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控居家的日子，阳台是我的“桃花源”》文｜读者：小毛熊

大学毕业后的三年里，我始终都与陌生人合租。由于囊中羞涩，每次确定房间时，我都倾向于选择那些价格更便宜的屋子。它们的朝向通常是朝西或北，面积都不大，且没有阳台。这样做的好处很明显，我可以省下一笔资金，用作在北京生活的其他开销。可弊端也同样突出，洗净的衣物往往只能够挂在窗帘的栏杆上——弄得满屋子潮气不说，连本来就稀缺的日光，也全部都被遮蔽掉了。

我时常暗搓搓地在心里发誓，有朝一日，等咱条件好了，一定得租个带阳台的房子。到那时候，除了晾晒衣服，我还要卯足了劲儿躺在上面晒太阳。每每这么想，我都有种即将成为暴发户的快感。

不过，这个愿望很快就实现了。去年7月，我的女朋友研究生毕业，俩人商量了一下，决定搬到一起。租房前，她问我的需求是什么，我说：“就两点，第一，要有电视，没工作的时候，我想当个无忧无虑的‘沙发土豆’；第二，得有阳台，动物当累了，我就在上面做一株植物。”

我们根据这两个条件，遴选着房源，最后，在若干备选之中，我们签下了位于东南四环的一个一居室。而之所以选它，是因为除了满足我们的需求之外，这间房还比同地段的其他房源少个三四百块钱。毕竟，追求极致的性价比，是印刻在普通“打工人”基因里的特质。

搬入的那天晚上，我穿过堆叠着的纸箱和蛇皮袋，径直走向阳台。我拉开窗，把脑袋微微向外探去，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空气。之后，我慢慢平复下来，开始向远方眺望：楼宇、公路、树丛，尽收眼底。虽然那一刻深处暗夜，可我却能感觉到，有一束光从空中射入阳台。

这种感觉形容起来有些矫情。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心中的某些郁结也随之解开了。在那之后，阳台顺理成章地被最大化地利用着，晾衣杆、收纳架，暂时用不到的鞋盒以及杂物，都被一股脑儿地扔到了那几平米的空间当中。至于我曾经幻想的物事——在阳台上喝酒、发呆、晒太阳——却渐渐被我遗忘了。人往往就是这样，期冀得到满足后，也就不再珍惜那些过去所憧憬的东西。

就这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我的生活里，阳台就只是阳台，它没有任何其他的功用和意涵。然而，就在四月末，因为疫情，我所在的社区被封控了。一周后，防疫政策也更变为“足不出户”。窝在家里，我每天都在社区的微信群里留意着最新的动态。面对众多的不确定，似乎只有吃饭和睡觉，才是最稳固的两项日程。因此，我在厨房和卧室里消耗了大多时间。

尽管如此，焦虑和虚无的感受还是会常常侵占我的脑袋。和管控区外的同龄人一样，我也渴望逛公园，吹初夏的风，或在河边野餐。但囿于家中的我，不得不暂别户外的一切美好。就在我深陷压抑情绪、无法自抑的时候，我蓦地反应过来，或许，我可以踏上阳台，去给闭塞的生活找到一些新的可能。

于是，一个昏昏欲睡的午后，我走上了那片落满尘粒的地方。我先是做了一番整理，把脏衣筐、晾衣架统统放置到墙角。这样一来，阳台就腾出了两平方米左右的空间。之后，我从屋里找出瑜伽垫，铺展在上面。

初步收拾完成后，我站在阳台的入口处，清晰地看见日光从窗户钻入，泻在垫子的中央。那一瞬间，我突然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纾解与宽慰。我躺了下去，身体也渐渐松弛下来。我假装自己正处在一片海滩上，头顶是一片片游荡着的云，它们不疾不徐，自由地在穹顶移动。与此同时，没人走动的社区院落里，传来了阵阵鸟的啁啾声音。在和煦与静谧当中，我安心地合上眼，睡了个饱足的午觉。

那天过后，我算是尝到了些许甜头。我意识到，在厨房与卧室之外，阳台也是一处绝佳的消磨时光的地方。吃完午饭，我会如时地夹着一本书，进入阳台。那里仿若是庸常生活之外的一个结界——我坐在瑜伽垫上，阅读着那些或真或假的故事，读着读着，文字便开始离我越来越远，当眼前变得模糊，我便睡了过去。

等醒来时，我抱起电脑，处理日常的工作。感到疲乏了，我再缓缓从垫子上起身，透过窗户，望向远方。那时，风从高处掠过，轻拂着面庞。除了产生舒爽的感觉外，我也会发出感叹：“其实窗外的世界，依旧是与我有关的。”

有好几次，我还在阳台上看到了夕阳。傍晚，太阳悄然落下，它在嵌入鳞次栉比的大楼的同时，也把橙红色的光投到了墙面之上。那是一种静默的美。如果放在平日，我可能鲜少有机会去驻足体会它的韵味，但在阳台的环境里，我却能沉浸其中。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生命体，正平等地享受着自然所给予的恩泽。

在我还没有阳台的时候，我读到过麦尔维尔的《阳台故事集》。开篇的第一个故事就叫《阳台》，讲的是男主人公去乡下，自己建了个阳台，并在阳台上幻想出了奇妙的一段经历。在文中，麦尔维尔如是写道：“我喜欢阳台，它兼具室内的舒适和户外的自由，而且，在阳台上检视寒暑也是一件极为美妙的事情；不仅如此，周围的乡间风景如画，在黑莓结果的季节，跋山涉水的小伙子总会看到支在各个角落的画板和晒得黑黝黝的画家。”

当时，我并不能完全感同身受。但我能感觉到，某种程度上，这段描写也是作者本人的心声。现在，当我置身于阳台上，并每时每刻都可以观看外面的景致时，我就常常会想起这段话。我知道，虽然不会有画家出现，但是阳台上的人，却都能从自然中汲取到幸福。这正是阳台在不同生活里共通的意义。

居家仍在继续，对我而言，这段日子就像是在做一场冗长的、不知何时醒来的梦。但好在，我又重新发掘出阳台这片“桃花源”。过去，这是“不足为外人道”的不起眼的家庭空间。但在这个时候，我想把这片“桃花源”分享给更多的人。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找一处怡然自得，并感受到治愈的地方。

此刻，我盘坐在阳台上，写着这篇文章。写至结尾，阳台外已被夜幕笼罩。入夜之后的这里，没有太多景色可言了，它就像是一座无人的小岛。但我幻想着，它会在某一刻，从房子的主体逃遁而出，漂浮到空中。如果真的可以，我会毫不犹豫地从阳台上站起来，摸一摸天边那闪耀的孤星。

（本文系读者投稿，不代表本刊立场）

起风了，站在窗边，望向远方，沉思良久……

盈一杯清茶，吟一句心语，让斑驳的印迹诉说着过往与未来的故事。

对我而言，这样的时光就像一首静美而又婉约的诗。

不知道远方的你有没有如我一样，浅笑……

这个夏天，很不寻常……

不能放弃烟火生活中的自己，要给平凡的一生一个满意的答卷。

勇气可以抵挡外界的干扰，给被束缚的身体和精神一点点快乐。

前行的路上，我知道有人同行，所以并不孤单。

喧闹任其喧闹，自有我自为之，我自风情万种与世无争……

怒放吧！生命！

#为什么说成都是科幻之都#【成都，何以科幻之都】

在科幻作家宝树的短篇小说《成都往事》中，主人公利用时光机从西周穿梭到当代，时间分别停留在公元前807年、前319年、199年、962年、1646年、2058年。在“我”投资兴建的“武侯院”时空实验中心，有应征者准备开始一趟时间旅行，任务是“回到四十多年前的成都待几小时，见证2017年的国际科幻大会，料想即便被发现，也只会被当成会上的特效表演”……

2019年3月，借着电影《流浪地球》上映引起的轰动，《城市中国》编辑部奔赴刊载原著小说的杂志《科幻世界》所在地成都，走访了许多科幻从业者和科幻迷。听闻大家感慨中国科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同时，也得知成都上下正全力申办2023年世界科幻大会。

2017年成都国际科幻大会上，“科幻之都”的名号正式亮相，并开始了“申办”筹备工作。再往前十年，2007年世界科幻大会（Worldcon）第一次来到亚洲，主会场是日本横滨。同期在成都，还举办了“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奇幻大会”。从这个时候开始，大家开始期待Worldcon这一最高级别的科幻节事能来到中国，来到成都。目前这一愿望经过艰苦的努力已成现实：2021年12月18日，成都获得2023年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的举办权。申幻的尘埃落定，成都作为“科幻之都”的名号变得更加不可撼动。

首届科幻银河奖得主吴显奎有过一个说法：成都是中国地理上的洼地，但却是中国科幻的高地。浏览新中国以来的科幻界事件和人物，成都是无法绕开的地方。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迎来第一次科幻高潮，来自川渝地区的科幻作家分量相当重。1980年上映的中国第一部科幻故事片《珊瑚岛上的死光》，改编自童恩正于1963年创作的同名小说。童恩正本人，是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的考古学家、作家和编剧。

在改革初期的第二次科幻高潮中，中国许多城市都涌现出了代表性的科幻/科普刊物：哈尔滨《科学时代》《中国科幻小说报》、北京《科幻海洋》、天津《智慧树》、成都《科学文艺》。但在1980年代中期的“清污”运动中，各地的科幻报刊停刊，科幻社群被打散。这其中，只有偏居一隅的《科学文艺》幸存下来。1986年，银河奖成立。此后围绕杂志与银河奖，大批科幻作家被挖掘并为人所知，成都也成为中国内地唯一规模的科幻阵地。

1991年，《科学文艺》更名《科幻世界》。同一年，杨潇、谭楷等杂志创始人把世界科幻小说协会年会引进到成都，这是中国科幻和世界科幻的首次面对面接触。1997年，《科幻世界》再次主办北京国际科幻大会，并借机创办了“国际科幻大会”品牌。

此后历经2007、2017年两次国际科幻大会，成都决定把此前每十年一次的大会，变为两年一次，固定在成都举行。这期间，从《科幻世界》出名的刘慈欣，其《三体》获得世界科幻最高奖项雨果奖，《流浪地球》改编成电影上映，各种事件和人物相互震荡，科幻之于成都变成一面旗帜。在这些丰富的经验之上，世界科幻大会落户成都显得水到渠成。

从更多元的视角切入，成都之为科幻之都，可能早就埋藏在历史的脉络之中。三星堆为代表的古巴蜀文明，有着相对于中原地区的独特性和神秘性；三线建设时期，四川作为大后方，承接了大量的军工和核工业；改革开放初期，《四川日报》最先报道了人体特异功能现象，由此拉开了中国八十年代科学界对特异功能的研究……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累叠起来的地质层，与多元包容的城市气质结合起来，组成了科幻之城的基因。

随着市场的培养，科幻爱好者群体的扩大，成都不再是全国唯一的科幻阵地。同样《科幻世界》在成都也不再孤独，更多的个体和组织冒出来，上下齐进助力科幻事业。作为现任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与省科协副主席，吴显奎被认为是官方层面推动成都打造“科幻之都”的第一人。早在2007年成都国际科幻·奇幻大会上，“科幻之都”的名号就已经打出，但之后多年无人再提起。直到2017年11月，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大会开幕式上，吴显奎受大会组委会委托发布了《成都科幻宣言》，提出打造“科幻之都”的概念，包括加速推动“科幻城”项目、常设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大会、申办世界科幻大会、“一百年后的成都”征集等工作。

吴显奎的前任董仁威，则尝试开拓一个能团结业界大多数人的共同体，于是在2010年与《科幻世界》的主编姚海军，时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的吴岩共同发起了世界华人科幻协会，并设立“科幻星云奖”。不同于“银河奖”的官方背景，“星云奖”是由民间发起、自筹资金的奖项。但凭借发起人的号召力和众科幻作者和爱好者的支持，“星云奖”的声势逐渐壮大。最近几届在重庆的举办，可以算是成都的资源溢出，在川渝间产生的联动效应。

紧接着“星云奖”出现的，还有诞生于四川大学科幻协会的“未来科幻大师奖”。2011到12年，时任川大幻协会长的孙悦，筹备发起了“高校幻想类社团联合征文”，旨在发掘和培养新人科幻作家，后来发展为“未来科幻大师奖”，目前已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中短篇原创奖。

2015年，《三体》英文版获得“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极大刺激了国内科幻业界，创业公司不断涌现。孙悦与合伙人创立了赛凡科幻空间，并落地了国内第一家科幻主题空间。原《科幻世界》副主编杨枫，也选择了自主创业，成立“八光分文化”，以策划出版为基，挖掘国内科幻作家，和英美科幻界进行深度合作，并与其他机构共同发起以青海荒原为背景的冷湖科幻文学奖。至此，成都已经形成了从上到下，方向各异的奖项矩阵。https://t.cn/A6XoGDyT（作者：城市中国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