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人”证实:“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曾严重警告,北约东扩是美国最致命错误!】编者的话:作为美国“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1904年2月16日-2005年3月17日)最为人熟知的是1946年2月22日撰写的那份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发送到华盛顿,建议和平“遏制”苏联的“长电报”。但冷战结束后,作为曾经的外交官和历史学者,凯南多次警告美国政府:“北约针对俄罗斯的持续扩张将是美国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他甚至不再为美国国务院工作,而是到高校任教和专注于著书立说。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派克就是凯南晚年多本著作的编辑。近日,派克以这一特殊的“编辑与学者”双重身份,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回顾了凯南提出“遏制”政策和拒绝新冷战的真实想法,并讲述了自己对乌克兰危机升级、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中美关系等问题的观点。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北京定制衣柜哪个品牌好?澳比德您身边的家居定制专家
衣柜是每家每户都不能缺少的东西,因为,家里有了它的话我们的衣服才会有地方放,如果没有它的话衣服是随便乱放的,会显得整个家都不好看,所以说如果你们要定制衣柜的话,就必须要看一下北京定制衣柜哪个品牌比较好一些,注意的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大家需要搞清楚。
北京定制衣柜哪个品牌好?
澳比德--您身边的定制衣柜专家
澳比德是北京定制衣柜专业生产厂家之一,公司成立于1997年,公司总部坐落于北京国家环保工业园区,占地面积约8000平米。公司拥有一流的设计人才及橱柜生产的高2级技师,配合德国先进的专业生产设备,运用独特的生产工艺,采用符合国际环保标准的原材料并承诺假一罚十。实行研发、生产、销售、优质售后服务一条龙的生产经营模式,全程为广大用户提供超级家庭美食制作中心,让您充分享受“家”的温馨。
澳比德定制衣柜的优势
1、风格各异
年轻一代是追求个性化的一代,随着年轻一代的崛起,对于定制家具的要求更加明显。定制衣柜能够满足人们对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追求,同时定制衣柜可以根据业主的卧室风格来进行定制,而成品衣柜通常很难满足这一点。定制衣柜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以及卧室风格选择合适的风格,使卧室更具个性化。
2、板材优质环保
由于衣柜是卧室家具,其环保性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一般大品牌的定制衣柜选材方面都十分环保,就欧派定制衣柜来说,选材方面选用E1级有氧环保板材,以优于国际主流标准为基础标准定制的衣柜,环保性强。
3、人性化、个性化
通常,我们在日常中看到的衣柜款式都比较单一,定制衣柜可以根据业主的要求量身定制专属衣柜,比如可以为老人、小孩等定制方便他们生活的衣柜,同时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化需求定制一些另类的设计,满足业主的个性需求以及生活便利。
北京定制衣柜哪个品牌好?澳比德您身边的家居定制专家,澳比德定制衣柜的优势则十分明显,款式多,花色全,造型丰富,自选自配,整体一致。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澳比德定制家具可以根据室内空间量身定做,因此尤其适用于深圳普通家居装修消费者的中小户型需求。
#北京定制衣柜##整体衣柜##澳比德全屋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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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风格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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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板材优质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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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身边事# 【事关出行!鹤壁最新出行防疫政策来了】近期,我国多地多点发生本土聚集性疫情,来(返)鹤需不需要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进出车站需要遵循哪些疫情防控要求?不少市民致电《淇河晨报》咨询我市关于进出车站的疫情防控措施。3月15日上午,记者走访了鹤壁东站、鹤壁火车站、淇滨客运总站等场所,实地打探我市交通出行防疫政策。
鹤壁东站
严查境外及中高风险地区(含关联地区)人员是否报备、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3月15日上午10时许,记者在鹤壁东站出站口看到,鹤壁东站设置了低风险地区人员出站口、境外及中高风险地区(含关联地区)人员出站口两个出站通道。旅客到达出站口时,工作人员会查看其行程码、健康码,并通过机器查看其体温是否正常。若无异常,低风险地区人员可直接出站;境外及中高风险地区(含关联地区)人员出站时出示行程码、健康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后,方可进入境外及中高风险地区(含关联地区)人员出站通道。若发现旅客行程码中带有星号,且无法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工作人员将严格对其做好疫情防控健康服务。
“请问您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请在此联系您要去的社区(村)。”境外及中高风险地区(含关联地区)人员进入出站通道后可看到疫情防控健康管理站工作人员根据不同县(区)方向设置的服务台。工作人员会“一对一”详细登记出站人员信息,提醒排队旅客间隔一米距离,并当场联系其出行目的地所在社区(村)工作人员,查验旅客是否提前进行报备、报备信息是否属实。如果没有报备的,现场向社区(村)工作人员完成报备后方可出站。
在鹤壁东站进站口,记者了解到,进站人员要测量体温,出示健康码和行程码;行程码异常(绿码标星)旅客,须出示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进站口还设置了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旅客专用进站通道,经行该通道的人员须核查体温、健康码和行程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此外,去往北京方向的旅客,还需要出示北京健康宝绿码及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鹤壁火车站
多部门联合查验行程码、健康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旅客进站须测量体温,出示健康码、行程码。行程码绿码标星的旅客还须出示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鹤壁火车站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前往北京方向的旅客须同时出示健康码、行程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方能登车。该工作人员还提醒,广大旅客排队进站、候车时要注意保持一米距离,全程须正确佩戴口罩,注意手部消毒。
在该车站出站口处,记者看到,来自公安、卫生健康管理部门及九州路街道的工作人员联合查验出站人员的行程码、健康码,保证查验率100%。来自中高风险地区人员出站时还须出示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现场与出行目的地社区(村)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确定已经报备后方可离站。没有报备的,要现场完成报备。“建议广大旅客进(返)鹤的前3天向目的地社区(村)进行报备,并如实告知自己的行程,以节约出站时间。”鹤壁火车站工作人员提醒。
汽车客运站
购票时需要出示行程码、健康码
“您好,请问您需要购买到哪里的车票,购票时出示行程码和健康码。”在鹤壁交通客运枢纽站售票处,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在售票前认真查看旅客出示的行程码、健康码。行程码绿码标星的旅客购票时还须出示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目前,我们对发往中高风险地区的车辆实行严格管控,对车辆驾驶人员的疫情防控健康服务及车辆的消杀都比较严格。”鹤壁交通客运枢纽站路站长表示。
随后,记者来到淇滨客运总站,该站疫情防控政策与鹤壁交通客运枢纽站大致相同。“疫情防控期间,从外市发来的车辆是不能进站的,旅客将在高速路口处完成行程码、健康码的查验,行程码绿码标星的旅客还要完成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查验。”该站工作人员说。
京港澳高速公路鹤壁北站
重点做好中高风险地区来鹤人员健康管理服务
在京港澳高速公路鹤壁北站出口、鹤壁站出口,记者看到,疫情防控健康管理站工作人员逐个查验入鹤车辆驾乘人员的行程码、健康码。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还须出示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鹤报融媒体首席记者 王玉姣 文/图)
鹤壁东站
严查境外及中高风险地区(含关联地区)人员是否报备、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3月15日上午10时许,记者在鹤壁东站出站口看到,鹤壁东站设置了低风险地区人员出站口、境外及中高风险地区(含关联地区)人员出站口两个出站通道。旅客到达出站口时,工作人员会查看其行程码、健康码,并通过机器查看其体温是否正常。若无异常,低风险地区人员可直接出站;境外及中高风险地区(含关联地区)人员出站时出示行程码、健康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后,方可进入境外及中高风险地区(含关联地区)人员出站通道。若发现旅客行程码中带有星号,且无法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工作人员将严格对其做好疫情防控健康服务。
“请问您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请在此联系您要去的社区(村)。”境外及中高风险地区(含关联地区)人员进入出站通道后可看到疫情防控健康管理站工作人员根据不同县(区)方向设置的服务台。工作人员会“一对一”详细登记出站人员信息,提醒排队旅客间隔一米距离,并当场联系其出行目的地所在社区(村)工作人员,查验旅客是否提前进行报备、报备信息是否属实。如果没有报备的,现场向社区(村)工作人员完成报备后方可出站。
在鹤壁东站进站口,记者了解到,进站人员要测量体温,出示健康码和行程码;行程码异常(绿码标星)旅客,须出示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进站口还设置了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旅客专用进站通道,经行该通道的人员须核查体温、健康码和行程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此外,去往北京方向的旅客,还需要出示北京健康宝绿码及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鹤壁火车站
多部门联合查验行程码、健康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旅客进站须测量体温,出示健康码、行程码。行程码绿码标星的旅客还须出示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鹤壁火车站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前往北京方向的旅客须同时出示健康码、行程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方能登车。该工作人员还提醒,广大旅客排队进站、候车时要注意保持一米距离,全程须正确佩戴口罩,注意手部消毒。
在该车站出站口处,记者看到,来自公安、卫生健康管理部门及九州路街道的工作人员联合查验出站人员的行程码、健康码,保证查验率100%。来自中高风险地区人员出站时还须出示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现场与出行目的地社区(村)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确定已经报备后方可离站。没有报备的,要现场完成报备。“建议广大旅客进(返)鹤的前3天向目的地社区(村)进行报备,并如实告知自己的行程,以节约出站时间。”鹤壁火车站工作人员提醒。
汽车客运站
购票时需要出示行程码、健康码
“您好,请问您需要购买到哪里的车票,购票时出示行程码和健康码。”在鹤壁交通客运枢纽站售票处,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在售票前认真查看旅客出示的行程码、健康码。行程码绿码标星的旅客购票时还须出示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目前,我们对发往中高风险地区的车辆实行严格管控,对车辆驾驶人员的疫情防控健康服务及车辆的消杀都比较严格。”鹤壁交通客运枢纽站路站长表示。
随后,记者来到淇滨客运总站,该站疫情防控政策与鹤壁交通客运枢纽站大致相同。“疫情防控期间,从外市发来的车辆是不能进站的,旅客将在高速路口处完成行程码、健康码的查验,行程码绿码标星的旅客还要完成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查验。”该站工作人员说。
京港澳高速公路鹤壁北站
重点做好中高风险地区来鹤人员健康管理服务
在京港澳高速公路鹤壁北站出口、鹤壁站出口,记者看到,疫情防控健康管理站工作人员逐个查验入鹤车辆驾乘人员的行程码、健康码。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还须出示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鹤报融媒体首席记者 王玉姣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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