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不与“垃圾人”争辩，你就赢了
我们用两年的时间学说话，却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学闭嘴。
与人争辩，往往都来自于微小的事情，既消耗了时间，又浪费了好心情，还非常容易造成无法挽回的糟糕局面。
争吵就像挠痒痒，你越挠，就越痒。
有的时候，闭上嘴巴，平息头脑，反而更能一心一意做好自己，充实自己内心的力量。
《道德经》里讲：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
有智慧的人，从来不屑与人争辩。
生活中，我们发现，有人特别喜欢和人争论，不论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他都得怼上几句。
结果消耗了自己大把时间、感情去做毫无意义的争执。
争论的最高境界就是不辩，不争辩不代表理亏，反而是内心无愧，不屑与之相争。
和智慧的人争辩，我们能从争辩中学知识，其乐无穷。
而面对有偏见的人、糊涂的人、不同层次的人，说话不对等，双方都争吵不到一起去，风马牛不相及，只能损心耗力。
面对这样的人，我们就要懒一些，不去招惹，不拉低自己。
01
不要和有偏见的人明是非
心存偏见的人对人对事都有着自己的一套判断标准，事情的对与错、是与非，全凭他自己而定。
有一次，著名作家莫言请人吃饭，大家酒足饭饱之后桌子上还剩很多饭菜，农民出身的莫言不忍浪费便继续吃了起来。
这时，有人讽刺到：
“瞧瞧莫言吧，非把他那点钱吃回去不可。”
当时的莫言，好像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后来，莫言在赴宴之前，喝了两碗稀饭、两个馒头，垫饱了肚子。
在宴席上，他吃得慢条斯理、温文尔雅。
结果一人却说：
“看看莫言那假模假样的劲儿，好像他只用门牙吃饭就能吃成贾宝玉似的。”
所以，我们不要和有偏见的人做多余的解释，也没必要为了迎合他们的而改变自己。
因为你无论怎么做，在有偏见的人眼里都是错的，如果你跟他解释些什么，他还会认为：“看吧，被我说中了！”
塞缪尔·约翰逊说：“心存偏见的人总是弱者。”
心存偏见的人大多都是对自己的生活不满，他不肯承认自己的偏执和软弱，就好像用言语针对一下别人，自己就会轻松地赢得什么优越感似的。
当心存偏见的人得知别人比他过得好，他认为别人是装的，得知别人比他过得不好，他认为别人是在卖可怜。
殊不知，心存偏见的人在卖弄偏见的时候，不仅失去了朋友，也失去了自身的品德。
和对的人谈论对的事，于两个人都是加法。
和错的人谈论对的事，于聪明人一定是减法。
所以，跟有偏见的人明是非，本身就是一件有失明智的事。
02
不要和糊涂的人争长短
《红楼梦》中有这样一个桥段：
有一次，迎春的下人偷东西不承认，府上众姐妹帮迎春讨公道，迎春自己却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林黛玉说：“如果二姐姐是个男人，将来一家大小如何裁治？”
我们都知道，一部《红楼梦》，千种女儿愁。女人不能披甲上阵立军功，却能在后院闯出另一番天地。
贾府管事的不是贾政，也不是贾琏，而是王熙凤。
其实，同为闺阁待嫁之女，林黛玉不好意思说迎春：“你这样，嫁人以后怎么管家？”
所以黛玉用“二姐若是男人”来规劝。
但是迎春不理解林黛玉的意思，笑着回答道：“多少男人尚于此，何况我哉。”
黛玉听了之后没再说什么，而是和旁边的宝钗相视而笑。
迎春最后的结局就是在丈夫孙绍祖的欺凌下结束了一生。
人生的一大错事：和糊涂人说明白话。
俗话说，与聪明人打交道是“如沐春风”，与糊涂人打交道却是“遇事生风”。
子曰：“不可与之言而言，谓之失言。”
孔子认为，和不通透的人共事，有些话是不能说的，因为即使说了，对方也无法理解，说多了只是徒增烦恼，甚至给自己带来没必要的麻烦。
之前听到过这样一个笑话：
古时候有两个人争执，一个人说四四十六，另一个人说四四十八，最后闹到府衙让县令明断，县令最终判四四十八的人无罪释放，判四四十六的人三十大板。
之后有人质疑县令为何如此这般，县令说：“跟糊涂的人争辩，就是更糊涂，不打他打谁。”
有智慧的人不要和糊涂的人争辩，讲道理的人也不要去糊涂的人那里寻找存在感。
因为我们无法说服一个糊涂的人，就像我们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一个道理。
糊涂人的道理区别于哲学上的诡辩论。
诡辩论者会用一些理论去证实自己具有欺骗性的观点，这也是在辩论赛中经常被辩手使用的辩论方法。
而糊涂的人，根本就懒得证实自己的观点，他们的言论中大多充斥着“就是”“本来”“就这样”。
与糊涂的人争辩，聪明人本身就已经不占优势了，因为无论你说什么，他就说一句“事情本来就这样，你非得那样说”怼得你哑口无言。
糊涂的人有着自己的糊涂道理，在他们的世界里，那些糊涂道理就是真理。
这也是为什么不要与糊涂人争辩的原因之一，因为不会有结果，反而对方还会觉得你固执。
03
不要和无知的人辩道理
先秦神话集《齐谐》讲：
“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大意为：鹏往南方的大海迁徙的时候，翅膀拍打水面，能激起三千里的浪涛，环绕着旋风飞上了九万里的高空，乘着六月的风离开北海。
庄子的《逍遥游》中提到：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
大意为：蝉和小斑鸠讥笑鹏，我们奋力而飞，碰到榆树和檀树就停止，有时飞不上去，落在地上就是了。何必要飞九万里到南海去呢？
一个人的生活环境决定其自身的认知，生活中难免会遇到“蝉”和“斑鸠”的讥讽嘲笑，其实我们大可不必理会。
如果与其较真争辩，我们就会被对方拉低层次，在对方游刃有余的低层次认知里，我们肯定不会有胜算。
朝生暮死的菌草不知道黑夜与黎明。春生夏死、夏生秋死的蝉，不知道一年分四季。
《逍遥游》中还提到：
“古时楚国的南方有一种大树叫灵龟，它把五百年当作一个春季，五百年当作一个秋季。
上古时代有一种树叫做大椿，它把八千年当作一个春季，八千年当作一个秋季。”
永远不要和井底之蛙争吵，它看到的天空是圆规画的，而我们看到的天空是无限大的。
正所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我们又何必要求菌草与蝉拥有灵龟和大椿的胸怀呢?
有这样一则小故事：
两个有旧仇的人在一处窄桥相遇，其中一人首先挑衅：“我从来不给狗让路。”
另一人面带微笑侧身：“而我恰恰相反，你先请吧。”
与认知层次和自己不同的人辩道理，不仅辩不出结果，也无疑是在给自己添堵。
和无知、小气的人争辩，赢的一方从来都不是那个聪明人。
不争不辩，才是最有利的回击。
放眼望去古今中外，真正成功的人从来不做没必要的事，也从来不与没必要的人争辩。
试图说服别人的功夫，倒不如自己读读书喝喝茶，陶冶一下心情，寻找自己新的提高。
反观现实中的我们，难免会与人争辩，辩生活、辩工作、辩见闻、辩真理。
既然无法避免争论，那就做一些有意义的争论。
避开那些有偏见的人、糊涂的人、见识短浅的人。只有这样，我们的每一次争论才会是正向的，于自己也是做加法的。
人这一生真正需要在意的是遵从自己的内心，看重自己的想法，内心丰盈的人从来不会活在别人眼里，更不会活在别人嘴里。
周国平说：
“每一个人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一定有一个对于他最合宜的位置，这个位置仿佛是在他降生时就给他准备好的，只等他有一天来认领。”
和不同位置的人争辩，是争不出个结果的。#职场那些事儿#
我们用两年的时间学说话，却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学闭嘴。
与人争辩，往往都来自于微小的事情，既消耗了时间，又浪费了好心情，还非常容易造成无法挽回的糟糕局面。
争吵就像挠痒痒，你越挠，就越痒。
有的时候，闭上嘴巴，平息头脑，反而更能一心一意做好自己，充实自己内心的力量。
《道德经》里讲：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
有智慧的人，从来不屑与人争辩。
生活中，我们发现，有人特别喜欢和人争论，不论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他都得怼上几句。
结果消耗了自己大把时间、感情去做毫无意义的争执。
争论的最高境界就是不辩，不争辩不代表理亏，反而是内心无愧，不屑与之相争。
和智慧的人争辩，我们能从争辩中学知识，其乐无穷。
而面对有偏见的人、糊涂的人、不同层次的人，说话不对等，双方都争吵不到一起去，风马牛不相及，只能损心耗力。
面对这样的人，我们就要懒一些，不去招惹，不拉低自己。
01
不要和有偏见的人明是非
心存偏见的人对人对事都有着自己的一套判断标准，事情的对与错、是与非，全凭他自己而定。
有一次，著名作家莫言请人吃饭，大家酒足饭饱之后桌子上还剩很多饭菜，农民出身的莫言不忍浪费便继续吃了起来。
这时，有人讽刺到：
“瞧瞧莫言吧，非把他那点钱吃回去不可。”
当时的莫言，好像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后来，莫言在赴宴之前，喝了两碗稀饭、两个馒头，垫饱了肚子。
在宴席上，他吃得慢条斯理、温文尔雅。
结果一人却说：
“看看莫言那假模假样的劲儿，好像他只用门牙吃饭就能吃成贾宝玉似的。”
所以，我们不要和有偏见的人做多余的解释，也没必要为了迎合他们的而改变自己。
因为你无论怎么做，在有偏见的人眼里都是错的，如果你跟他解释些什么，他还会认为：“看吧，被我说中了！”
塞缪尔·约翰逊说：“心存偏见的人总是弱者。”
心存偏见的人大多都是对自己的生活不满，他不肯承认自己的偏执和软弱，就好像用言语针对一下别人，自己就会轻松地赢得什么优越感似的。
当心存偏见的人得知别人比他过得好，他认为别人是装的，得知别人比他过得不好，他认为别人是在卖可怜。
殊不知，心存偏见的人在卖弄偏见的时候，不仅失去了朋友，也失去了自身的品德。
和对的人谈论对的事，于两个人都是加法。
和错的人谈论对的事，于聪明人一定是减法。
所以，跟有偏见的人明是非，本身就是一件有失明智的事。
02
不要和糊涂的人争长短
《红楼梦》中有这样一个桥段：
有一次，迎春的下人偷东西不承认，府上众姐妹帮迎春讨公道，迎春自己却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林黛玉说：“如果二姐姐是个男人，将来一家大小如何裁治？”
我们都知道，一部《红楼梦》，千种女儿愁。女人不能披甲上阵立军功，却能在后院闯出另一番天地。
贾府管事的不是贾政，也不是贾琏，而是王熙凤。
其实，同为闺阁待嫁之女，林黛玉不好意思说迎春：“你这样，嫁人以后怎么管家？”
所以黛玉用“二姐若是男人”来规劝。
但是迎春不理解林黛玉的意思，笑着回答道：“多少男人尚于此，何况我哉。”
黛玉听了之后没再说什么，而是和旁边的宝钗相视而笑。
迎春最后的结局就是在丈夫孙绍祖的欺凌下结束了一生。
人生的一大错事：和糊涂人说明白话。
俗话说，与聪明人打交道是“如沐春风”，与糊涂人打交道却是“遇事生风”。
子曰：“不可与之言而言，谓之失言。”
孔子认为，和不通透的人共事，有些话是不能说的，因为即使说了，对方也无法理解，说多了只是徒增烦恼，甚至给自己带来没必要的麻烦。
之前听到过这样一个笑话：
古时候有两个人争执，一个人说四四十六，另一个人说四四十八，最后闹到府衙让县令明断，县令最终判四四十八的人无罪释放，判四四十六的人三十大板。
之后有人质疑县令为何如此这般，县令说：“跟糊涂的人争辩，就是更糊涂，不打他打谁。”
有智慧的人不要和糊涂的人争辩，讲道理的人也不要去糊涂的人那里寻找存在感。
因为我们无法说服一个糊涂的人，就像我们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一个道理。
糊涂人的道理区别于哲学上的诡辩论。
诡辩论者会用一些理论去证实自己具有欺骗性的观点，这也是在辩论赛中经常被辩手使用的辩论方法。
而糊涂的人，根本就懒得证实自己的观点，他们的言论中大多充斥着“就是”“本来”“就这样”。
与糊涂的人争辩，聪明人本身就已经不占优势了，因为无论你说什么，他就说一句“事情本来就这样，你非得那样说”怼得你哑口无言。
糊涂的人有着自己的糊涂道理，在他们的世界里，那些糊涂道理就是真理。
这也是为什么不要与糊涂人争辩的原因之一，因为不会有结果，反而对方还会觉得你固执。
03
不要和无知的人辩道理
先秦神话集《齐谐》讲：
“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大意为：鹏往南方的大海迁徙的时候，翅膀拍打水面，能激起三千里的浪涛，环绕着旋风飞上了九万里的高空，乘着六月的风离开北海。
庄子的《逍遥游》中提到：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
大意为：蝉和小斑鸠讥笑鹏，我们奋力而飞，碰到榆树和檀树就停止，有时飞不上去，落在地上就是了。何必要飞九万里到南海去呢？
一个人的生活环境决定其自身的认知，生活中难免会遇到“蝉”和“斑鸠”的讥讽嘲笑，其实我们大可不必理会。
如果与其较真争辩，我们就会被对方拉低层次，在对方游刃有余的低层次认知里，我们肯定不会有胜算。
朝生暮死的菌草不知道黑夜与黎明。春生夏死、夏生秋死的蝉，不知道一年分四季。
《逍遥游》中还提到：
“古时楚国的南方有一种大树叫灵龟，它把五百年当作一个春季，五百年当作一个秋季。
上古时代有一种树叫做大椿，它把八千年当作一个春季，八千年当作一个秋季。”
永远不要和井底之蛙争吵，它看到的天空是圆规画的，而我们看到的天空是无限大的。
正所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我们又何必要求菌草与蝉拥有灵龟和大椿的胸怀呢?
有这样一则小故事：
两个有旧仇的人在一处窄桥相遇，其中一人首先挑衅：“我从来不给狗让路。”
另一人面带微笑侧身：“而我恰恰相反，你先请吧。”
与认知层次和自己不同的人辩道理，不仅辩不出结果，也无疑是在给自己添堵。
和无知、小气的人争辩，赢的一方从来都不是那个聪明人。
不争不辩，才是最有利的回击。
放眼望去古今中外，真正成功的人从来不做没必要的事，也从来不与没必要的人争辩。
试图说服别人的功夫，倒不如自己读读书喝喝茶，陶冶一下心情，寻找自己新的提高。
反观现实中的我们，难免会与人争辩，辩生活、辩工作、辩见闻、辩真理。
既然无法避免争论，那就做一些有意义的争论。
避开那些有偏见的人、糊涂的人、见识短浅的人。只有这样，我们的每一次争论才会是正向的，于自己也是做加法的。
人这一生真正需要在意的是遵从自己的内心，看重自己的想法，内心丰盈的人从来不会活在别人眼里，更不会活在别人嘴里。
周国平说：
“每一个人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一定有一个对于他最合宜的位置，这个位置仿佛是在他降生时就给他准备好的，只等他有一天来认领。”
和不同位置的人争辩，是争不出个结果的。#职场那些事儿#
学会不与“垃圾人”争辩，你就赢了
我们用两年的时间学说话，却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学闭嘴。
与人争辩，往往都来自于微小的事情，既消耗了时间，又浪费了好心情，还非常容易造成无法挽回的糟糕局面。
争吵就像挠痒痒，你越挠，就越痒。
有的时候，闭上嘴巴，平息头脑，反而更能一心一意做好自己，充实自己内心的力量。
《道德经》里讲：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
有智慧的人，从来不屑与人争辩。
生活中，我们发现，有人特别喜欢和人争论，不论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他都得怼上几句。
结果消耗了自己大把时间、感情去做毫无意义的争执。
争论的最高境界就是不辩，不争辩不代表理亏，反而是内心无愧，不屑与之相争。
和智慧的人争辩，我们能从争辩中学知识，其乐无穷。
而面对有偏见的人、糊涂的人、不同层次的人，说话不对等，双方都争吵不到一起去，风马牛不相及，只能损心耗力。
面对这样的人，我们就要懒一些，不去招惹，不拉低自己。
01
不要和有偏见的人明是非
心存偏见的人对人对事都有着自己的一套判断标准，事情的对与错、是与非，全凭他自己而定。
有一次，著名作家莫言请人吃饭，大家酒足饭饱之后桌子上还剩很多饭菜，农民出身的莫言不忍浪费便继续吃了起来。
这时，有人讽刺到：
“瞧瞧莫言吧，非把他那点钱吃回去不可。”
当时的莫言，好像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后来，莫言在赴宴之前，喝了两碗稀饭、两个馒头，垫饱了肚子。
在宴席上，他吃得慢条斯理、温文尔雅。
结果一人却说：
“看看莫言那假模假样的劲儿，好像他只用门牙吃饭就能吃成贾宝玉似的。”
所以，我们不要和有偏见的人做多余的解释，也没必要为了迎合他们的而改变自己。
因为你无论怎么做，在有偏见的人眼里都是错的，如果你跟他解释些什么，他还会认为：“看吧，被我说中了！”
塞缪尔·约翰逊说：“心存偏见的人总是弱者。”
心存偏见的人大多都是对自己的生活不满，他不肯承认自己的偏执和软弱，就好像用言语针对一下别人，自己就会轻松地赢得什么优越感似的。
当心存偏见的人得知别人比他过得好，他认为别人是装的，得知别人比他过得不好，他认为别人是在卖可怜。
殊不知，心存偏见的人在卖弄偏见的时候，不仅失去了朋友，也失去了自身的品德。
和对的人谈论对的事，于两个人都是加法。
和错的人谈论对的事，于聪明人一定是减法。
所以，跟有偏见的人明是非，本身就是一件有失明智的事。
02
不要和糊涂的人争长短
《红楼梦》中有这样一个桥段：
有一次，迎春的下人偷东西不承认，府上众姐妹帮迎春讨公道，迎春自己却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林黛玉说：“如果二姐姐是个男人，将来一家大小如何裁治？”
我们都知道，一部《红楼梦》，千种女儿愁。女人不能披甲上阵立军功，却能在后院闯出另一番天地。
贾府管事的不是贾政，也不是贾琏，而是王熙凤。
其实，同为闺阁待嫁之女，林黛玉不好意思说迎春：“你这样，嫁人以后怎么管家？”
所以黛玉用“二姐若是男人”来规劝。
但是迎春不理解林黛玉的意思，笑着回答道：“多少男人尚于此，何况我哉。”
黛玉听了之后没再说什么，而是和旁边的宝钗相视而笑。
迎春最后的结局就是在丈夫孙绍祖的欺凌下结束了一生。
人生的一大错事：和糊涂人说明白话。
俗话说，与聪明人打交道是“如沐春风”，与糊涂人打交道却是“遇事生风”。
子曰：“不可与之言而言，谓之失言。”
孔子认为，和不通透的人共事，有些话是不能说的，因为即使说了，对方也无法理解，说多了只是徒增烦恼，甚至给自己带来没必要的麻烦。
之前听到过这样一个笑话：
古时候有两个人争执，一个人说四四十六，另一个人说四四十八，最后闹到府衙让县令明断，县令最终判四四十八的人无罪释放，判四四十六的人三十大板。
之后有人质疑县令为何如此这般，县令说：“跟糊涂的人争辩，就是更糊涂，不打他打谁。”
有智慧的人不要和糊涂的人争辩，讲道理的人也不要去糊涂的人那里寻找存在感。
因为我们无法说服一个糊涂的人，就像我们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一个道理。
糊涂人的道理区别于哲学上的诡辩论。
诡辩论者会用一些理论去证实自己具有欺骗性的观点，这也是在辩论赛中经常被辩手使用的辩论方法。
而糊涂的人，根本就懒得证实自己的观点，他们的言论中大多充斥着“就是”“本来”“就这样”。
与糊涂的人争辩，聪明人本身就已经不占优势了，因为无论你说什么，他就说一句“事情本来就这样，你非得那样说”怼得你哑口无言。
糊涂的人有着自己的糊涂道理，在他们的世界里，那些糊涂道理就是真理。
这也是为什么不要与糊涂人争辩的原因之一，因为不会有结果，反而对方还会觉得你固执。
03
不要和无知的人辩道理
先秦神话集《齐谐》讲：
“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大意为：鹏往南方的大海迁徙的时候，翅膀拍打水面，能激起三千里的浪涛，环绕着旋风飞上了九万里的高空，乘着六月的风离开北海。
庄子的《逍遥游》中提到：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
大意为：蝉和小斑鸠讥笑鹏，我们奋力而飞，碰到榆树和檀树就停止，有时飞不上去，落在地上就是了。何必要飞九万里到南海去呢？
一个人的生活环境决定其自身的认知，生活中难免会遇到“蝉”和“斑鸠”的讥讽嘲笑，其实我们大可不必理会。
如果与其较真争辩，我们就会被对方拉低层次，在对方游刃有余的低层次认知里，我们肯定不会有胜算。
朝生暮死的菌草不知道黑夜与黎明。春生夏死、夏生秋死的蝉，不知道一年分四季。
《逍遥游》中还提到：
“古时楚国的南方有一种大树叫灵龟，它把五百年当作一个春季，五百年当作一个秋季。
上古时代有一种树叫做大椿，它把八千年当作一个春季，八千年当作一个秋季。”
永远不要和井底之蛙争吵，它看到的天空是圆规画的，而我们看到的天空是无限大的。
正所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我们又何必要求菌草与蝉拥有灵龟和大椿的胸怀呢?
有这样一则小故事：
两个有旧仇的人在一处窄桥相遇，其中一人首先挑衅：“我从来不给狗让路。”
另一人面带微笑侧身：“而我恰恰相反，你先请吧。”
与认知层次和自己不同的人辩道理，不仅辩不出结果，也无疑是在给自己添堵。
和无知、小气的人争辩，赢的一方从来都不是那个聪明人。
不争不辩，才是最有利的回击。
放眼望去古今中外，真正成功的人从来不做没必要的事，也从来不与没必要的人争辩。
试图说服别人的功夫，倒不如自己读读书喝喝茶，陶冶一下心情，寻找自己新的提高。
反观现实中的我们，难免会与人争辩，辩生活、辩工作、辩见闻、辩真理。
既然无法避免争论，那就做一些有意义的争论。
避开那些有偏见的人、糊涂的人、见识短浅的人。只有这样，我们的每一次争论才会是正向的，于自己也是做加法的。
人这一生真正需要在意的是遵从自己的内心，看重自己的想法，内心丰盈的人从来不会活在别人眼里，更不会活在别人嘴里。
周国平说：
“每一个人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一定有一个对于他最合宜的位置，这个位置仿佛是在他降生时就给他准备好的，只等他有一天来认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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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争辩，往往都来自于微小的事情，既消耗了时间，又浪费了好心情，还非常容易造成无法挽回的糟糕局面。
争吵就像挠痒痒，你越挠，就越痒。
有的时候，闭上嘴巴，平息头脑，反而更能一心一意做好自己，充实自己内心的力量。
《道德经》里讲：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
有智慧的人，从来不屑与人争辩。
生活中，我们发现，有人特别喜欢和人争论，不论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他都得怼上几句。
结果消耗了自己大把时间、感情去做毫无意义的争执。
争论的最高境界就是不辩，不争辩不代表理亏，反而是内心无愧，不屑与之相争。
和智慧的人争辩，我们能从争辩中学知识，其乐无穷。
而面对有偏见的人、糊涂的人、不同层次的人，说话不对等，双方都争吵不到一起去，风马牛不相及，只能损心耗力。
面对这样的人，我们就要懒一些，不去招惹，不拉低自己。
01
不要和有偏见的人明是非
心存偏见的人对人对事都有着自己的一套判断标准，事情的对与错、是与非，全凭他自己而定。
有一次，著名作家莫言请人吃饭，大家酒足饭饱之后桌子上还剩很多饭菜，农民出身的莫言不忍浪费便继续吃了起来。
这时，有人讽刺到：
“瞧瞧莫言吧，非把他那点钱吃回去不可。”
当时的莫言，好像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后来，莫言在赴宴之前，喝了两碗稀饭、两个馒头，垫饱了肚子。
在宴席上，他吃得慢条斯理、温文尔雅。
结果一人却说：
“看看莫言那假模假样的劲儿，好像他只用门牙吃饭就能吃成贾宝玉似的。”
所以，我们不要和有偏见的人做多余的解释，也没必要为了迎合他们的而改变自己。
因为你无论怎么做，在有偏见的人眼里都是错的，如果你跟他解释些什么，他还会认为：“看吧，被我说中了！”
塞缪尔·约翰逊说：“心存偏见的人总是弱者。”
心存偏见的人大多都是对自己的生活不满，他不肯承认自己的偏执和软弱，就好像用言语针对一下别人，自己就会轻松地赢得什么优越感似的。
当心存偏见的人得知别人比他过得好，他认为别人是装的，得知别人比他过得不好，他认为别人是在卖可怜。
殊不知，心存偏见的人在卖弄偏见的时候，不仅失去了朋友，也失去了自身的品德。
和对的人谈论对的事，于两个人都是加法。
和错的人谈论对的事，于聪明人一定是减法。
所以，跟有偏见的人明是非，本身就是一件有失明智的事。
02
不要和糊涂的人争长短
《红楼梦》中有这样一个桥段：
有一次，迎春的下人偷东西不承认，府上众姐妹帮迎春讨公道，迎春自己却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林黛玉说：“如果二姐姐是个男人，将来一家大小如何裁治？”
我们都知道，一部《红楼梦》，千种女儿愁。女人不能披甲上阵立军功，却能在后院闯出另一番天地。
贾府管事的不是贾政，也不是贾琏，而是王熙凤。
其实，同为闺阁待嫁之女，林黛玉不好意思说迎春：“你这样，嫁人以后怎么管家？”
所以黛玉用“二姐若是男人”来规劝。
但是迎春不理解林黛玉的意思，笑着回答道：“多少男人尚于此，何况我哉。”
黛玉听了之后没再说什么，而是和旁边的宝钗相视而笑。
迎春最后的结局就是在丈夫孙绍祖的欺凌下结束了一生。
人生的一大错事：和糊涂人说明白话。
俗话说，与聪明人打交道是“如沐春风”，与糊涂人打交道却是“遇事生风”。
子曰：“不可与之言而言，谓之失言。”
孔子认为，和不通透的人共事，有些话是不能说的，因为即使说了，对方也无法理解，说多了只是徒增烦恼，甚至给自己带来没必要的麻烦。
之前听到过这样一个笑话：
古时候有两个人争执，一个人说四四十六，另一个人说四四十八，最后闹到府衙让县令明断，县令最终判四四十八的人无罪释放，判四四十六的人三十大板。
之后有人质疑县令为何如此这般，县令说：“跟糊涂的人争辩，就是更糊涂，不打他打谁。”
有智慧的人不要和糊涂的人争辩，讲道理的人也不要去糊涂的人那里寻找存在感。
因为我们无法说服一个糊涂的人，就像我们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一个道理。
糊涂人的道理区别于哲学上的诡辩论。
诡辩论者会用一些理论去证实自己具有欺骗性的观点，这也是在辩论赛中经常被辩手使用的辩论方法。
而糊涂的人，根本就懒得证实自己的观点，他们的言论中大多充斥着“就是”“本来”“就这样”。
与糊涂的人争辩，聪明人本身就已经不占优势了，因为无论你说什么，他就说一句“事情本来就这样，你非得那样说”怼得你哑口无言。
糊涂的人有着自己的糊涂道理，在他们的世界里，那些糊涂道理就是真理。
这也是为什么不要与糊涂人争辩的原因之一，因为不会有结果，反而对方还会觉得你固执。
03
不要和无知的人辩道理
先秦神话集《齐谐》讲：
“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大意为：鹏往南方的大海迁徙的时候，翅膀拍打水面，能激起三千里的浪涛，环绕着旋风飞上了九万里的高空，乘着六月的风离开北海。
庄子的《逍遥游》中提到：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
大意为：蝉和小斑鸠讥笑鹏，我们奋力而飞，碰到榆树和檀树就停止，有时飞不上去，落在地上就是了。何必要飞九万里到南海去呢？
一个人的生活环境决定其自身的认知，生活中难免会遇到“蝉”和“斑鸠”的讥讽嘲笑，其实我们大可不必理会。
如果与其较真争辩，我们就会被对方拉低层次，在对方游刃有余的低层次认知里，我们肯定不会有胜算。
朝生暮死的菌草不知道黑夜与黎明。春生夏死、夏生秋死的蝉，不知道一年分四季。
《逍遥游》中还提到：
“古时楚国的南方有一种大树叫灵龟，它把五百年当作一个春季，五百年当作一个秋季。
上古时代有一种树叫做大椿，它把八千年当作一个春季，八千年当作一个秋季。”
永远不要和井底之蛙争吵，它看到的天空是圆规画的，而我们看到的天空是无限大的。
正所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我们又何必要求菌草与蝉拥有灵龟和大椿的胸怀呢?
有这样一则小故事：
两个有旧仇的人在一处窄桥相遇，其中一人首先挑衅：“我从来不给狗让路。”
另一人面带微笑侧身：“而我恰恰相反，你先请吧。”
与认知层次和自己不同的人辩道理，不仅辩不出结果，也无疑是在给自己添堵。
和无知、小气的人争辩，赢的一方从来都不是那个聪明人。
不争不辩，才是最有利的回击。
放眼望去古今中外，真正成功的人从来不做没必要的事，也从来不与没必要的人争辩。
试图说服别人的功夫，倒不如自己读读书喝喝茶，陶冶一下心情，寻找自己新的提高。
反观现实中的我们，难免会与人争辩，辩生活、辩工作、辩见闻、辩真理。
既然无法避免争论，那就做一些有意义的争论。
避开那些有偏见的人、糊涂的人、见识短浅的人。只有这样，我们的每一次争论才会是正向的，于自己也是做加法的。
人这一生真正需要在意的是遵从自己的内心，看重自己的想法，内心丰盈的人从来不会活在别人眼里，更不会活在别人嘴里。
周国平说：
“每一个人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一定有一个对于他最合宜的位置，这个位置仿佛是在他降生时就给他准备好的，只等他有一天来认领。”
和不同位置的人争辩，是争不出个结果的。#人力资源研究[超话]#
中西音乐美感特征比较
中国音乐在审美品格上的第一个特征，是它那惊人的幽婉、深邃，听起来有一种“追魂击魄”的效果，它直接透过你的感官，钻入你心灵的底部，去轻轻地撩拨你那根最隐秘、最微妙的神经，使你有不能自禁、徒唤“奈何”之感。
从乐思的深度方面说，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都一样地具备这一品格。不同的是，西方音乐的深度主要表现为“深刻”，中国音乐则表现为“深邃”。这两者虽都属于乐思的深度，但其内容和效果均很不相同。西乐的深刻主要是指音乐思维中所体现出的一种思想、一种观念、一种情感，是就音乐所表现的主题而言的；中乐的深邃则主要是指音乐思维中所体现出的一种体验、一种感受、一种领悟，是就音乐所特有的韵味而言。西乐的“深刻”是静态的、固定的、明晰的，是可以诉诸理性观念的；中乐的“深遂”则是动态的、游移不定的、含蓄神秘的，它不可以诉诸理性观念，而只能借助于悟性直觉，它是主题之外的一种审美特质。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是深刻的，其深刻来自乐曲中所表现的革命斗争形象和英雄主题，来自作者对那个革命时代的敏锐把握和强有力的表现；而中国的《梅花三弄》是深邃的，其深邃是来自作者对梅花那高洁的内在气质的理解和感受，并用简洁、从容的旋律，清脆、晶莹的音色将其表现出来。《第三交响曲》的深刻主要通过听者的感官来引发他的想象、思考和情感的体验，而《梅花三弄》的深邃则是透过感官直达心底，在你心的深处回旋、激荡，使你觉得好象有一股正气在你的心胸升起，缕缕不绝，韵味无穷。
深刻与深邃确实是中西音乐的一大不同，但若进一步加以比较，它们在另一方面的差异可能更为明显。这个差异是：西乐以强度胜，中乐以深度胜。中乐与西乐都有自己的“力度”，但造成这力度的方式和内含却很不相同。西乐的“力度”是由强度而来，是“强而有力”，中乐则是由深度而来，是“深而有力”，前者是一种阳刚之力，后者属于阴柔之力。从音响上说，西方音乐特别追求音响的厚实、丰满和立体感，追求一种对人心的震撼力，所以，在乐曲的织体上，它不太使用复调音乐，而多用主调式的结构，追求旋律进行时的纵横交叉网状铺叠的立体效果；在音色上不追求乐器的独特音色，而重视乐器音色上有较好的渗透力和融和性，使乐曲的音响更为绵密厚实；在配器与乐队组成上，也不太喜欢采用小型乐队，而是多为大型的交响乐、奏鸣曲、协奏曲等，在合奏中，也很少有由单个乐器独奏的机会，而总是以合奏中的强弱来表达特别的情绪需要。中国音乐则不同。中国音乐不仅并不追求音响的立体效果，不追求合奏中的音响的厚实、丰满，而且还尽量地避免它。所以，中国音乐的织体不是纵横交叉、网状铺叠的，而是作横向线型的延伸、展开，其旋律的抑扬起伏，如同一条蜿蜒而行的蛇，它能无声无息地就进入你心的底部，能达到立体状的西方音乐所达不到的地方，起到西方音乐所无法起到的效果。同时，中国音乐也就特别重视每一种乐器的独特音色，并注意在乐队中予以适当而又充分的发挥。所以中国音乐的演奏很少用大型乐队，最常用的是独奏和几样乐器相搭配的小型合奏。在这种合奏中，也很少作西乐那样的齐奏，而是在齐奏中留出更多的机会让特色乐器独奏或领奏，以发挥该乐器的独特音色。单个乐器在音响 效果上显然不以强度胜，但从感觉上仍有力度，这力度即来自独奏中音色的单纯和旋律的线型展开，即来自由单纯的音响和线型旋律所带来的深邃感。所以说，这是由深度而显出力度。
因为西方音乐以强度胜，中国音乐以深度胜，故而其美感体验的方式亦很不相同。西方音乐的魅力在于它那强烈的震撼力和裹胁力。聆听西方音乐，受到震动的不仅是心灵，而且还有自己的全部感官，整个身体。听着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你就会感到有一股生力顿时灌注你的全身，使你产生身体上作出某种姿态的倾向。即使是非常优美柔和的轻音乐，它也倾向于使你动作起来。例如，斯特劳斯的圆舞曲《蓝色多瑙河》，其旋律的轻柔优美和谐，不是使你沉静下去，而是使你顿然产生翩翩欲舞的冲动。所以说，西方音乐的感染力作用于身、心两个方面。中国音乐则不是这样。中国音乐的力度因为来自其深度，故中国音乐的魅力在于它只给你深心的陶醉，而很少会给你付诸形体动作的冲动。西方音乐是作用于听觉器官然后带及心灵作出共鸣震动，中国音乐则是“穿过”，或者说是“超越”感官（听觉器官）而直接作用于你的心灵，而且是心灵的最底层、最深处，故它的美感状态完全是内在的陶醉，封闭的玩味。清代大诗论家叶燮在论诗时说：“诗之至处，妙在含蓄元垠，思考微渺，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吴调公认为所谓“思致微渺”，实质上就是“心灵的‘穿透力’”。有这种穿透力，才会有意境的深邃，才会有作品的神韵。用他的话来说，“__形而得‘神’是穿透，写出味外之味而得‘韵’，也还是穿透。”而“离形象”，“穷思维”，“冥漠恍惚”等，也正是我们所强调的“内在的陶醉”和“封闭的玩味”。实际上，在中国，诗中如此，音乐中也无不如此。《春江花月夜》、《月儿高》以及《梅花三弄》等经典名曲，无不具有这样的审美品格；即使是用来伴舞的《月儿高》，听时也绝不会使你产生翩翩起舞的欲念或冲动，它只会让你静静地去欣赏，去品味，去领悟。
二、虚与实
中国音乐在审美品格上的第二个特征，是它那特有的疏阔、空灵的意境，听起来有一种“荡胸涤腑”的感觉，它直接把这空灵的意境装进你的胸腔，或把你的胸腔扩大为宇宙之境，使自然界中的空灵之境与你的心灵中的空灵感受融合一体，使你真切而深刻地体验到自己心胸的阔大、空灵和洁净，从而忘却世间的一切烦恼，感受一下心灵的绝对自由和轻松。
就中西音乐均要表现一个主题来说，它们是一致的，但它们主题的意义取向则很不相同。西方音乐的主题往往趋向于表现“实有”，制造“意义”；中国音乐则趋向于展示“虚无”，取消“意义”。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精神支柱就是执着于“实有”，致力于给无意义的东西创造出意义。在西方文化中，自然始终是作为一个有意义的实体存在的。因为是有意义的实体，故倾向于对它进行观察、研究，试图揭示其奥秘，倾向于把它作为自己的对立面来对待，从而也就会萌生“征服”、“支配”的意识和欲念；即使当人们发现穷尽这个自然是不可能的时候，也没有遁入虚无主义，而是把它列入人的理性无法抵达的“彼在”，承认它的独立自足性，亦即其实在性。西方的近代科学，正是西方文化的这一追求实有的精神的丰硕果实。基于这一点，西方音乐总是倾向于表现一个观念、一种情感等单一性的主题，在这个主题之外，很少能够再挖掘出什么来，特别是中国音乐中的意境、韵味，就更是稀有之物。所以，西方音乐的乐思总是实在、固定而且明晰，很少有空灵的效果。再加上西乐纵横交叉、网状铺叠的织体，更加重并突出了它的实在性。
中国音乐则不同。中国音乐即使在表现一个实在的主题，这个主题也往往不是乐曲的真正核心，也就是说，乐曲的魅力主要不是来自主题本身，而是在表现主题的旋律进行中所生发出的特殊韵味。在中国文化中，其主导精神与西方正好相反，不是追求实有，而是追求虚无。中国佛教的宗旨可用一个字概括：“空”，中国道教的宗旨是一个字：“无”，中国儒教的宗旨亦为一个字：“仁”。“空”与“无”明显地体现了中国人对人生自然宇宙的总看法：一切均为虚无，一切均无绝对意义，一切均无绝对差别，总之，一切均是混沌为一的。这样既消除了这个主体与自然万物这个客体的界线，同时也消除了自然宇宙、万事万物的实有性。儒家的“仁”表面上看与“空”、“无”截然不同，但它同样也是务虚，而不是务实，其目的也是消除人我的界限，达到天下大同，万物为一。中国文化中的这种致虚、求同，表现在音乐上，就有了“空灵”。中国人对自然不是理解为一个独立的实体，更不是不可企及的“彼在”，而就是“此在”，就是与人自己息息相通，并全息着人的全部精神特征的第二自我。自然是中国人最终结的感情归宿和精神寄托，只有在自然的怀抱中，在自然的境界中，中国人的心灵才能安宁，才能感受到和谐，才能使人生轻松自如，自由自在。庄子所说的“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禅宗所说的“如桶底子脱”，都是对人生中这一境界的描绘。中国音乐中的“空灵”，虽然不一定有“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的效果，然而确实能够产生扩大自己的胸襟、洗清心头的杂念、使自我的心灵与宇宙的心灵融合为一的感觉。“荡胸涤腑”既是“空灵”的条件，同时也是“空灵”的结果。
正因为西方音乐追求实有，中国音乐追求空灵，所以才会有音乐表现形式的不同。吴调公在论及诗歌中的“空灵”时，曾描述过这类作品的表现形式的特点，那就是：“在密度上以少胜多，在色彩上以淡写浓，在时间上从片刻见永恒，在空间上从咫尺见千里，在力度上求飘洒而避豪健，特别是粗犷。”[3]与之相似，中国音乐中的空灵追求也导致了它的独特的表现形式。正因为西乐的追求实有，故而其音乐织体才是纵横交叉、网状铺叠型的，因为这样才能加强其实有感；中乐追求空灵，故而其织体是单线型向前延伸，旋律以单纯、简洁为贵，因为这样才能突出其空灵感。追求实有，故西乐的旋律只是着眼于组成旋律的一个个乐音及其和声，而不在这些实在的乐音之外去追求其它什么；中国音乐则不然，它的追求空灵决定了中乐的旋律在一个个的乐音之外，还潜藏着、脉动着一股气韵在旋律之中，构成中乐的特殊的“音”外之“味”。追求实有，故西乐和西画一样，几乎从不用空白作艺术表现的手段，因为在西人的观念中，空白就是“无”，这个“无”是什么也没有，和中国文化中的“无”不一样。而中国音乐和中国绘画一样都很善于使用“空白”，常常在旋律的进行中制造一些无声的空白。
中国音乐在审美品格上的第一个特征，是它那惊人的幽婉、深邃，听起来有一种“追魂击魄”的效果，它直接透过你的感官，钻入你心灵的底部，去轻轻地撩拨你那根最隐秘、最微妙的神经，使你有不能自禁、徒唤“奈何”之感。
从乐思的深度方面说，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都一样地具备这一品格。不同的是，西方音乐的深度主要表现为“深刻”，中国音乐则表现为“深邃”。这两者虽都属于乐思的深度，但其内容和效果均很不相同。西乐的深刻主要是指音乐思维中所体现出的一种思想、一种观念、一种情感，是就音乐所表现的主题而言的；中乐的深邃则主要是指音乐思维中所体现出的一种体验、一种感受、一种领悟，是就音乐所特有的韵味而言。西乐的“深刻”是静态的、固定的、明晰的，是可以诉诸理性观念的；中乐的“深遂”则是动态的、游移不定的、含蓄神秘的，它不可以诉诸理性观念，而只能借助于悟性直觉，它是主题之外的一种审美特质。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是深刻的，其深刻来自乐曲中所表现的革命斗争形象和英雄主题，来自作者对那个革命时代的敏锐把握和强有力的表现；而中国的《梅花三弄》是深邃的，其深邃是来自作者对梅花那高洁的内在气质的理解和感受，并用简洁、从容的旋律，清脆、晶莹的音色将其表现出来。《第三交响曲》的深刻主要通过听者的感官来引发他的想象、思考和情感的体验，而《梅花三弄》的深邃则是透过感官直达心底，在你心的深处回旋、激荡，使你觉得好象有一股正气在你的心胸升起，缕缕不绝，韵味无穷。
深刻与深邃确实是中西音乐的一大不同，但若进一步加以比较，它们在另一方面的差异可能更为明显。这个差异是：西乐以强度胜，中乐以深度胜。中乐与西乐都有自己的“力度”，但造成这力度的方式和内含却很不相同。西乐的“力度”是由强度而来，是“强而有力”，中乐则是由深度而来，是“深而有力”，前者是一种阳刚之力，后者属于阴柔之力。从音响上说，西方音乐特别追求音响的厚实、丰满和立体感，追求一种对人心的震撼力，所以，在乐曲的织体上，它不太使用复调音乐，而多用主调式的结构，追求旋律进行时的纵横交叉网状铺叠的立体效果；在音色上不追求乐器的独特音色，而重视乐器音色上有较好的渗透力和融和性，使乐曲的音响更为绵密厚实；在配器与乐队组成上，也不太喜欢采用小型乐队，而是多为大型的交响乐、奏鸣曲、协奏曲等，在合奏中，也很少有由单个乐器独奏的机会，而总是以合奏中的强弱来表达特别的情绪需要。中国音乐则不同。中国音乐不仅并不追求音响的立体效果，不追求合奏中的音响的厚实、丰满，而且还尽量地避免它。所以，中国音乐的织体不是纵横交叉、网状铺叠的，而是作横向线型的延伸、展开，其旋律的抑扬起伏，如同一条蜿蜒而行的蛇，它能无声无息地就进入你心的底部，能达到立体状的西方音乐所达不到的地方，起到西方音乐所无法起到的效果。同时，中国音乐也就特别重视每一种乐器的独特音色，并注意在乐队中予以适当而又充分的发挥。所以中国音乐的演奏很少用大型乐队，最常用的是独奏和几样乐器相搭配的小型合奏。在这种合奏中，也很少作西乐那样的齐奏，而是在齐奏中留出更多的机会让特色乐器独奏或领奏，以发挥该乐器的独特音色。单个乐器在音响 效果上显然不以强度胜，但从感觉上仍有力度，这力度即来自独奏中音色的单纯和旋律的线型展开，即来自由单纯的音响和线型旋律所带来的深邃感。所以说，这是由深度而显出力度。
因为西方音乐以强度胜，中国音乐以深度胜，故而其美感体验的方式亦很不相同。西方音乐的魅力在于它那强烈的震撼力和裹胁力。聆听西方音乐，受到震动的不仅是心灵，而且还有自己的全部感官，整个身体。听着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你就会感到有一股生力顿时灌注你的全身，使你产生身体上作出某种姿态的倾向。即使是非常优美柔和的轻音乐，它也倾向于使你动作起来。例如，斯特劳斯的圆舞曲《蓝色多瑙河》，其旋律的轻柔优美和谐，不是使你沉静下去，而是使你顿然产生翩翩欲舞的冲动。所以说，西方音乐的感染力作用于身、心两个方面。中国音乐则不是这样。中国音乐的力度因为来自其深度，故中国音乐的魅力在于它只给你深心的陶醉，而很少会给你付诸形体动作的冲动。西方音乐是作用于听觉器官然后带及心灵作出共鸣震动，中国音乐则是“穿过”，或者说是“超越”感官（听觉器官）而直接作用于你的心灵，而且是心灵的最底层、最深处，故它的美感状态完全是内在的陶醉，封闭的玩味。清代大诗论家叶燮在论诗时说：“诗之至处，妙在含蓄元垠，思考微渺，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吴调公认为所谓“思致微渺”，实质上就是“心灵的‘穿透力’”。有这种穿透力，才会有意境的深邃，才会有作品的神韵。用他的话来说，“__形而得‘神’是穿透，写出味外之味而得‘韵’，也还是穿透。”而“离形象”，“穷思维”，“冥漠恍惚”等，也正是我们所强调的“内在的陶醉”和“封闭的玩味”。实际上，在中国，诗中如此，音乐中也无不如此。《春江花月夜》、《月儿高》以及《梅花三弄》等经典名曲，无不具有这样的审美品格；即使是用来伴舞的《月儿高》，听时也绝不会使你产生翩翩起舞的欲念或冲动，它只会让你静静地去欣赏，去品味，去领悟。
二、虚与实
中国音乐在审美品格上的第二个特征，是它那特有的疏阔、空灵的意境，听起来有一种“荡胸涤腑”的感觉，它直接把这空灵的意境装进你的胸腔，或把你的胸腔扩大为宇宙之境，使自然界中的空灵之境与你的心灵中的空灵感受融合一体，使你真切而深刻地体验到自己心胸的阔大、空灵和洁净，从而忘却世间的一切烦恼，感受一下心灵的绝对自由和轻松。
就中西音乐均要表现一个主题来说，它们是一致的，但它们主题的意义取向则很不相同。西方音乐的主题往往趋向于表现“实有”，制造“意义”；中国音乐则趋向于展示“虚无”，取消“意义”。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精神支柱就是执着于“实有”，致力于给无意义的东西创造出意义。在西方文化中，自然始终是作为一个有意义的实体存在的。因为是有意义的实体，故倾向于对它进行观察、研究，试图揭示其奥秘，倾向于把它作为自己的对立面来对待，从而也就会萌生“征服”、“支配”的意识和欲念；即使当人们发现穷尽这个自然是不可能的时候，也没有遁入虚无主义，而是把它列入人的理性无法抵达的“彼在”，承认它的独立自足性，亦即其实在性。西方的近代科学，正是西方文化的这一追求实有的精神的丰硕果实。基于这一点，西方音乐总是倾向于表现一个观念、一种情感等单一性的主题，在这个主题之外，很少能够再挖掘出什么来，特别是中国音乐中的意境、韵味，就更是稀有之物。所以，西方音乐的乐思总是实在、固定而且明晰，很少有空灵的效果。再加上西乐纵横交叉、网状铺叠的织体，更加重并突出了它的实在性。
中国音乐则不同。中国音乐即使在表现一个实在的主题，这个主题也往往不是乐曲的真正核心，也就是说，乐曲的魅力主要不是来自主题本身，而是在表现主题的旋律进行中所生发出的特殊韵味。在中国文化中，其主导精神与西方正好相反，不是追求实有，而是追求虚无。中国佛教的宗旨可用一个字概括：“空”，中国道教的宗旨是一个字：“无”，中国儒教的宗旨亦为一个字：“仁”。“空”与“无”明显地体现了中国人对人生自然宇宙的总看法：一切均为虚无，一切均无绝对意义，一切均无绝对差别，总之，一切均是混沌为一的。这样既消除了这个主体与自然万物这个客体的界线，同时也消除了自然宇宙、万事万物的实有性。儒家的“仁”表面上看与“空”、“无”截然不同，但它同样也是务虚，而不是务实，其目的也是消除人我的界限，达到天下大同，万物为一。中国文化中的这种致虚、求同，表现在音乐上，就有了“空灵”。中国人对自然不是理解为一个独立的实体，更不是不可企及的“彼在”，而就是“此在”，就是与人自己息息相通，并全息着人的全部精神特征的第二自我。自然是中国人最终结的感情归宿和精神寄托，只有在自然的怀抱中，在自然的境界中，中国人的心灵才能安宁，才能感受到和谐，才能使人生轻松自如，自由自在。庄子所说的“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禅宗所说的“如桶底子脱”，都是对人生中这一境界的描绘。中国音乐中的“空灵”，虽然不一定有“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的效果，然而确实能够产生扩大自己的胸襟、洗清心头的杂念、使自我的心灵与宇宙的心灵融合为一的感觉。“荡胸涤腑”既是“空灵”的条件，同时也是“空灵”的结果。
正因为西方音乐追求实有，中国音乐追求空灵，所以才会有音乐表现形式的不同。吴调公在论及诗歌中的“空灵”时，曾描述过这类作品的表现形式的特点，那就是：“在密度上以少胜多，在色彩上以淡写浓，在时间上从片刻见永恒，在空间上从咫尺见千里，在力度上求飘洒而避豪健，特别是粗犷。”[3]与之相似，中国音乐中的空灵追求也导致了它的独特的表现形式。正因为西乐的追求实有，故而其音乐织体才是纵横交叉、网状铺叠型的，因为这样才能加强其实有感；中乐追求空灵，故而其织体是单线型向前延伸，旋律以单纯、简洁为贵，因为这样才能突出其空灵感。追求实有，故西乐的旋律只是着眼于组成旋律的一个个乐音及其和声，而不在这些实在的乐音之外去追求其它什么；中国音乐则不然，它的追求空灵决定了中乐的旋律在一个个的乐音之外，还潜藏着、脉动着一股气韵在旋律之中，构成中乐的特殊的“音”外之“味”。追求实有，故西乐和西画一样，几乎从不用空白作艺术表现的手段，因为在西人的观念中，空白就是“无”，这个“无”是什么也没有，和中国文化中的“无”不一样。而中国音乐和中国绘画一样都很善于使用“空白”，常常在旋律的进行中制造一些无声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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