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善# 909#阳光信用#
胸怀大志，放飞梦想； 诚实守信，礼貌待人。 勤劳俭朴，安全第一，珍爱生命； 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自我管理，主动发展。 自信阳光，由我作主， 。 用坚韧挑战极限，用信念铸就辉煌！ 我们是有骨气的人，我们是有良知的人。我们决不辜负青春的梦想！
　　我们自信！我们能行！我们拼博！我们必胜！
[航天员][航天员][航天员][航天员]
[航天员][航天员][航天员][航天员]
[航天员][航天员][航天员][航天员]
[航天员][航天员][航天员][航天员]
亚里士多德是一位伦理学自然主义者。当他要回答“事情应当如何”这样的问题时，他观察周围世界（也就是转向“自然”），去发现事情实际上是如何的。为了决定国家的目标应当是什么，他考虑的是现存国家实际上的目标是什么。是不是所有人类在自由和公民身份上应当一律平等？对于这些问题以及其他的政治伦理学问题，亚里士多德的回答都建立在观察的基础上。在以上例子中，他观察到的人类明显不平等，于是他就对上述问题做出了否定的回答。
由于他的自然主义，亚里士多德有时被视为自然法政治理论（natural law political theory）的鼻祖。根据这种理论，回答政治伦理学的问题必须依照所谓的自然法，是自然法决定了何为正确、何为错误，决定了善和恶、正义和非正义、适当和不适当。
然而，正如你在第十章看到的，第一个较为清晰的自然法概念本身并非出自亚里士多德，而是出自他之后的斯多葛派哲学；在斯多葛派看来，自然法是非个人的理性原则，它统治着整个宇宙。不过斯多葛派从本质上讲并不是政治哲学家，是那位著名的罗马政治家西塞罗为斯多葛派的自然法概念做出了适用于政治哲学的经典表述。关于“真正的法”，西塞罗这样写道：
是和自然和谐一致的正确的理性；它是普遍有效的，它将毫无变化地一直存在下去……罗马的法和雅典的法没有什么不同；现在的法和未来的法也没有什么不同。它是永恒不变的法，它在一切国家、一切时代都是正确的。
换句话说，西塞罗主张正确的法律是唯一的，那就是理性的自然法，它永远有效并且普遍有效。这个主张是大胆的。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至今仍接受它。

一直想谈一下梭罗的《瓦尔登湖》。这本书我看过几个版本，想探讨一下西方的隐士和东方的隐士的不同。对于梭罗，我认为他更多是一个抱着自然主义、极简主义、甚至有点反科学主义的的社会实践家和思想家，而并非东方的隐居者。他的瓦尔登湖的生活就是一次人生实验，他想通过这个实验告诉大家什么是好的生活，他的目的是影响社会。这与东方的隐士是不同的，除了那些想走终南捷径或者想再入江湖的人，东方的隐士立足点是远离社会的，一般不会去分析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逃逸和遁离主流思想才是关键，更不可能去告诉人们才是更好的生活。二者的核心大约在于东西方隐士的终极追求不同。梭罗类的西哲，追求的是合理的、理性的生存方式，还是在整个文艺复兴范畴的思潮中的一类，比如蒙田、爱默生的思想，也有这种痕迹，这甚至可以是说是一种潮流、一种修养，看这些人的文章好像面对一个彬彬有礼的贵族。而东方的隐士的形象，是裸体狂奔的，是衣衫褴褛的，是长相怪异的，是打铁狂啸的，总之多是反理性的，这种东方隐士的落脚点，追求的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畅快，是“吾将曳尾于涂中”的自在，是“纵浪大化中，与日月天地合真”的超脱，以这样的立场看来，梭罗所行，不过还是蝇营狗苟之事。我这里不是是梭罗之类不好，我只是想说，“瓦尔登湖”与“终南山”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梭罗，不过还是一种努力的社会实践罢了，与中国人隐逸的感，完全不是一回事。

儒家是秩序的维护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庄子是朴实的自然主义者，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无论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明清心学，思维向度，都在这两者中间。所以中国人的精神是理想的浪漫的实用主义精神。在这里没有傲然挺立的精神，此种精神在每个人身上，只是没有形成稳定地学说道德体系，只有这种精神才是中国未来的精神，一种有待明确的精神力量。是一种海洋精神，中国传统的精神是大陆精神，是海洋文明如水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