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推进城市更新 张沛 车志晖
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如何扩大内需、释放城市发展空间成为关键。政策新风口的背后是大中城市面临的迫切更新需求。通过城市更新，可以进一步优化重塑产业结构，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提出未来五年主要任务和今年九个方面重点工作，其中都对城市更新工作进行了强调：在“大力增强综合承载功能，全面提高城市能级品质”这一任务中强调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在“狠抓城市建设管理服务水平提升”这项重点工作中强调要“有序推进城市更新”。
当前，西安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加速阶段，城市更新在优化城市空间结构、管理城市增长边界、丰富城市发展内涵、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城市空间品质的目标诉求下日益受到关注。但在现阶段的城市更新过程中，由于社会主体参与不充分、利益分配格局不均、公共资源界定不明等原因，致使许多以空间物质环境改造技术为基础的更新方式演化成为以房地产为驱动的“空间增值”过程，忽视了被更新地区生动鲜活的社会生活和亲密稳定的社会关系，削弱了物质资本在城市更新中的亲和力，损害了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实际上，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物质空间环境的更新是短暂的，而由物质空间变化所引发社会关系、社会网络、社会空间方面的变化却是长期、深远的。纵观西方发达国家城市更新历程，每一阶段以物质空间改善为导向的城市更新运动，都会对更新地区甚至城市整体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
现阶段，国内城市更新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区参与”模式。政府作为城市更新的发起者、决策者、推动者，从前期的更新政策制定、规划编制到后续配套建设、项目开发等，均承担了主导性角色。如：有着广州更新整治“第一村”之称的猎德村以及西安大兴新区的综合改造等，均属于该类模式。但就具体实践效果来看，政府主导的更新模式容易形成大规模推倒重建式运动，比较注重于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忽视了城市更新是一项涉及面广、处理矛盾多的复杂性社会工程，因此导致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政府引导、市场主体、社区参与”模式。市场主体模式的核心是政府通过制定相应引导性政策，将部分权利和利益让渡给市场，吸引市场力量参与城市更新工作，进而利用市场的开发运营能力和资金来推动城市更新。以市场为主体的更新模式能充分发挥市场的能动性，有效降低政府债务风险和负担。但由于政府对市场机制存在的缺陷认识不足及干预制度不完善，致使地方文化脉络不续、公众利益无法保障，社会负面效应比较多。
——“政府、市场、社区多元协商治理”模式。综合考虑公共、市场、原住民等多方诉求下，政府通过更新治理政策，明确规定各利益相关方参与城市更新工作的权利，形成“政府、市场、社区多元协商治理”的更新模式。从具体实践来看，政府角色的“弱化”和公共参与的加强，使得城市更新一方面更加关注公共利益、居民利益、产业发展等目标，赢得社会的信任和支持；另一方面也注重市场活力释放，促进空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改善了更新地区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如：佛山联滘地区的更新，通过牺牲一定比例政府土地收益，换取了城市形象改善、推动更新地区产业升级、提升了公共服务质量，并建立“原业主—市场—政府”之间的信任体系。但在多元共治城市更新模式中，如果制度设计不完善、社会经济环境不匹配，容易导致城市更新效率的降低，既定的目标难以实现。
城市更新是一个长期过程，切不可急功近利，需要进行综合研究和长远规划，最大限度地减少更新实践中的缺憾与利益损失；城市更新也绝不仅仅是对改造对象本身的更新，而是关系到城市发展的一系列问题，要以城市发展的效益改善与效率提升为目标。因此，为了积极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大力增强综合承载功能，全面提高城市能级品质，西安未来五年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应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
首先，要从注重规模和速度向更加强调更新过程和实效转变。针对过往城市更新因短时间内推进规模大、速度快而暴露出的诸多问题，要从最迫切的需要入手，因时、因地制定更新方案、细分改造类型，在更新过程中要增加社区参与的深度和广度，提高工作实效。
其次，城市更新应植入生态规划方法，推动生态城市建设。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建筑、绿地等功能要素将在空间上进行重组和改变，而与此相对应的是生态因素的增减和破坏，所有这些既是城市更新的实质内容，也是城市生态环境变化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在城市更新中加入生态学的规划方法与技术，借此推动生态城市、海绵城市建设，这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也尤为必要。
再次，应避免过度市场化，坚持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无论是历史文化街区、棚户区（老旧小区）改造，还是设施更新、环境整治等，在相当程度上都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过度强调市场机制的参与容易导致公共目标的扭曲和偏离。
第四，要充分尊重各方利益诉求，建立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城市更新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性工程，涉及利益主体众多，建立有效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如利益协商机制和受理仲裁机制），可有效地避免矛盾激化、避免因利益分配而导致的社会问题。
第五，要兼顾城市社会、经济、环境、文化、特色等多方效益，走综合更新之路。城市更新一方面要重视基础设施的更新、景观环境质量的提升、建筑风貌整治、旧城肌理的延续等物质环境的内容；另一方面更要着眼于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和产业发展的培育，走整体综合更新之路。
第六，在推进城市更新过程中，探索建立系统性政策框架。在城市更新实践过程中应不断总结经验，探索建立系统性的政策框架，包括兼顾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管理机制，保障改造目标、任务、效果的问责机制，以及科学公正、层次清晰、目标明确的政策体系等，进而使城市更新拥有长效的管理制度。
（作者张沛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如何扩大内需、释放城市发展空间成为关键。政策新风口的背后是大中城市面临的迫切更新需求。通过城市更新，可以进一步优化重塑产业结构，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提出未来五年主要任务和今年九个方面重点工作，其中都对城市更新工作进行了强调：在“大力增强综合承载功能，全面提高城市能级品质”这一任务中强调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在“狠抓城市建设管理服务水平提升”这项重点工作中强调要“有序推进城市更新”。
当前，西安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加速阶段，城市更新在优化城市空间结构、管理城市增长边界、丰富城市发展内涵、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城市空间品质的目标诉求下日益受到关注。但在现阶段的城市更新过程中，由于社会主体参与不充分、利益分配格局不均、公共资源界定不明等原因，致使许多以空间物质环境改造技术为基础的更新方式演化成为以房地产为驱动的“空间增值”过程，忽视了被更新地区生动鲜活的社会生活和亲密稳定的社会关系，削弱了物质资本在城市更新中的亲和力，损害了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实际上，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物质空间环境的更新是短暂的，而由物质空间变化所引发社会关系、社会网络、社会空间方面的变化却是长期、深远的。纵观西方发达国家城市更新历程，每一阶段以物质空间改善为导向的城市更新运动，都会对更新地区甚至城市整体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
现阶段，国内城市更新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区参与”模式。政府作为城市更新的发起者、决策者、推动者，从前期的更新政策制定、规划编制到后续配套建设、项目开发等，均承担了主导性角色。如：有着广州更新整治“第一村”之称的猎德村以及西安大兴新区的综合改造等，均属于该类模式。但就具体实践效果来看，政府主导的更新模式容易形成大规模推倒重建式运动，比较注重于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忽视了城市更新是一项涉及面广、处理矛盾多的复杂性社会工程，因此导致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政府引导、市场主体、社区参与”模式。市场主体模式的核心是政府通过制定相应引导性政策，将部分权利和利益让渡给市场，吸引市场力量参与城市更新工作，进而利用市场的开发运营能力和资金来推动城市更新。以市场为主体的更新模式能充分发挥市场的能动性，有效降低政府债务风险和负担。但由于政府对市场机制存在的缺陷认识不足及干预制度不完善，致使地方文化脉络不续、公众利益无法保障，社会负面效应比较多。
——“政府、市场、社区多元协商治理”模式。综合考虑公共、市场、原住民等多方诉求下，政府通过更新治理政策，明确规定各利益相关方参与城市更新工作的权利，形成“政府、市场、社区多元协商治理”的更新模式。从具体实践来看，政府角色的“弱化”和公共参与的加强，使得城市更新一方面更加关注公共利益、居民利益、产业发展等目标，赢得社会的信任和支持；另一方面也注重市场活力释放，促进空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改善了更新地区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如：佛山联滘地区的更新，通过牺牲一定比例政府土地收益，换取了城市形象改善、推动更新地区产业升级、提升了公共服务质量，并建立“原业主—市场—政府”之间的信任体系。但在多元共治城市更新模式中，如果制度设计不完善、社会经济环境不匹配，容易导致城市更新效率的降低，既定的目标难以实现。
城市更新是一个长期过程，切不可急功近利，需要进行综合研究和长远规划，最大限度地减少更新实践中的缺憾与利益损失；城市更新也绝不仅仅是对改造对象本身的更新，而是关系到城市发展的一系列问题，要以城市发展的效益改善与效率提升为目标。因此，为了积极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大力增强综合承载功能，全面提高城市能级品质，西安未来五年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应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
首先，要从注重规模和速度向更加强调更新过程和实效转变。针对过往城市更新因短时间内推进规模大、速度快而暴露出的诸多问题，要从最迫切的需要入手，因时、因地制定更新方案、细分改造类型，在更新过程中要增加社区参与的深度和广度，提高工作实效。
其次，城市更新应植入生态规划方法，推动生态城市建设。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建筑、绿地等功能要素将在空间上进行重组和改变，而与此相对应的是生态因素的增减和破坏，所有这些既是城市更新的实质内容，也是城市生态环境变化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在城市更新中加入生态学的规划方法与技术，借此推动生态城市、海绵城市建设，这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也尤为必要。
再次，应避免过度市场化，坚持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无论是历史文化街区、棚户区（老旧小区）改造，还是设施更新、环境整治等，在相当程度上都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过度强调市场机制的参与容易导致公共目标的扭曲和偏离。
第四，要充分尊重各方利益诉求，建立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城市更新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性工程，涉及利益主体众多，建立有效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如利益协商机制和受理仲裁机制），可有效地避免矛盾激化、避免因利益分配而导致的社会问题。
第五，要兼顾城市社会、经济、环境、文化、特色等多方效益，走综合更新之路。城市更新一方面要重视基础设施的更新、景观环境质量的提升、建筑风貌整治、旧城肌理的延续等物质环境的内容；另一方面更要着眼于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和产业发展的培育，走整体综合更新之路。
第六，在推进城市更新过程中，探索建立系统性政策框架。在城市更新实践过程中应不断总结经验，探索建立系统性的政策框架，包括兼顾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管理机制，保障改造目标、任务、效果的问责机制，以及科学公正、层次清晰、目标明确的政策体系等，进而使城市更新拥有长效的管理制度。
（作者张沛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深度】数字浪潮下的汽车后市场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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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将是企业数字化纵深发展的一年，全球经济在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下逐渐步入后疫情时代，数字化发展成为各行业的新常态。在更多行业与企业融入数字化变革浪潮的同时，企业数字化的基础和应用也将更加完善，5G、云计算、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技术的加速发展，为企业数字化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
企业前期数字化建设中形成的数据孤岛将串联互通。碎片化的数据工具与应用将整合成体系化的数据，形成数字生态。丰富的数字应用将有力赋能企业的客户全生命周期价值管理。传统企业直接连接客户（D2C）也会更为普遍的与高效。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将更普遍地应用到生产与生活中，并孕育出全新的商业和营销模式。
与此同时，伴随数据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出台与实施，数据安全和数据隐私保护的重要性也将空前提升。在安全合规的大前提下，进一步挖掘数据对企业经营的价值，深入探索业务数字化的创新应用，是企业2022年需要思考的核心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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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云计算、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技术是促进经济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物质基础和驱动引擎。2022年，我国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投入力度将进一步加强，并赋能千行百业的生产与经营方式全面升级。5G与远程操控设备、机器视觉、AGV等工业终端的深度融合，促进传统工业企业在质量检测、远程运维、多机协同作业、人机交互等领域的智能化提升。
基于5G和云计算的物联网数据接入、计算和应用平台建设，推动车联网、智慧物流、智慧港口等数字化建设进一步提速。5G与AR/VR等技术的融合创新，也为游戏娱乐、超清视频、信息消费、融合媒体等行业带来更多的创新可能。2022年，企业应紧密关注新基建在新型信息消费、行业融合应用等方面带来的新机遇，加速自身数字化转型，实现效率与效益的双提升。
在2022年全国两会上，数字经济被第5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此外，有26个省级行政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数字经济，从出台政策、建设试验区、发展核心产业等不同角度对数字经济发展提出新要求、部署新工作，有利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我汇集一下，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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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加强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建设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推进5G规模化应用，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智慧城市、数字乡村。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培育壮大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提升关键软硬件技术创新和供给能力。完善数字经济治理，释放数据要素潜力，更好赋能经济发展、丰富人民生活。
各省市政府工作报告:
北京市：着力打造一批数据灯塔项目，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设立运行，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稳步推进。加快释放数字经济新活力。深入落实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实施方案。
天津市：实施数字化发展三年行动，出台数字经济“1+3”行动方案，打造“津产发”数字经济综合应用平台和41个应用场景。深入实施数字化发展三年行动，统筹推进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政府建设，深入实施数字经济“1+3”行动，发挥“津产发”产业智慧中枢作用。
河北省：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加快雄安新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怀来大数据产业基地、正定数字经济产业园建设。办好2022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
山西省：精准对接碳达峰碳中和、能源革命、数字经济、先进制造业等，立项实施30个左右科技重大专项，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内蒙古自治区：集中打造绿色农畜产品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新型化工、现代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等产业集群。
辽宁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规范数字经济发展，营造开放、健康、安全的数字生态。
吉林省：推动集成电路高端化、激光及新型显示与照明规模化、卫星应用产业化、汽车电子智能化、工业互联网融合化。建设行业级、园区级、企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
黑龙江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制定完善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推动数字经济加快发展。推进数字产业化，实施数字产品制造业规模倍增行动，建设哈尔滨、大庆等数字经济产业园。
上海市：支持数字技术创新，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江苏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不断提升产业现代化水平。我们一定要把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作为江苏转型发展的关键增量。出台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政策新举措，强化数据开放和数据保护，统筹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社会生态体系建设，发展互联网服务和相关产品，努力打造全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新高地。
浙江省：全力推动数字经济积厚成势。深化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做大做强数字安防、集成电路、智能计算和智能光伏等产业，推进类脑智能、量子信息等未来产业发展，力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长12%。围绕党建统领、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法治和基层治理等系统，加快打造一批管用实用好用的重大应用。
福建省：全力发展数字经济、海洋经济、绿色经济、文旅经济，为高质量发展培育新的增长极。着力打造数字经济新引擎，坚持把数字福建建设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程，加快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办好第五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暨第二届数博会。大力拓展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和产品服务，实现数字经济增加值2.6万亿元以上。
江西省：抓实数字经济做优做强“一号发展工程”，支持南昌建设全省数字经济引领示范区，全产业链开展数字化改造。
山东省：巩固数字经济新优势，打造先进计算、集成电路、新型智能终端、超高清视频等数字产业集群，培育30个以上大数据创新发展实验室，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比达到7%左右。
河南省：以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为牵引，大力推动数字河南建设，力争数字经济增长15%以上。发展壮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培育软件产业集群，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加快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创建国家工业互联网示范区，建设10个省级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推进智能化应用场景行业全覆盖。
湖北省:持续实施数字经济跃升工程，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打造数字经济高地，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长20%以上。
湖南省：全力培塑高质量发展新优势，提升数字驱动力，力争数字经济增长15%以上。
广东省：加快建设广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推动数字人民币、国家区块链创新应用等试点落户。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产业发展和应用，推进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和广州、深圳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建设。
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深入实施数据要素融合应用“百千万工程”，巩固发展信创产业，培育鲲鹏计算产业集群。加快建设中国—东盟进出口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中国—东盟数字经济产业园、中国—东盟应急管理合作基地、中国—东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等项目。
海南省：高质量发展步入快车道。数字经济多维度扩张，营收增长30%。
重庆市：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进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寸滩国际新城建设。
四川省：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推动“芯屏存端软智网”数字产业集聚发展。高质量完成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任务。
贵州省：数字经济加速突破。获批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贵州）枢纽节点，贵阳大数据科创城启动建设，华为云全球总部落地贵州，贵阳贵安成为全球集聚超大型数据中心最多的地区之一，数字经济占比达34%、增速连续六年位居全国第一。
云南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以产业、平台、生态、制度和监管五个体系为重点，推进面向南亚东南亚数字经济先行示范区建设。加快建设数字经济产业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业收入增长30%以上。
西藏自治区：加快工业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在教育、医疗、交通、物流、矿山等领域培育15个5G应用示范，力争数字经济规模增长10%，加速西藏数字“蝶变”。
陕西省：着力培育引进数字经济龙头企业、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创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发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全面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联动发展，打造数字经济新业态，构筑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实施数字新疆战略，加大5G网络覆盖和应用落地，发展北斗导航产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叠加，以政府为导向的数字化发展会成为浪潮，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他将影响汽车后市场发展趋势应该是：
数字生态建设成为汽车维修业关键任务
过去几年间，在数字化趋势和疫情的叠加作用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数据、数据体系和数字化应用建设提上了日程。然而，大部分企业的数字化建设缺乏统一的战略引领，各企业往往根据自身业务需要，采用敏捷化的方式，建立一系列散点式的数据系统或数据化应用。
在此过程中，不同的企业往往各自为战，所建设的数字化工具存在着内容交叉、功能重复、互不兼容等问题，使得汽车维修行业中形成一个个数据孤岛。上述散点式的数据化建设，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解决了行业的燃眉之急，但着眼于未来，企业间应更加重视数据孤岛的串联互通，统一数据标准、协同功能应用，构建数字生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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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未来企业的数字化建设将从各自为战的散点式向由行业战略引领的系统式提升。行业的数字化任务，也将从数字工具应用向构建数字生态过渡。从而在汽车维修行业形成一套以宏观数字化战略为引领，以统一的数字生态为驱动，协同汽车维修配件生产企业、配件流通企业、维修企业以及车主关系管理等全流程数字化体系。
数字化赋能对用户全过程服务成为可能
“以客户为中心，满足客户需求”一直是企业成功的核心逻辑，数字化应用为汽车维修市场上下游传递的全过程服务提供了更多的可能。相比传统时代，企业借助线上与线下的数字触点包括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可以收集覆盖上下游服务对象的关注兴趣、产品体验、成交转化、售后服务，增购再购，推荐裂变等全维度的信息，并与内外部数据整合协同，建立涵盖上下游服务对象的全生命周期各业务维度的360度客户数据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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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各个主体可以做到比上下游服务对象更了解自己。即通过识别影响上下游服务对象的购买决策的正向和负向因素，有针对性地指导业务改进与提升，深入挖掘上下游服务对象的业务价值。
同时，企业还能够利用数字化驱动用户运营手段，建立对用户的长期触达、促活及激励机制，不断地提升用户与品牌之间的亲密度。在数字化时代，面对不断加剧的市场竞争，企业需要全面提升对用户全生命周期价值的挖掘与管理，实现从销售产品向终生服务转变。
品牌力重塑是数字化时代的要求
适用新数字化驱动的用户洞察方式，是未来构建品牌力的基石。用户将成为重要的战略资产。在用户需求加速分化、复杂化的今天，只有掌握用户的洞察之道，后续的一系列规划和执行才有意义。尽管用户需求瞬息万变，但不变的是企业未来利用数字赋能对于用户时变时新需求的精准与及时把握。谁离用户距离越近，谁就能拥有最灵敏的市场嗅觉与反应。
持续运营并维系用户对品牌的关联与价值感知，是品牌基业长青的必要条件，用户作为资产将成为企业级别的战略与竞争资产。数字化环境下，未来品牌力的塑造必定是趋向全渠道、全域性，且确保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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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全方位协同整合性的营销方式将是品牌力建设不可或缺的抓手。未来的媒体触点，渠道形态或不断与时俱进，不同的是品牌企业所匹配的品牌建设、组织协作方式也不尽相同，但一以贯之的是，品牌需要对用户传递“言行一致”的品牌心智建设，并为之持续耕耘。
品牌需要秉持长期主义，确保一致性地投入和管理，品牌是一种承诺，同时，品牌力是在营销漏斗过程中沉淀的无形资产，品牌力作为中长期企业积累的无形资产，是与短期有形的经营资产并行的企业资产，两者共同的目标是企业经营的效率、效益与可持续性。只有长期一致的品牌管理，才能最大化地带来长期价值，不论是有形价值还是无形价值。
与过去常规数字化运营课题不同，品牌力建设魅力在于其核心价值与内涵的无穷组合与表现方式，同时受到品牌行业的属性、发展阶段、渠道经营模式、品牌运营模式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在全新的数字化环境中，重新构建企业品牌力，将不只是运营与执行问题，更是一个真正的战略与策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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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将是企业数字化纵深发展的一年，全球经济在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下逐渐步入后疫情时代，数字化发展成为各行业的新常态。在更多行业与企业融入数字化变革浪潮的同时，企业数字化的基础和应用也将更加完善，5G、云计算、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技术的加速发展，为企业数字化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
企业前期数字化建设中形成的数据孤岛将串联互通。碎片化的数据工具与应用将整合成体系化的数据，形成数字生态。丰富的数字应用将有力赋能企业的客户全生命周期价值管理。传统企业直接连接客户（D2C）也会更为普遍的与高效。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将更普遍地应用到生产与生活中，并孕育出全新的商业和营销模式。
与此同时，伴随数据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出台与实施，数据安全和数据隐私保护的重要性也将空前提升。在安全合规的大前提下，进一步挖掘数据对企业经营的价值，深入探索业务数字化的创新应用，是企业2022年需要思考的核心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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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云计算、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技术是促进经济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物质基础和驱动引擎。2022年，我国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投入力度将进一步加强，并赋能千行百业的生产与经营方式全面升级。5G与远程操控设备、机器视觉、AGV等工业终端的深度融合，促进传统工业企业在质量检测、远程运维、多机协同作业、人机交互等领域的智能化提升。
基于5G和云计算的物联网数据接入、计算和应用平台建设，推动车联网、智慧物流、智慧港口等数字化建设进一步提速。5G与AR/VR等技术的融合创新，也为游戏娱乐、超清视频、信息消费、融合媒体等行业带来更多的创新可能。2022年，企业应紧密关注新基建在新型信息消费、行业融合应用等方面带来的新机遇，加速自身数字化转型，实现效率与效益的双提升。
在2022年全国两会上，数字经济被第5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此外，有26个省级行政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数字经济，从出台政策、建设试验区、发展核心产业等不同角度对数字经济发展提出新要求、部署新工作，有利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我汇集一下，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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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加强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建设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推进5G规模化应用，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智慧城市、数字乡村。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培育壮大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提升关键软硬件技术创新和供给能力。完善数字经济治理，释放数据要素潜力，更好赋能经济发展、丰富人民生活。
各省市政府工作报告:
北京市：着力打造一批数据灯塔项目，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设立运行，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稳步推进。加快释放数字经济新活力。深入落实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实施方案。
天津市：实施数字化发展三年行动，出台数字经济“1+3”行动方案，打造“津产发”数字经济综合应用平台和41个应用场景。深入实施数字化发展三年行动，统筹推进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政府建设，深入实施数字经济“1+3”行动，发挥“津产发”产业智慧中枢作用。
河北省：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加快雄安新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怀来大数据产业基地、正定数字经济产业园建设。办好2022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
山西省：精准对接碳达峰碳中和、能源革命、数字经济、先进制造业等，立项实施30个左右科技重大专项，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内蒙古自治区：集中打造绿色农畜产品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新型化工、现代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等产业集群。
辽宁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规范数字经济发展，营造开放、健康、安全的数字生态。
吉林省：推动集成电路高端化、激光及新型显示与照明规模化、卫星应用产业化、汽车电子智能化、工业互联网融合化。建设行业级、园区级、企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
黑龙江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制定完善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推动数字经济加快发展。推进数字产业化，实施数字产品制造业规模倍增行动，建设哈尔滨、大庆等数字经济产业园。
上海市：支持数字技术创新，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江苏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不断提升产业现代化水平。我们一定要把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作为江苏转型发展的关键增量。出台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政策新举措，强化数据开放和数据保护，统筹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社会生态体系建设，发展互联网服务和相关产品，努力打造全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新高地。
浙江省：全力推动数字经济积厚成势。深化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做大做强数字安防、集成电路、智能计算和智能光伏等产业，推进类脑智能、量子信息等未来产业发展，力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长12%。围绕党建统领、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法治和基层治理等系统，加快打造一批管用实用好用的重大应用。
福建省：全力发展数字经济、海洋经济、绿色经济、文旅经济，为高质量发展培育新的增长极。着力打造数字经济新引擎，坚持把数字福建建设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程，加快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办好第五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暨第二届数博会。大力拓展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和产品服务，实现数字经济增加值2.6万亿元以上。
江西省：抓实数字经济做优做强“一号发展工程”，支持南昌建设全省数字经济引领示范区，全产业链开展数字化改造。
山东省：巩固数字经济新优势，打造先进计算、集成电路、新型智能终端、超高清视频等数字产业集群，培育30个以上大数据创新发展实验室，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比达到7%左右。
河南省：以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为牵引，大力推动数字河南建设，力争数字经济增长15%以上。发展壮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培育软件产业集群，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加快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创建国家工业互联网示范区，建设10个省级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推进智能化应用场景行业全覆盖。
湖北省:持续实施数字经济跃升工程，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打造数字经济高地，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长20%以上。
湖南省：全力培塑高质量发展新优势，提升数字驱动力，力争数字经济增长15%以上。
广东省：加快建设广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推动数字人民币、国家区块链创新应用等试点落户。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产业发展和应用，推进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和广州、深圳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建设。
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深入实施数据要素融合应用“百千万工程”，巩固发展信创产业，培育鲲鹏计算产业集群。加快建设中国—东盟进出口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中国—东盟数字经济产业园、中国—东盟应急管理合作基地、中国—东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等项目。
海南省：高质量发展步入快车道。数字经济多维度扩张，营收增长30%。
重庆市：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进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寸滩国际新城建设。
四川省：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推动“芯屏存端软智网”数字产业集聚发展。高质量完成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任务。
贵州省：数字经济加速突破。获批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贵州）枢纽节点，贵阳大数据科创城启动建设，华为云全球总部落地贵州，贵阳贵安成为全球集聚超大型数据中心最多的地区之一，数字经济占比达34%、增速连续六年位居全国第一。
云南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以产业、平台、生态、制度和监管五个体系为重点，推进面向南亚东南亚数字经济先行示范区建设。加快建设数字经济产业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业收入增长30%以上。
西藏自治区：加快工业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在教育、医疗、交通、物流、矿山等领域培育15个5G应用示范，力争数字经济规模增长10%，加速西藏数字“蝶变”。
陕西省：着力培育引进数字经济龙头企业、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创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发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全面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联动发展，打造数字经济新业态，构筑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实施数字新疆战略，加大5G网络覆盖和应用落地，发展北斗导航产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叠加，以政府为导向的数字化发展会成为浪潮，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他将影响汽车后市场发展趋势应该是：
数字生态建设成为汽车维修业关键任务
过去几年间，在数字化趋势和疫情的叠加作用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数据、数据体系和数字化应用建设提上了日程。然而，大部分企业的数字化建设缺乏统一的战略引领，各企业往往根据自身业务需要，采用敏捷化的方式，建立一系列散点式的数据系统或数据化应用。
在此过程中，不同的企业往往各自为战，所建设的数字化工具存在着内容交叉、功能重复、互不兼容等问题，使得汽车维修行业中形成一个个数据孤岛。上述散点式的数据化建设，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解决了行业的燃眉之急，但着眼于未来，企业间应更加重视数据孤岛的串联互通，统一数据标准、协同功能应用，构建数字生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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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未来企业的数字化建设将从各自为战的散点式向由行业战略引领的系统式提升。行业的数字化任务，也将从数字工具应用向构建数字生态过渡。从而在汽车维修行业形成一套以宏观数字化战略为引领，以统一的数字生态为驱动，协同汽车维修配件生产企业、配件流通企业、维修企业以及车主关系管理等全流程数字化体系。
数字化赋能对用户全过程服务成为可能
“以客户为中心，满足客户需求”一直是企业成功的核心逻辑，数字化应用为汽车维修市场上下游传递的全过程服务提供了更多的可能。相比传统时代，企业借助线上与线下的数字触点包括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可以收集覆盖上下游服务对象的关注兴趣、产品体验、成交转化、售后服务，增购再购，推荐裂变等全维度的信息，并与内外部数据整合协同，建立涵盖上下游服务对象的全生命周期各业务维度的360度客户数据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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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各个主体可以做到比上下游服务对象更了解自己。即通过识别影响上下游服务对象的购买决策的正向和负向因素，有针对性地指导业务改进与提升，深入挖掘上下游服务对象的业务价值。
同时，企业还能够利用数字化驱动用户运营手段，建立对用户的长期触达、促活及激励机制，不断地提升用户与品牌之间的亲密度。在数字化时代，面对不断加剧的市场竞争，企业需要全面提升对用户全生命周期价值的挖掘与管理，实现从销售产品向终生服务转变。
品牌力重塑是数字化时代的要求
适用新数字化驱动的用户洞察方式，是未来构建品牌力的基石。用户将成为重要的战略资产。在用户需求加速分化、复杂化的今天，只有掌握用户的洞察之道，后续的一系列规划和执行才有意义。尽管用户需求瞬息万变，但不变的是企业未来利用数字赋能对于用户时变时新需求的精准与及时把握。谁离用户距离越近，谁就能拥有最灵敏的市场嗅觉与反应。
持续运营并维系用户对品牌的关联与价值感知，是品牌基业长青的必要条件，用户作为资产将成为企业级别的战略与竞争资产。数字化环境下，未来品牌力的塑造必定是趋向全渠道、全域性，且确保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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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全方位协同整合性的营销方式将是品牌力建设不可或缺的抓手。未来的媒体触点，渠道形态或不断与时俱进，不同的是品牌企业所匹配的品牌建设、组织协作方式也不尽相同，但一以贯之的是，品牌需要对用户传递“言行一致”的品牌心智建设，并为之持续耕耘。
品牌需要秉持长期主义，确保一致性地投入和管理，品牌是一种承诺，同时，品牌力是在营销漏斗过程中沉淀的无形资产，品牌力作为中长期企业积累的无形资产，是与短期有形的经营资产并行的企业资产，两者共同的目标是企业经营的效率、效益与可持续性。只有长期一致的品牌管理，才能最大化地带来长期价值，不论是有形价值还是无形价值。
与过去常规数字化运营课题不同，品牌力建设魅力在于其核心价值与内涵的无穷组合与表现方式，同时受到品牌行业的属性、发展阶段、渠道经营模式、品牌运营模式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在全新的数字化环境中，重新构建企业品牌力，将不只是运营与执行问题，更是一个真正的战略与策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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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专访 | 李健：建睿智之言 献务实之策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民航局原副局长李健提交了关于合理利用空地资源、促进无人机物流发展的两份提案。多年来，李健心系通航发展，屡次提交关于通航发展的提案，致力于让通航“飞起来、热起来”。其中，2018年提案被列为全国政协好提案，2019年、2021年提案均被列为全国政协重点督办提案之一。这些高质量的提案是如何形成的，是否推动了我国通航发展取得进步？通航发展还需要在哪些方面“破冰”？日前，本报记者采访了李健。
提案要服务国家大局扎根基层群众
问：我们注意到，您已经连续5年提交了有关通航发展的提案。为什么您如此关注通航发展？
答：国务院自1985年以来，共四次发布促进通航发展意见。前三次由于经济未发展起来，客观条件不具备，都未能有效促进通航发展。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将通用航空确定为全产业链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描绘了通航发展的宏伟蓝图和阶段性目标。多年的民航工作经历，也让我更加深刻认识到发展通航利国利军利民，对落实交通强国、民航强国战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发展通航对于促进产业、消费升级意义和作用重大，是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通用航空投资少，见效快，而且能很好地解决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需求，特别是在山区等地。国际经验表明，通用航空产业投入产出比为1：10，就业带动比为1：12。通航飞机从最初级运动类飞机到高端公务机，产业链条长、服务领域广、带动作用强。
通用航空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通用航空体系是国家战略投送能力重要支撑，通过在边疆地区、地面交通未覆盖地区建设机场，可以有效拓展投送范围。通航飞行员、机务维修、制造等人员，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储备。通用航空在应急救援、航空医疗救援方面也具有独特优势。近年来全国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2000亿元。在抗灾救援及处置突发事件的各项措施中，航空应急救援快速、高效，受地理空间限制较少，是世界许多国家普遍采用的有效手段。
这么多年我国通航一直没有飞起来、热起来，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提案是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基本形式，必须围绕党和国家大政方针、中心工作，坚持问题导向，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因此，我近年来将通航发展作为提案的关注重点，陆续提出了推进国家空域管理体制改革、完善飞行服务保障体系、扶持新业态发展等建议。
问：您的提案多次被列为全国政协重点督办提案之一，也获得过年度好提案。这些关于通航发展的高质量提案是如何形成的？
答：做好新时代提案工作，必须扎根基层，深入群众，才能确保提案反映情况准确、分析问题深入、提出建议具体。为了充分反映通航行业诉求，我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4年多来，曾赴山西、内蒙古等地大量实地调研。2021年5月中下旬，又随国务院督查室赴浙江、四川、广东、海南等4省9市开展实地督查调研，走访航空器制造、通航运营、通用航空、飞行服务等近50家企业，与地方政府、市场主体、部队等召开9场座谈会，深入了解通用航空新情况、新问题，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共同研究提出对策性建议。
比如，为解决通航领域反映比较突出的过度监管问题，2017年起，我积极协调民航局组织各司局针对通航监管问题开展全覆盖式专项督查，派出3个督查组，赴7个地区开展实地督查，与32家局方单位和134家通航企业进行座谈，形成1.5万余字督查报告，汇总问题193个，主要表现在规章制度不适用、监管尺度过严、审批效率偏低。这些问题犹如鱼刺卡在通航企业的咽喉，令他们举步维艰。在民航局党组的大力支持下，这些问题被分解到各司局，每月进行政务督办，并制成“鱼刺图”张贴在民航局机关大厅，接受社会监督。经过近1年努力，这些限制通航发展的瓶颈壁垒不仅全部被打破，而且还促成了60余项有利于通航发展的政策措施出台。另外，在调研中还有一些涉及到民航局以外的意见建议，我就以提案的形式提出，推动有关部门单位协调解决。
合理利用空地资源推动通航发展
问：目前通航发展状况如何？您在提案中的一些建议有没有得到落实？
答：近年来，通用航空传统业态稳中有进、新兴业态蓬勃发展。“十三五”期间，通用航空业务量年均增长13.7%，通用机场数量超过运输机场。截至2021年底，我国传统通用航空企业达到599家，全年实现飞行118.22万小时，通航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全面增强。在无人机新兴业态领域，各类无人机日均飞行小时4.57万小时，持续在航拍、巡查、物流配送、城市空中交通领域发力。
这几年在各方支持下，我的部分建议逐步落地，转变为政策措施。大家协同联动、积极作为，共同推动通用航空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比如，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初见成效。四川省先行先试，划设试点空域6600平方公里，5条低空目视飞行通道总长500余公里，137家通航用户参与运行，安全飞行近18万架次、5万余小时。湖南省作为全国首个全域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已实现通航飞行一窗受理、一网通办、全域服务。海南省率先建成覆盖全省的低空目视航图系统和较为完善的低空空管服务保障平台。
通用航空器研发制造企业茁壮成长。我国自主研制、全球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AG600在总装下线并试飞成功；浙江万丰集团收购奥地利钻石飞机8个基本型16个机型的全部知识产权，占全球活塞双发飞机市场份额超50%，位居世界第一；深圳大疆公司在消费级无人机领域处于全球引领地位，广州亿航无人机公司研制可载双人无人机已成功在中国、阿联酋、美国、加拿大、日本等9国取得飞行许可，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还有一个可喜变化，那就是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日趋多元化。各地围绕飞机制造、运营、维修、飞行服务、旅游、体育等上下游产业精心布局，多地打造常态化航空医疗救护、应急救援服务。浙江横店开发“通航+影视+旅游”产品，深圳东部通航等企业运营跨境直升机提升大湾区公务出行效率，海南空中旅游、水上飞机、滑翔机等低空旅游新业态蓬勃发展。
问：为什么今年您从合理利用空地资源的角度来提出推动通航发展的建议？
答：合理利用、有效释放空中和地面资源发展通航事业是满足人民群众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的有效举措，对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我国对通航的空地资源投入相对较少，低空空域没有全面开放使用，通航机场建设相对滞后，这导致我国通航的运行优势无法充分发挥。航空用地与公路和铁路用地相比微乎其微，有利于生态保护。近10年统计数据显示，民航投资约是公路投资的1/10，是铁路投资的1/5，而通航投资又只占民航投资很小的一部分。
目前通航发展规模与实际需求也不相适应。一方面，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轿车已进入普通百姓家，陆路交通在我国大中城市已经接近饱和，急需向空间要资源，发展立体交通。以美国为例，美国拥有通航飞机24万架，而我国拥有通航飞机不到3000架，发展规模并不能承接社会需求。另一方面，通航在应急救援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比如德国政府承担航空救援每年达6万多次，美国航空救援应急响应时间约为20分钟。
对于通航运行安全，大众的认知也存在偏差。我国现有的规章标准和技术手段是可以有效保障通航飞行安全的。但由于媒体对通航安全过度关注，造成人民群众过分担心通航安全，政府有关部门也因过分担忧容易导致监管过度。因此，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呼吁能改善这些状况。
无人机是航空新业态发展的核心驱动
问：您认为通航发展还需要在哪些方面“破冰”？
答：一是整体推进，合理配置空地资源。建议统筹公路、铁路和航空均衡发展，加大空地资源投入向通航倾斜。释放低空空域资源，实现空域资源对通航的有效供给，加快通航现代化机场体系建设，确保通航飞得起来、飞得顺畅、落得下去。
二是科学规划，加大对通航发展的扶持。建议进一步简化通用机场立项审批程序，增加对通航应急救援、短途运输、通用机场运营等财政补贴力度，以及低空监视、情报、气象等服务项目建设运营的支持力度，完善政府购买通航服务的制度安排。加大应急救援投资，建立通航救援企事业单位，利用通航技术参与医疗救护、消防救援、洪涝灾害救助等工作。
三是建强监管设施手段。建议开展低空通航飞行地区通信监视补盲工作，加强地面设施建设，利用北斗、5G、ADS-B等技术，为通用航空器加装机载通信导航设备，建强低空通信监视网。建设低空飞行服务平台，加强对通航单位的业务管理和服务保障，统筹协调，形成监管合力。
另外，建议地方政府加强引导，进一步出台促进通航发展的政策法规，加大对通航市场培育，大力普及面向大众的通航产业文化。加强对从业人员管理监督和资质论证考核，树立正确的安全导向，确保通航飞行安全、发展正规有序。
问：您还有一份提案是关于发展无人机物流的，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答：近年来，无人机产业快速发展，应用领域不断拓展，无人机作为新技术和先进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已经成为航空新业态发展的核心驱动，有望实现对新时代民用航空的引领作用。
截至2021年底，我国无人机企业达1.27万家，实名登记无人机约83万架，飞行时间达到千万小时量级。国家13个无人机发展试验区中有2个无人机物流发展试验区，3个城市无人机物流配送试点区。顺丰、京东、美团等无人机物流模式日趋成熟，已在十余个省市开展业务。但是无人机物流发展也面临着低空空域供给不足、法规标准不健全、无人机制造尚未充分体现其应有作用等问题。
促进无人机物流发展，除了要推动低空空域开放、加快构建无人机法律法规体系外，还是要加强顶层设计和鼓励基层探索相结合，统筹规划无人机物流产业发展方向，加强研发、运营、监管等方面政策协同和扶持力度，着力解决卡脖子问题。要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加速形成规模效应。要重点扶持一批无人机物流龙头示范企业，给予更大的经营自主权，加快企业提质增效。建议将无人机物流运营所需的空域、场地、电气、通讯等资源纳入智慧物流、智慧城市建设规划，促进数据共享，强化科技支撑，推动城市物流网络建设，为无人机物流配送多场景应用提供支撑。（中国民航报 记者肖敏）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民航局原副局长李健提交了关于合理利用空地资源、促进无人机物流发展的两份提案。多年来，李健心系通航发展，屡次提交关于通航发展的提案，致力于让通航“飞起来、热起来”。其中，2018年提案被列为全国政协好提案，2019年、2021年提案均被列为全国政协重点督办提案之一。这些高质量的提案是如何形成的，是否推动了我国通航发展取得进步？通航发展还需要在哪些方面“破冰”？日前，本报记者采访了李健。
提案要服务国家大局扎根基层群众
问：我们注意到，您已经连续5年提交了有关通航发展的提案。为什么您如此关注通航发展？
答：国务院自1985年以来，共四次发布促进通航发展意见。前三次由于经济未发展起来，客观条件不具备，都未能有效促进通航发展。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将通用航空确定为全产业链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描绘了通航发展的宏伟蓝图和阶段性目标。多年的民航工作经历，也让我更加深刻认识到发展通航利国利军利民，对落实交通强国、民航强国战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发展通航对于促进产业、消费升级意义和作用重大，是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通用航空投资少，见效快，而且能很好地解决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需求，特别是在山区等地。国际经验表明，通用航空产业投入产出比为1：10，就业带动比为1：12。通航飞机从最初级运动类飞机到高端公务机，产业链条长、服务领域广、带动作用强。
通用航空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通用航空体系是国家战略投送能力重要支撑，通过在边疆地区、地面交通未覆盖地区建设机场，可以有效拓展投送范围。通航飞行员、机务维修、制造等人员，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储备。通用航空在应急救援、航空医疗救援方面也具有独特优势。近年来全国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2000亿元。在抗灾救援及处置突发事件的各项措施中，航空应急救援快速、高效，受地理空间限制较少，是世界许多国家普遍采用的有效手段。
这么多年我国通航一直没有飞起来、热起来，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提案是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基本形式，必须围绕党和国家大政方针、中心工作，坚持问题导向，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因此，我近年来将通航发展作为提案的关注重点，陆续提出了推进国家空域管理体制改革、完善飞行服务保障体系、扶持新业态发展等建议。
问：您的提案多次被列为全国政协重点督办提案之一，也获得过年度好提案。这些关于通航发展的高质量提案是如何形成的？
答：做好新时代提案工作，必须扎根基层，深入群众，才能确保提案反映情况准确、分析问题深入、提出建议具体。为了充分反映通航行业诉求，我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4年多来，曾赴山西、内蒙古等地大量实地调研。2021年5月中下旬，又随国务院督查室赴浙江、四川、广东、海南等4省9市开展实地督查调研，走访航空器制造、通航运营、通用航空、飞行服务等近50家企业，与地方政府、市场主体、部队等召开9场座谈会，深入了解通用航空新情况、新问题，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共同研究提出对策性建议。
比如，为解决通航领域反映比较突出的过度监管问题，2017年起，我积极协调民航局组织各司局针对通航监管问题开展全覆盖式专项督查，派出3个督查组，赴7个地区开展实地督查，与32家局方单位和134家通航企业进行座谈，形成1.5万余字督查报告，汇总问题193个，主要表现在规章制度不适用、监管尺度过严、审批效率偏低。这些问题犹如鱼刺卡在通航企业的咽喉，令他们举步维艰。在民航局党组的大力支持下，这些问题被分解到各司局，每月进行政务督办，并制成“鱼刺图”张贴在民航局机关大厅，接受社会监督。经过近1年努力，这些限制通航发展的瓶颈壁垒不仅全部被打破，而且还促成了60余项有利于通航发展的政策措施出台。另外，在调研中还有一些涉及到民航局以外的意见建议，我就以提案的形式提出，推动有关部门单位协调解决。
合理利用空地资源推动通航发展
问：目前通航发展状况如何？您在提案中的一些建议有没有得到落实？
答：近年来，通用航空传统业态稳中有进、新兴业态蓬勃发展。“十三五”期间，通用航空业务量年均增长13.7%，通用机场数量超过运输机场。截至2021年底，我国传统通用航空企业达到599家，全年实现飞行118.22万小时，通航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全面增强。在无人机新兴业态领域，各类无人机日均飞行小时4.57万小时，持续在航拍、巡查、物流配送、城市空中交通领域发力。
这几年在各方支持下，我的部分建议逐步落地，转变为政策措施。大家协同联动、积极作为，共同推动通用航空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比如，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初见成效。四川省先行先试，划设试点空域6600平方公里，5条低空目视飞行通道总长500余公里，137家通航用户参与运行，安全飞行近18万架次、5万余小时。湖南省作为全国首个全域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已实现通航飞行一窗受理、一网通办、全域服务。海南省率先建成覆盖全省的低空目视航图系统和较为完善的低空空管服务保障平台。
通用航空器研发制造企业茁壮成长。我国自主研制、全球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AG600在总装下线并试飞成功；浙江万丰集团收购奥地利钻石飞机8个基本型16个机型的全部知识产权，占全球活塞双发飞机市场份额超50%，位居世界第一；深圳大疆公司在消费级无人机领域处于全球引领地位，广州亿航无人机公司研制可载双人无人机已成功在中国、阿联酋、美国、加拿大、日本等9国取得飞行许可，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还有一个可喜变化，那就是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日趋多元化。各地围绕飞机制造、运营、维修、飞行服务、旅游、体育等上下游产业精心布局，多地打造常态化航空医疗救护、应急救援服务。浙江横店开发“通航+影视+旅游”产品，深圳东部通航等企业运营跨境直升机提升大湾区公务出行效率，海南空中旅游、水上飞机、滑翔机等低空旅游新业态蓬勃发展。
问：为什么今年您从合理利用空地资源的角度来提出推动通航发展的建议？
答：合理利用、有效释放空中和地面资源发展通航事业是满足人民群众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的有效举措，对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我国对通航的空地资源投入相对较少，低空空域没有全面开放使用，通航机场建设相对滞后，这导致我国通航的运行优势无法充分发挥。航空用地与公路和铁路用地相比微乎其微，有利于生态保护。近10年统计数据显示，民航投资约是公路投资的1/10，是铁路投资的1/5，而通航投资又只占民航投资很小的一部分。
目前通航发展规模与实际需求也不相适应。一方面，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轿车已进入普通百姓家，陆路交通在我国大中城市已经接近饱和，急需向空间要资源，发展立体交通。以美国为例，美国拥有通航飞机24万架，而我国拥有通航飞机不到3000架，发展规模并不能承接社会需求。另一方面，通航在应急救援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比如德国政府承担航空救援每年达6万多次，美国航空救援应急响应时间约为20分钟。
对于通航运行安全，大众的认知也存在偏差。我国现有的规章标准和技术手段是可以有效保障通航飞行安全的。但由于媒体对通航安全过度关注，造成人民群众过分担心通航安全，政府有关部门也因过分担忧容易导致监管过度。因此，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呼吁能改善这些状况。
无人机是航空新业态发展的核心驱动
问：您认为通航发展还需要在哪些方面“破冰”？
答：一是整体推进，合理配置空地资源。建议统筹公路、铁路和航空均衡发展，加大空地资源投入向通航倾斜。释放低空空域资源，实现空域资源对通航的有效供给，加快通航现代化机场体系建设，确保通航飞得起来、飞得顺畅、落得下去。
二是科学规划，加大对通航发展的扶持。建议进一步简化通用机场立项审批程序，增加对通航应急救援、短途运输、通用机场运营等财政补贴力度，以及低空监视、情报、气象等服务项目建设运营的支持力度，完善政府购买通航服务的制度安排。加大应急救援投资，建立通航救援企事业单位，利用通航技术参与医疗救护、消防救援、洪涝灾害救助等工作。
三是建强监管设施手段。建议开展低空通航飞行地区通信监视补盲工作，加强地面设施建设，利用北斗、5G、ADS-B等技术，为通用航空器加装机载通信导航设备，建强低空通信监视网。建设低空飞行服务平台，加强对通航单位的业务管理和服务保障，统筹协调，形成监管合力。
另外，建议地方政府加强引导，进一步出台促进通航发展的政策法规，加大对通航市场培育，大力普及面向大众的通航产业文化。加强对从业人员管理监督和资质论证考核，树立正确的安全导向，确保通航飞行安全、发展正规有序。
问：您还有一份提案是关于发展无人机物流的，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答：近年来，无人机产业快速发展，应用领域不断拓展，无人机作为新技术和先进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已经成为航空新业态发展的核心驱动，有望实现对新时代民用航空的引领作用。
截至2021年底，我国无人机企业达1.27万家，实名登记无人机约83万架，飞行时间达到千万小时量级。国家13个无人机发展试验区中有2个无人机物流发展试验区，3个城市无人机物流配送试点区。顺丰、京东、美团等无人机物流模式日趋成熟，已在十余个省市开展业务。但是无人机物流发展也面临着低空空域供给不足、法规标准不健全、无人机制造尚未充分体现其应有作用等问题。
促进无人机物流发展，除了要推动低空空域开放、加快构建无人机法律法规体系外，还是要加强顶层设计和鼓励基层探索相结合，统筹规划无人机物流产业发展方向，加强研发、运营、监管等方面政策协同和扶持力度，着力解决卡脖子问题。要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加速形成规模效应。要重点扶持一批无人机物流龙头示范企业，给予更大的经营自主权，加快企业提质增效。建议将无人机物流运营所需的空域、场地、电气、通讯等资源纳入智慧物流、智慧城市建设规划，促进数据共享，强化科技支撑，推动城市物流网络建设，为无人机物流配送多场景应用提供支撑。（中国民航报 记者肖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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