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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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 【曹州支部：火种，从这里播撒】1927年10月，鲁西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曹州支部成立。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一群热血沸腾的年轻人，用坚韧和执着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他们用青春年华、宝贵生命和钢铁意志，生动地诠释了什么是家国情怀，什么是民族血性,什么是责任担当。
在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一念及他们的名字：徐鹏翥、田位东、刘仰月、郑尔拙、丁培之、李道一……近日，记者采访了曹州支部创始人徐鹏翥的女儿徐虹，革命烈士田位东的女儿、97岁的田江云及其儿子田东代，菏泽市抗日纪念馆馆长陈宪云，听他们讲述了不少鲜为人知的革命往事。
群英汇聚，星火初燃
几名身着灰色制服的年轻人聚集在一个狭小逼仄的房间内，一人站立，两人围坐，三人神情严肃、目光炯炯有神，他们右手握拳高举，庄严宣誓……这是菏泽市抗日纪念馆菏泽英魂馆第一单元“信仰之火”展览中的一个场景。该场景复原了中共曹州支部成立时的情景，复原场景的外侧悬挂着“1927.10”的红色字样。
徐鹏翥、田位东、刘仰月、郑尔拙、丁培之……2021年3月10日上午，在菏泽英魂馆第一单元“信仰之火”参观时，记者眼前仿佛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孔。1927年10月，来自成武的徐鹏翥和他的同志们秘密聚集在山东省立六中的一间教室里，召开会议，宣布鲁西南地区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曹州支部成立。会议选举徐鹏翥为党支部书记，刘仰月、郑尔拙任支部委员，党员十余名，支部直属中共山东省委领导。从此，鲁西南地区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下的革命斗争。紧盯“信仰之火”四个大字，菏泽市抗日纪念馆馆长陈宪云目不转睛地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
从菏泽市抗日纪念馆提供的文字、图片资料及其他史料中，我们可以获悉，1927年注定要载入菏泽史册。
这一年夏秋之交，一个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踏上返乡革命的道路。当年7月，汪精卫叛变革命，形势日益严重。在武汉的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党的创始人之一邓恩铭等向中央要求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回山东工作，以建立党团组织、领导当地农民运动。随后，徐鹏翥、刘仰月、郑尔拙、丁培之、李道一、刘子举六人组成了曹州农运工作组。这批革命的“火种”，将在鲁西南大地上点燃起社会变革的熊熊烈火。
1927年秋，徐鹏翥、刘仰月等6人从各县汇集曹州，与在曹州坚持工作的共青团员田位东秘密取得了联系，并迅速在城内奎星楼街路西刘仰月住处和城南三李庄田位东家及宋宝贞家建立了秘密联络点。他们经常在夜幕掩护下召开秘密会议，汇集各地情况，研究工作计划。经过革命工作实践的考验和锻炼，郑尔拙、田位东、丁培之、李道一逐渐成熟，经徐鹏翥、刘仰月介绍，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10月上旬的一天，一个个矫健的身影在夜幕的掩护下，迅速向山东省立六中（菏泽一中前身）汇集。就在这天夜里，经山东省委批准，他们秘密召开会议，宣布中国共产党曹州支部正式成立。会议选举徐鹏翥任党支部书记，刘仰月、郑尔拙任支部委员，党员十余名。支部直属中共山东省委领导。从此，鲁西南地区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下的革命斗争。
“六中——北大——哥伦比亚”，在徐鹏翥、田位东等人的青葱岁月，这是无数年轻人的成功之梦，然而历史让他们走上了另一条人生之路。中共曹州支部成立后，当绣有镰刀锤头的旗帜高高飘扬于苍茫的天际，徐鹏翥、田位东及其同志们或战死疆场，或身陷囹圄，或为祖国和平建设贡献自己毕生的精力。
鲁西南党组织的奠基人
“我出生在菏泽，对老家感情很深厚，准备过一段时间回菏泽看看。”2021年3月8日，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中共曹州支部创始人徐鹏翥的女儿徐虹说。
徐虹介绍，父亲徐鹏翥是成武县人，1922年从省立六中毕业，1923年秋考入被誉为“东方红色大学”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就是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萧楚女、李汉俊、施存统等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响当当的人物都是他的教员，李大钊也常来这里讲课。在上海大学，徐鹏翥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徐鹏翥的女儿徐虹珍藏着一张拍摄于上世纪20年代的合影，照片上有四名男子、一名女子和一名男孩。男子风华正茂，女子文静优雅，整张合影给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气质。后排左侧的“白面书生”就是徐鹏翥。只看照片，很难让人将他与革命、鲜血等词汇联系起来。他正是通过自己的行动，生动地诠释了什么是家国情怀，什么是责任担当。
1927年8月，受上级党组织委派，徐鹏翥、刘仰月、丁培之、郑尔拙等人返回菏泽，组织农运，准备武装暴动。1928年初，中共曹州支部遭到严重破坏。当年2月17日，国民党成武县党部派人闯入徐鹏翥家中抓人，因其早有防备躲于邻居家中幸免被捕，其大哥徐鹏举被抓走。在白色恐怖下，徐鹏翥转移到西北地区，先后任国民党孙连仲部上尉参谋和少校参谋。1933年春，奉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徐鹏翥在平凉策动兵变，获手枪10余把、套筒枪21支、子弹五千发，均交于红二十六军刘志丹部。1934年春至1935年，经组织同意，徐鹏翥先后打入国民党“复兴社”和“CC”组织，获取了大量情报，掩护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党员。
1952年秋，徐鹏翥经时任西北局统战部部长汪峰介绍到西安工作，先后任西北局民族事务委员会总务科副科长、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1961年，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决定：“同意恢复徐鹏翥同志的党籍，党龄从1927年入党之日连续计算。”1966年，陕西省委任命他为统战部办公室主任。1969年8月，徐鹏翥离休。
徐虹说：“‘文革’时期，父亲被开除党籍，父母蹲了牛棚，子女任人欺负，可他对党的信念一直坚定不移。”徐鹏翥和周恩来还有过很深的交往，早在黄埔军校时，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就对他十分欣赏，并成为其入党介绍人之一。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举国哀痛。当时的徐鹏翥也因病住院，家人都瞒着他，没有告诉他这一噩耗。2月1日，一个外甥从老家来看望他，带着黑纱。徐鹏翥以为老家有人去世，关心地询问，外甥无意中说出周总理逝世的消息，74岁的徐鹏翥悲痛欲绝，当晚就停止了呼吸。
“父亲清清白白做人的品行、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是很多人很难理解的，就连我们这些子女有时都不易理解。”徐虹说，她1952年出生在成武，一岁多时随父亲去了西安。听母亲说，当时解放了，父亲就带着全家回了老家，在成武县李胡同小学任教导主任。当时在西北民委工作的汪峰感到不解，来信质问他为什么要回老家？徐鹏翥答复说：“解放了，不回家去哪？”他认为自己的使命完成了，该解甲归田了，从来没有想过享受胜利的果实。徐虹说，父亲知识渊博，懂得六国语言，在陕西省民委工作时，经常接待外国人，收到的礼物全都交给了国家，从来没想过据为己有。徐虹兄妹七人，从小没有用过父亲从单位带回的一支笔、一张纸。
徐虹自幼离乡，但对菏泽老家有着很深的感情。她曾经于2014年4月、2016年7月回到菏泽，参观菏泽市抗日纪念馆，向革命先烈敬献鲜花。不久，徐虹将再回菏泽老家，祭先烈访故人。□记者 姜培军
在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一念及他们的名字：徐鹏翥、田位东、刘仰月、郑尔拙、丁培之、李道一……近日，记者采访了曹州支部创始人徐鹏翥的女儿徐虹，革命烈士田位东的女儿、97岁的田江云及其儿子田东代，菏泽市抗日纪念馆馆长陈宪云，听他们讲述了不少鲜为人知的革命往事。
群英汇聚，星火初燃
几名身着灰色制服的年轻人聚集在一个狭小逼仄的房间内，一人站立，两人围坐，三人神情严肃、目光炯炯有神，他们右手握拳高举，庄严宣誓……这是菏泽市抗日纪念馆菏泽英魂馆第一单元“信仰之火”展览中的一个场景。该场景复原了中共曹州支部成立时的情景，复原场景的外侧悬挂着“1927.10”的红色字样。
徐鹏翥、田位东、刘仰月、郑尔拙、丁培之……2021年3月10日上午，在菏泽英魂馆第一单元“信仰之火”参观时，记者眼前仿佛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孔。1927年10月，来自成武的徐鹏翥和他的同志们秘密聚集在山东省立六中的一间教室里，召开会议，宣布鲁西南地区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曹州支部成立。会议选举徐鹏翥为党支部书记，刘仰月、郑尔拙任支部委员，党员十余名，支部直属中共山东省委领导。从此，鲁西南地区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下的革命斗争。紧盯“信仰之火”四个大字，菏泽市抗日纪念馆馆长陈宪云目不转睛地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
从菏泽市抗日纪念馆提供的文字、图片资料及其他史料中，我们可以获悉，1927年注定要载入菏泽史册。
这一年夏秋之交，一个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踏上返乡革命的道路。当年7月，汪精卫叛变革命，形势日益严重。在武汉的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党的创始人之一邓恩铭等向中央要求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回山东工作，以建立党团组织、领导当地农民运动。随后，徐鹏翥、刘仰月、郑尔拙、丁培之、李道一、刘子举六人组成了曹州农运工作组。这批革命的“火种”，将在鲁西南大地上点燃起社会变革的熊熊烈火。
1927年秋，徐鹏翥、刘仰月等6人从各县汇集曹州，与在曹州坚持工作的共青团员田位东秘密取得了联系，并迅速在城内奎星楼街路西刘仰月住处和城南三李庄田位东家及宋宝贞家建立了秘密联络点。他们经常在夜幕掩护下召开秘密会议，汇集各地情况，研究工作计划。经过革命工作实践的考验和锻炼，郑尔拙、田位东、丁培之、李道一逐渐成熟，经徐鹏翥、刘仰月介绍，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10月上旬的一天，一个个矫健的身影在夜幕的掩护下，迅速向山东省立六中（菏泽一中前身）汇集。就在这天夜里，经山东省委批准，他们秘密召开会议，宣布中国共产党曹州支部正式成立。会议选举徐鹏翥任党支部书记，刘仰月、郑尔拙任支部委员，党员十余名。支部直属中共山东省委领导。从此，鲁西南地区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下的革命斗争。
“六中——北大——哥伦比亚”，在徐鹏翥、田位东等人的青葱岁月，这是无数年轻人的成功之梦，然而历史让他们走上了另一条人生之路。中共曹州支部成立后，当绣有镰刀锤头的旗帜高高飘扬于苍茫的天际，徐鹏翥、田位东及其同志们或战死疆场，或身陷囹圄，或为祖国和平建设贡献自己毕生的精力。
鲁西南党组织的奠基人
“我出生在菏泽，对老家感情很深厚，准备过一段时间回菏泽看看。”2021年3月8日，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中共曹州支部创始人徐鹏翥的女儿徐虹说。
徐虹介绍，父亲徐鹏翥是成武县人，1922年从省立六中毕业，1923年秋考入被誉为“东方红色大学”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就是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萧楚女、李汉俊、施存统等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响当当的人物都是他的教员，李大钊也常来这里讲课。在上海大学，徐鹏翥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徐鹏翥的女儿徐虹珍藏着一张拍摄于上世纪20年代的合影，照片上有四名男子、一名女子和一名男孩。男子风华正茂，女子文静优雅，整张合影给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气质。后排左侧的“白面书生”就是徐鹏翥。只看照片，很难让人将他与革命、鲜血等词汇联系起来。他正是通过自己的行动，生动地诠释了什么是家国情怀，什么是责任担当。
1927年8月，受上级党组织委派，徐鹏翥、刘仰月、丁培之、郑尔拙等人返回菏泽，组织农运，准备武装暴动。1928年初，中共曹州支部遭到严重破坏。当年2月17日，国民党成武县党部派人闯入徐鹏翥家中抓人，因其早有防备躲于邻居家中幸免被捕，其大哥徐鹏举被抓走。在白色恐怖下，徐鹏翥转移到西北地区，先后任国民党孙连仲部上尉参谋和少校参谋。1933年春，奉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徐鹏翥在平凉策动兵变，获手枪10余把、套筒枪21支、子弹五千发，均交于红二十六军刘志丹部。1934年春至1935年，经组织同意，徐鹏翥先后打入国民党“复兴社”和“CC”组织，获取了大量情报，掩护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党员。
1952年秋，徐鹏翥经时任西北局统战部部长汪峰介绍到西安工作，先后任西北局民族事务委员会总务科副科长、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1961年，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决定：“同意恢复徐鹏翥同志的党籍，党龄从1927年入党之日连续计算。”1966年，陕西省委任命他为统战部办公室主任。1969年8月，徐鹏翥离休。
徐虹说：“‘文革’时期，父亲被开除党籍，父母蹲了牛棚，子女任人欺负，可他对党的信念一直坚定不移。”徐鹏翥和周恩来还有过很深的交往，早在黄埔军校时，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就对他十分欣赏，并成为其入党介绍人之一。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举国哀痛。当时的徐鹏翥也因病住院，家人都瞒着他，没有告诉他这一噩耗。2月1日，一个外甥从老家来看望他，带着黑纱。徐鹏翥以为老家有人去世，关心地询问，外甥无意中说出周总理逝世的消息，74岁的徐鹏翥悲痛欲绝，当晚就停止了呼吸。
“父亲清清白白做人的品行、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是很多人很难理解的，就连我们这些子女有时都不易理解。”徐虹说，她1952年出生在成武，一岁多时随父亲去了西安。听母亲说，当时解放了，父亲就带着全家回了老家，在成武县李胡同小学任教导主任。当时在西北民委工作的汪峰感到不解，来信质问他为什么要回老家？徐鹏翥答复说：“解放了，不回家去哪？”他认为自己的使命完成了，该解甲归田了，从来没有想过享受胜利的果实。徐虹说，父亲知识渊博，懂得六国语言，在陕西省民委工作时，经常接待外国人，收到的礼物全都交给了国家，从来没想过据为己有。徐虹兄妹七人，从小没有用过父亲从单位带回的一支笔、一张纸。
徐虹自幼离乡，但对菏泽老家有着很深的感情。她曾经于2014年4月、2016年7月回到菏泽，参观菏泽市抗日纪念馆，向革命先烈敬献鲜花。不久，徐虹将再回菏泽老家，祭先烈访故人。□记者 姜培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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