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法硕# 《一位编辑谈部门法学者如何写出好论文：选题、结构与研究方法》（作者：陈爱武）：

作为一名编辑，在日常审稿中，笔者常常发现一些部门法领域的论文差强人意，其在选题、内容选定、写作范式等方面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也使得这类论文外审后，选稿采用率相对较低。

部门法学者如何写出好论文？笔者结合审稿、选稿工作实际，谈三点经验。

[鲜花] 部门法领域的论文选题

有些法理学者调侃说，部门法领域的很多论文令人不忍直视，有的因选题太过现实而成为司法实践的随从，有的因选题过于宏大而陷入空洞无物，有的因选题过于狭小而意义不大。这虽然是开玩笑，但也引出一个严肃问题：部门法学者论文写作该如何选题？

选题没有大小之分，核心要义是问题意识或问题导向。部门法与司法实践紧密相连，对实践中的问题通常有一种“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先觉。这是部门法学者的优势，但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有些可能是伪命题或者伪问题。因此，部门法学者要学会甄别。这是一项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它要求研究者既要看到纸面上的法是什么样的，也要密切关注实践中的法是以什么面目出现的；既要关注实践百态，也要关注部门法的解释与理论阐释，然后深入思考，提取出各个层次的问题：

其一，价值论层面，即立法缺失或者不完善，需要制定或修改立法消解相关问题，如《代表人诉讼制度设计的缺陷》（《法学家》2009年第1期），《论〈合同法〉第121条的存废》（《清华法学》2012年第5期），《执行时效期间的再改革》（《中国法学》2020年第1期）。这些文章从现实问题出发寻找问题的根源，并提出相关意见建议，呼吁通过制定或修改法律最终解决相关问题。

其二，解释论层面，即制度层面未必有问题，但实施中存在着不同的认识，甚至产生同案不同判现象。针对这类情况，需要从解释论角度进行分析和阐释，消除法律实施者对法律的误解、误读，解决因此而产生的背离立法目标的问题。如《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解释论框架》（《法学家》2011年第5期），《论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刑事化”及其消解》（《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

其三，对部门法基本理论进行创新性解读和阐释，增强理论解释力，或者通过消除理论中的消极因素纯化理论，完成部门法理的逻辑自洽。如《回到抽象的诉权说》（《法学研究》2011年第1期），《诉讼标的理论的“内卷化”批判》（《中国法学》2011年第2期）。

其四，运用多学科知识或者新理论工具，解释部门法现象，增强司法裁判或者法律实施的公信力。如《“疑罪”应当“从无”吗？——从法治与情理角度对疑罪从无原则的重新审视》（《法律科学》2007年第1期），《禁止不利变更原则之教义学分析——兼评“劝烟猝死案”》（《法商研究》2019年第6期），《法律行为所创个别规范的效力来源再探讨——凯尔森“规范三段论否定说”之反思》（《法治现代化研究》2020年第3期）。

[鲜花] 部门法论文的结构和内容

部门法论文写作最忌讳套路化、八股化，如有的人总结出部门法论文写作的三段论：问题一二三，原因四五六，对策七八九。实践中，确实有不少人以此为模板设计论文提纲，如关于虚假诉讼的论文“论虚假诉讼的防范与规制”（参见若干以此为题的研究生学位论文或者部分学术论文）。有人对该类型论文写作范式进行分析认为，它首先提出“虚假诉讼的现象与危害”，再探讨“虚假诉讼形成的原因探究”，最后谈到“防范与规制虚假诉讼的路径”。笔者认为，不能说这类文章都不是好文章，但如此刻板的论文写作，不但丧失论文形式美感，更陷入了表面化描述和记录之中，使论文深度大打折扣。

笔者认为，同样是论述虚假诉讼的论文，清华大学教授任重的论文就非常有分量，参见《论虚假诉讼：兼评我国第三人撤销诉讼实践》（《中国法学》2014年第6期）。该文首先对虚假诉讼进行概念界定，奠定了研究的逻辑起点后，对虚假诉讼进行定性分析，接着选取民事司法实践中的虚假诉讼实例进行细致的类型化研究，最后对虚假诉讼的法律成因及其对策提出自己的看法。笔者认为，该文之所以能在《中国法学》上发表，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学术梳理扎实，问题分析细致、深刻，结论可信可行。

其实，部门法论文写作既有套路又没有套路，要在套路中反套路、去套路才能实现文章写作的升级换代。比如张卫平教授的《诉讼请求变更的规制及法理》（《政法论坛》2019年第6期），该文章循“问题”而来，认为民事诉讼理论界对诉讼请求变更的研究缺乏针对性，无法为诉讼请求变更的制度建构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持，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亦不能给予有力的指引和提供解决方案。接着，该文分三个部分厘清和解析了诉讼请求变更的相关问题：第一，诉讼请求变更内涵的基本认识，包括诉讼请求的涵义、诉讼请求的变更与诉的变更、诉讼请求的变更与诉的类型的变更、诉讼请求的变更与请求理由的变更、诉讼请求变更的判断与诉讼标的、诉讼请求的变更与诉讼请求数额的变更。第二，诉讼请求变更的要件设置：国外法中诉讼请求变更要件的设置，我国法中诉讼请求变更要件的设置。第三，诉讼请求变更的程序及相关问题，包括诉讼请求变更的申请、对诉讼请求变更的处置、新旧诉讼请求的关系、法院告知下的诉讼请求变更、上诉审和再审程序中诉讼请求的变更等。文章不仅条理清晰、逻辑结构严密，而且阐述和论证条分缕析，法理融入不落痕迹，结论水到渠成，令人信服。

[鲜花] 部门法论文的研究方法

部门法论文写作中，有诸多研究方法，传统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规范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规范分析主要是在价值论指引下形成的法律解释学或者法教义学分析方法，该方法在部门法研究中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不可废弃或者妄自菲薄。实证分析法，是在摒除主观价值判断前提下，只对法律活动及其发展趋势做客观分析，只考虑法律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以此来分析和预测法律制度的现状和未来趋势。近年来，随着法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的视角开始发生变化，大家不再仅仅盯住法律本体，还关注本体外围的诸项环境，这使得研究者对同一法律问题的研究日益多元化，基于此，部门法研究方法中增添了很多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其一，法社会学研究方法，即从社会现实去理解和揭示法律，如《乡下锣鼓乡下敲——中国乡村基层法院法官在法与情理之间的沟通策略》（《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该文通过对乡村基层法官处理案件的观察，揭示了基层法官在乡村案件处理中的特殊审判智慧。

其二，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如《“禁”还是“不禁”，这是个问题——关于“禁放令”的法律经济学分析》（《中外法学》2007年第5期）。本文运用博弈论和法律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燃放烟花爆竹以及“禁放令”的是非功过进行深入讨论和分析，得出“限放”很有可能还不如“禁放”的逻辑结论。

其三，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如《欧陆共同法时代的“诉”：意蕴的纷争与归一》（《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4期），以欧陆共同法时代法制发展为主线，阐述分析了“诉”与诉权思维的确立，集中反映出欧陆日耳曼民族在法制文明上的重大转型，具有多方面的法文化意义。

其四，其他研究方法。如法哲学、法文化学、法政治学、法心理学、法人类学等。

总之，部门法研究不能机械地运用或套用某一种研究范式或者研究方法，可以根据文章选题、涉及领域以及文章内容，灵活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如对家事纠纷调解的模型建构就离不开心理学、行为学、文化学等领域的概念工具和方法。在未来的部门法研究中，研究者不排除采取综合研究方法来阐明自己的重要思想或者建构法律制度的模型。

#回老家工作的生活是怎样的# 2015年，我34岁，带着丈夫和4岁的女儿，回到老家广西北部的一个小村庄。

那是一个寒冷冬天的傍晚，日暮将至，我们雇了一辆快散架的三轮摩托车，从汽车站往村子里赶。车里凡是可以落脚的地方，都塞满了从北京带回来的家当。女儿不得不把脚搭在宠物箱上，——箱子里是我养的两只猫。她紧搂着我，小声问什么时候回家。她理解的家，是她出生的地方，北京。小时候她常随我们四处旅行，以为旅行结束后，自然会回到家里。

在乡下住了很久，她才意识到，北京那个家，回不去了。我们将在此地，建设一个新家。住在村子的第一天，女儿在公鸡的打鸣声中惊醒，啼哭不已，她以为那个声音来自怪物。一个缺乏生活常识的城市小孩，闹出笑话，这立刻在村民中变成谈资。无论我们走到哪儿，总有目光投射过来，所有人充满好奇：这一家人看起来怪怪的，为什么回到农村？他们又能住多久？

在别人眼中，我和丈夫都读过大学，工作不错，又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买了房，生了小孩，没有非走不可的理由。

真正做出决定，是有一年冬天，丈夫患上感冒，夜里咳嗽得厉害，去了几所医院，吃完药也无济于事，到夏季后逐渐好转。我们意识到这可能跟雾霾有关。恰好，他当时因为长期加班出差，对自己的职业发展也疑惑起来。我们都开始期待一种全新的生活，可以更自由地支配时间，感受到更多的生活乐趣。

直到此时，已经开始为离开北京做准备后，我们才把决定告诉各自父母。父母们全都大吃一惊，表示不理解。丈夫从小生活在城市里，没有农村生活经验，他的父母无法接受自己儿子要奔向农村，变成农村人。他们托人给丈夫来老家省城找了新工作，工资也不错，并说，如果不喜欢北京，就回到他们身边，犯不着一家人去吃苦。丈夫拒绝了。

我妈听到这个消息，几个晚上睡不好觉。当时她住上海我姐那儿，我姐给她看报纸、读新闻，安慰她说，你看国家现在对农村有很多政策，回去没那么差的。我妈说，既然主意已定，那就好好干，去体验一次也不错。

她和我爸以前也想过退休后回农村住，趁这个机会一起回去。

打卡似的带孩子逛遍北京各大景点后，我们回到广西老家。这样，我们一家五口在广西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重新团聚。这是我父母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我大部分亲戚住在这里，我也曾在这里度过童年的许多时光。我们在亲戚家闲置的房子住了一段时间，随后找了一间旧房子，正式住下来。

那是一栋有三十多年历史的黄泥巴瓦房，有两间卧室，门窗仍是传统的建筑形式。因为缺少维护，原来房顶的檩条已开始腐朽，漏雨也相当严重。我们花了一周清理垃圾，然后开始挖排水沟、建化粪池。

女儿比我们更快地融入到这个环境里。幼儿园觉得她还小，没收，于是有一整年她和我们混在一起。我们去劳作，她就在旁边玩耍，玩虫子，玩泥巴，喂小鸡，乐此不疲。夏天，她泡在河里，自己学会了游泳；冬天，她和我们去徒步，去爬山。我想起以前在北京，周末要开车到郊外花一百元钱才能带她享受自然之乐，这里是免费的，而且什么都有。

房子没改造时，全家五个人只能临时住在前院两间小小的泥巴房里，窗户没有玻璃，漏风，夜晚还常常担心有什么小生命闯进来。即便房子日渐完善，自然环境依然没那么称心如意，蜈蚣从枕边爬过，蜘蛛悬挂于头顶，蚂蚁穿行于窗沿，如果是雨季，还得担心洪水进入家里。

但应付这些，有时候也是一种乐趣。我和丈夫都希望，在农村也能过上美好舒服的日子。

我们也做了各种尝试，寻找在乡下生存下去的方法。最早我们想建一个有机农场，抱着笔记本电脑和村里领导谈话，试图用简陋的PPT解释我们的梦想，结果并没能打动他们，计划就这么泡汤了。不过幸亏如此，让我们把钱省了下来。

我们转而寄希望于做民宿，从中获得一点收入，结果去办证时，立刻遭到了拒绝，对方认为这种砖木结构的房屋，有消防隐患。我本来还想努力争取一番，说家就在河边，取水方便，又举例说凤凰、乌镇这样的地方，很多做民宿的老建筑都是木结构的。结果被反驳，“他们是违法的。”

当然，因为政策变化，两年后我们还是取得了合法经营的资格，但地处偏远，又不是旅游景点，民宿生意并不好，房间只有节假日才能住满客人。总之，钱没赚到多少，有关部门管理费的收缴通知倒是如期而至。我们决定，还是把房间下架。

另外，我还尝试过卖农村土货，把父母养的鸡鸭、蛋、大米，还有一些土特产放到网上兜售，客人大多是自己的朋友和同学。父母听从我们的建议，尽量使用有机的耕种和养殖方式。后来，听到大米我们卖出30元一斤后，村里有人来找我们，希望也把他的大米卖出去。我只得跟对方解释，因为采用了无农药、无化肥的耕作方式，人力和时间的投入巨大，而收成则少得可怜，这并不是一门想象中那样合算的生意。

总之，回到农村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种种尝试，大都如此折戟沉沙了。若要问我这几年有什么收获，只能说，我特认真地把自己想做的事做了。不过，这还不够吗？虽然新的收入来源仍然在寻找，但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

很多人可能会感兴趣，我们如今的生活开支从何而来。其实原来的积蓄已经花得差不多了，现在收入主要靠出租北京的房子，一个月收入五千元。北京的房子是2008年跟父母借了一点钱加上自己的积蓄在北五环外买的，当时房价还不到一万一平米，每个月还五千左右的贷款，丈夫一个月两万的工资，压力并不大。

为了不增加负担，离开北京前，我们想办法还清了贷款。其实在北京生活时，我们一家的开销也不多，最大的是交通费，和每年固定的几次出门旅行费用，所以有余钱攒下来还房贷。
回到乡下生活后，生活开支就更低了，我丈夫不抽烟不喝酒，不打游戏，我不化妆，孩子大部分是穿亲戚给的旧衣服，全家基本开销都花在食物和日常用品上，一个月三千元左右。我们很少下馆子，去超市也常买打折产品，吃的食物有一部分来自自己的种植，如果有特别想吃的菜，就自己学着做；孩子喜欢吃面包，我就经常自己烤面包。

在乡下的这几年，种种失败虽然打击不小，却让我们对生活产生了新的奇异信心，总觉得只要有一双手，人不懒，无论如何都能活下去。以前有八成的时间，觉得自己“不得不”活着，而现在，有八成的时间，想的是，“我想要”活得更好，我也有能力让自己活得好。“好”的定义是什么，应该是自己乐意，又高兴吧。

不把“活下去”看作唯一目标，而是追求令自己愉快的生活，全家都得到了解脱，找到了各自的乐趣。如果说有遗憾，那大概是女儿的教育。过去我的学法，怎么也能读完大学，但现在的情况是，考上一个好大学，不像以前那样简单了，孩子不得不提早进入一个被作业和考试包围的世界。

作为父母，暂时还想不到别的办法，也许有一天还会因此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目前唯一能弥补的，是投入更多的陪伴，让家庭教育发挥更大的作用，希望她身体健康，能快乐地长大；想让她学会，能独自面对生活活下去的勇气和本领。

节选自《从北京回到老家“躺平”的七年》文 | Metro

#leo一家[超话]#拉不拉多可真是大胃王&干饭王[good]爷爷家这只拉真的太能吃了，而且不挑食，给啥吃啥，狗粮、馒头、米饭、骨头、蔬菜类、水果类、生玉米粒、生大米粒、花生瓜子带壳吃，总之她能找到的吃的全都吃，而且吃的多。除夕夜晚上饿了，把鸭舍拆了自己捕猎吃了一只鸭子过年，昨晚放院子里准备喂鸭子的两大颗西蓝花也被她吃光，以前晚上进屋偷吃大米，啃大白菜，偷吃喂鸭子的玉米，等等。这只狗子刷新了我对于狗能干饭的认知[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