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在北美鹿群中传播# ，这意味着什么？是否会重新传染人
北美数百只白尾鹿（Odocoileus virginianus)的新冠病毒（SARS-CoV-2）检测呈阳性。发表在4月26日的《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讲述了科学家们对鹿群感染新冠病毒的一系列研究，包括病毒是如何进入鹿体内，当病毒在鹿群之间传播时发生了什么，以及这些感染可能给其它野生动物和人类带来什么风险。
对鹿进行新冠病毒检测与检测人类做鼻咽拭子略有不同。鹿的鼻腔很长，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兽医流行病学家安德鲁·鲍曼（Andrew Bowman）说:“通常在取得（活鹿）身上任何东西之前，我们会用完棉签。”
这些问题鹿通常死在猎人的卡车后面、肉类加工厂或肉店里，等着被做成汉堡、香肠、肉排等食物。几十年来，作为常规野生动物监测的一部分，研究人员一直与猎人合作，管理鹿的数量，跟踪传染病的传播。最近，科学家们也在鹿身上寻找感染人类的新冠病毒。
研究人员戴着口罩和手套擦拭鹿鼻孔周围的泥和草，插入棉签检测病毒RNA。然后采集血液来检查是否有针对病毒的抗体。他们的工作发现了北美白尾鹿已广泛感染新冠病毒，在美国24个州和加拿大几个省有着数百只受感染的动物。
鹿在北美洲广泛分布。近3000万只鹿生活在美国，还有几百万只生活在加拿大。
研究人员在鹿体内发现的病毒变异通常与居住在附近的人群中传播的病毒变异相一致，但一些研究表明，野外的新冠病毒可能已经通过突变产生新的进化途径。
目前还不清楚病毒是否会在鹿中以长链感染的方式传播，或者鹿向人的传播是否会引发疫情。但研究人员越来越担心这些动物会成为病毒的宿主，成为难以控制的病毒暴发源，并可能孕育出新的变种。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具有高度传染性的奥密克戎变体在出现在人体内之前，在动物宿主中停留了一段时间。到目前为止，受感染的鹿并没有表现出非常不适，但它们可能会将新冠病毒传播给家畜或其它可能更脆弱的野生动物。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的医学病毒学家玛丽特杰·文特尔(Marietjie Venter)说:“一旦病毒进入野生动物体内，目前基本上没有办法控制它。”
多面暴发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研究人员一直担心野生动物感染。为了开展监测工作，他们从ACE2受体开始，这是一种宿主细胞中的蛋白质，病毒通常通过与它结合进入细胞。具有与人类相似的ACE2受体的动物被认为具有感染风险。世界各地的研究小组对这些动物进行感染实验，了解它们是否易感并是否会传播感染，其中包括猫、鹿鼠(Peromyscus maniculatus)、貉(Nyctereutes procyonoides)以及白尾鹿。
图片来自Nature2021年1月初，美国农业部(USDA)的研究人员发现，圈养的小鹿可能感染新冠病毒，通过鼻腔粘液和粪便将病毒排出，将感染传播给邻近围栏中的其它小鹿。一周之内，这些动物开始产生针对病毒的抗体，但鹿群中并没有发现重症。总部位于巴黎的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野生动物工作组主席威廉卡雷什（William Karesh）表示，研究结果“有些令人惊讶”，因为其它有蹄类动物，如牛、绵羊和山羊，对感染具有相当强的抵抗力。
托马斯·博托（Thomas DeLiberto）是位于科罗拉多州的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验局野生动物服务项目的新冠病毒协调员，他和同事在2021年1月至3月期间，从鹿身上收集了385个血液样本并开始研究，大约40%的样本含有新冠病毒抗体。在去年7月的《自然》预印本中，该团队首次报告了这一发现，表明鹿曾接触过病毒，但尚不清楚这是一次性接触，还是病毒在这些动物中已经开始传播。也有可能这些抗体产生是鹿体内感染其它冠状病毒的结果。
这些结果促使北美各地开始对鹿进行新的采样，并紧急公布已进行的采样项目的结果。
2020年，即新冠疫情暴发的第一年，科学家们便开始收集鹿的鼻拭子和血液样本，使用聚合酶链反应检测新冠病毒。直到2020年12月，“我们得到的都是阴性样本”，俄亥俄州立大学动物健康研究员凡妮莎·黑尔(Vanessa Hale)说。然而其后在2021年1月至3月期间，她和鲍曼在俄亥俄州采样的约360只动物中发现了129只鹿新冠病毒RNA检测呈阳性。
从受感染的俄亥俄鹿身上采集的样本中，超过一半样本的基因组测序显示出了与当时在全州人类社区中传播的病毒相似的变异。从那时起，研究人员在大约30个报告采样的美国州中的24个，以及加拿大的魁北克、安大略等省发现了阳性鹿，尽管加拿大的阳性率较低，为1%-6%。
2021年12月下旬，研究人员在生活在纽约市斯塔顿岛的白尾鹿身上发现了高传染性的奥密克戎变体。2022年3月，犹他州的一头骡鹿(Odocoileus hemionus)检测出新冠病毒阳性。
不过鹿感染新冠病毒的情况似乎只局限于北美洲。英国诺丁汉大学兽医病毒学家雷切尔·塔林顿（Rachael Tarlinton）说:“迄今为止，尽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还没有人在欧洲鹿身上发现这种病毒。”
研究人员表示，生物学差异似乎不能解释这种差别。“所有关于ACE2受体的数据都表明，欧洲鹿种应该像白尾鹿一样易感，”塔林顿说。相反，北美鹿中的疫情似乎是鹿的高密度、以及人们与它们频繁互动的结果。
文特尔说:“在美洲，鹿基本都行走于野外或人们的后院。”她补充说，在她工作的地方，与大型有蹄类动物互动的情况要少得多。“在非洲，大多数动物都呆在野生动物保护区。”
鹿是怎么被人类传染的
鹿是如何被感染的仍然是个谜。人类会在野外传播病原体，如大肠杆菌、麻疹病毒和原生动物贾第鞭毛虫等。但这些“溢出”情况很少导致持续传播。
科学家们猜测，直接接触，例如人们抚摸或用手喂养动物，可能是罪魁祸首。在北美的城镇和城市里，白尾鹿与人们亲密地生活在一起——它们住在人类房屋附近，在街道上散步，到大学校园中探险。在美国的一些州，人们饲养鹿以供食用，还有一些州为因车祸而成为孤儿的小鹿制定了康复计划。圈养的鹿可能与人类和野鹿频繁接触，它们也可能逃跑或被放回野外。
但黑尔说，在这些情况中，可能没有足够的直接接触，来解释迄今为止发现的数百例病例，更不用说无数没有记录的病例。
另一条路径可能是经由环境。虽然病毒通过受污染的物体表面在人类中传播还没有明确的途径，但鹿可能将鼻子伸进丢弃的口罩中，或吞食人类打过喷嚏的花朵和花园中的蔬菜，从而感染病毒。猎人有时也用可能沾染了病毒的玉米或蔬菜做诱饵。但黑尔指出，鹿必须在合适的时间到达，摄入足以感染的病毒量。
此外，研究者猜测，也可能是被污染的废水渗透进了动物的水源。但许多研究虽然在污水中发现了病毒RNA，还未从中分离出具有传染性的病毒。而且，不仅仅是城市鹿会被感染，研究人员说，一些感染的鹿生活在偏僻的地方。
另据一些报道称，野猫或野生水貂等其它动物也可能作为传播媒介。
“所有这些似乎都很牵强，直到我们能够证明它们”，黑尔说。研究人员称，感染源不一定只有一个，可能涉及多条路由。
鹿是否会重新传染人
一旦一只鹿感染了新冠病毒，病毒就有很多机会在更广泛的群体中传播。白尾鹿是非常社会化的动物，在繁殖季节，即每年10月到第二年2月，雄鹿可以走几十公里，在不同鹿群之间来回移动，沿途与其他雄鹿角斗。偶尔，一只雌鹿也会为了“走亲访友”，旅行长达100公里，几天或几周后再回到她通常的领地。在北方的一些州，大雪期间，鹿群有时会迁徙到“鹿苑”，那里有茂密的树木，在那里它们可能会遇到其它鹿群。在这段时间里，这些动物一直在相互联系，并可能传播病毒。伍斯特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病毒学家琳达·赛义夫（Linda Saif）说，“鹿之间有很多面对面的接触”。
病毒传播的所有可能性让科学家担心，鹿可能成为新冠病毒的宿主——永久宿主，以及包括人类在内的其他动物疫情暴发的经常性来源。赛义夫说，一旦在鹿体内落户，新冠病毒可能会变异、进化，并可能与其它冠状病毒基因重组。她说，它可以进化到更容易地感染其它食草动物，如绵羊、山羊和牛，它们与鹿共享牧场。“一旦你有了一个单一的野生动物宿主，可以想象，它还会传给其它野生动物，甚至家养牲畜。”她说。
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了这样的忧虑。例如，新冠病毒在鹿身上显示出长期进化的迹象。在2月的一份《自然》预印本中，加拿大多伦多新宁研究所的病毒学家萨米拉·穆巴雷卡(Samira Mubareka)和她的同事，对2021年11月和12月在安大略省采样的鹿的5个新冠病毒基因组进行了测序。与在原始新冠病毒相比，这些病毒有76个突变，一些突变会导致病毒用来感染细胞的刺突蛋白发生氨基酸变化。这种突变是高传染性变异成功的关键。
2月9日的第二份《自然》预印本中，研究者于2021年11月在宾夕法尼亚鹿中发现了新冠病毒阿尔法和德尔塔变种。这些阿尔法变种的基因组与在人类身上发现的基因组不同，并且，这些阿尔法变种是在德尔塔变种成为主要的人类感染变种几个月后在鹿身上发现，这暗示阿尔法变种在鹿种群中或许独立进化。
穆巴雷卡和她的同事们还有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一个来自安大略西南部的人体内的病毒序列与在鹿体内发现的病毒基因组非常相似。尽管证据尚不明确，但科学家怀疑此人可能是从鹿身上感染病毒的。
如果这种情况得到证实，鹿与人之间的传播将令人担忧。从去年12月和今年1月的取样中，研究者还发现了一只感染了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的鹿，它也有针对德尔塔变种的抗体。
研究人员表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鹿是否是病毒危险变异的孕育基地。卡雷什说，他需要看到更多的“溢出”事件——从鹿到人——才能称它们为人类感染的宿主。
要真正了解这种情况，需要对动物进行更多的取样。一些研究人员已经开始了纵向研究，他们在几个狩猎季节重新探访了采样地点。
2021年3月，美国农业部获得了3亿美元的拨款，用于调查易感染新冠病毒的动物，在2022年狩猎季节，研究者在至少27个州对鹿进行了取样。博托说，他的团队计划研究鹿与人类和其它动物互动的镜头，以量化它们的互动模式。另一名研究者表示，通过更多的取样来确定哪种鹿的风险最高——雄鹿还是雌鹿，城市鹿还是郊区鹿——可能会提供更多的线索。
科学家们还计划进行更多的实验性感染研究，以了解像奥密克戎和德尔塔这样的变异是否在白尾鹿身上表现不同，以及其它野生动物是否易受感染。他们也可能尝试混合物种研究，例如，看看貂是否会将感染传播给啮齿动物。
穆巴雷卡说，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跟踪这些迅速蔓延的事件。“这些只是早期的章节。”她说。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
北美数百只白尾鹿（Odocoileus virginianus)的新冠病毒（SARS-CoV-2）检测呈阳性。发表在4月26日的《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讲述了科学家们对鹿群感染新冠病毒的一系列研究，包括病毒是如何进入鹿体内，当病毒在鹿群之间传播时发生了什么，以及这些感染可能给其它野生动物和人类带来什么风险。
对鹿进行新冠病毒检测与检测人类做鼻咽拭子略有不同。鹿的鼻腔很长，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兽医流行病学家安德鲁·鲍曼（Andrew Bowman）说:“通常在取得（活鹿）身上任何东西之前，我们会用完棉签。”
这些问题鹿通常死在猎人的卡车后面、肉类加工厂或肉店里，等着被做成汉堡、香肠、肉排等食物。几十年来，作为常规野生动物监测的一部分，研究人员一直与猎人合作，管理鹿的数量，跟踪传染病的传播。最近，科学家们也在鹿身上寻找感染人类的新冠病毒。
研究人员戴着口罩和手套擦拭鹿鼻孔周围的泥和草，插入棉签检测病毒RNA。然后采集血液来检查是否有针对病毒的抗体。他们的工作发现了北美白尾鹿已广泛感染新冠病毒，在美国24个州和加拿大几个省有着数百只受感染的动物。
鹿在北美洲广泛分布。近3000万只鹿生活在美国，还有几百万只生活在加拿大。
研究人员在鹿体内发现的病毒变异通常与居住在附近的人群中传播的病毒变异相一致，但一些研究表明，野外的新冠病毒可能已经通过突变产生新的进化途径。
目前还不清楚病毒是否会在鹿中以长链感染的方式传播，或者鹿向人的传播是否会引发疫情。但研究人员越来越担心这些动物会成为病毒的宿主，成为难以控制的病毒暴发源，并可能孕育出新的变种。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具有高度传染性的奥密克戎变体在出现在人体内之前，在动物宿主中停留了一段时间。到目前为止，受感染的鹿并没有表现出非常不适，但它们可能会将新冠病毒传播给家畜或其它可能更脆弱的野生动物。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的医学病毒学家玛丽特杰·文特尔(Marietjie Venter)说:“一旦病毒进入野生动物体内，目前基本上没有办法控制它。”
多面暴发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研究人员一直担心野生动物感染。为了开展监测工作，他们从ACE2受体开始，这是一种宿主细胞中的蛋白质，病毒通常通过与它结合进入细胞。具有与人类相似的ACE2受体的动物被认为具有感染风险。世界各地的研究小组对这些动物进行感染实验，了解它们是否易感并是否会传播感染，其中包括猫、鹿鼠(Peromyscus maniculatus)、貉(Nyctereutes procyonoides)以及白尾鹿。
图片来自Nature2021年1月初，美国农业部(USDA)的研究人员发现，圈养的小鹿可能感染新冠病毒，通过鼻腔粘液和粪便将病毒排出，将感染传播给邻近围栏中的其它小鹿。一周之内，这些动物开始产生针对病毒的抗体，但鹿群中并没有发现重症。总部位于巴黎的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野生动物工作组主席威廉卡雷什（William Karesh）表示，研究结果“有些令人惊讶”，因为其它有蹄类动物，如牛、绵羊和山羊，对感染具有相当强的抵抗力。
托马斯·博托（Thomas DeLiberto）是位于科罗拉多州的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验局野生动物服务项目的新冠病毒协调员，他和同事在2021年1月至3月期间，从鹿身上收集了385个血液样本并开始研究，大约40%的样本含有新冠病毒抗体。在去年7月的《自然》预印本中，该团队首次报告了这一发现，表明鹿曾接触过病毒，但尚不清楚这是一次性接触，还是病毒在这些动物中已经开始传播。也有可能这些抗体产生是鹿体内感染其它冠状病毒的结果。
这些结果促使北美各地开始对鹿进行新的采样，并紧急公布已进行的采样项目的结果。
2020年，即新冠疫情暴发的第一年，科学家们便开始收集鹿的鼻拭子和血液样本，使用聚合酶链反应检测新冠病毒。直到2020年12月，“我们得到的都是阴性样本”，俄亥俄州立大学动物健康研究员凡妮莎·黑尔(Vanessa Hale)说。然而其后在2021年1月至3月期间，她和鲍曼在俄亥俄州采样的约360只动物中发现了129只鹿新冠病毒RNA检测呈阳性。
从受感染的俄亥俄鹿身上采集的样本中，超过一半样本的基因组测序显示出了与当时在全州人类社区中传播的病毒相似的变异。从那时起，研究人员在大约30个报告采样的美国州中的24个，以及加拿大的魁北克、安大略等省发现了阳性鹿，尽管加拿大的阳性率较低，为1%-6%。
2021年12月下旬，研究人员在生活在纽约市斯塔顿岛的白尾鹿身上发现了高传染性的奥密克戎变体。2022年3月，犹他州的一头骡鹿(Odocoileus hemionus)检测出新冠病毒阳性。
不过鹿感染新冠病毒的情况似乎只局限于北美洲。英国诺丁汉大学兽医病毒学家雷切尔·塔林顿（Rachael Tarlinton）说:“迄今为止，尽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还没有人在欧洲鹿身上发现这种病毒。”
研究人员表示，生物学差异似乎不能解释这种差别。“所有关于ACE2受体的数据都表明，欧洲鹿种应该像白尾鹿一样易感，”塔林顿说。相反，北美鹿中的疫情似乎是鹿的高密度、以及人们与它们频繁互动的结果。
文特尔说:“在美洲，鹿基本都行走于野外或人们的后院。”她补充说，在她工作的地方，与大型有蹄类动物互动的情况要少得多。“在非洲，大多数动物都呆在野生动物保护区。”
鹿是怎么被人类传染的
鹿是如何被感染的仍然是个谜。人类会在野外传播病原体，如大肠杆菌、麻疹病毒和原生动物贾第鞭毛虫等。但这些“溢出”情况很少导致持续传播。
科学家们猜测，直接接触，例如人们抚摸或用手喂养动物，可能是罪魁祸首。在北美的城镇和城市里，白尾鹿与人们亲密地生活在一起——它们住在人类房屋附近，在街道上散步，到大学校园中探险。在美国的一些州，人们饲养鹿以供食用，还有一些州为因车祸而成为孤儿的小鹿制定了康复计划。圈养的鹿可能与人类和野鹿频繁接触，它们也可能逃跑或被放回野外。
但黑尔说，在这些情况中，可能没有足够的直接接触，来解释迄今为止发现的数百例病例，更不用说无数没有记录的病例。
另一条路径可能是经由环境。虽然病毒通过受污染的物体表面在人类中传播还没有明确的途径，但鹿可能将鼻子伸进丢弃的口罩中，或吞食人类打过喷嚏的花朵和花园中的蔬菜，从而感染病毒。猎人有时也用可能沾染了病毒的玉米或蔬菜做诱饵。但黑尔指出，鹿必须在合适的时间到达，摄入足以感染的病毒量。
此外，研究者猜测，也可能是被污染的废水渗透进了动物的水源。但许多研究虽然在污水中发现了病毒RNA，还未从中分离出具有传染性的病毒。而且，不仅仅是城市鹿会被感染，研究人员说，一些感染的鹿生活在偏僻的地方。
另据一些报道称，野猫或野生水貂等其它动物也可能作为传播媒介。
“所有这些似乎都很牵强，直到我们能够证明它们”，黑尔说。研究人员称，感染源不一定只有一个，可能涉及多条路由。
鹿是否会重新传染人
一旦一只鹿感染了新冠病毒，病毒就有很多机会在更广泛的群体中传播。白尾鹿是非常社会化的动物，在繁殖季节，即每年10月到第二年2月，雄鹿可以走几十公里，在不同鹿群之间来回移动，沿途与其他雄鹿角斗。偶尔，一只雌鹿也会为了“走亲访友”，旅行长达100公里，几天或几周后再回到她通常的领地。在北方的一些州，大雪期间，鹿群有时会迁徙到“鹿苑”，那里有茂密的树木，在那里它们可能会遇到其它鹿群。在这段时间里，这些动物一直在相互联系，并可能传播病毒。伍斯特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病毒学家琳达·赛义夫（Linda Saif）说，“鹿之间有很多面对面的接触”。
病毒传播的所有可能性让科学家担心，鹿可能成为新冠病毒的宿主——永久宿主，以及包括人类在内的其他动物疫情暴发的经常性来源。赛义夫说，一旦在鹿体内落户，新冠病毒可能会变异、进化，并可能与其它冠状病毒基因重组。她说，它可以进化到更容易地感染其它食草动物，如绵羊、山羊和牛，它们与鹿共享牧场。“一旦你有了一个单一的野生动物宿主，可以想象，它还会传给其它野生动物，甚至家养牲畜。”她说。
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了这样的忧虑。例如，新冠病毒在鹿身上显示出长期进化的迹象。在2月的一份《自然》预印本中，加拿大多伦多新宁研究所的病毒学家萨米拉·穆巴雷卡(Samira Mubareka)和她的同事，对2021年11月和12月在安大略省采样的鹿的5个新冠病毒基因组进行了测序。与在原始新冠病毒相比，这些病毒有76个突变，一些突变会导致病毒用来感染细胞的刺突蛋白发生氨基酸变化。这种突变是高传染性变异成功的关键。
2月9日的第二份《自然》预印本中，研究者于2021年11月在宾夕法尼亚鹿中发现了新冠病毒阿尔法和德尔塔变种。这些阿尔法变种的基因组与在人类身上发现的基因组不同，并且，这些阿尔法变种是在德尔塔变种成为主要的人类感染变种几个月后在鹿身上发现，这暗示阿尔法变种在鹿种群中或许独立进化。
穆巴雷卡和她的同事们还有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一个来自安大略西南部的人体内的病毒序列与在鹿体内发现的病毒基因组非常相似。尽管证据尚不明确，但科学家怀疑此人可能是从鹿身上感染病毒的。
如果这种情况得到证实，鹿与人之间的传播将令人担忧。从去年12月和今年1月的取样中，研究者还发现了一只感染了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的鹿，它也有针对德尔塔变种的抗体。
研究人员表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鹿是否是病毒危险变异的孕育基地。卡雷什说，他需要看到更多的“溢出”事件——从鹿到人——才能称它们为人类感染的宿主。
要真正了解这种情况，需要对动物进行更多的取样。一些研究人员已经开始了纵向研究，他们在几个狩猎季节重新探访了采样地点。
2021年3月，美国农业部获得了3亿美元的拨款，用于调查易感染新冠病毒的动物，在2022年狩猎季节，研究者在至少27个州对鹿进行了取样。博托说，他的团队计划研究鹿与人类和其它动物互动的镜头，以量化它们的互动模式。另一名研究者表示，通过更多的取样来确定哪种鹿的风险最高——雄鹿还是雌鹿，城市鹿还是郊区鹿——可能会提供更多的线索。
科学家们还计划进行更多的实验性感染研究，以了解像奥密克戎和德尔塔这样的变异是否在白尾鹿身上表现不同，以及其它野生动物是否易受感染。他们也可能尝试混合物种研究，例如，看看貂是否会将感染传播给啮齿动物。
穆巴雷卡说，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跟踪这些迅速蔓延的事件。“这些只是早期的章节。”她说。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
【环时深度|从瘟疫噩梦到德堡疑云，美国为何对生物武器如此“迷恋”？】#美国为何对生物武器如此迷恋# 编者的话：美国在俄乌爆发军事冲突前煽风点火。眼见火起，华盛顿一边火上浇油，一边尽量远离“火场”，生怕烧到自己。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还是有一颗火星溅到美国身上，烧出一个大洞，引得大家纷纷围过来往洞里瞧，想搞清楚美国人到底在遮掩什么。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乌克兰在美国军方的指导和支持下开展军事生物计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中方呼吁美国开放在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合理要求不会被美国所接受，因为美国推动生物武器的研制、试验、开发和大规模使用，已有近百年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美国对这种武器的认知在持续加深。我们只有理清美国对生物武器深度认知的过程，才能透过纷纷杂杂的事件以及真真假假的信息，看清华盛顿的底层逻辑，明白美国“欲罢不能”的根本原因。
瘟疫的“可怕”与“可用”
在人类历史上，如果有一个恐怖排行榜的话，居于榜首的肯定是瘟疫。1346年，可怕的鼠疫在现在的乌克兰境内暴发，外逃的人们把这个“死神”带到了西西里岛，之后扩散到整个欧洲大陆。在短短5年时间里，第一波鼠疫就杀死了欧洲1/3到1/2的人口。其实，早在这场大灾难发生1000多年前，强大的罗马帝国就曾经5次被鼠疫攻击。这种可怕的瘟疫不仅严重削弱了罗马帝国，而且击碎了东罗马帝国的复兴之梦。另一种可怕的瘟疫就是天花。15世纪末，当欧洲殖民者登上美洲新大陆的时候，他们带去了这种最致命的“武器”。为什么当时几百名西班牙殖民者能够征服有2500万人口的阿兹台克帝国（现墨西哥）呢？因为阿兹台克人俘虏的一名西班牙士兵染上了天花。之后10年内，阿兹台克人口减少到650万人，生存者也丧失了斗志，一个强大的帝国就此消亡。
瘟疫无疑是人类的噩梦，但如何解梦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人类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不断去追求光明；另一个是研究可怕瘟疫的“可用”之处，一步步走向黑暗。瘟疫是可怕的，它对人类的攻击是无差别的，就像发动一场“全民战争”，而故意传播瘟疫的人则是全民公敌。从古至今，无论是瘟疫的传播者，还是生物武器的研发者，都在自己的脑门上深深地刻下两个字——绝密。在二战中，美国军方保密级别最高的工程有两项，一个是研制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另一个就是美军化学作战部特别计划处推动的生物武器工程。两个工程在人员上绝不允许交织，相关人员也不允许离开美国。
美国与生物武器：从“相知”“相恋”到“结婚”“生子”
1944年，英国制定了一个绝密轰炸计划，打算派遣重型轰炸机群携带4万多枚特制炸弹，重点轰炸包括柏林、汉堡等在内的6座德国城市。这些炸弹每枚都包括106颗重1.8公斤的“炭疽弹”。据计算，这400多万颗“炭疽弹”能杀死300万德国平民。轰炸过后，被炸过的地方将成为人类禁区。与此同时，英军还打算向德国空投几百万个“炭疽牛肉饼”。这些饼并不是牛肉做的，而是牛非常喜欢吃的亚麻籽饼。英方组织女工往这些饼中注入炭疽热孢子，这种病菌会导致牛大量死亡，并使人类患上炭疽病。肉牛和奶牛的“消亡”将直接影响德国军队和百姓的食品供应。
以上这些计划最终因过于残酷以及盟军已在战场上掌握主动权而没有付诸实施。不过，这种“炭疽弹”已经被大量生产出来。它的诞生地是美国印第安纳州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之所以英国要与美国合作，是因为生物武器的大规模研发、试验、储存和生产，需要有强大的工业实力作为后盾，美国很符合要求，而且愿意参与其中。
以上这些历史告诉我们，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始于欧洲的“需求”。生物武器研制真正上升到国家层面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法国首开其端，英美等国紧随其后。这些国家之所以对生物武器研发“趋之若鹜”，是因为这些武器与化学武器一样，能在不摧毁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对敌方进行大规模杀伤，同时保存自己的实力。与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比，生物武器有几个特点更受重视：一是全面无差别杀伤，而且以针对平民为主，可以削弱敌国的参战能力；二是使用更加隐蔽，很容易被认为是战争期间“正常”的疫情暴发；三是防护困难；四是技术门槛相对低，成本要求也不高，而且杀伤力并不弱。
在二战中，英国认为德国可能用轰炸机对英发动生物战，因此大力开发生物武器，以随时对德国进行报复，而向英国提供“弹药”的重任就落在了美国身上。1943年，美军的化学作战部组建了高度保密的特别计划处，这个机构以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的德特里克营为中心，而德特里克营就是后来在生物武器方面“驰名全球”的德特里克堡。特别计划处建立后，甚至在美国军队内部都高度保密，相关技术人员直接听命于化学作战部官员和华盛顿。美国当时的态度是不在战场上首先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但生产大量的化学战剂和生物弹药提供给英国。为此，化学作战部把位于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作为秘密试验和生产的据点。据点中有铁路专线，有1.8万平方米的爆炸试验场地，有46个弹药库和３个大型地下储藏设施，还有厂房和上千人的兵营。美军在这里大量生产炭疽孢子、特制炸弹和炸弹填充物。德特里克营则于1944年开办生物战学校，这所学校培养的大批军官被派往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在更大的范围内，特别计划处与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很多美国名校进行科研合作。
到二战结束前，美国在生物武器研发方面投入的资金达到了恐怖的4亿美元，而耗资巨大的原子弹项目只是它的5倍。在日本快要投降时，美国计划终止特别计划处的工作，将战时形成的生产力逐渐转向和平用途，但当时的美军作战部部长斯蒂姆逊下令，生物战的研究活动不能停。这才有了后来美国为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军官提供庇护的丑闻，以及在朝鲜战场上对中朝军队使用生物武器的事件。
冷战的到来彻底改变了美国对生物武器的态度。生物战构想达到顶峰，因为美方希望生物武器的攻击力达到核武器级别，或者在使用核弹之后，马上使用生物武器，以彻底摧毁对方的军事目标和人们的抵抗意志。此外，在冷战两大阵营进行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情况下，使用生物武器“不着痕迹”的特点受到重视。事实上，美国一直在“生化并举”，不仅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也在越南战争中用过脱叶剂和针对农作物的抑制剂。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美军做好了播撒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的准备。
虽然美国在暗中干得很欢，但生物和化学武器始终是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1969年，美国媒体曝光了曾被掩盖的生化武器事故，美国国内哗然，而美军在越南使用化学武器也受到国际谴责。美苏之间开始筹备军控谈判。在各方压力下，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69年11月25日发表讲话，宣布美国放弃生物武器，并限制化学武器的生产。然而，所谓的“放弃”是指美国将生物武器的研发限定在防卫范畴内。后来，美国认为苏联是一个生物武器领域的庞然大物，所以华盛顿有意模糊防卫和进攻之间的区别，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始终没有放弃相关研发。
美国版“生化危机”为何“生生不息”
1991年，苏联轰然倒塌。之后，美国国防部国防减灾局制定了一项旨在销毁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核武器、化学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其中就包括“减少生物威胁计划”。与此同时，美国军方乘虚而入，以防止生物威胁为幌子“猎取”苏联生物武器专家和技术，并对苏联遗留在独联体各国的生物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建立高级别防护的生物实验室，同时还获得苏联在生物武器领域的许多研究成果。
最大对手“突然死亡”，美国人本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但很快笑容就从他们的脸上消失了。因为美国人发现，一个苏联倒下去，还有更多敌人冒出来。巴尔干、中东和非洲的战乱国家、各种极端组织，甚至一些个人，从国际市场上获得大国研制的非常规武器都变得更容易了。如果说核武器门槛较高、化学武器打击能力有限的话，那么生物武器不仅“易得”，而且“好用”，因为它针对的是没有防护能力的平民。
冷战结束后的前十年，美国的目光紧紧盯着几个反美国家。转折点是2001年的“9·11”事件，在恐怖分子劫持飞机发起自杀式袭击后，出现了大规模的炭疽邮件攻击。当时，数百人接触到了炭疽孢子。在此之前，美国在执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方面已经有所后退，此后更是态度消极。它在国内建立强大民防系统的同时，在国际上大量部署由军方控制的生物实验室。美国人意识到，能威胁到美国的生物武器，如果与美国的强大科技和军事实力“嫁接”，一定能成为自己手中的撒手锏。
纵观美国历史，从建国到现在，240多年只有16年没打仗。这充分说明，美国人才是名副其实的“战斗民族”。中国明代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说过一句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美国就是典型的“心贼太盛”、贪欲横行。美国脑海中有太多的敌人，只要有敌人在，华盛顿对生物武器的“迷恋”就不会停止。（《环球时报》3月22日7版文章，作者： 李 剑）
瘟疫的“可怕”与“可用”
在人类历史上，如果有一个恐怖排行榜的话，居于榜首的肯定是瘟疫。1346年，可怕的鼠疫在现在的乌克兰境内暴发，外逃的人们把这个“死神”带到了西西里岛，之后扩散到整个欧洲大陆。在短短5年时间里，第一波鼠疫就杀死了欧洲1/3到1/2的人口。其实，早在这场大灾难发生1000多年前，强大的罗马帝国就曾经5次被鼠疫攻击。这种可怕的瘟疫不仅严重削弱了罗马帝国，而且击碎了东罗马帝国的复兴之梦。另一种可怕的瘟疫就是天花。15世纪末，当欧洲殖民者登上美洲新大陆的时候，他们带去了这种最致命的“武器”。为什么当时几百名西班牙殖民者能够征服有2500万人口的阿兹台克帝国（现墨西哥）呢？因为阿兹台克人俘虏的一名西班牙士兵染上了天花。之后10年内，阿兹台克人口减少到650万人，生存者也丧失了斗志，一个强大的帝国就此消亡。
瘟疫无疑是人类的噩梦，但如何解梦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人类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不断去追求光明；另一个是研究可怕瘟疫的“可用”之处，一步步走向黑暗。瘟疫是可怕的，它对人类的攻击是无差别的，就像发动一场“全民战争”，而故意传播瘟疫的人则是全民公敌。从古至今，无论是瘟疫的传播者，还是生物武器的研发者，都在自己的脑门上深深地刻下两个字——绝密。在二战中，美国军方保密级别最高的工程有两项，一个是研制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另一个就是美军化学作战部特别计划处推动的生物武器工程。两个工程在人员上绝不允许交织，相关人员也不允许离开美国。
美国与生物武器：从“相知”“相恋”到“结婚”“生子”
1944年，英国制定了一个绝密轰炸计划，打算派遣重型轰炸机群携带4万多枚特制炸弹，重点轰炸包括柏林、汉堡等在内的6座德国城市。这些炸弹每枚都包括106颗重1.8公斤的“炭疽弹”。据计算，这400多万颗“炭疽弹”能杀死300万德国平民。轰炸过后，被炸过的地方将成为人类禁区。与此同时，英军还打算向德国空投几百万个“炭疽牛肉饼”。这些饼并不是牛肉做的，而是牛非常喜欢吃的亚麻籽饼。英方组织女工往这些饼中注入炭疽热孢子，这种病菌会导致牛大量死亡，并使人类患上炭疽病。肉牛和奶牛的“消亡”将直接影响德国军队和百姓的食品供应。
以上这些计划最终因过于残酷以及盟军已在战场上掌握主动权而没有付诸实施。不过，这种“炭疽弹”已经被大量生产出来。它的诞生地是美国印第安纳州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之所以英国要与美国合作，是因为生物武器的大规模研发、试验、储存和生产，需要有强大的工业实力作为后盾，美国很符合要求，而且愿意参与其中。
以上这些历史告诉我们，美国的生物武器计划始于欧洲的“需求”。生物武器研制真正上升到国家层面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法国首开其端，英美等国紧随其后。这些国家之所以对生物武器研发“趋之若鹜”，是因为这些武器与化学武器一样，能在不摧毁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对敌方进行大规模杀伤，同时保存自己的实力。与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比，生物武器有几个特点更受重视：一是全面无差别杀伤，而且以针对平民为主，可以削弱敌国的参战能力；二是使用更加隐蔽，很容易被认为是战争期间“正常”的疫情暴发；三是防护困难；四是技术门槛相对低，成本要求也不高，而且杀伤力并不弱。
在二战中，英国认为德国可能用轰炸机对英发动生物战，因此大力开发生物武器，以随时对德国进行报复，而向英国提供“弹药”的重任就落在了美国身上。1943年，美军的化学作战部组建了高度保密的特别计划处，这个机构以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的德特里克营为中心，而德特里克营就是后来在生物武器方面“驰名全球”的德特里克堡。特别计划处建立后，甚至在美国军队内部都高度保密，相关技术人员直接听命于化学作战部官员和华盛顿。美国当时的态度是不在战场上首先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但生产大量的化学战剂和生物弹药提供给英国。为此，化学作战部把位于维哥县的一家兵工厂作为秘密试验和生产的据点。据点中有铁路专线，有1.8万平方米的爆炸试验场地，有46个弹药库和３个大型地下储藏设施，还有厂房和上千人的兵营。美军在这里大量生产炭疽孢子、特制炸弹和炸弹填充物。德特里克营则于1944年开办生物战学校，这所学校培养的大批军官被派往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在更大的范围内，特别计划处与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很多美国名校进行科研合作。
到二战结束前，美国在生物武器研发方面投入的资金达到了恐怖的4亿美元，而耗资巨大的原子弹项目只是它的5倍。在日本快要投降时，美国计划终止特别计划处的工作，将战时形成的生产力逐渐转向和平用途，但当时的美军作战部部长斯蒂姆逊下令，生物战的研究活动不能停。这才有了后来美国为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军官提供庇护的丑闻，以及在朝鲜战场上对中朝军队使用生物武器的事件。
冷战的到来彻底改变了美国对生物武器的态度。生物战构想达到顶峰，因为美方希望生物武器的攻击力达到核武器级别，或者在使用核弹之后，马上使用生物武器，以彻底摧毁对方的军事目标和人们的抵抗意志。此外，在冷战两大阵营进行高度紧张的军事对峙情况下，使用生物武器“不着痕迹”的特点受到重视。事实上，美国一直在“生化并举”，不仅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也在越南战争中用过脱叶剂和针对农作物的抑制剂。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时，美军做好了播撒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的准备。
虽然美国在暗中干得很欢，但生物和化学武器始终是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1969年，美国媒体曝光了曾被掩盖的生化武器事故，美国国内哗然，而美军在越南使用化学武器也受到国际谴责。美苏之间开始筹备军控谈判。在各方压力下，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69年11月25日发表讲话，宣布美国放弃生物武器，并限制化学武器的生产。然而，所谓的“放弃”是指美国将生物武器的研发限定在防卫范畴内。后来，美国认为苏联是一个生物武器领域的庞然大物，所以华盛顿有意模糊防卫和进攻之间的区别，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始终没有放弃相关研发。
美国版“生化危机”为何“生生不息”
1991年，苏联轰然倒塌。之后，美国国防部国防减灾局制定了一项旨在销毁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核武器、化学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其中就包括“减少生物威胁计划”。与此同时，美国军方乘虚而入，以防止生物威胁为幌子“猎取”苏联生物武器专家和技术，并对苏联遗留在独联体各国的生物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建立高级别防护的生物实验室，同时还获得苏联在生物武器领域的许多研究成果。
最大对手“突然死亡”，美国人本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但很快笑容就从他们的脸上消失了。因为美国人发现，一个苏联倒下去，还有更多敌人冒出来。巴尔干、中东和非洲的战乱国家、各种极端组织，甚至一些个人，从国际市场上获得大国研制的非常规武器都变得更容易了。如果说核武器门槛较高、化学武器打击能力有限的话，那么生物武器不仅“易得”，而且“好用”，因为它针对的是没有防护能力的平民。
冷战结束后的前十年，美国的目光紧紧盯着几个反美国家。转折点是2001年的“9·11”事件，在恐怖分子劫持飞机发起自杀式袭击后，出现了大规模的炭疽邮件攻击。当时，数百人接触到了炭疽孢子。在此之前，美国在执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方面已经有所后退，此后更是态度消极。它在国内建立强大民防系统的同时，在国际上大量部署由军方控制的生物实验室。美国人意识到，能威胁到美国的生物武器，如果与美国的强大科技和军事实力“嫁接”，一定能成为自己手中的撒手锏。
纵观美国历史，从建国到现在，240多年只有16年没打仗。这充分说明，美国人才是名副其实的“战斗民族”。中国明代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说过一句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美国就是典型的“心贼太盛”、贪欲横行。美国脑海中有太多的敌人，只要有敌人在，华盛顿对生物武器的“迷恋”就不会停止。（《环球时报》3月22日7版文章，作者： 李 剑）
深夜悲伤
好怀念在纽约看不眠之夜，在街头肆意大笑，在时代广场行色匆匆的日子。
好想念在墨西哥靠谷歌翻译走天下，买路边taco，在彩色小镇做梦的日子。
也想天津读书的时候，想雪城的人和景，想华盛顿的小汉堡，想非洲的大草原。
其实疫情真的改变了很多，地球村再次隔绝了起来，让我的心态也发生了很多改变：把握当下，不再思索未来。
快乐是今日的快乐，愁苦让我们留到明天
好怀念在纽约看不眠之夜，在街头肆意大笑，在时代广场行色匆匆的日子。
好想念在墨西哥靠谷歌翻译走天下，买路边taco，在彩色小镇做梦的日子。
也想天津读书的时候，想雪城的人和景，想华盛顿的小汉堡，想非洲的大草原。
其实疫情真的改变了很多，地球村再次隔绝了起来，让我的心态也发生了很多改变：把握当下，不再思索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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