狠话。多年嫌隙，终于让母子关系降至冰点。
父母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到了战国时期，又出了一位独怜幼子的母亲——赵太后。春秋已无义战，至于战国正如其名。面对秦军压境，赵国遂向齐国求援。按照其时常规做法，我出兵可以，你要提供质押。这个质押不是值钱物品，而是王室成员。齐国这次要赵国长安君作为“质子”，可谓眼光独到。长安君正是赵太后特别心爱的小儿子。
一方面，群臣犹如热锅上蚂蚁一样急得团团转；另一方面，赵太后坚决舍不得让小儿子冒着危险去充当人质。
无解之时，老臣触龙去见太后。他从自身说起，以托付小儿子希望太后照顾为话题，闲叙家常，缓和气氛；随后，提到太后对待女儿远嫁尽管非常不舍，但总是想着只要女儿过得不错、女儿的子孙时代为王就很好；既然事关女儿的幸福都能考虑长远，那么为何不同样如此规划小儿子的未来人生呢。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水到渠成达到劝诫效果。太后同意送长安君“质于齐”，齐兵乃出，危机化解。
结语
对于郑庄公对待母亲、弟弟的“绥靖政策”以及欲擒故纵的手法做法，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大家都是心知肚明、洞若观火。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兄弟二人水火不容以及兵戎相见，武姜作为母亲也是难辞其咎。尽管后来由于贤者的进谏、调停，母子在人工挖掘的地道当中相见，破解了“黄泉见面”的毒誓，和好如初。在这个意义上，或可认为，当初郑武公坚持原则、不废长子，不仅出于维持稳定大局的考虑，也有对于长子综合能力的深刻了解。事实上，这位不受母亲待见的郑庄公，带领郑国走向社会经济繁荣、诗乐文化发达的崭新阶段，似乎用行动和努力来证明母亲的眼光偏颇。
至于长安君一事，触龙固然善于说服，太后明事理、从善如流也是主要原因，从而成就君臣佳话，进而流传至今，令人掩卷沉思。
爱护子女：在于深远考虑
天下父母，莫有不爱自己子女的。但是，如何爱子女，从古至今似乎一直是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偏心导致兄弟阋于墙
早在春秋左传当中，就讲了由于母亲偏爱所引发的冲突事件。郑武公与武姜有两个儿子。武姜头胎遭遇难产，以致其后对长子总是喜欢不起来。但是她再爱幼子，按照周朝以来普遍推行的宗法制度，长子必然是世子，拥有继承权。武姜想立小儿子，为此数次“吹风”郑武公，后者不为所动。
及至长子即位、成为郑庄公，武姜对于小儿子也从偏爱发展到溺爱、纵容，先是为小儿子谋划位置重要的封地；被拒绝之后，又替换为京城附近的好地段。随后，小儿子封地的城墙建制，明显超过规定标准。庄公面对弟弟种种不端行为，只是说了著名的一句话“多行不义，必自毙”。
面对哥哥的宽容或曰懦弱，弟弟更加摩拳擦掌、厉兵秣马，母亲则计划打开都城城门作为内应。庄公终于发起攻势，赶跑了弟弟，软禁了母亲，还给母亲撂下了除非黄泉再相见的狠话。多年嫌隙，终于让母子关系降至冰点。
父母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到了战国时期，又出了一位独怜幼子的母亲——赵太后。春秋已无义战，至于战国正如其名。面对秦军压境，赵国遂向齐国求援。按照其时常规做法，我出兵可以，你要提供质押。这个质押不是值钱物品，而是王室成员。齐国这次要赵国长安君作为“质子”，可谓眼光独到。长安君正是赵太后特别心爱的小儿子。
一方面，群臣犹如热锅上蚂蚁一样急得团团转；另一方面，赵太后坚决舍不得让小儿子冒着危险去充当人质。
无解之时，老臣触龙去见太后。他从自身说起，以托付小儿子希望太后照顾为话题，闲叙家常，缓和气氛；随后，提到太后对待女儿远嫁尽管非常不舍，但总是想着只要女儿过得不错、女儿的子孙时代为王就很好；既然事关女儿的幸福都能考虑长远，那么为何不同样如此规划小儿子的未来人生呢。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水到渠成达到劝诫效果。太后同意送长安君“质于齐”，齐兵乃出，危机化解。
结语
对于郑庄公对待母亲、弟弟的“绥靖政策”以及欲擒故纵的手法做法，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大家都是心知肚明、洞若观火。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兄弟二人水火不容以及兵戎相见，武姜作为母亲也是难辞其咎。尽管后来由于贤者的进谏、调停，母子在人工挖掘的地道当中相见，破解了“黄泉见面”的毒誓，和好如初。在这个意义上，或可认为，当初郑武公坚持原则、不废长子，不仅出于维持稳定大局的考虑，也有对于长子综合能力的深刻了解。事实上，这位不受母亲待见的郑庄公，带领郑国走向社会经济繁荣、诗乐文化发达的崭新阶段，似乎用行动和努力来证明母亲的眼光偏颇。
至于长安君一事，触龙固然善于说服，太后明事理、从善如流也是主要原因，从而成就君臣佳话，进而流传至今，令人掩卷沉思。
天下父母，莫有不爱自己子女的。但是，如何爱子女，从古至今似乎一直是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偏心导致兄弟阋于墙
早在春秋左传当中，就讲了由于母亲偏爱所引发的冲突事件。郑武公与武姜有两个儿子。武姜头胎遭遇难产，以致其后对长子总是喜欢不起来。但是她再爱幼子，按照周朝以来普遍推行的宗法制度，长子必然是世子，拥有继承权。武姜想立小儿子，为此数次“吹风”郑武公，后者不为所动。
及至长子即位、成为郑庄公，武姜对于小儿子也从偏爱发展到溺爱、纵容，先是为小儿子谋划位置重要的封地；被拒绝之后，又替换为京城附近的好地段。随后，小儿子封地的城墙建制，明显超过规定标准。庄公面对弟弟种种不端行为，只是说了著名的一句话“多行不义，必自毙”。
面对哥哥的宽容或曰懦弱，弟弟更加摩拳擦掌、厉兵秣马，母亲则计划打开都城城门作为内应。庄公终于发起攻势，赶跑了弟弟，软禁了母亲，还给母亲撂下了除非黄泉再相见的狠话。多年嫌隙，终于让母子关系降至冰点。
父母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到了战国时期，又出了一位独怜幼子的母亲——赵太后。春秋已无义战，至于战国正如其名。面对秦军压境，赵国遂向齐国求援。按照其时常规做法，我出兵可以，你要提供质押。这个质押不是值钱物品，而是王室成员。齐国这次要赵国长安君作为“质子”，可谓眼光独到。长安君正是赵太后特别心爱的小儿子。
一方面，群臣犹如热锅上蚂蚁一样急得团团转；另一方面，赵太后坚决舍不得让小儿子冒着危险去充当人质。
无解之时，老臣触龙去见太后。他从自身说起，以托付小儿子希望太后照顾为话题，闲叙家常，缓和气氛；随后，提到太后对待女儿远嫁尽管非常不舍，但总是想着只要女儿过得不错、女儿的子孙时代为王就很好；既然事关女儿的幸福都能考虑长远，那么为何不同样如此规划小儿子的未来人生呢。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水到渠成达到劝诫效果。太后同意送长安君“质于齐”，齐兵乃出，危机化解。
结语
对于郑庄公对待母亲、弟弟的“绥靖政策”以及欲擒故纵的手法做法，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大家都是心知肚明、洞若观火。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兄弟二人水火不容以及兵戎相见，武姜作为母亲也是难辞其咎。尽管后来由于贤者的进谏、调停，母子在人工挖掘的地道当中相见，破解了“黄泉见面”的毒誓，和好如初。在这个意义上，或可认为，当初郑武公坚持原则、不废长子，不仅出于维持稳定大局的考虑，也有对于长子综合能力的深刻了解。事实上，这位不受母亲待见的郑庄公，带领郑国走向社会经济繁荣、诗乐文化发达的崭新阶段，似乎用行动和努力来证明母亲的眼光偏颇。
至于长安君一事，触龙固然善于说服，太后明事理、从善如流也是主要原因，从而成就君臣佳话，进而流传至今，令人掩卷沉思。
爱护子女：在于深远考虑
天下父母，莫有不爱自己子女的。但是，如何爱子女，从古至今似乎一直是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偏心导致兄弟阋于墙
早在春秋左传当中，就讲了由于母亲偏爱所引发的冲突事件。郑武公与武姜有两个儿子。武姜头胎遭遇难产，以致其后对长子总是喜欢不起来。但是她再爱幼子，按照周朝以来普遍推行的宗法制度，长子必然是世子，拥有继承权。武姜想立小儿子，为此数次“吹风”郑武公，后者不为所动。
及至长子即位、成为郑庄公，武姜对于小儿子也从偏爱发展到溺爱、纵容，先是为小儿子谋划位置重要的封地；被拒绝之后，又替换为京城附近的好地段。随后，小儿子封地的城墙建制，明显超过规定标准。庄公面对弟弟种种不端行为，只是说了著名的一句话“多行不义，必自毙”。
面对哥哥的宽容或曰懦弱，弟弟更加摩拳擦掌、厉兵秣马，母亲则计划打开都城城门作为内应。庄公终于发起攻势，赶跑了弟弟，软禁了母亲，还给母亲撂下了除非黄泉再相见的狠话。多年嫌隙，终于让母子关系降至冰点。
父母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到了战国时期，又出了一位独怜幼子的母亲——赵太后。春秋已无义战，至于战国正如其名。面对秦军压境，赵国遂向齐国求援。按照其时常规做法，我出兵可以，你要提供质押。这个质押不是值钱物品，而是王室成员。齐国这次要赵国长安君作为“质子”，可谓眼光独到。长安君正是赵太后特别心爱的小儿子。
一方面，群臣犹如热锅上蚂蚁一样急得团团转；另一方面，赵太后坚决舍不得让小儿子冒着危险去充当人质。
无解之时，老臣触龙去见太后。他从自身说起，以托付小儿子希望太后照顾为话题，闲叙家常，缓和气氛；随后，提到太后对待女儿远嫁尽管非常不舍，但总是想着只要女儿过得不错、女儿的子孙时代为王就很好；既然事关女儿的幸福都能考虑长远，那么为何不同样如此规划小儿子的未来人生呢。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水到渠成达到劝诫效果。太后同意送长安君“质于齐”，齐兵乃出，危机化解。
结语
对于郑庄公对待母亲、弟弟的“绥靖政策”以及欲擒故纵的手法做法，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大家都是心知肚明、洞若观火。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兄弟二人水火不容以及兵戎相见，武姜作为母亲也是难辞其咎。尽管后来由于贤者的进谏、调停，母子在人工挖掘的地道当中相见，破解了“黄泉见面”的毒誓，和好如初。在这个意义上，或可认为，当初郑武公坚持原则、不废长子，不仅出于维持稳定大局的考虑，也有对于长子综合能力的深刻了解。事实上，这位不受母亲待见的郑庄公，带领郑国走向社会经济繁荣、诗乐文化发达的崭新阶段，似乎用行动和努力来证明母亲的眼光偏颇。
至于长安君一事，触龙固然善于说服，太后明事理、从善如流也是主要原因，从而成就君臣佳话，进而流传至今，令人掩卷沉思。
爱护子女：在于深远考虑
天下父母，莫有不爱自己子女的。但是，如何爱子女，从古至今似乎一直是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偏心导致兄弟阋于墙
早在春秋左传当中，就讲了由于母亲偏爱所引发的冲突事件。郑武公与武姜有两个儿子。武姜头胎遭遇难产，以致其后对长子总是喜欢不起来。但是她再爱幼子，按照周朝以来普遍推行的宗法制度，长子必然是世子，拥有继承权。武姜想立小儿子，为此数次“吹风”郑武公，后者不为所动。
及至长子即位、成为郑庄公，武姜对于小儿子也从偏爱发展到溺爱、纵容，先是为小儿子谋划位置重要的封地；被拒绝之后，又替换为京城附近的好地段。随后，小儿子封地的城墙建制，明显超过规定标准。庄公面对弟弟种种不端行为，只是说了著名的一句话“多行不义，必自毙”。
面对哥哥的宽容或曰懦弱，弟弟更加摩拳擦掌、厉兵秣马，母亲则计划打开都城城门作为内应。庄公终于发起攻势，赶跑了弟弟，软禁了母亲，还给母亲撂下了除非黄泉再相见的狠话。多年嫌隙，终于让母子关系降至冰点。
父母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到了战国时期，又出了一位独怜幼子的母亲——赵太后。春秋已无义战，至于战国正如其名。面对秦军压境，赵国遂向齐国求援。按照其时常规做法，我出兵可以，你要提供质押。这个质押不是值钱物品，而是王室成员。齐国这次要赵国长安君作为“质子”，可谓眼光独到。长安君正是赵太后特别心爱的小儿子。
一方面，群臣犹如热锅上蚂蚁一样急得团团转；另一方面，赵太后坚决舍不得让小儿子冒着危险去充当人质。
无解之时，老臣触龙去见太后。他从自身说起，以托付小儿子希望太后照顾为话题，闲叙家常，缓和气氛；随后，提到太后对待女儿远嫁尽管非常不舍，但总是想着只要女儿过得不错、女儿的子孙时代为王就很好；既然事关女儿的幸福都能考虑长远，那么为何不同样如此规划小儿子的未来人生呢。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水到渠成达到劝诫效果。太后同意送长安君“质于齐”，齐兵乃出，危机化解。
结语
对于郑庄公对待母亲、弟弟的“绥靖政策”以及欲擒故纵的手法做法，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大家都是心知肚明、洞若观火。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兄弟二人水火不容以及兵戎相见，武姜作为母亲也是难辞其咎。尽管后来由于贤者的进谏、调停，母子在人工挖掘的地道当中相见，破解了“黄泉见面”的毒誓，和好如初。在这个意义上，或可认为，当初郑武公坚持原则、不废长子，不仅出于维持稳定大局的考虑，也有对于长子综合能力的深刻了解。事实上，这位不受母亲待见的郑庄公，带领郑国走向社会经济繁荣、诗乐文化发达的崭新阶段，似乎用行动和努力来证明母亲的眼光偏颇。
至于长安君一事，触龙固然善于说服，太后明事理、从善如流也是主要原因，从而成就君臣佳话，进而流传至今，令人掩卷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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