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观漫读#【尺度】做一个心中有“尺度”的人
看过这样一句话：
人生在世，有把尺子。尺在心中，量人量己；尺在身内，量得量失 。
人的一生，就是不断调整内心尺度的过程。
以物为尺，可以知好坏；以人为尺，可以知进退；以己为尺，可以知得失。
心静则尺平，心明则度准；做人有度，做事有尺，才能张弛有度。
一辈子，不要被眼界所局限，不要被规则所束缚，做一个心中有“尺度”的人。
01
言语要适度
俗话说：言多必失。
春秋战国时期，赵国有一个人好说大话。
他称自己见过伏羲、女娲、神农、蚩尤等等，已经活了几千年了。
有一天，赵王从马上摔了下来，伤得很严重。
大夫说，需要千年以上的血才能治愈，于是赵王就命令手下把这人杀了取血。
吓得这人立刻澄清自己是吹牛，可赵王又怎会相信，反而认为他是为了保命而撒谎，最后还是把他杀了。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一个人要是不能管好自己的嘴，终将会自食其果。
《礼记》中说：“君子约言，小人先言。”
意思就是：君子谨慎说话，小人妄言妄语。
《增广贤文》中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把握言与行的分寸，审时度势。
该多讲时大胆说；该少讲时，就及时闭上嘴；该沉默时，就保持沉默是金，三缄其口。
这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生活的智慧。
02
待人要大度
雨果曾说过：
世界上最宽阔的东西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战国时期，赵国的蔺相如完壁归赵，立了大功，拜为上卿，位在大将军廉颇之上。
廉颇自恃功高，很不服气，扬言要羞辱他。
蔺相如听到廉颇的话，常常称病不上朝，不跟廉颇争位。
有时蔺相如坐车外出，碰见廉颇就赶紧避开，门客以为他是胆小怕事。
但蔺相如却说：
“秦王那么厉害，我都不怕，难道还怕廉颇？秦国之所以不入侵赵国，只是因为有我们两人在。
如果二虎相斗，那必有一伤，势必削弱抵御外敌的力量。我之所以躲避廉将军，是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啊！”
这话传到廉颇耳中，廉颇觉得十分惭愧，便袒衣露体，负荆登门请罪。于是将相重归于好，成了生死之交。
宽容别人是大度，宽容自己是豁达。
大度不是一味的忍让，而是给自己留后路，给别人留活路。
做人也是如此，留有余地，大度一些，才能收获好福报。
学会宽容，学会放下，放下内心的包袱，才能看淡一切，过好自己的生活。
03
心中有温度
做事有温度的人，会给他人的生活带来阳光，自己的生活也会因此充满温暖。
格局大的人，懂得为他人考虑，懂得释放善意。
这样的人，也终会被他人尊重，被岁月温柔相待。
宽容是一种美好的情感，生活需要宽容，更需要给宽容一个生存的空间。
做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做事果断有温度，做人柔软有原则。
人这一生，能有“宽容”的格局真的很重要。
这样的人，为人有气度，做事有温度，人品有厚度。
有温度的人，目光更长远，胸怀更宽广，不拘泥于一时的得失，从而路越走越宽，人生也会越走越顺。
▽
《菜根谭》中说：
“使人有面前之誉，不若使其无背后之毁；使人有乍交之欢，不若使其无久处之厌。”
而这一切的秘诀就是：做一个凡事有度的人。
做人恰如其分，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做事恰到好处，是人生的最大学问；
把握做人的分寸，掌控做事的尺度，日积月累，便会在一分一寸之中叠加起人生的高度。
愿你做个内心有所敬畏的人：懂得尊重、把握分寸、守住底线。 （哲学人生网微信公号）
看过这样一句话：
人生在世，有把尺子。尺在心中，量人量己；尺在身内，量得量失 。
人的一生，就是不断调整内心尺度的过程。
以物为尺，可以知好坏；以人为尺，可以知进退；以己为尺，可以知得失。
心静则尺平，心明则度准；做人有度，做事有尺，才能张弛有度。
一辈子，不要被眼界所局限，不要被规则所束缚，做一个心中有“尺度”的人。
01
言语要适度
俗话说：言多必失。
春秋战国时期，赵国有一个人好说大话。
他称自己见过伏羲、女娲、神农、蚩尤等等，已经活了几千年了。
有一天，赵王从马上摔了下来，伤得很严重。
大夫说，需要千年以上的血才能治愈，于是赵王就命令手下把这人杀了取血。
吓得这人立刻澄清自己是吹牛，可赵王又怎会相信，反而认为他是为了保命而撒谎，最后还是把他杀了。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一个人要是不能管好自己的嘴，终将会自食其果。
《礼记》中说：“君子约言，小人先言。”
意思就是：君子谨慎说话，小人妄言妄语。
《增广贤文》中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把握言与行的分寸，审时度势。
该多讲时大胆说；该少讲时，就及时闭上嘴；该沉默时，就保持沉默是金，三缄其口。
这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生活的智慧。
02
待人要大度
雨果曾说过：
世界上最宽阔的东西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战国时期，赵国的蔺相如完壁归赵，立了大功，拜为上卿，位在大将军廉颇之上。
廉颇自恃功高，很不服气，扬言要羞辱他。
蔺相如听到廉颇的话，常常称病不上朝，不跟廉颇争位。
有时蔺相如坐车外出，碰见廉颇就赶紧避开，门客以为他是胆小怕事。
但蔺相如却说：
“秦王那么厉害，我都不怕，难道还怕廉颇？秦国之所以不入侵赵国，只是因为有我们两人在。
如果二虎相斗，那必有一伤，势必削弱抵御外敌的力量。我之所以躲避廉将军，是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啊！”
这话传到廉颇耳中，廉颇觉得十分惭愧，便袒衣露体，负荆登门请罪。于是将相重归于好，成了生死之交。
宽容别人是大度，宽容自己是豁达。
大度不是一味的忍让，而是给自己留后路，给别人留活路。
做人也是如此，留有余地，大度一些，才能收获好福报。
学会宽容，学会放下，放下内心的包袱，才能看淡一切，过好自己的生活。
03
心中有温度
做事有温度的人，会给他人的生活带来阳光，自己的生活也会因此充满温暖。
格局大的人，懂得为他人考虑，懂得释放善意。
这样的人，也终会被他人尊重，被岁月温柔相待。
宽容是一种美好的情感，生活需要宽容，更需要给宽容一个生存的空间。
做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做事果断有温度，做人柔软有原则。
人这一生，能有“宽容”的格局真的很重要。
这样的人，为人有气度，做事有温度，人品有厚度。
有温度的人，目光更长远，胸怀更宽广，不拘泥于一时的得失，从而路越走越宽，人生也会越走越顺。
▽
《菜根谭》中说：
“使人有面前之誉，不若使其无背后之毁；使人有乍交之欢，不若使其无久处之厌。”
而这一切的秘诀就是：做一个凡事有度的人。
做人恰如其分，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做事恰到好处，是人生的最大学问；
把握做人的分寸，掌控做事的尺度，日积月累，便会在一分一寸之中叠加起人生的高度。
愿你做个内心有所敬畏的人：懂得尊重、把握分寸、守住底线。 （哲学人生网微信公号）
神丹刀圭九光相生
用神丹砂為真朱者十兩，水銀十兩，皆著銅器中，以一大銅器，盛鉛錫各一斤，以朱銀器著鉛鍚，上微火者，下稍猛其火，令錫等皆鎔和銀，便化為丹朱，乃成藥。取所餌丹，清旦向日，井華水服一刀圭，日一，可以飛升，可以陸沉。食此千日，玉女自至，雲車來 迎，太一．對言。慎避女人，不得交情，並汙穢辱死喪、產乳之婦，及亦不得交手犯觸，觸則辱神，辱神則不得延年，仙道乖矣。
餌流丹
流丹即丹砂也。以銅臼檮之研之，熟為度。三斤為劑，百日美。清酒五斗，以五斗酒，漬大小椒各一升，卒時去滓，以汁和流珠，令如湯狀。盛以銅器。加火上，數攪之，令汁盡，益酒藥流珠，可以長數尺，如絲狀，可藥成。常平旦向日，服如赤小豆大，一丸，日三。先食，服之百日，病盡去，壽與天地齊。所謂大椒者，蜀椒也。小椒，秦椒也。又治大風，甚良。
餌越丹
真越丹一斤，醇清酒合研令相得，於湯上煎之，三日三夜，攪之手不得息，令可引，乃丸如大豆，服一丸，日再，除百病，腹中安神，久服延年。
又餌越丹
越丹一斤，醇清酒三斗，細磨丹，盛銅瓷中，以醇清酒灌攪之，置沸湯上煎，常左轉攪，滿三日三夜，可引，乃丸之如大豆。服一丸，日再，令人玉澤，白髮更黑，齒落更生，並除面皺。
餌日曝丹
丹砂精者，多少自在，治下細槌，納銅器中，以白蜜和泥，密蓋其口堅完，漆其際，務使密內。明年此日出成，曝令乾，和以蜜丸，如大豆，服一丸，日再服之，除百病。長服，延年神仙。
餌腰腹丹
丹砂三斤，治下篷，盛以重練囊，納瘍腹中，縫腹令合，蒸黍米下，炊以桑薪，三日三夜出之，丸以白蜜，服如大豆，二丸，日三，除萬病，神仙延年。
鸚子丹
取鸚雌雄純白者，別養得其卵，叩出黃白，取丹砂下細徒和，以此卵中，蠟密封其口，還令白鸚合子伏之，鶴出藥成，和以蜜，服如大豆，二丸，日三，久服長生延年。
神仙鍊餌還丹
丹砂一兩，秦銀一斤。凡二物，取秦銀置銅盤中，用五六月曝之，檮大丹砂末之，置銀中，以大刀環攪之，從食至哺時，盡為丹矣。取丹置丹陽銅筒中，蓋覆之，以狗毛泥塗筒上．，厚二寸，曝乾之。以馬通火炊之，九日九夜出。盛以白素囊，置鴉腹中，縫之。煮鴉，鴉熟出之，丸如麻子，平旦向日。吞一丸，以井華水飲之，日三，服之百日，髻鬃見神。二百日。身輕，所苦悉愈。三百日，舉能凌雲，此名拘流珠。
神仙餌大黃丹
大黃丹十二兩，水銀二斤四兩。凡二物，以醇酒搜令淹淹，熟攪之。盛夏日加巳時，納銅銷中，曝之。日照明堂，攪之，如熟二斗米，頃變為丹。以醇酒漬和之，合浥以攪，復化為銀。曝之，如熟二斗米，頃化為丹。以酒和，如前法曝之，化為銀。曝之，如熟二斗米，頃酒和，如前曝之，化為丹。夏日加巳，為之如前法。凡三為銀，四為丹，是乃為神丹。常以王相日晏靜時，以日正上南向日，攪治之，故曰：母生陽，立午鄉。號曰楚皇，名日流珠之英，一名流黃。變為神丹，一名赤鹽。此萬物之精也，令人神仙。服之一年，中充外澤，面目有光，白髮日黑，齒墮復生。服之二年，出入天門，旁見神人。服之三年，乘雲駕龍，為真人矣。
神仙餌巴丹
取巴丹一斤，戎鹽六兩，治合置銅器中，甌覆之三日，以醇酒半斗，漬一宿，澄去上清。嘗鹹未盡，復以酒半斗，漬之一宿，鹹盡用之。白蜜和，蒸之三斗粳米，中央炊之，三日三夜，藥熟。如餌服如小豆一丸，向日，以井華水服之，住年不老。
真人山子餌丹
先鑿地入三尺為寵，以黃土作泥，表裹塗之，厚三寸，極令堅燥，勿使有坼。以安一石鐵釜，復泥治之。以水六七斗著釜中，更取三斗土釜，著鐵釜上，以盛鍊丹一斤，納土釜中，取桑根汁五升和丹，令相得，復以一土釜覆其上，以黃土泥，泥土釜際，及鐵釜際，皆令堅密，勿使氣泄。炊以桑薪、調適其火，勿令大佛，稍稍發溢釜中水，勿令汁盡。訖輒蜜塗之，三日三夜，發上土釜，以清酒五升沃藥中，攪令相得，密塗之，如前復三日三夜出，著銅器中，納白蜜五升，攪令相得。以銅器浮著釜湯上，微火煎之，三日三夜，攪令可丸便止。凡九日九夜藥成，服如麻子，二丸，日再。日加一丸，滿十日，復從二丸如初，以為常服之。三十日身輕，六十日耳目聰明，百日百病愈，二百日意常欲飛，三年令人不死，與天地相畢。 https://t.cn/EJkZjHz
用神丹砂為真朱者十兩，水銀十兩，皆著銅器中，以一大銅器，盛鉛錫各一斤，以朱銀器著鉛鍚，上微火者，下稍猛其火，令錫等皆鎔和銀，便化為丹朱，乃成藥。取所餌丹，清旦向日，井華水服一刀圭，日一，可以飛升，可以陸沉。食此千日，玉女自至，雲車來 迎，太一．對言。慎避女人，不得交情，並汙穢辱死喪、產乳之婦，及亦不得交手犯觸，觸則辱神，辱神則不得延年，仙道乖矣。
餌流丹
流丹即丹砂也。以銅臼檮之研之，熟為度。三斤為劑，百日美。清酒五斗，以五斗酒，漬大小椒各一升，卒時去滓，以汁和流珠，令如湯狀。盛以銅器。加火上，數攪之，令汁盡，益酒藥流珠，可以長數尺，如絲狀，可藥成。常平旦向日，服如赤小豆大，一丸，日三。先食，服之百日，病盡去，壽與天地齊。所謂大椒者，蜀椒也。小椒，秦椒也。又治大風，甚良。
餌越丹
真越丹一斤，醇清酒合研令相得，於湯上煎之，三日三夜，攪之手不得息，令可引，乃丸如大豆，服一丸，日再，除百病，腹中安神，久服延年。
又餌越丹
越丹一斤，醇清酒三斗，細磨丹，盛銅瓷中，以醇清酒灌攪之，置沸湯上煎，常左轉攪，滿三日三夜，可引，乃丸之如大豆。服一丸，日再，令人玉澤，白髮更黑，齒落更生，並除面皺。
餌日曝丹
丹砂精者，多少自在，治下細槌，納銅器中，以白蜜和泥，密蓋其口堅完，漆其際，務使密內。明年此日出成，曝令乾，和以蜜丸，如大豆，服一丸，日再服之，除百病。長服，延年神仙。
餌腰腹丹
丹砂三斤，治下篷，盛以重練囊，納瘍腹中，縫腹令合，蒸黍米下，炊以桑薪，三日三夜出之，丸以白蜜，服如大豆，二丸，日三，除萬病，神仙延年。
鸚子丹
取鸚雌雄純白者，別養得其卵，叩出黃白，取丹砂下細徒和，以此卵中，蠟密封其口，還令白鸚合子伏之，鶴出藥成，和以蜜，服如大豆，二丸，日三，久服長生延年。
神仙鍊餌還丹
丹砂一兩，秦銀一斤。凡二物，取秦銀置銅盤中，用五六月曝之，檮大丹砂末之，置銀中，以大刀環攪之，從食至哺時，盡為丹矣。取丹置丹陽銅筒中，蓋覆之，以狗毛泥塗筒上．，厚二寸，曝乾之。以馬通火炊之，九日九夜出。盛以白素囊，置鴉腹中，縫之。煮鴉，鴉熟出之，丸如麻子，平旦向日。吞一丸，以井華水飲之，日三，服之百日，髻鬃見神。二百日。身輕，所苦悉愈。三百日，舉能凌雲，此名拘流珠。
神仙餌大黃丹
大黃丹十二兩，水銀二斤四兩。凡二物，以醇酒搜令淹淹，熟攪之。盛夏日加巳時，納銅銷中，曝之。日照明堂，攪之，如熟二斗米，頃變為丹。以醇酒漬和之，合浥以攪，復化為銀。曝之，如熟二斗米，頃化為丹。以酒和，如前法曝之，化為銀。曝之，如熟二斗米，頃酒和，如前曝之，化為丹。夏日加巳，為之如前法。凡三為銀，四為丹，是乃為神丹。常以王相日晏靜時，以日正上南向日，攪治之，故曰：母生陽，立午鄉。號曰楚皇，名日流珠之英，一名流黃。變為神丹，一名赤鹽。此萬物之精也，令人神仙。服之一年，中充外澤，面目有光，白髮日黑，齒墮復生。服之二年，出入天門，旁見神人。服之三年，乘雲駕龍，為真人矣。
神仙餌巴丹
取巴丹一斤，戎鹽六兩，治合置銅器中，甌覆之三日，以醇酒半斗，漬一宿，澄去上清。嘗鹹未盡，復以酒半斗，漬之一宿，鹹盡用之。白蜜和，蒸之三斗粳米，中央炊之，三日三夜，藥熟。如餌服如小豆一丸，向日，以井華水服之，住年不老。
真人山子餌丹
先鑿地入三尺為寵，以黃土作泥，表裹塗之，厚三寸，極令堅燥，勿使有坼。以安一石鐵釜，復泥治之。以水六七斗著釜中，更取三斗土釜，著鐵釜上，以盛鍊丹一斤，納土釜中，取桑根汁五升和丹，令相得，復以一土釜覆其上，以黃土泥，泥土釜際，及鐵釜際，皆令堅密，勿使氣泄。炊以桑薪、調適其火，勿令大佛，稍稍發溢釜中水，勿令汁盡。訖輒蜜塗之，三日三夜，發上土釜，以清酒五升沃藥中，攪令相得，密塗之，如前復三日三夜出，著銅器中，納白蜜五升，攪令相得。以銅器浮著釜湯上，微火煎之，三日三夜，攪令可丸便止。凡九日九夜藥成，服如麻子，二丸，日再。日加一丸，滿十日，復從二丸如初，以為常服之。三十日身輕，六十日耳目聰明，百日百病愈，二百日意常欲飛，三年令人不死，與天地相畢。 https://t.cn/EJkZjHz
荐书 |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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