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故尝试论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臧与谷，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则挟策读书；问谷奚事，则博塞以游。二人者，事业不同，其于亡羊均也。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残生损性，则盗跖亦伯夷已，又恶取君子小人于其间哉！
且夫属其性乎仁义者，虽通如曾、史，非吾所谓臧也；属其性于五味，虽通如俞儿，非吾所谓臧也；属其性乎五声，虽通如师旷，非吾所谓聪也；属其性乎五色，虽通如离朱，非吾所谓明也。吾所谓臧者，非仁义之谓也，臧于其德而已矣；吾所谓臧者，非所谓仁义之谓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谓聪者，非谓其闻彼也，自闻而已矣；吾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矣。夫不自见而见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夫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虽盗跖与伯夷，是同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为仁义之操，而下不敢为淫僻之行也。

翻译
“小的迷惑使人改变方向，大的迷惑使人改变本性。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自从虞舜标举仁义来带动天下，天下的人无不为了仁义而拼命奔走，这不是用仁义来改变人们的本性吗？所以现在要试作申论。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天下的人无不为了外物而改变本性。小人为了利益而牺牲生命，士人为了名誉而牺牲生命，大夫为了家族而牺牲生命，圣人为了天下而牺牲生命。这几种人，所做的事情不同，获得的名声也有别，但是他们在损伤本性、牺牲生命方面，却是一样的。”

“男仆与小孩结伴去牧羊，结果两个人的羊都走失了。问男仆在做什么？他说是手持竹简在读书；问小孩在做什么？他说是掷骰子在玩游戏。这两个人，所做的事情不同，但是失去羊却是一样的。伯夷为了名而死在首阳山下，盗跖为了利而死在东陵山上；这两个人，赴死的理由不同，但是残害生命、损伤本性却是一样的。何必要认为伯夷是对的而盗跖是错的呢？天下的人都在牺牲生命啊！

牺牲是为了仁义，就被世俗称为君子；牺牲是为了财物，就被世俗称为小人。他们牺牲生命是一样的，却有的被称为君子，有的被称为小人。如果就残害生命损伤本性来看，则盗跖也和伯夷一样，又如何在他们之间区分君子与小人呢！”

“再说，把仁义当成本性的目标，即使像曾参、史鰌那样杰出，也不是我所谓的善；把五味当成本性的目标，即使像俞儿那样杰出，也不是我所谓的善；把五声当成本性的目标，即使像师旷那样杰出，也不是我所谓的聪；把五色当成本性的目标，即使像离朱那样杰出，也不是我所谓的明。

我所谓的善，不是指仁义，只是善待自己所得的一切而已；我所谓的善，不是一般所说的仁义，只是随顺性命的真实而已；我所谓的聪，不是要能听见别人，只是要听见自己而已；我所谓的明，不是要能看清别人，只是要看清自己而已。

看清别人而看不清自己，得到别人的肯定而得不到自己的肯定，这是让别人有所得而不能让自己有所得，让别人得到安适而不能让自己得到安适。让别人得到安适而不能让自己得到安适，那么即使盗跖与伯夷的作为有别，也同样是邪恶不正的。我面对道与德而自觉惭愧，所以往上说，不敢奉行仁义的操守，往下说，不敢从事邪恶的行为。”摘自傅佩荣详解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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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钢琴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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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似虚构的一个艺术家的悲剧中充满了人的生存隐喻,留给我们的是对生命和存在的无尽的思考。陆上的人喜欢寻根问底，虚度了大好的光阴。“冬季忧虑夏天的姗姗来迟，夏天则担心冬天的将至，所以他们不停四处游走，追求一个遥不可及，四季如夏的地方我并不羡慕。”宁愿一生孤独，不愿随波逐流。
宁愿一生孤独，也要追求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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