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旅途（86） 东坡与酒（二十六）：水仙王之谜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至七年（1074年）东坡外放任杭州通判。作为一个对自然景物有敏锐独特观察力的诗人，东坡留下不少关于西湖题材的名篇力作。熙宁六年（1073年）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
朝曦迎客艳重冈，晚雨留人入醉乡。
此意自佳君不会，一杯当属水仙王。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直译：
晨曦渐渐地将群山染红，像是在伴随我喜迎客人；傍晚时分下了一场雨，像是要将客人留下喝酒，在它伴随下客人逐渐进入醉乡。
这西湖晴雨更替的景色自有妙处，但可惜您没能理解；那么，这一杯我就来敬“水仙王”了。
晴天时西湖波光粼粼，水天一色，将它的美丽气质充分展示出来，十分迷人；细雨中远处群峰若隐若现，空灵迷濛，一派神奇。
如果把西湖比作西施，这就像佳人无论浓妆还是淡抹都美得醉人一样，晴日雨天都让人赞叹不已。
这组诗是两首连章诗，有同一个主题，相互意蕴勾联，但反映不同侧面，各自相对独立成章。许多读者包括读初中之前的我，在所读选本的影响下，只知有第二首，不知有第一首，因为一般选本仅选第二首，而且省略诗题中的“二首”两字。这就造成一种奇怪现象：第二首名扬天下，第一首鲜为人知。
其实，正如许多学者指出，要完整理解其诗意，两首诗一起读比较好，因为两者是一个整体。比如诗题是《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里面的“饮”字，只着落在第一首里面，第二首不沾酒意。又如第二首对“晴”“雨”描写充分，但对“初”“后”没照应；这在第一首里面却有完整的叙述。再如第二首里面的“浓抹”如何个“浓”法，可联系第一首的“艳”字去体会。特别是“此意自佳君不会”中的“此意自佳”，完全是诗人的独特体验，告诉朋友西湖睛雨都各有其极致的美，並进一步以西施之美来将西湖之美具象化，而诗人心中的西湖之美即诗中所述的“自佳”也就具象化了。
同时，我们也可以从第一首诗里面所述之“醉”，去把握东坡既为酒所“醉”，亦为西湖美景所“醉”的状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组诗，也许内涵更丰富，更有韵味。对东坡视酒为“钓诗钩”的说法也会有进一步的体会。在这组诗中他是在饮酒后略有醉意、空灵恍惚的状态中，敏锐捕捉到西湖晴雨各自的妙处、“潋滟”“空濛”的瞬间及睛雨转换的典型场景，特别是以西子比喻西湖的灵感，遂将这名篇一气呵成。
对东坡这组诗特别是后者，后人评价极高。如清代注家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卷九认为：“此是名篇，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公凡西湖诗，皆加意出色，变尽方法，然皆在《钱塘集》中。其后帅杭，劳心灾赈，已无复此种杰构，但云：‘不见跳珠十五年’而已。”
东坡这组诗中有一处未解之谜，即“水仙王”的解释。东坡仿佛知道读者会产生迷惑一样，特别自注：“湖中有水仙王庙。”但没有更多的解释。学者们对此有许多讨论。王水照、朱刚先生在《苏轼诗词文选评》一书中认为，“水仙王可能是水仙花的花神吧？也有人说那是龙王……水仙王可能是中国诗歌史的一个永恒的遗憾，在苏轼诗里惊鸿一现后，谁也不知他（她）的去向了。”还特别提到一个片段，说一位注释苏诗者为“水仙王”问题苦恼，甚至梦见了东坡，也未得到答案。
而徐骏先生在《西湖龙王庙与三贤堂》一文中认为，为敬“钱塘湖龙君”，“杭州百姓早在南朝梁大同年间（535-546）就建了西湖龙王庙，名‘嘉泽龙王庙’，是有记载的中国最早的龙王庙之一。”但庙址在以后的岁月中多有变迁。而东坡在诗中所云“水仙王”，即是“龙王”。
我觉得，一方面，龙王是一种民间信仰。西湖龙王庙自南朝以来一直是存在的，其历史考证是有根据的；但另一方面，“水仙王”是否可与“龙王”划等号，则存有疑问。比如，东坡为何要将之称为“水仙王庙”，而未直接称其为“龙王庙”？或为何未在自注“湖中有水仙王庙”中，进一步注为“即龙王庙也”？这个谜有待进一步破解，热切期待更有力的考证问世。
https://t.cn/A6XUzXYs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至七年（1074年）东坡外放任杭州通判。作为一个对自然景物有敏锐独特观察力的诗人，东坡留下不少关于西湖题材的名篇力作。熙宁六年（1073年）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
朝曦迎客艳重冈，晚雨留人入醉乡。
此意自佳君不会，一杯当属水仙王。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直译：
晨曦渐渐地将群山染红，像是在伴随我喜迎客人；傍晚时分下了一场雨，像是要将客人留下喝酒，在它伴随下客人逐渐进入醉乡。
这西湖晴雨更替的景色自有妙处，但可惜您没能理解；那么，这一杯我就来敬“水仙王”了。
晴天时西湖波光粼粼，水天一色，将它的美丽气质充分展示出来，十分迷人；细雨中远处群峰若隐若现，空灵迷濛，一派神奇。
如果把西湖比作西施，这就像佳人无论浓妆还是淡抹都美得醉人一样，晴日雨天都让人赞叹不已。
这组诗是两首连章诗，有同一个主题，相互意蕴勾联，但反映不同侧面，各自相对独立成章。许多读者包括读初中之前的我，在所读选本的影响下，只知有第二首，不知有第一首，因为一般选本仅选第二首，而且省略诗题中的“二首”两字。这就造成一种奇怪现象：第二首名扬天下，第一首鲜为人知。
其实，正如许多学者指出，要完整理解其诗意，两首诗一起读比较好，因为两者是一个整体。比如诗题是《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里面的“饮”字，只着落在第一首里面，第二首不沾酒意。又如第二首对“晴”“雨”描写充分，但对“初”“后”没照应；这在第一首里面却有完整的叙述。再如第二首里面的“浓抹”如何个“浓”法，可联系第一首的“艳”字去体会。特别是“此意自佳君不会”中的“此意自佳”，完全是诗人的独特体验，告诉朋友西湖睛雨都各有其极致的美，並进一步以西施之美来将西湖之美具象化，而诗人心中的西湖之美即诗中所述的“自佳”也就具象化了。
同时，我们也可以从第一首诗里面所述之“醉”，去把握东坡既为酒所“醉”，亦为西湖美景所“醉”的状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组诗，也许内涵更丰富，更有韵味。对东坡视酒为“钓诗钩”的说法也会有进一步的体会。在这组诗中他是在饮酒后略有醉意、空灵恍惚的状态中，敏锐捕捉到西湖晴雨各自的妙处、“潋滟”“空濛”的瞬间及睛雨转换的典型场景，特别是以西子比喻西湖的灵感，遂将这名篇一气呵成。
对东坡这组诗特别是后者，后人评价极高。如清代注家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卷九认为：“此是名篇，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公凡西湖诗，皆加意出色，变尽方法，然皆在《钱塘集》中。其后帅杭，劳心灾赈，已无复此种杰构，但云：‘不见跳珠十五年’而已。”
东坡这组诗中有一处未解之谜，即“水仙王”的解释。东坡仿佛知道读者会产生迷惑一样，特别自注：“湖中有水仙王庙。”但没有更多的解释。学者们对此有许多讨论。王水照、朱刚先生在《苏轼诗词文选评》一书中认为，“水仙王可能是水仙花的花神吧？也有人说那是龙王……水仙王可能是中国诗歌史的一个永恒的遗憾，在苏轼诗里惊鸿一现后，谁也不知他（她）的去向了。”还特别提到一个片段，说一位注释苏诗者为“水仙王”问题苦恼，甚至梦见了东坡，也未得到答案。
而徐骏先生在《西湖龙王庙与三贤堂》一文中认为，为敬“钱塘湖龙君”，“杭州百姓早在南朝梁大同年间（535-546）就建了西湖龙王庙，名‘嘉泽龙王庙’，是有记载的中国最早的龙王庙之一。”但庙址在以后的岁月中多有变迁。而东坡在诗中所云“水仙王”，即是“龙王”。
我觉得，一方面，龙王是一种民间信仰。西湖龙王庙自南朝以来一直是存在的，其历史考证是有根据的；但另一方面，“水仙王”是否可与“龙王”划等号，则存有疑问。比如，东坡为何要将之称为“水仙王庙”，而未直接称其为“龙王庙”？或为何未在自注“湖中有水仙王庙”中，进一步注为“即龙王庙也”？这个谜有待进一步破解，热切期待更有力的考证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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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社恐，我只是“社懒”》文 | 读者：霜落晨曦
上一次参加三人以上的朋友聚餐，还是上一次。
这句“废话文学”的背后，是我对社交的淡漠。现在的我，不是一个热衷社交的人，很少参加多人聚会，除非无法推辞或闲得无聊。
实在想不起来上次参加除公司团建和家庭聚餐以外的三人以上（不含三人）社交活动是什么时候了，也许是半年前，也许是一年前，也许是疫情发生之前？
要说自己不热衷社交是因为社恐，倒也并不准确。我不是一个看起来就很安静的人，相反，有时可能会变身“话痨”，工作中也得到过“沟通能力强”的评价，种种表现似乎与社恐扯不上关系。社恐是社交恐惧，但我并不恐惧，即使面对陌生人也不会尴尬地说不出话。拒绝社交，不是因为客观的恐惧，而是因为主观的懒惰，所以，现在的我，可能不是社恐，只是“社懒”。
不过，小时候，我确实经历过社恐的阶段。这可能与遗传和成长环境有关。
爸爸和爷爷都是沉默寡言的人，学龄前的我，也是一副不爱说话的样子。我因为害怕跟长辈问好，经常被批评没礼貌。害怕来源于不知如何称呼，女性长辈应该叫“阿姨”，但那时“阿姨”一般特指幼儿园里负责照顾小朋友（不教课）的老师，在我意识里这是一种职业，如果不在“阿姨”前面冠上姓氏，就不能指代这个人，但我又怕记错姓氏张冠李戴而尴尬，索性不说话。“叔叔”倒不是职业，但比父亲年长的应该叫“大爷”或“伯伯”，年轻的才叫“叔叔”，但遇到看起来与父亲年龄相仿的，我怎么知道你跟我爸谁大？
称呼的问题，难坏了小小的我，担心因为称呼出错而尴尬，妥妥的社恐了。
上学之后，我的社恐突然自愈了。一群可以直呼名字的同学玩伴，一句“老师好”便可以“走遍全校都不怕”，称呼不再是问题。更重要的是，教书育人的学校环境和成绩还算不错带来的自信，让我不再害怕与人交流。讲文明，懂礼貌，我感觉“胸前的红领巾更红了”。
从小学到高中，与人沟通很少超出学校的范畴，远离外界社会，也就无所谓“社交”。上了大学，依然是同学的圈层，但人际之广阔、活动之丰富，今非昔比。交流从教室和操场，拓展到社团活动、餐厅、KTV、桌游，象牙塔里的小社会，社交生活的大舞台。无论是班级同学、实验室师兄弟，还是社团、老乡，甚至是莫名其妙组起的局，只要时间允许、活动有趣，我基本不会排斥，也确实收获了许多欢乐。
然而，无一例外，每次参加完这些活动，我都会感到疲惫。KTV、桌游，还有一定的体力或脑力消耗；可有时只是单纯吃饭聊天，除了嘴，全身几乎没有运动量，却为何如此劳累呢？
有这样一种说法，“与大范围群体相处会积累还是消耗自己的能量”可以作为判断一个人是内向型还是外向型人格的简单依据。
按照这个标准，结合成长经历，我显然属于内向型人格。内向与社恐不同，也并不等同于缺乏沟通能力，内向型的人也未必看起来就很安静。但比起在大范围群体中欢娱，内向者更倾向于两三个亲密好友的小范围活动，或者享受独处。
喧闹的社交环境尽管有可能很快乐，却会消耗我的能量；而一个人看书、看电影，甚至只是发呆，则好像在充电，还不必担心插头被拔下来。
但那些外放的朋友就不同了，他们的充电器，似乎要插到人堆里，聚会结束了，电也充满了。
这样说来还挺有趣，能量是守恒的，我参加社交活动的时候，难道变成了一个移动电源？
但事实并非如此，更多的时候，还是外向的人们在各种社交场合“用爱发电”。社交，如同无形的电磁场，社交达人们用各种动作切割磁感线，为彼此发电；而像我这样内向的人，总是掌握不好发电的技巧，还接收不到别人的电波，就像一个被电磁力驱赶的小球，找不到方向，还把自己原有的能量耗散了。
于是，那些不适应社交电磁场的选手，也就渐渐退出这个舞台，变得“社懒”了。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社懒”的呢？似乎找不到明确的时间点。也许是毕业以后再难聚齐一群同龄朋友，也许是某次社交活动突然感到无聊，也许是为了考研加上遇到家庭变故让我主动把自己屏蔽起来。
现在的我，并不社恐，但与其在人群里一边尽情欢娱一边清空血槽，我宁愿在安静独处中享受所谓的孤独。
随着年龄增长，我逐渐发现，身边的朋友们，“退圈”的人越来越多，甚至原先印象里的“社牛”“话痨”们，竟然也变得安静了。
原先在朋友圈里各种觥筹交错的同学，变成了晒娃狂魔，很难再见到与成年人的合影；原本每到放假就去旅行，与陌生驴友也可以聊得很嗨的学姐，现在周末只想在家睡觉；过年回老家，以前“一天三顿小烧烤”的表哥，在与老家的铁哥们儿宿醉了两天之后，便一心宅在家里，谁叫也不出去……
对于社交，为什么大家都变懒了呢？
一方面，年龄增长，30岁左右的我们，确实没有20岁那样精力充沛了，熬夜熬不动了，喝酒喝不动了，蹦迪蹦不动了。随年龄下降而减少的，不是简单的体力，而是在灯红酒绿中挥洒汗水的欲望。
另一方面，压力增大，工作和家庭压缩了社交时间，人们或被动或主动地取舍，拒绝无意义的社交，转而把有限的精力花在亲密好友或自我提升上。
此外，新冠疫情的影响，面对面更加困难，让人们不得不转到线上方式满足社交需求，甚至直接放弃需求。
走向“社懒”的我，远离了无意义的社交。同时，我还发现了新大陆，很多打着社交旗号的活动，其实也可以一个人完成。我曾经觉得一个人看电影会很尴尬，但当我真的独自踏进电影院，才发觉之前多么愚蠢，我看的是电影，身边有没有人也没多大区别啊！于是，我经常一个人去吃饭，一个人看脱口秀，一个人旅行，享受快乐的同时还能积攒能量。
内向如我，主动选择了“社懒”；很多外向的朋友，也或主动或被动地“退圈”。当然，依然有“宝刀未老”的社交牛人和更多的“后浪”们，前赴后继地奔向“用爱发电”的舞台。
“社恐”也好，“社牛”也好，“社懒”也罢，每个人都是在最适合自己性格和意愿的状态下才最舒服，不必趋同。无论觥筹交错，还是岁月静好，做自己就好。
（本文系读者投稿，不代表本刊立场）
上一次参加三人以上的朋友聚餐，还是上一次。
这句“废话文学”的背后，是我对社交的淡漠。现在的我，不是一个热衷社交的人，很少参加多人聚会，除非无法推辞或闲得无聊。
实在想不起来上次参加除公司团建和家庭聚餐以外的三人以上（不含三人）社交活动是什么时候了，也许是半年前，也许是一年前，也许是疫情发生之前？
要说自己不热衷社交是因为社恐，倒也并不准确。我不是一个看起来就很安静的人，相反，有时可能会变身“话痨”，工作中也得到过“沟通能力强”的评价，种种表现似乎与社恐扯不上关系。社恐是社交恐惧，但我并不恐惧，即使面对陌生人也不会尴尬地说不出话。拒绝社交，不是因为客观的恐惧，而是因为主观的懒惰，所以，现在的我，可能不是社恐，只是“社懒”。
不过，小时候，我确实经历过社恐的阶段。这可能与遗传和成长环境有关。
爸爸和爷爷都是沉默寡言的人，学龄前的我，也是一副不爱说话的样子。我因为害怕跟长辈问好，经常被批评没礼貌。害怕来源于不知如何称呼，女性长辈应该叫“阿姨”，但那时“阿姨”一般特指幼儿园里负责照顾小朋友（不教课）的老师，在我意识里这是一种职业，如果不在“阿姨”前面冠上姓氏，就不能指代这个人，但我又怕记错姓氏张冠李戴而尴尬，索性不说话。“叔叔”倒不是职业，但比父亲年长的应该叫“大爷”或“伯伯”，年轻的才叫“叔叔”，但遇到看起来与父亲年龄相仿的，我怎么知道你跟我爸谁大？
称呼的问题，难坏了小小的我，担心因为称呼出错而尴尬，妥妥的社恐了。
上学之后，我的社恐突然自愈了。一群可以直呼名字的同学玩伴，一句“老师好”便可以“走遍全校都不怕”，称呼不再是问题。更重要的是，教书育人的学校环境和成绩还算不错带来的自信，让我不再害怕与人交流。讲文明，懂礼貌，我感觉“胸前的红领巾更红了”。
从小学到高中，与人沟通很少超出学校的范畴，远离外界社会，也就无所谓“社交”。上了大学，依然是同学的圈层，但人际之广阔、活动之丰富，今非昔比。交流从教室和操场，拓展到社团活动、餐厅、KTV、桌游，象牙塔里的小社会，社交生活的大舞台。无论是班级同学、实验室师兄弟，还是社团、老乡，甚至是莫名其妙组起的局，只要时间允许、活动有趣，我基本不会排斥，也确实收获了许多欢乐。
然而，无一例外，每次参加完这些活动，我都会感到疲惫。KTV、桌游，还有一定的体力或脑力消耗；可有时只是单纯吃饭聊天，除了嘴，全身几乎没有运动量，却为何如此劳累呢？
有这样一种说法，“与大范围群体相处会积累还是消耗自己的能量”可以作为判断一个人是内向型还是外向型人格的简单依据。
按照这个标准，结合成长经历，我显然属于内向型人格。内向与社恐不同，也并不等同于缺乏沟通能力，内向型的人也未必看起来就很安静。但比起在大范围群体中欢娱，内向者更倾向于两三个亲密好友的小范围活动，或者享受独处。
喧闹的社交环境尽管有可能很快乐，却会消耗我的能量；而一个人看书、看电影，甚至只是发呆，则好像在充电，还不必担心插头被拔下来。
但那些外放的朋友就不同了，他们的充电器，似乎要插到人堆里，聚会结束了，电也充满了。
这样说来还挺有趣，能量是守恒的，我参加社交活动的时候，难道变成了一个移动电源？
但事实并非如此，更多的时候，还是外向的人们在各种社交场合“用爱发电”。社交，如同无形的电磁场，社交达人们用各种动作切割磁感线，为彼此发电；而像我这样内向的人，总是掌握不好发电的技巧，还接收不到别人的电波，就像一个被电磁力驱赶的小球，找不到方向，还把自己原有的能量耗散了。
于是，那些不适应社交电磁场的选手，也就渐渐退出这个舞台，变得“社懒”了。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社懒”的呢？似乎找不到明确的时间点。也许是毕业以后再难聚齐一群同龄朋友，也许是某次社交活动突然感到无聊，也许是为了考研加上遇到家庭变故让我主动把自己屏蔽起来。
现在的我，并不社恐，但与其在人群里一边尽情欢娱一边清空血槽，我宁愿在安静独处中享受所谓的孤独。
随着年龄增长，我逐渐发现，身边的朋友们，“退圈”的人越来越多，甚至原先印象里的“社牛”“话痨”们，竟然也变得安静了。
原先在朋友圈里各种觥筹交错的同学，变成了晒娃狂魔，很难再见到与成年人的合影；原本每到放假就去旅行，与陌生驴友也可以聊得很嗨的学姐，现在周末只想在家睡觉；过年回老家，以前“一天三顿小烧烤”的表哥，在与老家的铁哥们儿宿醉了两天之后，便一心宅在家里，谁叫也不出去……
对于社交，为什么大家都变懒了呢？
一方面，年龄增长，30岁左右的我们，确实没有20岁那样精力充沛了，熬夜熬不动了，喝酒喝不动了，蹦迪蹦不动了。随年龄下降而减少的，不是简单的体力，而是在灯红酒绿中挥洒汗水的欲望。
另一方面，压力增大，工作和家庭压缩了社交时间，人们或被动或主动地取舍，拒绝无意义的社交，转而把有限的精力花在亲密好友或自我提升上。
此外，新冠疫情的影响，面对面更加困难，让人们不得不转到线上方式满足社交需求，甚至直接放弃需求。
走向“社懒”的我，远离了无意义的社交。同时，我还发现了新大陆，很多打着社交旗号的活动，其实也可以一个人完成。我曾经觉得一个人看电影会很尴尬，但当我真的独自踏进电影院，才发觉之前多么愚蠢，我看的是电影，身边有没有人也没多大区别啊！于是，我经常一个人去吃饭，一个人看脱口秀，一个人旅行，享受快乐的同时还能积攒能量。
内向如我，主动选择了“社懒”；很多外向的朋友，也或主动或被动地“退圈”。当然，依然有“宝刀未老”的社交牛人和更多的“后浪”们，前赴后继地奔向“用爱发电”的舞台。
“社恐”也好，“社牛”也好，“社懒”也罢，每个人都是在最适合自己性格和意愿的状态下才最舒服，不必趋同。无论觥筹交错，还是岁月静好，做自己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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