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关系是我的人生课题。最近有些感悟。
敏感细腻柔和的伴侣，一般缺爱，渴望理解。另一方扮演母亲的角色，包容并照顾他。
理性严厉大男子主义的伴侣，需要被崇拜，生活中多扮演女儿的角色，多顺从，听安排。
当然人性是多变复杂的，所以要随时切换角色位置，首先认清对方的底色，其他再随机应变。相处需要智慧，也是对自己的成长历练。一切源于爱和付出。 https://t.cn/RU9p4FF

家长要学会和孩子有效地沟通，并给予理解。由于青春期这一阶段的特殊性，他们不再像儿时那样崇拜自己的父母，也越发感到父母不能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青春期孩子的第一倾诉对象已经不是父母，而转向同辈群体。所以在沟通中，家长的任务更多的是倾听和了解，而不是说教。家长不要在孩子还没说完之前就妄下评断，这样只会使孩子对你关上心灵之门。只有让孩子觉得被理解了，才会愿意接受家长的引导。
#治愈系# #失眠# #V光计划# #一起家庭教育# #儿童心理#

#三联读书# #追忆似水年华# 普鲁斯特研究专家让－伊夫·塔迪耶曾断言：“马塞尔·普鲁斯特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但20世纪共有多达12位法国作家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中并不包括马塞尔·普鲁斯特。

诺贝尔文学奖遗漏的确实不少，至少还有卡夫卡、托尔斯泰和纳博科夫。对于这个只颁给活着的作家的奖项，普鲁斯特在生前确实并不算引人注目：除了屈指可数的随笔，他唯一重要的作品就只有一部《追忆似水年华》，而这部巨著直到他去世，都只出版了一半。别说是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恐怕连普鲁斯特本人，都想不到自己在身后会变得如此有名。

在他去世70年后，历史学家安托万·孔帕尼翁曾提出一个疑问：“原先因为犹太血统、性取向、健康问题，以及他的附庸风雅，长期只为少数人崇拜、处于边缘位置的普鲁斯特，如今竟让我们觉得仅他一人就概括和代表了整个法国文学，甚至整个西方文明，他是如何，又是为什么能赢得这样的中心地位？”

很少有作家像普鲁斯特这样，一生几乎就只专注于一部书，那不仅是他的全部心血，甚至是他构筑的一个微型宇宙。《追忆似水年华》描述的是他20多岁时（19世纪90年代初）的法国社会，1906年秋开始撰写，6年后完成初稿，之后一再修改、重写，直至他1922年去世。

确实，和雨果等生前就已名满一时的作家不同，51岁早逝的普鲁斯特并没有获得当时的一致称赞。《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卷《在斯万家这边》于1913年问世时，连肯定他才华的人都担心这部作品“过于散漫”了，并不怎么看好。截止1987年，这一卷仅在法国就售出了惊人的150万册，但这卷书第一次印刷时，只印刷了1750册。

当时的法国作家塞利纳对普鲁斯特不屑一顾，曾在小说《长夜行》中尖刻地挖苦他：“在上流社会、空虚人士、欲望幽灵，以及总等待着画家华托的寻欢作乐之人和毫无生气的西苔岛系列画作研究者们周围，总是环绕着无尽又无意义的仪式与活动，而普鲁斯特，如同半个幽灵，顽固不化地迷失其中。”

这并不只是他个人的偏见，倒是极好地概括了当时人的普遍观感：普鲁斯特笔下的世界充满着没落、无所事事、垂死的阶层与时代气息，风格晦涩，不知所云。虽然龚古尔奖在1919年独具慧眼颁给了普鲁斯特，但这一评奖没能说服大多数人，毕竟当时这一奖项本身也不像后来那么有影响力。人们当时普遍觉得普鲁斯特只以上流社会的视角关注极为狭小的生活圈子，文字造作，不堪卒读。塞利纳直到1943年仍攻击普鲁斯特的风格“拐弯抹角、曲曲折折、胡乱拼凑”。

由于文风繁冗复杂，对大众阅读其实并不友好，普鲁斯特的作品从未被编入法国的教材或教学大纲，这也限制了他的影响力扩散。他获得最初的认可，是在一个小圈子里。自20世纪20年代起，一群“普鲁斯特迷”就以某种小教派的狂热推崇他的作品，并热切期待《追忆似水年华》的后续几卷——那直到他去世5年后才陆续出齐。

但即便是这部巨著的7卷全部问世的1927年，普鲁斯特在圈外仍然谈不上多有名。这一年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文学学士，对他闻所未闻。直到文学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以其敏锐的触觉，在《阿克瑟尔的城堡》（1931）中率先发掘出包括普鲁斯特小说在内的一些晦涩朦胧的象征主义作品，才使他在美国逐渐为人所知。

普鲁斯特真正时来运转还要再等待30年时间。1953年和1955年，普鲁斯特生前的两部书信集出版，人们发现他在撰写《追忆似水年华》之前曾做过极为细致的准备工作，而不仅仅是随性、冗长的喃喃自语。这终于使他和他的作品得到重新审视，人们终于发现了这个凭借一人之力精心构筑的浩瀚宇宙。

进入20世纪60年代，普鲁斯特开始被视为法国最伟大的作家，连美国人都相当欣赏他的细腻曲折。但仍有不少人不以为然。作为当时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之一，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对他深恶痛绝，攻击他是为特权阶级服务的内在性文学的典型代表。著名文学批评家卢卡奇也没把他放在眼里。乔治·斯坦纳后来说，“《追忆似水年华》的情节，普鲁斯特对奢华与变态事物的叙述，显然触犯了卢卡奇严厉的道德观”，而对普鲁斯特的忽视，则“从而使其对法国小说的总体判断值得怀疑。”

可能令许多人吃惊的是，直到1970年后，普鲁斯特才可以作为专题性论文的主题被研究。而当西方在80年代步入后现代社会，“记忆”逐渐取代历史和现实批判成为涵盖诸多领域的重要主题时，普鲁斯特变成了不仅仅是写出了“好的文学作品”，他的作品甚至一跃成为了好坏的标准。因《百年孤独》著称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82年领取诺贝尔文学奖前夕盛赞：“弗朗茨·卡夫卡和普鲁斯特在现代世界文学领域里的影响无所不在。我们哥伦比亚人如果必须做出英明决断的话，就只能不可避免地汇入这股潮流。”

1980～1989年间，法国国家图书馆收列的普鲁斯特研究书目多达191种，甚至超过了拿破仑（139种）和戴高乐（130种）。此后，在科拉普（Klapp）法国文学年度参考书目中，普鲁斯特以每年至少新增200份研究专著的惊人成绩不断刷新纪录，数量几乎是雨果、波德莱尔、萨特等竞争对手的两倍。由他衍生的一系列研究已经成了一个专门的领域：“泛普鲁斯特学”（para-proustologie）——这也不难理解，就像《红楼梦》也带来了“红学”与“曹学”。

节选自《普鲁斯特为何能写出法国的《红楼梦》？》文 | 维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