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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亚马逊在纳斯达克上市。从这一年开始，贝索斯每年都会给股东们写一封信。在1997年的第一封信中，贝索斯明确提出：一切都是关于长期价值的（It’t All About Long-Term），并基于长期价值，依此制定公司的经营、决策和投资原则。 阳光城作为一个长期主义的拥趸者，深谙此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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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的源流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西方艺术史的真相不在艺术领域而在庙堂
世界之初，万事万物原本没有任何标签，狮子不叫狮子，老鼠不叫老鼠，山不叫山，水不叫水……一切的改变来自于人类的出现。
人类作为地球上最高智慧的生物，为了便于生产、生活、交流，将万事万物贴上了标签，随着人类智慧的不断进化，各种标签也越来越精进，开始了有了分类，越分越细，直到这个世界无论从宏观的角度还是微观的角度，都有了二元对立的区分。
天有昼夜之分、季节有冬夏春秋区别、方向有南北东西之分；人有善恶之分……有了这些区分，人们仿佛找到了起点，有了奔赴的终点。
所以，仔细观察，会发现无论是哪一个领域，都会有两个方面供人参考。但是这种二元对立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只是有了这样的二元对立，方便我们寻找到正确的方向而已。每个人所处的立场不同，区分的角度也会不一样，看待事物的方法也会不一样。
比如一个人想要往东走，他没到达的地方就是东方，而他已经走过的就是西方。如果他这样和别人交流，别人永远都不知道他走到了哪里。因而城市的马路会有明确的标示，有了一个明确的坐标，避免出现这样的混乱情况。
严伯钧的《对立之美：西方艺术500年》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将西方500年的艺术以二元对立的方式讲述，让读者在西方艺术史这一堆庞大杂乱的藤蔓枝条中能够清晰明了的按照时间轴找到每个时期的艺术特色以及其所依赖的环境背景。
西方曾经神权和皇权并列
西方宗教的发展时间很早，曾经经历过低谷，但是在中世纪却一度成为政教并列的政权模式。虽说没有高于皇权，但皇权的确立却需要经过神权的授予，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方的神权曾经高于皇权。
其实在中国神权也高于皇权，只不过中国的神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起到的是敬畏。而西方则将神权通过宗教的方式显形于人间，并且以实际行为去干预皇权。
西方的艺术和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由于宗教在西方的庞大体系以及权力的延伸，所以对西方的文学艺术有着极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绝对的影响。
我们从中外文学能够看出，每一个国家社会的大环境都会影响其文化艺术的发展。因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或者说生命在于社会的需求。国家如果处于太平盛世，那么必然少不了歌功颂德的赞美篇章，国家如果处于战争动乱中，必然少不了歌颂英雄和悲天悯人以及壮志难酬等的篇章。
而西方作为宗教遍地的地方，其艺术发展自然离不开宗教的内容，尤其能够直观欣赏的绘画雕塑。故而我们在欣赏西方艺术时会发现大量的宗教画和神的雕塑。
西方艺术史的早期起源源自于数量庞大的匠人
因为西方宗教的地位和特殊性，在整个中世纪有很多人以建造教堂、装饰教堂为生。我记得《圣殿春秋》里的那个主角，他一生都在寻找机会建一座能署他名字的大教堂。他带着妻子儿女东奔西走，走南闯北，一是为了糊口生存，二是他有建造一座大教堂的梦想。按照现在人的眼光看，一个自己都吃不饱的匠人如何去谈梦想？但是在西方中世纪那个被宗教统治的时代，这样的人却有着特别大的魅力，他是妻子儿女眼中的偶像，他们跟着他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却没有任何怨言。
西方艺术正是源自于这样的匠人，他们执着于自己的梦想和信仰，属于现代人眼中的一条道走到黑的人。
但正是这些人堆砌了西方艺术史的基座，使得后来的人能够在原有的基石上造就西方艺术的璀璨高楼。
二元对立论犹如城市路标一样指引我们走进西方艺术史
其实之前阅览过一些关于西方艺术史的书籍，但是因为西方人的名字长，而且名字姓氏有点傻傻分不清，再加上西方的历史、国家的边界有点混乱，所以感觉自己就是囫囵吞枣，没看明白，就只记住了最重要的几个人名及著名作品。
《对立之美：西方艺术500年》将西方艺术史进行了细致的切割、拆解，然后再一一归类。严伯钧老师将西方艺术史切割成一节一节，再将每一节拆解成两堆，再在两堆里找到最显眼的两个钉在墙的两端，拉起一根绳，然后开始从绳的两端往中间晾晒那两堆中的物件：身份、地位、出身、信仰、风格、特色等等。
说西方艺术史必然绕不开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他们二人可以说是完美的二元对立，但又有某种相同的特质。
达芬奇推崇绘画，轻视雕塑，觉得绘画严谨，像科学一样都是探索；而米开朗基罗则轻视绘画，推崇雕塑，他觉得绘画是虚假的，雕塑才是真实的艺术表现。他们之间明显的对立还在于他们的信仰，达芬奇不信任何宗教，他一生都倾注在各类科学研究中；但是米开朗基罗的信仰力量却十分强大。他们一个感性一个理性，一个古典一个浪漫。但是他们却不约而同认为自己不是画家，因为他们同时还精通其他多门学科，绘画和雕塑只不过是业余爱好。而在音乐领域必然离不开贝多芬和莫扎特，这又是一对十分有意思的二元对立者。他们的风格一个像火，一个像水。
不仅艺术家之间有二元对立，国家地区间的二元对立也很明显。
要想看懂西方艺术史，必先了解西方宗教史。最为历史悠久且相互对立的当属天主教和新教，而实际上新教是天主教的另一个流派，是通过宗教改革产生的。
任何一个权力绝对的机构和政权都是滋生腐败的土壤，宗教也不列外。当整个中世纪被宗教把控时，教皇的权利就是唯一至上的，所以腐败就免不了从黑暗中破土而出，令信徒困苦不堪。有压迫就有反抗，所以在北方，教皇鞭长莫及的地方，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处处都显示出二元对立的存在。宗教改革有人反对就有人支持，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后，一个新的教体产生了，这就是新教。
天主教和新教南北对立，天主教崇尚华丽，新教则崇尚节俭，所以我们从教堂的装饰画就能看出这个教堂属于哪个教。同时我们会发现英国的文学戏剧很出名，法国巴黎可以说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凭借的却是最初的哥特建筑；南方意大利和北方德意志之间的对立，一个是个体性十分特出的歌剧；一个是整体性标志的交响曲。之所以这样，还是跟宗教有关，因为这些国家所信仰的宗教不同，所以他们的风格和特点也就不同。
读完本书最大的感受是以后再去西方博物馆不会再走马观花，能够去细细揣摩一些作品了。还有就是，西方艺术史告诉我们，关于艺术问题的答案，可能并不在艺术领域之中。
世界之初，万事万物原本没有任何标签，狮子不叫狮子，老鼠不叫老鼠，山不叫山，水不叫水……一切的改变来自于人类的出现。
人类作为地球上最高智慧的生物，为了便于生产、生活、交流，将万事万物贴上了标签，随着人类智慧的不断进化，各种标签也越来越精进，开始了有了分类，越分越细，直到这个世界无论从宏观的角度还是微观的角度，都有了二元对立的区分。
天有昼夜之分、季节有冬夏春秋区别、方向有南北东西之分；人有善恶之分……有了这些区分，人们仿佛找到了起点，有了奔赴的终点。
所以，仔细观察，会发现无论是哪一个领域，都会有两个方面供人参考。但是这种二元对立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只是有了这样的二元对立，方便我们寻找到正确的方向而已。每个人所处的立场不同，区分的角度也会不一样，看待事物的方法也会不一样。
比如一个人想要往东走，他没到达的地方就是东方，而他已经走过的就是西方。如果他这样和别人交流，别人永远都不知道他走到了哪里。因而城市的马路会有明确的标示，有了一个明确的坐标，避免出现这样的混乱情况。
严伯钧的《对立之美：西方艺术500年》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将西方500年的艺术以二元对立的方式讲述，让读者在西方艺术史这一堆庞大杂乱的藤蔓枝条中能够清晰明了的按照时间轴找到每个时期的艺术特色以及其所依赖的环境背景。
西方曾经神权和皇权并列
西方宗教的发展时间很早，曾经经历过低谷，但是在中世纪却一度成为政教并列的政权模式。虽说没有高于皇权，但皇权的确立却需要经过神权的授予，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方的神权曾经高于皇权。
其实在中国神权也高于皇权，只不过中国的神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起到的是敬畏。而西方则将神权通过宗教的方式显形于人间，并且以实际行为去干预皇权。
西方的艺术和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由于宗教在西方的庞大体系以及权力的延伸，所以对西方的文学艺术有着极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绝对的影响。
我们从中外文学能够看出，每一个国家社会的大环境都会影响其文化艺术的发展。因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或者说生命在于社会的需求。国家如果处于太平盛世，那么必然少不了歌功颂德的赞美篇章，国家如果处于战争动乱中，必然少不了歌颂英雄和悲天悯人以及壮志难酬等的篇章。
而西方作为宗教遍地的地方，其艺术发展自然离不开宗教的内容，尤其能够直观欣赏的绘画雕塑。故而我们在欣赏西方艺术时会发现大量的宗教画和神的雕塑。
西方艺术史的早期起源源自于数量庞大的匠人
因为西方宗教的地位和特殊性，在整个中世纪有很多人以建造教堂、装饰教堂为生。我记得《圣殿春秋》里的那个主角，他一生都在寻找机会建一座能署他名字的大教堂。他带着妻子儿女东奔西走，走南闯北，一是为了糊口生存，二是他有建造一座大教堂的梦想。按照现在人的眼光看，一个自己都吃不饱的匠人如何去谈梦想？但是在西方中世纪那个被宗教统治的时代，这样的人却有着特别大的魅力，他是妻子儿女眼中的偶像，他们跟着他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却没有任何怨言。
西方艺术正是源自于这样的匠人，他们执着于自己的梦想和信仰，属于现代人眼中的一条道走到黑的人。
但正是这些人堆砌了西方艺术史的基座，使得后来的人能够在原有的基石上造就西方艺术的璀璨高楼。
二元对立论犹如城市路标一样指引我们走进西方艺术史
其实之前阅览过一些关于西方艺术史的书籍，但是因为西方人的名字长，而且名字姓氏有点傻傻分不清，再加上西方的历史、国家的边界有点混乱，所以感觉自己就是囫囵吞枣，没看明白，就只记住了最重要的几个人名及著名作品。
《对立之美：西方艺术500年》将西方艺术史进行了细致的切割、拆解，然后再一一归类。严伯钧老师将西方艺术史切割成一节一节，再将每一节拆解成两堆，再在两堆里找到最显眼的两个钉在墙的两端，拉起一根绳，然后开始从绳的两端往中间晾晒那两堆中的物件：身份、地位、出身、信仰、风格、特色等等。
说西方艺术史必然绕不开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他们二人可以说是完美的二元对立，但又有某种相同的特质。
达芬奇推崇绘画，轻视雕塑，觉得绘画严谨，像科学一样都是探索；而米开朗基罗则轻视绘画，推崇雕塑，他觉得绘画是虚假的，雕塑才是真实的艺术表现。他们之间明显的对立还在于他们的信仰，达芬奇不信任何宗教，他一生都倾注在各类科学研究中；但是米开朗基罗的信仰力量却十分强大。他们一个感性一个理性，一个古典一个浪漫。但是他们却不约而同认为自己不是画家，因为他们同时还精通其他多门学科，绘画和雕塑只不过是业余爱好。而在音乐领域必然离不开贝多芬和莫扎特，这又是一对十分有意思的二元对立者。他们的风格一个像火，一个像水。
不仅艺术家之间有二元对立，国家地区间的二元对立也很明显。
要想看懂西方艺术史，必先了解西方宗教史。最为历史悠久且相互对立的当属天主教和新教，而实际上新教是天主教的另一个流派，是通过宗教改革产生的。
任何一个权力绝对的机构和政权都是滋生腐败的土壤，宗教也不列外。当整个中世纪被宗教把控时，教皇的权利就是唯一至上的，所以腐败就免不了从黑暗中破土而出，令信徒困苦不堪。有压迫就有反抗，所以在北方，教皇鞭长莫及的地方，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处处都显示出二元对立的存在。宗教改革有人反对就有人支持，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后，一个新的教体产生了，这就是新教。
天主教和新教南北对立，天主教崇尚华丽，新教则崇尚节俭，所以我们从教堂的装饰画就能看出这个教堂属于哪个教。同时我们会发现英国的文学戏剧很出名，法国巴黎可以说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凭借的却是最初的哥特建筑；南方意大利和北方德意志之间的对立，一个是个体性十分特出的歌剧；一个是整体性标志的交响曲。之所以这样，还是跟宗教有关，因为这些国家所信仰的宗教不同，所以他们的风格和特点也就不同。
读完本书最大的感受是以后再去西方博物馆不会再走马观花，能够去细细揣摩一些作品了。还有就是，西方艺术史告诉我们，关于艺术问题的答案，可能并不在艺术领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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