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伦斯基：乌克兰未来将全民皆兵 成为“大以色列”
#乌俄局势##关注俄乌局势最新进展##布查惨案#
据《耶路撒冷邮报》（The Jerusalem Post）报导，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5日告诉乌克兰记者，谈到乌克兰的未来，他认为，乌克兰全民都将成为伟大军队，而不是像瑞士那样非军事化。不过，或许要经过很长时间后才能如此，但可以肯定的是，乌克兰会成为拥有自己面貌的「大以色列」（big Israel）。
泽连斯基肯定地表示，安全问题会是乌克兰未来10年首要之务。因此，所有政府机构、超级巿场、电影院都会出现带著武器的武装部队或乌克兰国民警卫队（National Guard），这些都不必感到惊讶。
泽连斯基说：「乌克兰未来肯定不会是我们原本希望的那样，像欧洲那样绝对的自由，那是不可能的了。」但他也强调，这些防卫措施不会削弱乌克兰的民主，因为乌克兰不可能变成一个专制国家。他说：「一个专制国家将会输给俄罗斯，人民知道他们为何而战。」
身为犹太人的泽连斯基，曾在乌克兰犹太人社团举办的年度基辅犹太论坛（Kyiv Jewish Forum）中以预录演说表示，「以色列经常是乌克兰的前例」、「乌克兰人和犹太人都珍视自由」、「（乌克兰和以色列）都致力于使得国家未来成为我们喜爱的样子，而不是别人要我们成为的样子」。
俄罗斯在几轮谈判中，一直提出要乌克兰「非军事化」要求。泽伦斯基昨天再次排除这种可能，他言明，乌克兰除了必须拥有保卫人民对抗俄罗斯侵略的军队，并且要有其他国家提供「安全担保」。
泽连斯基说，担保国的名单预计有法国、美国、土耳其、英国、波兰、意大利、以色列。他的顾问和各国领导人层级都有讨论过。不过他也说：「截至目前，我们尚未接获担保国的具体名单或是准备好100%加入担保的国家名单。」
泽伦斯基表示，希望这些国家可以形成小集团，愿意在防卫需求上对乌克兰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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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耶路撒冷邮报》（The Jerusalem Post）报导，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5日告诉乌克兰记者，谈到乌克兰的未来，他认为，乌克兰全民都将成为伟大军队，而不是像瑞士那样非军事化。不过，或许要经过很长时间后才能如此，但可以肯定的是，乌克兰会成为拥有自己面貌的「大以色列」（big Israel）。
泽连斯基肯定地表示，安全问题会是乌克兰未来10年首要之务。因此，所有政府机构、超级巿场、电影院都会出现带著武器的武装部队或乌克兰国民警卫队（National Guard），这些都不必感到惊讶。
泽连斯基说：「乌克兰未来肯定不会是我们原本希望的那样，像欧洲那样绝对的自由，那是不可能的了。」但他也强调，这些防卫措施不会削弱乌克兰的民主，因为乌克兰不可能变成一个专制国家。他说：「一个专制国家将会输给俄罗斯，人民知道他们为何而战。」
身为犹太人的泽连斯基，曾在乌克兰犹太人社团举办的年度基辅犹太论坛（Kyiv Jewish Forum）中以预录演说表示，「以色列经常是乌克兰的前例」、「乌克兰人和犹太人都珍视自由」、「（乌克兰和以色列）都致力于使得国家未来成为我们喜爱的样子，而不是别人要我们成为的样子」。
俄罗斯在几轮谈判中，一直提出要乌克兰「非军事化」要求。泽伦斯基昨天再次排除这种可能，他言明，乌克兰除了必须拥有保卫人民对抗俄罗斯侵略的军队，并且要有其他国家提供「安全担保」。
泽连斯基说，担保国的名单预计有法国、美国、土耳其、英国、波兰、意大利、以色列。他的顾问和各国领导人层级都有讨论过。不过他也说：「截至目前，我们尚未接获担保国的具体名单或是准备好100%加入担保的国家名单。」
泽伦斯基表示，希望这些国家可以形成小集团，愿意在防卫需求上对乌克兰提供帮助。
【MU5735事故中，如何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他们】“我们都知道他们是现在最需要帮助的人，但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该怎样帮助他们。”在江涛看来，“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后，如何去帮助事故中机上人员的家属，以及被这起事故深度影响的人们，是让人揪心的问题。事故发生后，江涛所在的一家国内头部心理咨询公司第一时间面向机上人员家属及相关人员开通了公益性的心理咨询热线。“在这起灾难性事件中，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产生了比较强的应激反应，需要第一时间进行心理疏导，而在事故发生后的24~72小时内，这是进行心理帮助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要快。”
该机构负责人江涛介绍称，灾难性事件的当事人在经历重大创伤事件后想要度过心理上的难关，一般要经历几个阶段。首先是否认期，当事人会处于一种应激状态，在内心中根本就不接受灾难性事件的发生，然后可能会产生悲痛、愤怒等情绪，再逐渐接受现实、恢复心理韧性、适应环境变化，最后才能恢复正常。而想要帮助当事人度过艰难的时期，就需要为他们提供专业的心理救助服务。“在这期间如果没有处理好当事人心理上的问题，很可能会导致他们今后出现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或是其他的心理疾病，所以这方面确实有大量专业的工作要做。”
截至3月24日早上8:30，这条心理咨询热线一共接听了55通电话。江涛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打电话来寻求心理救助的基本可以划分为四类人，第一类求助者就是机上人员的亲友，这部分人已经出现了应激状态，“通俗来说，就是情绪正处于极度崩溃的状态”，需要马上对他们进行情绪上的疏导。
“他们在看到我们公布的公益热线电话后，就主动打过来，我们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会倾听他的诉求，帮助他们释放情绪。我觉得他们主要还是想寻求一种情感上的共情和支持，坦白而言，他们所处的那种状态，其实已经没有太多的能力去辨识和思考其他事情了，仅仅是悲伤的情绪就足以压垮他们，他们急需的是一个真诚、安全、毫无压力的倾听途径。”江涛称。
第二类人群则是MU5735航班机组人员的同事，在江涛和他的同事们看来，这部分求助者的困境不仅在于陷入了悲痛的情绪，还在于他们萌生了对飞行这份职业的彷徨甚至恐惧。
3月21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马弘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这起灾难性事件中，除了直接相关人员与公众，还有一个特别需要关注、但是却容易被忽略的群体，那就是空乘人员。“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关注空乘人员群体的反应，他们虽然人数少于乘客，但是个独特、需要特别关注的群体。他们选择这个职业时会了解职业风险，但肯定更了解飞机的安全性，在发生事故后，我们应当鼓励他们，帮助他们尽快调整情绪。”马弘称。
第三类人群是机上乘客的同事，他们求助的原因是，在得知自己的同事在出差的过程中以这种方式意外遇难，情绪一时还难以接受。
最后一类人群则是机上人员亲友的朋友，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慰或是陪伴自己的朋友，于是打电话来寻求帮助。“我们会有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辅导，包括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可以说，该怎样去陪伴、倾听等等。”江涛称。
在江涛看来，非专业人员或者说不太掌握心理救助专业技能的普通民众，如果想要去帮助有应激创伤的当事人，需要把握的最核心的原则就是，理解对方的心情，重视他们的心理需求，不要带着评判的心理去安慰，而是要传递出一种价值理念——“你现在所处的这种状态，不论是悲伤，还是愤怒，或者其他负面情绪，这都是很正常的”。提供帮助的人需要给当事人一种感受，就是有人在真诚地陪伴他，他与外界依旧存在一种很亲密的连接。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有些人在陪伴当事人的时候，忽视了对方的感受与需要，急于向当事人传递自己的一些价值导向或观点，比如‘你要节哀顺变’，或者‘你的生活还要继续，不要悲伤，不要哭泣，一切向前看’，我们不太建议这样做。因为每个人都有很强的心理韧性，他即便身处于那种痛苦的情境下，也不需要你的观点和建议，他需要的是有人能够与他共情，去理解他的感受，比起带有评判的安慰，他们更需要的是真诚的陪伴与倾听”。江涛称。
此前，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名誉会长赵国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建议称，对于处于心理危机状态的人，我们一般可以尽可能地倾听他们讲话，不要随意打断，对于一些非理性的表达也不要急于去纠正，因为不断地表达可以有效帮其减轻痛苦，眼睛关注着他，认真听他讲话，在旁边递上热毛巾，帮忙擦下眼泪，都能起到一定的安慰作用。
从整个社会层面而言，江涛认为，也有许多大家容易忽视的工作需要去做。首要之务就是媒体在正常的信息通报之外，不应对灾难性事件进行过度报道。这当中包括从保护当事人的角度出发，不应做出侵犯当事人隐私、可能给他们带来困扰的报道；也包括从保护公众角度出发，不应过多传播空难现场残骸、遇难者个人物件等画面，因为这样做不仅容易对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也会给公众造成替代性的创伤，如会让一些人陷入对飞机这种交通工具的极度恐惧，引发心理焦虑，留下心理阴影。
此前，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普通大众来说，超量的视频、图片和信息摄入，也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心理损伤，及时开通心理服务热线能够顾及潜在人群，进而最大程度降低这起不幸事件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
“无论是地震灾难，还是自杀事件，以及这次的空难事件，建议媒体都不应过度报道。现在社会上确实存在一些误区，有人认为没有新闻报道，就可能意味着忽略了当事人的感受，或者没有给当事人提供帮助。 实际上，在灾难性事件发生后，专业的心理救助队伍都会第一时间给当事人提供帮助，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通常会在确保当事人安全的情况下，及时为他们提供心理疏导的帮助。”江涛称。
据此前公开报道，在东航MU5735坠毁事故发生后，首批50余名心理专家已赶赴事故现场。与此同时，广西梧州也组织了70名心理医生待命，随时准备对到梧州的机上人员家属进行心理疏导。截至《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仍旧有许多人通过心理咨询热线寻求帮助。江涛介绍称，有的求助者只是进行简单的倾诉，有的求助者则需要转介到更资深的心理咨询师处接受更专业、耗时更长的沟通。他表示，对于求助的机上人员亲友，他们也会持续关注后续的恢复情况，提供跟踪服务。
“这些天我也注意到，围绕媒体在灾难性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和职业伦理道德有一些公开讨论，我觉得在重大灾难性事件之后，如果当事人确实有向公众倾诉、分享个人故事的意愿，想要把情绪释放出来，让公众去知道他的感受，也未尝不可。但媒体如果过多打扰当事人，或者在当事人不知情，甚至在违背当事人意愿的情况下去深挖当事人的个人经历，是绝对不可以的。”江涛对《环球时报》称。
至于媒体和自媒体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江涛认为，在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中，媒体一方面必须要客观陈述事实，另一方面需要向公众传达正确信息，“就是假如你身边的人遇到类似的创伤性事件，你应该怎样去陪伴、倾听，怎样去帮助他们度过难关，而不是做出错误的引导和示范。如果大家都能够去传递客观、真实、科学和有温度的声音，我觉得价值会非常大。”（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樊巍）
该机构负责人江涛介绍称，灾难性事件的当事人在经历重大创伤事件后想要度过心理上的难关，一般要经历几个阶段。首先是否认期，当事人会处于一种应激状态，在内心中根本就不接受灾难性事件的发生，然后可能会产生悲痛、愤怒等情绪，再逐渐接受现实、恢复心理韧性、适应环境变化，最后才能恢复正常。而想要帮助当事人度过艰难的时期，就需要为他们提供专业的心理救助服务。“在这期间如果没有处理好当事人心理上的问题，很可能会导致他们今后出现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或是其他的心理疾病，所以这方面确实有大量专业的工作要做。”
截至3月24日早上8:30，这条心理咨询热线一共接听了55通电话。江涛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打电话来寻求心理救助的基本可以划分为四类人，第一类求助者就是机上人员的亲友，这部分人已经出现了应激状态，“通俗来说，就是情绪正处于极度崩溃的状态”，需要马上对他们进行情绪上的疏导。
“他们在看到我们公布的公益热线电话后，就主动打过来，我们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会倾听他的诉求，帮助他们释放情绪。我觉得他们主要还是想寻求一种情感上的共情和支持，坦白而言，他们所处的那种状态，其实已经没有太多的能力去辨识和思考其他事情了，仅仅是悲伤的情绪就足以压垮他们，他们急需的是一个真诚、安全、毫无压力的倾听途径。”江涛称。
第二类人群则是MU5735航班机组人员的同事，在江涛和他的同事们看来，这部分求助者的困境不仅在于陷入了悲痛的情绪，还在于他们萌生了对飞行这份职业的彷徨甚至恐惧。
3月21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马弘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这起灾难性事件中，除了直接相关人员与公众，还有一个特别需要关注、但是却容易被忽略的群体，那就是空乘人员。“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关注空乘人员群体的反应，他们虽然人数少于乘客，但是个独特、需要特别关注的群体。他们选择这个职业时会了解职业风险，但肯定更了解飞机的安全性，在发生事故后，我们应当鼓励他们，帮助他们尽快调整情绪。”马弘称。
第三类人群是机上乘客的同事，他们求助的原因是，在得知自己的同事在出差的过程中以这种方式意外遇难，情绪一时还难以接受。
最后一类人群则是机上人员亲友的朋友，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慰或是陪伴自己的朋友，于是打电话来寻求帮助。“我们会有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辅导，包括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可以说，该怎样去陪伴、倾听等等。”江涛称。
在江涛看来，非专业人员或者说不太掌握心理救助专业技能的普通民众，如果想要去帮助有应激创伤的当事人，需要把握的最核心的原则就是，理解对方的心情，重视他们的心理需求，不要带着评判的心理去安慰，而是要传递出一种价值理念——“你现在所处的这种状态，不论是悲伤，还是愤怒，或者其他负面情绪，这都是很正常的”。提供帮助的人需要给当事人一种感受，就是有人在真诚地陪伴他，他与外界依旧存在一种很亲密的连接。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有些人在陪伴当事人的时候，忽视了对方的感受与需要，急于向当事人传递自己的一些价值导向或观点，比如‘你要节哀顺变’，或者‘你的生活还要继续，不要悲伤，不要哭泣，一切向前看’，我们不太建议这样做。因为每个人都有很强的心理韧性，他即便身处于那种痛苦的情境下，也不需要你的观点和建议，他需要的是有人能够与他共情，去理解他的感受，比起带有评判的安慰，他们更需要的是真诚的陪伴与倾听”。江涛称。
此前，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名誉会长赵国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建议称，对于处于心理危机状态的人，我们一般可以尽可能地倾听他们讲话，不要随意打断，对于一些非理性的表达也不要急于去纠正，因为不断地表达可以有效帮其减轻痛苦，眼睛关注着他，认真听他讲话，在旁边递上热毛巾，帮忙擦下眼泪，都能起到一定的安慰作用。
从整个社会层面而言，江涛认为，也有许多大家容易忽视的工作需要去做。首要之务就是媒体在正常的信息通报之外，不应对灾难性事件进行过度报道。这当中包括从保护当事人的角度出发，不应做出侵犯当事人隐私、可能给他们带来困扰的报道；也包括从保护公众角度出发，不应过多传播空难现场残骸、遇难者个人物件等画面，因为这样做不仅容易对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也会给公众造成替代性的创伤，如会让一些人陷入对飞机这种交通工具的极度恐惧，引发心理焦虑，留下心理阴影。
此前，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普通大众来说，超量的视频、图片和信息摄入，也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心理损伤，及时开通心理服务热线能够顾及潜在人群，进而最大程度降低这起不幸事件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
“无论是地震灾难，还是自杀事件，以及这次的空难事件，建议媒体都不应过度报道。现在社会上确实存在一些误区，有人认为没有新闻报道，就可能意味着忽略了当事人的感受，或者没有给当事人提供帮助。 实际上，在灾难性事件发生后，专业的心理救助队伍都会第一时间给当事人提供帮助，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通常会在确保当事人安全的情况下，及时为他们提供心理疏导的帮助。”江涛称。
据此前公开报道，在东航MU5735坠毁事故发生后，首批50余名心理专家已赶赴事故现场。与此同时，广西梧州也组织了70名心理医生待命，随时准备对到梧州的机上人员家属进行心理疏导。截至《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仍旧有许多人通过心理咨询热线寻求帮助。江涛介绍称，有的求助者只是进行简单的倾诉，有的求助者则需要转介到更资深的心理咨询师处接受更专业、耗时更长的沟通。他表示，对于求助的机上人员亲友，他们也会持续关注后续的恢复情况，提供跟踪服务。
“这些天我也注意到，围绕媒体在灾难性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和职业伦理道德有一些公开讨论，我觉得在重大灾难性事件之后，如果当事人确实有向公众倾诉、分享个人故事的意愿，想要把情绪释放出来，让公众去知道他的感受，也未尝不可。但媒体如果过多打扰当事人，或者在当事人不知情，甚至在违背当事人意愿的情况下去深挖当事人的个人经历，是绝对不可以的。”江涛对《环球时报》称。
至于媒体和自媒体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江涛认为，在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中，媒体一方面必须要客观陈述事实，另一方面需要向公众传达正确信息，“就是假如你身边的人遇到类似的创伤性事件，你应该怎样去陪伴、倾听，怎样去帮助他们度过难关，而不是做出错误的引导和示范。如果大家都能够去传递客观、真实、科学和有温度的声音，我觉得价值会非常大。”（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樊巍）
华尔街终结者维克托.斯波朗迪的交易哲学：
我预测行情时，并不是采用单一的分析方法。我永远会结合技术分析、统计方法以及经济基本面等因素，评估任何投机头寸的风险。唯有这三项因素相互配合时，我才会在市场中建立重要头寸。另外，根据我的经验，了解政府当局对于市场的既定或潜在干预态度，对投机的成败也有绝对的重要性。美国国会、总统、联邦准备理事会、外国政府以及外国中央银行，它们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你也必须能够了解。
那些在工作中不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交易员，会付出严重的个人代价。 人们在市场中发生亏损，理由虽然很多，但有一项最严重、也最容易触犯的错误，那便是把过多的风险资本投人单一的头寸——孤注一掷。这项错误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们在交易之前，并没有为自己设定一种经营事业的哲学。 身为一位交易者，我的目标始终是：在经济独立的情况下保有自由；所以，我的目标是：经年累月地稳定赚钱。我一向都把自己的交易生涯视为是一种事业经营，而一位谨慎的企业家首先便希望能够维持他的经常开销，然后再追求盈余的稳定成长。我从来不执着于大捞一票的机会，首要之务是保障资本，其次再追求一致性的报酬，然后以一部分获利进行较有风险的交易。结果，大捞一票的机会还是会出现，但我并不需要承担过度的风险——这一切并不是巧合。 资本保障将造就一致性的获利能力，后者又使我可以追求卓越的报酬。 “我有没有赚钱？” 这是投资者唯一的问题。
为了确保这个问题有一个肯定的答案，你唯有在掌握明确的胜算时——换言之，保持最低的风险——你才可以投机或投资。 一致性的获利能力是保障资本的辅助原则，因为资本不是一种静态的数量——它会增加（获利）或减少（损失）。如果资本要稳定增加，你必须要有一致性的获利能力；如果你要有一致性的获利能力，必须要保障你的获利，并尽可能降低损失。因此，你必须衡量每一项决策的风险与报酬的关系，根据已经累积的获利或亏损评估风险，如此才能增加一致性的胜算。
从他的交易理念当中我们可以看出，维克托充分结合了技术分析，题材分析，价值分析三个流派的精华与优势，将它们综合之后运用于自己的投资交易当中，他也因此而取得了长期卓越的操盘绩效。
我预测行情时，并不是采用单一的分析方法。我永远会结合技术分析、统计方法以及经济基本面等因素，评估任何投机头寸的风险。唯有这三项因素相互配合时，我才会在市场中建立重要头寸。另外，根据我的经验，了解政府当局对于市场的既定或潜在干预态度，对投机的成败也有绝对的重要性。美国国会、总统、联邦准备理事会、外国政府以及外国中央银行，它们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你也必须能够了解。
那些在工作中不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交易员，会付出严重的个人代价。 人们在市场中发生亏损，理由虽然很多，但有一项最严重、也最容易触犯的错误，那便是把过多的风险资本投人单一的头寸——孤注一掷。这项错误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们在交易之前，并没有为自己设定一种经营事业的哲学。 身为一位交易者，我的目标始终是：在经济独立的情况下保有自由；所以，我的目标是：经年累月地稳定赚钱。我一向都把自己的交易生涯视为是一种事业经营，而一位谨慎的企业家首先便希望能够维持他的经常开销，然后再追求盈余的稳定成长。我从来不执着于大捞一票的机会，首要之务是保障资本，其次再追求一致性的报酬，然后以一部分获利进行较有风险的交易。结果，大捞一票的机会还是会出现，但我并不需要承担过度的风险——这一切并不是巧合。 资本保障将造就一致性的获利能力，后者又使我可以追求卓越的报酬。 “我有没有赚钱？” 这是投资者唯一的问题。
为了确保这个问题有一个肯定的答案，你唯有在掌握明确的胜算时——换言之，保持最低的风险——你才可以投机或投资。 一致性的获利能力是保障资本的辅助原则，因为资本不是一种静态的数量——它会增加（获利）或减少（损失）。如果资本要稳定增加，你必须要有一致性的获利能力；如果你要有一致性的获利能力，必须要保障你的获利，并尽可能降低损失。因此，你必须衡量每一项决策的风险与报酬的关系，根据已经累积的获利或亏损评估风险，如此才能增加一致性的胜算。
从他的交易理念当中我们可以看出，维克托充分结合了技术分析，题材分析，价值分析三个流派的精华与优势，将它们综合之后运用于自己的投资交易当中，他也因此而取得了长期卓越的操盘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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