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郦道元《水经注》序云：“易称天以一生水，故气微于北方，而为物之先也。”在九宫图中一为北方之水，故为万物之先。谓太一藏于水，行于四时，历沧热(即寒暑)二气而成岁，为一极为新鲜的宇宙论。这就是说，万物之生成，以水为先。而藏于水的这个太一，自然亦为万物之先。亦即充塞天地之阴阳二气，必在神明之下。阴阳有形，表示光暗。天地亦有形。而神明则无形、无迹，它就在天地、阴阳之间。以前不知道神明的位置，只是以为，生阴阳的这个神，乃阴阳上面的神明，一定不是人的力量之所能达至。
这里所说就是神明。神与明是不能分割的，内圣外王也是不能分割的。最根本的就在于神明，二者相合是一个整体，才能得以帮助。因为“皆原于一，原来的神明就是天。如将庄子的话合起来看，圣就是神，王就是明，前后不可割裂开来。许多人读《庄子》,往往不读清楚，忘记上面有神同明，而只是捡了个尾巴，没有头，非常好笑。大家都讲内圣外王，都强调内圣，看不起外王。而且后面的“皆原于一”也丢掉了。只注意“圣有所生，王有所成”二句，而忽视上面的神同明。因此大讲特讲内圣外王，并将其扩大至哲学范畴。这都是新儒学的标榜。这段话庄子本来说得很清楚，后之读书人也得看清楚。
《易经》讲：“阴阳不测之谓神”。“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说卦传》)。《易经·系辞上传》又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古人讲神很有深度。你的行动，建立你的可信性。所谓“精义人神”，就是这么个意思。因此你的行动，既得到神的支持，你不用说话，大家都相信你。
神与明二者，神，聪明、正直，乃明之主，任何时候都必须以神为主，以神来导明。宗炳言画，以畅神为先；彦和言文，以神思为结虑。宗炳颇非儒学，病其仅得粗迹，未究玄极；惟抱守阙文，莫闻穷神致化。其以为明神之妙用，即治乱之本，亦心神之为。推之为文作画，何莫不然。故非练神，无以臻其极致。
所以你就能够提高自己的精神。用神治病，用神写文章。文章有神倒是杜甫说的。那个时候有神助，能够写出好诗来。其他时候不一定。神不来，就写不出好诗。神不来，叫神不守舍，就很平庸。但并不是说，每次都有神来。这种机会并不太多，一辈子只几次。能写出七八首好诗，也就很了不起。
另有谢灵运《从游京口北固应诏》诗曰:
玉玺戒诚信，黄屋示崇高。
事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
切掉上面两句，不即不离，不限定于某件事。要不除了皇帝，谁也不能用。即谓高明的道要符合神理，要超过神理。李善注云：此志道，是神理而超之也。”还是切掉为好。这样神理就可以用在许多方面，文学上面可以用，任何事情都可以用，这个道就不是一般的道，是高层次的道、因为它符合神理，这么一来神理就更加重要了。
道是神理的神，像不像，能不能传神，就看有没有精神。传神有时候只几笔就行了。道是很高级的神，有神明在里头的神。
施议对：先生曾指出，谢灵运以前诗多言理，但呆板而乏变化。比如汉代班固的说理诗，就为后人所诟病。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饶宗颐；诗障有两种：一是理障，二是事障。玄言诗是理障，与谢灵运同时的颜延年诗，獭祭事类太多，属于事障。欲救此病，可将理融入情与景之中；或写理于景(物色)，或以物色拟理，或独言物而勿言理，将理消融于物色当中。几种手法，最后一种最为高明，这就是一种理趣。
我有一个奇怪的想法，魏晋时代是个“先理学时代”。今天称宋学为理学并不很对，应该添一个“先理学时代”的魏晋。大家都把魏晋学术说成“玄学”，而漏掉“理”。我以只是说“玄”而不说“理”，这是不正确的。理有宇宙之理、天地之理、人生之理、文学之理。这一时代，理是常常说到的，不是宋代的人才懂得说理学。所以与其说魏晋是“玄学时代”、不如说是“先理学时代”。一直以来对魏晋时代的谈理都不太重视，因为谈理的大多数是和尚。
刘勰理论来自宗炳。“神理”二字，刘勰《文心雕龙》出现过八次，我统计过。但他并不突出个理字，他讲神思。因此他也根本不讲理文，不重视神理。他不愿意提倡，有思凡之心，他想逃出来做官。所以拼命捧孔夫子，讲儒家。其实,他也并不真懂儒家。他思凡想做官，做不到，再回去做和尚，并非很高明。对于神
理也不是不懂，只是停留在形象思维，就形而下了。所以不能够极高明。今天讲艺术的人，他们说有视觉艺术、听觉艺术、感觉艺术等等，但是要达到心灵，达到心灵之主宰，神上面还有神明，光是形象思维，就太肤浅了。
刘勰在和尚庙里读书，念儒家的书，用儒家的思想著书立说，论文主神理。《文心雕龙》他提出神理这一名词，未道及神明，亦未道及神。以为写文章，出于自己的思想，所以从神思入手我们与他不同。应当是一种折中，因为他的思想都是调和得来的。
这种做法也对也不对。因其中有儒，亦有佛。所以说“道以神理超”。道须要神理，有神理才谈得上“超”。谢灵运诗善于在大自然里头，寻找一种超神越形的理、山水诗里头亦有神理。
施议对：这一点苏东坡知道，他懂得在山水当中找神理，好多作品都能体现这一精神，为指出向上一路。
饶宗颐：最懂得神理，并将其结合在文学里头的，六朝人最为高超。除安排辞藻以外，一篇当中偶然有一二神来之笔。
刘勰做法、等于只是讲动作，不讲动作的内在动力。这是抽象的，但也是具象的。刘勰以为文章之道有三，我以为应当是四。形文、声文、情文，还应当加上理文，其实这是六朝人的一个补充，由是文章也就提高了，这是个讲理的时代，刘彦和六朝人，光讲情文，太世俗化了。这是个最大的缺点。
这里所说就是神明。神与明是不能分割的，内圣外王也是不能分割的。最根本的就在于神明，二者相合是一个整体，才能得以帮助。因为“皆原于一，原来的神明就是天。如将庄子的话合起来看，圣就是神，王就是明，前后不可割裂开来。许多人读《庄子》,往往不读清楚，忘记上面有神同明，而只是捡了个尾巴，没有头，非常好笑。大家都讲内圣外王，都强调内圣，看不起外王。而且后面的“皆原于一”也丢掉了。只注意“圣有所生，王有所成”二句，而忽视上面的神同明。因此大讲特讲内圣外王，并将其扩大至哲学范畴。这都是新儒学的标榜。这段话庄子本来说得很清楚，后之读书人也得看清楚。
《易经》讲：“阴阳不测之谓神”。“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说卦传》)。《易经·系辞上传》又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古人讲神很有深度。你的行动，建立你的可信性。所谓“精义人神”，就是这么个意思。因此你的行动，既得到神的支持，你不用说话，大家都相信你。
神与明二者，神，聪明、正直，乃明之主，任何时候都必须以神为主，以神来导明。宗炳言画，以畅神为先；彦和言文，以神思为结虑。宗炳颇非儒学，病其仅得粗迹，未究玄极；惟抱守阙文，莫闻穷神致化。其以为明神之妙用，即治乱之本，亦心神之为。推之为文作画，何莫不然。故非练神，无以臻其极致。
所以你就能够提高自己的精神。用神治病，用神写文章。文章有神倒是杜甫说的。那个时候有神助，能够写出好诗来。其他时候不一定。神不来，就写不出好诗。神不来，叫神不守舍，就很平庸。但并不是说，每次都有神来。这种机会并不太多，一辈子只几次。能写出七八首好诗，也就很了不起。
另有谢灵运《从游京口北固应诏》诗曰:
玉玺戒诚信，黄屋示崇高。
事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
切掉上面两句，不即不离，不限定于某件事。要不除了皇帝，谁也不能用。即谓高明的道要符合神理，要超过神理。李善注云：此志道，是神理而超之也。”还是切掉为好。这样神理就可以用在许多方面，文学上面可以用，任何事情都可以用，这个道就不是一般的道，是高层次的道、因为它符合神理，这么一来神理就更加重要了。
道是神理的神，像不像，能不能传神，就看有没有精神。传神有时候只几笔就行了。道是很高级的神，有神明在里头的神。
施议对：先生曾指出，谢灵运以前诗多言理，但呆板而乏变化。比如汉代班固的说理诗，就为后人所诟病。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饶宗颐；诗障有两种：一是理障，二是事障。玄言诗是理障，与谢灵运同时的颜延年诗，獭祭事类太多，属于事障。欲救此病，可将理融入情与景之中；或写理于景(物色)，或以物色拟理，或独言物而勿言理，将理消融于物色当中。几种手法，最后一种最为高明，这就是一种理趣。
我有一个奇怪的想法，魏晋时代是个“先理学时代”。今天称宋学为理学并不很对，应该添一个“先理学时代”的魏晋。大家都把魏晋学术说成“玄学”，而漏掉“理”。我以只是说“玄”而不说“理”，这是不正确的。理有宇宙之理、天地之理、人生之理、文学之理。这一时代，理是常常说到的，不是宋代的人才懂得说理学。所以与其说魏晋是“玄学时代”、不如说是“先理学时代”。一直以来对魏晋时代的谈理都不太重视，因为谈理的大多数是和尚。
刘勰理论来自宗炳。“神理”二字，刘勰《文心雕龙》出现过八次，我统计过。但他并不突出个理字，他讲神思。因此他也根本不讲理文，不重视神理。他不愿意提倡，有思凡之心，他想逃出来做官。所以拼命捧孔夫子，讲儒家。其实,他也并不真懂儒家。他思凡想做官，做不到，再回去做和尚，并非很高明。对于神
理也不是不懂，只是停留在形象思维，就形而下了。所以不能够极高明。今天讲艺术的人，他们说有视觉艺术、听觉艺术、感觉艺术等等，但是要达到心灵，达到心灵之主宰，神上面还有神明，光是形象思维，就太肤浅了。
刘勰在和尚庙里读书，念儒家的书，用儒家的思想著书立说，论文主神理。《文心雕龙》他提出神理这一名词，未道及神明，亦未道及神。以为写文章，出于自己的思想，所以从神思入手我们与他不同。应当是一种折中，因为他的思想都是调和得来的。
这种做法也对也不对。因其中有儒，亦有佛。所以说“道以神理超”。道须要神理，有神理才谈得上“超”。谢灵运诗善于在大自然里头，寻找一种超神越形的理、山水诗里头亦有神理。
施议对：这一点苏东坡知道，他懂得在山水当中找神理，好多作品都能体现这一精神，为指出向上一路。
饶宗颐：最懂得神理，并将其结合在文学里头的，六朝人最为高超。除安排辞藻以外，一篇当中偶然有一二神来之笔。
刘勰做法、等于只是讲动作，不讲动作的内在动力。这是抽象的，但也是具象的。刘勰以为文章之道有三，我以为应当是四。形文、声文、情文，还应当加上理文，其实这是六朝人的一个补充，由是文章也就提高了，这是个讲理的时代，刘彦和六朝人，光讲情文，太世俗化了。这是个最大的缺点。
四气所伤论
《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曰：春伤于风，邪气留连，乃为洞泄。夏伤于暑，秋为痎疟。秋伤于湿，上逆而欬，发为痿厥。冬伤于寒，春必病温。《阴阳应象论篇》曰：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于湿，冬生欬嗽。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王启玄注云：风中于表，则内应于肝，肝气乘脾，故洞泄或飧泄。夏暑已甚，秋热复收，两热相攻，则为痎疟。秋湿既胜，冬水复旺，水湿相得，肺气又衰，故乘肺而为欬嗽。其发为痿厥者，盖湿气内攻于脏腑则欬逆，外散于筋脉则痿弱也。厥，谓逆气也，冬寒且凝，春阳气发，寒不为释，阳怫于中，寒怫相持，故为温病。《伤寒论》引《素问》后篇八句。成无己注云：当春之时，风气大行，春伤于风，风气通于肝，肝以春适旺，风虽入之，不能即发，至夏肝衰，然后始动。风淫末疾，则当发于四肢。夏以阳气外盛，风不能外发，故攻内而为飧泄。当秋之时，湿气大行，秋伤于湿，湿则干于肺，肺以秋适旺，湿虽入之，不能即发，至冬肺衰，然后湿始动也。雨淫腹疾，则当发为下利。冬以阳气内固，湿气不能下行，故上逆而为欬嗽。当夏之时，暑气大行，夏伤于暑，夏以阴为主内，暑虽入之，势未能动，及秋阴出而阳为内主，然后暑动搏阴而为痎疟。当冬之时，寒气大行，冬伤于寒，冬以阳为主内，寒虽入之，势未能动，及春阳出而阴为内主，然后寒动搏阳而为温病。王海藏曰：木在时为春，在人为肝，在天为风，当春之时，发为温令，反为寒折，是三春之月，行三冬之令也，以是知水太过矣。水既太过，金肃愈严，是所胜者乘之而妄行也。所胜者乘之，则木虚明矣。木气既虚，火令不及，是所生者受病也，故所不胜者侮之。是以土来木之分，变而为飧泄也。所以病发于夏者，以木绝于夏，而土旺于夏，湿本有下行之体故也。不病于春者，以春时风虽有伤，木实当权故也。暑，季夏也，季夏者，湿土也，君火持权，不与之子，暑湿之令不行也。湿令不行，则土亏矣。所胜妄行，木气太过，少阳旺也。所生者受病，则肺金不足。所不胜者侮之，故水得以来土之分。土者，坤也，坤在申之分，申为相火，水入于土，则水火相干。水火相干，则阴阳交争，故为寒热，兼木气，终见三焦，是少阳相火合也。少阳在湿土之分，故为寒热。肺金不足，洒淅寒热，此皆往来未定之气也，故为痎疟。不发于夏，而发于秋者，以湿热在酉之分，方得其权故也。秋者，清肃之气，收敛下行之体也。为湿所伤，是长夏之气不与秋令也。秋令不及，所胜妄行，故火得以炎上而克金。心火既刑于肺，故肺气逆而为欬。所不胜者侮之，木气上行，与火同德，动而不息者也。所生者受病，故肾水亏也。长夏已亢，三焦之气盛也。命门者，三焦之合也。故迫肾水上行，与脾土湿热相合为疾。因欬而动，于脾之湿，是以欬嗽，有声有涎，不发于秋，而发于冬者，以其六，阴之极肃杀，始得其气故也。冬伤于寒者，是冬行春令也。当寒而温，火胜而水亏矣。水既已亏，则所胜妄行，土有余也。所生受病，木不足也，所不胜者侮之，火太过也。火土合德，湿热相助，故为温病。不病于冬，而病于春者，以其寒水居卯之分，方得其权。大寒之令，复行于春，腠理开泄，少阴不藏，房室劳伤。辛苦之人，阳气泄于外，肾水亏于内。当春之月，时强木长，无以滋生化之原，故为温病耳。夫春伤于风，夏伤于暑，冬伤于寒，辞理皆顺，时字伤令字也。独秋伤于湿，说作令字伤时字，读者不可疑也。此四说皆母所亢，而害其所承之子也。若说秋字伤湿字，其文与上三句相通，其理与法不得相通矣。大抵理与法通，不必拘于方正也。或谓春伤于风，是人为风所伤，非也。若是则止当头痛恶风，自汗，何以言夏为飧泄哉？今言春伤于风，即是时伤令也明矣。
愚按：此四伤，诸家注释皆不得经旨者。盖由推求太过故也。孟子曰：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此之谓欤。但只轻轻平易说去，则经旨自明，而无穿凿之患矣。何以言之？夫风、暑、湿、寒者，天地之四气也，其伤于人，人岂能于未发病之前，预知其客于何经络、何脏腑、何部分，而成何病乎？及其既发病，然后可以诊候，始知其客于某经络、某脏腑、某部分、成某病耳。注释者，苟误因病始知病原之理，则于此四伤，不劳余力，自迎刃而解矣。夫洞泄也，痎疟也。咳与痿厥也，温病也。皆是因其发动之时，形诊照著，乃逆推之，而知其昔日致病之原为伤风伤暑、伤湿伤寒耳。非是初受伤之时，能预定其今日必为此病也。且夫伤于四气，有当时发病者，有过时发病者，有久而后发病者，有过时之久，自消散而不成病者，何哉？盖由邪气之传变聚散不常，及正气之虚实不等故也。且以伤风言之，其当时而发，则为恶风发热，头疼自汗，咳嗽喘促等病。其过时与久而发，则为疠风热中寒中偏枯五脏之风等病。是则洞泄飧泄者，及过时而发之中之一病耳。因洞泄飧泄之病生，以形诊推之，则知其为春伤风，藏蓄不散而致此也。苟洞泄飧泄之病未生，孰能知其已伤风于前，将发病于后邪。假如过时之久，自消散而不成病者，人亦能知乎？世有太素脉法，虽或预知死亡之期，然亦是因诊之昭著而始能知耳。夏伤暑为痎疟，冬伤寒为温病，意亦类此。但秋伤湿，上逆为咳嗽，为痿厥，其因病知原，则与三者同。其令行于时，则与三者异。夫春之风，夏之暑，冬之寒，皆是本时之令也。湿乃长夏之令，何于秋言之。盖春、夏、冬每一时各有三月，故其令亦各就其本时而行也。若长夏则寄旺于六月之一月耳，秋虽亦有三月，然长夏之湿令，每侵过于秋而行，故曰秋伤于湿。（秋令为燥，然秋之三月前，近于长夏，其不及则为湿所胜，其太过则同于火化，其平气则又不伤人。此经所以于伤人，止言风、暑、湿、寒而不言燥也。或问余曰：五运六气七篇所叙，燥之为病甚多，何哉？余曰：运气七篇，与《素问》诸篇，自是两书，作于二人之手，其立意各有所主，不可混言。王冰以为七篇参入《素问》之中，本非《素问》元文也。余今所推之义，乃是《素问》本旨，当自作意看。）请陈四气所伤所病之义。夫风者，春之令也，春感之，偶不即发，而至夏，邪既不散，则必为疾。其所以为洞泄者，风，盖天地浩荡之气，飞扬鼓舞，神速不恒，人身有此，肠胃之职，其能从容传化泌别而得其常乎？故水谷不及分别而并趍下以泄出也。其为飧泄亦类此义。（说者谓春伤风，为内通肝，洞泄飧泄，为木乘土，又谓不发于春，为邪逆木旺。发于夏，为木衰邪动。窃谓风既通肝，则正当木班之时，木极盛，土极衰矣。理宜乘旺而即发于春，不宜反过时而发于夏也。且夏火司权，母能滋子，何故不发于土衰极之时，而反发于土受滋之时乎？其说不通，难以凭据。）暑者，夏之令也，夏感之，偶不即发，而至秋，又伤于风与寒，故为痎疟也。寒者，冬之令也，冬感之，偶不即发，而至春，其身中之阳，虽始为寒邪所恋，不得顺其渐升之性，然亦必欲应时而出，故发为温病也。若夫秋伤湿，其令行于时之义，上文已论之矣。前篇所谓上逆而咳，发为痿厥，不言过时，似是当时即发者，但即与风、暑、寒三者并言，则此岂得独为即发者乎？然经无明文，终亦不敢比同后篇，便断然以为冬发病也。虽然湿本长夏之令，侵过于秋耳，纵使即发，亦近于过时而发者矣。此当只以秋发病为论，湿从下受，故干肺为咳，谓之上逆。夫肺为诸气之主，今既有病，则气不外运，又湿滞经络，故四肢痿弱无力，而或厥冷也。后篇所谓冬生咳嗽，既言过时，则与前篇之义颇不同矣。夫湿气久客不散，至冬而寒气大行，肺恶寒而或受伤，故湿气得以乘虚上侵于肺，发为咳嗽也。观者以此意求之经旨，其或著乎，或者见《素问》于病温痎疟等，间以必言之，遂视为一定不易之辞，而曰此必然之道。嗟乎！果可必耶，果不可必耶。《素问》之或言必，或不言必者，盖不可胶为一定故也。（往往有泥于必之一字，遂谓冬伤寒，必当得病于春，其冬伤寒而即病者，反置而不论。若此者，可不谓之弃本逐末乎。） 经中每有似乎一定不易之论，而却不可以为一定不易者，如曰热厥，因醉饮入房而得热中消中者，皆富贵人也。新沐中风，则为首风，如此之类，岂一一皆然哉！读者当活法勿拘执也。夫王启玄之注，虽未免泥于必字，及未得经旨，然却不至太远也。若成无己之说，则似太远矣，然犹未至于甚也。至王海藏立论，则推求过极，欲异于人，殊不知反穿凿缀缉，乖悖经旨。有不可胜言者，此先儒所谓如大军游骑出大远而无所归矣。姑扶成无己、王海藏之说，辨其甚者一二。夫无己谓风淫末疾，则当发于四肢，雨淫腹疾，则当发为下利。窃谓则当二字，决然之辞也。春伤风，遇夏之阳气外盛而不能外发，故攻内为飧泄，此或若可通矣。经曰：木发无时，倘风不伤于春，而伤于他时，不遇夏之阳气外盛，将外发乎？将内攻乎？况风属阳，与夏同气，果欲外出，则当随其散越之势而出，安有不能之理乎？且风善行数变，其为病非一，岂独能为四肢之疾乎？所谓雨淫腹疾之义，其不通亦如此。至若夏伤暑，秋为痎疟者，盖因暑疾藏于皮肤之内，肠胃之外，夏秋感风，故疾作耳。观《素问·疟论》，可见其与夏阴主内，秋阳内主，暑动搏阴，何相干哉？冬伤寒，春为温病者，盖因寒毒中人肌肤，阳受所郁，至春天地之阳气外发，其人身受郁之阳，亦不能不出，故病作也。（韩祗和谓：冬时感寒郁阳，至春时再有感而后发。余谓此止可论温病之有恶寒者耳。其不恶寒者，则亦不为再感，而后发也。故仲景曰，太阳病不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观《伤寒论》，可见其与冬阳主内，春阴内主，寒动搏阳何相干哉？乃若海藏，则又以春伤风，夏伤暑，冬伤寒，为时伤令。秋伤湿，为令伤时，故于春伤风。谓春行冬令，而温为寒折，于夏伤暑，谓暑者季夏，季夏者湿土，君火持权，不与子而暑湿令不行。于秋伤湿，谓秋为湿所伤，是长夏之气，不与秋令，于冬伤寒，谓冬行春令，火胜水亏。大寒之令，复行于春，阳气外泄，肾水内亏者病。又谓温病为湿热相助而成。又谓四时伤，皆母亢而害所承之子，吁！何支离破碎，徒费辞如此乎？夫经中所言伤风伤暑之类甚多，皆是以人受风暑等所伤为义，未尝有时伤令，令伤时之意也。若如海藏所言，则《疟论》所谓夏伤于暑，秋伤于风，与先伤于风，后伤于寒等语，其时伤令欤，令伤时欤，吾固知其不能不屈于此也。且暑为夏令，孰不知之，今以暑为季夏为湿土，得不怪哉！夫冬果行春令，人若感此，则成冬温病矣。安得为春温病乎？其谓大寒之令复行于春，温病方作，设使大寒之令不复行于春，其温病当作者遂不作乎？况今之春为温病者，比比皆是，未尝见其必由大寒复行于春而后成也。经曰：亢则害，承乃制，其义谓已亢极，则胜已者来制。如火亢极则水来制之，经所谓相火之下，水气承之，水位之下，土气承之之类，皆是胜已者为承。今以亢为母，承为子，将求胜于经欤。抑未达欤，又如以制物者为所胜，受制者为所不胜，与经所谓气有余，则制已所胜而侮所不胜，及传之于其所胜，死于其所不胜之旨全反矣。余如因时伤令，令伤时之说，委曲衍说者，固不暇患辨也。呜呼！予非好斥前人之非，盖为其有害大义，晦蚀经旨，以误后人，故不敢谀顺而嘿嘿耳。然而僭逾之罪，固已自知其不得辞矣。但未知观者，以为何如。
《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曰：春伤于风，邪气留连，乃为洞泄。夏伤于暑，秋为痎疟。秋伤于湿，上逆而欬，发为痿厥。冬伤于寒，春必病温。《阴阳应象论篇》曰：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于湿，冬生欬嗽。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王启玄注云：风中于表，则内应于肝，肝气乘脾，故洞泄或飧泄。夏暑已甚，秋热复收，两热相攻，则为痎疟。秋湿既胜，冬水复旺，水湿相得，肺气又衰，故乘肺而为欬嗽。其发为痿厥者，盖湿气内攻于脏腑则欬逆，外散于筋脉则痿弱也。厥，谓逆气也，冬寒且凝，春阳气发，寒不为释，阳怫于中，寒怫相持，故为温病。《伤寒论》引《素问》后篇八句。成无己注云：当春之时，风气大行，春伤于风，风气通于肝，肝以春适旺，风虽入之，不能即发，至夏肝衰，然后始动。风淫末疾，则当发于四肢。夏以阳气外盛，风不能外发，故攻内而为飧泄。当秋之时，湿气大行，秋伤于湿，湿则干于肺，肺以秋适旺，湿虽入之，不能即发，至冬肺衰，然后湿始动也。雨淫腹疾，则当发为下利。冬以阳气内固，湿气不能下行，故上逆而为欬嗽。当夏之时，暑气大行，夏伤于暑，夏以阴为主内，暑虽入之，势未能动，及秋阴出而阳为内主，然后暑动搏阴而为痎疟。当冬之时，寒气大行，冬伤于寒，冬以阳为主内，寒虽入之，势未能动，及春阳出而阴为内主，然后寒动搏阳而为温病。王海藏曰：木在时为春，在人为肝，在天为风，当春之时，发为温令，反为寒折，是三春之月，行三冬之令也，以是知水太过矣。水既太过，金肃愈严，是所胜者乘之而妄行也。所胜者乘之，则木虚明矣。木气既虚，火令不及，是所生者受病也，故所不胜者侮之。是以土来木之分，变而为飧泄也。所以病发于夏者，以木绝于夏，而土旺于夏，湿本有下行之体故也。不病于春者，以春时风虽有伤，木实当权故也。暑，季夏也，季夏者，湿土也，君火持权，不与之子，暑湿之令不行也。湿令不行，则土亏矣。所胜妄行，木气太过，少阳旺也。所生者受病，则肺金不足。所不胜者侮之，故水得以来土之分。土者，坤也，坤在申之分，申为相火，水入于土，则水火相干。水火相干，则阴阳交争，故为寒热，兼木气，终见三焦，是少阳相火合也。少阳在湿土之分，故为寒热。肺金不足，洒淅寒热，此皆往来未定之气也，故为痎疟。不发于夏，而发于秋者，以湿热在酉之分，方得其权故也。秋者，清肃之气，收敛下行之体也。为湿所伤，是长夏之气不与秋令也。秋令不及，所胜妄行，故火得以炎上而克金。心火既刑于肺，故肺气逆而为欬。所不胜者侮之，木气上行，与火同德，动而不息者也。所生者受病，故肾水亏也。长夏已亢，三焦之气盛也。命门者，三焦之合也。故迫肾水上行，与脾土湿热相合为疾。因欬而动，于脾之湿，是以欬嗽，有声有涎，不发于秋，而发于冬者，以其六，阴之极肃杀，始得其气故也。冬伤于寒者，是冬行春令也。当寒而温，火胜而水亏矣。水既已亏，则所胜妄行，土有余也。所生受病，木不足也，所不胜者侮之，火太过也。火土合德，湿热相助，故为温病。不病于冬，而病于春者，以其寒水居卯之分，方得其权。大寒之令，复行于春，腠理开泄，少阴不藏，房室劳伤。辛苦之人，阳气泄于外，肾水亏于内。当春之月，时强木长，无以滋生化之原，故为温病耳。夫春伤于风，夏伤于暑，冬伤于寒，辞理皆顺，时字伤令字也。独秋伤于湿，说作令字伤时字，读者不可疑也。此四说皆母所亢，而害其所承之子也。若说秋字伤湿字，其文与上三句相通，其理与法不得相通矣。大抵理与法通，不必拘于方正也。或谓春伤于风，是人为风所伤，非也。若是则止当头痛恶风，自汗，何以言夏为飧泄哉？今言春伤于风，即是时伤令也明矣。
愚按：此四伤，诸家注释皆不得经旨者。盖由推求太过故也。孟子曰：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此之谓欤。但只轻轻平易说去，则经旨自明，而无穿凿之患矣。何以言之？夫风、暑、湿、寒者，天地之四气也，其伤于人，人岂能于未发病之前，预知其客于何经络、何脏腑、何部分，而成何病乎？及其既发病，然后可以诊候，始知其客于某经络、某脏腑、某部分、成某病耳。注释者，苟误因病始知病原之理，则于此四伤，不劳余力，自迎刃而解矣。夫洞泄也，痎疟也。咳与痿厥也，温病也。皆是因其发动之时，形诊照著，乃逆推之，而知其昔日致病之原为伤风伤暑、伤湿伤寒耳。非是初受伤之时，能预定其今日必为此病也。且夫伤于四气，有当时发病者，有过时发病者，有久而后发病者，有过时之久，自消散而不成病者，何哉？盖由邪气之传变聚散不常，及正气之虚实不等故也。且以伤风言之，其当时而发，则为恶风发热，头疼自汗，咳嗽喘促等病。其过时与久而发，则为疠风热中寒中偏枯五脏之风等病。是则洞泄飧泄者，及过时而发之中之一病耳。因洞泄飧泄之病生，以形诊推之，则知其为春伤风，藏蓄不散而致此也。苟洞泄飧泄之病未生，孰能知其已伤风于前，将发病于后邪。假如过时之久，自消散而不成病者，人亦能知乎？世有太素脉法，虽或预知死亡之期，然亦是因诊之昭著而始能知耳。夏伤暑为痎疟，冬伤寒为温病，意亦类此。但秋伤湿，上逆为咳嗽，为痿厥，其因病知原，则与三者同。其令行于时，则与三者异。夫春之风，夏之暑，冬之寒，皆是本时之令也。湿乃长夏之令，何于秋言之。盖春、夏、冬每一时各有三月，故其令亦各就其本时而行也。若长夏则寄旺于六月之一月耳，秋虽亦有三月，然长夏之湿令，每侵过于秋而行，故曰秋伤于湿。（秋令为燥，然秋之三月前，近于长夏，其不及则为湿所胜，其太过则同于火化，其平气则又不伤人。此经所以于伤人，止言风、暑、湿、寒而不言燥也。或问余曰：五运六气七篇所叙，燥之为病甚多，何哉？余曰：运气七篇，与《素问》诸篇，自是两书，作于二人之手，其立意各有所主，不可混言。王冰以为七篇参入《素问》之中，本非《素问》元文也。余今所推之义，乃是《素问》本旨，当自作意看。）请陈四气所伤所病之义。夫风者，春之令也，春感之，偶不即发，而至夏，邪既不散，则必为疾。其所以为洞泄者，风，盖天地浩荡之气，飞扬鼓舞，神速不恒，人身有此，肠胃之职，其能从容传化泌别而得其常乎？故水谷不及分别而并趍下以泄出也。其为飧泄亦类此义。（说者谓春伤风，为内通肝，洞泄飧泄，为木乘土，又谓不发于春，为邪逆木旺。发于夏，为木衰邪动。窃谓风既通肝，则正当木班之时，木极盛，土极衰矣。理宜乘旺而即发于春，不宜反过时而发于夏也。且夏火司权，母能滋子，何故不发于土衰极之时，而反发于土受滋之时乎？其说不通，难以凭据。）暑者，夏之令也，夏感之，偶不即发，而至秋，又伤于风与寒，故为痎疟也。寒者，冬之令也，冬感之，偶不即发，而至春，其身中之阳，虽始为寒邪所恋，不得顺其渐升之性，然亦必欲应时而出，故发为温病也。若夫秋伤湿，其令行于时之义，上文已论之矣。前篇所谓上逆而咳，发为痿厥，不言过时，似是当时即发者，但即与风、暑、寒三者并言，则此岂得独为即发者乎？然经无明文，终亦不敢比同后篇，便断然以为冬发病也。虽然湿本长夏之令，侵过于秋耳，纵使即发，亦近于过时而发者矣。此当只以秋发病为论，湿从下受，故干肺为咳，谓之上逆。夫肺为诸气之主，今既有病，则气不外运，又湿滞经络，故四肢痿弱无力，而或厥冷也。后篇所谓冬生咳嗽，既言过时，则与前篇之义颇不同矣。夫湿气久客不散，至冬而寒气大行，肺恶寒而或受伤，故湿气得以乘虚上侵于肺，发为咳嗽也。观者以此意求之经旨，其或著乎，或者见《素问》于病温痎疟等，间以必言之，遂视为一定不易之辞，而曰此必然之道。嗟乎！果可必耶，果不可必耶。《素问》之或言必，或不言必者，盖不可胶为一定故也。（往往有泥于必之一字，遂谓冬伤寒，必当得病于春，其冬伤寒而即病者，反置而不论。若此者，可不谓之弃本逐末乎。） 经中每有似乎一定不易之论，而却不可以为一定不易者，如曰热厥，因醉饮入房而得热中消中者，皆富贵人也。新沐中风，则为首风，如此之类，岂一一皆然哉！读者当活法勿拘执也。夫王启玄之注，虽未免泥于必字，及未得经旨，然却不至太远也。若成无己之说，则似太远矣，然犹未至于甚也。至王海藏立论，则推求过极，欲异于人，殊不知反穿凿缀缉，乖悖经旨。有不可胜言者，此先儒所谓如大军游骑出大远而无所归矣。姑扶成无己、王海藏之说，辨其甚者一二。夫无己谓风淫末疾，则当发于四肢，雨淫腹疾，则当发为下利。窃谓则当二字，决然之辞也。春伤风，遇夏之阳气外盛而不能外发，故攻内为飧泄，此或若可通矣。经曰：木发无时，倘风不伤于春，而伤于他时，不遇夏之阳气外盛，将外发乎？将内攻乎？况风属阳，与夏同气，果欲外出，则当随其散越之势而出，安有不能之理乎？且风善行数变，其为病非一，岂独能为四肢之疾乎？所谓雨淫腹疾之义，其不通亦如此。至若夏伤暑，秋为痎疟者，盖因暑疾藏于皮肤之内，肠胃之外，夏秋感风，故疾作耳。观《素问·疟论》，可见其与夏阴主内，秋阳内主，暑动搏阴，何相干哉？冬伤寒，春为温病者，盖因寒毒中人肌肤，阳受所郁，至春天地之阳气外发，其人身受郁之阳，亦不能不出，故病作也。（韩祗和谓：冬时感寒郁阳，至春时再有感而后发。余谓此止可论温病之有恶寒者耳。其不恶寒者，则亦不为再感，而后发也。故仲景曰，太阳病不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观《伤寒论》，可见其与冬阳主内，春阴内主，寒动搏阳何相干哉？乃若海藏，则又以春伤风，夏伤暑，冬伤寒，为时伤令。秋伤湿，为令伤时，故于春伤风。谓春行冬令，而温为寒折，于夏伤暑，谓暑者季夏，季夏者湿土，君火持权，不与子而暑湿令不行。于秋伤湿，谓秋为湿所伤，是长夏之气，不与秋令，于冬伤寒，谓冬行春令，火胜水亏。大寒之令，复行于春，阳气外泄，肾水内亏者病。又谓温病为湿热相助而成。又谓四时伤，皆母亢而害所承之子，吁！何支离破碎，徒费辞如此乎？夫经中所言伤风伤暑之类甚多，皆是以人受风暑等所伤为义，未尝有时伤令，令伤时之意也。若如海藏所言，则《疟论》所谓夏伤于暑，秋伤于风，与先伤于风，后伤于寒等语，其时伤令欤，令伤时欤，吾固知其不能不屈于此也。且暑为夏令，孰不知之，今以暑为季夏为湿土，得不怪哉！夫冬果行春令，人若感此，则成冬温病矣。安得为春温病乎？其谓大寒之令复行于春，温病方作，设使大寒之令不复行于春，其温病当作者遂不作乎？况今之春为温病者，比比皆是，未尝见其必由大寒复行于春而后成也。经曰：亢则害，承乃制，其义谓已亢极，则胜已者来制。如火亢极则水来制之，经所谓相火之下，水气承之，水位之下，土气承之之类，皆是胜已者为承。今以亢为母，承为子，将求胜于经欤。抑未达欤，又如以制物者为所胜，受制者为所不胜，与经所谓气有余，则制已所胜而侮所不胜，及传之于其所胜，死于其所不胜之旨全反矣。余如因时伤令，令伤时之说，委曲衍说者，固不暇患辨也。呜呼！予非好斥前人之非，盖为其有害大义，晦蚀经旨，以误后人，故不敢谀顺而嘿嘿耳。然而僭逾之罪，固已自知其不得辞矣。但未知观者，以为何如。
八字命理《何知歌》解读(上)——
何知其人善，二德印交欢。要想知道某位命主是否心地善良，要看他的命局中是否印绶为喜用，并且印绶是否与天月二德星，天乙贵人星同宫。二德是天德与月德的合称，德有利人利己，为善助人之意。二德与印绶同宫者，一生安逸，不会触犯刑法，不遇匪徒，即使碰到凶祸也多能逢凶化吉，入贵格，命主会荣华富贵，或承受祖业显达。入贱格，也能温饱有余，福寿双全，即使有困顿，也不失君子为人。之所以天月二德有这么大的力量就是因为平时积德行善的结果。
何知其人恶，三煞刃伤浊。怎么能从八字中看出这个人是个恶人呢？命中带三煞，伤官，阳刃这些凶煞为忌相混而战，对命局组合不利。三煞为偏官七煞（为喜神时是偏官，为忌神时是七杀）亡神，劫煞。偏官代表社会势力，代表反叛，狠毒的心性，或外来的压力，迫害，伤害。亡神劫煞是两个凶神，劫是夺取之意，亡是失去之意，劫神在五行三合局的绝处，亡神在五行三合局的临官处。亡神，是死亡丢失之意，所以命带亡神之人易招阴灵，或好丢失钱财伤官者为用者多采多艺，聪明不过七杀，俐不过伤官，但伤官为忌神者，持才傲物，心高气傲，多谋少遂，不思己过反说天下之人之事不顺于他，上甜美不给他机会。天下人多不如他，目无法纪。阳刃者：禄过气极而刃生，在天为紫暗星主杀伐，在地为阳刃，性情凶悍但要以喜忌论之方可。任何事物走过了头都不好，所以阳刃为凶神，主克父伤妻，性烈凶暴，破败祖业，贪婪无恻隐之心。
何知其人美，金水局中会。金水相涵柱内藏，为人聪明又漂亮。八字中金强水丰木茂之命带长生，临官，禄马，桃花之命，定是美丽俊秀。
何知其人丑，金休混火土。其意为金为用而休，水为用而囚，木为用而绝且火土混杂之意。
1，金气休绝衰败死绝而命枯偏枯者，身小貌丑，情性暴燥。
2，水气休绝衰败死绝而命枯偏枯者，体黑而丑，行事反复。
3，木气休绝衰败死绝而命枯偏枯者，眉眼不正，行卧不定。
4，火土枯燥而无水木疏通者，面带忧愁之色，体瘦身浊，面黄体臭。
何知其人智，金水木火明。〈千里马〉云：春木重重，休为太旺无依，夏火炎炎，莫作至刚有厌，秋金锐锐最为奇，冬水汪汪真可美。又云：木全寅卯辰之方，功名自有。金备申酉戌之地，富贵无亏，水归亥子丑Z源，荣华之客火临巳午未之域，显达之人。
何知其人愚，水绝火土混。
一个人愚笨，多是用神为水但临绝地且忌神火土混杂。八字中土多无水是燥土，土多无金是死土，土多无木是荒土，故火炎土旺之命多是愚命。火虽然是印绶但五行偏枯的命多愚蠢痴呆。另外也多是碌碌无为，奔波不停，难得温饱之人。
何知其人福？
财星通门户。
一是财旺身旺而有食伤制服比劫；
二是身旺财旺没有食伤制伏比劫而有官星或煞星制伏比劫；
三是身旺印旺而食伤又不力，而有财星得令得地得势而成身财两旺之局；
四是身旺官衰煞弱但是印绶有后劲而财星当令乘旺者；
五是身旺比劫多而无印绶，财虽弱但有强旺的食伤生财者
六是财星强旺又有食伤生财而自身衰败虚弱又不见印绶比劫者；
七是身旺财旺又有比劫而的官煞司权者。
何知其人贵？官星有理会。
一是身旺官旺而有印生身和有财生官者；
二是身旺官弱而有财生官者；
三是身旺而官明财暗又不见食神伤官者；
四是身弱印旺官强者；
五是印旺官弱而财生官者；
六是身旺印衰官强而不见财星者；
七是劫重财轻而官星强旺者；
八是财星破印而有官生印者；
九是用官而官藏财亦藏者；
十是用印而印露官亦露者；
十一是身弱致极无印绶亦无比劫而官强财旺者
何知其人贫？财星反不真。命局中的财星不是喜神，而是忌神，这就叫做“财星不真”。
财星不真有九种情况：
一是财旺而食伤亦多而泄耗日主之精力元气太过者
二是财弱喜食伤生之而见旺印而克食伤者；
三是财弱比劫而又不见食神伤官者；
四是财旺财多而喜比劫泄耗但又有官煞制伏比劫者
五是财多喜印而印又被旺财所破坏者；
六是忌印喜财而财又去生官者；
七是官多喜印而财星坏印者；
八是忌财而财合闲神又化为财星者；
九是官旺喜印而财星得局者。
何知其人贱？
官星还不见。一是官轻印重而身旺，或官重印轻而身弱，或官印势均力敌旗鼓相当，但是命局处于休囚状态中，这是上等官星不见的格局二是官轻劫财比肩重，又不见财星；或官煞重而无印绶；或财轻而比劫重，官星又潜伏不透；这是中等官星不见的命局。三是官星旺而喜印但有财星破印；或官煞重而无印，食伤强制官煞；或官多忌财而财星得局乘旺；或喜官星而官星去合他神化为伤官者；或忌官星，而他神来合官星又化为官星者；这是下等官星不见的命格。
何知其人吉？喜神为辅弼。喜神即是辅佐命主和生养扶持用神支撑命格的神是也。柱内为命主和用神所喜之神，左右支撑命格始终如一，忠贞不渝，皆得其力者必定大吉大利，然大势安定和顺，而使命主内体坚实，主从得宜，节度得法，纵然有一二位忌神攻击捣乱，亦不为凶，就像国泰民安、政通人和，就不畏外寇侵犯了。
何知其人善，二德印交欢。要想知道某位命主是否心地善良，要看他的命局中是否印绶为喜用，并且印绶是否与天月二德星，天乙贵人星同宫。二德是天德与月德的合称，德有利人利己，为善助人之意。二德与印绶同宫者，一生安逸，不会触犯刑法，不遇匪徒，即使碰到凶祸也多能逢凶化吉，入贵格，命主会荣华富贵，或承受祖业显达。入贱格，也能温饱有余，福寿双全，即使有困顿，也不失君子为人。之所以天月二德有这么大的力量就是因为平时积德行善的结果。
何知其人恶，三煞刃伤浊。怎么能从八字中看出这个人是个恶人呢？命中带三煞，伤官，阳刃这些凶煞为忌相混而战，对命局组合不利。三煞为偏官七煞（为喜神时是偏官，为忌神时是七杀）亡神，劫煞。偏官代表社会势力，代表反叛，狠毒的心性，或外来的压力，迫害，伤害。亡神劫煞是两个凶神，劫是夺取之意，亡是失去之意，劫神在五行三合局的绝处，亡神在五行三合局的临官处。亡神，是死亡丢失之意，所以命带亡神之人易招阴灵，或好丢失钱财伤官者为用者多采多艺，聪明不过七杀，俐不过伤官，但伤官为忌神者，持才傲物，心高气傲，多谋少遂，不思己过反说天下之人之事不顺于他，上甜美不给他机会。天下人多不如他，目无法纪。阳刃者：禄过气极而刃生，在天为紫暗星主杀伐，在地为阳刃，性情凶悍但要以喜忌论之方可。任何事物走过了头都不好，所以阳刃为凶神，主克父伤妻，性烈凶暴，破败祖业，贪婪无恻隐之心。
何知其人美，金水局中会。金水相涵柱内藏，为人聪明又漂亮。八字中金强水丰木茂之命带长生，临官，禄马，桃花之命，定是美丽俊秀。
何知其人丑，金休混火土。其意为金为用而休，水为用而囚，木为用而绝且火土混杂之意。
1，金气休绝衰败死绝而命枯偏枯者，身小貌丑，情性暴燥。
2，水气休绝衰败死绝而命枯偏枯者，体黑而丑，行事反复。
3，木气休绝衰败死绝而命枯偏枯者，眉眼不正，行卧不定。
4，火土枯燥而无水木疏通者，面带忧愁之色，体瘦身浊，面黄体臭。
何知其人智，金水木火明。〈千里马〉云：春木重重，休为太旺无依，夏火炎炎，莫作至刚有厌，秋金锐锐最为奇，冬水汪汪真可美。又云：木全寅卯辰之方，功名自有。金备申酉戌之地，富贵无亏，水归亥子丑Z源，荣华之客火临巳午未之域，显达之人。
何知其人愚，水绝火土混。
一个人愚笨，多是用神为水但临绝地且忌神火土混杂。八字中土多无水是燥土，土多无金是死土，土多无木是荒土，故火炎土旺之命多是愚命。火虽然是印绶但五行偏枯的命多愚蠢痴呆。另外也多是碌碌无为，奔波不停，难得温饱之人。
何知其人福？
财星通门户。
一是财旺身旺而有食伤制服比劫；
二是身旺财旺没有食伤制伏比劫而有官星或煞星制伏比劫；
三是身旺印旺而食伤又不力，而有财星得令得地得势而成身财两旺之局；
四是身旺官衰煞弱但是印绶有后劲而财星当令乘旺者；
五是身旺比劫多而无印绶，财虽弱但有强旺的食伤生财者
六是财星强旺又有食伤生财而自身衰败虚弱又不见印绶比劫者；
七是身旺财旺又有比劫而的官煞司权者。
何知其人贵？官星有理会。
一是身旺官旺而有印生身和有财生官者；
二是身旺官弱而有财生官者；
三是身旺而官明财暗又不见食神伤官者；
四是身弱印旺官强者；
五是印旺官弱而财生官者；
六是身旺印衰官强而不见财星者；
七是劫重财轻而官星强旺者；
八是财星破印而有官生印者；
九是用官而官藏财亦藏者；
十是用印而印露官亦露者；
十一是身弱致极无印绶亦无比劫而官强财旺者
何知其人贫？财星反不真。命局中的财星不是喜神，而是忌神，这就叫做“财星不真”。
财星不真有九种情况：
一是财旺而食伤亦多而泄耗日主之精力元气太过者
二是财弱喜食伤生之而见旺印而克食伤者；
三是财弱比劫而又不见食神伤官者；
四是财旺财多而喜比劫泄耗但又有官煞制伏比劫者
五是财多喜印而印又被旺财所破坏者；
六是忌印喜财而财又去生官者；
七是官多喜印而财星坏印者；
八是忌财而财合闲神又化为财星者；
九是官旺喜印而财星得局者。
何知其人贱？
官星还不见。一是官轻印重而身旺，或官重印轻而身弱，或官印势均力敌旗鼓相当，但是命局处于休囚状态中，这是上等官星不见的格局二是官轻劫财比肩重，又不见财星；或官煞重而无印绶；或财轻而比劫重，官星又潜伏不透；这是中等官星不见的命局。三是官星旺而喜印但有财星破印；或官煞重而无印，食伤强制官煞；或官多忌财而财星得局乘旺；或喜官星而官星去合他神化为伤官者；或忌官星，而他神来合官星又化为官星者；这是下等官星不见的命格。
何知其人吉？喜神为辅弼。喜神即是辅佐命主和生养扶持用神支撑命格的神是也。柱内为命主和用神所喜之神，左右支撑命格始终如一，忠贞不渝，皆得其力者必定大吉大利，然大势安定和顺，而使命主内体坚实，主从得宜，节度得法，纵然有一二位忌神攻击捣乱，亦不为凶，就像国泰民安、政通人和，就不畏外寇侵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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