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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保护在德国# 布罗肯山（Brocken）是哈尔茨山脉的最高峰，蒸汽小火车和女巫节是两张响当当的名片。然而很多人都不知道，位于山顶面积不大的植物园可是名堂不小。在欧洲的高山和北极植物园中，它是最古老的植物园之一，而且一直承担着重要的研究和自然保护任务。这个植物园自1890年起就已经存在了，1990年重建的时候还有哈了大学和哥廷根大学校属植物园的帮助。植物园至今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500个高山植物品种，保育濒危植物品种的同时也向游客们普及着高山植物的相关知识。今年5月16日开始，植物园导览开始正式向游人开放。
在韦伯生活的年代，音乐是德国知识分子的普遍爱好。19世纪末、20世纪初，音乐已经成为德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他们学音乐并不是要成为音乐专业人士，而是为了更有修养和具有高尚的品味。
马克斯·韦伯是与卡尔·马克思、埃米尔·杜尔凯姆齐名的“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韦伯出身名门，在海德堡大学法律系读书期间，师从经济学家克尼斯、哲学史家费雪，后在柏林洪堡大学、哥廷根大学深造。
1893年起，他先后在柏林大学、弗莱堡大学、海德堡大学担任法律系教授、政治经济学教授，1897年因严重的神经疾病被迫放弃教授生涯，开始潜心社会学研究。他一生涉猎广泛，著述等身，范可介绍，“作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之一，马克斯·韦伯可谓旷古奇才，他的独特地位无可替代。他不仅是社会学诸多分支领域的奠基人，更是音乐社会学的先驱和开拓者。”
与其他社会理论家相比，音乐对于韦伯来说不仅是爱好，也是研究对象。韦伯关心音乐是如何打动人的，也注意到音乐与社会氛围的关系。例如，他对当时的瓦格纳崇拜现象很是反感，认为对瓦格纳的崇拜与当时德国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思潮不无关系，认为盲目喜欢瓦格纳的现象与糟糕的政治现实平行。“韦伯之所以要研究音乐，是因为他发现西方音乐历史与他关于世界理性化的思考有关，而且也与那个时代的德国政治气候有关。”范可说。
韦伯在职业生涯晚期致力于研究音乐社会学和艺术社会学，在社会关系和文化的脉络里审视音乐，并提出真知灼见。他撰写著作《音乐社会学引论》试图追溯社会因素对音乐的创作核心和技术基础的影响。遗憾的是，韦伯1920年因感染肺炎去世，没能完成这部著作。1921年，韦伯遗孀将其手稿整理出版。当时，音乐社会学还没有被广泛认可为一个独立学科。
这本开创性的论著同时引发了社会学家和音乐家的兴趣，因为它触及了音乐社会学表层常识之下的众多根本性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布劳科普夫、西尔伯曼、阿多诺等人的著作问世，音乐社会学研究有了更活跃的学术氛围和更宽阔的学术视野，研究论题也扩展到了音乐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孙红杰表示，韦伯对音乐所做的社会学考察具有试探性质和先驱意义。
《音乐社会学引论》包括“音乐理性化中的和声与旋律因素”“作为音乐理性化基础的前自然音阶和西方音阶体系”“调性及其在古代旋律中的对应物”“以四五度实现理性化的音阶：近代调性的基础”“乐音系统与律制的理性化”“近代音乐及其乐器之间的技术、经济、社会关系”等七个章节。“其中有很多内容没能充分展开，需要继续论述，但即便如此，它在德国仍然被出版六次。”
李彦频的主要研究领域为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攻读博士期间，她着手翻译这部论著。虽然对著作的学术价值有所了解，但是研读之后还是感到惊讶，“韦伯并非对音乐泛泛而谈，也不是用社科学者擅长的文字进行思辨，他在书中展现出来的对乐律的精通程度，甚至是超过了有些音乐专业学者，这确实非常厉害。”
由于此书在内容上深度涉及律学、声学、数学等专业知识，因而对普通的爱乐读者乃至音乐学者来说，都有不小的理解难度。为此，李彦频翻译了英译本序《马克斯·韦伯的音乐社会学说》。这篇深入浅出的长篇导论能够更好地帮助读者理解韦伯这本内容艰涩的著作。
此外，范可撰写的中译本序言《韦伯与音乐》不仅精要地评述了韦伯此书的研究立场和学术主张，还饶有趣味地论说了韦伯的音乐素养以及19世纪知识分子的爱乐风尚，从而对英译本序言的内容构成了极好的补充。
孙红杰撰写的译后记《马克斯·韦伯的音乐理性观与欧洲中心论》特别对韦伯的音乐理性观略做了一些“辩护”。“‘理性化’作为社会学考察视镜的一个特定向度，折射出了人类在从事音乐实践和音乐文化创造时绽放的思维光芒。
它虽然是以西方音乐传统为核心考察对象，但所谓观此知彼，其中的精彩见解也非常有助于我们审视中国自身的音乐传统。”孙红杰认为，韦伯的音乐理性观为人们打开了观察音乐形态要素、音乐文化风貌和音乐演化过程的新视野。
第一章 音乐理性化中的和声与旋律因素
第二章 作为音乐理性化基础的前自然音阶和西方音阶体系
第三章 调性及其在古代旋律中的对应物
第四章 以四五度实现理性化的音阶：近代调性的基础
第五章 西方多声音乐的演化
第六章 乐音系统与律制的理性化
第七章 近代音乐及其乐器之间的技术、经济、社会关系
索引
马克斯·韦伯的音乐理性观
与欧洲中心论（校后记）
马克斯·韦伯是与卡尔·马克思、埃米尔·杜尔凯姆齐名的“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韦伯出身名门，在海德堡大学法律系读书期间，师从经济学家克尼斯、哲学史家费雪，后在柏林洪堡大学、哥廷根大学深造。
1893年起，他先后在柏林大学、弗莱堡大学、海德堡大学担任法律系教授、政治经济学教授，1897年因严重的神经疾病被迫放弃教授生涯，开始潜心社会学研究。他一生涉猎广泛，著述等身，范可介绍，“作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之一，马克斯·韦伯可谓旷古奇才，他的独特地位无可替代。他不仅是社会学诸多分支领域的奠基人，更是音乐社会学的先驱和开拓者。”
与其他社会理论家相比，音乐对于韦伯来说不仅是爱好，也是研究对象。韦伯关心音乐是如何打动人的，也注意到音乐与社会氛围的关系。例如，他对当时的瓦格纳崇拜现象很是反感，认为对瓦格纳的崇拜与当时德国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思潮不无关系，认为盲目喜欢瓦格纳的现象与糟糕的政治现实平行。“韦伯之所以要研究音乐，是因为他发现西方音乐历史与他关于世界理性化的思考有关，而且也与那个时代的德国政治气候有关。”范可说。
韦伯在职业生涯晚期致力于研究音乐社会学和艺术社会学，在社会关系和文化的脉络里审视音乐，并提出真知灼见。他撰写著作《音乐社会学引论》试图追溯社会因素对音乐的创作核心和技术基础的影响。遗憾的是，韦伯1920年因感染肺炎去世，没能完成这部著作。1921年，韦伯遗孀将其手稿整理出版。当时，音乐社会学还没有被广泛认可为一个独立学科。
这本开创性的论著同时引发了社会学家和音乐家的兴趣，因为它触及了音乐社会学表层常识之下的众多根本性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布劳科普夫、西尔伯曼、阿多诺等人的著作问世，音乐社会学研究有了更活跃的学术氛围和更宽阔的学术视野，研究论题也扩展到了音乐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孙红杰表示，韦伯对音乐所做的社会学考察具有试探性质和先驱意义。
《音乐社会学引论》包括“音乐理性化中的和声与旋律因素”“作为音乐理性化基础的前自然音阶和西方音阶体系”“调性及其在古代旋律中的对应物”“以四五度实现理性化的音阶：近代调性的基础”“乐音系统与律制的理性化”“近代音乐及其乐器之间的技术、经济、社会关系”等七个章节。“其中有很多内容没能充分展开，需要继续论述，但即便如此，它在德国仍然被出版六次。”
李彦频的主要研究领域为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攻读博士期间，她着手翻译这部论著。虽然对著作的学术价值有所了解，但是研读之后还是感到惊讶，“韦伯并非对音乐泛泛而谈，也不是用社科学者擅长的文字进行思辨，他在书中展现出来的对乐律的精通程度，甚至是超过了有些音乐专业学者，这确实非常厉害。”
由于此书在内容上深度涉及律学、声学、数学等专业知识，因而对普通的爱乐读者乃至音乐学者来说，都有不小的理解难度。为此，李彦频翻译了英译本序《马克斯·韦伯的音乐社会学说》。这篇深入浅出的长篇导论能够更好地帮助读者理解韦伯这本内容艰涩的著作。
此外，范可撰写的中译本序言《韦伯与音乐》不仅精要地评述了韦伯此书的研究立场和学术主张，还饶有趣味地论说了韦伯的音乐素养以及19世纪知识分子的爱乐风尚，从而对英译本序言的内容构成了极好的补充。
孙红杰撰写的译后记《马克斯·韦伯的音乐理性观与欧洲中心论》特别对韦伯的音乐理性观略做了一些“辩护”。“‘理性化’作为社会学考察视镜的一个特定向度，折射出了人类在从事音乐实践和音乐文化创造时绽放的思维光芒。
它虽然是以西方音乐传统为核心考察对象，但所谓观此知彼，其中的精彩见解也非常有助于我们审视中国自身的音乐传统。”孙红杰认为，韦伯的音乐理性观为人们打开了观察音乐形态要素、音乐文化风貌和音乐演化过程的新视野。
第一章 音乐理性化中的和声与旋律因素
第二章 作为音乐理性化基础的前自然音阶和西方音阶体系
第三章 调性及其在古代旋律中的对应物
第四章 以四五度实现理性化的音阶：近代调性的基础
第五章 西方多声音乐的演化
第六章 乐音系统与律制的理性化
第七章 近代音乐及其乐器之间的技术、经济、社会关系
索引
马克斯·韦伯的音乐理性观
与欧洲中心论（校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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