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吴越国钱氏王族“官”、“新官”款白瓷器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宏光MINIEV GAMEBOY 随心DIY街头小霸王
宏光MINIEV GAMEBOY：随心DIY的街头小霸王，潮创社交YYDS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市场的细分已经成为行业大势所趋，随着又一波油价的拉升更有不少年轻人尝试选择新能源车型。五菱宏光MINIEV在成功开创了新能源汽车小型汽车细分市场后又再接再厉，推出了瞄准都市潮流青年群体，推出了宏光MINIEV GAMEBOY。3月9日，宏光MINIEV GAMEBOY开启了盲订，并且同时上线了国内首个原厂个性化定制的服务平台，吸引了众多玩创青年的关注。
一直以来五菱都坚持已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为己任。在推出宏光MINIEV GAMEBOY新款的同时注重个性化的潮创体验，个性化定制的开启会带来一个千车千样的新时代，从此年轻人的坐骑长啥样自己说了算。在硬派越野风十足的宏光MINIEV GAMEBOY基础外观上，五菱推出了九大品类的潮创套件，从行李箱、装饰件、饰盖，再到车贴等等都能完美满足个性化的设计和创新。
为了让潮创青年玩得更嗨更尽兴，宏光MINIEV GAMEBOY还在车顶、前格栅、尾门、轮毂以及测包围等部位预留了多处潮创接口，个性化定制的乐趣更高。搭配更多横杆的色彩以及装饰件，宏光MINIEV GAMEBOY的色彩方案甚至可以组合多达一百多种，可玩性超高，相当吸引年轻人的眼球。
宏光MINIEV GAMEBOY提供八款不同色彩的镭雕装饰件，可以和不同风格主题的外观相匹配，视觉氛围感相当出众。无论是电竟游戏风还是运动城市炫酷风、以及星际漫游主题和丛林穿越主题都可以玩出自己的味道。宏光MINIEV GAMEBOY让你想要的一切都能轻松呈现，问鼎潮创社交界的巅峰位置，成为潮玩圈YYDS。
当然除去外观上的独门绝技和个性化大招之外，宏光MINIEV GAMEBOY也在自身实力上做了脱胎换骨的升级。在车身尺上宏光MINIEV GAMEBOY进一步提升，具体长宽高分别为3061、1520、1665毫米，轴距达到了2010毫米，带来了出色的车内实用空间。
在车内空间利用上，宏光MINIEV GAMEBOY 车内提供13处储物空间；主驾驶杯托可以轻松容纳两杯奶茶，成为年轻人逛街打卡的理想陪伴，完美伴侣。后座座椅可以整体放倒，后备箱的容积更达到了734L，布局更实用，性价比也进一步提升。
在舒适性方面宏光MINIEV GAMEBOY 也有升级：座舱环境更纯粹、舒适，互动性也更强。与车身颜色匹配的内饰配色活力更强，玩乐的体验也更有沉浸感。座椅是舒适的皮质和织物混搭而来，舒适性好、实用性高。强支撑的人体工学座椅乘坐舒适，驾乘体验也更优秀。
在续航方面宏光MINIEV GAMEBOY 提供200千米和300千米两款可选，实用性更强，满足更多都市青年的出行需求。搭配丰富的个性化潮创平台，宏光MINIEV GAMEBOY 成为实力和颜值都出彩的街头小霸王，叱咤新能源汽车市场。
宏光MINIEV GAMEBOY的英文名也颇有渊源，GAME BOY，游戏男孩，完美契合了广大男青年的心理需求。名字好听，实力优秀，续航长，还够个性，潮创乐趣多玩，宏光MINIEV GAMEBOY是你的菜吗？
宏光MINIEV GAMEBOY：随心DIY的街头小霸王，潮创社交YYDS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市场的细分已经成为行业大势所趋，随着又一波油价的拉升更有不少年轻人尝试选择新能源车型。五菱宏光MINIEV在成功开创了新能源汽车小型汽车细分市场后又再接再厉，推出了瞄准都市潮流青年群体，推出了宏光MINIEV GAMEBOY。3月9日，宏光MINIEV GAMEBOY开启了盲订，并且同时上线了国内首个原厂个性化定制的服务平台，吸引了众多玩创青年的关注。
一直以来五菱都坚持已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为己任。在推出宏光MINIEV GAMEBOY新款的同时注重个性化的潮创体验，个性化定制的开启会带来一个千车千样的新时代，从此年轻人的坐骑长啥样自己说了算。在硬派越野风十足的宏光MINIEV GAMEBOY基础外观上，五菱推出了九大品类的潮创套件，从行李箱、装饰件、饰盖，再到车贴等等都能完美满足个性化的设计和创新。
为了让潮创青年玩得更嗨更尽兴，宏光MINIEV GAMEBOY还在车顶、前格栅、尾门、轮毂以及测包围等部位预留了多处潮创接口，个性化定制的乐趣更高。搭配更多横杆的色彩以及装饰件，宏光MINIEV GAMEBOY的色彩方案甚至可以组合多达一百多种，可玩性超高，相当吸引年轻人的眼球。
宏光MINIEV GAMEBOY提供八款不同色彩的镭雕装饰件，可以和不同风格主题的外观相匹配，视觉氛围感相当出众。无论是电竟游戏风还是运动城市炫酷风、以及星际漫游主题和丛林穿越主题都可以玩出自己的味道。宏光MINIEV GAMEBOY让你想要的一切都能轻松呈现，问鼎潮创社交界的巅峰位置，成为潮玩圈YYDS。
当然除去外观上的独门绝技和个性化大招之外，宏光MINIEV GAMEBOY也在自身实力上做了脱胎换骨的升级。在车身尺上宏光MINIEV GAMEBOY进一步提升，具体长宽高分别为3061、1520、1665毫米，轴距达到了2010毫米，带来了出色的车内实用空间。
在车内空间利用上，宏光MINIEV GAMEBOY 车内提供13处储物空间；主驾驶杯托可以轻松容纳两杯奶茶，成为年轻人逛街打卡的理想陪伴，完美伴侣。后座座椅可以整体放倒，后备箱的容积更达到了734L，布局更实用，性价比也进一步提升。
在舒适性方面宏光MINIEV GAMEBOY 也有升级：座舱环境更纯粹、舒适，互动性也更强。与车身颜色匹配的内饰配色活力更强，玩乐的体验也更有沉浸感。座椅是舒适的皮质和织物混搭而来，舒适性好、实用性高。强支撑的人体工学座椅乘坐舒适，驾乘体验也更优秀。
在续航方面宏光MINIEV GAMEBOY 提供200千米和300千米两款可选，实用性更强，满足更多都市青年的出行需求。搭配丰富的个性化潮创平台，宏光MINIEV GAMEBOY 成为实力和颜值都出彩的街头小霸王，叱咤新能源汽车市场。
宏光MINIEV GAMEBOY的英文名也颇有渊源，GAME BOY，游戏男孩，完美契合了广大男青年的心理需求。名字好听，实力优秀，续航长，还够个性，潮创乐趣多玩，宏光MINIEV GAMEBOY是你的菜吗？
#融融看两会#
【“两会中的统一大势”大家谈】读懂全过程人民民主 坚定统一信心
进入2022年两会时间，“全过程人民民主”成为网络热点。
长期以来，民主成为西方反华势力攻击中国的惯用武器，也成为台湾某些政客拒绝统一的理由说辞。两会伊始，在人大和政协首场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做出回应表示，民主不是装饰品，也不是少数国家的权利。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这个国家的人民最有发言权。
全过程民主重在“全”，是真正把人民当成服务主体，全员全程全方位服务，而不是按财富、地位甚至人种划分等级，更不是选举前向人民拼命讨好、当选后把人民抛在一边。
所谓民主的全面性，是指民主主体的广泛性、民主范围的全覆盖、全链接；所谓民主的过程性，是指民主实践的完整性、连续性，民主目标的有效性。我们的制度设计，不仅强调选举过程的人民参与投票，也强调选举之后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人民参与，有效保证最广大人民尽可能最广泛参与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
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本身就是中国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环节，代表委员们借助两会平台将各行各业的民意梳理汇总、形成提案，将人民的所思所盼融入国家顶层设计，进入政策法规，真正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魅力所在。
反观一些西方国家把自己标榜为所谓民主国家，实则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看似一人一票的公正选举、合法合规的朝堂议事，其实幕后隐藏着“资本控制舆论——舆论操控民意——民意推选政客——政客服务金主”的灰色逻辑，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说到底是一切为资本所操控、一切为资本服务。而民进党蔡英文当局也概莫能外，从在野时坚决反瘦肉精美猪，到执政后全部放开美猪美牛甚至核食；从在野时坚决反对两岸反对服贸货贸，到执政后“概括承受”，一系列政策发夹弯告诉我们，民意只是谋取上位的工具，政策口号只是选举时的漫天许诺，当选后便抛诸脑后、无人过问。
到底真民主还是假民主，本国人民说了算，建设发展成效说了算。那种试图垄断民主话语权、给别国乱贴标签的做法，中国人民不接受，两岸同胞也不会相信。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用大量数据说明我国建设发展成就：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4万亿，增长8.1%；城镇新增就业1269万人；企业研发经费增长15.5%，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粮食产量1.37万亿斤，创历史新高……这一切成绩都是在世界疫情蔓延、我国也遭受冲击的不利形势下实现的。中国抗击新冠疫情的壮举，不仅给国人创造了安定的生活环境，也为世界提供了抗疫样板，成为疫情常态化之下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
这一切都得益于我们的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政府立场扎根于人民，政府决策发源于人民，人民高度信任自己的政府、高度拥护政府决策。政府与人民在思维认知、工作目标、行为方式上达成一致，正所谓“上下同欲者胜”。而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所谓民主制度之下，政党轮替无常、恶斗不止，政治人物如同走马灯，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导致政策朝令夕改，如同翻烧饼，最终迟滞的是发展、坑害的是百姓。
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先进与否，不是旁观者说了算，而是本国人民说了算，最终要看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看整个国家的建设发展。改革开放40多以来，中国保持了政治稳定，人心安定，经济社会全方位快速发展，两岸人民有目共睹。这些成就，足以为我们的制度自信提供注脚，任何的攻击和指责都显得苍白无力。
坚定文化自信，坚定制度自信，坚定统一自信。两岸同胞一定能够破除认知藩篱，共同探寻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优于其他文明、两岸同胞共同受益的民主之路、统一之路。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积累了丰厚的政治智慧。从“为政以德”到“民贵君轻”，早在孔子孟子的时代，我们就形成了仁政和民本的思想，且经历了数千年不间断的传承发展。中国作为当今仅存的四大文明古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大一统局面，且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生产力领先，足以说明我们拥有优秀的政治文明基因。
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世界，民本思想是优于西方民主、高于当代民主的政治理想。两岸同胞作为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大可不必讲民主自矮三分，讲政治言必称希腊、言必称西方。而全过程人民民主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植根于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沃土，吸收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近代西方文明的精华，而创立形成的民主实现形式。
制度和道路是实现途径，发展和复兴是永恒目标。 “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提出，使两岸中国人在一个中国框架之下，对发展道路做多元尝试和选择，是于民族于国家于台湾同胞有利的最优选择。香港国安法落地后，香港社会由治到乱的实践，充分证明只要没有境外反华势力插手破坏，“一国两制”是完全行得通的，也是受欢迎的。
2022年是国家的政治之年、大事之年，中国共产党将要召开二十大，台湾岛内也将举行“九合一”选举。全国两会深入解析全过程民主这个热词，回应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关切，也一定回应了长期以来世界舆论的质疑。事实终将胜于雄辩。相信两岸中国人的智慧一定能打破认知藩篱，作出有利于国家民族发展的正确选择。（中国台湾网评论员 李忠杰）
【“两会中的统一大势”大家谈】读懂全过程人民民主 坚定统一信心
进入2022年两会时间，“全过程人民民主”成为网络热点。
长期以来，民主成为西方反华势力攻击中国的惯用武器，也成为台湾某些政客拒绝统一的理由说辞。两会伊始，在人大和政协首场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做出回应表示，民主不是装饰品，也不是少数国家的权利。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这个国家的人民最有发言权。
全过程民主重在“全”，是真正把人民当成服务主体，全员全程全方位服务，而不是按财富、地位甚至人种划分等级，更不是选举前向人民拼命讨好、当选后把人民抛在一边。
所谓民主的全面性，是指民主主体的广泛性、民主范围的全覆盖、全链接；所谓民主的过程性，是指民主实践的完整性、连续性，民主目标的有效性。我们的制度设计，不仅强调选举过程的人民参与投票，也强调选举之后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人民参与，有效保证最广大人民尽可能最广泛参与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
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本身就是中国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环节，代表委员们借助两会平台将各行各业的民意梳理汇总、形成提案，将人民的所思所盼融入国家顶层设计，进入政策法规，真正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魅力所在。
反观一些西方国家把自己标榜为所谓民主国家，实则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看似一人一票的公正选举、合法合规的朝堂议事，其实幕后隐藏着“资本控制舆论——舆论操控民意——民意推选政客——政客服务金主”的灰色逻辑，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说到底是一切为资本所操控、一切为资本服务。而民进党蔡英文当局也概莫能外，从在野时坚决反瘦肉精美猪，到执政后全部放开美猪美牛甚至核食；从在野时坚决反对两岸反对服贸货贸，到执政后“概括承受”，一系列政策发夹弯告诉我们，民意只是谋取上位的工具，政策口号只是选举时的漫天许诺，当选后便抛诸脑后、无人过问。
到底真民主还是假民主，本国人民说了算，建设发展成效说了算。那种试图垄断民主话语权、给别国乱贴标签的做法，中国人民不接受，两岸同胞也不会相信。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用大量数据说明我国建设发展成就：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4万亿，增长8.1%；城镇新增就业1269万人；企业研发经费增长15.5%，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粮食产量1.37万亿斤，创历史新高……这一切成绩都是在世界疫情蔓延、我国也遭受冲击的不利形势下实现的。中国抗击新冠疫情的壮举，不仅给国人创造了安定的生活环境，也为世界提供了抗疫样板，成为疫情常态化之下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
这一切都得益于我们的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政府立场扎根于人民，政府决策发源于人民，人民高度信任自己的政府、高度拥护政府决策。政府与人民在思维认知、工作目标、行为方式上达成一致，正所谓“上下同欲者胜”。而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所谓民主制度之下，政党轮替无常、恶斗不止，政治人物如同走马灯，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导致政策朝令夕改，如同翻烧饼，最终迟滞的是发展、坑害的是百姓。
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先进与否，不是旁观者说了算，而是本国人民说了算，最终要看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看整个国家的建设发展。改革开放40多以来，中国保持了政治稳定，人心安定，经济社会全方位快速发展，两岸人民有目共睹。这些成就，足以为我们的制度自信提供注脚，任何的攻击和指责都显得苍白无力。
坚定文化自信，坚定制度自信，坚定统一自信。两岸同胞一定能够破除认知藩篱，共同探寻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优于其他文明、两岸同胞共同受益的民主之路、统一之路。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积累了丰厚的政治智慧。从“为政以德”到“民贵君轻”，早在孔子孟子的时代，我们就形成了仁政和民本的思想，且经历了数千年不间断的传承发展。中国作为当今仅存的四大文明古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大一统局面，且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生产力领先，足以说明我们拥有优秀的政治文明基因。
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世界，民本思想是优于西方民主、高于当代民主的政治理想。两岸同胞作为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大可不必讲民主自矮三分，讲政治言必称希腊、言必称西方。而全过程人民民主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植根于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沃土，吸收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近代西方文明的精华，而创立形成的民主实现形式。
制度和道路是实现途径，发展和复兴是永恒目标。 “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提出，使两岸中国人在一个中国框架之下，对发展道路做多元尝试和选择，是于民族于国家于台湾同胞有利的最优选择。香港国安法落地后，香港社会由治到乱的实践，充分证明只要没有境外反华势力插手破坏，“一国两制”是完全行得通的，也是受欢迎的。
2022年是国家的政治之年、大事之年，中国共产党将要召开二十大，台湾岛内也将举行“九合一”选举。全国两会深入解析全过程民主这个热词，回应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关切，也一定回应了长期以来世界舆论的质疑。事实终将胜于雄辩。相信两岸中国人的智慧一定能打破认知藩篱，作出有利于国家民族发展的正确选择。（中国台湾网评论员 李忠杰）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